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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谈谈我对香港奶粉限购的几点看法

destylee 在内地水货客以及不少妈妈们的抢购下,香港奶粉供应持续紧张,引发“奶粉荒”。对此,特区政府推出包括修订进出口条例,禁止从香港输出配方奶粉等多项措施,确保香港奶粉供应充足。“考虑离境人士可能自用,我们初步建议,每人可以带走净重不超过1.8公斤的奶粉。如果以一般罐装净重0.9公斤计算,每个人只可以带两罐,但这个不包括小朋友”,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如是说。(凤凰卫视) 对于这些措施的实施,部分内地的父母表示难以接受,也有很多网友认为这项措施对于大陆居民很不公平也很不人性。甚至,我在网上还看不少网友为此谩骂香港人,认为香港人歧视,认为这是“港府97后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同时还认为,这些措施是借打击水客之名,行地方保护主义之实;有歧视大陆孕妇之嫌,违背自由市场之策。 首先先撇开经济保护主义、歧视大陆孕妇这类观点不谈。先想一想,为什么香港会出现“奶粉荒”?自从国内诸多品牌的奶粉相继出现问题以后,大陆的不少妈妈们为了自己宝宝的安全着想,纷纷跑到香港购买奶粉。当然,不止香港,还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地区都相继出现过大陆人抢购奶粉的新闻。“抢购”应该是不少大陆人的一种习惯,我们从抢醋、抢盐、抢蜡烛等诸多事件中就能看得出来。而且,这种抢购的威力我相信我们不少大陆人都见识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不难明白,这样的抢购,确实会给被抢购地区的居民造成困扰。奶粉一罐难求,香港的妈妈和宝宝们应该如何度过?而此时,身为地方政府,针对目前出现的问题,推出了这些措施,实在无可厚非。从香港居民的角度来说,香港政府有义务、有责任为他们的公民出台相应的政策以保护他们的权益。有人说,这样对大陆人太无情了。其实没有,港府并没有禁止我们购买,只是让我们一次性少买一点,这样香港的宝宝们也能够有奶粉。我想,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一次性购买2罐奶粉,至少可以满足1个月时间内(应该不止1个月)的生活需求。 这样一来,购买的周期可以扩大,既能保证香港的宝宝们能够吃得上饭,也能够给奶粉厂家足够的时间生产更多的奶粉,从而保证市场上的奶粉供应充足。如此,不知道这样的措施有何不妥,非得招致那么多人的谩骂呢? 退一万步讲,客观点来说,大陆公民的奶粉问题实际上应该由大陆政府解决。你们纳税供养他们,他们就有义务为你们解决宝宝的奶粉问题。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们人口很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跑到国外去买奶粉。老出去抢购也不是办法,既影响别人的生活,也影响自己国家的形象不是吗?既然我们是和谐社会,又怎能让外人知道我们没有安全奶粉可以食用呢?这让外人知道了,岂不有损“国威”吗? 还有,有些家庭有条件出国买奶粉,而那些出不了国的家庭呢,他们的宝宝就只能喝毒奶粉吗?所以,问题还在,出去买只是治标不治本。要让大陆的宝宝们有安全的奶粉吃,又不需要去国外抢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陆政府要励志图强,在奶粉质量上有更严格的监管体制和法律制裁。实际上,这既是对老百姓的民生负责,也是对政府的面子负责啊。纵使再不为贫民百姓们想想,也得为自己的面子想想吧,否则,走到国际上,哪还有位置可言?谁都能埋汰你两句:那谁,你们国家的人又来我们这抢购奶粉了?人要脸,树要皮,何况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呢? 对于那些骂香港没良心的人,我觉得你们最好先想一想,造成如今尴尬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香港政府、香港人造成你们没有安全的奶粉可以食用?为什么我们在内地买不到安全的奶粉,只能跑到香港、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这些地方去买?大陆没有能够提供可以安全食用的奶粉,你们就去抢购香港、欧美国家、澳洲的奶粉,当你们的抢购行为已经给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居民造成困扰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出台了保护他们居民的政策,限制你们的抢购行为,而你们却来骂他们对自己太残忍、一点都不人道。怎么着都觉着有点以德报怨的味道。 回过头,想一想,我们何以沦落至此?