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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红旗文稿》、《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与连发三文，依次可概括为“宪政属资论” 、“党性上帝论”与“宇宙真理论” 。 从9号文件、七不讲，直到这一连串强词夺理的文章问世，表明中国政治生态正在朝着改革开放初期的状态“大跃退”。这种“大跃退”非但不能证明北京琅琅宣之于口的“三个自信”，反而表明其内在的政治虚弱。 杨晓青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表达的核心论点，是“宪政理念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这句话总让人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商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那场著名争论，以及另一著名的“资产阶级人权观念”。 “商品经济姓什么”这一今天看来荒谬无比的争论，以邓小平一句“不争论”拍板结束。“人权观念”前面冠上资产阶级这一定语，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一些党内开明的资深理论家指出：将所有美好的事物，比如人权、自由、民主全部说成资本主义的专利，那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 于是，人权在中国渐渐不再专属于“资产阶级”了。到了江泽民时期，中国开始与世界进行人权对话，也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尽管全国人大至今尚未批准），但说明当时中共政府还打算逐步与国际文明接轨。 世界公认的宪政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法治至上，法律之上无权威。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一说，强调要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国际社会接轨。直到胡锦涛统治初期，“依法治国”依然被定为中国政治走向的基调。 直至2005年，情势开始变化，胡锦涛一方面提出“以德治国”（人治）理念，另一方面开始反对“颜色革命”，后又改称“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胡虽然已从江时代的半开放姿态往后退，但值得注意的是，从邓、江到胡，中共并未否定世界普遍认同的“法治至上”的宪政理念，也知道公然主张“人治”只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异类。如今，党媒公然提出“宪政属资论”，说明北京为了维护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决定自外于世界文明。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倒退。 “宇宙真理”与洪秀全的“天语” 《解放军报》那篇“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则是谵妄之语。人类社会至今只有两类真理，一类是科学真理，比如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另一类是宗教真理，即只有上帝才能掌握、宇宙所有生物必须服膺的终极真理。中共宣称自己掌握宇宙真理，等于宣称自己就是上帝。《人民日报》发表刘亚洲的文章，称“党员相信党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 ，无异代党宣称：“我是光，我是盐，我是真理，污秽肮脏黑暗的面目并不是真正的我，那是肉体”。 这些作者大概是陈言心切，完全没有想到，将党比之为上帝，既违反马克思的意愿，还与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教育相悖。马克思本人不相信任何权威（见其博士论文），对宗教更是深恶痛绝；中共常用来批判宗教的那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就是马克思的名言。 中共自改革以来，逐渐摆脱“文革”的神权政治，让毛从神坛上走下来，并打开一条门缝接受西方文明。然而，今天却将自身比附为“上帝”，宣称掌握“宇宙真理”。这一从人向神的复归，总让人想起洪秀全在失败到来之前，每天说“天语”为自己壮胆的荒诞情景。 1863年冬，天京被湘军包围，城中弹尽粮绝，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联合扶王陈得才等部太平军，北进中原，以图东山再起。洪秀全严加驳斥说：“我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为天下万国的唯一真主，有什么害怕的。我的铁桶江山，你不扶，自然有人扶。你说没有兵，我的天兵比水都还多”。此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强词夺理背后的政治虚弱 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到何处去？从他访问俄罗斯发表“鞋脚论”之后，一连串奇怪的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如禅让论（宋鲁郑）、新国父论、七不讲、宪政属资论、党性如上帝论、宇宙真理论，让那些预测习近平必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陷入崩溃。