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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图片来源：新华网 从3月22日至30日，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次外出访问吸引了海内外各界的目光。引人注意的既有第一夫人为中国外交注入的新鲜活力，又有诸如中俄能源及军事交易等极易引起西方不安的话题。旅美学者孙云则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联系入手，为分析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策略增加了新的纬度。 所谓的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根据财新网的报道，金砖五国拥有全球近30%的国土面积及43%的人口，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16%。作为有别于传统先进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五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来创造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 按照孙云的判断，习总书记选择俄罗斯和南非作为首访的两个目的地完全符合中国领导人的习惯：第一，首访的国家一定都对中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受访国必须对中国保持友好和欢迎的态度，确保领导人的初征告捷。在接受习总书记访问的国家中，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邻居和前盟友，也是习的前任胡锦涛的首访目的地。在南非，习总书记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并联合其他领导人发布了同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宣言。 在关注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南非的同时，孙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不可忽略。即使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冗长的反恐战争，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的军事力量。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对中国内政外交品头论足的习惯，无形中促使中国领导人积极寻求外部盟友以对抗美国的“遏制与包围”。 当然，仅仅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对金砖国家的热情也许过分简单了。孙云认为，中国加速打造金砖五国联盟的意图也是国际大形势所趋。在传统经济强国遭受经济危机肆虐的今天，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经济增速显得光彩夺目。矛盾随之而来：欧美经济体虽然在沉重的打击下黯然失色，却依然不愿放弃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权力，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及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的提议置若罔闻。在无法推动世界传统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想到联合其它金砖国家改善国际经济的布局，并尽早树立自身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威信。 纵观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孙云判定：加紧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必定是中国外交的新重点。只是金砖国家机制能走多远，金砖国家之间的分歧是否能顺利弥合，还要看五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 【参考文献】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3/25-xi-jinping-china-brics-sun

原文地址： 钱文军：当《国际歌》响起的时侯 作者： 李晓斌 中午回家晚了点，正在厨房做午饭，开着的电视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尽管这几天没看电视更没有读报纸，但我知道这是十八大的结束曲。   中学时迷上无线电，从矿石收音机一直玩到晶体管，当然主要还是玩电子管，音响乃至收发讯都没落下，熬夜收音如同家常便饭。记得文革还没开始之前许久，广播电台每日结束播音时播放的《良宵》就被《国际歌》取代了，盖因此前有最高层的旨意， 1962 年就发布《国际歌》歌词批准版，学校里也组织学唱新歌词，印象极深刻的是“罪人”变成“受苦的人”。又记得高三时老师还布置过一篇作文，题目就是“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怀着一种亢奋之情，我的作文写得很受老师赞赏，拿到班上宣读了，只不过现在根本不记得写了些啥，依稀还记得有这回事而已。   