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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蓟县商厦大火调查:网传“失踪者”无法查实

一场大火,将全国的目光吸引到天津蓟县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城。 6月30日,天津蓟县县城莱德商厦发生一起火灾事故,官方公布的结果是,该场大火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 6日,曾经作为县城地标建筑的莱德商厦已被绿色厚帆布和脚手架紧紧包裹,周围几米外又用蓝色隔离板隔开。只有隔离板上露出的一对石狮子的半边头颅似乎还有些热闹繁华的记忆。 新华社8日的消息称,事故系商厦一层东南角中转库房内空调电源线发生短路,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16名伤员中已有9人出院,其余7名伤员已具备出院条件;10名遇难者的遗体已火化。 蓟县火灾“头七”过后,当地居民明里暗里还在议论火灾。甚至网上还有难辨真伪的失踪者信息。 一场大火,始终伴着各种传言。《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带着疑问,两次探访了蓟县,寻访网络上提到的失踪人员,尤其是有名有姓的人员,希望核实相关情况。 难以证实“失踪者” 蓟县位于天津市北郊,距离北京大概90公里,一向被称为“京津后花园”。蓟县是古渔阳城所在,鼓楼上方仍然悬挂“古渔阳”牌匾。 天津市政府公布蓟县大火造成10人遇难的消息后,网络上有消息说,在政府公布的遇难者名单外,尚有其他失踪者。其中一则提到,住在蓟县花园里二段6号楼的邱女士及其在城关六小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在火灾中失踪,同时提到该小区还有一名程女士失踪。 本报记者探访发现,即使有名有姓的人一时间也难以核实,上述传言中失踪的邱女士即是如此。 花园里二段是一片颇有些年头的三层红砖楼小区,大约有20排,一排有5单元,每层楼3户。传言中邱女士住所的房门紧锁,铁门上积满灰尘。记者持续敲门5分钟,无人应答。 对门人家的门开着,一位大姐热情地说:“对面无人,火灾后陆陆续续已经有几拨人来打探过情况。” 至于何时开始无人居住,大姐称,虽是邻居但平时也不常见面,具体情况不清楚,并提供线索称,隔壁另一户户主长期在此居住,或许知道。 但那户邻居房内一名年轻人说,邱女士家的情况无可奉告,最近饱受媒体打扰,详细情况得找政府相关部门。 邱女士住所无人居住的起始时间是否与火灾发生时间契合,在火灾过去10天后从邻居处也难以得到映证。另外,邱女士是业主还是租户,难以对证。传言称其儿子上六年级,因小学已放暑假,面对空荡荡的学校,一时也无突破口。 蓟县宣传部李科长在电话中表态说,关于火灾的伤亡情况政府已经公布,此次火灾没有失踪的报警。对于传言涉及的人,他表示不知情。在本报记者将详细情况告知后,李科长回应说政府目前没有掌握邱女士的情况。 而县公安局指挥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称,接警出警情况不能直接透露给媒体,目前关于火灾的消息都经过县委宣传部对外发布,他强调说政府已经发布了伤亡情况。对于传言涉及的人,他也表示不知情。 负责花园里二段事务的派出所户籍科人员在获知本报记者的意图后,称此事不归他们管。片警则在和其领导沟通后说,如果有需求,要县委宣传部李科长陪同方能采访,派出所作为一个服务机构没有接待任务,且也不能直接提供更多信息。 不过一名派出所警察言语间流露出,邱女士可能已经不在花园里二段的住所居住。 李科长还称当下事情太多,无法陪同记者去一一核实网上传言的失踪者。 沉默的小城 6日,蓟县异常闷热。传言说政府要在当天举行逝者追悼会,地点在县政府前的鼓楼广场上,那里早早即有三三两两的警察在路口巡查。 下午2点过后,人员逐渐聚集。午后3点40分左右,当地警方和政府工作人员开始用高音喇叭播放通告,声明当天在鼓楼广场没有任何集体活动。 同一天下午3点35分,“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发布”发微博称:“连日来,市有关部门和蓟县组成工作组,认真做好‘6·30’火灾事故的各项善后处理工作。10名遇难者身份经技术手段均已确认,遗体已被家属认领。”并公布了遇难者名单。 天津警方也对媒体表示,到7月7日都没有接到有人员在大火中失踪的报警。蓟县县政府主页7日、8日两天公布了6段有关火灾的电视录像,均称善后工作进展顺利。 本报记者在微博搜索蓟县、大火等关键词,早前的信息已被隐藏。 “当时只看到浓烟滚滚,朋友打电话来才知道是莱德商厦起火了,一直烧到当晚7点。”出租车司机讲起这件事情,还意犹未尽。 6日上午,莱德商厦沿途停着各式警车,附近的店铺看起来生意也较冷清。县城各处都有警察走动,蓟县人民医院也有警车,据说是火灾后加配的。 当本报记者询问火灾对面杂货铺的售货员火灾当天的情况,对方拒绝回答。售货员还指指对面被围起来的莱德商厦,“你直接去看不就得了?” 据记者了解,从6月30日下午火灾发生,到7月6日,网络上一直有关于火灾的消息。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火灾死亡人数的质疑,二是公开事故详情。 当地人称,火灾后一部分伤员在蓟县人民医院五官科救治。医院五官科病房的“戒备”也更森严,其他科室病房都可以自由出入。 从五官科出入的人员对本报记者称,五官科病房确实有烧伤病人收治,但问到详情,这些人都不愿多说。 莱德商厦经营者为姚学良,从2006年5月开始经营。莱德商厦楼高五层,为当地较为高档的商场。在商场2公里外,有一处莱德宾馆,据说和莱德商厦是同一老板。“蓟县有钱人甚多,姚老板实力一般,财富在蓟县也排不到前面。”一位刘姓市民说。