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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天人在南方，忙着准备各种赛事，猛然发现儿童节快到了。想想十几年前自己还盼着过儿童节收礼物，如今却惦记着自己的女儿要过儿童节了，该送什么礼物，有些恍惚。围场里不少同年代家境又普通的车手在比赛之余都去全国各地做各种汽车活动，赚点外快，只为给自己的小孩提供最好的一切。干车手这行的花花公子也挺多，以前在珠海比赛，完事了就去澳门赌博，大家有了小孩以后都改去香港买奶粉了。因为这国家隐约间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这里什么都不靠谱，多赚钱，然后能移民就移民。 　　这些年也写了不少文章，看了不少新闻，有一个最深的感受：这个国家最对不起的其实就是儿童。从计划生育到三聚氰胺，从嫖宿幼女到克拉玛依，从食品安全到应试教育，从小悦悦到校车……无论城市，无论山区，这个号称正在盛世的国家一直没有能够给予儿童足够的庇护，就连出个天灾，最倒霉的也是在校舍里念书的孩子。以前就是愤慨，自从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每每看见这些新闻，总要情不自禁地代入，气得满屋子打转。作为一个新晋的父亲，在这个节日里，除了祝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快乐，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兴不得不扫： 　　1、必须要取消嫖宿幼女罪。这是在十几年前新增的一个罪名，适用范围非常广，看见频率特别高，往往用于为他人脱罪。幼女就是幼女，强奸就是强奸，什么叫嫖宿幼女？强奸完，塞点钱，你就从强奸犯变成嫖客，人家幼女从受害人变成妓女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就算人家幼女是被组织被忽悠的，符合人性的处理方法就是强奸罪，并且重罚组织者。这是恶法，必须取消。就在两天前，浙江一地又将少女被凌辱事件定性为嫖宿幼女，而在今天，我们又迎接来六一儿童节。此刻在微博上搜索相关事件的关键词，你会发现搜索结果被屏蔽不予显示。这就是这个国家保护幼女的方式？我将和这条恶法死磕到底。 　　2、取消一个恶法，增加一个善法，要规定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身为一个车手，对汽车碰撞后所产生的冲击力最了解不过。很多人坐在车里，怀抱婴儿，以为一旦发生事故，自己臂力无限。甚至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没有把儿童安全座椅当一回事，我百般劝导，他们只回答你一句话，唉哟，不要紧的呀，开慢点就好了呀。这是重大误区，没有儿童安全座椅的保护，就算三十公里每小时的撞击，小孩都可能受伤，更可能被甩到车外。类似悲剧层出不穷，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3岁以下儿童坐车出行，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都应给予警告或处罚。 　　我们可以为儿童做的事情有很多，以上两个建议仅仅是当务之急。对于儿童节和那些礼物们，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玩法。但玩具会玩腻，节日会过去，有毒的牛奶，有毒的食品，有毒的空气，被拐卖的儿童，看不起病的孩子，被当成道具的学生，都活生生地在我们的周围。这节日要是哪个学校去个领导视察，风里雨里，估计孩子们还要站成两排敲腰鼓摇红花。 　　所以，在这个保护儿童做得不够，伤害儿童却罪无应得的地方，在这个除了六一是儿童节，其他很多时候都是儿童劫的地方，除了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以外，我还建议将下个月的一号，下下个月的一号都改为儿童节算了。以前我常觉得，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自己能够看到光辉岁月的到来，而现在，只要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我就满足了。当我的女儿有了孩子，世道依然如此，我只能说，四个月后的一号，也没啥可庆的，索性一并改成儿童节算了。这些天人在南方，忙着准备各种赛事，猛然发现儿童节快到了。想想十几年前自己还盼着过儿童节收礼物，如今却惦记着自己的女儿要过儿童节了，该送什么礼物，有些恍惚。围场里不少同年代家境又普通的车手在比赛之余都去全国各地做各种汽车活动，赚点外快，只为给自己的小孩提供最好的一切。干车手这行的花花公子也挺多，以前在珠海比赛，完事了就去澳门赌博，大家有了小孩以后都改去香港买奶粉了。因为这国家隐约间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这里什么都不靠谱，多赚钱，然后能移民就移民。 　　这些年也写了不少文章，看了不少新闻，有一个最深的感受：这个国家最对不起的其实就是儿童。从计划生育到三聚氰胺，从嫖宿幼女到克拉玛依，从食品安全到应试教育，从小悦悦到校车……无论城市，无论山区，这个号称正在盛世的国家一直没有能够给予儿童足够的庇护，就连出个天灾，最倒霉的也是在校舍里念书的孩子。以前就是愤慨，自从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每每看见这些新闻，总要情不自禁地代入，气得满屋子打转。