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中共总结的经验可谓车载斗量，独独忘记了从苏联政治制度本身找原因。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的总结才算是剀切的清醒之言。久加诺夫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直至今天仍然保持三垄断格局，即：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至今仍然维持一党专制格局，中国政府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 垄断经济利益的特权制度。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无论是企业、个人都对政府产生严重的资源依赖，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形成了向政治利益集团倾斜的分配制度，官员的工资、福利、住房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项目，……其优渥均为平民望尘莫及。近年由于食品不安全，还形成了只有高官才能享有的食品特供制度。在平民子女一职难求的情况下，官僚特权集团还垄断了社会上升管道，红二代、官二代接班已经成为公开现象。30余年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约有3亿人日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之时，这个特权集团已经纷纷将自己的家族成员变成拥资数千万乃至数十亿美元的超级富豪阶层。 垄断真理（邓小平开始改变为垄断舆论）的意识形态。中共从未真正放松过媒体管制，一直坚持在学校教育中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只不过随着最高领导更替而“丰富”其内容，成了今天的“毛邓三科”加“宇宙真理”。邓小平将“实践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本体已经不再是终极或者唯一的了；江泽民之后，中共领导层只敢称自己的思想言论为“主旋律”；习近平上台半年，其喉舌居然敢将中共信奉的理论称之为“宇宙真理”。 中共的“三垄断”在中国可谓天怒人怨。但北京不考虑民情，政治话语变得越来越强硬，最后走向谵妄。为何如此？只能说因其陷入极度的政治虚弱，这种虚弱源自政治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挑战“两个凡是”，是基于他的改革针对毛的倒行逆施在拨乱反正，十余年内让中国人民得到了程度不等的实惠与相对公正；江泽民在“主旋律”之外还允许“非主旋律”存在，乃因那时中国经济发展还处在上升通道。习近平接班之时，中共的政治实践——权贵资本主义的丑恶已经受不起任何质疑，这就是北京急匆匆地宣称自己“宇宙真理”在握的原因。

惠州网友转发三网帖被拘十日    惠州网友“湖面一舟”说自己仅仅是转发其他论坛的帖子就被拘留10日。 南都记者 田飞 摄    南都讯 惠州的叶晓峥被拘留了10天。惠城警方证实，他在南国网发布的三个网帖被认定属于“制作、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叶晓峥不服，打算向法院申诉。     第二次因发帖被拘留    叶晓峥是惠州某高校行政人员。5月16日上午9时许，七八名警察搜查了他的家。他被告知，其发帖“扰乱社会秩序”。当天18时许，他被送进惠州市拘留所，直至5月26日上午9时许，拘留期满被释放。    当光着脚的叶晓峥从拘留所里走出时，博罗网友“数码哥”来接他。两人因共同反对惠州的年票制而结识为友。    这是他第二次收到拘留通知书。2012年9月8日，惠城区公安分局决定对他处以治安拘留10日。但被投入惠阳拘留所不到1小时，就有警员将他保释出来。那次被拘留的理由是，他以“湖面一舟”的网名发表虚构的事实，散布谣言，误导网民跟帖并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叶晓峥称，当时反对惠州年票制的网友在惠州市区聚餐。车辆上均贴有反对年票标语，涉嫌违法被带走调查。“发帖就是呼吁外界网友关注惠州反年票的网友，其实获得的回应不多，后来帖子也被迫删掉了。”    而这次被拘留，同样是因为发布网帖的行为。    据称，他以“湖面一舟”的网名，在南国网发布了3个网帖，标题分别为：“外媒聚焦H7N9病毒已发生突变，或造成人类大流行”；“三峡大坝最终结局会是这样”和“(核污染？)丹东连续两天大规模停水了”，被认定“制作、散布谣言”。    拟向法院提行政诉讼    叶晓峥不服，理由有三点，拟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一，他认为自己所发的网帖内容均非自己原创。南都记者通过百度网页搜索，发现“外媒聚焦H7N9病毒已发生突变”来自外媒相关报道；“三峡大坝最终结局会是这样”有13200个同内容网帖；而“疑核污染丹东停水”也有98个同题网帖。    第二，他认为，自己所发的网帖引起转发量不大，每则网帖引起回复不超过5个，未达到“扰乱社会秩序”结果。    第三，他表示，拘留通知书内容随意变化。因为被拘留第3天后，警方将此前“制作、散布不良信息”内容的拘留通知书收回，改为“制作、散布谣言”。    警方说法    欢迎行政复议或诉讼    昨日，惠城区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叶晓峥的相关拘留决定非常谨慎。惠城警方依法有权对其违法行为作出处理，拘留决定合法。其他地方的网友若发相关谎报险情等网帖，也应属于违法行为。据属地管理原则，应由其辖区警方做出处理。    警方认定这些帖子属于“谣言”，欢迎网友“湖面一舟”向惠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采写：南都记者 祝勇 整合：陈实 标签: 发帖