我们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吃的放心的奶粉,只能在他乡抢购。香港的政府能出台保护当地居民的政策,能够让当地的宝宝吃得上安全的奶粉,而我们的政府在做什么?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呢?好像没有看到。是查处了几家有问题的奶粉厂家,可是查处之后我们就有安全奶粉了吗?依然没有。 我想,你们在谩骂他们的政府和公民时,最好能先想一想,我们何至于此。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改变,从我们身边的点滴做起。如果企业的行为伤害了我们的权利,政府没有能够保障我们最基本的权利,我们是不是应该来督促他们,让他们学着改变,让他们开始改变。如果无法监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争取?每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并开始学会保卫自己最基本的权利,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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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向钢企提前征税

中国一些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开始要求钢铁企业预缴未来至多两年的税收,这一不同寻常的举措突显出它们资金吃紧的程度。 钢铁企业传统上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摇钱树”。中国钢厂的产量占全球钢材总产量近一半。 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China Iron and Steel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大型钢厂去年的利润同比下降了98%。 亏损钢厂的亏损额增长了逾7倍。 然而,中钢协秘书长张长富表示,这一切没有阻止中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一些地方政府强迫某些钢企预缴至多两年的税收。这些地方政府也感受到了经济增长下滑带来的影响。 一些不合作企业成了审计和调查的对象,而且往往被处以巨额罚款。 中钢协高级会计师兼副秘书长屈秀丽表示,一些难以完成税收目标的城市向钢厂额外征税、以获得更多资金。 屈秀丽说,如果一家钢厂在2012年没有实现应税利润,地方政府可能会要求它提前缴纳2013年的税收。 如果该市仍未完成财政收入目标,它也可能还会要求钢厂提前缴纳2014年的税款。 中国地方政府有多种方式从企业攫取额外财政收入,要求钢厂预缴税款是其中之一。 分析师去年表示,部分城市没有兑现优惠税率的承诺。 中国媒体也报道称,有官员威胁,要对不愿超标缴税的企业处以罚款。 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降至12.8%,比过去5年21.9%的平均增速低近一半。 张长富昨日表示:“不合理收费项目,加重了企业负担。” 中国人民大学(People’s University)的中国财政体系专家陶然表示:“政府说,我们需要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它没有真正做到。 “地方政府在过去累积了大量的债务,现在它们要偿还债务,因此必须提前征税。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张长富预测,2013年钢铁行业前景黯淡。他表示:“预计2013年(钢材)需求将有一定增长,但今年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容低估。“下游行业需求不足。” 陈晓敏(Gwen Chen)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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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谷歌:中国是世界最危险的超级强权

