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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20日公布。《规划》明确指出，国家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按照《规划》，“十二五”时期，政府提供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服务包括：为育龄人群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避孕、节育技术服务；为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免费提供再生育技术服务；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科普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为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提供奖励扶助。 其中，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设施建设、设备配置、人员配备、服务规范等具体标准，由人口计生委依法会同有关部门及国家标准化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实施。各省（区、市）应遵循实施国家基本标准，并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适当提高标准。《规划》提出，国家还要大力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工程。改造部分市（地）级、县级和乡（镇）中心站基础设施，更新、增配必要的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和相关设备，提高信息化水平，使每个县和中心乡镇都有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相关新闻 人口计生委：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 201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会议前日举行，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表示，我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 但同时也要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 王侠肯定了计生工作近年来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坚定不移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全国共少生4亿多人，创造了较长一段时期人口抚养比较低、储蓄率较高的人口红利条件，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对于下阶段我国的计生工作，王侠表示，我国还将始终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个根本不动摇，切实把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首要任务抓紧抓好。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坚持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首要任务，也是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她也同时提出，要坚持宣传倡导、依法行政与利益导向相结合，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坚决避免因违法行政引发恶性案件。 来源：新京报

杭州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无法完成年度财政预算目标的省会城市吗——现在，这还是一个假设。 不过，这座美丽的湖滨城市的确在煎熬中。今年上半年，在浙江省的11个市中，杭州是唯一一个财政收入负增长的城市。而在去年，它的财政收入还是全省首位。 这意味着，今年下半年，杭州的财政收入增速达到29%才能完成年初安排的预算收入目标，从而满足当年财政支出需要。在地产调控不放松、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陪伴下，29%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完成的增速。 还有更急切的：过去几年，杭州城建资金支出大部分来自土地出让金，城建资金支出是由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来以收定支的；但现在，杭州正在向浙江省委省政府求助，申请财政补贴。 据了解，今年杭州市预算目标是完成土地出让收入430亿元，不过截至6月底，进账只有106亿元。要知道，三年前，他的土地出让收入曾经创下1200亿元的全国纪录。 两年前，本报头版曾以《杭州病》为题，报道这座城市越来越像一个必须依赖土地财政输血的“病人”，现在，“杭州病”正在蔓延。“地方在吃自己种下的恶果。”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蒋金法直言。 尽管一切远未结束，但告别土地财政的挽歌已隐然奏响。 地方财政对土地收益的高度依赖已引起高层关注。本报获悉，财政部正着手研究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这首先要对土地相关收入进行全国性摸底，届时与土地相关的出让金收入、土地相关税费甚至土地抵押贷款收入等都要进行摸底统计。 这，似乎是一个信号。 求助 近日，杭州向浙江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列举了杭州今年的重点项目以及需要的资金投入，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投入就是交通，包括地铁、高铁和高速公路。此外还列举文化产业、民生保障等，要求省政府在对应的专项资金中拨款给予支持。 杭州市申请的财政补贴主要为专项转移支付，对应具体项目，专款专用。一般转移支付通常按照地方过去几年财政收入、人口等情况按照统一公式计算并发放。据了解，杭州过去几年财力好，一般转移支付很难争取到，中央也很少倾向浙江这样的东部省市。 杭州市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由于政府财力受限，一些计划的建设项目，如铁路等确实是要暂时缓一缓了。 根据杭州市地铁集团的原定计划，地铁一期工程总投资达349.36亿元，计划于2011年底建成通车。由地铁1号线、地铁2号线和地铁4号线部分线路组成。