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

从雍正王朝里能找到中国的新路吗？ 雍正王朝这部戏终于演完了，但在中国政界的影响还将延续。江泽民在谈到为什么这部戏有这么强的现实感和现实针对性时说：一，我们依然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二，现代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但是，我认为，为什么这部戏有这么强的现实感和现实针对性，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官场的核心游戏规则从雍正王朝到今天仍然没有大的变化。象诺敏天下第一巡抚之案、黄河水灾等，都能从今天的官场中找到影子。 今年春节回老家，去省计委副主任家拜年，没想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一集不拉。他说朱总理号召所有党政干部都要看雍正王朝，并说朱总理还真有一点雍正的味道，一曰勤政为民，二曰铁腕整顿吏治，三曰反走私清税充国库。 但是我们真能从雍正王朝里找到解决今日中国问题的药方吗？其实辛亥革命的炮声早已告诉我们答案。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只学雍正的勤政和铁腕，而不从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着手，有 100 个朱镕基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从清王朝废纸堆里考古和寻宝的游戏从曾国番和胡雪岩的流行已经开始，只不过到雍正王朝到了顶峰而已，渴望开明专制的人大有人在，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开明的君主上面是多么危险。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雍正王朝是历史正剧吗》这篇文章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经历了 20 年的改革已进入微妙阶段，公正问题凸现，社会矛盾增加，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产生某种渴望：如果有人能以铁碗扫清腐败和积弊，赐社会以公平和安宁，赋予新雍正以足够的强权，自己少点民主，又有什么不可呢？吃饭问题总比民主要重要吧！ 但其实民主和吃饭问题是互为因果。越不民主，越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越吃不饱饭的国民，越渴望强权人物来解决肚皮问题。想当年饱受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苦的德国人民，不就是渴望有饭吃有工做，把权力、思想、灵魂交给希特勒，也交给了魔鬼。 再回想一毛泽东是何走到他的晚年的。当年中国人民不就是饱受内战之苦、外强欺辱而渴望有一个明君让自己扬眉吐气，同样把民主、权力、思想、灵魂交出去，结果换来一场文革恶梦，肚皮问题也没解决。 想一想，以中国之大，在文革中劳动力市场上却只有唯一的一个买主，这个买主就是毛泽东，连刘少奇都是给毛泽东打工的，说不给饭吃就不给饭吃。在这样的体制下，反抗者不得食，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舍、田家英会自杀了。 这样你就会理解如果劳动力市场只有一个唯一买主的制度是多么恐怖了，你就会明白，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市场上有无数个张老板、李老板的是多么的美好了。市场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讲就是经济民主，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建立上层建筑的民主制度。 朱镕基的特点 这一年，我一直在研究朱镕基及朱镕基新政。那么朱本人有什么特点呢？ 朱有点自视甚高，有点刚愎，不容易听得进不同意见。当然朱本人的个人才气和个人魅力无可置疑，其演讲时不讲套话，表现的机智和幽默，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是罕见的。朱还有一点商鞅法家的味道，为人峭直刻深，少私交、私情，爱骂人。朱最大的优点是廉洁加勤政，敢于负责任，在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专制政权里出这麽一个勤政的清官，难怪中国的老百姓要欢呼了。 但是，朱身上最引人注目的优点掩盖了其身上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最可怕的缺点：刚愎自用。这和明朝明朝崇祯皇帝很相象。 明朝的崇祯皇帝虽是亡国之君，然而在即位之初，铲除客氏、魏忠贤及其党羽，很有一番振作的气象。 崇祯帝所处的时代条件确实艰难极了。他即位于天启七年（ 1627 年），晚于皇太极为金国汗十一个月。其时后金已占有辽阳、沈阳，虎视眈眈，意图入主中原。在他即位前几个月，陕西饥民已经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崇祯帝与专事嬉戏的正德帝，与不见大臣、不理政事的嘉庆、万历二帝，都不同。他勤奋从政，锐意求治，经常为处理政事忙到深更半夜。每当遇到紧急的军机要事，更是废寝忘食，为国家绞尽脑汁，费劲心血。 崇祯帝改变单看重进士的用人制度，不拘资格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在位期间，举人出身而出任地方大吏巡抚的就有十人之多。他还打破内阁大学士只从翰林中选拔的惯例，很多非翰林出身的外官被任命为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如崇祯十一年（ 1678 年），一次任命五个阁臣，其中除方逢年是翰林外，其余的程国群、杨嗣昌、蔡国用、范复粹都是外官。 崇祯皇帝生活简朴。自明神宗以来，皇帝的膳食费用每日达万余金，崇祯帝命令减少，每日仅百余金。按照制度，皇帝的褓靴每日一换，他改为每月一换。