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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拍摄者要小心

9月16日,河北省兴隆县委宣传部通报称,该县决定免去梁文勇孤山子镇党委书记、综治委主任职务。9月13日晚22时50分许,网上出现“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镇书记边大吃大喝边辱骂人民百姓”的视频。视频显示,众人喝的是五粮液、抽的是中华烟,酒桌上摆着螃蟹、龙虾、烤鸭等。孤山子镇党委书记梁文勇吃饭过程中说:“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 点此 观看视频 以下为官方媒体报道全文: 9月13日晚22时50分许,网上出现“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镇书记边大吃大喝边辱骂人民百姓”的视频。视频显示,众人喝的是五粮液、抽的是中华烟,酒桌上摆着螃蟹、龙虾、烤鸭等。孤山子镇党委书记梁文勇吃饭过程中说:“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此贴一经发出即引起网民广泛关注。 9月16日上午,兴隆县委宣传部通报称,兴隆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进行安排部署及时处置。从9月14日起,组织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从目前初步调查情况看,基本事实存在。初步查明,视频画面系5月20日在唐山遵化市北关全聚德烤鸭店,兴隆县国税局半壁山分局局长张钛铭私人宴请梁文勇等人,但具体原因、情节还需深入调查。 通报称,鉴于孤山子镇党委书记梁文勇在工作期间,组织多名镇干部接受私人宴请,兴隆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梁文勇孤山子镇党委书记、综治委主任职务。梁文勇及其他相关人员待事实全部查清后,依据有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同时,举一反三,教育全县干部严格遵守中央、省、市、县的各项相关规定。 来源: 中新网 猜你喜欢 我我我我觉得作为大V吧 人民日报又真相了 不作死也得死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反应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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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谁是造谣者?

中新网广州8月30日电(奚婉婷 龚璇)广州警方30日通报了3起利用网络散布谣言案例,其中广州一男子在新浪微博上造谣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7日。    据警方介绍,8月27日0时27分,新浪微博有网民发布信息称“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 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该信息引起众多网民的转发及评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广州越秀警方通过网络巡查发现该不实信息后,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于29日21时许在越秀区文化里某居民楼将信息发布人张某(男,广州人,46岁)抓获。经审查,张某承认自己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违法事实,目前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7日。 朋友们看到我转这条“新闻”,自然不难猜到,这个广州的“张某”就是我,拈花时评。但是,大家肯定不知道,造谣的到底是谁。 ”广州越秀警方“称张某承认自己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违法事实。意思很清楚,这条微博帖子是我拈花原创,目的在”散布谣言“。果真如此吗?幸好我有一个为网友称赞的习惯,如果是我转的帖子,只要字数足够容纳,我一定会将帖子的原创者或者被我转贴者名号注明。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尊重原创,避免侵犯作者的知识产权。大多数的原创作者都很注重这一点,毕竟作者是花费了心血的,微博虽短仍是一种创作。 有的时候帖子转来转去的,原创者早已成了佚名,但我至少会将被我转贴人注明在帖子里面,毕竟转贴者也是花了心血的。这条帖子便是如此,在警察给我签名的打印件上,清清楚楚地注明了这是一条转贴。这一点我也向警察作了说明,他们是绝对心知肚明的。 但是为什么越秀区警方要发布新闻说:经审查,张某承认自己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违法事实?这样说有没有目的,目的是什么?我当然不好妄加推测。不过联想到大约两周前也是这个”越秀区警方“的三名警员造访寒舍,要求我删除两条微博帖子没有得到满足的事实,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端倪了。 经我这两天搜索查证,这条帖子的内容早在零七年就出现在网络,与我拈花何干?我为什么要“承认虚构信息,撒布谣言”? 这是我在北京青年报搜到的 信息 : 2OO7年7月18日,有网友在百度贴吧里发布名为《被吹得夭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文章,不少网友跟帖回复试图进—步了解鲜为人知的“故事”。 2O11年12月14日,百度贴吧里—篇名为《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帖子里作者写道:“1985年我曾随—个‘上山下乡’工作组在狼牙山所在地的易县管头乡做过半年的农村状况调查工作,有幸聆听了—位老先生对五壮士故事的另—种描述。” “这5人只不过是几个共产党的散兵游勇,来村里后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由于几个人手上有枪,村民们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后来有人想出了个办法,偷偷地把 他们的行踪告诉了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来围剿他们。”传言中对于细节的描述十分生动,也让不少网友对五壮士的英雄形象感到怀疑,在未核实清楚的情况下,他们也成了这则传言的二次传播者。“听说5个人中有3个是当场被打死的,后来清理战场把尸体丢下悬崖。另两个当场被活捉,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从日本人手上逃了出来。” 我为什么要承认虚构事实散布谣言?我比越秀区警方更傻吗?公开向各大新闻单位散布谣言?居然还没有做好功课,没想到这是一条六年前的“谣言”!更为可笑的是,给我的罪名居然是“扰乱公共秩序”,我转发了一条帖子,居然能扰乱了公共秩序?我有那么大神通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还把我的手提电脑给没收了,真是没地方讲理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次对我执法的居然是越秀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什么时候治安大队管到网络上来了??治安大队对网络有执法权吗?如果有的话以后会不会扫黄的、禁毒的、甚至行政科什么的高兴就能管到网络上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成立网络分局?