有关部门

中国—— 南都 报道称，5月5日，大连一艘编号为“辽普渔25222”的渔船被朝鲜方面扣押，船上共有船员16人。渔船船主于学君称，朝方要求其支付60万元费用，交款的最后期限是5月19日中午12时，如于学君不交钱，朝方将没收渔船，遣返船员。19日，中国外交部证实此事属实，正敦促朝方尽快妥善处理。 近日，被扣押渔船的船主于学君在网络上公开了他的渔船和16名船员遭到扣押的情况。南都报道称，辽普渔25221、辽普渔25222船主为大连人于学君，前艘渔船船长为姚国锋，后艘船长为姚国治。5月5日夜间，两艘渔船于海上漂泊。因为船只白天在海上作业，海域距离港口有七八个小时航程，所以，夜间即在白天生产的海域进行休息。当天夜里10时许，头船辽普渔25221船长姚国锋曾与辽普渔25222联系，知后者位于东经123度53分500、北纬38度18分。1小时后，姚国锋再与姚国治联系，后者未给予回复。当晚12时许，姚国锋仍然无法与辽普渔25222号取得联系。于是，姚国锋开始在海面上寻找，直至6日凌晨4时许，姚国锋遇到一艘丹东的木质船。该船在海上放网，船长男性，40多岁，他称，看到辽普渔25222号被一艘巡逻艇带走，向东航行。东行，即是朝鲜海域。 报道称，事发后，于学君接到朝鲜方面的电话。于学君称，对方使用的是卫星电话，显示号码为13492269515。对方给出的扣押理由是辽普渔25222号渔船进入了朝方海域。但于学君并不认同，于学君认为，上述经纬度所处地点应属于中方海域。同时，渔船夜间并未进行生产。朝方扣押中方渔船并不合法。 报道指出，于学君称，对方要求于学君联系丹东一家公司，向其支付费用，之后，可以释放船只和船员。要求的费用最初是120万元，因于学君未答应，数字先降至80万元，后又降至60万元。这是于学君目前得到的最后的要求。于学君还转述辽普渔25222号船长姚国治的消息，指出扣押该船的是朝鲜189艇队的一艘机械船，事发当晚，该船接近辽普渔25222号，其上船员持枪，扣留了渔船。 据悉，5月10日，于学君联系了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但事发已经半个月，船员仍没有释放，于学君向外界表示非常焦虑，船上共有船员16人，因为缺少食物，他十分担心船员的安全，并表示众人上有老下有小，希望外界关注这一事件。 去年5月8日也发生一起中国渔船被朝鲜军人扣押的事件并引发舆论关注，当时中国的三艘渔船上共有29人被扣押长达12天，对方要求船主交付270万赎金才会放人。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后，直到5月20日这些船员才被释放，他们称遭到暴力殴打，数十人被扒光衣物关在一个小屋子内。 南都报道亦指出，中国渔船被朝鲜扣押今年也频繁发生，报道引述公安方面知情人的消息称，“丹东市有3艘渔船被扣押，还有2艘已经被释放。部分渔船主也被要求交钱，最多要价达到30万元。” 中国外交部19日向外证实确有渔船及船员被朝鲜方面抓扣。据悉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已向朝鲜外务省领事局提出交涉，要求朝方尽快放船、放人和切实保障中国被扣船员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今年3月，外交部部长王毅曾表示，外交部领保中心和驻外使领馆始终在默默保护中国公民。此次16名船员再次被朝鲜扣押的事件发生半个月仍未安全，对于外交部的表态，不少网友留言感到不满，希望外交部门能够尽快救出被扣船员。 《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在其腾讯微博上表示，媒体也是通过微博获悉此次事件的，他采访船主时得知，“居然’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居然劝船主，少交点钱解决事儿算了！”而且他称，于学君18日通过微博爆料此事后，“有关人员打电话线于学君：你为什么把这事捅给媒体？你知道后果么？于委曲地回答说：已经半个月了没有任何进展，我生病住院，朋友看不下去把这个事上了网。”FMN

 　 　“学马列的女子真心不好惹”。常艳相信这句话。她的一篇长文，让中央编译局原局长、副部级干部衣俊卿，这个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专家，成了又一个倒在“生活作风”上的官员 　　常艳 　　衣俊卿 　　“学马列的女子真心不好惹。以前有人开玩笑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万一万一失业了怎么办呢？就有人回应：‘那就反过来研究。’我本人真心不会走向那一步的，也绝不会滑向反政府的泥沼。我的全家都是共产党员，只出了我一个民主党派。但我热爱党，也热爱生命！我的私生活可以导致我不能当（山西）师范大学看大门的了？” 　　4月底，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原博士后常艳在微博上，就其工作单位不承认其身份但又不明确接受其辞呈所造成的困顿局面，发表言论。 　　去年12月，常艳在自著的12万字文《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中书写了自己与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衣俊卿的故事。作为编译局的博士后，常艳想把户籍和档案调到北京，占上这个顶级研究机构的编制，却一直未能如愿；她给“衣老师”送钱，与“衣老师”发生性关系；记录与“衣老师”的点滴相处，并把它发布了出去，一时舆论哗然。 　　“常艳博士现在已经断米断粮，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开通微博后的第一条发言，常艳的言论再次引发网络关注。 　　