那时可谓“形势大好”：第 26 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中国队获三冠，举国陷入“乒乓热”之中；以《九评》为中心的论战，篇篇檄文荡气回肠，我们当然算是赢家；天知道是否巧合：赫鲁晓夫被轰下台只隔一天，中国就成功地试爆首枚原子弹；赵朴初那篇《某公三哭》更是引诱我们一帮同学去钻营“元曲”之奥妙。此外不断有报道，万吨巨轮、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电光源等等捷报频传，都说是大跃进创造的奇迹。尤其重要的是，由于“三自一包”农民被松绑，大饥荒很快得到缓解，成天饿得直流清口水的日子熬过去了。虽然仍吃不饱，但毕竟“一天天好起来”，不至于一有空就跑去农民的田地里偷些认为能充饥的农作物。   此外令我等振奋的是，学校里内部传达了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其中有一段令我激动得浑身抽抽的话：“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啊！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的人。我们这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一种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充斥于心，仿佛“全世界受苦的人”正等着我们去解救，生在这时代想不牛都难。   这种激动与亢奋紧接着就遇到文革，立马获得释放的许可，当然只是朝着被指定的方向上释放。文革所酿成的灾难已经被确认，然而不准探究更谈不上批判。但在“摸石头过河”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许多年里，这支曾被列宁嘉许为可以凭借它在全世界找到战友的《国际歌》似乎被淡忘了。后来寻思起来才有些悟道：大跃进导致的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需要用意识形态洪水来冲刷，不但顺应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之革命逻辑，化罪恶为功绩，还备下了进一步打人的棍子，发展到文革乃是按部就班的事情。   毛曾经称“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倒是道出个中奥妙来了：一则是“悲歌”，“最后的斗争”跟酒鬼的“最后一杯”赌徒的“最后一把”有异曲同工之妙。毛被林彪搞得焦头烂额时曾命一些忠勇当他的面唱此歌，据说他本人也五音不全地跟着滥竽充数一回；二则是这“悲歌”能激起“狂飙”，所谓“悲壮”，无悲从何来壮？把池塘底下的淤泥都搅合翻腾起来，下三滥化作“革命先锋”，俗话叫做“浑水摸鱼”，“为我”所利用还是不错的。   四年前，北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大会，我在广州的“的士”上偶遇收音机直播，居然又听到久违了的《国际歌》。这回算是五味杂陈，全然不似当初写作文时那样“壮怀激烈”了。首先想起文革时不光每次大会以此曲为结束，两派武斗死了人开追悼会，都必播放这首“悲歌”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就放《国际歌》。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播放起《国际歌》来，不谐和之音不知算是冲喜还是悼悲？“胡温新政”这个“平民组合”一登场，借着毛冥诞 110 年纪念，文革的许多套路在中国死灰复燃，样板戏“复兴”了，那个《讲话》又不断纪念，数不清的粉饰历史剧充斥荧屏，官府斥巨资“唱红”更是热闹非凡， 60 年庆典竟然排出个“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来！临“裸退”时竟把 30 余年改革开放红利摊薄成“ 90 年奋斗”上去了，老毛还算头一份功劳。一次偶然瞧见电视里播放新闻：胡哥视察巴基斯坦的“孔子学院”，要孩子们唱他们会唱的中文歌，孩子们则以《茉莉花》与《打靶归来》请他选。胡哥毫无犹豫就让他们唱《打靶归来》。《茉莉花》是外国人获知的第一首中国乐曲，显然不足与“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媲美，可知团支书的情结系于何处。   所谓改革开放，其本质就是废了毛时那些关起门来折腾的倒行逆施，邓公激动时也说过“第二次革命”之类话语。本该一举除却人民头上的“紧箍”，然而邓公却力挽狂澜不许除，只开恩不常念那“咒”而已，或曰从无限国家主义转变为有限国家主义。不知此时播放《国际歌》是否追悼那些废弃掉的举措，重振“亡他之心不死”的精神。俺估计薄少就是顺着这杆子爬，功利之心太甚，爬过头了就掉了下来，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之下场。   佛经里有话说：“养生不如放生。”早在姜太公封神时赵公明就得了“财神”的，演绎至元、明时更当上“元帅”，万民膜拜的。实际上，中国人并不缺乏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坏大事的只是朝廷与官僚，以及替他们打广告做宣传的腐朽文人。若不是儒学为虎作伥帮着皇权打压民间两千多年，没准上帝那个苹果就砸在牛二头上而不是砸在牛顿头上。   “戏说”起来上帝似乎很偏心。他老人家给了洋人三个苹果：第一个被他们的元祖奶奶夏娃吃掉了，不但有了性趣还萌生知耻之心，人性与理性便主导了那边的历史进程。第二个苹果砸在牛顿头上，几十年他们才悟出原来力无需接触也能传递，科学的逻辑从此不拘一格不断更新。第三个苹果以乔布斯咬掉一口为符号，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简直令人应接不暇。不知不觉中人类文明成了人家引领的伟业。上帝却赐予我们三个地瓜，第一个地瓜是刘邦兴汉，成王败寇从此主导了一统社会。其子孙从“盐铁官营”到“独尊儒术”，把政治上的垄断扩展到经济上乃至思想上，整个社会从此正不压邪。