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

李雾：纽约时报的专栏时评家们 《纽约时报》目前有七名专栏时评家。三人是左派，两人是右派，还有两人中间偏左。美国人对几张大报有个笑话：读《华尔街日报》的是正在治理美国的人(指企业家和金融家)；读《华盛顿邮报》的是以为自己正在治理美国的人(指政客和官员)；读《纽约时报》的是认为自己应该治理美国的人(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常对现实抱批判态度，立场容易左倾，《纽约时报》其实是一张立场比较左的报纸。按惯例，美国报纸在大选期间，对两党候选人要平衡报道，投票日前两星期，才可以发表社论支持其中某一位。自从笔者十年前开始阅读《纽约时报》以来，每次大选，他们最后的表态，都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是，作为言论开放的社会公器，该报也聘请一些比较保守的作者撰写文章。 这里要说明一下，美国人的政治派别，只是说话方便的标签。在美国说某人是“左派”，并不含有讽刺意味；说某人是“右派”，也不是指责他政治上落后。左派，右派，仅是观点不同而已。美国电视里辩论政治问题，让观众打电话提问或评论，往往设有三个号码，供左中右观众分别选用，也方便主持人平衡不同意见的发言量。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与这两词的中国概念，也没有很密切的对应关系。在中国再左的人，到了美国，很可能发现，在子女教育和男女关系问题上，自己跟当地的右派有更多共同语言。 七名专栏时评家中的惟一女士名唤莫琳·多德(MaureenDowd)，是报界人见人怕的美女杀手。布什一上台，就被她铆上了，每星期两篇专栏，至少有一篇是在挖苦总统先生。不用说，这位是左派。可惜有敏锐政治感觉的女人毕竟稀少，莫琳虽然言词俏皮锋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西方人恶作剧扔奶油派———让人难堪，但不会有实质伤害。 鲍勃·赫伯特(BobHerbert)是惟一的黑人，也是个左派。他的专栏，笔者一般只看题目，对内容兴趣不大。 赫伯特喜欢写美国穷人的烦恼。一个非洲难民，进关时填错了姓名，虽然在美国有吃有喝，住着政府补贴的房子，但是等了两年还没等到绿卡。对别的很多国家的人，这算个什么事？ 左派时评家里挂头牌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笔者原来很喜欢看他谈论经济问题，但是，自从伊拉克战争以来，教授越写越左，这就降低了文章的信息量。布什也不见得是特别聪明的人，没有那么多想象力，教授反来反去，不就是反那些读者早已听过无数次的“愚蠢”言行？ 萨菲尔是个右派，几年前在中国也出过一次小名。2001年5月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选举中，阿拉伯联盟把仍然存有黑人奴隶的苏丹选了进去，一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美国人对“黑奴”特别敏感，这是他们历史上的大创伤。萨菲尔当即写了一篇评论，认为苏丹的入选意味着《奴隶制胜利了》(SlaveryTriumphs，这是文章题目)。新华社立马追发一篇署名“米幸兰”的反批评，把萨菲尔的题目误译为《奴隶们的胜利》，结果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掀起一片愤怒斥骂的声浪：美国居然把别的国家当作“奴隶”？ 萨菲尔之外的另一右派是戴维·布鲁克斯(DavidBrooks)。这位老兄是好好先生，与很多知名左派知识分子保持着良好私人关系，“斗争性”就不如萨菲尔。布鲁克斯也参与政治争论，但他似乎更愿意谈文化现象。 比较有意思的是两位偏左中派。他们有个共同点：都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一位曾先后担任驻香港和驻北京记者，还有个中文名字纪思道(NicholasKristof)——粤语发音比较接近他的英文家姓。