就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华尔街日报相继被「骇」,并且怀疑是中共「网军」所为之际,Google(谷歌)董事长施密特也在新书「新数位时代」(The New Digital Age,暂译)中毫不掩饰地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危险的超级强权。 「华尔街日报」报导,施密特在新书中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积极且最热中的资讯过滤器」,也是侵入外国企业网路「最老练且频繁的骇客」;在一个数位化程度愈来愈高的世界,政府和国营公司愿意藉由网路犯罪,来获取经济及政治利益。 新书中一再提到,在网路全面化的世界裡,中国是一个既危险且具有威胁性的强权。书中甚至预测,未来全球网路终将支离破碎,分成支持网路自由与实施网路镇压的各个区块;企业跟网路管制国家做生意会变得困难得多。 此书的共同作者柯恩年仅卅一岁,曾先后担任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和希拉蕊的高级政策计画幕僚,现在专职担任谷歌内部智库Google Ideas的负责人。施密特和柯恩曾在2010年十一月发表「数位崩解」,书中预测「许多民众只用手机,就可以在政府完全无预警的情况下,掀起小型革命」。一个月后,阿拉伯世界就相继展开反专制运动。 书中也承认,中国大陆固然不是善类,美国也绝非网路世界的天使,包括运用电脑病毒对付伊朗的核子设施,以及对一些人权记录不良的国家出口监视软体及科技等,均广受抨击。 作者委婉地建议西方国家也跟随中国的做法,将国家政策与企业活动做更紧密的结合。书中指出,「未来超强的(设备)供应国,将会以特定的软体协定及产品,来缔造他们在网路领域的影响力;如此一来,从超级强权本身的社会,乃至于使用他们的产品及服务的国家,都将依赖这套由超级强权所建立、服务及控制的基本架构。」 书中指出,中国的通讯设备公司在世界上迅速攫取市占率,正是中国对外扩张影响力的前锋,「为在那裡取得市场,中国的影响力及领域就在那裡茁壮」。西方的思科及易立信等企业,未来「在外交及技术水平上,将与各国政府加强合作」。 儘管书中强调中国在网路领域所占的优势,但作者似乎仍认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将难以持久。书中写道,「拥有活力的人民配备了高科技的设备,碰上政府严格的管制,情况将更加动盪不安」,并将造成「广泛的不稳定」,预言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看到某种形式的革命」。 ——- 谷歌高层指中国黑客世界之最 英国《每日电讯报》周六(2月2日)引述互联网巨头谷歌(Google)公司常务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形容中国是攻击外国公司最“先进和多产”的黑客。 施密特的新书《新数字时代》(The New Digital Age)与前美国政府顾问杰瑞德·科恩(Jared Cohen)合写,将于今年4月由兰登书屋出版。 《每日电讯报》文章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常务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新书中说,美中两国公司之间的差距以及中国公司的战术将使美国政府和企业处于明显的劣势。 施密特分析,这是由于美国法律更加严格、施行得也更好,所以将不会走中国那种数字企业间谍道路,并且,不正当竞争违背美国的公平竞争意识。 施密特认为,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国当局支持网络犯罪,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威胁。 报道说,尽管如此,施密特的新书承认美国在这一领域也不完美—书中特别突出,美国在2010年广为传播的网震病毒(Stuxnet)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这种病毒由美国和以色列当局创制,旨在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施密特和科恩几乎建议西方政府模仿中国的做法,这样面对中国的活动时才不会失利。 报道引述施密特表示:“华为公司在哪里获得市场份额,中国的影响力也在哪里增加”。 尽管如此,施密特和科恩认为,技术的传播可能动摇专制政府。 “拥有高技术产品的活跃公民与政府的严格控制结合起来的情形非常容易波动,可能带来广泛的动荡,这将在未来数十年引发某种形式的革命”,该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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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李承鹏:长江后掌推前掌