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姚学良曾把商场西北侧大门封闭后作为营业门面使用,增加了安全隐患。该人士同时发问,莱德商厦在擅自改动商场结构、消防器材 不充足、消防通道不通、电气设备没有及时检查维修,包括消防给水、火灾报警、防排烟等设施统统没有达标的情况下,是如何通过相关部门层层检验的? 6日,各部门以及医院、殡仪馆、消防中队、县政府、与莱德商厦同属一个老板的莱德宾馆等与事故相关联的地点均被严密守卫…… 位于莱德商厦后面的几个小区,坐在门口谈论此事的老人们一见生人立刻不说话。 6日下午2点多,蓟县突然下了场暴雨,电闪雷鸣,雨势很大。下午陆陆续续聚集在鼓楼广场的人们皆四散躲雨,记者在人群中随机采访几位人士,有的说政府会举行追悼会,有的说从网络和论坛上听闻此消息,过来围观。 2点40分左右,雨势一歇。从四面八方涌入的人群就充塞了广场,一个小时后,在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劝说下人群开始散开。  政府的应对 网络上除了对火灾事故死亡人数的质疑,还有政府的应对之策。 火灾后,天津市官方微博至今共发3条相关内容的微博,分别在7月1日、4日和6日。4日的微博称“16名受伤人员中已有9人出院,其余7人继续 接受治疗,病情平稳。通过技术手段,10名遇难者的身份已经确认,其中,9名为商厦工作人员,1名为顾客。事故中无人员失踪”。6日的微博则进一步 称,10名遇难者遗体已被家属认领。并公布了遇难者名单。除此,没有更详细的回应。 蓟县县政府网站消息相对迅速一点,从7月1日起电视新闻就关注火灾事故,1日县里就召开安全生产紧急工作会议,同条新闻中报道初步确认10人死亡,16人受伤。 此后的消息对伤亡人数一直没有更新。 6日前,网络上即有为死者举行追悼会的信息,当地政府为了应对,曾召集县以下基层官员到县城。6日在现场,本报记者也看到一队队大概20人为一组的工作人员从县政府大院中走出,劝散广场上的人群。 “当天晚上政府已将火灾附近路面封锁,连夜赶工将现场用绿色布封起来。”上述刘姓市民称。 另外,也多有质疑当地消防中队的声音。消防队距离发生火灾事故的莱德商厦大概1.5公里,有消息说当天消防队救火不迅速、设备不好用也耽搁了时间。蓟县当地出租车司机张师傅住在消防中队大院附近,他称消防队共有50~60人,有消防车5辆,其中3辆常用。 本报记者致电蓟县消防中队,值班室工作人员称,不知道具体情况,记者也无法核实上述消防队的具体消息。 随着时间流逝,网络上关于蓟县的消息已经渐渐稀少,本报记者昨日在当地采访时,已有专门的宣传官员接洽。公安局、派出所等部门也强调按程序走即可提交采访需求。 8日新华社的消息称,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谣言,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已查清的相关事实,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造谣传谣者进行了处理。当事人已承认夸大死亡人数、冒充武警和目击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事实,表示悔过。 相关日志 2012/07/10 — 蓟县人关于莱德商场情况的介绍 2012/07/10 — 天津商厦大火初始两分钟时一楼监控录像神秘流出 2012/07/09 —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一化工厂两次爆炸 现场已戒严 2012/07/09 — 天津警方:个别网民承认夸大蓟县火灾死亡人数 已悔过(把死人变成没有公布的失踪人员,老把戏了) 2012/07/08 — 泛华网:张高丽下令隐瞒天津蓟县商厦火灾丧命378人真相 2012/07/08 — 网友自发组织统计蓟县6•30大火遇难人数 2012/07/08 — 朱晓晓朱:7月7日蓟县见闻 2012/07/07 — 德国之声:“蓟县大火”头七,网友要真相 2012/07/07 — 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头七”,民众聚集引发官方紧张 2012/07/07 — 天津媒体:蓟县火灾商厦“五楼全部人员还不到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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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衰败的十个原因

译者:张胤昺 | 原作者: 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 l来源: 思想库 原文地址: 10 Reasons Countries Fall Apart 编者按: 一个崛起的国家,有很多相同的理由支持,比如强健的法律,迅速增长的居民收入,科技增长,公共品等基础设施的普及,等等。而一个衰败的国家,则有多种情况——这篇文章讲了10个例子。正所谓那句老话,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某些国家由于机构的总体崩溃,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失败。例如,在苏联撤出后,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被绞死在街灯柱上;在十年内战中,塞拉利昂的政府已不复存在。 然而,更多的分裂国家,其倒塌并不是异常激烈动荡的,而是长期矛盾累计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因为战争和暴力失败,只是无法利用社会的巨大增长潜力,让他们的国民一生贫困。