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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体应该享有“无过错怀疑权”，一旦后续新闻证明之前的怀疑不实，立即或不久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而暂时不被接受的情况往往与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和不及时有关。 　　大约从2010年起，作为头号党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少切中社会热点问题的时评，让我们喜出望外，击节称赏。总体而言，这些评论立意较高，所探讨问题带有全国性和尖锐性。如《“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这些评论形成了罕见的逆袭之势：近年来以言论见长的知名都市报也纷纷转载。 　　本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白龙的观察《媒体，别做不良社会情绪推手》（下简称《推手》），是一篇少有的以媒体为主题的文章。这篇评论同样紧扣社会热点问题，针对近期媒体的表现提出批评和告诫，其中不乏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吻合之处。如：“在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中，如何追问真相，检验着媒体的职业能力和责任担当”；“媒体只有秉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去深入调查，真相才会像剥洋葱一样呈现出来”。 　　但是，该文的基本观点却很值得商榷：作者引述部分似乎有定论的热点事件，特别是辽宁丹东“80后女副市长”争议，来说明一些媒体已经成了“不良社会情绪推手”。可能是作者留有余地，文章并未说明哪些媒体。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些媒体应该主要是都市类报纸，因为这些市场取向的媒体对于热点事件尤为敏锐，而背后是受众的强烈兴趣。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高高在上”的《人民日报》与“低低在下”的都市类媒体的隔膜之处。 　　胡锦涛在2008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讲话中，首次将国内媒体分为三类：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这种三分法，实际上肯定了不同媒体的不同价值和功能。实际上，如果就《推手》一文做推崇的媒体职业精神而言，都市类报刊在文体发展上的贡献远远高于机关报刊，如多元而泼辣的时评、以严谨扎实的采访揭露权力滥用的调查性报道。 　　尤其是调查性报道，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都市类报刊上扎根、并取代曾经风行的报告文学以来，已经成为“追问真相”、“检验媒体职业能力”、体现职业精神的一把标尺。远的不说，从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到2011年财新《新世纪周刊》的《邵氏“弃”儿》，再到2012年底《南都周刊》的5万字巨制《起底王立军》，这些优秀的报道无不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反响和推进制度变革的正能量。 　　与都市类报刊擅长的这一强项相比，机关报刊无法望其项背，大概只有《中国青年报》尚有一比。如上所述，《人民日报》这两年的新气象，是在时评方面，虽然这一变化非常值得称道，但是绝不可能是在调查性报道领域。所以，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显然是不明智的。 　　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些都市报刊上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而受到“市场驱动新闻事业”的内在制约，它们往往被指为只会“炒作社会热点”和“媚俗跟风”。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闻专业主义在越来越多的都市类报刊内部得到认可，越来越多的此类报刊成立了深度报道或调查部，吸纳调查记者。即便自己还没有开展此类深度报道，也经常和转载优秀报刊的调查。 　　再退一步说，一些媒体“炒作社会热点”和“媚俗跟风”，也不至于堕落为“不良社会情绪推手”，原因至少有三：第一，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体应该享有“无过错怀疑权”，一旦后续新闻证明之前的怀疑不实，立即或不久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而暂时不被接受的情况往往与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和不及时有关。 　　第二，从境外经验来看，香港和英国的小报经常以耸动的方式来呈现新闻，其“不靠谱”的程度远甚于受到更多规训的国内都市类报刊，而这两个社会也没有因此出现源于媒体的“不良社会情绪”。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常态社会，有《太阳报》那样无孔不入的小报尚可想象，那么持续经历社会转型的香港社会并没有被流行的煽情报刊所撕裂。 　　第三，微博在近期热点事件中的表现说明，一些人之前忧心忡忡的“谣言满天飞”和社会情绪激化现象远远没有那么夸张。