作为一个新晋的父亲，在这个节日里，除了祝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快乐，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兴不得不扫： 　　1、必须要取消嫖宿幼女罪。这是在十几年前新增的一个罪名，适用范围非常广，看见频率特别高，往往用于为他人脱罪。幼女就是幼女，强奸就是强奸，什么叫嫖宿幼女？强奸完，塞点钱，你就从强奸犯变成嫖客，人家幼女从受害人变成妓女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就算人家幼女是被组织被忽悠的，符合人性的处理方法就是强奸罪，并且重罚组织者。这是恶法，必须取消。就在两天前，浙江一地又将少女被凌辱事件定性为嫖宿幼女，而在今天，我们又迎接来六一儿童节。此刻在微博上搜索相关事件的关键词，你会发现搜索结果被屏蔽不予显示。这就是这个国家保护幼女的方式？我将和这条恶法死磕到底。 　　2、取消一个恶法，增加一个善法，要规定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身为一个车手，对汽车碰撞后所产生的冲击力最了解不过。很多人坐在车里，怀抱婴儿，以为一旦发生事故，自己臂力无限。甚至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没有把儿童安全座椅当一回事，我百般劝导，他们只回答你一句话，唉哟，不要紧的呀，开慢点就好了呀。这是重大误区，没有儿童安全座椅的保护，就算三十公里每小时的撞击，小孩都可能受伤，更可能被甩到车外。类似悲剧层出不穷，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3岁以下儿童坐车出行，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都应给予警告或处罚。 　　我们可以为儿童做的事情有很多，以上两个建议仅仅是当务之急。对于儿童节和那些礼物们，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玩法。但玩具会玩腻，节日会过去，有毒的牛奶，有毒的食品，有毒的空气，被拐卖的儿童，看不起病的孩子，被当成道具的学生，都活生生地在我们的周围。这节日要是哪个学校去个领导视察，风里雨里，估计孩子们还要站成两排敲腰鼓摇红花。 　　所以，在这个保护儿童做得不够，伤害儿童却罪无应得的地方，在这个除了六一是儿童节，其他很多时候都是儿童劫的地方，除了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以外，我还建议将下个月的一号，下下个月的一号都改为儿童节算了。以前我常觉得，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自己能够看到光辉岁月的到来，而现在，只要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我就满足了。当我的女儿有了孩子，世道依然如此，我只能说，四个月后的一号，也没啥可庆的，索性一并改成儿童节算了。

　　报载广州市府官员，说有人在会上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秩序，有秩序的社会才能有公平，有秩序的社会才能有正义，有秩序的社会才能有幸福和谐。”话固然很好，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秩序呢。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也是一种秩序，它以权力为本位，并以权力支配一切。所有的社会资源，一应控在政府之手。所有的政策和法律，都是这种格局的衍生物并为了维护这种格局。然而，这样的秩序，正是改革的对象。30多年的改革，至少人们明白了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权利为中心。法律的设置不是为了贯彻权力而是保障权利。权利即自由，或权利免于强制即自由。一个社会如同一个人，失却了自由便失却了生机。 　　前不久，吴英的集资诈骗案被改判死缓，但其实谁都知道此案涉及的是一个改革以前谁也碰不得的民间融资问题。该问题的严峻在于它可以入罪，其法律刑名是扰乱国家金融秩序。这个秩序体现的便是政府对融资的垄断，民间绝不允许染指。但，吴英一案，至少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民间融资问题，它所涉及的则是国家金融秩序的改革。自古以来，融资都是一项民间行为，它委实是在民间中生长起来的一种古老的权利，并由此形成其自生自发的金融秩序。可是，当它被政府接管之后，民间的金融行为便成了“非法融资”。今天，让非法融资重新合法化，让地下钱庄变成地上钱庄，无疑是金融秩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人担心，一旦金融自由，便会产生各种诈骗和混乱。此话有理，但这正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地方。具言之，我们需要的不是政府来垄断全社会的金融行为，而是需要它管理和维护金融秩序。 　　就秩序提及金融，是因为这两天正在翻看1990年代出版的来自美国的译著《民治政府》。该书开篇第一章的题目就是“自由与秩序：伟大的实验”，其间一些表述，对于我们重建秩序的今天，或有参考意义。