这种缓慢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缺陷,使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国家。 这种错误是由制度造成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衰败,是因为他们被我们称为榨取性的经济制度所统治,它破坏激励机制,阻碍创新,通过建立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剥夺民众的机会来削弱民众的才智。这些不是由错误导致的,而是故意设计的。从中获利的精英——无论是有价值的矿产,强制劳动,还是受保护的垄断——都是建立在牺牲社会的代价之上的。当然,这些从政治体制中受益的精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使得经济系统为他们的利益倾斜。 但建立在剥削之上的国家注定失败,因为它导致全面的腐败和巨大的痛苦。每年,失败国家指数都用图表列出了国家失败的统计指标。下面是我们关于国家分裂的十个原因的介绍。 1 .朝鲜:缺乏产权 朝鲜的经济体制使得个人几乎不可能拥有财产,国家拥有一切,几乎包括所有的土地和资产。农业通过集体农庄来组织。人们为执政的朝鲜劳动党工作,而不是自己,这摧毁了他们的成功热情。 朝鲜本可以更加富裕。在1998年,联合国特派团发现这个国家的许多拖拉机、卡车和其它农业机械根本未使用或没有保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被允许拥有小块土地,并买卖自己种植的农作物。鉴于该国的产权缺乏,即使这样也没有创造太多的激励。在2009年,政府发行了新货币,允许人们按照1比100的比例,兑换掉旧币。但拥有旧货币和股票的人发现它是毫无价值的。 朝鲜不仅没有经济增长——韩国增长迅速——它的人民也未能富裕。它被困在一种令人衰弱的周期中,朝鲜不仅比韩国穷得多,而且他们的平均身高也要比与他们隔绝了60年的韩国邻居低3英寸。 2 .乌兹别克斯坦:强制劳动 胁迫是一个注定走向失败的方法。然而,在人类历史的范围内直到最近,大多数经济体都是建立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上的——比如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事实上,强迫人们做他们不想做的制度的名单,和依靠这些制度的国家的名单一样长。从古罗马一直到美国南部,强制劳动对社会缺乏创新和技术进步也负有责任。 现代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关于悲惨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很好例子。棉花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出口品。在9月,当棉铃成熟时,学校就变得空空荡荡,学校里面的儿童被迫去摘棉花。教师成为劳动力招聘者而不是教育工作者。这些儿童每天的配额从20至60公斤,这取决于他们的年龄。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控制着棉花生产和销售的卡里莫夫总统和他的亲信。被强制劳动的人,不仅有被迫在恶劣条件下的棉田工作而不能去上学的270万儿童,而且还包括未能摆脱贫困的乌兹别克斯坦社会。其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苏联解体时的低水平相差不远——除了掌握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权的卡里莫夫家家族。 3 .南非: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南非在1904年由采矿业创造了一个就业的等级制度。从那时起,只有欧洲人才能成为铁匠、制砖工、锅炉制造者——任何熟练的工作或职业。这种南非称呼的肤色障碍,在1926年扩展到整个经济,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它剥夺了南非黑人使用他们技能和才华的机会。他们注定要在矿山和农业中做非熟练工人,拿着非常低的工资,使得拥有矿山和农场的精英们获得超额利润。不出所料,近一个世纪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未能提高80%人口的生活标准。在种族隔离制度崩溃的15年前,南非的经济开始收缩。但从1994年一个民主国家建立以来,它的经济已持续成长。 4 .埃及:家族式统治 当精英控制经济时,他们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垄断,并阻止新的民众和企业进入。这正是埃及在穆巴拉克三十年统治下的经济运行情况。政府和军队拥有大量经济资源——有人估计高达40%。即使他们确实做到了“自由化”,也使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控制权转移到了穆巴拉克的朋友和他的儿子贾迈勒的手中。接近政权的大商家,如艾哈迈德专属经济区(铁钢),萨维里斯家族(多媒体,饮料,电信),穆罕默德·努赛尔(饮料和电信),不仅从国家得到唯一的保障,而且还有政府的合同和大量无抵押银行贷款。 总之,这些大商家被称为“鲸”。其对经济的束缚创造了政权内部神话般的利润,却阻止埃及广大群众摆脱贫困。同时,穆巴拉克家族积累了估计高达70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 5 .奥地利和俄罗斯:既得利益者阻碍新技术 新技术是具有颠覆性的。它淘汰旧的商业模式,使现有的技能和组织过时。