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 | 中国留学生在纽约私立高中的生活
张薇玲（音）是莱蒙曼哈顿预备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她渴望能用比家乡的同龄人更自信而热情的方式与人交流——“美国人的方式，”她说。 莱蒙曼哈顿预备学校的学生，右二为袁梦（音）。 石宜佳（音）是一年级学生，她希望能增加获得布朗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三年级学生袁梦则更向往西部风格的自由，还有购物。不用练习或做功课时，她会在波道夫·古德曼搜罗路易·威登的限量版手提包，去哥伦布转盘的顶级餐厅Per Se品尝定价295美金的菜单。 纽约市的私立学校从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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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阳光费也快了
5月18日，有网友在江西微博中爆料，称吉安市泰和县某村收取农民种地的“天水费”，从2007年起，每亩责任田每年收17元。对此泰和县水利局一位彭姓局长回应称，网友反映的“天水费”应该是水库灌溉农田的水费，且本着谁受益谁交费的原则收取。 该爆料网友称，“天水费”是指天上降下的自然雨水，落到农民的田里需收取的费用。从2007年开始，泰和县一些乡镇以集体水费的名义将“天水费”指标下达到各村。每亩责任田每年“天水费”17元。这笔钱一般由村里先行垫付，待到农民要申报计生指标或者到村里开具证明材料盖章时逼迫农民补交。该网友质疑，“天水费”依据是什么？难道天上的自然雨水还要收钱？ 针对网友反映的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上泰和县水利局。彭局长告诉记者，他也是第一次听说所谓的“天水费”，觉得匪夷所思。“我们水利局从来没有收取所谓‘天水费’的要求，网友反映的‘天水费’应该是水库灌溉农田的水费，对于农田灌溉水费，我们也是本着谁受益谁交费的原则收取。” 彭局长又透露，水利局已经派人下去调查“天水费”问题，将在第一时间将调查结果公布。 来源：大江网 猜你喜欢 他一个人就能支持地震赈灾工作了 滚！ 天翼陪你笑傲地震 不是强奸是嫖幼 用生命在打 LOL
阅读更多袁伟时：孙中山其实不懂现代政治制度
5月4日下午，腾讯希格玛演播厅座无虚席，著名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章立凡、政治学者吴稼祥做客燕山大讲堂。“19、20世纪的中国史就是方生之新与未死之旧的缠斗，该生不生，该死未死。”近代史专家袁伟时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问题，自由和稳定之所以出现张力，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水平，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水平跟现代社会应有要求差得太远。”以下为发言实录： 孙中山其实不懂现代政治制度 自由跟法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根本不存在问题。其实这在世界上已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常识问题。但为什么后来一再出现矛盾，整个社会动荡安定不下来？我想，跟中国知识阶层的认知水平不够有关。 现在回过头看看中国知识阶层的认识水平，20世纪开头的那一批知识分子，认识水平常常不如19世纪的先驱，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孙中山，这个人大名鼎鼎，大家都认为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但看看他的三民主义，看看他草拟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还有他同意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就会发现他对现代政治是不懂的。假如你认为我这句话对孙中山有所不敬，建议大家看一本新出的书，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教授出的《30岁前的孙中山》一书，好象是三联出的。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结论是：孙中山其实不懂现代政治制度。他理解的政治制度是香港那一种制度，虽然有立法会，但一切权力决定于总督。黄宇和教授的这个结论跟我的结论一样。比如辛亥革命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总统是我们自己人，为什么还要三权分立？为什么国会还要否决总统的决定？他不理解。这个水平是很低的。中华国民党的时候说，所有公民没有加入国民党的，一个时期内没有公民权。 公民有了充分的自由，国家危难时才会自觉自愿 到1924年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章上有一条说：所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总理（孙中山）有最后的决定权。