“2013年夏天，全国将有699万高校毕业生迈出校门，这是历年来毕业生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于1990年。被认为独立、反叛、个性张扬、自信而脆弱的第一批90后，面临着“史上最严峻的就业季”。据权威部门统计，2013年北京地区高校有毕业生2.9万人，截至5月1日，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33.6%。而时光倒推到十年前，第一批80后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9.68%。就业求职，作为90后在成人世界里的第一盘棋，却非想象中那般顺利。到底是哪里绊住了他们的脚步？90后毕业生就业为何这么难？本报记者连日进行了调查走访。” 四年前热门专业就业前景已不乐观 只是收到银行柜员offer 但已很满足 四年前，魏毅选择了一所北京高校就读金融学专业，这个专业的分数要比学校提档线的分数高20分，“那个时候周围的同学、老师和家长都说学金融好，学出来可以成为经济管理类人才，我们班还有一些外省市当地的高考状元呢。”魏毅说，当时她坐着公交车路过金融街，看着两边林立的金融大厦，还憧憬着自己有一天也会进入其中做一名金融白领。 然而，计算机、金融、建筑……这些曾是四年前高考报志愿者时的热门专业，而在四年后的今天看来，当时的热门专业就业前景却并不那么乐观。截至目前，魏毅所在学校金融系的130多名毕业生中，签约的学生还不到一半，而魏毅算是其中签约较早的一个，这要归功于魏毅一个师姐对自己的提点。“师姐说现在找工作越来越难，要早作准备去争取。”于是，早在去年年底，魏毅就开始参加一所银行的培训班，为的就是早点“占坑”，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经过笔试、面试、技能考试层层关口，魏毅终于拿到了银行的offer，尽管岗位是前台柜员，但魏毅已经很满足，相比那些还在等待和寻找的同学来说，魏毅已经算是幸运儿了。 这一年，让学生和就业指导老师感受最深切的就是用人单位岗位需求明显少了。2013年北京地区高校有毕业生22.9万人，同比增长9000人。然而就在应届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的同时，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疲软的影响，应届毕业生就业岗位需求量却在持续减少。“今年明显的感觉就是用人单位需求量在下降”，有着十多年大学生毕业就业工作经验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林林说，与去年相比，前来中国传媒大学招聘的企业岗位下降了约15%。 非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不嫁” 就业岗位在不断“萎缩”，而一些大学生对于就业的期待却在不断地“加码”。王奇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大四毕业生，王奇所在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由于需求相对紧俏，找工作也相对容易一些。从今年4月开始，王奇陆续接到了两个软件企业以及某部委事业单位下属的一家电子企业的offer，但王奇都没有接受。“我的理想是做公务员，”王奇说，“公务员社会地位高，而且发展前途好，如果我现在不努力，工作以后，可能就更没有机会考公务员了。”而眼看着毕业在即，国考失利后，王奇说自己可能会先签约一家可以解决户口的企业，在解决北京户口后，就可以有资格报考北京公务员了。 “非公务员单位不进、非事业单位不进、非国企不进”，在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当中“非三不进”已经日趋明朗化，“如果说80后对铁饭碗开始有些特别留意的话，那么一些90后则是非铁饭碗”不嫁”。”北京城市学院毕业生就业办主任付丽丽说，学生对于就业的期待与整个社会的用人机制以及职业发展前景密切相关。 海归也加入就业竞争行列 一向在就业方面有着“天然优势”的海归，今年也挤入了艰难的就业大军。据了解，中国留学生的“新回国潮”已经到来。去年回国的人数已达27.29万人，比前年多出近9万人。相对于海归求职者的增加，企业对于海归的“胃口”并没有相应“大开”。对企业来讲，海归外语能力的主体优势已经丧失。多数企业表明心迹，不会在薪酬设定上对海归有所偏爱。 1月份回国至今，面试过6家公司，涉及酒店、房地产、饮食等领域。本来杨涛对于求职的竞争压力有所准备，但没想到是被“没有工作经验”所打败。在去某招聘会时，他想应聘人力资源专员，却发现学历上只要求大专以上，但工作经验却要足三年；一家地铁公司招聘管理培训生，觉得挺合适，想着可以积攒些工作经验，但企业直接就告诉他：“真不能要你，教了你了，您肯定拍拍屁股走人，留不住啊！” 而让杨涛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面试，面试官问：员工入职、离职都需要哪些手续、如何办理？杨涛只能挠着头回答：“这个真不知道！”之后尽管杨涛一再表明心迹在薪水方面无要求，企业还是当场告知很遗憾。杨涛说：“国外的人力资源是从企业战略方面入手，而国内的多考虑人力劳资、绩效考核，一些具体的经办流程我压根儿不可能学到，绝对跟国内脱节。” 40人共居一室只为“离北京更近一点儿” 低微月薪造就大量“集体宿舍” “每次从床上爬下来，都会碰到旁边床睡在下铺的姑娘挂在床头的一大堆东西，就因为这个，我们总免不了争吵。”22岁的李晓溪（化名）作为北京某高校09级文学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今年1月左右就离开了校园，开始加入投简历、面试、再投简历的“应届生”大潮。 随着毕业离校日期的日趋临近，许多工作未定、又不愿离开北京的应届毕业生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个临时“落脚点”，考虑到拮据的经济状况，不少人选择加入“公租”的行列。