发奋女子变毒蛇 　　“因为有些想去更高学术平台发展、争取更多学术资源的想法，加之在师大也有些工作上的不顺心与失落（甚至想上一门我专业对口的课都还颇费周折），我去找领导要申请调离。我拿着一份读博前与学校签订的《协议书》找校长，我说我会按章赔偿的，房子退掉，职称不评。校长根本不看一眼协议书，似乎那是废纸。”常艳在微博中诉说当初想要离开山西的理由。她听说如果进入中直机关，学校很可能放人，便努力进入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坐落在北京西单附近的胡同里，全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今年60岁，毛岸青曾供职于此。作为中共中央重要的思想传播机构，其原局长衣俊卿曾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的任务很重……”（《扎实开展经典著作编译工作, 倾力助推党的理论创新伟业——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这个带着历史严肃感的、以“编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理论，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为主要职能的、深藏巷子中的机构，因为常艳，一朝被人熟知。 　　在进站伊始，常艳就面临“一些制度上的悖论”：“编译局要求无论脱产、还是在职博士后，都需要标明‘脱产’，而事实上在职博士后根本是不需要总去培养单位的，即不用从原单位脱产。山西师范大学认为，只要我给你签了同意脱产的字，你就真的去脱产读了。我怎样解释，都与领导说不通。” 　　常艳的身份进退两难。她希图衣俊卿从中协调各方关系，但最终还是未能将档案关系调入编译局。 　　根据常艳在微博上透露的信息，她2012年6月给晋师的院长、人事处长、分管副校长分别递交辞职报告，“未有人理会与正式的回应”；2012年11月，遭停薪，她“给分管副校长打电话，问他停发工资是否意味着放人，他说学校不会因我的事情开会研究的；我再次低声下气问赔钱可以吗，副校长说学校也不缺那点儿钱。我无语，泪崩。” 　　而在与衣的“京梦醒”风波起后，她的关系又面临“回不去”的尴尬局面。 　　“眼下的困惑：我该落户哪里？正在从编译局办理退站手续，一切从简。临汾市政务大厅工作人员要我出示一个山西师范大学给开的‘公职证明’（这是其中一个材料），以便办理准迁证。可是，我拿不到这个证明。我不是要成为黑户吧？” 　　而今，“常艳”的名字依然出现在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师资目录中，但她自认已经没法再履行“传道授业解惑”之责，并且“可能我这辈子无法从事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了”，她为此痛惜：“我深知自己现在是具有争议性的小女子，再去写那么富有争议的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研究中必然会与政治意味极强的理论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民主社会主义’等绕在一起。这将会是何等的纠结！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所钟爱的学术追求与已有的研究积累。我很痛心。”“我活下去的路子很多，至少不会饿死。但今天，我就是要让人们看看，一个从小城一路读书走出来，曾经梦想通过学术来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女人，她在独自奋斗、与命运抗争后，她的下场会是什么？她在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女博士（后）之后，她就是毒蛇一条，见人咬人吗？” 　　在这场身份缠斗中，她将自己比喻成“大学校长的一条狗”：“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指科研项目申请与职称评定等——编者注），主人扔给狗一、两块骨头，狗感恩戴德。机缘巧合，狗叼着其中一块骨头去寻找新主人了，为了表明自己知道感恩、为了让校长的权威有个说法，狗想方设法、四处乱窜要让新主人出面来说自己要认领这条狗。狗碰了天大天大的壁，又要回扔骨头给它的校长那里。” 　　去年的长文在网上流传一晚便批量消失。常艳也很快道歉，称自己有严重的抑郁症，所写为虚构。网友问她：你所写与衣之事，几分真？12月13日，她在博客上做了回答：“对他的暗恋直至病态的崇拜，是真实的；与衣老师以及众多其他同学去开会，也是真实的。人一旦陷入一种境地，确实很可怕。” 　　对于常艳的“反水”，网友“守东言论”问：“常艳博士需要‘休假式治疗’，衣俊卿局长照常升官发财。剧终？”博主回复：“我写这个小说的其中一个含义，大家都没有注意，即在高校的人才流动中，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 　　在微博这个属于自己的发声平台上，常艳认为，作为“狗”，自己不够谨守本分：“狗要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学会乖顺地对执掌权力的主人们摇尾、乞怜、撒欢，而不是现在这般四处狂吠，这不应该是狗的本分。可惜，我这条在权力的圈子中转来转去的狗，实在是晕头转向、执迷不悟，直至万劫不复。” 　　 “小王子”下课 　　“36号院谁说了算，我现在已经看明白。我以往的遭遇，他全脱不了干系。最后，全是要算到他的头上。”常艳在“京梦醒”长文中这样怪罪衣。 　　