相反，理性的表达和声音成为主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线下的群体性过激行动。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担心媒体成为“不良社会情绪推手”是过虑了。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中译局长衣俊卿“宫闱秘事”曝腐败巨大沉没成本】 活色生香的故事总能格外吸引眼球。最近一位马哲博士后的长篇博文一下点亮了三个主体：女主人公常艳，中央编译局，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实名在网上发表长文《中央编译局言情录》，据说有洋洋十万言，详述自己与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现已被免职）17次在酒店开房的经历。“以不要脸、不要命的勇气了揭开了中国学术圈的潜规则之冰山一角。”   全文看完中央编译局的“宫闱秘事”，说实在的我有点同情衣俊卿。从常艳入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站开始，到开课题，跑调动，办户口等等，常都是主动在送钱送人，投怀送抱，衣则是顺水堆舟，彼此之间身体力行心照不宣实践着“潜规则”。只是常后来“诸事不顺”，加上一些人“后来居上”，以女性的敏感和脆弱，常“心理崩溃”，就向衣俊卿索要百万元。衣俊卿给了 100 万元后，常艳发出长文引发震撼。衣好像没有贪污多少钱，支付常艳索要的一百万，从文中看是瞒着老婆，向两个朋友拆借应急的。   有人疑惑：“堂堂中央编译局的局长，没有能力把一名博士后调进北京吗？俺不信！若是坚持原则，就不应该接受贿赂；若搞潜规则，就按潜规则玩儿！钱也收了，人也玩了，不给人家解决问题，这是什么道理吗？人家人财两空，能不急吗？‘盗亦有道’啊，衣局长！既接受钱贿赂，还接受性贿赂，也算是奇葩了！”   有此疑惑者，估计没有认真去想过“腐败的沉没成本”问题。比如一个公共工程招标，工程只有一个，但竞争者众，于是在正常的竞争规则外，如果出现一个竞争者通过潜规则手段获胜，以后更多的人就会效仿潜规则，从此进入人人都要采用潜规则的恶性竞争状态。明规则是透明的，各种条件都公开亮相，但由于潜规则都是在暗中进行，彼此不知道对方出的潜规则价格，因此，很多时候获胜者并不会揭发招标人受贿，而只会猜测甚至抱怨自己出手不够大方。行贿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部分沉没的成本姑且就称之为沉没成本。   千万不要以为“投标人”才有“腐败的沉没成本”，“招标人”同样有“腐败的沉没成本”！因为在“投标人”承担主要成本的作用下，“招标人”常常会有“致命的自负”幻觉，以为“投标人”都会忍气吞声独立承担沉没成本。但“投标人”也是人，有人的各种喜怒哀乐情绪波动，也有人的各种现实困境。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这种困境，未必能及时被“招标人”体察并化解，因此，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因“投标人”心理、生理或者经营等方面的困境而招致鱼死网破的局面。   经济学上，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 Sunk Cost ）。沉没成本是一种历史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说，普通人（非经济学家）常常不计算“机会成本”，而经济学家则往往忽略“沉淀成本”——这是一种睿智。他在《经济学》一书中说：“如果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且不管作出何种选择都不能收回，一个理性的人就会忽略它。这类支出称为沉淀成本（ sunkcost ）。”   这是一种正常竞争秩序下纯理性的决策成本。“腐败的沉没成本”则要复杂得多，通常无法忽略。你一旦忽略它，它随时有可能就哪个地方引爆！这就是“腐败的沉没成本”的昂贵之处！   “腐败的沉没成本”的昂贵之处还在于，由于不像明规则一样公开要价，潜规则的要价边界并不明晰，双方都有可能出现漫天要价的情形。暂时弱势的一方有可能不断受欺到退无可退，暂时强势的一方也有有可能被漫天要价到其无法忍受的程度。就像这个“言情录”里的女主人公，虽然明说“轻易许诺的人，往往实现不了；你倒是没给过我什么诺言，我也不盼能有什么”，但字里行间还是明显看得出来，她一开始只是为了进入博士后站，慢慢地还想留在北京，留在中央编译局，潜意识中还想对衣实现“垄断和独占”。欲望无边，而任何人的能力和权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你不能不理解，为什么一些高官，居然会以种种残忍手段杀情妇。   我们常说中国人聪明，中国人勤劳勇敢。在我看来，热衷于潜规则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笨蛋的一个族群。耍小聪明而无大智慧。原本以为潜规则可以独辟蹊径降低竞争成本，但竞争到最后，其实是明规则和潜规则同时竞争。本来只需要明规则就能光明正大竞争的，现在凭空多出了潜规则同时起作用。事实上竞争的成本是大大增加了，潜规则部分则已经成为完全多余出来的“腐败的沉没成本”。“腐败的沉没成本”除了时间、精力、金钱、身体之外，还有被法律追究的可能成本。所以不知道前不久司法解释说行贿一万元即入罪，到底是有利于防范人们行贿，还是有利于防范行贿人告发。   《中央编译局言情录》还让中央编译局一夜之间名声大噪。此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局，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全称？