不过，让纪思道在中国暴得大名的，还不是他的中国经历，而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李希光等人对他的抨击。 另一位偏左中派就是名声很响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他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也是笔者最欣赏的几个专栏作者之一。愚意以为，他比别人高了一大截。像克鲁格曼教授那样，布什赞成的我就要反对，这是很容易的；难的是不让诸多“反对”自相反对起来。时评家要有看出问题的学术性能力，更要有排出各种问题优先程度的政治性智慧。弗里德曼已经达到了这一层次，他的三位左派同事则远远不及。 《纽约时报》七名时评家中，只有弗里德曼真正掌握了一门外文，而且是一门很困难的外文———阿拉伯文。他也曾经长期驻扎中东。或许这是其人眼界超群的原因之一。不管是美国的国内问题，还是最令各国外交家头痛的巴以冲突，他都能既在里面观，又从外面察，里里外外都看个透彻。他和纪思道，虽然这次大选一定投克里的票，却因了在他种文化中的生活经验，对美国左派的很多主张自有保留和扬弃。比如，左派要求限制自由贸易，保护美国的工作机会，纪思道就以他在柬埔寨的见闻指出：当地农村女孩，如果挤不进左派所说的剥削第三世界穷人的“血汗工厂”，她们的另一出路就是妓院。 《纽约时报》大右派的故事 2004年11月15日，《纽约时报》宣布，他们的大右派时评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Safire)即将退休。美国总统布什第二任就职宣誓之后，明年1月24日的专栏，将是他的最后谢礼。 与其他几位时评家相比，萨菲尔是个异数。首先是年纪大，萨菲尔已经75岁了，比别人大了一辈。另一特色是此公知多识广，他同时还为《纽约时报》的星期日周刊写一个语言专栏，时评退休后，这个文化专栏仍将继续开设。笔者最感谢萨菲尔的，则是他编过一本美国政治俚语辞典，读报时很有帮助。萨菲尔还是个小说家。萨菲尔的时评好看，原因之一是他常常来点“小说味”。比如：我要给尼克松(已故美国前总统)打个电话，听听他在天堂里对这一国际事件有什么分析。 为什么萨菲尔会经常提到尼克松呢？这就是他压过一般时评家的关键优势了——萨菲尔曾经是个政治“圈内人”(insider)，当过好几年的尼克松文稿起草者，有资格旁听内阁会议，亲身接触过最高机密，对美国政府最高层的日常运转有着零距离观察的经验。美国老一代时评家多是圈内人，最著名的，就是那位直到六十年代依然独领风骚的李普曼(WalterLippmann)。他的专栏，就连我国《参考消息》也是一定要翻译登载的，而且周恩来总理必读。萨菲尔可算是那一代人的最后遗响。如今美国的大学文科学院左派当道，已经培养不出李普曼、萨菲尔这样有本事穿梭政界和报界的两栖交流人才。 说起萨菲尔和尼克松的相识，还牵涉到当代外交史一大趣话———莫斯科“厨房辩论”。1959年7月，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去苏联为“美国展览”剪彩。尼克松是十月革命后正式访问苏联的最高阶美国官员。萨菲尔当时也在莫斯科，担任一家大房地产商的媒体公关。他的公司在展览会上放了一套“美国典型住家”的房子，萨菲尔负责作宣传。1950年代的苏联，条件比较差。甚至在莫斯科，一家数口也常常只能挤在一间公寓房间内。展览会所显示的美国科技水平和生活水平，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他在压力之下，就顾不得礼节了(这位以后还在联合国脱下皮鞋敲桌子呢)。在展览会的彩色电视机(俄国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玩艺)和摄像机前，赫鲁晓夫大谈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最后，尼克松辩解道，他父母在加利福尼亚开一家小杂货店，子女从小就得干活，自己并不是他所以为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赫鲁晓夫不屑地说：噢，店主都是贼。事关父母，尼克松终于忍不住反击了：贼到处都有，我见到这里的人买了肉之后，还要用自己带的秤再校对一下呢。