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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全球各地，资本主义都陷入危机，人们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包括很多年轻人。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除了马克思，谁还可能是更好的阅读对象呢？没错，卡尔·马克思现在属于主流——天晓得到何时才是尽头。 原文： Why Marxism is on the rise again 发表：2012年7月4日 作者：Stuart Jeffrie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一名公用部门的工人去年在伦敦东部罢工。图片： KeystoneUSA-ZUMA/Rex Features 】 （原文提要：在全球各地，资本主义都陷入危机——但替代选择究竟是什么？噢，某位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遐想如何呢？没错，卡尔·马克思现在属于主流——天晓得到何时才是尽头。） 阶级矛盾曾经显得很直截了当。在有史以来位居第二的畅销书《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顺便提一下，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是《圣经》——给人的感觉却像色欲小说《五十度灰》。） 今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掘墓人著书立说之后164年，事实几乎恰恰相反。无产阶级远远没有埋葬资本主义，而是让其苟延残喘。过度劳累、薪酬极低的工人们表面上被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所解放了，但他们却被驱使到自杀边缘，为的是让西方人继续玩他们的iPad。中国的钱为美国买单，否则美国就会破产。 这种讽刺意味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那里也没有白费。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雅克·朗西埃说：”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主导地位今天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该党为离开本土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廉价劳力，剥夺工人的自我组织权利。好在，要建立一个与今天相比不那么荒唐和更为公正的世界是有可能的。” 这种希望也许还解释了我们的经济灾难时代的另一个荒谬可笑的真相——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名著《资本论》的销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激增，《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是如此。它们的销量的增加的同时，英国工人在帮助银行走出困境，以使这个衰败的体系保持运转，让富人安享优裕的生活，却让其他人在债台高筑、朝不保夕的工作或者更为糟糕的境况中苦苦挣扎。有一位叫做何念的中国戏剧导演甚至利用《资本论》的复兴创作了一部载歌载舞的音乐剧。 最近，卡尔·马克思被开姆尼斯的德国储蓄银行的顾客从一份有10位竞争者的名单中选中，出现在新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上面，这可能是这位留着漂亮胡须的革命理论家最惹人喜爱的咸鱼翻身。从1953年到1990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开姆尼斯叫做马克思城。显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20多年，前东德并没有将自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一笔抹掉。路透社2008年报道说，对东德人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2％的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不适宜的”，43％的人说，他们想要恢复社会主义。虽然卡尔·马克思可能已经死去并葬在海格特墓地，但他却依然在渴望获得贷款的德国人中大行其道。自己的头像被用在一张让德国人进一步深陷债务的信用卡上，马克思会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吗？ 在伦敦，数千人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的为期5天的狂欢节”马克思主义2012″。虽然这项活动每年都举办，但让组织者楚纳拉感到吃惊的是，近年来，参与者当中的年轻人大量增加。楚纳拉说：”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生兴趣——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并且尤其是像我们目前陷入的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 鼓吹马克思主义仍起作用的书籍一直都不缺少。英国文学教授特里·伊格尔顿去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为什么马克思是正确的》书。法国毛主义哲学家阿兰·巴迪乌出版了一本名叫《共产主义猜想》的小红书，封面上有一颗红星（带有浓厚的毛色彩，也很时尚）。在书中，他号召信徒们开创共产主义理想的第三个时代（前两个时代分别是从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到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被屠杀、从1917年到1976年毛的文化革命失败）。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妄想吗？ 马克思的庄严理想对我们的有用程度难道不就像手织机对于苹果电脑公司在创新方面的声誉的作用吗？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梦想在2012年难道不是毫不相干的？我对朗西埃说，毕竟，资产阶级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朗西埃拒绝悲观：”资产阶级已经学会让被剥削阶级为其危机买单，并利用他们来解除自己敌人的武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否定历史必然性思想，断定目前的情况是永恒不变的。掘墓人依然存在，存在于生活朝不保夕的工人之中，比如远东那些遭到过度剥削的工厂工人。而今天的大众运动——在希腊和其他地方的——也表明，存在着一种新的意志，就是不让我们的政府和银行家给人民造成危机。” 【去年在保守派会议上的抗议者们。图片： KeystoneUSA-ZUMA/Rex Features 】 那至少是一位七十多岁的马克思主义教授的看法。那么抱有马克思主义情怀的更为年轻的人们又如何呢？布莱克韦尔－帕尔是伦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一名22岁的学生，刚刚完成英语和戏剧专业的本科学业。我问她为什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合乎时宜。她说：”要点在于，撒切尔当政，或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扯在一起的时候，年轻一代还没有出生。我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它视为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的一种方式。想想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穆巴拉克倒台时是那么激动人心。