第二个地瓜是朱元璋，元代开始融入世界潮流的苗头被他掐死，关起门来一统中国从此与世界潮流分道扬镳。第三个地瓜就是老毛，此乃裹着奶油的地瓜 — 马邪教加厚黑学，中国再次挣脱人类进步潮流陷入古今中外罕有的黑暗之中。   邓公曾曰“不改革死路一条”，多少也明白处境实在不妙，挣脱不了的只是权力私有情结。一切公有必然导致权力私有，财产的公有程度是与权力的私有程度成正比的；而权力是腐败之母，因为绝对权力本身就是腐败的病原体。有道是地瓜藤上长不出苹果来，黄鼠狼生老鼠似乎是我们摆不脱的宿命，无论无限还是有限，国家主义体制都依赖一个众望所归的政治强人，邓希望在他身后出现这样的政治强人，谓之“核心”，就像历代皇上都期盼“龙种”不断延续一样。可惜历史如马克思所说“收获的是跳蚤”，“接班人”大抵是些无担当，无气魄，谨小慎微视开拓创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他们是一群只会吃威权体制残羹剩饭的人，以为“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才有《国际歌》一再奏响的机遇。有点搞笑韵味的是那歌词里有“让思想冲破牢笼”，倘若牢笼成了太师椅，躺在上面看笼外都是“邪路”，是不愿意承认其实只有“我们走在邪路上”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早在夏商周就实行了，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没瞧地球上第一位“世界首富”就是大清国十三行里的伍秉鉴（浩官）么？毛朝严施“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国策，使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才不得不网开一面，执行“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给人民松绑些许。一个误区被宣传部成功地制造出来：似乎中国人民是被党领着“奔小康”的。大错特错！历史的真实是人民迫使党不得不准予“奔小康”。   例如成农村改革标杆的小岗村农民“立生死状”，直至三年后 1982 年《一号文件》才获得批准，收编 “包产到户”等举措谓“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只许干不许说“分田包产”，要说“责任制”。而次年的《一号文件》则大言不惭说：“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仿佛是支部书记说服农民“包产到户”一般。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不是民间迫切要求然后争得批准的，李鹏吹捧邓为“总设计师”，鄙人异议其为“总批准师”，所不准的利国利民良策远比获批的多了去！党其实早已成为国家兴盛人民富足的阻力而非动力，统治权是它的核心利益所在，伟大之处只在于少阻碍民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阻碍越小就越伟大。毛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么？看来这“起码的知识”如今已贫乏至极了！   其实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朝廷越是强盛中华民族也就越是衰落，“康乾盛世”开始滑入深渊，几经挣扎，到毛朝终于滑至“崩溃的边沿”。倒也吻合西方那个“弱势政府”的理念，这个普世价值乃是中国以反面教训、西方以正面经验携手打造的。例如宋朝乃系贫弱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鼓励海外贸易，其开放程度甚于唐。宋高宗便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但又要为朝廷大权不至旁落而严加管控，“笼贾人专利之权以归公上”，“讲求市舶之利，以肋国用”，国家靠垄断获得大部分海外产品，再售与民间赚取暴利，如同今之石油、电讯、银行等国企。结果是只对“外资”开放，《泉州府志》即有“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之记载。   元灭宋，世祖即海禁大开，外贸港几乎遍布东南沿海，政府设市舶司收税于广州、泉州、上海等七处主要口岸，中国海外市场扩展至亚非诸地之外，还开辟了与欧洲的直接通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朝代。不但《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彼时盛况，尚有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相佐证。清末思想家 魏源说： “ 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 ”   朱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国”之首当其冲便是全面海禁，乡下痞子朱元璋坚决搞“中国特色”，其接班人更甚，派“郑和下西洋”七次率领各约三万精兵剿灭宋元以来自发殖民海外的华人，并掐灭所有民间海外贸易，使所剩无几的“朝贡”统归“国企”独占。现在给力宣扬郑和，其实至少宋代民间贸易就已经深入到今津巴布韦去了，郑和航迹并未到达唐、宋、元民间商家之远处；“郑和下西洋”恰是阻断中外贸易往来之“壮举”。可见，中国之“落后挨打”根本就是政府权力太大所导致，民间巨大的创造力被强权遏制住了。   明规清随，愈发变本加厉。若说东西方有何差异？以西班牙、葡萄牙为先导的政府鼓励臣民开拓，中国朝廷则剿灭之，扫清地场给洋人占，甚至不惜出兵打垮在菲律宾的华人武装割据然后交给西班牙人！中国的事，坏就坏在权力一统之上；西方的事，好就好在从来没能实现权力一统。看不清这一点，侈谈什么历史无非“戏说”而已。