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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金融体系正在遭受现金紧张的折磨，银行间拆借利率于周四激增，银行间的拆借活动也几近停滞，与此同时，政府正力图调整经济结构并惩罚投机者。 过去两周，中国同业银行及货币市场上的利率都有所激增，这意味着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越来越怕借款给彼此。那些需要短期现金或流动资产的机构必须支付高利率，如果付不起，就会增加它们违约的可能性。 中国央行拒绝进行干预，并且拒绝向信贷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分析人士称，政府的无动于衷是有原因的：政府正试图调整经济结构并惩罚投机者。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影子银行活动，规模较小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向规模较大的国有银行借钱，转头又把资金以高利率借给私有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后者借贷的时候通常会面临困难。 对于受困于经济放缓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种有风险的策略。很多这样的公司可能更难偿还贷款，很多分析人士还担心，这些损失会波及整个银行系统。 但分析人士称，央行希望推迟向经济注入资金，以期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该举措多半会降低短期利率。“央行希望加速改革，”摩根大通(JPMorgan)经济学家朱海斌说。“他们希望给市场上一课：你需要自己管理自己的风险，而不是指望央行。” 与其他许多央行不同，中国人民银行(People’s Bank of China)并不是独立的，要向国务院报告。 朱海斌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称，正在放缓的经济已经严重依赖于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这样的经济进行重组可能是危险的；这一决定可能会过快地收紧信贷，过快地降低增长速度。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进行干预，所受冲击最大、资金状况最差的那些贷款者的违约行为可能会导致那些机构倒闭。损失可能会蔓延到其他银行，导致普通中国人挤兑存款。从短期来看，市场多半会继续动荡，尤其是金融机构的股价。 Silvercrest资产管理公司(Silvercrest Asset Management)的常务董事兼首席策略师程志宇(Patrick Chovanec)说 ，“中国的银行间市场基本上已经冻结，很像雷曼破产之后美国信贷市场冻结的状况。利率有报价，但没有交易发生。” 位于上海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National Interbank Funding Center )发布的每日官方利率显示，周四，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激增至13.44%，创下纪录。而周三的利率是7.66%，上月的利率不足4%。 中国的决策者们手中有众多选择，可以将更多的钱注入金融体系，包括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交易证券以控制利率或流动性——或者，更加激烈的方式是，释放一部分这些银行必须存在央行的数以百亿计的人民币准备金。在过去，中国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政府通常会介入，强令国有银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哪怕这样的举措有可能推高资产价格，导致过度投资。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研究员白安儒(Andrew Batson)及潘启思(Joyce Poon)周四在一份研究简报中写道，“中国央行允许银行间利率激增持续的时间比通常的要长，这是在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即需要锁紧流动性，放缓信贷的边际增长。的确，自从1月以来，央行就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在银行间市场上吸收流动性，为与银行进行这种摊牌奠定基础。”