而根据最新的计划，1号线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进入试运营，2号线东南段将于2013年底通车。按照原定计划，杭州地铁2号线西北段2011年9月初开始动工，计划5年后建成。但到今年3月31日，对西北段的拆迁工作才刚刚展开。 一家承揽地铁装潢项目的公司表示，他们承接了一号线7个站点的装潢，装修进度已达70%，但到6月份为止，资金全部由公司垫付，而每个地铁站的装潢费用大概500-1000万。而根据原定协议，“款项拖欠后，对企业上下游生产商都会产生影响。” 据了解，一号线由杭州地铁集团招标，其55％的建设资金由财政拨款。 2011年，杭州市完成公共财政收入785.15亿元，稳居全省首位。“杭州都是自筹资金解决问题，要补助的情况并不多。”一位浙江省政府人士表示。 但今年上半年，杭州公共财政收入只完成了460.6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7％。若要完成全年863亿元的目标，下半年杭州财政增速要达29％。 预算目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公共预算收入完不成，不仅影响一些项目的进度，甚至有可能影响与民生有关的一些支出。 “在项目上可以申请专项转移支付，也可以发行城投债、融资等，但如果社保等支出受到影响，那必将进行全国性的统筹，这需要在年度中进行调整，包括减支也包括扩大赤字。”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 “杭州病”扩散 一位杭州税务部门官员称，江浙民营企业目前普遍利润下降，而前两年火爆的票据贴现业务因温州民间资金连断裂等原因基本停滞。当地外贸企业虽多，但“外贸出口有增值税退税政策，外贸企业利润并不高，企业所得税也不会有太多。”财政增收困难与此有关。但最关键的原因，是杭州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以及房地产业的不景气。 一位杭州国土部门官员感叹，前几年无论是在供地方面，还是在资金保障方面，日子都很好过。但从去年开始，因为房地产市场萎缩导致土地交易量价齐跌，雪上加霜的是土地出让金的回收越来越难。 土地出让整体收入的下降又影响到了政府进一步土地收购和储备的进度，地方政府土地买卖循环变得很不顺畅。上述官员预计，土地出让金欠缴的量可能会逐步增加，开工率会逐步降低，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相关税费收缴困难。 回看2009年，杭州土地出让收入全国排名第一，达到1200亿元，而其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仅有500多亿元。大量的基建和公共项目依赖土地出让金，这些基建项目又带来了巨大的相关税收。 土地带来的收益不止出让金，还进而影响到营业税、城建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等多个地方税收收入。 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全国税收仍增长11.7％，其中房地产相关税收贡献率达30％以上。同一年，上海以991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荣登榜眼。北京以922亿元收入排名第三。2010和2011年，上海蝉联土地出让收入冠军宝座。 而这几个土地收入大市在今年都面临同样问题，即下半年都要拿出比其他省市更多的努力去完成年初设定的预算目标。 北京在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必须超过15.75％才能实现年初的目标。今年上半年北京财政收入增速为5.3％，低于预算规定的10％。上海则需在下半年完成16.7％的增速。 北京地税部门的一位官员说，下半年收入压力非常大，以往作为地税收入最大增长点的房地产和土地相关税费增速大幅下降，营业税、土地相关税费一度负增长。 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排行中，上海从第一宝座跌落至第九名，只完成了184.2亿元，是去年同期的四成。北京则无缘前十，比去年同期下降56％。 一位地方国土部门官员说，“土地财政也就是这五六年突飞猛进发展起来，现在好像离了土地，地方政府各方面都受到影响，包括发工资。” 在一些基层政府，年终要拿一块地卖了以后才能发工资。 成都一位政府官员说，当地有一块土地刚刚整理出来，有很多区县政府表现出强烈兴趣，但并不是开发，而是在银行抵押进行融资，进而进行一些基建项目的开展。 这些现象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对土地相关收入进行全国性摸底将是可能的行动。一位地方官员担心，摸底可能会使地方违规土地抵押融资等情况一一暴露出来。 破除循环 地方政府对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表现让蒋金法无法接受。“只是增速下降了一些，政府那个着急那个心疼，接下来的减税也不再有大动作”。 在蒋金法看来，土地财政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走了偏路。他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让中国的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等改革异常艰难。“地方政府卖土地，搞基建，地价高涨，房价就下不去，高房价套牢了购房者，其他消费无法释放，制造业就卖不动商品，这样实体经济就好不了，实体经济不振，税收就上不来，税收少，钱不够花，地方又想办法卖地，再搞基建……现在地方政府正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在一些专家看来，破除这种循环，中国需要深化正在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 在循环的另一面，依靠土地财政上大做文章的杭州、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从今年开始也已经越来越无法靠土地寻发展。 杭州的土地后备资源非常缺乏，目前杭州市内已经无法做到耕地占一补一的平衡，没有全省的支持，杭州已到了无地可用的地步。 一位上海市政府官员表示，上海的整个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占整个用地比重，实际上已经到了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上限。而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超也称，北京土地资源稀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财政主要依靠房地产收入这样一种模式已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和地方经济看似牢固的利益链，已经出现断裂，也许这正是结束的开始。 相关日志 2011/06/30 — 时代周报:土地财政危局 2012/07/06 — 营口开发区卖光土地负债百亿 官员被指中饱私囊 2012/06/12 — 网传无锡部分地区财政破产停发工资 因拆迁不顺利 2012/02/18 — 地方财政遭遇负增长难题 2012/02/08 — 安邦-每日经济-第4105期 2012/01/10 — 市委书记曝基层财政缺口大 直言“天天想钱” 2011/06/22 — 北京土地财政临近破产 2500亿债务难偿还 2011/06/13 — 金融时报:卖地收入下降威胁地方财政 2011/03/14 — 北京某区县新上任一个“一把手”，发现无地可卖了，前任已把地全部卖光 2010/04/05 — 从房地产危局到财税变革