有机构统计，截止到毕昇“活字印刷”之前，影响人类社会的十大科技发明中有六项乃中国领先，打那以后 151 项重大科技发明没一项与中国有关！元朝时中国尚引领“全球化”，大明开始成“闭关锁国”了。   一统观从制度到文化祸害中国与中国人实在已非一日之寒了，从皇上到臣民，从领袖到“螺丝钉”，都沉浸在这个染缸里自得其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力倡“牺牲个人自由换取国家自由”，胡适先生批驳道：“个人若没自由，国家也不会有自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隶所能造成的。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 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 我对你们说： ‘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有几个人听明白了呢？兼之还有如此巨量的既得利益或欲得利益驱动，明白人也不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金雁教授新著《倒转“红轮”》说了俄罗斯：“事实证明，俄国的历史越往前追溯，人们的自由就越多，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俄罗斯帝国到苏维埃国家，国家的强大并不是人们获得自由的过程，而是人们丧失自由的过程。那些发动革命、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要给予人民自由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动员手段罢了，革命以后国家机器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描述的‘弱化’现象，反而更加垄断、更加残酷、更加强大，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国家过分入侵社会剥夺了各个领域的独立性，造成了个人的消极被动。”由于“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谓“中国模式”其实不过苏俄“新经济政策”之 2.0 版，尤其是，《国际歌》曾经长时间作为苏联国歌，也是第三国际进行曲，直至二战后期才废止。现在奏响它是否宣示中国仍坚持要做苏俄废弃物的发酵场呢？   最为吊诡的是，今日官府及其御用文人、既得或将获利益者们仍然举着马克思的人头乱摇。其实马克思本人对官僚体制极其厌恶，称之为“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赘瘤”，“既要靠社会供养，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老马写于 1843 年的文章指出：“官僚集团实际上最终把国家变成了他们自己私人的事情。是国家内一个特定的、封闭的团体，擅自挪用了国家的意识、意志和权力。”“官僚机构的存在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然而，为了使自己永远存在，它又制造问题。官僚机构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目的。国家成了官僚机构的私有财产。就单个官僚而言，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参阅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C P298-P302 ）这些话似乎就是说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 30 年也是官僚机构急剧膨胀的 30 年，党也即官僚机构的操控者。开个代表大会就要出动十余万军警宪特来保卫，若连同外围“小脚侦缉队”之类，过百万人“维稳”，却引吭高唱被统治者的战歌《国际歌》，也够滑稽的。 一个国家号称玩得风生水起，居然“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维稳第一了，怎么向历史交代？对于执政党而言，政治体制不改革的危险已经远高于改革的危险！   《国际歌》奏响不知道是否为“胡温新政”送终，最耀眼的亮点却是“全退”。尽管胡哥“全职告退”前不厌其详地布置了未来任务，如同就职演说，习少仍“指着和尚骂秃驴”大声夸赞“高风亮节”，弄得那位退而不休的前总书记很没面子。大会散后开小会，一通“选举”游戏结束我们看见五位“老臣”包围两位“新秀”，看来多少也留了一手。东西方文化差异这也算一份，没瞧大洋那边罗姆尼还在竞选中就大张旗鼓宣扬另搞一套了。水落石出之后的众说纷纭，没想到“知青”经历居然也算政治资本了，只是老夫早就做过“中国知青各阶级分析”的文字，这个大杂烩群体里，热衷“青春无悔”者有之，在“激情广场”摇头晃脑者有之，玩学术的无论左中右都不少，富得流油者与穷困潦倒并存，从社会最底层到官府最上层哪一层都不乏其人，甭指望“当过知青”就能咋地，指望不住。   胡温十年也是腐败恶性膨胀的十年，十年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逾 70 人，被判死刑的贪官 11 人加“死缓” 27 人已有 38 人，空前而未必绝后。今年到期的五年反腐《工作规划》成就有多“斐然”尚不得而知，只知道中纪委十七大工作报告称：“ 2002 年 12 月至 2007 年 6 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 677924 件，结案 679846 件 ( 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 ) ，给予党纪处分 518484 人。”上届中委 204 人，本届 205 人，多了 1 人；而中纪委 170 人较上届 127 人多了 43 人。