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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会亡国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中国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在此,他谈到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他认为主要呈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搜索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这样算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同时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他举了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名义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他表示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以下是文字实录:   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可能亡国   张维迎:我觉得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我们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的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也是对他们这个说法的一个呼应,同时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中国当下最主要的腐败是买官卖官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从宏观上讲有什么新的变化?我想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特点。   中国官员受贿金额14年间增加了100倍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我说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我们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高薪养廉养不起庞大的政府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的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官员都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就是说能够使得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官方定的工资太低,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财产的公示。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的权利,现在政府的权利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利,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的规模很小,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我觉得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新建的政府把监管搞得严一些,惩罚搞得重一点,新闻自由多一点,政府的权利少一点,我们还有民主,还有法治,我想腐败就不会严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在目前即使听起来好,但是实际上很难实行。好比说高薪养廉,我们有这么大的政府,我们的省部级官员十年已经抓了70多个,我们还有多少?其实只占它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政府官员经不起查 人们对腐败容忍度在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这些措施就非常的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09年县处级官员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有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没有几个人,也许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购了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帮助。所以,我说按照现有的标准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很少,只是不查而已。我们看到最近网络上一曝一个准,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如果民间对腐败非常的痛恨,但是我觉得好象是抽象的谈起来很痛快,而聚集到某一个人,很多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怎么这么倒霉。 其实民间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现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公平待遇,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像我们过去某一个人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但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判刑之后,腐败官员被判了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来可能我们现在抓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部分。