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推荐

上海，中国——2月7日，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公布对该市生产和销售的学生服产品质量抽查结果，在被检验的22批次产品中，不合格的有6个批次，其中欧霞服装厂生产的校服还被查出含有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涉及浦东的60多所学校，引起家长关注。 上海质监局2月7日公布了对22个批次学生服装产品的抽查结果，从检验的产品来看，多为学生冬装，其中16个批次的产品被认定为合格，另外有6家服装厂生产的6个批次校服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除了纤维含量、pH值和使用说明不规范等问题，欧霞服装厂生产的冬季校服被查出含有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上海质监局表示，“该项目不合格表现为产品面料在染整过程中使用了含有该物质的染料造成的，由于这类染料含有偶氮基团，对人有可致癌性，且对人体的伤害不可逆。” 此外，欧霞时装有限公司生产的学生夏装还曾在2011年5月被检出pH值不合格。 据上海电视台报道，涉案企业欧霞服装厂坐落在川沙的一个村庄里，检出问题的产品面料从浙江柯桥进货，初步分析是由于面料染色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含有致癌物质。 东广新闻台称该服装厂已被立案查处，这是上海最近两年来首次对校服立案。而且上海学生服生产厂家9成以上是欧霞这样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的产品合格率不到一半。目前尚未对这些企业启动黑名单制度。 校服含有致癌物一事引起了家长们的关注，不少中国学校要求学生每日穿着校服，同时衣服与学生亲密接触，民众担心学生的健康受到影响。新华社的消息称，欧霞服装厂为上海浦东60多所学校提供校服，上海媒体采访后则表示该厂负责人不愿透露供货学校。17日上海市教委表示将通过“上海教育督查短信平台”，把质监局的抽查结果告知全市各学校，以提醒各校在校服采购过程中注意选购质量合格的产品。如遇不合格产品，学校应与生产厂家进行交涉，依法维护学生权益。 FMN

昨天下午有位老乡在武汉转车，所以邀请我去聚聚；看着他独自一人去南方打工，我却想起他家中的老人与小孩；按照我们农村的规矩，过年不过十五不算完。然而为了老板的召唤，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远去的路。他说过了元宵后他妻子再去，目的就是要妻子多陪陪孩子；因为这一去就是一年，中途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是不会回来的。我就问他这两口子在外一年，能对家中的老小放心吗？我见到他的眼泪都要出来了，他说还不是因为没有别的本事；所以在当地也赚不到钱，因而才背井离乡。他问我‘为何背井离乡的总是百姓，而官员却没有品尝这滋味的呢’？ 我回来后上网，发现“中国式离别”在网络上很火；原来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又要离别》的微博称，‘父母的衰老和孤独，让远行的脚步无法义无反顾’。“返乡—离乡”模式构成了中国式大迁徙，其背后蕴含着“中国式孝心”的拼搏与无奈。这条微博发出后，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共鸣；那些即将离家或已经离家的网友，深深地被这条伤感的微博打动。然而没有人反问，这地方政府既无法实现就近就业；为何又不能使外出打工者无后顾之忧呢？因为是什么使‘父母的衰老和孤独，让远行的脚步无法义无反顾’，还是当地没有为这些打工者解决后顾之忧的问题呀。 我们发现中国人每年春节的大迁徙都是那么艰难，但无论多么艰难都阻止不了这些打工者的回家之心；于是有的人说是中国人的孝心，却不知道这打工者一年的辛酸。正因为如此，所以父母亲这个家才是真正幸福的港湾；虽然载去的是相聚，载回的却是离别；而且聚集的时间也不长。但正是这短暂的聚集，却是外出打工者一年的动力；因为这聚集中，一年的辛酸早就烟消云散；而换来的却是从这幸福港湾中得到的快乐。我有个侄子在东南亚打工两年，后来说自己再不回就要疯了；因为在外面的辛酸总在叠加，而家乡的思念却与日俱增；这样的循环使他实在难以坚持，所以今年春节坚决要求自费回家。看着他那幼稚的面孔和含泪离家的心情，我的心也碎了。 本来聚散离别是人生常有之事，可中国人的聚散离别是那么艰难；为什么，因为打工者在外艰难；而留守的父母与孩子同样艰难；正是这双方的艰难，才使得我们这‘中国式的离别’平添了那么多的不舍。因为对于大多在外务工的子女来说，春节是一年中唯一与家人团聚的日子；而春节过后的这一别后的再相聚，大多是一年之后了。看着已经年迈的父母，而自己却不能在身边照顾；心中充满着不舍、无奈和离别的酸楚。但是又不能因为这种不舍而止住离别的脚步，因为自谋出路是这些人的最高追求。同样父母亲也知道子女在外的艰难，所以同样牵挂的还有父母亲的不舍；但不舍并不能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这才是“中国式离别”是那么心酸的原因。如果我们所有“中国式离别”的人全部是官员那样的享受，我们社会能有这么多的不舍吗？看我家乡有个官员到外地做官，其家人全部同往；因为所有的住宿都是国家的，这难道还能有不舍吗？ 其实今天的“中国式离别”并不是每个人拼搏的结果，同样还是关系就业的源泉；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能有一个好的就业机会；是不会有人愿意轻易放弃。如我家住的附近有个单位食堂被该单位负责人老家的人承包，于是连这承包人的老父亲也来守大门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见到这里打工的农村人初四就来上班了。因为他们知道工作比团聚重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自谋出路的今天；只有工作才能来维持生活。