同时，全部撤去宫中的金银器皿，改用陶器。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崇祯帝可以说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有为之君。但是年轻的崇祯帝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刚愎自用。这是一个政治领袖最不该有的弱点，有了，即使不失败，至少也会犯大错误。试看崇祯帝，他以英主自命，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听迎合自己心意的话，厌恶逆耳直言，因此给那些善于逢迎拍马之徒窃取官位大开方便之门。刚愎自用之人，尤其是掌握大权之人，给一般老百姓的感觉好象很聪明，其实是大愚若智。建议大家有空看看崇祯帝传记。 有一个原任共产党省部级高官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工程师治国也可能会误国。大家只要只细观察，朱的政策里有很多计划经济的东西，他是否真正懂得市场经济，我表示怀疑。 象这次朱去美国访问，其刻意表现出来的智慧、幽默，做作痕迹很浓，其忍不住要在舞台上表演的强烈欲望袒露无疑，朱是一个好演员，但是不是一个大政治家，就成疑问了。我从克林顿的脸上，已经读到了若隐若现的瞧不起。 那么朱新政有什么特点呢？   朱新政用一个公式就能表达： 朱新政 = 罗斯福新政 + 商鞅新政 + 雍正新政 + 新加坡台湾经验 朱新政主要采用了罗斯福新政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象大发国债、大兴土木、猛降利率等。 而朱采用商鞅新政的主要是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尤其是人事权、财权。象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大型企业工委，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直接隶属上面，高级干部的大交流以加强控制等，以及人民银行撤消省级分行、分税制等等。 朱采用雍正新政的主要是整顿吏治，清除腐败，加上精简政府机构。 新加坡台湾经验指的是朱新政汲取了俄罗斯改革的一些经验教训，从新加坡台湾、南朝鲜学来一些开明专制走向经济繁荣的经验，在搞市场经济及经济改革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新闻、出版及政党领域继续保持高度控制和统一。

朱新政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从早期的新权威主义的出笼到王沪宁进京出任国家主席特别助理，从前几年的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的洛阳纸贵，中央要集权的意图昭然若揭。但是，按胡鞍钢的逻辑，即：一个国家的能力 = 一个国家吸取钱财的能力 = 中央政府吸取钱财的能力。胡并建议：政府要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近期达到 25% ，中期达到 30% ，远期达到 35% 以上；建议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近期达到 50% ，中期达到 60% ，远期达到 65% 以上。 那么，胡的逻辑有什么问题呢？胡的逻辑有一个前提：即中央政府花钱比地方政府花钱更有效率，更能用在刀刃上。这个前提成不成立呢？ 一个国家，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的解决（外交、国防除外），都要靠省、市、县、乡、村等基层政府去解决。越是基层的政府，和老百姓越近，接触越多，也越容易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没有钱，或事事要向中央政府要钱，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要么解决的很慢要么干脆不解决。如果所有地方政府都向中央政府要钱，而中央政府的钱毕竟是有限的，僧多粥少，地方政府为了多向中央政府要钱（不要白不要），向中央官员行贿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钱也自然不能用在刀口上。 其实，一个国家的政权结构，金字塔型最稳定，倒金字塔型最危险。（我国的政权结构，就有倒金字塔型的味道。）反过来，财政收入也应向基层政府倾斜，而非向中央政府倾斜。 那么中央政府干什么呢？三项主要职能： 　　 1 、 国防 　　 2 、 外交 　　 3 、 转移支付 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管住了国防和外交，国家的统一有了保障。一个国家总有贫富不均，地区也好，个人也好，总需要象一个家庭一样，有个老祖父从富的孩子口袋里掏点钱出来补贴穷孩子。这样才能家和万事兴。如果把一个包括中央、省、县、乡、村（在中国，管着众多农民辽阔地域的村委会，居然不是一级政权，而管着很多人的村委会主任却连小小的公务员都不是，很大的问题）五级政权的国家比着一个五世同堂的家庭，如果把权力和钱财集中于老祖父，如果老祖父开明能干，这个大家庭尚能平安无事，一但老祖父昏庸无能，这个大家庭就危险了。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由于中央政府放权的结果，目前中国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中央放权太多，而是放的太少，放了之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尤其是体外的监督和制约。本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可惜由于体制和设计的原因，成了摆设。人民代表大会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它又怎么监督党呢？讲来讲去还是党监督党，同体监督而已。 再讲一讲刚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吧。 