然而和十年前远离市区进入“北漂”聚集地的情况不同的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中有不少选择入住隐藏在市中心高档小区内的“集体宿舍”，无合同，多人居住，共用卫生间。 “看房时告诉我们全都是大学生，但住进来就发现环境真挺杂的。”在崇文门附近一处配有24小时保安的住宅区中，晓溪住进一户130平方米的公寓已经半年多了。这套3室2厅的公寓被划分成1个10人间、3个8人间、1个6人间，共40人居住，晓溪居住的原本是这套公寓里最小的一间卧室，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放了三套上下铺的铁床和一个铁柜。 一位屠姓房东告诉记者，公寓内居住的全部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以应届生为主。 由于忍受不了40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打定主意在北京吃苦的晓溪也动了换个房子的念头。“40人挤到唯一可以使用热水的洗手间，导致洗澡、洗衣服、刷牙洗脸都不能关门。4月份时饮水机坏了，房东扔了个热水壶在客厅，从此我们都只能喝桶装水。住进来时房东给我们准备的东西，大多都很恶心。”晓溪指指自己破了个洞的枕头，隐约可见其中泛黑的棉絮。 在形如学生公寓的拥挤的上下铺中，这些“90后”的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上铺的女孩今年才20岁，上大二就辍学了，在南锣鼓巷一家店里打工，追求设计梦。旁边屋里还有一个从人大毕业的姐姐，面试了几个月，高不成低不就。”交流不多，也是这个拥挤的环境中常常发生争吵的原因之一。 虽然动了换个环境的念头，23岁的晓溪却不愿住进天通苑、回龙观等大量毕业生的聚集区。“同事住在天通苑，900块钱就租了一个一居室，但每天赶第一趟地铁上6点半的早班，有时上通宵晚班，就住在单位了，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要。” 在采访中，不少住在市区公寓的90后告诉记者，今年接收应届毕业生的单位很多只能提供3000元左右的月薪，住得远，意味着在稍微舒服一点的同时，要支付更高的房租、更高的交通费用，“那些隔断成一个个小窝的地方，男女混住，同样共用卫生间，有的养宠物，鱼龙混杂，可能比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少在北京住过一两年的学长学姐都搬到天通苑去了，那里可能是北京目前最大的”睡城”，三五百块就可以租一个地下室的房间住。但对于我们来说，这里至少让我们感觉自己离北京没那么远。” 找工作碰壁尝试自由职业 来自河南开封的大四学生李栋“义无反顾”地决定留在北京，尽管他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是学影视专业的，北京是文化产业发展最发达的地方。”李栋说，在多次找工作碰壁之后，他开始尝试着做一名自由职业者，现在他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影视剧本创作，先期准备在网络上进行投稿，等获得一些认可后，再转作真正的影视剧本创作，李栋说，“我的理想和我的梦都在这里，从四年前进入大学这一刻开始，这个梦就一直在这里，它从没有改变过。” 逃离北上广的性价比 户籍门槛挡住超龄毕业生 作为一所985高校热门专业、成绩优异的学生，朱明本来对自己留京落户信心满满。她早早就瞄准了一家有留京指标的事业单位，一路过关斩将，闯过了简历筛选、初试、面试三关，3月份就与这家单位草签了协议，就等最后正式签三方协议了。但4月份，她从同学那里听到一个模糊的消息：今年北京落户有年龄限制了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不超过27岁，博士不超过35岁，超龄的将不能落户。开始朱明不相信，“这太像网络谣言了。这么重要的政策，为什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我要签约的单位人事处都没告诉我？” 但很快，她从单位人事处那里得到了证实，“本科生不超过24岁”要求1989年1月1日后出生，而出生于1988年年底的朱明因为上学晚，初中时又病休过一年，刚好超标。不过，单位人事处负责人没有跟她把话说死，只是说：“也是刚接到通知，我们再去问问，再努努力。” 因为在北京没有备选单位，朱明五一才紧急通知父母在家乡湖南帮她找工作。所有的焦灼、愤懑被硬生生吞下，她甚至能跟记者开玩笑：“反正北京吃不到正宗湘菜。” 高房租粉碎毕业生北漂梦 今年3月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孙景鸿就开始着手找工作。一口气打印了100份简历，和大部分同学一样，他也曾一心想留在北京。每天看招聘网站的更新信息，上百条信息过滤完，他凭着感觉投递出去一二十份。校园宣传栏里的企业招聘通知，学校组织的招聘会，孙景鸿几乎一个不落地都去过了。 没有下定决心离开北京之前，孙景鸿一边找着工作，一边在周边挑着房子。校园里就贴着一些租房小广告，孙景鸿没事就去留意一下，但亲自去看过的并不多。他从和同学的交流中已经初步了解了租房成本：“每月租金1000元以内的房子，条件特别差。如果能找几个同学合租，还想每个人有单间，没有每月1500元也别想。” 最终决定告别北京，回到湖南怀化老家，孙景鸿说是受到一个高中学姐的影响。他毕业前该学姐已经在北京工作几年，在一家宠物医院上班，每月4000元的收入。一次聊天中孙景鸿得知，学姐如今还租住在地下室，北京户口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缥缈的梦想。 学姐提到的一个细节让孙景鸿印象深刻由于常年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盖的被子也从没有干过。“我受不了这种苦，回家后哪怕找的工作再不好，也肯定不至于住地下室。”