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这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算旧帐,追查到底,第二种思路是算精帐,既往不咎,当然他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我们其实看一下,算旧帐所面临的问题,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真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   我们过去十年看,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一样,或者买彩票一样,就碰运气,运气不好了,被抓了,倒霉,运气好了,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抓你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败,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相当廉洁的官员,但是七找八找,包括给他孩子的压岁钱4万块钱,判4年,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谁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就可能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一个人,留下一个活口,害怕被人举报,继续杀了。腐败也以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很可能落马,如果你腐败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这一个月,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讲的,包括新闻自由,尽管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那么,它对腐败现象是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这样一种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变得侵害人权,因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变成我前面讲的权证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止很可能存在舆论和暴力问题,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媒体上说你不干净,你有时候可能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媒体曝露某一个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露之后,其他官员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他也违反了我们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庆的事情,其实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并且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程序取证的合法性,这从长远来讲,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特别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但是,我们能大到那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大的话?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个网络,保护别人就会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的时候,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官员的腐败即使买官卖官它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的剥夺私人的财产,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过去的老帐,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时候对政府就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的越深,把他们自己也就牵连出来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制的实施,也可能带来的成本比较大。所以, 另一种办法叫做不算老帐,算新帐,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色,按照吴思的观点就是通过条件的特赦,换取未来的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帐,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面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我们香港也有好多的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就那么很容易的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然后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应该受到惩罚,好比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实现自愿的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利,包括加强舆论的监督,实现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权利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我想每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行,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如果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像我们赚钱的人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幸福,但是赚到一定钱忘了幸福,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    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   我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政府特别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迫使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我们看到腐败现象大大的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我想老百姓对过去的原谅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全国人大,靠政府出一个政策还是不行,我们法律的效率还是有限的,经过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高于我们一般的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有人提出的在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这个试点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并且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人们会觉得是钓鱼。