它打破了许多成见，比如在穆斯林世界人们不会为了民主而奋斗。这证明了革命作为一个过程而非一起事件的正当性。因此，埃及发生了革命、反革命和反反革命。我们从中学到的是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可以肯定，这就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关键：对年轻一代来说，它并没有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群岛的玷污。同样对年轻一代而言，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似乎无可置疑，推翻它不可想象——中的必胜欢呼并没有像对老一辈那样对他们的想象力产生窒息作用。 布莱克韦尔-帕尔周四将在马克思主义狂欢节上就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问题发表演讲。她忐忑不安地说：”这将是我第一次就马克思主义发表演讲。”但是，在当今时代，思考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有何意义？可以肯定，对今天的工人斗争来说，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是不相干的，对吗？她答道：”根本不是这样！英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有趣。我们有一个很弱很弱的、陷入内讧的政府。我想，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组织起来，就能把他们赶下台。”英国能有自己的解放广场、自己的卡斯特罗7.26运动吗？让一个年轻女子去梦想吧。经过去年的骚乱，而今天大多数英国人都与政府内阁中的富人远远隔绝，只有蠢材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了得到不同的见解，我找到了欧文·琼斯。他现年27岁，是新左派的招贴画男孩，著有2011年的政治畅销书《愤青：工人阶级的妖魔化》（Chavs：the Demonisation of Working Class）。他在开往布莱顿的火车上，前去参加团结会议。他指出：”虽然英国不会有流血的革命，但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是有希望的。” 他说，实际上，19世纪60年代，晚年的马克思设想了这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认为它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以外的手段来实现。”他的确考虑了扩大选举权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手段。今天，就连托洛茨基主义左派也不要求进行武装革命。激进的左派会说，与资本主义的决裂只能通过民主，以及组织劳动人民建立和维护对抗破坏性力量的公正社会来实现。” 琼斯回忆说，他的父亲——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武装斗争的支持者——持有相信打入内部解决问题的意见，主张确保工党政府当选，然后组织劳动人民来保障政府兑现诺言。他说：”我认为这就是所应采取的模式。”多么缺乏新工党色彩啊。尽管如此，交谈之后，琼斯给我发短信，说明他不是武装斗争的支持者或托派。他更想让一届实行激进政治纲领的工党政府上台。他所设想的是工党1974年2月的选举宣言的词句。这项宣言表达了”实现力量与财富的对比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的根本和不可逆转的转变”的意图。且让一个年轻小伙去梦想吧。 至于琼斯这本书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前提是人们重新对阶级政治产生了兴趣，这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对工业社会分析的基石。琼斯说：”这本书要是在四年前写的，就会被人们斥之为上世纪60年代的阶级概念。但是，阶级又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因为这场经济危机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还因为联合政府的箴言’我们都相聚于此’令人作呕、荒唐可笑。现在不可能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坚持认为我们都是中产阶级。本届政府的改革以阶级为基础。比如，增值税的增加对劳动人民产生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 他说：”这是一场公开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在2016年的日子将不如本世纪初。但是，如果你支持在这方面蒙受苦难的占人口30%的民众，你就会被指责为阶级斗士。” 这与朗西埃告诉我的事情如出一辙。这位教授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仍然站得住脚的观点是阶级斗争。我们的工厂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出现了非工业化，工厂的工作外包给了劳动力比较便宜并且比较听话的国家，这与资产阶级统治者在阶级斗争中的行动有什么区别呢？” 除了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以外，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艰难度过经济萧条为什么具有某些教导意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经济危机的分析。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他的新著《少于虚无：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中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思想用于我们现在经历的危机中。齐泽克认为，基本的阶级对抗是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 两者之间的区别何在？他解释说，每一种商品都有使用价值，这是按照其满足需要和需求的用途衡量的。与此相对，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历来根据生产时使用的劳动力衡量。齐泽克认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交换价值变成自主价值。他说：”它转变成了自我推动的投机资本这样的幽灵，它之需要生产力和现实的人，仅仅是将他们作为自身暂时的可处置的具象。马克思就是从这一对抗中架构起他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当现实粉碎了钱生钱，小钱生大钱这样的自我生成的幻象的时候，危机就发生了，因为这种投机的疯狂不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只会爆发更大的危机。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就在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那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交换价值遵循着自身的逻辑，按自己的疯狂舞步跳舞，全然不顾真实人的真实需求。” （ 译注：以上引文来自何吉贤的译文 ） 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除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灾难主义理论家卡尔·马克思以外，谁还可能是更好的阅读对象呢？然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重新产生的兴趣被归结为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辩护。