不如都给治安大队管好了,看谁不顺眼就给他安个扰乱秩序的罪名抓起来,天下太平!再把“作案工具”给没收了,还能赚一笔。 我自问玩网多年,从来没有编造过一个自的谎言,这也是我能得到不少网友错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人是喜欢读谎言的,要得到网友们的喜欢,至少必须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那么言论自由有边界线吗?如何划分言论自由与犯罪的区别?以警察的水平能做到正确区分吗?我个人认为法院、法官更加适合担任这样一个角色。假如我受到了公正的审判,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而无怨无悔! 这次的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就此结束。我希望我的遭遇能拿到法庭上接受审判,所以我希望就此事提起行政复议乃至诉讼。但是多年来对我施加的经济封锁使我失去了经济能力。有律师愿意免费同我一起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吗?我希望有,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希望这个国家不再有文字狱,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另外,当天我被越秀区治安队关在一件审讯室内,在一把用不锈钢焊成的椅子上整整坐了将近二十四小时。如同我当天承诺的那样,我希望问候各位经办人员的高堂! 相关日志 2013/09/15 — 张千帆:抓薛蛮子是公权滥用的标本 2013/09/14 — 纽约时报:商人公民王功权被拘留 2013/09/14 — 新华网你是在发平行时空的新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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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实推荐/人物访谈】【私聊】野夫的野蛮生长

【子实推荐/人物访谈】 【私聊】野夫的野蛮生长 聊客:野夫 聊主:徐晓  记者:杨楚       土家野夫信仰江湖精神,特殊年代的奇特成长经历造就江湖气   徐晓: 今天要在这请个朋友吃饭.一个老朋友叫郑世平,他的笔名叫野夫,网名叫土家野夫.我们90年代中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什么关系呢?他是一个书商,我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我替出版社向他卖书号,有一点像书号掮客。后来野夫开始写作,我第一篇看到他的文章是《别梦依稀咒逝川》,那个故事特别像我自己写的文章《半生为人》里的故事。后来又看到了野夫写的《江上的母亲》,就觉得精神上有很多非常相似的那种连接。     事实上八年以前野夫已经不再做书商,专事写作,同时也搞一些社会调查。大家更多的知道野夫是个江湖之人。去年我们为他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乡关何处》。今年我们又为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身边的江湖》。这本书特别能说明野夫这个人的性格。好吧,一会儿我等他过来。      徐晓: 嗨,徐晓。      野夫: 好久没看见了。      徐晓: 是啊。太难得了。      野夫: 感谢感谢。      徐晓: 昨天下午拿到样书。谢谢。这么漂亮。昨天下午拿到的,两本,还有这个《1980年代的爱情》。      野夫: 太感谢了。      徐晓: 然后这两本也送给你。这是我们同一套书的另外两本。      野夫: 都出来了?      徐晓: 对。真的还挺值得看的。      野夫: 阿坚,狗子。而且都是我朋友。      徐晓: 对呀。关键是这次我觉得三本一起出的都是朋友,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圈子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徐晓: 来,来,来,祝贺一下。      野夫: 祝贺祝贺。      徐晓: 整整一年时间,整个过程太纠结。你想你第一本出版大概也将近一年时间。      野夫: 能够出来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幸事,是个意外。      徐晓: 其实你这回出小说,你自己更重视你的散文还是更重视小说?      野夫: 这个散文当然是我更喜欢的。但是小说,我估计一个是我自己我以前出的小说,我并不是把它视为我自己的作品,这个小说我倒是在德国费心地写了。十年前写过初稿,在德国改完的。我认为这个小说,今天我们来怀念80年代的爱情,本质上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纪念。不仅是一个爱情的,不仅是对一个女人的怀念,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      徐晓: 所以,其实你这个人就不是一个虚构家,即使你的所谓小说也是真实的。      野夫: 一个是有故事,有人物原形,有故事原形。百分之五六十都是真实的。      徐晓: 其实因为我比较了解你,我知道那些事。你那里面写的很多人物我都熟悉,我知道你都真的,都是写实。你说是因为你的经历,让你变得这么江湖气,而且你有这么多朋友很让人羡慕。所谓朋友就是一个江湖嘛。你的各种故事,什么你的江湖故事,包括你的个人情感故事都让人觉得,用柴静的话说野夫一半是警察一半是流氓。      野夫: 一半是土匪。      徐晓: 对,一半是土匪。你说正因为你的经历,你经历了这么多,我觉得用坎坷这个词不对,坎坷不准确。      野夫: 看上去是有点奇特。      徐晓 :对,就是奇特,你的作品里最后都变成奇特,然后就让人觉得你是把它写奇特了,      野夫: 首先要这样说,第一我们这个年代成长的人,我称之为野蛮成长,残忍教育。就是因为我们在文革十年中成长过。我们开始懂事的时候,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都是,打打杀杀血腥的。我童年见证了武斗,就是批斗人、杀人、要人。第二我当过警察,跟犯人刑事犯打交道。晚上去蹲守,白天去便衣化装我都干过。那些警察现在还是警察内部的官员,他们都能证明当年我干过。再之后我坐牢。坐牢,我们是身边99%都是刑事犯,那这种人对人的性格的形成,肯定会要多一些江湖气。这是一点。第二点.我对江湖有一种天生的迷恋。      徐晓: 热爱是吧。      野夫: 那是因为我的阅读。我从童年开始,在我们这中间偷偷摸摸的阅读的是,从《水浒传》《七侠五义》《薛刚反唐》(04:22),从这些侠义小说开始的。那这种对一个少年的性格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这些书中,他获得的一种价值观是兄弟如手足。      徐晓: 然后侠气。      野夫: 因此我把朋友到现在为止,连我的亲人连我姐姐他们都知道,我回到故乡,经常是跟姐姐都不去见一次面,天天跟兄弟在一起。就是你连你的血亲都放在第二的位置上,所以,就养成了这样一种江湖性格。那这种江湖性格它还有一种原因是,我迷恋江湖中间的“道义”二字。我又认为中国文化里面有,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诸子百家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墨家,反而不是喜欢的儒家,也不是道家。      徐晓: 你肯定不会喜欢儒家。      野夫: 我特别喜欢墨家。鲁迅先生说墨子是游侠的祖宗。那沈从文先生写的文章特别强调我们武陵山区。      徐晓: 其实所有的男孩都会特别羡慕这种江湖生活,而所谓的女孩都会特别崇拜江湖上的人。      野夫: 我要说现在好像看上去江湖门派、组织确实不存在,连商会组织把你变成体制化的一部分,变成工商联,这是第二个。