另外,我可能进一步的去腐败,因为实际上说不说无所谓。那么,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我的宽宏大量。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讲事实,理性也以后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帐。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权总统以后授命研究处置在南非众多的罪行,他说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法,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的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的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来源:财经网 链接: 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2-12-20/112378734.html 打喷嚏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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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想家 | 凤凰博客遵义行引发的争论

凤凰博客遵义行引发的争论        去遵义之前就感觉会出问题。因为此前一帮文人小丑去重庆献媚换取金钱的事情刚刚被大家揭露。我问王冲:“是不是去唱赞歌?”他说没有任何约束,我说,那好,就去吧。几年没去遵义了,想去看看变化,顺带跟几个朋友交流。     回来之后,果然出问题了。    1,李悔之激辩郎遥远     微博上看到李悔之和郎遥远激辩:     @李悔之2012: 我对凤凰名博的遵义之举感到耻辱!尤其是看了@郎遥远 @王锦思 在遵义写的文章,比吃了苍蝇还难受。//@騎青牛逛函谷6: 忒噁心!!有一種炸屍的感覺。     @郎遥远:我们都没有失去独立思考。也许是你偏激太久了     @李悔之2012 :郎遥远,是我偏急,还是你太精明了??? 我从来反对左右意气之见的争斗。更对执政者充满归劝的善意。但你的文章令人难于接受:“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抹杀其历史功勋,不能污名化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要正视他,超越他。”——毛仅是“晚年错误吗?”    @郎遥远:整篇文章有逻辑,后面话是台湾谢长廷说的    @李悔之2012:你的文章有没有逻辑,不是自己说了算。我将撰文予以探讨。这里就不多争论了    @郎遥远: 如果这样的心胸去引领中国未来,可能比毛泽东还逼仄。我是精明人,我谋生职业是策划人。但我有操守。我们和你一样都珍惜凤凰名博声誉,我们不是钱权能收买的。我们都坚守着理想,请悔之兄放心。我们要善于释放执政党善政的正能量,对抗专制的负能量。     @李悔之2012: 有没有“操守”,不是自己肯定的。兄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在“引领中国”。     @郎遥远:凤凰名博就要敢于引领中国思想走向。否则,写什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李悔之2012:你要引领中国,是你的事。咱只是独立思考者,不敢妄言“引导”——尤其是自己的思维都是浆糊的状态下,谈“引领”更是可悲的。     @郎遥远:两岸和平统一,宪法是最大公约数。中国推进宪政法治,也需要最大公约数,也需要更广泛的共识。当年工农红军闹革命,长征胜利,我认为应当正面看待,是信仰、善政、决策和文明的胜利。历史发展是一个文明进化的渐进过程。如果你全盘否定了中国革命,漠视其进步意义,窃以为是不够客观、善意和理性的。我对中国革命的评价,认为其有进步的内容,不是出于歌功颂德,而是一种独立的思考,是思考成熟以后的表述。    2,起因貌似是照片,其实不是     辩论始自刚峰发的一张图片,他当时的文字说明是:参加#凤凰名博遵义行# 中国好声音唱响遵义,偶拍到五大领袖,看看新添的是谁?            @李悔之2012: 我对一些凤凰名博公开赞扬那场革命,以“五大领袖”合影为荣感到不可思议。     @郎遥远: 关于晚会,关于与特型演员合影,那是娱乐。悔之兄不要心存芥蒂。晚会是我们承办的,我是总策划。请名博朋友们一起开开心心,不影响什么。每个人都有享受生活快乐、享受友谊的权力。     @爱新觉罗载勋:特定背景下,没有超越政治的纯“娱乐”。     其实,照片只是个导火索,遵义之行一开始,问题就已经启程。    3,我们在遵义做了什么?     单就对那场革命的评价,我完全不赞同郎遥远的观点,但我认为,学术探讨必然观点有异,只要自成逻辑就行。     特别理解李悔之的愤怒。但是作为遵义之行的当事人之一,我要跟李悔之证明一点:我们10个人在遵义的表现,没有献媚。(他说“看了@郎遥远 @王锦思 在遵义写的文章,比吃了苍蝇还难受”,我一会去看文章)     跟市长的座谈,大家比较客气。针对遵义方面自豪地宣布GDP增速快,我说中国经济一定要下降,把GDP增速降下来,把国企垄断降下来,把高房价降下来,把通货膨胀降下来……王市长说:我更喜欢用包容这个词来形容遵义,我说,包容一词显示了遵义的胸怀,但我觉得遵义这个当年在革命生死悠关时的转折之城,应该负有一些使命感,在改革生死悠关时的转折时刻,应该做出大胆的探索……     遵义市长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开放、进步很多,这是此次遵义之行令人欣慰之处。比如王市长,他说:遵义现在的民营经济占经济比重不到50%,以后我们要搞到60%、70%。在中国改革出现可耻的国进民退逆流的时候,一个市长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令人尊重的。     倒是一些所谓的当地文化人让我们看到了老左本色。在遵义会址召开的与当地文化人对话会上,当地几人的言论左得令人吃惊。一人说“当年遵义人民已经为遵义会议做好的准备”,这是胡说。历史是有偶然性的。另一人说“遵义会议的核心是团结”,这话已经胡说得没有边际了,遵义会议其实是政变,是分裂,是斗争。