3000 多全国人大代表和 2000 多全国政协委员浩浩荡荡齐集北京，人大代表还算经过选举，可政协委员又是谁选的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宪法赋予权力可谓多矣，可在设计上却让它不能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比如 3000 多人大代表，好象很有代表性，却让大部分的代表是兼职的，无薪工作，也没有秘书协助工作。常委许多是退下来的干部，根本不能全日制工作，一般 2 个月才开一次会。一般代表 1 年才开一次会，开会也只能发发言、举举手。 人民代表肩负的责任可谓重大，为什么我们不能将人民代表的数量压缩在 500 人以内让他们全日制工作，给他们配备秘书、办公、研究人员，这样他们就能天天研究国家大事，制定法律和监督法律的实施，监督政府工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以中国之大，不至于连 500 个人大代表也养不起吧？ 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就是要让宪法赋予人大的职能真正得到屡行，让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让那些想做官的人，想为人民服务的人不而是再跑组织部而是跑人大，在人大代表面前是马是骡子拉出来溜溜，只有这样，人大才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宪法才真正得到遵守。　　　　　 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县、乡最穷 今年回老家过春节，我的叔叔在老家当村长，可是两年没领到工资了，要向乡政府辞职来我公司打工。目前在农村，村级干部辞职已成风。如果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都无法保持稳定的话，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我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对农村的事还是很了解。我知道农村干部工作之难、之苦，也知道县乡财政之困难。其实从乡县省中央四级财政来看，中央财政最富，其次省财政，乡县财政穷，很多乡村干部一两年都没有领到工资，中央的干部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次在老家，就发现农村很多公共事务没有人管，正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乡村干部日常工作很大精力都用于向农民收钱，公共事务象水利、道路、卫生、环保、教育、村镇规划反倒没人管。其实所有中央的政策实施，全要靠县乡两级政府去实施，而这两级财政最穷，如何实施？象管着几千农民离农民最近最能解决农村面貌的村长竟然什么官都不是，什么级别没有，连公务员都不是，其工资全没有财政预算，全要从农民手中提留，很没保证。而中央机关管着两三个人的处长的工资，却是旱涝保收的。而象管着几万人的乡长，竟然是一个科级干部，而离老百姓最远的中央政府，却掌握着最多的行政、权力、金钱资源，象这种体制，怎么能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呢？而大量的农村人才正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跳龙门，农村人才严重失血。 如果按胡鞍钢的建议，远期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 65% ，即各级政府每收入 10 块钱，中央政府要占 6.5 元，其余省、县、乡三级政府来分剩余的 3 。 5 元，平均每级政府分到 1.17 元，那么地方政府除了整日向中央政府要钱，又能干什么呢？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管钱的不干事，干事的没有钱，结果是干事的为了干事，整日向管钱的打报告、求爹爹，甚至用行贿、投其所好的办法，这个体制效率之低，可以想象。 应当尽快制定法律允许省、市、县政府发债，连一个自然人都允许借债，何况堂堂的省、市、县人民政府？当然，发债要遵守一定的法律和程序，要报同级人大批准。 中央政府不是放权放的太多，而是放的太少，更重要的是，在放权的同时把监督权也要下放给同级人大，让同级人大去监督同级人民政府，远比几千里之外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更有效率。中央人民政府管好三件事：国防、外交、转移支付。中央人民政府要学会让下面的孩子去当好自己的家，不要找借口说，我中央人民政府一放权，地方政府就腐败，所以还得把权收上来，让我来个高度中央集权，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具有免疫力，不会腐败。 高度的中央集权只能带来高度的腐败，反腐败的速度远比不上腐败产生的速度。 中国农民在陷入相对贫困 这次春节回老家，感到中国的农民正在陷入相对贫困，农民的收入这几年已经陷入停滞增长，农村的水利设施老化，池塘河道淤塞，青蛙、蛇、鸟等益虫已经罕见，水污染、白色污染正在包围农村，我曾经读过的小学还是老样子，十八年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不少人家因为家里出了一个病号而全家穷的叮当响，有本事的人都一个一个跳出农村，农村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指望他们来改变农村的面貌，可能吗？ 有几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据人民银行一季度的统计，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全部储蓄余额是一万亿，这个数字我认为基本等于全国农民的储蓄余额，而中国城里人的储蓄额是 4 。 5 万亿。而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70% ，是 9 。 