周四，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研究中国的经济师陆挺在一份研究简报中写道，虽然银行间拆借利率激增会对不计后果的贷方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流动性短缺现象持续时间过长，也会毫无疑问地扰乱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 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出现增长放缓迹象。周四，6月份的对工厂采购经理人的初步调查显示，中国的产出量已经跌至9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因为制造商为了应对国内外需求的疲软而迅速降低了生产。 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金融业的流动性短缺，已成为中国新上任的领导层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 3月份就职的李克强总理称，他计划进行改革，以推动稳定增长，而非依赖来自国有银行的宽松信贷。宽松信贷曾帮助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的几年里强劲复苏。 银行间利率在两周前开始激增，那是在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的三天假期前。银行通常在公共假日之前有更高的现金需求，所以最初的利率增长在当时并未被视为异常。 但是，随着情况恶化，央行克制住了为金融体系注入新钱的冲动。周四，作为基准的7天回购利率曾一度上扬至25%，这是借贷成本的另一个衡量，在周三时是8.5%，周四最终回落到11.2%。 央行试图控制理财产品的发放。这些产品是短期的债务投资产品，银行营销这些产品时，称其有稳定的回报，像普通储蓄一样但利率更高。据北京惠普评级公司(Fitch Ratings)高级主管朱夏莲(Charlene Chu)估计，3月份，中国这类产品的未偿贷款总量约为13万亿人民币，约合2.1万亿美元。 银行可以通过出售这类产品提高自己的收费收入。但是，由于这类产品不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关于某种产品里面到底打包了多少贷款、债券或其他资产，透明度很低。而且，尽管这类产品本身通常是短期，例如三个月，但是他们所支持的基础贷款往往是较长期的——例如两年。 去年10月，中国银行当时的行长肖刚在《中国日报》的评论专栏中写道，“ 理财 产品某种程度上根本就是‘旁氏骗局’。 当投资者失去信心减少或者撤出理财产品时，现在看上去乐观的故事将会结束。 ”他指的是理财产品的到期时间与他们所支持的贷款的到期时间不符。肖刚现在是中国证监会主席。

当我本月早些时候参观伊斯拉埃尔·基施纳(Israel Kirschner)在布朗克斯区的漆刷厂时，我对这样的工厂仍在运营不禁感到吃惊。基施纳说，他往往有同感。69岁的基施纳充满魅力，精力充沛，他拿自己的古老设备开玩笑（他指着一台刷毛清洁机说，“它可能有100年的历史了。”），他还调侃地提到两个最不敬业的员工——他的儿子和女儿（“他们迟到早退”），以及他的生意如何日益受到中国制造商的冲击。基施纳带我见了他的明星制刷工费尔明·希尔(Fermin Gil)，如果一把刷子做得不完美，这名墨西哥移民“一眼就能看出来”。之后，基施纳递给我一把装有木头手柄的一英寸（约合2.5厘米）猪鬃毛刷。中国制造商的售价为30美分（约合1.84元人民币）。他告诉我，如果他亲手制造这样的刷子，成本要高得多。 中国制造商早就对美国的纺织业、成衣业、玩具业及电子业造成严重冲击，但对制刷业的冲击姗姗来迟。由于刷子种类太多，用途太广，很多中国制造商认为这种生意不值得费力。数十年来，中国在主要刷子品类（牙刷、扫帚、拖把，当然还有漆刷）上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只在最底层的工序——从野猪身上拔取鬃毛——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工作很脏，味道非常难闻，”美国制刷业协会(American Brush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执行总监戴维·帕尔(David Parr)告诉我。“没人想要去西德克萨斯试图捕获一头野猪，然后捉摸出如何从它身上拔取鬃毛。” 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及随后爆发的经济衰退，提振了中国刷类产品的出口。建筑项目和就业岗位减少很多，没有那么多人需要漆刷（或者扫帚或牙刷）。确实需要这些刷子的人会选择便宜的进口产品，而不是价格较高的美国货。有望靠便宜产品获得更多利润的零售商，紧紧抓住这个机会销售进口刷子。如今，业内所有人都要考虑中国对手的竞争。 对于美国制造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的确，真正奇怪的是美国仍有200多家刷子、扫帚和拖把制造企业。