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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22岁母亲乐燕出门找寻毒品，把两个亲生孩子活活饿死在家里。回顾其如遭诅咒般的人生，乐燕被父母遗弃、黑户、半文盲，流浪街头，最终沦落风尘并染上毒品。成为母亲后，又将不幸的童年复制到两个饿死的孩子身上。 专栏作家顾则徐将乐燕形容为现代“贱民”，他们无法获得最起码的权利与尊重，且极易成为悲剧诞生的沃土。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题为《复制“贱民”：南京饿死女童母亲的人生轨迹》，作者张瑞 为了找毒品，南京22岁母亲乐燕离家饿死了自己的孩子——3岁的李梦雪和1岁的李彤。2013年6月21日，当警察破门发现姐妹俩被风干的尸体并找到乐燕时，她正在一家快餐店吃汉堡。 乐燕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平静，直到后来审案人员将现场照片塞到她手上，她才爆发式地嚎哭起来。 乐燕的丈夫，两个死去孩子的父亲李文斌则相信孩子与其心连心，死前都带给他讯息。2013年5月29日，同样因为吸毒而在南京市龙潭监狱服刑的李文斌被缝纫针扎进了左手食指，削去了指尖横侧的一片肉。鲜血直流，疼痛万分。 “当时做的，就是一两岁小孩穿的牛仔裤。孩子肯定就是那天走的。”回忆时，这位在“道儿上”混过的小伙子眼睛眨巴，语气镇定。然而9月3日，李文斌出狱后在殡仪馆冷藏柜里看见两个孩子的遗体时，却再也控制不住了，朝天大吼——“太狠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乐燕被外界塑造为一个无知、堕落和狠心的母亲形象。9月18日，她站上了被告席，首次面对愤怒的大众。在最后陈述中，乐燕半陈述半提问地说：“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爱的人，怎么给别人爱？” 黑户 至今，在乐燕出生的沿河村小区，人们对幼年乐燕的印象仍大多集中在那两道“稚气但仇恨的眼光”上。一些邻居还形容，她后来对待两个孩子的方式完全复制自她的童年，“像坐牢一样”。 “那时乐燕大概有七八岁，有一次我和我女儿上楼，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防盗门后面的地上。”邻居贾琪（化名）说，“我好心去跟她说话，她突然把防盗门摇得哗啦响，还用牙咬铁杆。” 乐燕的母亲来自南京城郊的农村，在打工的中途认识了她的父亲，一个沉默的技校学生，彼时，乐燕的爷爷乐生（化名）在国营的南京汽车厂工作，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天生的优越感让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农村的儿媳，亲手击碎了这场地位悬殊的爱情。 1991年12月，乐燕出生，没过多久，她在饭店当服务员的母亲，因为在公交车上偷窃，被判两年劳教，解教后远走他乡，而她的父亲，则因盗窃罪，永远失去接自己父亲的班成为工人的机会，一样出走他地。 从此，乐燕便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她的爷爷会带着她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奶奶每天在楼底的过道跳绳，让孙女在一边看。夏天时，上下楼的邻居有时看到他们家开着门，两个老人和一个女孩，围坐在客厅打扑克。 但老人终究无法取代父母。况且，当他们出门时，他们就把乐燕关在家里。这让她变得暴躁而阴郁，比如从窗台往外乱扔东西，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喊大叫。而父母未婚生育，乐燕是黑户。在中国，黑户数量已达1300多万，几乎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 对一个孩子来说，黑户的直接影响就是教育。乐燕一直无法上学。直至2001年，她10岁，才在社区的安排下走进附近的小学。 可学习并不顺利。贾老师是乐燕三年级时的班主任，她记得这个无心向学的大个学生，每堂课开始，贾老师都要站在讲台上点名，“乐燕呢，乐燕哪去了？”其他学生告诉她，乐燕在操场上。 贾老师很想帮她，可没法接近她，“她总是用很仇恨的眼光看我们”。 乐燕的爷爷当时有一辆三轮车。每天早晨，他骑车送她上学，下午放学再接回去。可三年级时，放学后，老师们经常看见她的爷爷骑着空车，满大街焦急地寻找。 2004年，乐燕从学校辍学回家。她13岁了。某一天，她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江湖 乐燕离家出走的这一年，她未来的“丈夫”李文斌也获得了自由——被放出了监狱。 李也是一个问题少年，出身农村。2003年，李的人生被一部手机改变。他的老表和几位朋友拉他到南京玩，还把偷来的1600元给了他。这让李文斌蹲了一年监狱，那年他18岁。 在李家原来住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座赭色的家具厂。整个村都消失不见。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公路碾过村庄。公路两边，田地被平整，村居被拆掉，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 这一切起始于2005年，政府规划了“园区带镇”的发展战略，在城市扩张与经济增速的浪潮里，科创园比一个小村，更体现时代精神。 李家是第一批被拆掉的，城市修到了家门口，刑满释放的李文斌决定去城市闯荡。 第一次是应聘保安，人家看见他手上的文身就把他挡了回来。李文斌左手小臂上有一只雄鹰，这是监狱送给他的礼物。 “在牢里，看见他们都有文身，我就让他们帮我文一个。”牢房里啥也没有，一个狱友找来某洗衣粉的包装，将透明纸铺在洗衣粉的袋子上，用笔将老鹰描下来，然后覆在手臂上，用针沾着墨水，一点点扎进皮肉。 后来，李文斌听说当货车司机赚钱，又去考驾照。但文化水平低，交规只考了30分，补考两次都失败。 