1 亿，而中国城里人占中国总人口的 70% ，是 3 。 9 亿。 由此可以算出： 中国农民人均储蓄余额： 10000 亿除以 9 。 1 亿 =1100 元 中国城里人人均储蓄余额： 45000 亿除以 3 。 9 亿 =11538 元 整整相差十倍！！！ 而如果加上城里人占有的 6 万亿国有资产， 6000 亿国债、 6000 亿证券流通市值，以及城里人拥有的汽车、洋房、别墅、家用电器等，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人均占有财富有 20-30 倍之差。 多么可怕的贫富差别！！！！ 所以，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城乡的巨大贫富差别和城里人的贫富分化而引起的，有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需求，有消费需求的人没有消费能力，靠朱新政的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不可能解决问题。 西方的一位很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财富的生产叫经济，财富的分配叫政治。中国的问题出在财富的分配领域，即中国的政治有问题，仅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岂不是缘木求鱼？ 正是由于中国的农民正陷入相对贫困，你就会理解：中国农民乱砍乱伐森林的冲动、将青蛙、蛇等益虫抓去卖的冲动是不可抑制的，只要农民的这种冲动不可抑制，长江水灾、黄河断流就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将不停地到来。 有人说：美国的人均贫富差别比中国更大。但是如果剔除人均占有的股票等生产资料，美国人均占有的生活资料的差别并不大，象比尔。盖茨和美国一般的白领占有的生活资料的差别并不大。 所以分析一个国家的贫富差别，应主要分析一个国家人均占有生活资料的差别，而应将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剔除。就象微软公司一样，究竟它的股票是由个人占有还是由国家占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在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在为国家提供税收。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将中国的 9 。 1 亿农民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二等贱民，喝不上自来水，看不上报纸有线电视，陷入信息贫困。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公平竞争机会。在通往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公共教育更伟大的步骤了，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受的免费公共教育却有天朗之别。更可怕的是，政府把大量的教育经费投入大学里的精英教育（大学教育应以收费为主，奖学金为辅）。公共教育的天朗之别决定了大学精英教育是为城里人准备的，而只有极少数我这样的又勤奋又聪明又幸运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乡下人的孩子能接受大学教育。 中国的政府只是城里人的政府，哪里是农民的政府呢？ 象户口制度将中国人分成城里人和乡下人，而干部制度又将城里人分为干部和市民，而干部又分为组织部管的干部和人事部管的干部，还有少数民主党派的由统战部管的干部。中国人就这样被分为三六九等。这种人的等级制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还在实行。一个人，如果是农村户口的话，假如他想成为国家公务员的话，先要把自己农村户口变成城里的居民户口，所以只有在中国，才有所谓农转非。我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可却是江西农村户口，办出国手续和驾驶执照很不方便，可我太太是中山大学的讲师，按广州市规定可申请农转非，去中大人事处一问，没指标，只好继续做我的农民。 其实中国农村问题的根子在城里，城里问题的根子又在更大的城里。就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就农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就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决无可能获得成功。有人说最重要的是教育农民，其实比教育农民更重要的是教育城里人，比教育城里人更重要的是教育城里的官员……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就是他们制定的。 要消灭中国的户口制度！这可是关系到 9 亿中国农民基本民主权利的大事，人生而平等，资本主义都实现了，何况社会主义？可总有人以中国的国情作借口，继续执行这些非人道的中世纪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农民兄弟当作二等贱民，将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我们的农民兄弟就会用乱砍乱伐、水土流失、环境污染、乱开采矿藏、多生孩子、高犯罪率来报答我们，最后农村的问题一扩散，城里人岂能安生？ 再谈朱的五项改革， 朱的五项改革，我分析，最可能出问题的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实是回到计划经济垄断经营的老路，只能救一时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会因为漏洞和窟窿太大政府财政无法负担而流产。