其实孙景鸿知道，虽然还没有在北京上一天班，但每天早上钻出黑暗潮湿的地下室，已经成为他北漂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给父亲打过电话之后，孙景鸿终于可以毫无牵挂地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去寻找一份湖南怀化市的金融企业、银行和公务员职位。很快一家金融企业就与他进行了接触，并已经答应给他第二轮面试机会。孙景鸿还想试试报考家乡的公务员，大学里学生干部的经历，让他对入职公务员很有兴趣。 孙景鸿的专业是国际金融，他为此用专业的研究理论来诠释自己毕业选择的正确性：在北京一份3000元到4000元的工作，刨去房租也就只有2500元。之后还要支付水电费、饭费、生活费等等，这样七扣八扣下来，辛苦一个月不仅没有剩余，可能还要向家里伸手。如果回到家乡就业，至少没有租房的成本压力，至于就业岗位，不仅可以精挑细选，还能够寻找那些符合自己发展方向以及企业发展前景的。如此比较下来，还是“回去性价比更高”。

中国前任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日前出版新书《闲来笔潭》，内容包括自己创作的随笔、散文、画作、小说等，推出后大受欢迎。原本已经印刷33万本，昨天又宣布加印5万本。观察家认为，官方此波大幅报道吴官正的新书，是中南海要作为改革的样板。 吴官正生于1938年，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曾任武汉市长，1986年至1997年间，担任江西省长、省委书记。1997年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同时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02年至07年担任中纪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内，吴官正没有明显派系，但与各主要派系关系都很好。他是胡锦涛清华同届不同系的同学，也是曾庆红的同乡。 吴官正向来有清廉之名，曾写打油诗痛斥贪官：“我穿此袍十多年，业精于勤苦当甜。你无点墨靠送钱，编织关系滥用权。贪污受贿骨头贱，常说假话上下骗。道德败坏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 另据传他退休时曾透露：希望推动干部财产收入公开申报，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架构，取缔官员以公款或受招待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但都因阻力太大无法推行。这些正好是现在习近平反腐政策的重点。 吴官正将文集取名《闲来笔潭》，意思是“写的东西像一个潭，一般不大，深浅也无标准”。 先前其它中国领导人出书，也都备受关注。例如曾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2002年交棒给胡锦涛，次年起就开始出书，到2009年共出版六部，总字数超过两百万。最勤于发表著作的是前总理李鹏，2003年他从大陆全国人大委员长卸任后，到去年总计已出了八本书，总字数达到七百万。 中国退休高官著作销路最好的，是前总理朱?基的《朱?基答记者问》，2009年9月问世，三个月内卖出130万册，是当年畅销书之一。   来源=台湾《联合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镉米潜伏日久，食品全面沦陷，网络和微博出现前，请问民众试毒几年？道德法律缺位后，国人再续“病夫”前缘。年轻干部频现，破格已不新鲜，充满弹性的制度面前，谁说能力外的资本是零？官二代的标签背后，“血统论”毫不避嫌。。     食品安全沦陷致焦虑     民以食为天，对于几千年来依附于土地之上、以温饱为生活标准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信仰和精神都无法替代的。     今年2月，《南方日报》即以“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为题披露了湖南镉超标大米进入广东市场，但直至5月16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检结果，其中8个批次的大米镉含量超标，比例高达44.4%。这个骇人听闻的数据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而官方刻意回避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的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之后，广东省开始对市面上的大米进行全面排查。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广东省质监局对全省618家大米生产加工企业成品库房中的大米进行抽样，检验重金属镉的含量，结果被抽检的762批成品米中，合格751批次，不合格11批次，合格率为98.6%。     据悉，这些被人们称为“镉米”的不合格大米分别来自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地，而导致大米被污染的根源则是产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这种可能引发“骨痛症”的镉米外表与一般大米无异，且价格相对便宜，所以纷纷流向了餐饮店和集体食堂，受众广泛。事关民生之根本，故一时间镉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与以往食品安全问题中国标缺失的情况不同，此次镉米事件中，国标竟高于国际标准，因此“这些米可以出口，但是不能内销。” 