致公堂洪门,致公堂要变成一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国家正式级别的,这就是把江湖体制化的。但是江湖精神还在,并不是说没有江湖组织了,就没有江湖精神,江湖的道义。      徐晓: 你怎么总结江湖精神?      野夫: 江湖精神忠义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任何一个门派。      徐晓: 忠谁呀?忠老大吗?      野夫: 忠于兄弟。洪门论兄弟,青帮论师傅。他是要求人大家之间要有忠。不是忠于毛主席那种,是忠诚的忠,是要做一个诚实有信用的人。义气是要做一个仗义的人,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这种江湖精神难道现在没了吗?太多了。      徐晓: 是。现在,我觉得其实这20年来大家做了很多努力,对拓展民间社会,其实也就是在重建江湖。      徐晓: 我在编这个稿子的 时候 ,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球球外传》,。因为以前我没看过那篇,     但是看的时候就想,这一只小狗,把这么多人的这种关系都连接起来了,真的看的时候想哭。      野夫: 余世存最后把这个狗搞丢了,两口子在大理古城到处去贴寻狗启示,我都没写进去。他也觉得很对不起我。但是他也觉得自己也很揪心,因为他也非常爱这个狗。在一个狗身上反映,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的命运,甚至是有时候常常说我们像狗一样的,活的像狗一样。所以很多人也会看了这篇文章流泪。而且我这个文章也是写的嘻嘻哈哈。      徐晓: 而且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你少有,就是非常温情,你写的非常温情。      野夫: 而且我还故意写的很调侃,嘻嘻哈哈。      徐晓: 对。      野夫: 甚至有的地方还流里流气的。      徐晓: 其实它给我的结果是什么?是让我更加不敢养狗。因为我儿子一直劝我养狗,我不敢养,因为我觉得我要对它们倾注感情,以后可能会不能自拔,看了你这个我觉得更加。      野夫: 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偶然的养了狗,然后从此再不养。      徐晓: 对。但其实我刚才说到你这个的温情,可是你的很多文章,也有读者跟我谈了这个问题,说你那种仇恨特别鲜明。而且你自己也表达过,你说如果没有仇恨。      野夫: 一个人如果淡仇必然寡恩。      徐晓: 对,淡仇必然寡恩。但是更多的人说,人应该忘记仇恨,应该宽容。你怎么看?      野夫: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所谓的谈宽恕,恕道。你前提是你有资格、有能力报复对方的时候,报复敌人的时候,惩罚敌人的时候,你才可以谈宽恕。      野夫: 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资格,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谈这个是一个太虚伪的事情。你对一个罪恶,你都没有行使惩罚的权利的时候,你有什么资格谈它呢?      徐晓: 其实宽容有一点居高临下,其实才谈得上。我们现在的。      野夫: 就像你在打我,我打不赢你,我说我宽容你。这是废话,我只有在,我现在你打了我,我现在可以打得赢你,然后我说,我不打你,我原谅了你的过错,这个是才有资格的。就像历史中的审判一样的。当希特勒为恶的时候,如果犹太人,犹太人那时候没有任何的反击的能力,然后他说如果整个民族都说我宽容你,宽恕你,我觉得那是对罪恶的纵容。      徐晓: 那如果。      野夫: 应该是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说我可以宽容你。那才有资格。      徐晓: 对,那个时候他已经站在法庭上了,他成了阶下囚了。      野夫: 对。      徐晓: 如果我问你,你有没有敌人,你肯定会说,你有。那你的敌人是什么人,是那些你这些文章里边说到的,曾经迫害过你或者你的父亲母亲那一辈人。你觉得他们是你敌人吗?      野夫: 对于过去迫害过我父母的人,我其实早已淡忘了,早已原谅了或者说。      徐晓: 或者你不屑于原谅。      野夫: 我年轻的时候也去打过,就是修理我们全家的造反派。那是我年轻气盛的时候。当我中年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我已经为此忏悔。我觉得他也是运动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那种仇恨,我20来岁的时候,是真正当街把他暴打了一顿。那青春热血,童年的那种耻辱的记忆太深了。但是现在,你让我再做这样的事我不会做了。      徐晓: 《1980年代的爱情》这本小说,我花了一天时间把它看完了。      野夫: 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徐晓: 首先你这里面写的这种故事,作为我们这代人太熟悉了。因为我觉得,我几乎经历过跟你类似的故事,特别熟悉,有共鸣。但同时我也想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看这个现在的爱情。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个人我就认为,爱情这个东西是远古不变的。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爱情,和我们现在的爱情,一个是俄国一个是几百年前,我觉得也是没有区别的。那现在很多人都批评,现在的年轻人对待爱情的这种。你也有女儿我也有儿子,然后我们也有年轻的同事。我不知道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的爱情观,和我们那时候爱情观相比,有什么最根本的区别?      野夫: 有区别。不仅是区别。      徐晓: 你别跟我讲,只讲物质主义。我觉得物质主义这个问题,不那么重要。因为当年我们的那时候,大家物质都是一样的,谈不到谁去追求物质。可能顶多说你家那个房子是楼房还是平房,大家都是公家分的房子。然后咱们挣的钱都是四五十块,30、50没有再多了。所以我觉得当年你看不出来谁,我们追求不追求物质,无所追求。那现在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他的基本生活条件也就是一个住房问题。      野夫: 我首先要说的是,不仅是现在的爱情跟我们80年代的爱情有区别。我的前提是,每个年代的爱情都有,都有它的各自的主要风格。50年代的爱情一定跟80年代不一样,60年代的爱情也跟80年代不一样。时代的痕迹是有的。60年代人的革命爱情你应该记得吧。      徐晓: 你愿意给它定义,那个时候好现在不好,你愿意这么来说吗,这么表述吗?      野夫: 不用好坏来衡量。就是从社会学的观察来看的话,它是一定有区别的。比如说你看,我们80年代的我写的这个爱情,至少在这种情感里面,还包含了一种很矜持很庄严的东西。 换作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对爱情同样是爱情,不会这么禁锢自己。我并没有说现在这种随性不好,我不是在用好坏来评判。      徐晓: 也不叫随性,叫开放。      野夫 :开放也包含随性。现在很简单,我们那会高中同学谈恋爱手都不能碰一下,今天的中学可能孩子去医院的多了,这就是一个社会。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社会演进的过程,从另一个方面看,你甚至还可以视为一种进步。      徐晓: 对。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很正常的。      野夫: 这种进步包含了,我觉得也有一些失落感。      