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

免责声明： 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内心冲突或愤怒等不适症状。若有此症状自觉被误导者，请绕行。若按捺不住看后症状特别明显，可自行前往CCAV等欢乐频道进行综合调理。其余，概不负责。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和链接。 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20110817济南群体性事件 @济南公安 ：17日下午17时许，山大南路与闵子骞路路口发生一起殴打他人治安案件，引发群众义愤并聚集围观，一度造成交通堵塞。经查，山东省女子监狱女民警林某着警服修理电瓶车时，因排队顺序与修车人谢某、穆某夫妇发生纠纷，随即打电话纠集其丈夫朱某（济南市某皮肤病医院大夫）到现场对谢某、穆某进行殴打。 被打伤的老太太 @济南俱乐部 ：2011-08-17济南山大南路事件动态播报。警察表现得还算比较克制，没有发现肢体冲突。但是人员越增越多。预计几千到上万，从新中兴门口一直到闵子骞路路上满满的全是人。 @曹晗曾 ：打人者现场曾说：“如果我不想让你在济南待下去，你连要饭的地方都找不到”。打人者被愤怒的群众殴打的时候，这位善良的谢姓修车师傅还在护着这个人者。我哭了…… 围观群众越聚越多，打人者躲入前来接警的警车内不敢出来。愤怒的群众欲将警车掀翻时，二人走出警车下跪求饶。群众对打人者进行围殴时，谢姓修车师傅还在护着打人者。此时，谢师傅被打的爱人还在地上躺着。随即，济南山大南路上便聚集了上千名群众 @曹晗曾 ：本人在山大北路派出所群众围观现场问询多人，基本情况就是如此。群众的愤怒并非无理取闹，面对一双60余岁老人，我真的想问问这位制服女子，作为你的衣食父母，你怎么忍心下得了如此毒手？谢师傅只不过让你稍等片刻，把前面的车子修好再给你修！你知道吗，我在拍照的时候，群众自发给我让出了一条路！ @-桑东方 ：已被群众砸烂的警车 @-桑东方 ：打人的女警察，被群众要求跪下！ @朱方清的微博 ：济南女狱警街头打人被围堵，衣服湿，头发散，眼皮搭，花容造得如此狼狈——这让领导看了多心疼嘛大伙说有木有！。。。 @济南公安 ：经法医初步鉴定，林某、朱某夫妇殴打他人的行为已造成修车人谢某妻子穆某受轻微伤。在迅速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济南市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给予林某行政拘留十五日处罚，给予朱某行政拘留十五日处罚。目前，两名违法人员已连夜执行拘留。 @济南网官方微博 ： #济南817事件# 官方版：打人者为司法系统干部，并不是济南公安系统民警。因为洗车发生纠纷。现正在历城分局接受处理。1个网民微博报案，2个警方微博紧急处置。2个发飙殴打老太太，导致数千人聚集的司法警察被带走调查。 @济南公安 处置群体事件比较得当。 这是打人警察的车牌号 【2】不想再和媒体接触了，我只想过安定的生活 据铁道部相关人士透露，王勇平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在停职消息公布的同时，记者和王勇平在电话中有过一次简短的对话。王勇平称，不想再和媒体接触了，只想过安定的生活，现在对传言都不作回应。 【铁路合作组织】铁路合作组织成立于1956年，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古巴(1966年参加)、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13个国家的铁路主管部门组成的铁路组织，简称铁组。其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发展铁路运输、汽车运输和公路方面的国际联运和科学技术合作。 【3】否认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个香港小公司】24岁的“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卢星宇引发公众好奇。经调查，中非希望工程主要操办方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并未在民政部注册，是在香港注册了一个法定资本10000港币的私人公司，其官网上“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的 @杨澜 微博澄清“与该机构没有任何关系”。