——23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血雨腥风，大兵压境。一场持续数周的民主运动遭到当局暴力镇压。作者长平认为，六四事件的意义更在于，她开启了八九十年代那场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变革。 乌利克·普珀（Ulrike Poppe）将我们领到挂在墙上的一幅照片前，照片上一位女士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克伦茨小平？ –不，谢谢（KRENZ Xiaoping? -NEIN danke!）”，意思是说，埃贡•克伦茨（当时的东德领导人）休想当邓小平，对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 普珀女士是德国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专员，她告诉我们，北京“六四”民运对东德抗议活动影响很大。在我随后走访的当年反东德专制政府的参与者中，无一不提到“六四”民运。 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中国人身份。在安东尼·托马斯（Antony Thomas）摄制的记录片《坦克人》（The Tank Man）中，美国佩珀代因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贺森松（Bruce Herschensohn）说：“他（‘六四’镇压中在长安街只身拦截坦克的年轻人）想改变中国，结果却改变了苏联。在柏林墙倒下之前，我去过东欧好几个国家。我称赞他们的勇气，他们却对我说，既然那个中国孩子能站在坦克前，我们也能做这些事情。这位年轻人的行动，事实上改变了世界。” 我想这也是整个“六四”运动应得的评价。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场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变革的开端，是整体变革中的一部分。在那场变革中，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笼罩人类天空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阴云随之散去，全球政治经济进入一个新纪元。 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视野中看待“六四”，我们就会对一些看似盖棺定论的问题重新思考： 第一，“六四”民运成功还是失败？对于中国来说，它无疑是一场大悲剧与大屠杀。坦克和枪炮开进北京，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者喋血街头，死者至今数目不明，冤屈未伸，不能得到公开的悼念和祭奠。另一方面，它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专制政权可能出现的疯狂暴虐，毫无底线，激励人们和它作坚决斗争。那一轮抗议浪潮，作为一个整体，无疑又是风卷残云般的巨大胜利。 第二，政府用军队镇压民众是迫于无奈吗？一直有一种批评，说参加抗议的大学生过于激进，逼得政府没有退路，不得已开枪恢复秩序。把“六四”放到苏联东欧剧变的整个运动中看，就会发现这种批评何其荒谬。就非暴力运动而言，还有比要求政府下台，也真的迫使政府下台，甚至国家解体、消亡的抗议更激进的吗？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只是要求政府反腐败、搞民主而已，如果北京政府可以开枪，东欧国家人口还剩几何？何谓政府迫于无奈，民主改革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退路吗？ 第三，政府选择了社会稳定吗？民主改革会导致社会动乱，如此荒谬的说法竟然被成功宣传。二十三年之后，社会涣散，人伦禁毁， 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维稳体制拆东补西，商人、官僚、艺人和普通百姓纷纷移民，这是日趋稳定的社会吗？看看东欧及俄罗斯诸国的社会秩序，你就会明白维稳经费有多么浪费。另一个成功的宣传是，中国很大很复杂，不搞专制就会乱。事实上，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中共统治六十余年来，最充满希望、最不易动荡的年代，人们团结一致，积极乐观，视改革开放为新的真理。民主改革毫无疑问会得到全社会的热烈支持，动乱从何谈起？ 第四，“六四”镇压的受害者只有中国人吗？从道义上说，很多西方人都知道，只要有一人受压迫，全人类都不自由。但这远远不够。从实践上说，八九民运促进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弃儿。很多当年义愤填膺的港台人、西方人，如今都被中国的市场诱惑，乐于与中国政府合作。他们在抛弃中国人的同时，也背离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伦理。“六四”镇压让中共觉得什么风浪都能挺过，后来更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换取。“与魔鬼交易”正在困扰全世界。 当年中共高层领导人赵紫阳、李鹏、陈希同等人的“六四”回忆录，近年先后出版或泄漏。我从他们相互印证的回忆中，没有读到大权在握的邓小平任何协商退让的选项。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并不存在“学生再隐忍一些，中国就搞民主改革”的假设。自从当年4月25日李鹏等人向他汇报局势之后，“旗帜鲜明”、“坚决反对”、“措施得力”、“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就是反复出现的用语。镇压早已注定，只有杀人的多少（假如能减少牺牲当然非常重要），而没有谈判的空间。镇压之后的秋后算账，或者说持续的镇压，无论运动如何发展，也都无可逃避，而且至今未了。 今天的“中国模式”，正是邓小平定下的经济上的不公平改革加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开花结果。这个“模式”横冲直撞，让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伦理都陷入难堪。从这个意思上说，当年的东德人拒绝了的“克伦茨小平”，乔装打扮之后，正面带微笑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