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也是自行监督的大势所趋，一个党的纪检机构居然举足轻重到如此地步，本来是件很荒唐的事情，唯不知继续坚持“中国特色”到 20 大是否会发展成中纪委领导中委。   不管怎么说，新任总书记具有创造历史的条件，“维持会”彻底解散，尽管七常委中有五位“老臣”，充其量也只能做一届，总不至于捆住其手脚十年吧？再说了，中共能靠党内反腐党外维稳长久玩下去吗？除非国民都是傻瓜！薄熙来事件证明了一件事：维持一统天下必定是龌龊的、血腥的，它的游戏规则乃是从动物世界延续下来的兽性规则，人类文明的游戏规则只能是宪政民主。历史早已证明了，不存在兽性与人性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为那才是不折不扣的“邪路”。   若从“唯物主义”视角看过去，中国在许多领域现代化程度都已经居世界前列，权力不吝血本近万亿打造的北京奥运与上海世博正是为之显摆。但社会正义的主要指标：宪政与公民社会，私有财产保护，公众自由的思想及表达，政治参与及监督，社会知情和协商，文化多元性，非但没有被中国当作新制度要素加以考量，反倒为现行制度安排所排斥，信誓旦旦曰：“五不搞”。国家权力急剧增长的过程中，有限市场及其滋生的社会自主性不断遭到限制和挤压，这个矛盾愈演愈烈。自打“和谐社会”被唱响，群体性事件从每年 5 万多起飙升到现在的 23 万起。制度变革无法完成，中国仍将处在前现代社会，其形象如同身着名牌西装革履，拖着辫子的脑袋上却还扣着顶瓜皮小帽。   核心的思考题是：究竟国家应该属于政府还是政府应该属于国家？即使“以党代政”，这个从属关系也是必须想明白的，浑浑噩噩继续混下去，窃以为维持不了多久的，就算人民不反抗，宫墙之内就一定安稳么？改革开放玩到现在，人口红利已经吃完，土地红利即将耗竭，低人权优势难乎为继，归根结底乃是本制度在挽救“崩溃边沿”时所显现的优势已经耗尽，威权资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已经荡然无存，没有任何人可以顶替邓小平一言九鼎之角色，反倒是其毒副作用正在日渐显露，和 30 年前一样，“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现在，习近平们惟有依靠制度变革与创新，才能重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正当渠道，“以不变应万变”是玩不下去的，再大声唱《国际歌》也白搭。须知，《国际歌》恰是一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战歌，靠唱它来“维稳”只能适得其反。   “有知青经历”的新班子具此胆识和魄力么？当然只能拭目以待。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朝鲜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常国家了，它已经完全疯狂了！ 　　朝鲜继宣布全面决战宣言、废除停战协定、废除互不侵犯协定、切断军事通信线、进入1号战斗值勤状态后，昨天又主张进入战时状态，置国际社会广泛民意于不顾，其中便包括友邻中国的苦口婆心、厉言令色。这还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思维吗？还是一个正常国家的举动吗？ 　　朝鲜的疯狂是源于它一贯的威胁恫吓吗？正如美国《世界政治评论》杂志网站日前发表署名文章，作者为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地区战略与规划系主任史蒂文·梅茨认为：“鉴于金正恩政权沿袭了前两任领导人的传统，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所有行动和声明都作出反应，所以很难确切评估什么样的举动会把平壤推上疯狂的道路，导致其采取行动。”在这样的威胁恫吓中，朝鲜玩弄世界各大国于股掌中，要油给油，要粮给粮，一步步地发射了导弹，一步步地走上了拥核的道路。是朝鲜故伎重演，这回能奏效吗？ 　　朝鲜的疯狂是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吗？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朝鲜一样难逃宿命，宫廷政治的残酷使得托孤大臣同样报应不爽，李英浩的下场已经摆在那儿了。现在该轮到谁了？伴君如伴虎的日子不好过啊，铤而走险，剑出偏锋自然是难免的了。 　　朝鲜的疯狂是军方挟持了领导人了吗？我们常常言之凿凿说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绑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那么党国一体的朝鲜奉行的“先军主义”政策，必然使朝鲜的军国主义力量空前庞大膨胀，继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朝鲜的一切都成为谜中之谜，比上个世纪蜚声世界的我国大数学家陈景润解析的哥德巴赫猜想还要难猜。你看看朝鲜的很多事情连我国政府最后都说事先并不知情。大量的朝鲜新闻都是进口转内销，不是“据韩联社报道”，就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反正我们这个唇齿相依的堂堂大国什么都不知道，一副很无辜、很受伤的样子。 　　不管这一次朝鲜是真疯还是装疯，韩国人是豁出去了，韩国国防部日前强调，“韩国军方正在严密监视朝鲜军队动向，无论朝鲜发起何种挑衅，都将采取彻底的应对措施，确保韩国国民的生命安全”。美国人义无反顾，在一面坚决重申美韩军事同盟责任的同时，连续演习不断，近日又接连把B2隐形轰炸机等尖端武器派往韩国，正如史蒂文·梅茨分析的那样“到了那时，美国不可能像第一次朝鲜战争结束时那样，恢复战前的局面了事。朝鲜太反复无常，太孤注一掷，太危险，所以不能容忍其存在。因此，美国的战略目标只能是政权更替和彻底消除朝鲜的威胁。” 　　