(南都) @叶匡政 ：有意思，杨澜否认自己是中非希望工程的共同主席，那意味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非希望工程”涉嫌欺骗公众。。。 @温迪洛 ：杨澜说中非希望工程两次邀请她当共同主席，她因不了解情况均婉拒了。但中非希望工程官网上却清晰标明杨澜是工程共同主席（附照片）；该华商协会主办的葡萄牙行，杨吴夫妇出席 http://t.cn/anyHYV ；协会及天九儒商联合主办的中华儒商大讲堂杨澜主持 http://t.cn/anypq1 ；未来领袖俱乐部 http://t.cn/anyHYf @温迪洛 ：参考【 @愚商szc ：我作证！在这三个月，这个所谓的世界华商协会好像苍蝇一样不断打电话给我，把电话掐了也没用，而且根据你交钱多少给你不同的位置，最高可以做付会长】，及315投诉中说的疯狂给企业老总电话、只要给钱就给职位。在该协会官方网站的领导顾问一栏里发现了副主席陈光标，在68个副主席之中 @相声演员方清平 ：听说卢星宇关于中非希望工程的事，很是尴尬，我一挚友是其父卢俊卿华商协会的副会长，每年会费几十万元，还要花各种钱参加他们的活动，换来的是和各种领导人的合影。土老板们通过他们攀领导攀关系，他们再拿老板的钱请政要搞面子工程。这就是中国特色，就这么CD 【4】洞穴麻将 近半个月时间，持续近40℃的高温，将成都变成一个大火炉，一出门就像在蒸桑拿。但是再闷热的天气，也阻止不了很会找凉快的成都人了。继创造了水上麻将之后，成都市民又将茶杯、麻将桌搬进了彭州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海拔1400米处的天然溶洞中，新创了冬暖夏凉的“洞穴麻将”。 “室外35度，洞里面只有十几度，喝茶、打牌舒服得很！” 地球已经不能阻止成都人逍遥了 【5】只留给儿子1/3产权 据上视新闻，有的家长宁可放弃儿子首次买房的优惠，也要将一家三口的名字加上去，并明确，孩子只能有1/3产权。一位女士说：“儿媳妇即便加上名字，也只能得到1/3的1/2，讲清楚后产证上也要写清楚。这没啥感情不感情的，真的有感情，写不写名字也无所谓的。”（ @新闻晨报 ） 新婚姻法颁布以后……女人们，看好你们以后要走的路了吗？（ @网友爆料 ） 【6】连续三天上榜 @中国企业家杂志 ：【央视今晚继续批百度】百度又上央视2套，到今天已经是连续三天上榜，鸭梨很大啊！ @王冉 :任何滥用媒体权力的媒体都会失去受众的人心。百度肯定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我们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的地方有更多。同央视比，至少百度这个工具属于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 【7】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昨日中科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北京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落选并发博文“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据北京晨报，饶此前曾撰文称：1.中国科学界很浮躁，热衷通过搞关系奔经费、而不是靠学术;2.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在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 【8】衣服商标太明显 @敬一丹 ：昨天的焦点访谈，有一个被采访对象衣服上用了马赛克，有人不知为什么。有朋友猜对了，那马赛克遮挡的是衣服上的商标啊，被采访者是近景镜头，衣服商标太明显，编辑担心有广告嫌疑，你懂的哦！去采访的记者拿出了采访素材截图，并且托我转告各位，就是这么回事，这也给以后的采访提了个醒儿。 【9】5证 @haitaode ：财政部同意北京对纳税人征2%教育附加费。假如你一年缴税1万元，还要再缴200元的费。三个问题：一、财政部同意，就可以征，这很可怕。二、给学校的赞助费喂狗了？三、外来人员有平等交费的义务，子女无在京接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haitaode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今天看报纸，我才知道，外来打工子弟在北京上学，须提供5证：①家长在京暂住证；②在京住所居住证明；③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单 ；④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⑤户口本。