兰开郡埃奇·希尔大学民主理论与实践教授艾伦·约翰逊最近在为《世界事务》杂志写的一篇关于”新共产主义”的博文中说：”最近，一种引起巨大的苦难和痛苦、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世界观正在卷土重来；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左翼极权主义，在知识界享有盛名，但却追求政治权力。” 约翰逊写道：”新共产主义事关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受到知识界欢迎，而且因为它可能在社会民主主义精疲力竭、财政紧缩和知识界自我厌恶的背景下影响到不同层次的欧洲青年。尽管它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不能显得无奈，听之任之。” 这是我们担心的事情：齐泽克、巴迪乌、朗西埃和伊格尔顿等下贱的老左派会腐蚀无辜年轻人的思想。但是，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否意味着你会因此接受一种比纳粹造成的死亡还多的世界观？《共产党宣言》和古拉格群岛没有直接的联系，青年左派也没有理由不加鉴别地采纳巴迪乌的令人胆寒的观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教授在新版《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说，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市场体系的矛盾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赤裸裸的自身利益、残酷无情的’现金支付’、剥削体制和永远无法克服的”无止境的积累”。这个本质上不稳定的体系在一系列变革和重构发展的某一时刻，将导致一种再也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的状态。”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将是什么样子呢？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对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呼应的可能性极小，与苏联时代”确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呼应的可能性更小。他接着说，然而，它必定会涉及从私人占有向全球范围的社会管理的转变。他说：”这种转变将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它将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人文价值，将取决于带来这种转变的政治行动。” 这肯定是最为自由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为斗争所作的准备，或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末尾所说的那样：”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 30 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 Riverhead 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發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與中美議題相關的評論， 2003 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 The Corpse Walker ），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 God Is Red ，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 Woman from Shanghai ）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跌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至有過去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黃文廣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說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鬚仙人，得到仙人們的回報，孫鐘的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至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黃文廣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黃文廣則感到愧疚。 1976 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 9 月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 10 月時，黃文廣的寄宿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 1950 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是沒有書可讀的乾渴狀態，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了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 4 月 26 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將此書評為 2012 年春季 10 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把此書列為 2012 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 The Oprah Magazine ）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 10 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 Library Journal ）則列此書為 10 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 月 26 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間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更有連結性。” 黃文廣表示，對於在 70 、 80 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寫作時，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例如改革開放讓他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同時讓中國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毛澤東文革時代，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得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 20 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 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很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