它不仅仅代表收入和财富,也暗含了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使得既得利益者们试图阻止科技进步。这对他们是好的,却对社会却非常有害。 让我们回顾一下,19世纪横跨英国和美国的铁路铺设发生的事情。当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被建议铺设一条铁路时,他还被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幽灵所困扰,于是回答说:“不,不,我什么都不会做,以免革命产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直到19世纪60年代,由于新技术的封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沙皇的政权是安全的。随着英国和美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奥地利和俄罗斯还是没有这样做。铁轨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在1840年,小小的英国正处于铁路狂热之中,将有超过6000英里的轨道被铺设,而在广阔的俄罗斯大陆上只有一条铁路。甚至这条铁路不是为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而建,它17公里的路程只是从圣彼得堡到普希金镇(沙皇村)的皇家住宅。 6 .索马里:没有法律和秩序 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必须有运转有效的法律制度。没有这一点,国家没有希望提供秩序,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争端的机制,也无法提供任何基本公共品。 然而,当今世界的部分地区仍然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虽然索马里、南苏丹有被国际公认的政府,但它们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只有很少的权力,甚至没有。两国建立在这样的社会之上,即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是由成年男性的共识来管理的氏族社会。没有一个氏族在历史上能创建出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律或规则。这里没有政治立场,没有行政人员,没有税收,没有政府支出,没有警察,也没有律师——换言之,这里没有一个政府。 在索马里殖民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英国甚至无法收取人头税,而这通常是其非洲殖民地的财政基础。自1960年独立以来,索马里一直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例如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的独裁统治。但是在五十年多后重新来看,它显然已经失败。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索马里定律: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就没有法律和秩序;没有法律和秩序,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国家就注定要失败。 7 .哥伦比亚:一个弱势的中央政府 哥伦比亚不是索马里。但一样的是,它的中央政府不能或不愿对左翼游击队控制的地方(国家领土的二分之一)加以遏制。左翼游击队中最为著名的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哥伦比亚的中央政府,对越来越多的右翼准军事组织的控制,也是如此放任自流。毒枭可能被通缉,但国家在大部分地区的缺位,导致公共服务的缺乏,如道路建设和医疗保健,而且还导致制度化的产权的缺乏。 成千上万的哥伦比亚农村人只有非正式的身份,或缺乏任何法律效力的身份。虽然这并不能阻止人们购买和出售土地,但它阻碍了人们的投资热情——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导致暴力。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哥伦比亚估计有500万公顷的土地在枪口下被征用。在1997年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当局禁止农村地区的土地交易。结果呢?哥伦比亚许多地区基本上不能成为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而只能处在贫困中,而这被证明是左翼和右翼的武装叛乱分子与准军事部队的优良避风港。 8 .秘鲁:不健全的公共品 卡尔卡和附近的阿科马约是秘鲁的两个省份,它们都处在高山中,而且都由讲盖丘亚语的印加人后裔聚居。他们种植同一种作物,但阿科马约却穷得多,其居民消费只有卡尔卡的三分之一。人们知道这一点。在阿科马约,他们问无畏的外国人,“你不知道这里的人比卡尔卡那边的人穷吗?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事实上,古代印加帝国的中心区域——库斯科的资本, 与卡尔卡 相比,很难到达阿科马约。到卡尔卡的道路已经铺好,而到阿科马约的道路却处在一个可怕的失修状态。为了翻越阿科马约,你需要一匹马或骡子——这不是由于地形方面的任何分歧,而是因为那里没有铺设道路。