但即使如此，依然有超国标的镉米在其产地被自检为合格，对于暴露出来的检验漏洞，尚待调查处理，但事关食品安全部分，人民日报撰文给出建议称“勿长期食用一个地方粮食”，而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网站刊文称“建议中国人少吃大米”，专家解释镉中毒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都市人吃的都是“百家饭”，且大米的食用量还不至于中毒。但如此“贴心”的建议却遭来一片拍砖，对于以大米为主食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服毒之举怎么理解都像慢性自杀，数据与科学的背书无法安抚民众的恐惧。况且，镉米事发，引起人们对主食安全的担忧，找出原因、解决问题才是人们最期待的结果。     湖南作为镉米产地浮出水面，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早在2011年，国内已有媒体报道过镉米的存在，而其中的重灾区就是湖南。时隔两年，镉米依然潜伏于市场。而且据镉米的主要流向地，广州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一些米贩透露，湖南米重金属超标是圈内都知道的秘密。而这样的“圈内秘密”早已存在于各类食品的生产过程中。     从给黄瓜涂避孕药、拿老鼠肉造假羊肉、用神农丹种生姜，到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的镉米事件，菜、佐料、主食无一幸免。更兼有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这些久已有之的隐患，食品安全问题可谓愈演愈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炮制毒大米的天天吃着漂白馒头、做馒头吃了苏丹红西红柿、种西红柿的菜农的孩子喝了问题奶……如此恶性循环，让食品行业相互投毒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反而不投毒似乎难以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但正如《中国青年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那样：道德沦落不是市场经济的错。“公共问题失序的源头却并不是道德本身，而是来自于公共领域的治理乱象，尤其是公权力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在此次镉米事件中，劣币驱逐良币依然存在，上述结论依然有效。所以，即使所谓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一次次被重申和强调，国家的专项治理活动一次次被启动，但在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面前，它们仍像是一只纸老虎。     作为受害者，广大民众的唯一反应只能是在网络上表达情绪。网友@野村牧笛 无不嘲讽地自创选择题“以下哪种物品无毒：A奶粉，B大米，C羊肉，D地沟油，E米线，F敌敌畏”。另有不少网友开始习惯性地声讨特权：“规章制度的制定人都吃特供”。不过在环环相扣的食品制作环节，即使是特供食品恐怕也无法让人高枕无忧。作家@北村 发出呼吁：“强烈建议你们这些投资大佬合伙开班一家全国‘良心食品’连锁农场和门市，提供干净清洁的食品，只要涉及最基本的米面油、蔬菜和肉食就行……”吐槽者，抨击公权者，求助商界领袖者，众生相皆有。更离奇的舆情还来自于对香港大米的报道，一向对食品安全要求甚严的香港，似有先见之明，自1955年起就已立法将大米作为法定储备商品，规定携带超过15公斤的大米过境即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此消息加重了国人的无奈：当防民下毒甚于防川、安全感靠从境外采购来支撑时，幸福感从何说起？     镉米事件又一次敲响了环境污染的警钟，身为消费者可以用钞票投票，但身为本地人的种植者，只能年复一年的生活在那里，而这一切，从GDP等地方政绩中都得不到体现。PX事件引发的震荡尚未平息，环保舆情再次升温，相关新闻接连不断，23日，人民网一则“民警跳污水救人肺部感染”的文章引起围观，文章称浙江温州民警跳入污水河救人后因“污水游泳后遗症”住院，网友喊环保局长去医院探望。去年温州、深圳等地均出现民间重金悬赏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控诉当地水污染问题的严重，虽然事件类似闹剧，但民众对于环保态势的关切不言而喻。     近年来官方的执政理念越来越重视民生幸福，但如今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却着实使人焦虑，五月初，《第一财经日报》曾刊出一则消息，称“北京空气污染致外国人离开”，即使加薪也挽留不住。外国人可以一走了之，用脚投票，但背负着“房”、“车”等几座大山的中国青年则无力可逃，也无处可逃。当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都无法得到安全保障时，无论多么宏大的梦想都只会成为青年人的精神麻醉剂，模糊中国人的变革意识，掩盖社会矛盾。22日，@经济观察报 消息称，青海省大通县56所学校500多名学生吃统一配发的营养早餐后腹痛头晕，阳光早餐变成了劣质早餐。每一次在食品安全领域爆发的核弹式的危机，最终都悄无声息，但其辐射式的危害依然存在。只是当杀鸡取卵、粗犷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名词越来越成为脱口而出的习语，而食品产业链中的互相投毒也已经快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中国人于麻木中自发地透支了下一代人的健康，甚至会毁了中国的未来。     食品安全的舆情呈铺天盖地之势刺痛着大众的神经，人们在不敢张口吃饭喝水的同时，心中自然开始揣测，在没有网络和微博的那些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但专家告诉读者，媒体放大了食品安全问题。