徐晓: 所以我其实更多的不愿意说什么80后、90后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每代都有每一代人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里都有好有不好。      野夫: 我还是相信时代,很多人说我是个乐观的人。时代短暂的,倒退回流都有可能,但是我相信这个国家最终会实现转型。      徐晓: 野夫你的乐观我一直知道,但是你的乐观一直不能感染我。我一直是悲观的。      野夫: 因为对历史的预判其实不是算命,人类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无数个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整个你想,就这20几年,有多少国家实现了这种转型。      徐晓: 我唯一觉得所谓可以不悲观的是,我觉得就是说,精神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就追求点这个吧。我就追求点,比如说不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我就去做了,但是我不管它有用没用。因为我对有用没用已经没有信心了。      野夫: 这个也是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在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用力,最后形成合力就可以。你只想做一些精神产品,问题是这些精神产品也在影响很多人,他已经对社会的贡献是足够的。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维权,都去围观,都去看望访民。      徐晓: 是。当我做了你的书,然后你的书可以卖到几十万,有几十万加倍的人能看到你的书,我觉得我也挺有成就感的。      野夫: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方向努力。      徐晓: 20年前。说30年前,那个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      野夫: 30 年前我的梦想,那会我20来岁。      徐晓: 那时候你的梦想不会是当一个作家吧?      野夫: 就是。      徐晓: 真的?      野夫: 我可以说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我不仅30年前,我40年前的梦想就是这个。因为我在小学生写作文,在文革期间写作文,每个小学都有《我的理想》这么一个作文题。我在那样一个年代,全校只有我一个人的作文是说,我想当一个作家。      徐晓: 好吧。那你已经实现了你的中国梦吧。      野夫: 我实现了中国梦。      徐晓: 那你女儿的梦想是什么?      野夫: 我没问过。      徐晓: 你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要梦想能梦点什么呢?      野夫: 这个要做一次访谈才知道。      徐晓: 是啊。      野夫: 我没问过我女儿。我想假设我要问她的话,她可能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很好的收入,有一个爱她的老公,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她自己的家。      徐晓: 但是,她现在做得到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家吗,如果你不帮她的话。      野夫: 那是很困难。      徐晓: 很困难吧。      野夫: 那是绝对困难。      徐晓: 对,所以你说一个80后的孩子,90后的孩子,就是这个比较基本的梦想。      野夫: 但是我也经常跟她说,我40几岁才在这个城市买房子,才有自己一个所谓的家,你才20来岁,你为什么有这份就是焦虑,你完全可以不用焦虑。我租房子租了大半辈子了。      徐晓: 我觉得你这个话不完全对。我觉得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真的挺难的。如果他要在这挣两万块钱的话,就是小夫妻俩挣两万块钱,他们要花四千块钱租一个房,因为他们不能跑到六环去租房吧,他们得上班吧。然后他们得花四千块钱雇一个保姆来养孩子,然后他们去买进口奶粉,是吧。然后他们上幼儿园得交什么赞助费。      野夫: 各种。      徐晓: 对,各种各样的费。但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两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要挣到两万块钱也很难的。      野夫: 我只是希望我的孩子,不必那么焦虑的生活。我并不是认为,这个时代给孩子们的压力是应该的,是正当的。      徐晓: 我其实还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未来可能面临的比咱们要严峻。比如我经历了一个从特别禁锢甚至坎坷艰难,到逐渐的80年代以后,这种解放,包括经济上的改变的一种好,等于我们从不好到好。但是我真的不知道,90后的孩子甚至00后的孩子,他们还能享受这种越来越好的这种社会现实吗?也许他们要从好到不好。      野夫: 那是有可能的。      徐晓: 我大致基本认为是这样。      野夫: 物质上面好像进步了,就像过去我们连电扇都用不起,现在好,住到空调里面来了。但是整体的环境的破坏,肯定他们现在时代不如我们那个时代。      徐晓: 对。      野夫: 我们那个时代要纯净得多。我们的少年可以到任何一个河里面跳下去就游泳,今天呢?连河流都消失的差不多了。对整个环境的整体的破坏,是这种后果。土地的污染,土地的污染极端严重,水源的枯竭,这都是未来得孩子们要面临的,我们说的环境灾难。      徐晓: 对。比如说我们讲老北京。你无法让现在,比如我跟我儿子讲老北京,我无法让他感觉到那种氛围。我一说起老北京,我就想起那个我小时候上小学,然后我们从胡同里头走出来,然后听着夏天听着蝉鸣,然后看着枣树从四合院墙里边出来,然后走在大街上,都是那种榆树,上面有很多毛毛虫,叫吊死鬼,然后踩的满地都是那种绿色的渍。然后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我只要一说起老北京,就一个形象特别鲜明的,就是我们胡同里有一个四合院里边走出来一个,特别漂亮的,现在我说她是女人,我当时认为她是女人,实际上她可能就是十七八岁,因为当时我太小了。然后穿着白衬衫花裙子,手里攥一块花手绢。后来就这个人文革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把她的头整个剃掉,好像我心中的那个老北京的那个画面。      野夫: 从此不再了。      徐晓: 就彻底打碎了,对。      野夫: 逝去的风景。      徐晓: 对。包括我们小时候放了学,在路边上买一个什么那个酸枣,什么之类的那种小零食,真的就再也没有了。而这种东西你无法跟他讲清楚,这就是一个感受。但是他永远都感受不到这种东西了。也许这个以后的年轻人,距离自然、离人生活本真的那种东西,真的会越来越远。      野夫: 我要走了,因为我明天还要出国,今天还有好多事。      徐晓: 你一个人走吗?      野夫: 我一个人走。      徐晓: 几个小时到德国?      野夫: 十个小时。      徐晓: 回来不用给人带奶粉吧。      野夫: 不用。      徐晓: 注意点,德国现在也有这法律,别违法。      野夫: 这个时代我们都要多多保重。      徐晓: 等你回来。      野夫: 今年看来是个很敏感的时代。      徐晓: 等你回来。      野夫: 好的。      徐晓: 回来我们再聚。再见。      野夫: 好。      野夫 :我今天是老朋友也是老大姐徐晓,请我来吃饭聊聊天。因为我们两个已经认识十几年了,96年、06年,到现在是十六七年了。我们俩关系很奇特。最初我是书商,她是出版社编辑,我们是买卖书号的关系。我从她们出版社买书号。     