他可以否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这样的水平，对自由的认识也很有问题。孙中山一再讲，中国人自由太多，是一盘散沙。现在不要讲中国人的个人自由，需要讲的是国家自由、党的自由。这在理论上是不通的，代表国家的是政府，假如政府自由行事，不受公民监督，不受制度制约，完了，是一个专制政府。假如国家自由是对外维护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解释的话，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同样需要公民有充分自由。只有公民有了充分的自由，在国家遇到危难时，才会自觉自愿，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一个平常保卫公民自由的国家。但这个领袖他不懂，后来很多人都不懂。民国时期的官员经常挂在嘴边的是，现在是法治社会，军人不应该干政，我们应该按照法律办事。我不知道现在的官员口头上有没有这些东西。 中国知识阶层的水平跟现代社会应有要求差得太远 这些说明，世界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但中国还有很大差距。有些人到现在还不理解这个东西，老是讲中国本身就已经有太多的思想财富，国外那些东西最少有一部分是错误的、邪恶的东西，不能接受。他们要搞所谓的儒家宪政，将儒家那套重新搬过来，使我打冷战的是，有些人居然带着小孩到孔子庙跪拜。这让我太痛心了。见了面点点头打招呼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中国人从小还要受这个训练、在偶像面前跪拜？所以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问题，自由和稳定之所以出现张力，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水平跟现代社会应有的要求差得太远。今天是5月4日，是五四运动的纪念日，恰恰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是我的一些感想。
阅读更多陳雲 – 六四創傷的心理治療
轉角 2013年05月20日 【am730專欄】支聯會今年六四晚會的主題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來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香港人的其中一個口號。當年香港是寄望天安門民運可以推翻共產黨一黨專政，間接解救香港，有這個口號，毫不為奇。然而，九七之後，香港在中港的利益衝突之下，本土意識壯大，香港精神是莊敬自強，中港區隔，香港本土優先，而不是愛中共國、愛中共民。 平反六四的呼籲，只是加強共產黨的合法性，而且民主派在爭取普選的進程中，不斷主張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這顯示了這群離地中產與地產霸權的勾結，根本無心爭取香港民主。中共不怕香港的六四晚會，港府也從不阻撓，因為六四晚會、七一遊行這些象徵式的和平集會，已經變成宣洩民氣的維穩活動。特區政府要對付的，要司法迫害的，是在七一遊行期間脫隊自立，勇武鬥爭、衝擊秩序的黃毓民等人。 天安門民運及隨後的屠殺，是中國的大事，也是香港的大事，我們除了不能忘記之外，更要深切反省——為甚麼香港人擺脫不了六四？年年十幾萬人圍攏一起，在做些甚麼？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歸屬感壯大，有「大香港主義」，大陸開發改革，香港人也是以「施恩」的高傲態度來對待大陸的。為甚麼六四會令香港人忽然愛國、忽然做起同胞來了？六四令香港人忽然愛國，興起民主抗共議程。六四失敗，香港人本土意識覺醒，香港不能與中國混成一體了。然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寄存於中共的心靈創傷之下，令很多港人年年去維園流淚痛哭——為了自己。 香港人要拯救自己，要在道德上自我反省，我們當年是借北京學生「過橋」，借學生鬥中共，圍魏救趙，自己搭民主中國的便車，做free-rider，我們這麼快把北京學生當成同胞，是有這種僥倖的心理，我們夠膽面對，夠膽承認嗎？六四的屠殺令我們在道德上難堪、負疚。我們當初把北京學生當成同胞，他們失敗了，卻無法拯救他們(雖然當年「黃雀行動」也救出一些民運領袖)。六四失敗了，二十幾年，港人活在負疚之中。 港人集會哀求中共平反六四，是虛假的心理治療。港人要治療六四的創傷，必須認識清楚，當日港人同情學生和支持北京民運，帶有人類普遍的同情心，也有僥倖的依賴心，希望我們對北京學生在道德上是負疚的。後來中共驅散並屠殺部分民眾，令這種負疚感在香港人的心裡揮之不去。 香港的民主要靠香港人自己，不能靠大陸人來代理。 要走出六四的陰霾，香港人必須坦誠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當年的道德真相，從道德上來拯救自己，活在真理之中。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Vic：「平反六四」之口號，可以休矣。我們不應該要求中共平反六四，正如我們不應該要求屠夫平反被他屠殺的人。猶太人被納粹黨屠殺，從來不要求什麼平反，而是追究到底，血債血償（對當中罪大惡極者）。對中國人來說，中共是比納粹黨更恐怖的無賴匪幫。只有奴性深重的人，才會乞求中共之平反。中共歷史上做錯多少事，殺了多少人，又平反了多少事多少人，反右、文革都平反了，又如何？