于是加强舆论引导，也是每次突发事件的一个必备选项。但在法制和道德双双遭遇“滑铁卢”的当下，人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国人的道德底线和公共治理水平。只有微博等新媒体的监督似乎可以为人们的安全感拴上了一道保险杠。近几年微博在大灾小难中不管是聚集微力量还是推动名人公益，都有不俗的表现。故而民众也寄希望于微博能化解食品安全危机之殇。事实证明，因公共平台的发达而聚集起来的民众，才有了初步自保和对抗的力量。汹涌的舆情，沸腾的民意，才能够督促信息公开，督促政府改革，才能够在各种公益诉求中挟舆论以令法治——当食品治理已经千疮百孔时，只有给予民众足够强大的法律武器，才能够让民众利用公益诉讼来进行自保，这也是舆论监督的期待和必然结果，一切都要落实到李克强说过的“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要让犯罪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依靠法律铁腕来“补天”。此外，不能遗忘的，以及再次老调重弹的是，如《京华时报》评论中所说：“从公开污染真相开始，从公开镉米品牌开始，从问责相关责任人开始。更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地方的政绩考核体系，彻底摒弃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年轻干部火箭提拔引众怒     中国公务员总数689万，多数人用一辈子时间才到正科级。如果35岁不能升到正处，45岁不能升到正厅，仕途可能就此止步。当然，也有例外。——这来自于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壹读iRead》杂志制作的“公务员升迁时刻表”视频。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50万。想必其中考上公务员并获得升迁的人只是少数，然而翻检历史，总有那么些人比较“幸运”和“例外”。     5月17日，网友@冒安林 曝光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之女袁慧中毕业三年蹿升至副处级，引来网友质疑。网友@开元旅业报 一句：“从安徽22岁的团委副科，到湖南28岁副处，再到这位火箭女副处，有木有一种心碎的感觉？”道出了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心声。而在公务员幸福感最低的调查报告，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艰难时世，做实际工作时情商与智商重要性之辩等三条新闻的对比之下，难免会让人心理失衡。@江苏岳延彬律师 微博称“官二代火箭升迁引发干部任用体制反思，任用程序形式似乎合乎规定，但背后显赫的父辈官宦背景难掩其巨大影响。”     扬州官方一再强调此事合乎法规，并称“35名委员选副书记时，袁慧中全票当选，大家对她比较认可”，此种说辞让人想到“曝光问题——回应‘符合规定’——组织调查——撤职”一套猫捉老鼠的游戏。     就在不久前，安徽22岁县团委副书记常俊生自称“凭本事当选”余音未绝，其父望江县编办主任与他一起丢掉乌纱帽，望江县10位官员受牵连；湖南27岁副县长徐韬在其父徐秋良卸任湘潭市雨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三天后成为了“最年轻的副县长”，“我的能力符合岗位”言犹在耳，降职正科级的决定就已下达，并有6名官员牵涉其中；头天山东金乡官方言辞凿凿“25岁女镇长韩寒任职经历符合规定，高票当选”，次日，身为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父亲与女儿二人双双辞职；广东揭阳揭东县“火箭干部”，27岁的江咏中六年被“破格提拔”三次接替其父的副县长一职；就在“扬州神女”事件持续发酵时，@冒安林 微博还爆出：“和袁慧中同批提拔的年轻干部中，好几位都是干部子女。”……尽管被“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被人不断挖出，其本人表态与官方回应也越来越及时，但稀里糊涂的撤职不是治本良药。《中县干部》中描绘的基层官场生态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官二代”小小年纪就能在官场一帆风顺，如此“禅让”的接班方式，如此“合乎规定”的上升路径，以及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同龄的“农二代”等群体瞠目结舌为之惊叹之余，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当贫二代逐渐被体制的规则拒之门外时，看似合理的程序也只会产生破坏公平正义的负能量，幸好，网络的发展倒逼着制度改革，此起彼伏的舆论压力呼吁一切公开透明，网民对于年轻官员火箭提拔的质疑其实拷问的是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模糊的用人制度，这些都是构筑官民信任的基石。     根据2012年扬州市公选副处级干部《简章》，担任正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正职满1年，担任副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副职满3年即具备资格，而按照目前国家有关规定由正科提任为副处需三年。显然这次为破格提拔，没有人反对优秀的人才获得破格升迁的机会，只是有些破格掩盖着不为人知的猫腻。“为人低调，做事扎实”南大博士袁慧中未必就不能胜任扬州市团委副书记的职位，南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背景的徐韬没准也能在副县长的位置上干出成绩。