这些公司采用两个策略来抵挡中国的竞争：1) 不停地改变一切，或者2) 什么都不变。基施纳至今什么都没有改变。他用他父亲50年前使用的方法制作刷子，使用很多相同的机器。他告诉我，坚持使用老办法是因为，与玩具和T恤不同，制刷生意有很大一部分要满足专业人士的需要。这些人在选购时不只是看价格，而是更注重质量。面向专业房屋油漆工的供应商——格雷科毛刷公司(Greco Brush Company)的掌门人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告诉我，他的顾客在开始每一单工作前需要知道，每把刷子上的每根鬃毛都牢牢装在刷子上。墙上若留下一根鬃毛，就可能损害一名油漆工的声誉，进而会损害沃尔夫的声誉。沃尔夫表示，他能在中国以便宜0.25至1美元的价格买到刷子，但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会拿到什么。有些订单收到的是次品，其他的根本收不到货。因此格雷科毛刷公司坚持与自己熟悉的公司打交道。“我父亲和他父亲在50年代的时候做生意，”沃尔夫告诉我。“现在我和他继续这种合作，我们二人。” 布劳恩毛刷公司(Braun Brush)的第四代总裁、53岁的兰斯·切尼(Lance Cheney)采用了另一种策略。他告诉我，他宁可关闭公司，也不愿50年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同样的刷子。他不断推出创新的刷子，使自己永远不会面对竞争。切尼制造一款专门给巧克力抛光的海狸毛刷子。他销售给羊角面包刷黄油的工业用刷子，以及清洁热油锅的耐热型刷子。他说，现在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和能源业都是他的客户，他为前者制造早餐麦片食品生产线使用的刷子，为后者制造一系列用于清洁核反应堆管道的昂贵刷子。他甚至开发了装饰毛砖——用于艺术墙饰的毛茸茸的面板。切尼表示，他最引以为傲的发明是一个帮助火星探测器清扫钻探现场碎片的小刷子。当切尼看到其他公司生产由他首创的刷子时，他往往会放弃这种产品，而不是开打价格战。切尼说，在过去五年里，布劳恩公司每年增长15%到20%。 基施纳的“什么都不变”策略没有带来这样的增长。他说，去年是“一场灾难”，今年春天也是如此。但到目前为止，6月份的生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有很多客户是政府机构，他们倾向于购买“美国货”，或者有中国造产品尚不能满足的特别要求。比如，纽约地铁和德克萨斯监狱里的一些墙面，就是由基施纳的刷子涂漆的。 走在基施纳刷子制造公司(Kirschner Brush Manufacturing Company)的工厂，我开始思考，尽管有那么多凄惨和让人绝望的故事，但美国仍有很多类似的企业生存着。还有超过20万家像基施纳这样的小工厂给美国商业提供坚实的基线，即使它们很少得到喝彩。（根据最新统计数据，美国有139家雇员不到20人的刷子、扫帚和拖把制造商。）很多公司以传统方式从事生活经营活动，在陈旧的厂房使用陈旧的机器（其成本早就赚回来了），通过服务于某些微小的缝隙市场来留住顾客。最近我在宾夕法尼亚遇到一个人，他经营着一家为油漆罐制造金属拉环的公司，生意相当成功，他的工厂使用的就是有着50年历史的老旧不堪的机器。在纽约詹姆斯敦，我参观过一家为实验室生产金属排风罩的工厂。已经半退休的工厂主告诉我，现在他绝对不会创办这样的企业，但就因为他有现成的厂房、机器和工人，他能够相对轻松地盈利。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公司的竞争优势正是在于他们不那么雄心勃勃。我们有时也能在各种服务提供商身上看到这种策略，比如那些有本事找到足够客户的税务会计，他们的客户不喜欢使用Turbo Tax软件，也不愿花钱找某大公司；或者那些永远在一个地段活动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不愿使用更年轻的经纪人那种咄咄逼人的销售策略。当然，这不是最有刺激的策略，这些公司极少扩张，也不太可能推动经济增长。每年还会有几家陷入倒闭境地。 美国经济过去建立在像基施纳这样的公司之上。这些企业是典型的工厂，它们一年又一年可靠地制造标准系列的产品，藉此盈利。这给工厂主、工人和顾客都带来安稳。但是，美国在短时间内变成了一个布劳恩公司式的国家，产品面世不久就面临停产或重启。这种灵活的经济有很多优势。它给那些精明的弄潮儿带来财富。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美国人已经习惯的安稳和可预测性。现在，几乎每个行业的每个竞争者都意识到，有一天其经济价值的整个逻辑都会被一些他们不能预料或者控制的事情突然颠覆。在这个世界上，有像切尼这样的赢家。但是，看到像基施纳这样的人依然能克服相当大的困难，在新时代保住古老的小小缝隙，也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 医院越大，医生和患者就越边缘。特需医疗大行其道，要赶走公费医疗者，医院甚至要打官司。 