(如果写文章,我会说: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就是4个字:自我否定。)还有一人建议设立“长征学”,我心想:筷子学,裙子学,都可以建立,你想建就去建好了,你其实是在问权力要头衔、问财政要拨款吧?     当时想立刻反驳,但是想起前一天与市长对话,有几个人没有发言,我就忍住了。旁边罗天浩小声对我说:我来放几炮。果然就放了,对方气得要发言回击,不过没有轮到。主持人很聪明地绕过去了。     发言中唯一让我尊重的遵义文化人是李学模,他说:“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为了生存,后来的改革是为了生存……毛中有邓,邓中有毛……现在,历史到了必须还政于民的时候……”当时,我和左边的蔡慎坤交口称赞。真心向李学模表示我的敬意。对话会之后,遵义一位官员也说李学模讲得好。     遵义经济开发区20周年论坛上,前两位发言的专家,从北京来的,其发言令一些人昏昏欲睡,我则是愤怒不已:你既然冒充专家,还上台发言,却拿一堆裹脚布捧给听众,你们自己就不觉得丢人吗?当时真是后悔没有要求自己上台发言。我睡了一会,居然睡着了,醒来后发现那所谓专家还在扯裹脚布,我愤怒地离席,有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跑到外面后,蔡慎坤、童大焕也出来了,我们约好:如果我们中间唯一被安排发言的杨佩昌也发言成这种德行,大家就揍他。接下来,该杨佩昌了,他的题目是《德国企业为什么有竞争力》:“德国的企业,95%是民营企业。只有民营企业不愿意进入的行业,才成立国有企业去做……”。7个发言人中,只有2个人的发言值得听,其中之一就是杨佩昌。          我罗嗦地讲这么多,是想告诉李悔之兄:我们10人没有给凤凰丢脸,没有给自由主义学者抹黑。请相信我们。     去遵义之前,我就在网上说过:自由知识分子,平常总骂政府。一到具体的某个政府请去开个会,好多都乐意去,还觉得挺有面子,并到处炫耀自己曾经为多少个政府做过参谋。 (至少我本人,是带着这份清醒去的。) 4,我们的容忍度     联想到了前几天,五岳散人把他和杨恒均、孔庆东的合影发到网上,认为要颠覆别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我公开进行的评价是: @五岳散人 真会吸引眼球,跟孔庆东合影就算了,还不以为耻地贴出来。这些都是他的权利,他愿意当傻逼,别人拦不住。问题是,他还洋洋得意地说:“这得颠覆多少人的三观呀”。太拿自己当根葱了,以为能颠覆别人三观?如果硬说颠覆,仅颠覆了别人对他的看法:以前没拿他当傻逼,现在知道他是傻逼了。     自己能去遵义,却不允许别人跟孔庆东合影?不是的,我上面说过,他有权跟孔合影,我们有权去遵义。关键是,你在这些事情中表现出了怎样的学识和道德。对于胡锡进、司马南、孔庆东这些民族败类,绝不手软。          中国已经分裂。体制内和体制外,抢劫集团与被抢劫者,左派与右派。     分裂是好事。一个被大一统思想毒害了几千年、被某种制度毒害数十年的国家,要走向新生,必须从分裂开始。     我们对于不同的意见要多一些容忍度。这种容忍度是有底线的。对于反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绝对不容忍。     过两天我想把遵义之行的文章写一下。关于遵义会议,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都得承认:这次会议对于中共是非常重要的,是一次重要转折。当年,中共的革命濒于失败,如今,中国的改革几近失败,遵义这个城市能否有一些作为?不知道。我们这些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人能否会有一些作为?那是肯定的。           我的微博: http://weibo.com/wsx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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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歌曲审查的小故事

前段时间,音乐人高晓松在微博上称歌曲审查制度空前严格,大电视台播出的歌曲不能出现“死”字,于是某选秀节目里选手要唱《死了都要爱》也都被毙。而文化部自然也在意料中的回复这传言不实,并非绝对。既然不是绝对,那就证明这样的审核是的确存在的。不过,歌曲和电影、文学一样有审核,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究竟这审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起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相关部门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得非常紧密,书籍、音乐和电影这三种最为群众所接受的艺术形式更是首当其冲,被管得服服帖帖,这其中按照严厉程度分级,最轻的是书籍,基本上只要你有足够的智慧,把某些“反动思想”含蓄的隐藏在几十万字的书籍里,审核是容易过的;而最严重的是电影,有暴露不行,有政治不行,有血腥不行……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去年某部电影送审,是一部非常“干净”的喜剧片,片方满心认为这样的电影审核很容易过,没想到审核部门看完之后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自己说说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吧!好家伙,这下可难坏了片方,战战兢兢的写了一大篇的修改意见递交上去,审核部门看完,又回了一句:就按你们说的改。朋友只能苦笑:这是叫我们自阉啊! 至于夹在中间的音乐,就有点时紧时松的感觉。要说低俗下流,“那一夜,我伤害了你”这样的“网络神曲”照样遍布大街,但陈奕迅要唱一首名为《低等动物》的歌就不会让你通过,即便黄伟文的歌词文雅的写“热吻间勾起的想象,爱情其实是这样,留住你,是要为身体着想”,也会被判低俗;要说政治敏感,当年侯德健唱《龙的传人》全国皆知,后来他被驱逐处境,这歌也顺理成章的被封,但后来王力宏翻唱过来,这首歌却悄然解禁,重新出现在大街小巷。 甚至还有更离谱的事情——陈奕迅一首名为《一夜销魂》的歌曲,在内地审核之后愣是被改成了《海誓山盟》。于是一首讲一夜情的歌曲变成了深情款款的海誓山盟,连整首歌的意思都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样的改动,对歌曲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不过,为了能让歌曲成功的进入内地这个大金库,唱片公司也只好忍气吞声了。于是,内地引进版的唱片被删歌、改歌名、改歌词,似乎大家也都能忍耐下去。 不过,有时候内地唱片里被删歌,倒不一定是审核的原因。港台版的唱片一般售价在100元左右,而内地引进版则是30元左右。在比港台版低三倍的情形下,为了防止价格低廉的内地版对港台市场进行冲击,有时候唱片公司就会选择将内地版缩水推出,例如精简包装和歌词本、删歌都是基于这个前提下的策略。而唱片公司也深知这样做会被歌迷痛骂,反正对于歌迷而言,只要删歌,下意识的就会将枪口对准审核部门,于是就干脆搬出了审核这面大旗,将真实的原因遮遮掩掩的藏了起来。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啼笑皆非的原因,使得歌曲无法在大陆播放。