现在我们又成了一种新的关系。我从书商不做了,变成了一个作者。她还在做编辑,因此她又成了我的责任编辑。我们是这样一种,合作十几年的都有断断续续的各种方式合作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精神层面的朋友。徐晓是当年他们一起创办《今天》杂志的,是北京最早的那批文学先行者,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眼中。她为这个社会做了不仅是编书,她其实做了很多社会公益方面的事情。在我的朋友圈,大家都很尊重她。所以今天来跟她聊聊。因为今年有太多太多话题,值得我们在一起来分析时事,谈谈现状聊聊未来。   转自:《财新网》 原文链接: http://video.caixin.com/2013-09-13/100582289.html 子实 2013/9/14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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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州|天津村民打死恶霸村长 法官秘密宣判三人死刑

天津北辰区双街镇下辛庄村村长黄双来命案,上周五当地中级法院一审秘密宣判三名被告死刑,另外七人四至十五年徒刑。被告的家属表示,法官事先没有通知代理律师和家属,而是直接到看守所宣读判决,本周一律师会见当事人后,将提出上诉。而代理该案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称,法官如此秘密宣判,违反相关法律。 2012年5月,天津双街镇下辛庄村村委选举期间,被指利用职务侵吞村集体资产的原村长黄双来为连任,雇人殴打其他村长候选人,引发众怒,数十村民联手反击,导致黄双来等三人伤重不治。案中十名被告上周五被天津中级法院在看守所秘密宣判,其中第一、第二及第三被告人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其余7名被告被判4至15年徒刑。 曾参加去年底该案一审开庭的天津维权人士宁津霞星期六告诉本台,法院没有开庭宣判,而是法官到看守所直接宣读判决书,十名被告中,第一被告王复春(王国廷儿子)、第二被告王国廷及第三被告衡庆杰(村民,村委候选人)都被判死刑:“昨天下午三点多钟宣判的,其中王复玲(王国廷女儿)判了七年(聚众斗殴罪),保外就医了,送医院去了,人已经不行了,进去时还好好的,说查出来是脑瘤,是癌症,好像扩散了,马纲权律师为她写过好几次申请,要求保外就医。昨天下午宣判以后就放出来了”。 据报,在去年的村委会选举中,大多数村民推举的三位候选人遭到黄双来雇人殴打,还警告对方如果参选,还会殴打。5月12日夜里11点多,黄又叫来数十人到参选人王国廷家中打砸,随后导致黄双来被打成重伤不治。其后王国廷夫妇、儿子王复春、女儿王复玲、村委候选人衡庆杰等十多人被捕。 宁津霞说:“打起来,听事发经过的时候,我去旁听,说他妈妈打电话把儿子叫回来,因为他们把他爸爸王国廷打了,那么把儿子叫回来以后,发生了冲突,后来就死人了”。 第一被告王复春的妻子邢晓慧星期六对记者说,法院不开庭宣判,连家属都没有通知,本周一取判决书后,决定上诉:“没有开庭,连家属都不通知,他们直接去看守所宣判,家人也一致说要上诉,周一去法院拿判决书后,我们跟律师再商量,律师见他(王复春)以后,天天他的意见,肯定要上诉”。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代理此案五名被告人的的辩护,其中马纲权律师是王复春的辩护人,他周六对记者说:“昨天下午秘密宣判的,一告,二告、三告都判死刑,他们既没有通知我们律师,也没有通知家属。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得很清楚,对宣判的时间和地点,要事先告诉律师,这次直到宣判以后,家属听到消息了,他们把握不准,叫我们打电话去问,他说宣判完了”。 马律师说,他就此与法院交涉:“法官说没必要通知,我说什么没必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就应当通知,你没有通知是失职,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判决书我还没看到,要星期一才看到”。 莫少平律师对天津法院未按相关法律,提前通知被告人的律师就作出宣判表示遗憾,同时对判决结果提出反对,他说:“你不去充分考虑所谓受害人不仅有极大的过错,而且他本身就在违法犯罪,一而再,再而三夜闯民宅,殴打所谓现在的被告人,特别是你还说所谓的为了阻止王复春等人和你竞选村长,这甚至侵犯了公民的民主权利。所以他不去考虑这些东西,就简简单单的说,反正死了三个人,我就要判你死刑,这也是违背最高法院关于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 据报,48岁的黄双来在当地可谓亿万富豪,他家的三层别墅,四面环水,远远望去像一座宫殿,占地是全村的三分之一。他在江苏沭阳县的房地产公司注册资金有6000万,还经营一家窗业公司。随着事业的成功,黄双来当上了天津北辰区和江苏省宿迁市两地的政协委员。令人怀疑这次判决与他的身分和社会地位,不无关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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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贾樟柯:暴力是弱者发出自己声音的方法

现在可以说,贾樟柯的新片《天注定》是中国最暴力的电影,它的暴力并不在于具体出现过几次血腥、残暴的镜头,而是自始至终让观者内心体验到暴力感,让人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社会、暴力和旁观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贾樟柯在这个根据四个社会事件改编的电影中,有意在四个独立故事中设置了关联——你可能是一个暴力实施者,也可能是受害者。   人们对贾樟柯的电影从平和过渡到暴力而感到有些猝不及防。在贾樟柯过去的电影里,很明显能看出,他试图通过电影来记录这个时代的变革,从《站台》到《二十四城记》到《三峡好人》,一直贯穿这个主题。此次贾樟柯突然转向暴力,到底是为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天注定》里的四个故事完全是根据社会新闻改编的。你平时看新闻是否会有意识从社会事件寻找创作灵感,或者说它们可能符合自己要拍摄的某种题材?   贾樟柯:我很少从真实事件里面主动去找电影的题材或故事。我自己上网看新闻是一种生活习惯,我觉得基本上中国男性都比较关心新闻,我自己也是这样。以前是看报纸,现在上网看新闻,看完才开始工作。它作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保持着对社会的兴趣,但它并不是为了我的职业。   我的大部分电影都是自我酝酿,你自己的生活和你接触到的生活无形中会令你产生创作的冲动。比如说《小武》,它跟我个人生活有关。有这么一个变革期间的人,虽然他的职业是一个小偷,但是他在传统道德上是扭不过弯的一个人,他不适应社会变革,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他不是哪条新闻或哪个具体事件的对应。拍《天注定》,里面的四个故事可以说是大浪淘沙。这些年接触的这一类事件太多了,第一个故事(胡文海事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我一直忘不了。因为我很仔细看过当时的庭审记录,里面有一些细节我就沿用了。比如说他(胡文海)在杀会计的时候,会计的态度是很软的,会计招供的话他也有恻隐之心,但是突然外面一辆警车响了,其实这只是一辆路过的警车,但是会计的态度一下子就硬起来了,说你打啊。这一笔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记忆,会计听到警车响态度突然转变这个细节不知道触动了我哪一根神经,我觉得它很中国。