其实现在粮食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零售掌握在个体和私营手中，而供方由各个国营的粮食局构成，个体户由于掌握最终销售市场，由于它的赢利动机，它会要求谁的供货价最低就进谁的货，而全国那么多的粮食局，决无可能长久达成供方联盟，将粮食价格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上，来实现朱所要求的顺价销售。而且，粮食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无法保存太久，越保存越不值钱。所以最后粮食局会发现，谁不降价，谁亏的越惨，尤其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如果中国再加入世贸，美国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粮食只会跌价，不会涨价。 如果粮食一级市场只有一个买主，农民就没有可能同对手讨价还价只能是被人宰割。所谓的粮食保护价也保护不了农民，中央发再多的保护农民的红头文件也没有用。结果大量的粮食补贴农民拿到手又有多少呢？大量被粮耗子吃掉了。 粮食市场很象民航市场，销售掌握在市场化了的代理机构手中，而供方却由国营的航空公司构成，结果呢，一样是各航空公司亏损累累。机票就很象粮食，过期作废。所以 98 年各航空公司亏惨了， 99 年民航局来了一个不许打折的死命令，结果呢，大量客流转向铁路，航空公司的上座率更低。 为什么我们不能将粮食补贴根据粮食市场价和国家保护价的差别直接补贴给农民呢？而要补贴给腐败的有赢利动机的垄断机构粮食局呢？ 搞活国有企业的问题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了，一直得不到解决，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有国有企业国家的问题。如果说国有企业只是在少数关系到国家战略命运的少数领域里存在，数量不多，效益不好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象中国这样，连宾馆都要政府来办，就很危险了。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不垄断经营，只要私人资本有实力做，国有企业最终都竞争不过私营企业。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音像出版这样的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国有音像出版单位都被私营挂着红帽子的单位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更不用说象电脑、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了。 政府逐步退出市场，把私营企业当作亲生儿子，私营企业能办好的事情政府退出， 利用财富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政府不就很轻松了吗？ 如果说没有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很少，搞活国有企业这个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用消灭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高明中最高明的。 结束语 我曾经对朱的新政充满希望，而今是忧虑失望多于希望，中国的多少次改革都失败了，岂有这次改革能轻易而成。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筐架是毛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邓对毛留下的祖庙作了一些修修补补，油油漆，打打光，好象又是一栋新房。可不北京十月又要阅兵，又要游行狂欢，世上好象一切太平，可太平的背后涌动些什么，又没人管了。报纸天天弘扬主旋律，天天印着五个大字：太平无事罗！ 如果不重新清理毛和邓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不重新反省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史，而只知道高举邓的伟大旗帜，我们的改革岂有可能成功？成功只钟情那些不停反省而不是粉饰太平的人。

问：为何媒体和公众对朱镕基的关注度陡然升高？ 答：这的确是奇异的现象：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总理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分析其中原因，应该是民众对当前的局面感到不满。比如，目前通货膨胀严重、腐败泛滥、民生艰难，而在朱镕基任期内，物价稳定，经济欣欣向荣，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人们很怀念过去。 问：国企改革是朱镕基最大的失误吗？ 答：很多老百姓都曾痛骂国企改革，其实，那时官僚资本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出路了。在当时的体制下，工人和干部整天在厂子里无所事事，从生产角度看，这就是下岗状态。国企改革以后，工人摆脱了对工厂和权力的人身依附，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自由。工厂的效益也获得提高，同样的土地和设备，产值翻了好几番。朱镕基改革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国企改革。 必须看到，很多人下岗后陷入生活困难。究其根源：一方面，职工下岗时，国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偿 ， 社会保障制度的力度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建国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仅造成国力积弱，也使人们体制化，无法及时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社会开放以后，下岗职工还要和农民工竞争工作机会，下岗工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问：为何中国的社会保障一直缺位？ 