在卡尔卡,他们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玉米和豆类换钱,而在阿科马约他们种植同样的作物谋生。结果,约三分之一的阿科马人要比卡尔卡穷。总之,基础设施很重要。 9 .玻利维亚:政治剥削 玻利维亚实施榨取性的经济制度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统治时期——它已经酝酿了多年不满的历史。1952年,玻利维亚人一起来反抗拥有土地和矿产的传统精英。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大多数是被以前政权排除出来的城市居民。一旦夺取政权,这些革命家就征用了绝大多数土地和矿山,并创建了一个政党——国民革命运动(MNR)。不平等的首次感觉是由于这些土地被征收,以及国民革命运动的教育改革。但是,国民革命运动设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并逐步取消它曾在1952年扩大的政治权利。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平等实际上比革命前还高。 对广大的玻利维亚农村人而言,这只是换了一个精英而已,即被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称作的“寡头政治铁律。”农村人依然没有安全的财产权利,仍然为了土地、信贷和工作而出卖选票。主要区别是,他们原来是向传统的精英提供服务,现在则是为国民革命运动。 10 .塞拉利昂:野心家对权力的争夺 激烈的榨取滋生不稳定和失败。与寡头政治铁律一样,它为别人创造了这样的激励,即废除并接管现有的既得利益者。 这正是塞拉利昂发生的事情。西亚卡·史蒂文斯和他的全国人民大会党(APC)从1967年至1985年将国家作为其个人封地而进行统治。当史蒂文斯退居二线,将接力棒传给他的门生约瑟夫·莫莫时,变化并不大,他仍继续进行掠夺。 麻烦的是,这种榨取制度产生根深蒂固的不满,并导致希望获得特权的强人之间的竞争。1991年3月,福迪·桑科的革命联合阵线,获得了利比里亚独裁者查尔斯·泰勒的支持和命令,越过边界进入塞拉利昂。由此造成了该国长达十年之久的恶性内战。桑科和泰勒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权力,他们可以使用它来获取钻石利润。他们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史蒂文斯和他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创造了这样的制度。国家很快就陷入混乱,内战夺走了大约1%的人的生命并造成无数人残废。塞拉利昂的政权和制度彻底崩溃。政府收入从国民总收入的15%到1991年几乎变为零。换句话说,政权并没有多么失败,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 Daron Acemoglu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因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2005年获得克拉克奖,当时他还不到40岁。James A. Robinson是哈佛大学教授、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学会成员、维泽赫德国际事务中心成员,对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特别有研究。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国家衰败的十个原因 文章链接: http://www.cdig.info/18879.html 分类: 国际观察 , 多向思维 , 时事评论 . 标签: 国家 , 衰落 , 衰败 相关文章: 2012 年 7 月 9 日 — 谁在绑架爱国主义? (0) 2012 年 7 月 9 日 — 王键:国家的去民族化和民族的去神圣化——对文明和利维坦之追问 (0) 2012 年 7 月 6 日 — 《经济学人》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 (0) 2012 年 5 月 2 日 — 党国英:亚洲人容易从众? (0) 2012 年 2 月 24 日 — 美国人通过“唱衰美国”强大自己 (0) 2011 年 10 月 9 日 — 全球经济的真正威胁,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国衰落 (0) 2011 年 7 月 2 日 — 外交专题:信息、国家及其他 (0) 2011 年 4 月 17 日 — 2011展望 : 边缘国家的核野心 (0) 2011 年 3 月 23 日 — 王烁:主权考 (0) 2010 年 11 月 29 日 — 茅于轼: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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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 中国的深海野心