像赵涛的部分(邓玉娇事件)和王宝强的部分(周克华事件),它们都让我很难忘,但没有想到要去拍成电影,我只是作为一个生活经验记住了这些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促成你把它拍出来的?   贾樟柯:我一直在筹备武侠片,我在研究很多武侠片的同时也会不由得去看我们小时候读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我觉得其中评书式的、演绎式的、章回小说式的叙述方法是我们最早看“侠”的那种魅力,就是很通俗,环环相扣,里面的人物都有血有肉。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就意识到,我过去接触的那些难忘案例就是当代的《水浒传》啊,他们所遭遇的极端处境是一样的。突然我很激动,找到了古代和现代相通的中国人的命运感。之后我就开始琢磨《天注定》中的这四个事件,但是触发我的还是周克华事件,因为当时我在重庆监制一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就发生了周克华事件,全城戒备,这种凶悍之匪让我想拍匪徒,所以说,并不是有意在新闻里面找题材。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再过几十年后看《天注定》,会发现这也是在记录中国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是体现在社会矛盾上。   贾樟柯:一开始是无意识的。我在电影学院的那几年,储备了很多剧本,武侠片我写过好几个,写得最多的是黑帮电影,时间上集中在70年代末。那时我正好八九岁,“文革”刚结束,在我们山西汾阳那个地方有很多弟兄集团,今天看来就是帮派。我们每一个小孩子都属于一个帮派,前面他们在打架,我们就在后面运石头。年龄层特别有意思,从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都在街上混,我对那个生活是非常难忘的。我写了很多偏类型的剧本,它们都跟我的直接生命经验和美学口味对口,我喜欢暴力的、动作的、帮派的、武侠的这些东西。但是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就是人也会成长嘛,老家汾阳的变化是一个契机,使我意识到“变革”这个主题。你想拍电影,你要知道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你的生活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是我在二十六七岁时得到的顿悟。拍变革是未来要伴随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生活主题,当然这个也与我对历史的兴趣有关。   “暴力革命”可能是我们上两三代人生活里的生活内容,从义和团运动开始,一直到内战、文革。我在二十六七岁之后觉得“变革”是我们时代的生活内容。从“文革”结束之后物质层面首先发生改变,然后精神层面和人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甚至包括我能接触到的这种文化的改变。变革给每个人的影响我是能感觉到,能触碰到的,我很快被变革吸引,被现实生活吸引。实际上在我大学毕业开始拍电影时,是背叛了自己那四年的储备,背叛了自己大学四年对电影的理想,因为社会生活让我很不平静,我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对社会非常感兴趣。从那时候一直拍到现在,我的电影讲述的时代背景始终是现实性的,始终是当下的。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暴力”很早以前就在你心里酝酿了,今天拍《天注定》,也是想把当下中国社会的变革呈现出来,而这个阶段的焦点就是暴力?   贾樟柯:我觉得最主要是社会问题。比如说70年代末,我们小时候目睹的那种暴力大部分是非利益化的,其中往往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很多是青春期的那种幼稚。比如说我们县城外面有一个长途汽车站,就是县里人聚会的地方。当时很多暴力是很即兴的,可能一个过路的外地人戴了一顶帽子比较显眼,然后大家就打他一顿,不是图他钱财,也没有任何仇恨,就因为他正好出现在这些寂寞而又无事可做的孩子们面前,他就变成一个受害者了。这几年,我问我自己为什么突然就转到这样的一个关于暴力题材上面,不拍我过去那种隐忍、含蓄的人呢?是因为现在的暴力背后最主要原因是无望。刚拍的时候我还觉得暴力背后的关键词是尊严问题,因为尊严直接被剥夺。一直到我剪辑的时候,我觉得其中可能有比尊严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暴力是一个弱者发出自己声音的方法。可能他只有把事情弄暴力了,他的处境才能被人知道,或者说这是他对内心的不公平的释放和宣言。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暴力最主要原因除了我们说的贫富分化、不公正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言路不畅。解决事情的途径不畅,司法的途径获得不公平,社会公共的平台发不出这些声音,最后暴力的瞬间,施暴人其实有很大的宣言性质,老子就干了,告诉你们还有这么一个人。   《天注定》从戛纳回来后我的压力特别大,这个压力来自社会上仍然有密集的突发暴力事件,厦门纵火案、上海宝山枪击案、北京摔婴案、首都机场自残案……这些每天都在发生。作品里故事的延续性让我很震惊。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作品适逢其时,一方面我觉得里面的东西又在延续,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我觉得很有压力。   三联生活周刊:从电影角度讲,你认为外国电影里展现暴力跟你这次展现暴力,有什么不一样?   贾樟柯:我没有刻意去研究这些电影。实际上我是一个影迷,一直看很多电影,在我的经验背景里有很多这方面的例证,但实际上这么多影片里面,有两部是我在拍这部电影时想过的。第一部是80年代一位英国导演拍的一部50分钟短片,叫《大象》,那个片子拍的很简陋,但是那种莫名的、没有理由的暴力处理得很好。后来加斯·范·桑特的《大象》其实是翻拍他的。第二部是奥地利导演哈内克在90年代初拍的《荧光血影》。这两部电影调动过我的记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国外暴力电影里的暴力因素跟人的现代性有关,多为精神状态的孤独症状,自我方面的原因更多一些,但我接触到的中国的暴力事件案例大多还是缘于基本的生存、尊严和利益,特别是基本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忍”,当他去实施暴力的话,往往是忍无可忍了。   贾樟柯: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委屈。后来我发现每一个暴力事件都是一个生存的宣言,就是我这么活着,没人知道,我经历了这些,没人听我诉说。   三联生活周刊:前段时间人们都在讨论余华的《第七天》,人们普遍对记录当下现实的文学失去了兴趣,由于社会新闻的惊悚和离奇让人的承受心理和麻木心理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感觉文学艺术现在快落后于生活了。你认为电影会不会遇到文学这样的困惑?   贾樟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觉得,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再精彩,仍是以一种事实的形式传递给我们,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一个过程,它与电影和小说是不应该互相干扰的。无论你阅读一本小说还是观看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审美过程,它们是对生活的重新描述。