对美国而言，它常常高估了对手的能力。而美国的对手呢，又往往低估了美国的决心，如伊拉克萨达姆、南联盟米洛舍维奇、利比亚卡扎菲，正在苦苦挣扎的叙利亚巴沙尔。 　　美韩的战略意图如此明晰，战斗意志是如此坚定。那么我们面对如此局面，中国当如何自处？基于国家利益的判断尤显重要，那就是坚决不能误判局势和结果。 　　首先是美国会真打吗？这完全取决于朝鲜，朝鲜若敢挑衅攻击韩国，那么美韩乘势连锅端朝鲜无疑。6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我们在反思，美国人、韩国人一刻也没有闲着。美国的军事同盟是打出来的，朋友也是打出来，连敌人也能打成朋友，日本、德国就是现实的例子，并且是朋友越来越多。 　　其次会形成中俄朝对美韩日类同冷战时期的两大集团对战局面吗？美韩日战略军事同盟确定无疑。倒是中俄朝能否形成军事同盟倒有大大的疑问。中国早已宣布不会再有上个世纪“一边倒“的中苏同盟模式，如今的习总率先访俄意识形态的意思有一些，但实质在于能源、军售，在于借以抗衡美国的下意识等距离外交战略使然。更重要的是，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洗礼，国内民智已开，韩朝发展现实对比距离太大，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民心向背昭然若揭，一场缺乏民意基础的对外战争很难想象要靠什么来支撑。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随着真相大白，尚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今的朝鲜局势更是民心不可欺。 　　俄罗斯呢，这是一个夺占中国领土最多、历史上跟日本一样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过去已说得太多，改日另叙。今天的俄罗斯实质是一个唯自身利益是从的投机大国。朝鲜只是它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小小棋子，对中国是又打又拉，貌合神离，卖给印度的是比我们更好的武器，武装越南潜艇成军在南海给我以重大威胁，重返金兰湾驻军也未可知。对我国在中亚发挥作用深具戒心，视其为打入自家后院行为，必与逐之而后快。那些寄望中俄永不再战、“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人们无异于与虎谋皮，中俄历史苦不堪言，不能记吃不记打啊。 　　朝鲜对中俄恰如狐狸之于老虎，永远不过是一步步、一天天上演着“狐假虎威”的中国成语闹剧，是小国借以平衡大国自保的顽劣战术而已。 　　你说中俄朝还能像上个世纪的抗美援朝那样铁板一块吗？ 　　再次假如朝鲜政权崩溃后诸如难民潮、地缘战略缓冲等，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推测而已。以韩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雄心壮志，到时你想不叫韩国插手都难，想想西德是如何统一东德的还不明白吗？再看现在，你看那些“脱北者“最后跑到哪里去了？除过我们抓起来遣返到朝鲜的以外，还不都是辗转去了韩国嘛。难民潮是，但只是暂时的；难民是很多，但大部分是韩国的，国际社会的，我们怕什么？地缘战略缓冲，这更是上个世纪的冷战思维。现代的空天一体战争，是不分前方后方，前沿纵深的，是发现即打击，发现即摧毁，南联盟战争就充分说明了一切。还有，统一后民主的朝鲜半岛不见得就一定是我们的敌人，看看现在垮台后的前苏联、现今的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反倒成了我们暂可依靠的朋友，真是风水轮流转，有理说不清。想想真是有意思，中国当年跟苏联的反目成仇已让世界特别美欧资本主义国家惊诧莫名，其后中越两个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谓”同志加兄弟“的历经抗法援越、抗美援越战争洗礼血盟之国，突然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大打出手（中国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谁能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恩爱情仇研究透了，这又是一个不亚于诺贝尔奖的题目。今天的中朝关系也同样让世界看不懂，中国是朝鲜目前渡危消难的唯一金主，可朝鲜的一举一动，不仅中国无从知晓，中国主持欲立威世界的六方会谈硬生生叫朝鲜搅了个稀里哗啦，想来就来，玩腻了断然不来，一时叫老大哥颜面扫地。冷不丁地放个导弹爆个核，中国只能神色俱厉“悍然“声明了事。朝鲜呢，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过后依然固我，天马行空，我自逍遥。 　　最后说点轻松的吧，朝鲜战事估计最终是没事。原因有三：一是朝鲜表面的恨其实更多的是对美国的爱，他一再想抛开中国单独向美国媾和是早已有意为之。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2009年8月，朝鲜邀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一位朝鲜权威人士“不小心”向克氏泄露了其核导弹的指向，请美放心。这不是明了嘛，对美国没事那还能叫事吗？二是目前网络上说是朝鲜旅游局长在西安招徕游客一说盛行一时，说是朝鲜不会打仗，请中国游客放心。哎，又是中国没事了，那还会有多大事呢？三是朝鲜常常装疯卖傻，但心底里恐怕一点也不傻。最近新闻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把金砖五国比作五种动物，那大家认为美国和朝鲜分别是什么动物呢？分明是狮子和兔子嘛，狮子和兔子博弈主要靠跑，跑的形式一样，但实质是大不一样的，狮子跑得慢一些仅仅是少吃一顿饭而已，可兔子跑得慢一些可就是一次性丢掉性命了，朝鲜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朝鲜战事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中国未雨绸缪的明晰判断绝对要有。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民族的美好未来更是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政党利益，缔造全民族的福祉莫此为大！