我很小的时候有个观点:国家修了很大很大一间屋子,是专门用来给大家鼓掌玩儿的。因为我看这间屋子里的人们基本没干过别的,就是鼓掌、再鼓掌⋯⋯等我上了小学才知道,这其实是间会议室。 后来我看别的国家也有会议室,可是我很不屑,我们的会议室轻易通过每一件事情,他们的会议室不是在吵架就是扔臭鞋子。我的爱国主义就在这种对比中培养起来,也深深为我们这间会议室的优越性感到骄傲。 等我足够大,一些研究苏联史的老师告诉我,那间会议室开会时,人们鼓掌时间更长,最长可达二十多分钟,这是因为谁也不敢先停,谁先停就显得不够热爱斯大林,人就可能会在某一天莫名其妙地消失。于是你不停,我也不停,大家就这么互相干耗着。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激动人心的,从生理上讲连续二十多分钟鼓掌需要超强体力,最好自带铁砂掌外家功夫,心理上还得有一种默契,就像击鼓传花,元首右手略略一抬,下面全都停止鼓掌,不可有人鼓、有人不鼓,稀稀拉拉的,就是成心捣乱。 那间会议室一夜间消失了,但我们的会议室仍爆发出灿烂的掌声,这里有三个故事: 一个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太。她从六十年前就一直坐在这间会议室里,这期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人事变化,可该名老太太一直在这间会议室里,鼓掌、鼓掌,是永不磨灭的掌声。大家一定想起了,她叫申纪兰,来自山西。作为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唯一全程参加会议的代表(编者注:至2013年1月,已成为创纪录的连任十二届的人大代表),年过八旬还努力学习科学发展观,还将四万多字一字一句地抄下来。记者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拍了拍自己的心口,“我文化低、没水平,所以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看,她来会议室只是为和天花板保持一致的。她老得可能连家门都找不到,但肯定找得到这间会议室的门。她甚至不用懂会议发放的电脑怎么用,只需熟练使用那个投票器,且只认得“同意”键。 她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肉身版同意牌投票机。 大家都知道,她同意过土改,同意过反右,同意过打倒刘少奇,同意过文革,同意过打倒四人帮,同意过改革开放,同意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她一切都同意,一切都和中央保持一致,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中央,视上面的通知而定。 还有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倪萍,她不仅鼓掌,且从不投反对票。她说:“我不想给国家和政府添乱。反对就意味着有思想吗?赞成就代表没思想吗?我不是说反对的一定没有思想,赞成的一定就有思想,但爱不爱国与投不投反对票真的没有关系,相信反对的也有爱国的,赞成的更有爱国的。”可能考虑到这段很像绕口令,她干脆说:“骂有用吗?美国能解决你的问题吗?爱国就像爱一个家庭,孩子要理解父母的难处,跟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看,她把国家当成咱爸妈。可国家是国家,我爸妈是我爸妈。我要混为一谈了,我爸妈都不同意。 古今中外也只有中国发明了“再造父母”这个有悖人伦的词汇。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有给官家当儿女的癖好,夏商还好,可以跟王称兄道弟,到了周就不对了,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大秦是草民,到了大明是贱民⋯⋯所以说孔教的家天下是向官府递上的一个投名状。孟子没那么红,是因为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好在互联网让大家越来越明白政府是人民请来的管家。何况生活中真实的情况是:我妈菜做咸了,我是要提意见的,我爸打我,我更要反抗。 我一直不确定倪萍是否真不懂这些。总之她从一个叫CCTV的台,坐上了这个会议室的台。这样的一个台太需要贴心儿女来撒娇。撒泼就不行,比如想掐死录音笔的道台就惹了乱子,他表的是红中,心里想的是发财,老百姓就要让他白板。 最后一个故事的主角其实是站在会议室外面的。他的站姿非常豪迈,豪迈得让人看了不禁会兴奋地产生一丝尿意。他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读人民日报,十二岁就立志续写汉唐之盛世,复兴中华民族之霸业,他修身齐家、济世安邦,带着一脸高深莫测的笑容与同学们亲切合影,奋笔批示文件时简直有国家领导人的气势。他叫黄艺博,五道杠的武汉少先队总队长。当他誉为“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时我并不惊奇,因为凤姐也这么说过。当他要实现中华“独霸世界”时我才震撼。有人说,拉登已留下遗嘱,已在东方找到转世灵童以实现夙愿。 有人说,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怎么了,万众欢呼一个拍AV的苍井空,却容不下一个看新闻联播的黄艺博。这是一个误会,至少我并不认为黄艺博没道德,我只是遗憾他早早就失去了天性和童真。在一个需要奥特曼打小怪兽培养正义感的年纪,他却用人民日报来训练自己的正确性。虽然看AV并不高尚,但它至少符合人性。 黄艺博是少年版的申纪兰,倪萍是中年版的黄艺博,申纪兰是老年版的黄艺博。他豪迈凝望着的远方,其实正是那间最大的会议室。