但恰恰是这种胜任与成绩的考核标准，民众一无所知。因此，年轻干部的良好背景在其升迁中的非正常影响，“官一代”们在这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交换，也就成为人们屡屡质疑的地方。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其实皆非重点，真正引爆舆论危机的核心问题在于：官员子女火箭升迁是否合理？@JP贾澎博士 认为：“如程序透明公开，合法合规，经得起质疑，让他们有机会才尽其用，有何不可？”组织选人用人既然有原则、有规定，就应该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公开其情况，透明其过程，接受民众监督。但从撤职以平民愤的事后补救措施来看，连地方官员都心知肚明，他们无法再自圆其说，蒙蔽大众。     根据《江苏省选调生工作暂行办法》，袁慧中博士毕业后直接担任维扬区西湖镇镇长助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选调生在基层工作一定年限后，适合做乡镇、街道领导工作的，经考核表现优秀的，及时提拔，适合从事其他领导工作的，也要及时选用”。既然“经考核表现优秀的要及时提拔”，那么，袁慧中在她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得以步步高升？其简历显示，三年工作经历，变动了五次工作岗位。5月20日，@冒安林 再发微博，称“三年里袁慧中完成了结婚、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大事”，这其中又有多少精力花在工作中。面对地方半遮半掩的信息公开现实，民众宁愿选择经验主义的推测，知情权被选择性尊重的年代，公众看到的真相只是冰山一角。该办法第十五条还规定，“选调生的直系亲属是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法院、检察院、组织、纪检、人事部门正副职领导干部的，在工作安排上要实行地区回避”。作为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扬州市委组织部称“其父在公选过程中进行了回避，未施加个人影响”。 @郑根岭引用白岩松观点，直接了当指出猫腻：“父亲的位置就对选拔产生无形干扰，直系亲属回避就会没有影响吗？制度不改，还会层出不穷。”@新华社中国网事三问“扬州神女”：“工作三年频繁转岗连升三级，缘何如此幸运从容？任职简历含糊其辞，难道其中藏有猫腻？在自己辖区内女儿短时间连续提拔，政法委书记父亲未参与公选过程就算回避？”回避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现今的制度也有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如今父子、夫妻等等直系亲属在同一个机构、单位互为从属关系的例子屡见不鲜，制度形同虚设。没有民主监督的问责机制只能沦为小部分人的私器，体制内的人自行决定规则的制定，制度必然被玩弄于鼓掌，失去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则是行将不远。     于是，17日，人民日报刊登两篇评论文章，特别是其中署名仲祖文的评论《破格提拔干部要从严》重申了官员选拔的纪律：“破格”也是有规矩的，不是破选拔任用标准的“格”，而是标准更高。文章还说，要全面把握干部政策、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要求，防止片面追求低龄化倾向，防止连续破格提拔，防止降格以求、拔苗助长。同一天新华社时评《从严从重处理，才能刹住违规用人之风》更是追问：轻描淡写的追责如何维护选人用人的公平机制，如何避免违规事件再次发生？“应对照党纪国法，出重拳下猛药，让扭曲规则的人付出代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河南调研时指出，“显规则”不落实，“潜规则”就有市场。对干部队伍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选人用人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格纪律，按原则办事、按规矩办事，不能有例外、不能搞变通，更不能借“破格”之名、行谋私之实。     中央媒体的声音直指现有制度的严格执行，中央领导人的表态也着眼于干部队伍的严格管理，这与舆论场中的呼声仍然有所偏差，而年轻干部乃至官二代火箭升迁的现象也不会一夕杜绝，或许会转入更隐蔽的方式。     @周蓬安 评论道：“她爸是市委常委，安排一个子女任副处级似乎很正常，据说这是约定俗成。”乱象重生的背后实则是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们试图阻挠体制改革。这从岗位内定、萝卜招聘、就业歧视等现象层出不穷可窥见一斑。无论是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官场规则，都阻碍了底层民众自由向上流通，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抗拒情绪，仇富仇官心理产生，政府公信力受损。     人民网理论频道昨日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文章《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作为头条推荐，其中指出，清明的政治，不仅要有官员的清正、政府的清廉，还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众认同的政治制度。       本文来源《财经网》作者：舆媒素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