实际上我觉得,这些年人们对于我的电影一个最大的误读在于,因为这些电影本身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所以就认为电影的创作是必须依据真实事件才能完成。不是这样的。当你从一个真实事件中产生灵感后,最主要的工作是重新讲述,是一个作者站在美学角度的重新虚构。这个虚构过程里,重新结构人物关系,找到讲述的角度。一个是信息的路径,一个是美学的路径。   并不是说今天中国的现实变得更像电视剧,可能人类历史的现实一直都是这样,可能莎士比亚的时代也是这样的。新闻叙述和虚构的小说家或导演的叙述,虽然都是叙述的,但是叙事方法、目的是相互独立的。在生活中,我们并不会对真实事件本身展开描述,对于真实事件我们只记得情节和事件点。比如山西男童挖眼案中,我们只知道一个孩子父亲是做什么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有一天孩子的眼睛被人挖了,后来警方说是孩子的伯母干的。我们被震惊的就是这点信息。但是事件背后的叙述是空缺的,艺术正好就是在填补这个空缺。同样,比如说邓玉娇事件中,有这么一个女孩子,曾经在武汉打过工,回到野三关后在一个桑拿房里工作,来了两个客人,非要强迫她发生关系,她不肯,在争执中她刺死了人。没有更多的描述。新闻呈现给我们的是很抽象地发生了什么、一些关键的情节点,更多是事件引起的我们的讨论。当然也有一些深度报道,但是文学是带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命运的理解及理解之上的想象,然后把我们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感受呈现出来的。   我从来不会困扰于现实生活和我所从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之间在赛跑的这样一种焦虑,我从来没有这种焦虑。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意识在电影里加入了《林冲夜奔》、《玉堂春》、《铡判官》几场唱戏的部分,加入这些你是想告诉观众千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吗?   贾樟柯:也包括这种人的极端处境的相似性。我在做《天注定》过程中,是有一点理解戏曲的生命力的,它的传唱为什么会如此之久呢?虽然它日渐式微。今天我们的娱乐方式大部分是非叙事性的,都是平面的。比如说“中国好声音”,它没有叙事,它就是开心,就是唱歌。为什么人类一直保留了一种叙事的努力,为什么人类一直要传颂、传唱?我觉得是因为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戏剧、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基本的人性问题和社会处境问题一直没变。今天我们看明代,看宋代,找到自己的投影非常容易。一个民族会形成一个基本的叙述记忆,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天注定》是回归到了这种叙事里。我过去的电影兴趣点不大在经典叙事上,很长时间里我的兴趣点在人的状态。但是到《天注定》,我想把它再带回到传统叙事,清楚交代人们经历了什么,什么原因导致了个人的绝境。从这个角度,我开始理解了叙事艺术,因为之前你就是在做叙事艺术,你反而容易对它的历史传统没有太多感受。我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题目叫《我是一个说书者》,可能电影工作者今天做的事情跟《格萨尔王》、《荷马史诗》那个时代的口述艺术家还有后来的戏剧工作者一样,都是通过叙事把我们曾经的经历通俗地流传下来。在戛纳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天注定》这个电影可能30年后会被翻拍,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被传唱的叙事模型。 三联生活周刊:插入戏曲表演,除了在叙事间有呼应,还有别的吗?   贾樟柯:我选的都是晋剧。我在想整个电影风格时,突然我就想到了自己过去长久以来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冬天,寒冷、有风,在露天的旷野上吼晋剧,这个气氛我很难忘,我突然就明白了晋剧唱腔古音里含有的人的悲苦与抗争。晋剧不像京剧和昆剧那样精致,大部分是露天演出,而且大部分是在农闲时候,冬季会比较多。它是跟土地的颜色与气候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声音,甚至那个美感不一定在于坐在那里听,而在于隔了很远,那个声音被风吹过来。被风加工过的晋剧,是电影中我想找到的美学气氛。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给这部片子的名字叫《天注定》?   贾樟柯:当时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暧昧,可以是无力的哀叹,也可以是愤怒的对抗。从5月份《天注定》在戛纳电影节放映开始,我们走了很多影展,这个过程中,有大量华人观众来看这部影片。他们普遍向我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导演,我看完了特别激动,特别痛苦,那在你拍这个电影后,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中国的未来会怎样?我一开始真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只能搪塞,我说一个电影解决不了未来问题,谁又能知道未来会怎样呢。但后来,我觉得电影有一个很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同步拍摄当代现实,表现出我们究竟正在经历什么。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候,往往是不自知的,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很难从中抽离。我拍《天注定》就是想从中跳出来告诉大家,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只有把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搞清楚,可能接下来才能知道将来要怎么办。   三联生活周刊:《天注定》里看上去是四个独立的故事,但你有意把这四个故事联系在一起,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会出现在下一个故事里。   贾樟柯:我刚玩微博时候,我跟同事说,你看微博这个东西的转发和点击是有类型化倾向的。比如你发一条爱情的,可能有1000个人转发;你发一条砍人的新闻,可能有1200个人转发。转发里除了对现实的关心,其实有消费的心态。就是说这个是爱情的、那个是暴力的,新闻本身变成一种产品后,它会变得具有消费性。消费奇观、消费极端命运等等。这种消费带来的往往不是感同身受的对自己身处环境的反思,而是把新闻当作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代表着我们这个世界无奇不有。一开始看到《天注定》里的这些案例时,我也没有想到去拍成电影,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偶发的孤例,还是说整个社会的确是出现了大量问题。   在《天注定》里,我也是有两个想法。一个是为什么要有四个故事,用四个故事我最想说的是,它们并不是孤独的案例,它们是密集发生在生活里的。另外一个,要让这四个故事有一种细若游丝的联系性,不要以为那个山西人和那个重庆人没任何关联,可能我们就是擦身而过的。我有意识在里面安排一种关联性,也是想说大家就是一条船上的,就是一辆车里面的。   所以我最近在采访时候总在纠正一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人们经常会说,贾樟柯你为什么一直拍底层民众?