“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你就会注意到麦迪逊主要关心的自由和华盛顿主要关心的统一或联合，怎样在历史上形成并行不悖的两种思想。”华、麦二位都被尊为美国开国元勋，但他们的关心侧重却明显不同，这从小小的美国硬币上就能看出端倪。美币中25美分、10美分和5美分的镍币，其上既刻有“自由”的字样，而且字体较大，同时也刻有拉丁文的“从多样求统一”。“自由是美国人的主要价值和最终目的”，固然不错，那些早期移民就是冲着自由二字来到当时还是荒凉无际的北美。但，自由和自由、权利和权利是互相冲突的，它们在其内部就充斥着排斥性的差异。这是一对矛盾，而且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怎么办。 　　“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没有统一、安定和有秩序的社会就没有自由。但是当自由与秩序这两种重要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例如，当言论自由或宗教自由导致街头骚乱和流血时，怎样调解？这曾经是开国元勋们面临的挑战，此后，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其实，根据本文开头所引，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否则也就不会有对秩序的渴求。但，当初美国移民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该书要言不烦、一言点睛：“简单地说，是通过建立一种能同时实现两种伟大理想的立宪制度”。应该说，本书这一章这一节乃至这一句话，实在是全书的“书眼”，因为以下的篇幅基本围绕宪政制度而展开。因此，该书虽然名为“民治政府”；但就其阐述重心，它论述的其实也是甚至更是“立宪政府”。 　　什么叫立宪，最近，《人民日报》“勾勒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脉络”，即“制约权力”与“保障权利”，这八个字乃是对立宪或宪政制度的扼要阐述。一个社会，各个领域或各个层面都需要形成它的秩序，无序则乱。但社会本身最重要最根本的秩序便是宪政秩序。宪政和法治互文，可以想象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会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吗。同样，如果我们追求社会公正与正义，也只有依靠法和法治才能兑现。无法治则无秩序；因此，当这位市府首席表达他对秩序的诉求时，我想我们必须这样说：秩序请先从法治始，法治请先从政府始。只要政府真正能做到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就不难期望一个有序的社会出现。 　　

　　这是我在《政治改革的宪政顶层与民主底层》一文的结尾：“所以把宪政视为首要而民主次之，因为在现代政治的演进过程中，宪政优先于民主。”显然，这里的“优先”，需要阐释。阐释的维度有二，历史的和逻辑的。这里不妨搁置逻辑，先行从历史事实的层面看宪政如何优先民主。 　　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是英伦，今天它同样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在宪政民主之前，从国体角度，是一个君主国家，从政体角度，是一个专制国家。因此，君主专制表征了这个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属性。它的典型性在于，不独英伦，除了像美国那样的新建国家外，这个地球上文明成熟的古老国家，无论中西，按其传统，大多数在国体与政体上都是英伦式的君主专制。欧洲的法兰西、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如此，东方的土耳其、日本和中国亦如此。如果我们把宪政民主视为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那么，英伦由君主专制转型为宪政民主，它的经验对其他有待类似转型的国家，就有了示范性。 　　概而言，英伦的政治现代化，是从宪政开始而非从民主开始，它所走的道路是宪政优先并以宪政带动民主。宪政相对于专制而言，正如民主相对君主而言。以后视眼光看，数百年来英吉利人的政治用力主要着眼于改变专制而非去掉君主。直到今天，英伦在宪政化之后也已经完全民主化，但还顶戴着君主制的名头，直到今天还看不出要把这个名头革去的迹象。 　　从政治学的角度不难对英伦现象作出阐释。人类社会总是需要权力，哪怕权力本身即恶。但，能够被限制的权力就是最不坏的权力，至于这个权力是君主还是民主反在其次。君主的权力不加限制是为暴君，民主的权力不加限制是为暴民。如果一个有着古老的君主传统的民族，它不能通过宪政方式限制君权；可以想见，即使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它迎来的同样是无法限制的权力和权力专制，尽管可以顶戴民主的名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限制民主的权力未必不比限制君主的权力更难。毕竟对君主权力的限制是对“他者”的限制；限制民主的权力，由于该权力来自民众本身，因而是对自我的限制。从无法让人乐观的人性角度看，任何性质的限制无不是限他易而自限难。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比如来自英格兰清教传统的美利坚，但，反面的例子要远多于正面。