导语:据报道，近日，苹果上海总公司拒绝央视记者进入其内部区域进行拍摄，并以记者预约未获得回应为由拒绝接受采访。作为写字楼业主的“苹果”公司有权阻止记者进入其内部区域，而商业公司也有权决定是否、何时、何地、如何接受采访。苹果对央视说“不”，并无不当之处。 在“苹果”地盘必须听“苹果”的 “苹果”作为写字楼承租人，理所应当有权对其承租的场所进行支配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位于南京七路东海广场内。根据视频显示，央视记者乘电梯到达苹果公司所在的6号楼21层，电梯们甫一开启，便遇到了“苹果”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央视记者试图对苹果公司进行拍摄时，苹果公司工作人员在阻拦的同时回应“这是我们苹果的地方”，这句话也成为这篇《央视记者采访苹果遭拒，总部员工蛮横阻拦》的报道中最惹眼的一句话，成为了央视记者眼中苹果“傲慢”的依据。然而，苹果工作人员这句“这是我们苹果的地方”却是有凭有据经得起推敲的。 “东海广场”开发公司“SOHO中国”官方网站的介绍，“SOHO东海”是上海南京西路CBD中心的一座甲级写字楼，包括“苹果”、法国阳狮集团、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希思黎、迪奥在内的多家公司、驻华机构在此租用楼层进行办公。“苹果”公司对该写字楼的租用情况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苹果”公司是将整个东海广场6号楼21层包租下来，那么毫无疑问，在21层范围内，“苹果”公司当然享有排他的权利。即便是完全禁止记者进入该楼层，也是有理有据的。第二种可能是“苹果”公司是与其他公司共同合租21层，那么，走廊作为写字楼的公摊部分和居民楼的公摊部分一样，并不是“公共”的，就是归业主所“共有”，苹果公司也有对其进行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的权利。如此一来，“苹果”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苹果的地方”确实是理直气壮。 “唐英年僭建风波”中，记者为避免“侵入他人土地”，宁愿在吊车上拍摄，也不敢擅入唐宅 明确了“苹果”公司作为写字楼承租人的权利后，央视报道中拍摄受到阻挠的问题也自然有了合理解释：“苹果”公司作为写字楼承租人，有权在租赁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合同规定的方式使用承租房屋，并且排除他人的妨碍。住户或用户阻止未经同意的拍摄行为只是在承租人行使权利的举动而已，并非傲慢之举。 以香港为例，在香港，记者在公众街道上可以自由采访。记者在公众地方居高临下拍摄住宅内的情况，或者在街道上拍摄屋内的情况是被允许的。例如，2012年2月13日，唐英年被《明报》揭发位于九龙塘约道5号及7号的大宅涉嫌僭建地库；其后唐英年承认事件并公开道歉，但否认有任何的隐瞒。根据香港法例，未经住户或用户同意，不得进入住宅内拍摄。为了拍摄到唐英年住宅内的情况，香港媒体使用了吊车，将摄影师升至空中，对唐英年的住宅进行拍摄。 至于进入住宅及写字楼，需取得住户或用户的同意，否则即属于“侵入他人土地”（trespass），可能需面对民事责任。 “苹果”公司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采访 采访权不具国家强制力，采访人与被采访人地位平等，未经同意而进行采访是侵权行为 “苹果”公司被央视批评的第二个问题是拒绝接受采访。苹果公司是否有权拒绝采访，或者以“没有预约”的借口拒绝采访。这个问题的核心，要看“接受采访”是否是苹果公司的法定义务。 目前，在西方各国一般没有对采访权作法律上的直接规定。英美涉及新闻媒介的判例不多，但至少是在一些重要的判例中，没有直接使用采访权的概念。在成文法国家的新闻法中，如法国、瑞典、芬兰、丹麦、希腊等国的新闻法，都没有规定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有学者认为，采访权是一种“请求权”，它实质上是请求他人同意接受采访的一种权利。这种看法将采访看作双方合意的行为：采访人提出采访请求，被采访人同意接受采访后，采访人方可行使权利。我国民法学家杨立新认为，新闻权的权利来源于我国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采访权是一种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不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权利。 涉及到公民隐私、商业秘密，即使披着采访的外套，也不能掩盖强制采访这种行为的侵权本质。因为前者的权利是基本人权，而采访权是衍生权利，不能以牺牲基本人权来实现。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强行采访就是禁止的侵权行为。 商业公司无必须接受采访的义务，曾有判例认为拒绝记者不意味着一定损害公众知情权 记者（甚至其他公民）有采访或者说发问的权利，企业自然也有拒绝采访和拍摄的权利，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根据具体的法律规定，进行信息公开（有可能是对特定人）是法定义务，接受记者采访并不是法定义务，接受特定媒体采访更不是。 