年轻医生不仅要忍受超常的劳动和低报酬，连开药也要开上级指定的牌子。 2013年6月15日下午，跟往常一样，于莺在医院洗完澡，换上急诊科的蓝色制服，开始了她在协和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 查房前，她在办公室跟同事轻松地聊天，但一旁的电话仍然响个不停，有向她请教的一线医生，也有向她告别的同事。这个被誉为“急诊科女超人”的女医生长达12年的公立医院生涯在次日就结束了。一周前，她在微博上向210万粉丝公开了决定——离开协和。 “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她说，“我玩不过。”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多里，和于莺一样感觉心力难支的同行还有更多。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2012年，协和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和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的“出走”成为震动医疗界的大事。 2013年这股潮流继续发酵。1月，自称在“公立医院体制海洋里泡了20年”的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同样选择了“上岸”。5个月后，于莺加入了这一行列。同时，她还获悉这样一个事实：更多同行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炮灰” 于莺所在的“急诊科”在协和左侧小巷的尽头，但如今，这里已无法名符其实——不仅仅是紧急医疗之用，还被迫成为门诊的延伸。“航母式的‘医联体’让一些大型医院成为航母。”于莺说，“这最终会让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为炮灰。” 北京协和医院是北京乃至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它位于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与天安门相距不到三公里，每年仅门诊就接待的三百多万病患将这里挤成中国“看病难”的重灾区。 一项健康调查显示，98%的三甲医院医生抱怨他们每天接诊的是在地方医院就可以解决的小病。而于莺所在的急诊室，由于不限号，则成为公立医院“巨无霸”效应最直观的承受者。 6月14日的协和医院急诊科如往常一样拥挤忙乱。挂号大厅里，因脑血栓而失语的老太太在持续哭叫，一旁是虚弱的病人扶着墙对着垃圾桶在呕吐；候诊区内，输液的病人蜷缩着；抢救室外的家属等候区则被街边小吃的油腻味填满，家属带着被子和行李沿墙坐成一排。 在急诊室，医生要承受更多的误解。有一位患者全身疼痛，看过几次门诊都显示没事，转急诊后也查不出问题，患者向于莺投诉：你们这样草菅人命信不信我拍个照上微博？ 还有一次，急诊来了母子俩，要看痤疮，于莺说急诊看不了痤疮，那妇女开始破口大骂，还“问候”了于莺的母亲。 由于不堪重负，协和医院在2011年完成了扩建，总面积由22万平方米增至49万平方米，手术床位增加870张。尽管扩建后的日均门诊增至7800人次，但是仍然一号难求。 “公立医院注重病人数量和住院量，而国际趋势是病房在缩减。公立医院处于垄断地位，没有压力，他们把本该用于设备投入的钱更多花在扩张上，跟医改‘三甲医院到社区’的方向背道而驰。”原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说。 超负荷的大型三甲医院的另一面，却是停滞不前的社区医疗，即使是在深圳这种发达的经济特区，基层医疗投入不足，往往留不住人才，而百姓对其也“路近心远”。 “现在社区基本没有好的全科医生，对全科医生的培训也都停留在层面形式。”朱岩对南方周末说。 赶不走的公费医疗者 于莺小时候想当一名货车司机，但后来当了医生。她想像美剧《豪斯医生》的主角一样，医术高超、嫉恶如仇。 “在我的理想中，公立医院是真正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医疗完全剥离。”于莺曾这么认为，但她很快意识到现实的复杂。 协和医院的官网显示，在该院新增后总计1855张的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协和医院永远没有空位。新患者进不来，旧患者不肯走。于莺告诉南方周末，曾经有一位公费医疗患者住了三年，经协和起诉后，“病人”才最终离院。 “急诊医生很多时候要用70%的精力应对家属的沟通和突发事件的处理，能有30%的精力考虑如何治疗病人就已经很好了。”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和CCU（冠心病监护病房）工作十多年后，张晓东无奈递交辞呈。 2008年以后，协和医院急诊科已有12名医生辞职，但不仅仅是因为医患关系，还有僵化的医生评判体系。