核心提示: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源于确保经济飞速发展。这种快速发展是资源密集型的。随着中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形成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北京会强烈关切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大部分海域的自由通航问题。要具备控制海洋的能力,中国还要做大量的追赶工作。 原文: China's Blue-Water Ambitions 发表:2012年7月6日 作者:Kailash K. Prasad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源于确保经济飞速发展。这种快速发展是资源密集型的。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业绩艳羡不已的人不应忽视稳定的能源供应线在维护政治现状方面发挥的作用。而今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这一点,因为北京对石油、金属和矿产的索求已让它远离了本国海岸。 随着中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形成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北京会强烈关切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大部分海域的自由通航问题。但中国对在家门口与他国共同承担海洋安全责任感到不快,这并不奇怪。鉴于在上述海域巡逻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美国——所具备的相对实力,中国担心,如果出现危机,它在进入重要的海上交通线时可能会受阻。更糟糕的是,北京可能要被迫对其长期秉持的对一个远超出国际法认可范围的地区的主权逻辑作出妥协。 要具备控制海洋的能力,中国还要做大量的追赶工作。世界上最大的21艘军舰加在一起的总排水量是6750万吨,剔除美国海军,全球还剩下46%,大约是3630万吨。尽管排水量的分布并不是衡量海军实力的精确标准,但它与美国海军的绝对优势一道,令对现状不满、正在崛起的大国不会感觉良好。 不幸的是,中国经过三十年海军现代化进程所能展示的只是几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和弹道导弹潜艇,这些潜艇与世界顶尖海军旗下的潜艇相比很落后,还有就是一艘航空母舰,而中国现在刚刚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航母,再有就是一些反舰弹道导弹了。 能让北京真正具备竞争优势的只有反舰弹道导弹。五角大楼报告说,这些高机动性导弹的射程为1000英里。由于即便是下一代海军战机在距离预定目标600英里以外发起攻击也会因航程不足而无法返回航母,打掉潜在敌人对西太平洋大部分海域的准入能力看来是可能做到的。 但就近期而言,中国的深海野心很可能仍无法实现。一艘经过翻修的苏联时期的航母、反舰弹道导弹和几艘不具备隐形能力的核潜艇并不能让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远离本国海岸的海域执行复杂的作战任务,即使中国的水手们能够掌握新船。 根据人民解放军海军当前所作的主要部署来看,其影响很可能在距该国较近的海域被人感觉到。”宋”级、”明”级大型军舰、以柴油发动机发电的”罗密欧”级潜艇、双体船、船坞登陆舰及其它短程和岸基武器将会对邻国的日常性选择——特别是与中国还是美国加强联盟关系的问题——造成影响。 中国渴望其海上邻国能接受该国的海军现代化努力。这种支持在当前看来至关重要,因为缅甸显然已失去作为替代性能源走廊的作用。此事曾引发北京的一些人士怀疑,为确保自然资源供应安全而寄希望于通过花大笔钱去发展极为脆弱的关系是否稳妥。 但如果中国有意继续实施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对抗中看到的那种冒险政策的话,大多数国家都不太可能对中国海军的野心抱有热心。随着印度和澳大利亚等距离较远的国家也要面临一个实力壮大的人民解放军海军,北京的友好言论几乎无法让人消除疑虑。日本和韩国也发现,最好对中国不断壮大的实力进行制衡,而不能期望北京的军事策划者们不会因对现状不满而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已着手耗资400亿美元,对其潜艇编队进行最初阶段的整修。印度最近收到俄罗斯制造的一艘”鲨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此外,该国还在制造本国核潜艇并增建一艘航母。日本则在扩充本国的潜艇编队,这是该国过去36年来首次采取这种动作。韩国也在改进本国的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 在该地区作出误判会付出高昂代价。目前很难认为,这种环境会对中国多么有利。从表面上看,壮大海军实力可让北京更轻松地发挥影响力。但如果中国的海军现代化进程促使本地区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的话,那么就很难确定人民解放军海军还能希望在长期具备什么优势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称霸看来不太可能。而一旦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可能导致北京在强国林立且缺乏信任的后院地区更加孤立和脆弱。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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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要属于人民 文革武斗 清华和北大都是怡红院一样的浮云