以“BALTIMORE SUN诉EHRLICH案”为例，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罗伯特?奥利克（Robert L Ehrlich）由于不满《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一位记者及另一位专栏作家对他的新闻处理不公平，决定不再接受两人的采访，不回电话，也不配合任何需求，而且下令部属把两人列为拒绝往来户。《巴尔的摩太阳报》将罗伯特?奥利克告到法院，但法官却裁定，这种拒绝接受采访的举动没有违反宪法规定，州长有权利这么做。在判决中，法官认为，公众人物拒绝记者不免得罪媒体，但是州长并没有让所有记者都吃闭门羹，也没有忽略与其他媒体打交道的责任，也就是说，拒绝少数记者并没有导致公众知情的权利受损。 采访权、报道权针对的对象是除记者及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强调第三方无权无故干扰采访，而非记者想采访，当事人就必须接受记者的采访。苹果作为一个企业，即便其规模再大、盈利再多，也是没有接受采访的法定义务。你想要采访，我就必须接受，这样的“采访”与“审问”无异。 除法定强制公开信息之外，商业公司有权自愿选择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方式 事实上，除公司概况及主营业务信息、基本财务信息、重大关联交易信息、审计意见、股东及董事人员信息等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信息之外，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形象、投资者关系、回避诉讼风险等考虑，可以自愿选择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 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和企业的自身情况选择是否披露以及选择何种方式披露。自愿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部门对信息重要性的判断和成本效益的比较。自愿信息披露能够提高公司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和提高股票价格，.有助于树立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良好形象。对于商业公司而言，是否接受媒体采访只是对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接受采访可能有利于商业公司，比如，“苹果”公司如果选择接受采访，就能更好地向公众解释央视的疑问，打消消费者的误解。不过，这些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属于公司自己的可选择项，只要公司愿意承担后果，选择不接受采访也是公司的权利 无礼、傲慢的是“央视”而非“苹果”公司 前台物业与工作人员多次提醒央视记者采访需预约后，并未预约的记者仍执意进行采访 纵观这次采访的全过程，无礼和傲慢的一方不是“店大欺客”的“苹果”，而恰恰是央视的记者。 央视记者刚走入东海广场的商务楼，前台物业立刻向记者表示，如果有预约，可以叫预约的人将采访者接上楼，如果没有预约，则不能采访苹果公司。“东海广场”作为私人产业，由业主或产权人授权物业公司按照业主公约或者产权人的要求来进行管理。作为承租人的“苹果”公司已经明确表示未经预约，不接受采访。央视记者不顾前台物业提醒自行上楼，显然已经违背物业公司的意愿。 央视记者在到达“苹果”公司所在的21层后，“苹果”公司工作人员又前后三次告知采访需要“预约”。事实上，在“苹果”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即可以找到联系采访的预约方式。央视的记者在交涉过程中也透露，自己知晓预约方式，但仍不停质问“找谁”、“没回复怎么办”、“他贵姓”。 通过企业的公关负责人或指定的公关公司预约是基本流程。任何一个正规企业都不会允许未经预约的媒体进入公司内部。事实上，即便是执法机关，没有合法的手续也无权强行进入一家公司。“早有心理准备”的央视记者不顾劝阻执意采访，苹果做出拒绝采访的反应也很正常——并非因为“苹果”公司的“傲慢”。 结语： “苹果”公司既非政府部门，也非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面对“不请自来”的央视，作为商业公司的“苹果”当然有权说“不”。 来源：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apple0401.html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37952/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傲慢的是央视，而不是苹果 发布时间：2013/04/01, 10:0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央视315，打假还是假打？ “8点20分”——央视的权力与消费者权利 日报眼里的苹果与苹果眼里的日报 传“鸟叔”接央视春晚邀请 或将亮相蛇年春晚 央视春晚舞台及节目单曝光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央视又亮了“注意11秒”央视主播最尴尬的一幕 (@fun4hi) 央视记者逼问林书豪何时代表中国参赛 (@fun4hi) 央视调查《你幸福吗》神回复集锦！ (@fun4hi) 【ccav趣闻再现】央视《大家》主持人曲向东采访丁肇中 (@fun4hi) 浙江工商局长智斗央视主持人视频走红，中央名嘴都自以为是。 (@fun4hi)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