例如前年有一个香港独立乐队的专辑要在大陆推出,在某大型歌曲网站上线的时候,按照网站的要求,必须备份所有词曲作者的身份证,但是该专辑主打歌的作词人是位非常低调的“隐士”,连踪迹都难寻,更别提找他要证件了。于是乎,就这样,主打歌在内地版唱片里就被悄然删掉…… 总之,在目前内地唱片业一片混乱的情形下,再加上审查制度的不透明,像高晓松所说连个“死”字都不能出现的情况,即便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一定会时不时的在某些地区某些时间里发生。Beyond反思中国历史的《长城》仅仅是因为歌曲里讲长城形容为“破墙”,当年被某位领导听后大为不悦,于是被禁到如今;而像这种因为某人的一句话就死于审查大刀下的亡魂,历年来简直是多不胜数。 歌曲该不该有审查?这是必然的,毕竟这种文化载体在流行文化里的力量不可低估,德国就曾经将一支宣扬纳粹主义的乐队的歌曲给禁掉;但是这是一种明显踩过界、完全违背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被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像内地这种不能死、不能有鬼、不能一夜销魂的被禁,就显得有些啼笑皆非了。最关键的一点是,在相关的文化审查里,只有模糊的“色情、反动、暴力”这类的字眼,没有详细的指明什么样的歌算是色情,什么样的歌算是反动、暴力……于是,你会发现,只要你想禁,至少市面上有一半的歌都能套进这些字眼当中,甚至,连我们的国歌都很显然的在宣扬暴力…… 如今国内的音乐市场规模愈发增大,各种拼盘商演全年上千场,大大小小的音乐节也达到了三位数,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音乐选秀节目更是打破了收视记录,更能说明人民群众对于听歌这件事的热衷程度。而在如此市场如此庞大、群众基础如此广泛的这么一块蛋糕上,切蛋糕的那把刀究竟长什么样,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形状。审核部门就好比拿到的厨师,按照他们的那喜怒无常的心态,今天上一把剔骨刀将蛋糕斩得七零八落,明天又是一把水果刀切得整整齐齐,这样端着盘子等着吃蛋糕的众人也只能祈求自己运气好,分到盘子里的那块蛋糕撞到好运气,能让自己吃得舒舒服服,安安稳稳。 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没有相关的条文可供遵守,每位制作歌曲的音乐人和唱片公司要用一种“揣测圣上”的心态去小心翼翼的送审歌曲,再加上唱片公司的助纣为虐与不思进取,于是就造就了目前国内音乐市场这种普遍存在、大家又都默认了的怪现状。于是乎,我们又怎能难保“死了都要爱”变成“作古了也要爱”这样的黑色幽默,某一天真的会发生在你我身边呢! 来源:公元1874 链接:http://i.mtime.com/ad1874/blog/7514760/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34871/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一些歌曲审查的小故事 发布时间:2012/12/20, 11:02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真实版的北京爱情故事 唱歌就唱歌,你编什么故事嘛 莫言瑞典演讲《讲故事的人》 11名作家对言论审查的绝妙评论 视频:月饼的故事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NBA总决赛你不知道的故事 (@fun4hi) 唱给生命中女生的歌,最佳表白歌曲 (@fun4hi) 原来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fun4hi) 内涵鬼故事~晚安亲 (@fun4hi) 女生讲恐怖故事,真的很吓人啊 (@fun4hi)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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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关键词:艳照 马赛克

广西桂林兴安县国土资源局网站领导公示信息一栏,局长没有相片,数名副局长和党组成员的公示相片面部都被打“马赛克”处理,此事引起社会关注。12月17日,兴安县国土局纪检组长唐先生介绍,此前该局数名领导接到过敲诈信。为避免麻烦,该局不得已方出此下策。 “兴安县国土局公布领导相片时,面部模糊不清,像是打了‘马赛克’。”知情人蒋先生告诉记者。记者随即打开该局网站,看到有局长、副局长和党组成员的简历及工作分工。局长宋志安没有公示相片,副局长雷秦等8人的公示相片面部模糊,只有副主任科员秦东的相片面部清晰。蒋先生说,最近他上兴安县国土局网站查看时,发现了这一现象,他对此感到不解。 17日上午,兴安县国土局信息中心主任谢先生介绍,该局的网站于2010年7月开通运行,相关工作由该中心负责。去年及今年9月,数名局领导接到了不法分子寄来的敲诈信,信里有经过拼接的艳照。为避免麻烦,防止不法分子上网下载相片用于非法目的,今年9月开始,他们对网站上的相关相片进行了处理。 据了解,这些信中的主要内容是:“你的不法行为我已掌握,现寄一张相片给你,要想摆平此事,要20万元,并附一男一女躺在床上的相片。”这些相片被拼接处理过的痕迹很明显,有的敲诈信还将名字写错了。 为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今年9月,兴安县国土局对网站上的相片进行模糊处理,局长的相片因受不法分子“重点关注”,所以暂时撤下。 来源:南国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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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光山校园22名学生被砍案首批责任人被处理

河南光山校园22名学生被砍案首批责任人被处理 据人民网报道,14日上午在河南光山县发生一起小学生被砍事件,该案首批责任人已被查清并被处理,河南光山县委对主持陈棚完小工作的副校长张宗柱、文殊中心学校校长王生应、文殊派出所所长裴广斌给予撤职,分管教育的文殊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徐明等人予以免职。 河南光山县委称其他责任人查清责任后,也将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12月14日上午7点40分左右,河南光山县文殊乡一名男子在该乡陈棚村完全小学门口砍伤22名小学生和1名民众,这些伤者无生命危险。据悉砍人的男子已被逮捕。 有消息指出,该砍人男子是36岁的嫌犯闵拥军,有20年癫痫病史,并逐渐有暴力倾向。 另外,据河南光山县公安局副局长欧阳明星透露,闵拥军被控制后神智清醒,但受到世界末日论毒害很深。据闵拥军交代,他通过媒体知道杀孩子可以上电视,就将目标对准校园。 闵拥军还供述,他是在一个叫金国珠的女人那里听到的世界末日论。警方目前正在追捕该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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