同样在整个社会都是‘拼爹’的年代，有个好工作更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自谋出路的人，很难有选择的权力；因为我们社会可以选择在家人的周围工作的只有官员，可以选择把家人接到自己的身边一起生活的还是官员；这些自谋出路的人也有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景，也的确鼓舞着他们努力工作；可是他们能用自己的努力换来大团圆的又有几人呢？ 我们总是为“中国式离别”编造谎言，说它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结果；试想如果自己的家乡的发展了，我们又何必选择他乡就业呢？这就是我们改革后诞生出的一个理由，那就是老百姓要自谋出路。如果我们的官员每人身上都有安排百姓就业的硬指标，我们社会能有这么多辛酸的“中国式离别”吗？ 不要高谈阔论什么“中国式离别”是全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要说什么无法坚守亲情和陪伴是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它是“中国式权力而无责任”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官员在履行权力时涵盖了就业的责任，我们社会能有“中国式离别”的伤感吗？“中国式离别”蕴含着中国百姓的悲哀，当然更蕴藏着百姓的无奈。如果真的让我们每个人选择的话，我们社会究竟能有多少人愿意选择“中国式离别”呢？“中国式离别”的为啥都是百姓，这实际是拷问我们社会官员良心的一个社会性话题。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2b2d2b0102e3xd.html?tj=1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36587/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中国式离别”拷问谁的良心 发布时间：2013/02/17, 20:28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中国式圣诞老人造型 中国式圣诞节 捡回丢失在雪夜里的良心 中国式光棍节 中国式血荒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不要当众拷问人性，真相会很可怕 (@fun4hi) 中国式性感，破镜而出 (@fun4hi) 业界良心无误，感动中国啊~~ (@fun4hi) 德艺双馨，实乃业界良心！ (@fanjian) 邪恶漫画：拷问女王。8P (@fanjian) 无觅

原文地址： 林彪写给毛泽东最后一封未发出的信 作者： 晓妍  林彪一生给毛泽东写信（包括请示）无数，他们之间的通信将是未来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资料，如果把他们之间的通信出本书也会很畅销。他们从起初上下级甚至父子般的亲密到赐予法定接班再到剑拔弩张，变化之大、戏剧性之强、结局之惨烈在古今中外的政坛都罕见。  林彪给毛泽东最后一封信是在1971年5月23日，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而信在林彪离开毛家湾住所决定乘机外逃也没有交给毛泽东。而人们一直印证5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不辞而别是决心决裂，也似乎不尽然，因为20多天以后他仍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他一直设法挽救命悬一线的危机。同年7月1日他同意江青给他拍照，也证实他不想和毛泽东搞僵。  林彪给毛泽东最后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信的最后部分，林彪“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林彪让毛泽东放心，自己绝无任何非分之想，把自己指挥过的部队调离首都，“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而靠近首都的唯独没有我的嫡系。“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也是给毛泽东出谋划策，谁也别想在首都“独大”。这样的表态可谓用心良苦。  而信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明显是对未来的恐惧，他提议“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谁都知道，在这之前半年多的庐山会议后名义上揪出来陈伯达，但已经剑指林彪。林彪和他的爱将文革中固然有罪，但绝不是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在后来审批黄吴李邱时也没有过多涉及这件事。而且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或处于崇拜或出于恐惧都同意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但独独把林彪集团拿出来问罪，说明这只是借口。  林彪从岌岌可危到坠机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试图获得毛泽东的谅解，他也催促吴法宪等主动找毛泽东承认错误，但毛泽东坚决不见，直到林彪亲自出马写了几近求饶的信，在信中要求毛泽东“约我一谈”也未予理睬。从信的内容看，他在万分紧急的状态下有些枪法大乱，后来林彪对这封信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回答：“有这个必要吗？”政治经验更丰富的周恩来知道此时写信已经无济于事。  