阅读更多纽约客 | 在中国，易受伤的女人，潜规则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都在关注中国，用一个标准或是另一个，被一个具有明显共性的事件震撼。第一，这是兴趣的复苏。一件1994年的冷僻旧案突然间成为网民全心关注的事件：对一位名叫朱令的年轻女性的谋杀未遂。朱令是清华大学一位天才的二年级学生，她被人投毒，金属铊使她从此之后丧失了行为能力。在那时，她的一位舍友被讯问而后释放，尽管虽然她室友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但对于是她家庭的政治关系使她免于被起诉的不满流传了多年。 这个事件被重新提起是因为最近的投毒案，使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全新一代注意到了朱令的谜案和它关于权力和特权的疑问。起初，审查员封锁了与朱令案相关的一切讨论，但辩论在上周继续增长，尤其是当受欢迎的女演员兼评论员姚晨又一次加速了这个敏感事件的认可（和她的千万粉丝一起）。到5月7日，国家媒体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到讨论中或是违背常理的脱节。 第二天，另一股能量爆发了：周三首都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抗议，在听说网上关于一个名叫袁利亚的年轻女性死亡的传言后，数百工人在丰台区京温商场前抗议游行。这个传言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飞快传开，宣称袁利亚，一个22岁的安徽打工妹被保安强奸，也许被谋杀了。抗议爆发，上千名警察和准军士官防止事件传播（具体细节还不清楚，当局已经以“传播谣言”的罪名逮捕了至少一人。） 在这周结束的时候，人们写类似于这样的通告：“我叫刘璐生（音译），我绝对不会自杀，将来如果我出任何意外，都是他杀，请警方务必彻查，”这是人们作出类似的承诺，把自己的名字填在后面。其他人告诫谨防“被自杀”——一个表述来传达面对当局的无力感。 在这两个案件中，基本动态是一致的：一个有着温和力量的女性被处于威权地位的当局指责，而事情的真实本质却被掩盖起来的突然感知。几乎没有曾经见过其中任何一位女性的人对这些事件作出评论。她们的事件与一种被广泛感受到的情绪产生了共鸣：犯罪、审判和权力运作的基础是一种更深的不公正的规则。这些潜规则——使受害者之所以沦为受害者——就像文中所说——“按潜规则做事” 不久前，我采访了创造这个词的人，《炎黄春秋》的编辑吴思。炎黄春秋是一本专于历史和政治的充满攻击性的杂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两类：沉重而充满愤怒，或是单薄平静就像是稻草一般。吴思是后者，我问他潜规则从哪里开始。 要想理解潜规则，他说，你要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城里同他一样的年轻男女被送到乡下向工人和农民学习。吴思被分配到了制铁车间，“我们一直被教导相信‘无产阶级大公无私’，我们完全相信这点。”他告诉我。他第一天工作几小时后，一个年长的工人靠近他说：“够了，你可以停下来了。“ 吴思很困惑，“我没有其他事情干，所以我还是接着干吧。” 他的伙伴悄悄给他一些忠告：“人们不会高兴的。” 如果吴思工作了一整天，那每个人的配额都会上升。他理解这个，放下了工具。不久他就学会了在国企生存的秘密：如何从库房偷零件，如何制造灯具在黑市贩卖。 这是一个平行现实的世界。“一个故事是公开的，一个是真实的，”吴思说。“它创造了一个需要我解决巨大的、谜团，从那时起它就留存在我心里：是什么真正支配社会运行？” 吴思钻研历史，追寻过去的几百年发现了这种动力的实例。在2001年，他在一本叫做《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收录了他的观察结果，在这本书中，他详细描写了在流行于通常法律和道德准则之外的权力动力。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成功，党禁了这本书。他们说：“你是在暗指中国的现实，这本书赞扬西方社会，这是一种错误的立场。”然而这本书被非法印刷，在暗地里流通，“潜规则”这个概念被广泛接受，甚至于年轻女演员张珏指责导演用性来交换角色时，她说这是“潜规则”。 12年之后，这些准则比从前更有意义。使人们去相信中国社会是由法律来统治的——而不是潜规则——其中之一就是新主席最大的挑战。我问吴思如果人们更多的意识到不成文的规则，权力平衡是否会脱离公平。 “当底层的民众开始思考时这种平衡才会被打破，我已经给予了太多了。我做的是无偿工作！”吴思说。“这是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上看过的一遍一遍的循环。每当潜规则过于严苛，这种平衡就被打破，它就需要被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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