按英文语境的习惯看，尼克松的话更毒，因为苏联的肉店是国家所有，尼克松暗示苏联公民不相信国家，怀疑国家掠夺他们。但彩色电视当场回放，画面上却是赫鲁晓夫显得更有气势。可怜尼克松虽然出身贫寒，毕竟读了大学，当过律师，法庭上一口一个“尊敬的法官先生”，哪里见识过大批判阵仗？他后来写回忆录《六次危机》(有世界知识出版社1972年中译本，黄兴等译)，危机之一就是赫鲁晓夫的粗鲁挑衅。 萨菲尔在展览会现场也看了电视，他料到尼克松一定在找机会翻本。由于主客不和，这时场面有点乱。萨菲尔收去围在展览房四周的隔离链条，大叫道：向这里来啊，来看美国人的典型住家！尼克松和赫鲁晓夫果然走过来了。两人走进屋子后，萨菲尔又拉开后门，放进一批苏联观众。前有俄国平民，后有各国记者，尼克松和赫鲁晓夫一时被堵在观赏厨房的栏杆边。 每个人的一生中大概都会遇到几次奇迹。这些奇迹能够改变你的命运，但是，奇迹只会延续5分钟。能不能抓住这5分钟，就是英才和庸人的区别。萨菲尔抓住了这5分钟，帮助历史创造了一些最有趣的时刻。 尼克松也抓住了这时刻。当时苏联报纸笑美国人吹牛，不相信工人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尼克松介绍道：这种三房一厅的住家，在美国非常普遍，工人都能购买，可以分30年偿还银行贷款，负担并不重。一则是显然不懂美国的信贷消费，二则可能翻译有点问题，赫鲁晓夫立即叫道：看啊，这就是资本主义，他们给劳动人民造的房子只能用30年，而我们苏联造的房子足够从爷爷住到孙子！当然，美国人第二天翻开报纸，觉得赫鲁晓夫讲了大蠢话。在美国人看来，他们的副总统很漂亮地赢了苏联的正主席。 “厨房辩论”时，记者都在尼克松和赫鲁晓夫的后面，被苏联警卫拦着不准进厨房，只有萨菲尔在里面。他抢过美联社记者的照相机，为两国领导人拍了一张。萨菲尔刚把机子还过去，记者卷过胶片又塞回来了，还大骂道：白痴，你的手遮住镜头了！第二张照片传遍世界。照片上，尼克松侃侃而谈，赫鲁晓夫挺着肚子很不高兴的模样。萨菲尔本来只想拍两位国家元首和公司的洗衣机，但是突然挤过来一位苏联官员，占住洗衣机边上的位置。曝光时，这位官员正好闭着眼睛，因此照片上的样子也很难看。多年之后，萨菲尔方才知道，这位不请自来的闭眼客，竟是继赫鲁晓夫之后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那年萨菲尔30岁，正考虑自己的职业前途。“厨房辩论”之后，他决定跟随尼克松。萨菲尔发现尼克松机警聪明，决非等闲人物。尼克松竞选总统时，萨菲尔加入了他的班子。后来尼克松闹出“水门事件”，黯然下台。萨菲尔在白宫律师约翰·迪安(JohnDean，此人后来向法庭和国会全盘吐出尼克松的幕后谈话)警告尼克松、表示调查无法制止的当天，离开白宫去了《纽约时报》，得以全身而退，不必面临违法还是卖主的两难窘境。 萨菲尔刚到《纽约时报》时，别人都当他是强行移植的异体器官。直到一次同仁野餐会，某编辑的儿子掉进池塘，萨菲尔跳入水中救出男孩，排斥现象才突然消失。这之后的30年，萨菲尔的锐利眼光和精致文字，逐渐成了《纽约时报》一块招牌，他还得了一次普利策奖。那位得了两次普利策奖的弗里德曼就说过：他一直将萨菲尔作为自己的榜样。 只是岁月不饶人，执笔《纽约时报》30十年来，总统换了几茬，萨菲尔不再可称“圈内人”。布什上台之后，美国舆论两极分化，他也越写越右，简直成了白宫的义务辩护士。笔者记忆所及，只有对关塔那摩的恐怖嫌犯，萨菲尔有不同意见，他认为那些人应该拥有更多法律权利。其实萨菲尔从前并没有如此强烈的派性。1992年大选时，他不投共和党的老布什却投了民主党的克林顿。后来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推动全民保险，不但得罪了意识形态上痛恨这类措施的右派，很多将个人健康状况——特别是性能力——视为最高隐私的左派，也坚决反对国家包干，萨菲尔才开始带头攻击克林顿夫妇。他对希拉里甚至不太讲究绅士风度，克林顿私下向友人发泄说：他恨不得一拳打歪萨菲尔的鼻子。 这样一位多姿多彩的名家，后辈里似乎难有匹敌。《纽约时报》能找到谁来替代？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等着编辑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