他现在还来不及在会议室里鼓掌,可已模拟着带领同学们在教室鼓掌。他已经深深地信了,再发展下去只有朝鲜孩子可以媲美。不怪孩子,这里的教育模式就是会议室模式。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卡拉OK鼓掌机。 十二岁的黄艺博,五十二岁的倪萍,八十二岁的申纪兰,老中青三代,多好的会议室结构,分别用擅长的最纯真、最亲和、最质朴来代表中国人的民意,直取上、中、下三路,无孔不入、无往不胜、无与伦比。 老中青三代都在鼓掌,长江后掌推前掌,前掌修成仙人掌。 来源:《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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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彭丹:我骨子里就爱党爱国

1月下旬,地方“两会”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两会”中的“明星委员”,更是被推向风口浪尖。露个面就闪人、不写提案、艳星当上委员……围绕周星驰、王宝强、彭丹等“明星委员”的新闻,让这个群体成为这场舆论风暴的焦点。   近日,都市快报记者前往甘肃兰州,与被网友称为“艳星委员”的彭丹面对面,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个例,了解“明星委员”这个群体是如何被推举为政协委员的,以及他们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能否担当为普通民众代言的角色。   记者刘彦朋发自甘肃兰州   “你在网上搜‘甘肃政协’,立即跳出来的不是冯健身(甘肃省政协主席),而是政协委员彭丹,她到你那里慰问,得多少媒体跟着报道啊,这么好的机会得好好利用。”1月30日晚,彭丹在政协会上认识的委员朋友马健,向甘肃一个贫困县的常务副县长这样推介彭丹。   在今年甘肃“两会”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驻地宁卧庄宾馆,尽管很多人在同一个会场开过好几次会,但每逢彭丹出现在酒店大堂,还是会引来一阵嘀咕声:“嘿!她就是彭丹!”   因为一家媒体报道她之前在香港的“艳星”经历,让原本想平平淡淡开完会的彭丹身陷舆论漩涡。   Hello!我是彭委员   自从到甘肃参加“两会”,“Hello!我是彭委员”,已经成了彭丹接电话时的口头语。   去年下半年,她听说中国致公党已向甘肃省政协推荐她当政协委员。“因为民主党派每年都有一些被邀请参加政协的名额,当时致公党知道我在甘肃拍了很多戏,跟这很有缘,就提名推举了我,具体情况我一直没问,也没人跟我说,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彭丹说,从美国留学回来,她就被致公党“收编”了,成了致公党党中央的文体委员。   经甘肃省政协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提交十届甘肃省政协第二十一次常委会议协商决定,彭丹成为甘肃省政协“文化艺术界别”19位委员之一。   直到今年甘肃“两会”开幕前一个多月,她才接到确切消息。“通知我1月下旬来开会,具体需要做点什么,谁也没给我讲过。”彭丹赶紧去网上查了政协委员守则,里面写着政协委员履职的要求、提案的格式,还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材料。   彭丹一边翻着微博一边解释,她很理解一些老百姓对政协委员的评价和议论。“即使针对我的留言,我也不觉得这只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政协委员跟普通老百姓交流太少,没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没及时了解百姓的疾苦,所以大家爱围观、调侃政协的各种新闻。”    为修改提案连续熬了4个通宵   彭丹被推举为政协委员,就连在同一个会场开会的其他委员也是持怀疑态度。   彭丹说,她第一天参会,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第二天好一点;第三天,大家都说,这个委员还不错;第四天,咦?这个明星委员又来了;第五天,她还能坚持吗?“后来很多委员就主动跟我说话,网友的声音也不那么激烈了。”   会议开幕前,彭丹构思了一份《关于拍摄西路军的提案》,因为一直拍摄红色电影,她一直对西路军悲壮故事“耿耿于怀”,希望能把它搬上银幕。   “后来分组讨论时,大家都说甘肃的文化资源这么多,让我多带其他导演、演员来甘肃投资拍电影,但甘肃经济条件落后,大家更愿意到条件好的地方。”彭丹说,后来再慢慢谈到也应该给文化企业税费优惠政策,《关于在甘肃建设“敦煌国际影视保税港”的提案》就成型了。后来,她所在小组有12名委员联合签名,递交了这份提案。   尽管这两份提案一共不到3000字,但彭丹说,她为此连续熬了4个通宵。