【政治土匪】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在政治协商会议作《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发言:“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他强调,没有军队国家化,军队就会成为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军队从属于人民,是政治欺骗。根本不是国家化。本质就是拿“人民军队“来替代国家化,军队成党的家丁。 文革:1、两派都高音喇叭谴责对方,上纲上线以至日妈捣娘。2、两派约架,先是饱以老拳然后钢钎大刀最终机枪大炮。3、两派互责对方先动手,约架是早有组 织和预谋。4、两派都把己方阵亡者定为烈士。5、朝廷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指示。宜宾,1968年,我11岁,亲见不少开膛剖肚的尸体。大鉴。——樊建川 这个女人叫谢静宜,17岁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27岁的时候,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她居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她30多岁就 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还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你上面有个相当硬的男人,清华和北大都是怡红院一样的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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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 民主制局限不能证明专制体制优越

上个月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偶然和中国最有名的一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遇见。他和我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年龄相仿,都是在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新三级”学生。他在美国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进修过。因此可以说他对西方是十分了解。我们在会议结束后谈起中国的现状和民主前景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我们的看法十分不同,但是,他的观点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我指出中国现有体制中的问题时(如腐败,人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政权缺乏根本合法性等),他都会反驳,并用美国政治生活中被公认的许多问题来支持他的中心观点:即中国的专制体制虽然有许多问题,但西方民主制度也好不到那里去。 西方民主确有弊端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许多(至少是在表面上)认同中国现有体制的精英分子都会用类似的说法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化。 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一点上并没有错,即民主体制有许多内在的局限和弊端。而且,一直被认为代表西方民主体制的美国在最近的表现十分让人失望。西方左派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我们基本上都熟悉。民主体制的最重要的缺陷在于这类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平等和“问责”问题 (即被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并不一定对选民负责)。民主体制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导致少数利益集团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进行经济寻租。民主体制也不能彻底消灭腐败现象。 另外,美国的民主体制最近出现政治“极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已堕落成一种“零和游戏。”同时,政治献金使美国的政治生活腐败,议员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已占据他们工作时间的一大部分。能够为议员筹款的利益集团和富人已形成一个危害美国民主正常运作的势力。最近美国赌业大王艾德尔森(他拥有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超级大赌场)宣称将捐1亿美元给共和党来打败奥巴马总统,就是一个极端但有代表性的例子。 但是这些民主体制内在的局限与弊病和美国民主制度的退化能够证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不需民主化吗? 