我觉得这样说也对,但是对我而言没有一个底层民众的概念,我认为大家都是底层民众。当有人说我拍的那些人是底层民众的时候,好像说这个话的人跟他们是两个共同体。可事实上我们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你在火车上突然被人推倒和一个老板突然被枪毙了是一回事。在现在的转型时期,我不认为我拍的是底层民众,我觉得我拍的就是“我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接下来打算拍一部商业片《在清朝》,为什么到现在才想去拍商业片?   贾樟柯:可以说,我大学四年的创作储备都是商业片的储备。从导演的思路上说,在不知道下一步要拍什么的时候,我不会去考虑到底是去拍商业片还是非商业片,不是这么一个思路。   拍《在清朝》的这个思路在于我对晚清历史的着迷,特别是晚清野史,因为我阅读了大量晚清野史。我生活的家乡,山西汾阳,是一个有相对完整县志写作的县城,这个县志的写作到80年代仍然在延续。我父亲以前是语文老师,他比较喜欢文史哲,家里面经常购买每个月一期的县志通讯,我都会去阅读。这种县志的阅读,就是依托于一个县城的经验里,让我逐渐对晚清那个时代特别着迷。   我以前跟人一谈到中国的变革史,都是从70年代开始谈的。我1970年出生,1979年改革开放是我目睹的,我成长的局限是觉得这种变革是自己生长经验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变革是中国大变革中的一个过程,所谓大变革其实是从晚清开始的。中国从晚清开始一直想变化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一直在物质层面、硬件层面上更新,但是人的软件,包括了解自我的过程,是缺少的。因为我们的教育里缺这个东西的。比如,一种哲学上的通史,怎么理解自我,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能对于一个西方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人格塑造的基础,但在我们这里,可能这些东西还在争论。所以你很难说这个社会变革到了一个现代社会,因为人没有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林冲还会变成今天的胡文海,因为社会没有变,人也没有变,只不过有了高铁、飞机,只是这个变化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到底晚清的哪些历史让你有了拍的冲动?   贾樟柯:是发生在晋中一带晚清科举废除引发的举子抗议特别震撼我。它给我带来了两个很熟悉的东西,一个是变革把人废掉了,我拍《二十四城记》时就是拍工人,当时整个工厂转制,把几百万、几千万的工人完全放弃了。这个变革的出发点可能是对的,因为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些活生生的人被变革抛弃掉了,这部分人很吸引我。晚清废科举,把那些读书人给抛弃掉了。他们本来饱读圣贤之书,可以科举上升,但突然就变成了无用的人,突然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然后,有人就出国留洋,但更多人的生活是贫困潦倒,有的造反,有的成了侠,有的成了匪。在晋中那一带,有举子造反,就是示威游行,这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抗争,读书人的抗争,我一下子对那个时代特别感兴趣。   我想拍那个时代,就找到一个我自己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类型化,因为拍那个时代不便宜,你要重现那个时代的一草一木。   另一个是,我想拍古代,因为我对古代的时空特别感兴趣。我小时候有某种古代生活的感觉。为什么呢?首先县里那些建筑都是明清建筑,我们看到的空间基本上跟明清没有大区别,只是立了一个电线杆而已。最主要的是时间感,时间感跟空间有关系,因为你移动不了。人都是不移动的,都是固定的,去一个远方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特别留恋那个时间感,还有那种不能移动的禁锢感。我们县城是这样的,一边是山,一边是城池,所以我们站在院子里都能看见山。冬天的时候,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就感觉那边好遥远,世界非常的空旷和孤寂,特别神秘。我记得那时我的两个姨妈都住在山里面,她们进城来看我,是不能预约的。生命中有很多惊喜,突然我二姨来了,背了一口袋核桃,就住家里了。临走时候,她可能会跟我妈说,七月十二或者八月十五再下来。这种约定,这种惊喜,这种生活方法,我希望能在电影里呈现出来。武侠片是最容易展现这些东西的,因为侠就是一种幻象,侠的这种游动性能带给不能游动的人们一种想象。这种流动性和封闭性形成对比,让我特别着迷。   我一直要求自己拍摄要按照自己的内心节奏,不为外面所动。拍电影跟古人写诗画画一样,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你在什么阶段就拍什么阶段的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你理解的商业片是什么样子?   贾樟柯:我觉得实际上电影素质很重要。一个导演他有自身的素质,只要拥有一个基本的、够水平的电影素质,导演是能够驾驭多种题材的,剩下的就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比如蔡明亮,我相信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拍非常好的商业电影,因为他的电影素质非常高,在对电影媒介和视听理解上,他是非常出类拔萃的。对我来说,我当然相信我自身的电影素质,过去,类型电影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同时,最主要的就是,我想做这件事,不是人家说贾樟柯你必须拍一个,我的生存也不需要被动地做这种事情。我真的很喜欢我想拍的这个武侠片。我一直说,拍商业片是最安全的,因为商业元素是很清晰的。比如说演员的组合,如果你要做商业电影,你肯定要按照这个规律来,要找有市场能力的演员,这些演员就已经帮你在做这件事情了。   其实,最主要的改变是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上的通俗性,这是导演要调整的。比如说叙事的跟踪性,商业电影最讲究叙事的动力、跟踪性。一个90分钟的电影,观众为什么愿意从头看到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猫捉老鼠,这里面,观众的跟踪在。我没拍电影时就懂电影要有跟踪性。比如说戏剧的冲突、戏剧感,但是在我自己处理的时候,恰恰你作为一个作者,对叙事的思考有时候会变成反叙事的。比如说《站台》,《站台》10年的历史,我想表达的最大的一个主题,除了80年代的变革之外,就是老去。无论你有多大的青春冲动,无论你怎样地对抗体制,最后你会回到另一个体制——家庭。这两个人是文工团的,最后他们自己搞个演出队就走穴去了,属于离开这个体制了。但是,最后他们又回到另一个体制,就是结婚了,生孩子了,要像所有人那样过日子。自我在哪儿?这是我青春期最迷茫的事情。我想拍这个电影,时间性对我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会用《站台》来呈现大量的无谓的时间,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没有痕迹的生命的浪费,一直到最后,你被生活体制化,你老去,你要接受家庭。这个叙事本身的创意就在于反传统,我要表达的主题使它不可能拍成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回到类型电影、商业电影的拍摄,就是要尊重观众通俗化的要求,你尊重去做就可以了。 本文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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