至于林彪提议对政治局委员“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明显是要保黄吴叶李邱，抛开此时毛泽东决意要把这几个心腹大患打入冷宫不谈，就是在随意可以把一个领导人（更不用说老百姓）投入监狱合法化的年代，怎么可能到林彪这里就戛然而止呢？如果当初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林彪和所有政治局委员不同意，至少后来文化大革命不会如此顺畅。如果刘少奇当年不是坚决支持打倒彭德怀而且几年后说“就是彭德怀不能平反”，后来给领导人罗织罪状也不会如此一呼百应。如果从延安整风时代就对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清算，也不会让文革十年无法无天。  既然随意制造冤假错案已经成为国策，而且林彪自己也曾多次推波助澜（当然文革后期有所抵制），那怎么可能轮到自己就幸免于难呢？  对于林彪来说，一切全晚了，只有坐以待毙。而既然没有形成“四不”的制度，那对不起，江青也得不到“四不”的待遇，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便被抓，一个告别恐怖年月的时代开始了。而这个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叶剑英也意味深长地说：“抓四人帮将是党史最后一次用特殊手段解决党内问题。”

《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移居背后的故事》(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作者：Tom Miller，出版社：Zed Books （16.99英镑，29.95美元） 中国的城市化产生了一些令人瞠目的数据。 过去30年，中国有5亿人迁入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到2030年，预计还有3亿人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时，中国城市人口将占到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 从鞍山到郑州，一些外部人士几乎没有听说过的城市高楼林立的景象似乎表明，中国城市的未来不仅仅体现在巨大的规模上。它还将是现代化和高效率的模范。 现实常常令人失望。很多中国城市都是单调的复制品，其特征包括：道路拥堵、空气污染、匆忙修建的住宅楼、庞大的政府建筑以及绿地少之又少。 在这本书中，长期生活在北京的记者汤姆·米勒(Tom Miller)深入考察了是什么导致中国在急于城市化的道路上误入歧途，以及怎样能够解决随之而来的问题。鉴于即将上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将此列为政策议程焦点，这本书为相关讨论做出了及时贡献。 一切事关重大。中国很大一部分经济增长受到城市建设的推动。但当建筑活动在大约20年后趋缓时，一种切实的风险是：中国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在零星区域拥有巨额财富以及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但城市里充斥着庞大的贫民窟，在固化的社会分化中腐朽。” 鉴于中国城市化发展较晚，中国本来有一个优势：从已经完成城市化的所有城市汲取教训。然而，与它最接近的一个先例（尽管这是无意的）是城市扩张和交通拥堵的极品：洛杉矶。 中国没有从人口密集、混合使用的城市规划获得经济和环境效益，而是吞噬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大量纵横交错的宽阔道路将住宅区与工作区分离，并带有自上而下规划的特点，就像某种巨大疯狂的模拟城市(SimCity)游戏。 自1980年以来，建成区的面积增加了3倍多，但城市人口仅增长120%。正如米勒所指出的那样，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市化。 一系列政策选择突显出这一发展模式的浪费。最有问题的是1994年的财政改革，它让中央政府获得大部分税收，同时迫使地方政府承担教育和医疗成本。 感受到资金压力的城市想出了两个财源。首先，他们廉价征用农村土地，然后将其转让给开发商，从中轻松获利，这一模式促进了城市的无序扩张。第二，获准对工业生产征税的城市，创建了数千个“经济开发区”，以吸引企业，增加财政收入。但很多经济开发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只是加剧了城市的无序扩张。 户籍制度也该受到谴责。通过将社会福利限制在户籍所在地，中国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安家。他们往往被推到隐藏在人们视线之外的贫民窟，例如像兔子窝一样的地下室或者附近村庄的简易砖房。 米勒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得到精彩报道文字的支持，提醒读者这一切牵涉到人的因素。本书从头至尾引人入胜，对于一本探讨一个可能干巴巴的话题的书而言，这绝非易事。 本书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西南部的雾都重庆，在那里，“搬运工驼着沉重的包裹走上陡直的石阶，气喘吁吁，道旁是在黑漆漆的厨房里刷锅的女子”。在北京，我们遇到一位乞讨的老人，自从失去双腿后，他一直大小便失禁，还有一个卖水果的商贩，她头上卷曲的头发说明她是农民工：“杂乱的头发在本地人当中不受欢迎。” 对中国前景悲观的人士的标准观点是，中国正在建设鬼城，中国经济终有一天会崩溃。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微妙。米勒记叙道，即便是最极端的鬼城——周围一片沙漠的鄂尔多斯新城——也在慢慢吸引居民。 真正的担忧是，在这些无序扩张的城市吸引到足够市民后，它们提供的生活质量将是低下的，这将促成一个分裂的社会和无法兑现承诺的经济。中国仍有时间转变政策，以创建更幸福、更具成效的城市。但这扇窗正开始关闭。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