大路不通走小路。李文斌开始和兄弟们混社会。七八个膀大腰圆的年轻人，讨过欠账，看过赌场，当过打手。 但在李文斌的说法里，江湖似乎并不危险，一次，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说老板和人起了冲突，让他们赶紧过去。当他们赶到时，那两个人还在原地理论。“根本打不起来。”李文斌觉得没意思，掉头就回来了。 对这段时光，李文斌最愿意说的是“好玩”。兄弟们一起下馆子，K歌，吃夜宵，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喝醉了一个眼神不对就要打架。 他开始频繁从家里要钱，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他要花掉6000块。家里的钱在父亲那，2002年受了工伤的父亲瘫痪在床，他便站在床头向父亲要钱。 2006到2007年，李文斌说那是他一辈子最舒服的日子，成天就是吃了睡，睡了玩。在他最快乐的那段时光，他碰到了日后的妻子——坐台小姐乐燕。 “她唱歌不好听，五音不全。”李文斌说。 “就算在坐台的小姐里， 她也是失败者” 离家出走后，乐燕在酒吧做过推销员，也在理发店打过杂，餐馆洗过盘子，足疗店当做学徒。她常常身无分文，有上顿没下顿，找不到地方住就在车站睡觉。还曾被人绑架到中山陵，幸好逃了出来。一次跟人吵架，背上还曾挨了一刀，留下伤疤。 后来，认识她的人再见到乐燕时，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孤独而冷漠的少女，而成了欢场上，一个汲汲于欢乐，向男人们大献殷勤的女人。 这是她的生存方式。 坐台小姐，无论是陪喝酒还是陪唱歌，“玩得开”都是最重要的素质。 “玩”的内容可以是明码标价，在南京酒吧街上的一家KTV，坐台小姐的出场费分为200、300、500和600四档。200只陪喝酒唱歌，300档可以让顾客适当的上下其手，500档的坐台小姐将身穿三点式，600档的将罩上完全透明的衣服，薄如蝉翼。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自来熟，还得懂得揣摩顾客的心意。如果小姐本身不漂亮，那就更难了。 乐燕就属于后者。她以坐台为生，却似乎算不得一个好的坐台小姐。 陈林（化名）就是这么觉得的。

环境严重污染、贪污腐败风行、不治之症蔓延，这一切让一个蜚声海内外的“客家第一镇”黯然失色。 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双槐村的村民日前进京上访投诉，在投诉材料中他们透露：近20年来，他们村由于毁树、征地、修建垃圾场等原因，生存环境严重恶化，该村60户家庭中，有多人患上癌症死亡，还有十数人患上癌症无钱医治挣扎在死亡线上；因垃圾场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十余年来颗粒无收，因征地、占地、强拆，导致村民生存陷入困境。村民们为了争取生存权、环境权和健康权，多年来到各政府部门信访无果，反而因上访遭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进一点的侵害。因双槐村近年来数十人患上癌症，被称为“癌症村”。60余户村民希望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他们的困境，并就患上癌症无钱医治的村民进行人道救治。 据调查，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2008年12月22日通过成都市政府验收，成为西南首座正式投入商业运作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该垃圾焚烧厂由四川电建二公司承建的。据资料显示，目前成都市每天产生生活垃圾5000余吨，在垃圾焚烧厂建立之前，这些生活垃圾大部分被送去距离成都市区33公里处的固体废弃物处置场进行处置，不仅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如果处理不到位，还会带来恶臭飘散、滋生苍蝇等环保问题，造成二次污染。 作为西南规模最大和工艺最先进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洛带垃圾场可处理成都市每日产生的三分之一的生活垃圾（约1200吨），通过焚烧，可以让垃圾容量减少75%，产生的热能，每天发电量达1.2万度，其发电能力可满足近4万户居民用电。官方称，该垃圾场的建立，实现了垃圾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然而，当地的村民却完全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垃圾场让他们在当地无法生存下去了。 据调查，洛带镇多数居民是客家人，有“客家第一镇”的美誉，全球客家人海外恳亲会就将该镇作为一个聚会点。洛带镇的居民祖祖辈辈生长在洛带镇的半坡上。30年以前，这里除了贫脊的土地就是白皑皑的山石。为了致富，村民们在这贫脊的山地上种上了经济作物枇杷，起初人们从硕果累累的枇杷树上看见了希望。 然而昙花一现，山石陆陆续续被干部们卖了，空出的地方被变成了成都市的垃圾场。近20余年来，垃圾越堆越高，气味越来越浓。绿树成荫、硕果满枝的枇杷树开始枯萎了，果实不到成熟开始掉地了，果皮多了大小不一的黑斑。村民们开始了年收入不到500元的生活。村上先后有十几位村民因癌病死。村上没有一个老人享受政府为其购买的养老保险。 全村270多号人，有三分之一没有土地，有土地的每人也只有六分左右。 有限的土地还被村干部挥霍变卖。有一次， 各级领导在一餐馆用餐共计签单欠债2万余元，没人付债，便拿本社土地抵偿。 为了生存，该村民60多户村民联名上访，乞求政府能给他们说法，指条活路，然而他们上访遇到的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不仅是互相推萎，还组织维稳人员非法软禁阻止上访群众的上访求助。绝望的村民代表们呼吁各级政府正视他们生死存亡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