民主体制胜于专制体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明尽管民主体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病,但是这类政治制度远远优越于专制体制,包括中国现有的一党专制政体。 第一,我们可以比较专制和民主体制中的各种弊病的严重程度和可改性。虽然民主体制中存在着腐败,不平等,特殊利益集团等弊病,但是专制体制中这类问题更严重。 如果我们查一下国际透明组织(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民间组织)公布的腐败感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绝大多数是在民主国家。在前25名最廉洁的国家里只有(半民主的)新加坡,香港和卡塔尔不是民主政权。 而最腐败的政府基本上都是专制政权 。在最腐败的25国中,除了(半民主的)巴拉圭以外,其余都是专制政权。从平等和社会公正角度来看,世界上被认为比较平等和公正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民主国家。其中,最平等和公正的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从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即可改性)角度来看,民主体制显然有更强的可改性。多党制下的政治竞争,定期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与压力,以及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都为民主政体不需通过革命来进行自我改造提供了必需(但是不一定是充分的)条件。 相比之下,专制体制缺乏内在的自我改造能力。这类体制要改变方向往往是通过两种代价惨重的途径实现。一是被民众通过革命推翻(如前苏联的垮台和阿拉伯之春),二是一场自我制造的政治灾难(象中国的文革)。比较民主和专制体制各自的弊病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现象:几乎没有人会提出通过专制来解决民主体制中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会支持通过民主来解决专制体制中的问题。 第二,在讨论不同政治体制的相对优越性时,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哪类体制能够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虽然用这一标准衡量,民主一点不会比专制逊色),而是哪个体制对普通人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保护程度。用这标准来衡量,民主显然要比专制优越。人的基本尊严在民主体制下能够得到保障。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尚未见到和听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普通民众跪在官员或政府大院前的这种事情;而在中国,这类现象十分普遍(假如中国成了民主国家后,这种事情不可能再发生。我们只要看一下现在的台湾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另一个实例是最近在中国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发生的惨案。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一位普通农妇被强制大月份引产。这类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第三,从专制走向民主是历史潮流。在世界上的180多国家中,有120个国家是通过选举来产生政府领导人的。在这120个国家中,三分之二(即80个)是在过去40年中通过转型建立的新民主政体。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中国。根据用国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8500美元。这一水平高于50多个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 根据政治学对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所谓的“民主转型安全门槛。”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 美元(按购买力算),民主政权一旦在这个国家形成,基本上不可能重返专制。如果我们用这一眼光来看中国,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飞跃,但在政治上已落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在和中国那位名校领导讨论这些观点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说服。但是,我想如果他有一个自由和根据良心的选择,很难想象他会希望他的后代永远生活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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