今年1月18日晚，新华视点官方微博发布来源未明消息：“据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编译局主要负责人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贾高建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在中央编译局官网上，衣俊卿的名字依然出现在官网专家学者名录中，但头衔变为“原局长”、“正高”学者。在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导师简介页面，原本第一顺位的衣俊卿照片已被拿下；个别页面边栏“导师队伍”中仍有衣名，但链接已经失效。 　　从官网能够读到的信息中可见衣俊卿曾经的受欢迎程度。在“专家文库点击排行”上，前20名全部是衣俊卿的文章或媒体采访，其中点击量最大的为《“十二五”——中国模式走向成熟的机遇期》，截至5月14日中午，点击数57059。而编译局的一位在学界颇具声望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作者俞可平副局长，点击量最大文章为《这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悼吴江同志》，28530次。 　　另外，在中国本土搜索引擎百度上，有“衣俊卿吧”，这是在中国网络环境下拥有年轻拥趸的一个标志。贴吧里的粉丝自称“洗衣粉”，时常张贴衣俊卿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赞其风度翩翩“小王子”。 　　《小王子》是衣俊卿最喜爱的书。2011年7月25日，香港《文汇报》以《致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激发中共改革创新》等为题，刊登了对衣俊卿局长的专访。其中提到，其任职黑龙江大学期间，“曾不止一次向全体同学推荐”这本心爱读物：“在这本小说里，特别喜欢小王子做事的真诚、善良、纯真，永远有种责任感。就我个人性格来说，拒绝社会上那种圆滑的成熟和平庸，一直是我固守的做人原则。” 　　这位表达真诚与责任感的学者型官员历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校长，受到师生喜爱。曾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0年调入京城。《文汇报》评价他的著述《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填补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称其为“中国日常生活批判领域的拓荒者”。 　　在这本书中，衣曾写道：“已婚男女或一方为已婚而另一方为未婚的男女间的婚外恋情、通奸、偷情，是日常语言交谈中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尤其在不大重视个人隐私权的民族或人群中，人们往往会投入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力和时间，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谈论这类桃色新闻……在相对传统的社会中，对于偷情通奸、婚外恋情的这种谈论，往往会导致男女当事人无法抬头做人，甚至身败名裂，再无前途可言。”“完满和谐的爱情会使人家庭美满，事业有成，而无法结合的恋情、被压抑的情感和破裂的爱情又往往会导致变态的、失衡的、绝望的人生。” 　　2011年3月，衣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谈及中国政治改革见微知著的进步：“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比如民意作用越来越大了。我们现在对干部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靠民意，各级政府和部门更加关注网络舆情和民意，这都是进步。” 　　衣被免职的消息发布后，《环球时报》评论“衣俊卿免职是严格吏治的明确信号”，新华视点微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免职，应与前不久网上一篇举报长文有关。联想到近日中纪委有关凡实名举报优先办理、及时回复的承诺，看来惩腐纠风绝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耍嘴皮、一阵风。……”；“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衣俊卿丢掉了局长高位。对有问题的干部坚决处理，体现了中央的反腐决心。生活作风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领导干部如果抵御不了糖衣炮弹的袭击，迟早会犯更严重的错误。最近针对各级干部的实名举报不少，对群众举报有案必查，是保证干部队伍纯洁的必要手段。” 　　也有人对衣感到惋惜，肯定他的能力。 　　本刊记者2011年11月5日曾在复旦大学的“高峰论坛”上见过衣，他以“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为题，具体谈了他对于中国文化建设应该如何落实的看法。当时他脱稿侃侃而谈，时而结合社会现实案例，时而学理考据，特别在中央文化体制革新的宣传层面很有研究。席间，有教授调侃：“衣老师现在‘涉嫌’中央领导，他也是中央宣传领导小组的成员。希望我们这里的讨论能被反映上去。”衣俊卿赶忙摆手赔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