答：国家有责任为全民提供统一的社保，但朱镕基时期还没有国家福利概念，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势力也很强大。现在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慢慢做社保的工作。严格地说，目前的社保制度不是真正的社会保障，而是个人保障，相当于商业保险。真正的社会保障应该是用国企利润和税收为全民提供保障，而不是依赖个人和企业向国家购买保险，买多少享受多少。 朱镕基时期社保制度没有做好，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遗留给中国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中央政府没有钱，老百姓生活物资奇缺，不被饿死已经是万幸了。邓小平发展了多年，老百姓才拥有足以糊口的食物。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后，国有企业的价值有了极大提升。有消息说，“我国目前全民所有制资产不少于 300 万亿，人均 25 万元、劳均 36 万元以上。只要排除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真正尊重全体公民对共有资产的产权，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现在，国资委可以和社保局合并成一个单位，为全体国民提供社会保障。 问：为何温家宝没有继承朱镕基的国企和经济改革方案？ 答：朱镕基的改革出了一些乱子，胡温政府就停止了一些改革举措。本来最理想的改革是政治经济改革联动的模式，即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这样的改革最为合理，能够照顾所有人的利益 , 使社会良性健康发展。但当时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势力强大，加之全国计划经济的板块太大，就实行了先私有化的政策，企图以此推动全国的各项改革。私有化的过程就是把国企卖给个人经营的过程，这一过程近乎空手套白狼：用企业资产做抵押，然后从银行贷款将低估的企业买下。企业的买家基本上是原来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等管理层，这导致了财富向权力的积聚，形成了权贵资本。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前一段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公正。相反，如果不进行民主化改革，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等待中国人的或许是一场悲剧。温家宝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督促民主化，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但最高层尚未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问：朱镕基是高房价的始作俑者吗？ 答：人们常常将高房价归咎于住房货币化和商品化。 90 年代以前，实行的是福利分房，这是一种基于权力和资历的分房的制度。既不公平也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1998 年朱镕基停止了福利分房制度，逐渐实行住房货币化。在朱镕基 2003 年卸任以前，全国房价并不高，甚至走低。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所有行业的盈利都将趋近于平均利润。从这个层面看，商品化和市场经济不是高房价的成因。相反，中国的高房价是某些部门依靠手中的权力，垄断土地资源造成的。高房价的另一成因是国家对房地产征税过高。有资料显示：地价占房价的比例为 30%(2008 年两会，全国工商联的数据为 58%) ，税费占房价的比例为 30%-40% ，建筑成本和利润只占房价的 20%-40% 。总的来看，地价和税费占去了整个房价的 6 到 8 成。 问：朱镕基与温家宝两届政府为我们留下了哪些财富？ 答：两届政府各有千秋，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好的东西。比如朱镕基有国企改革、加入 WTO 、精简中央政府、信贷改革、整顿吏治等等，胡温政府则提倡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等等。加入 WTO 意义重大，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和竞争，中国从中获得了大量技术和资本来发展壮大自己。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固定汇率、强迫结汇制度。从人权方面看，一个人应该有权持有和赚取其他国家的货币，比如美元、英镑、欧元等等，国民也有权持有贵金属，比如黄金、白银等等。新西兰 300 万人口，它的外汇管理政策都是自由的。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以前把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定得很高，这使得国内质量技术水平低的企业仍能靠出口盈利，妨碍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过程，不利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这也意味着国内制造企业升级生产设备要付出更多的美元，不利于制造企业技术改造。现在人民币汇率慢慢下来了，但怎样的人民币汇率是合理的，应该由市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