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有这么个不食人间烟火、只管升华“理论”、虽不乏个体清醒但集体装睡的单位，而且是副部级，而且有博士后站。百度百科写道：“中共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副部级单位，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收集和整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文献信息资料。   常艳和衣俊卿都是牺牲品。钱江晚报评论“满嘴马列满腹盗娼”，海外评论“他（衣）不仅仅是位理论家，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流行文化中粗俗的东西，而且主张通过向世界推销中国美德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在 2011 年一次接受官方媒体访谈时，他说，国家应该通过‘道德模范的评选、先进典型的树立’展示中国的优秀形象，让世界‘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力量’。”制度不硬，软实力就会软得不能再软，被人抓住软肋也毫无招架之力反驳之功。此等情形，断非他们个人人力之所能为。在“买家只有一个”的体制下，他们都自觉不自觉、主动半主动地陷入潜规则而不能自拔。它告诉我们：凡是只有一个买主的，不论职位、学问还是产品、服务，都得格外小心，最好是自己不要投身于这样的事业，也不要让孩子投身于这样的事业，那是真正的委身于人，卖身于人，前途命运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说，人格的扭曲与分裂，一路的苦闷与悲催，眼前就是活标本。   童大焕—2013年1月21日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 ——衣俊卿小n实录 ： http://www.l99.com/EditText_view.action?textId=617724

辽阳，辽宁——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01月23日12时18分在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沈阳市苏家屯区交界(北纬41.5度，东经123.2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 据悉，此次震中距离灯塔市约10公里，距辽阳市区约25公里，距沈阳市约40公里。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午，大多市民正在午饭，有沈阳网友表示，当时突然脚下一阵晃，天花板轰隆隆响，人站不稳，晃动持续了几秒钟。还有沈阳市民反映在感觉到震感后，手机无法拨出，打不出去，也接不到，但是固定电话可以正常通话。据新华社，专家正在会商是否会有接续的地震可能。 央视记者也表示震感明显，截至目前，辽阳外宣办表示还没有人员和房屋损失的信息。中国地震局表示，初步了解本次地震沈阳及周边地区震感强烈，辽阳、锦州、盘锦、铁岭、营口、本溪、阜新、朝阳，吉林四平、辽源、长春等地有感。新华社称，灯塔市震感较强烈的几个乡镇，出现房屋裂纹情况，局部地区移动通讯不畅。  FMN

衣俊卿的故事本来就奇特——奇在他开创了一条所有贪官未走过的新路，让女方自愿奉上金钱与肉体，财色双收，还能让这些“马哲女”因相思而心有戚戚，因相晤而欣喜若狂。但如果到百度的衣俊卿吧去看看，领略众多“洗衣粉”对衣的狂热，更会觉得这个故事奇上加奇——不过，我指的是1月21日以前的衣俊卿吧，此后这个吧已经有了“洗衣粉”的异类，原因似乎是原来坚持不让发表对衣师的负面议论的吧主离职。 我之所以要分析这个吧里洗衣粉的“学术”取向，唯一的原因是因为马哲一直还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显学，这个吧的言论正好折射了“显学”的没落与无聊。 一个自我陶醉的封闭小王国 衣俊卿的大名，我通过常艳女士《编译局言情录》的故事方知晓。为了弥补自己的孤陋寡闻，去网上搜索了一番，才知晓他近期内热衷高唱“三个自信”、“中华复兴”等口号，即便他不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独家发明者，大概也算是首倡者之一。当习主在报告中反复强调“三个自信”之时，衣卿及“洗衣粉”的眼前大概浮现了一架通往云霄的登天梯。 百度上这个由100余位洗衣粉组成的“衣俊卿吧”，就这样跳入了我的眼帘。常艳《言情录》说得明白，“洗衣粉”是衣俊卿的崇拜者的自称。去年12月中旬，常艳《言情录》在网上流传之时，那个吧上有120余位“洗衣粉”。她们对“衣师”的款款深情，从网名“小王子”、“永远的小王子”、“华丽复兴”就可看出。我第一次登陆此吧，正值衣局长财色双收的风流罪过满世界流传之时，但该吧置顶的仍是“2012年的衣师，谦谦君子，笑靥如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还有很多帖子称其为“衣帅”。明显是模仿追星族“云龙迷”对影星柳云龙的称呼，寓意应该是以“衣帅”的小兵自居。 1月21日编译局23位“马哲女”的照片名单被展示于互联网之后，我去衣俊卿吧再度潜水，想看看“洗衣粉”们有什么新动向。发现这个吧上多了十余位注册者，并上传了常艳的《言情录》，为这个专门歌颂“衣师”的封闭小王国投进去了一块块石头。只不过，这些“洗衣粉”忠心不改，虽然不敢说新华社消息是造谣——因为她们以“衣师”在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最高荣耀，但依然希望“衣师坚强，要挺住”。一位中级粉丝“王希凤88”立场鲜明，骂“常艳是小人，摔坏了我们心中的一块美玉”，“我们这里的人认为，常艳是衣老师的对立面派去的卧底，专门害衣老师的”。