其中SCI论文是跻身专家资格的必要途径。 在协和医院工作9年期间，朱岩将30%的时间花在写论文上，与花70%-80%精力的医生相比，朱岩的科研成绩属于中等偏下。 “在公立医院系统，影响力不是取决于你对病人的影响，而是你在学术圈的地位。这些对我来说很虚，我更喜欢给病人看病。”朱岩说。 在张晓东看来，急诊注重考核临床工作能力，过度强调这个指标没有意义。她建议国家应该出台一种标准，不同科室区分对待。 开药也要服从上级 2012年末，在301医院当了一年半住院医师后，李陶从这个声名显赫的地方辞职了。如果他愿意慢慢熬，那么几年后，他就可以定科，开始一步步向体制的金字塔顶端攀登。 尽管301医院的药费较同等医院高，但是李陶并没有从医院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每月薪水总计不足3000元，大部分时候要靠父母接济。 “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该有的体现，制度逼着医生为了养家而去收红包和回扣，法律不允许，但是制度是默许的。”于莺对南方周末说。 于莺坦言，她自己也收过红包，但是都是患者出院后，出于感激送给她的，而她在患者康复前坚决不收红包。有一次，有位92岁的黄疸老奶奶要做手术，家属在电梯里死死按住于莺要塞红包。情急之下，她捂住胸口大喊：“我没穿内衣！”才逃脱。 而真正令李陶难以接受的，是所在医院下级必须对上级绝对服从。尽管不是党员，但他每周必须参加政治学习，给病人开药时，也必须开上级指定的牌子。这一切，令他反感和不适。 “药厂会赞助医院的学术活动，以及捐赠科研基金，所以要给病人开他们牌子的药。”李陶说。有一次，在开药问题上，他与上级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他认为开几十块钱的药就可以，而上级认为要开更好的药，最后，他只能“服从”。 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指出，目前全国平均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45%，是世界上药占比重最高的国家。改变之路还很艰难。 “这都是过去欠下的债。”他说。 自由执业：必经之路 3月底，张强用微信公共账号推送了题为“上岸第一季”的文章，分享走出公立医院的心得。 加入了一家有外资背景的医疗中心后，现在的张强已经告别了流水线式的问诊方式：每天看6个门诊，一天最多做三例手术，仅为在公立医院时工作量的一半，机构收益还能分成。 “在这里，所有的都是为医生服务，我现在有自己的秘书。”张强笑着说，“2012年也是外资高端医院发展的爆发期，他们要从社会上网罗一批临床水平优秀、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医生。现在是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黄金时间到了。” 离开协和医院这棵大树后，朱岩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医疗连锁诊所，现在，第五家即将开业。从上海三甲医院妇产科辞职加入朱岩团队的马蕾说：“我只想做个为患者负责的好医生，而现在我找到了平台。” 朱岩的前同事也向他表达过离开的想法，“但他们一没勇气，二没机会”。 加入朱岩的诊所后，李陶不用再按照上级的指示开药，他们沿用香港模式，实行预约制，对常规病实行380元的打包收费。 偶尔，习惯了人头攒动的挂号大厅的患儿父母也会问他：你们这儿这么空，没有人气啊，是不是不能保证质量？ “国际上的公立医院是负责基本医疗，其他则交给私立医院和诊所。等到中国的民营医院积累到一定数量，社会也会有一定的信心。”张强说。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回归之后，提供的便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会倒逼各种人才的重新市场价值定位。”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对南方周末说。 “医生自由执业是中国医改的必经之路。公立医院人才流失，看似流失，却是流动，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来说一定是好事，这与医改的大方向和国际潮流是合拍的。”廖新波说。 （南方周末记者雷磊亦有贡献） 来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91561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如果医生护士全被打死，医院全倒闭，你们要看病要抢救时再去哈哈大笑吧 逃离北京何止100个理由 一位医生曝光的医院里的事 近视治不好？那些狗屁医生的狗屁鬼话 卫生部副部长:已就医生含泪十问网帖向陈竺报告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