世界上被视为极权体制的国家，无论左右，如意大利、德意志、苏维埃，无论其真假，它们都有一个民主的名头，或它们的权力都是以民主而发动；但它们的专制远非古老的君主专制所能望尘，宪政在那里完全没有生长的可能。 　　从宪政开始，古老的英吉利人并非有先见之明，但回溯遥远的十二、三世纪，那些精英贵族面对君临他们的王权，不是以推翻为鹄的，而是以限制为诉求。也就是说他们并不鼓动民众造反，更不搞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相反，中国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了英伦，英吉利人似乎更愿意有一个王室存在，尽可能不将它革来革去。因此，正如中国历史因造反不断而朝代不断更迭，英吉利人持续做的一件事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把力量全副用在对君权的限制上。这种法律上的限制，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就是宪政。 　　英伦古老的宪政以1215年的《大宪章》为标志，它是当时25位贵族和无地王约翰所签订的一份政治文件。该文件对王室的君权做出了多方面的限制。这里不妨看看《英语民族史》的作者、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大宪章的评价：“为了反对国王的武断专制，他们（指贵族）不主张举行封建割据的无政府叛乱，而是建议确立一种实行限制与平衡的制度，这种制度将赋予国王必要的权力，但又能防止暴君和笨蛋滥用职权。1215年，贵族的领袖在朦胧的环境中摸索着一条基本原则。从此，政权必须高于某个人的独裁统治，习惯和法律的地位必须在国王之上。”但，丘吉尔也清楚指出：“在大宪章中没有提及议会”，“它对民主原则和民权未作详细论述”。限制君权即保障人权，当大宪章对自由民的相关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进行保障时，这样的保障属于宪政性质而非民主性质，因为当时的自由民并不拥有对国事的发言权。 　　这就是英伦宪政的发生，它后来形成了一个传统。光大这个传统的典范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虽然几百年来王权与宪政之间龃龉不断，但整个英伦始终是在宪政的路子上推进，除了1640年克伦威尔的清教革命。这次革命倒是带有民主或共和的性质，但传统的英格兰宪政几乎无法限制革命获胜后的权力。其结果，革命的专制反而超过查理一世的君主专制。因此，克伦威尔死后英伦选择了王政复辟，后来因宗教原因而发生光荣革命，老谋深算的贵族汲取清教革命的教训，它不是以民主为旗诉诸民众、呼唤民众，而是不惊动社会，以政变形式完成了一次限制王权但又不推翻王权的交易。这个交易便是贵族向威廉三世提出一份“权利法案”，威廉只有接受，方才可以登基。该法案对王权的限制是：国王不得干涉法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人民有拥有武器以自卫的权利，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等。至此，英吉利民族在王权政治与贵族政治的长期博弈中，终于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 　　纵观英伦政治现代化，它是宪政先发而民主后发，不但以宪政带动民主，而且是在宪政稳定之后，才积极推进民主。英伦民主的彰显是在19世纪，丘吉尔把这一世纪称为“民主的时代”可谓恰如其分。这一百年间，英吉利人的民主作业主要表现在选举制度的改革上。以1832年议会改革为标志，更兼后来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选民在财产资格上的限制不断降低，选民队伍日趋扩大，民众政治地位不断抬升。待至下一世纪的1918年，以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为标志，英伦方才在民主道路上实现了全民普选。近千年之久的传统贵族政治终于被成人权利的民选政治所取代。这是英伦继1688年宪政告成之后的民主告成。至此，宪政与民主终于在这个民族合成了二位一体。 　　宪政优先民主，这是政治现代化的英伦个案，其中的道理容以后的篇幅再作阐释。这里要指出的是，针对我的宪政优先民主的观点，有网友认为两者不可分割，其持论是没有脱离宪政的民主，也没有脱离民主的宪政。这样的看法未必符合实际。1997年以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那时港人并没有民主方面的政治权利，但比政治权利更重要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等都能得到英伦法律的保障，这就是没有民主的宪政。相反，公元前古希腊雅典的一个多数决就可以置苏格拉底于死地，这就是没有宪政的民主。作为政治架构的两个方面，宪政与民主最终势必走到一起，合二为一，这没问题。问题是专制体制下的宪政与民主如果双重缺失，但又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时，就有可能发生二者孰为优先的路径选择。可以看到，英伦的选择委实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它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