当然也有人比较聪明，发贴希望大家表明只是“思想上的衣粉”。但该吧字里行间流淌的暧昧，让人印象深刻。 买椟还珠的中国式马哲研究 常艳成为这一堆“洗衣粉”的公敌，对这点我并不意外。但我对这群“马哲女”缘何会以研究马恩为终生职业很感兴趣。记得很久以前读过一些心理学著作，其中一条分析两性关系的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女人对男人学识的崇拜之情，往往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无法到达这位男人所具有的深度与高度。按常情，如果“洗衣粉”们不是对马恩理论深感兴趣，很难将个人情感如此真诚地投放到“中共马克思理论专家”衣俊卿身上。 她们的“衣师”具有什么学术高度呢？被她们甘之如饴拜读的学术成果计有：“关于《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衣俊卿谈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成果”、“文化哲学：一种新的哲学范式”，等等。这些文章是标准的中共意识形态产品，几乎没有什么有独创性价值的思想。即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恐怕也难以赢得赞誉。如果要与其祖师爷马克思的思想高度相比，恐怕只能借用梅林在《马克思传》里引述别人的话（大意）：在马克思后面几十米远，跟着恩格斯；在恩格斯后面几公里，跟着红色沃尔弗；在沃尔弗后面很远很远，跟着一头“多情的小驴”李卜克内西——如果再加一句，只能说：在离马克思很远很远的山那边，有人说自己继承了马克思。 事实是：中共并未成为跟在马克思后面的一头“多情的小驴”，它从来就不是马恩的真正追随者，它要的只是上书“马克思主义”五字的一面旗帜。这种行为与中国成语故事“买椟还珠”好有一比。 中共统治集团现在的掠夺行为，无论是按照本国封建王朝的道德标准，还是按照世界任何文明国家的道德标准衡量，都是赤裸裸的无耻掠夺。所以中共只能声称曾经赋予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所有的道德标准相抗衡。但事实上，中共早已不敢面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共无疑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剥夺者，早就应该被无产者打倒（即剥夺剥夺者）了。因此，中共不需要什么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需要衣俊卿这类政治化妆师，为其罪恶统治提供一些漂亮的包装。现有的马哲研究，早已没有了毛泽东当年《九评苏联共产党》那霸气十足的“理论自信”，只剩下自说自话的“学术”嗫嚅。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就在于他一以贯之的猛烈批判精神。马克思在他博士论文序中就早已为自己立下要成为普罗米修斯第二的誓言：“不惧神威，不畏闪电， 也不怕天空的惊雷……”。但中国的马克思信徒们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丢弃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变成了一门权力的谄谀之学。“中华复兴”与“三个自信”，是衣卿在习主登基之后适时送上的一帖膏药，可算献媚有方；而“洗衣粉”因崇拜“衣师”这位政治化妆师及各种渊源，终于从国各地汇集到衣俊卿吧来了。 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有三个路向，一是外部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批判以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代表，这是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二是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理论反思，比如曾经兴盛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作是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三是实践派的理论批判，如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一系列著作，包括《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如果“马哲女”们能够师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运用马克思理论对中国现实作批判性思考，也不失为在做学问。 我欣赏有学问的女子，无论是诗词绘画，还是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任何领域的建树与成就，都能增加女性的美丽与魅力。就算是喜欢马克思主义也无妨，但一定要有独立思考，比如卢森堡等人的信仰至少是真诚的。但衣俊卿吧上“洗衣粉”围绕她们的“衣帅”献上的莺声鹂语，无论怎样看，都象是一群被中共意识形态教育漂洗过灵魂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由于她们的“衣帅”只是一位权力的政治化妆师，因此，与其说她们崇拜的是“学术”，还不如说是权力。由于她们只能逡巡于权力圈的边缘，对圈里的风光又向往不已，于是就寄情于成功跻身于权力圈的衣帅。与一般女人的区别在于，她们努力想用学术崇拜掩饰自己的权力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