“分别改了三四遍,像《关于在甘肃建设“敦煌国际影视保税港”的提案》,我第一遍只提到成立兰州或敦煌影视文化基地,给相关企业减免税费。”彭丹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模式,对甘肃来说,现在最缺的是影视人才,保税港如果再增加“人才教育”、“版权交易”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进一步提升提案的可操作性。    你玩潜伏啊?隐藏这么深!   8天会议,病了5天依然全勤,两份提案,4次发言……按彭丹之前的设想,第一次参加甘肃“两会”之行,这样就该结束了。“知道明星委员受关注,但我参会之前从没说过当委员的事,大家不一定能发现我。”   来甘肃开会前一天晚上,她接受香港一家卫视专访,因为第二天要赶早上7点多飞兰州的飞机,彭丹跟主持人说,希望能尽快录完回家收拾一下行李。   “主持人问我去甘肃做什么,我说陪我妈妈去旅游,没提政协委员这回事,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务,我多了一个任务,全心全意完成就行了。”彭丹说。   不料,她在会议开幕式当天就被一家通讯社的记者认出,香港“艳星”成甘肃政协委员迅速成为热点,并登上各大门户网站首页。   香港那家卫视的主持人立即打来电话说:“彭委员,你玩潜伏啊?隐藏得这么深!聊了10个小时,你都没提你要当政协委员的事。”更让那位主持人不解的是,录节目时,她还专门问彭丹:“如何看待明星当政协委员?如果你当了政协委员你会怎么样?”   彭丹说:“我就是想低调一点,不想提这事,因为当委员跟我拍的电影没关系,我不能拿政治荣誉炒作艺术。如果不是有记者发现我,这8天肯定就平平淡淡地过去了,默默无闻地好好开会。”碰到的很多难题都是人为的   彭丹准备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10点多,助手看到当地一家媒体报道甘肃贫困山区孩子的新闻,立即建议彭丹走之前去看看这些孩子。   甘肃本地的一位朋友劝彭丹:“太晚了,这事定得太仓促,这么晚给记者打电话不方便,一定得好好谋划一下再去。”   “我们又不是搞阴谋,搞什么谋划?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我们没有私心,放手干就行!要是瞻前顾后,啥事也干不成。”彭丹有些急了,她觉得做慈善就是偶然的,被孩子们打动了,就去看一下。从这一天晚上两点多开始,她联系买好了书包文具,并安排了车辆,只睡了一个小时。   与被推举为政协委员时的低调不同,确定好地点后,彭丹一再要求当地政府支持,县委书记“一把手”必须到场。“我马上向省委主管领导汇报,甘肃等地的很多媒体也会过去,县委书记可以上镜头。”   “如果当地真的很穷,就要做成一个长期慈善项目,没有县里的支持,我们连真正的贫困户都找不到,跟一般的政府部门接触,他们支持力度肯定没‘一把手’大。”彭丹说。   从1999年回内地拍第一部红色电影《开着火车上北京》,彭丹和甘肃的渊源已有14年,但她对甘肃的一些风气,至今还是不习惯。“这边决策层的领导效率很高,经常现场办公。但有的人却喜欢绕弯子。”   彭丹发现,在国内拍主旋律电影,艺术创作、表现方式等都不是问题,“我们碰到的很多难题都是人为的,就像大家都在跟你绕,都不说实话,都要装”。   “也有人教我‘装’,比如别人找我谈事,让我说后面还有三个活动、五个人约了见面;必须组建一个经纪人团队,一般情况下自己不露面。”对这些,彭丹至今仍无法理解,“那样我会觉得我很虚假。”   都市快报记者在采访期间也发现,彭丹与甘肃多个县市区政府负责人频频接触,希望通过影视合作发展当地的文化产业。彭丹本人也说,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曾为她出资拍摄的主旋律影片拉来投资数千万元。   出勤率低跟委员产生机制有关?   如果一切顺利,彭丹第一部自编自导、自己投资、自己主演的红色主旋律电影《南泥湾》,将于3月1日在全国商业院线上映。   “就这样一部电影,开关机仪式、签约仪式我都没搞,更没有到全国各地区巡回宣传。”彭丹说,她反对任何形式感的东西,更没必要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去炒作电影。   虽然接到很多电话问她怎么看周星驰开会迟到、缺席的问题,但彭丹说,“真不希望大家拿我们做比较。就算我出满勤,也是我应该的,别人不出勤,有别人的原因”。   有分析说,明星委员出勤率低、参政议政能力差,跟政协委员产生的机制有关系。“因为政协委员的产生机制是邀请制,不是选出来的,甚至本人意愿都没征求。虽然邀请、推荐的都是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物,人家愿不愿意当最起码应该征求人家意见。”   分析还说,不是简单地以名邀人,而是依照“提案”对社会的利益程度来邀请提案人,这不但可以杜绝“花瓶委员”、“外籍委员”的现象,更从根本上断绝了委员与官员间的“血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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