第4项，对我来讲，难办。 【10】MLGB 据说，Google收购MOTO之后，下一步将会继续收购Lenovo，BlackBerry，形成足以抗衡苹果的强大品牌———— MLGB ！！！对此，天朝品牌决定应对如下：中兴、华为、大唐、波导、魅族联合成立宇宙第一品牌——中华大波妹！ 【11】对比 @凤凰网科技 ：对比小米手机发布会与苹果WWDC开发者大会，你就会发现 @雷军 的可爱之处。 【12】你们借给美国的钱是安全的 @中国日报网-焦点新闻 ：美国副总统拜登于17日傍晚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图为拜登和他的孙女Naomi Biden抵达北京机场。拜登将要带给北京的信息是：你们借给美国的钱是安全的。 ensure the safety, liquidity, and value of U.S. Treasury obligations for all of its investors http://t.cn/an4ask 【13】印裔夫妇因跨种姓婚姻失业 对于很多人来说，印度种姓制度只存在于书中。但对英国这位印裔女律师而言，却是残酷的现实；现年33岁的她因与低种姓的同事相爱，两人双双被开除。他们已愤而将事务所告上法庭。印度种姓制度让很多有情人不能成眷属，而随着印度移民不断增加，这种制度也随之进入英国。 【14】这样的天鹅群可以有 近日英国一位老人在自家院子里看书时，无意间捕捉到天空云层的奇妙变化：蔚蓝色的晴空中，一行“天鹅”伸着颀长的脖子，伸展着翅膀悠闲飞过，一幅宁静安详的画面真实地呈现出来。据报道，这一奇妙的景观是由由细小冰晶形成的云丝组成。老人称，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微天下 ） 【15】在海地太子港，志愿者怀抱着一个艾滋病儿童 （ @联合国 ） 【16】有这样干革命的吗 @老榕 ：快讯：利比亚全国过渡委主席贾利勒在班加西的记者会上发表讲话。他首先郑重宣布，在卡扎菲倒台后，过渡委员会将在8个月内交出所有权力，将之移交给一个民选政府。他并再次确认，过渡委目前的官员不会在未来的民选政府、议会中谋求职位，也不会竞选总统。 过渡委员会此前提出的“宪法宣言”曾表示，在8个月过渡期后，权力移交给民选的政府和具有立宪职能的、民选的“全国代表会议”，20个月内制定宪法并付诸全民公投，之后举行一人一票的大选。今天他再次确认了这个宣言。 @无事小神仙2430 ：一个政党持续执政需要合法性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执政党没有合法性，社会迟早会发生动乱，而用国家暴力维护政权是最危险也是最后的选择。合法性的来源有二，一是票选，二是好的政绩；发达国家都是票选，而选择政绩并且做得不错的是李光耀时代之新加坡，还有埃及，突尼斯，但最终他们还是回归票选！ 【17】玩偶 @FT老愚 ：60多名学生原定在大运会开幕式表演压轴街舞，甫上台，因有重要官员厌恶之，司仪便宣布开幕式结束。观众退场，电视停播。学生们对着空椅跳完，相拥痛哭。辛苦排练两个多月，”每天大清早就起床彩排，晚上两三点才能回去！结果就是给你们领导耍！” ——在当下，权力生杀予夺，身为玩偶而不自知，悲哉！ 【18】今后我们如何行善举 @郑大善 ：舆论救助：今后我们如何行善举？–天津一司机行驶在红旗路最左侧车道。一老太跨隔离护栏被绊，摔倒在地！该司机停车搀扶，拨打120，并进行简单包扎。此时，老太太拿起电话的一句话让该司机从头凉到脚：“我在马路上让车给撞啦~~~”经鉴定车没有接触痕迹但判该司机赔偿老太10万有余 http://t.cn/aEDQzk 【19】第一次露面 16日，赵本山一手打造的“刘老根会馆”盛大开业暨《乡村爱情5》开机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现场众星云集，当天，宋祖英一身蕾丝黑裙搭配红色围巾，与老公罗浩一起现身。据悉，这也是宋祖英老公首次公开露面。 【宋祖英的丈夫罗浩】长沙广电局副书记、副局长，长沙广电集团副董事长，长沙电视台副台长。全国十佳制片人，《雍正王朝》执行制片人，《走向共和》总制片人。他与宋在1988年湖南省青年歌手大奖赛中认识。当时罗把宋介绍到金铁霖那学习，宋的一生从此改变。1992年二人结婚，2005年中秋，添了一个儿子。 　 【20】何罪之有 @胡锡进 ：说说香港。我觉着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善意非常真诚，香港社会一定要珍惜。内地不存在“反香港”的力量，甚至“妒忌香港”的情绪也基本没有。内地也没有额外“干预香港政治”的愿望，一切按基本法。倒是香港一些人对“干预内地政治”很感兴趣，他们刻意想做内地的“政治样板”。香港不该有防犯内地的心态。 @吴铭 ： @胡锡进 批评香港一些人对“干预内地政治”很感兴趣，此言差矣！既然是一家人，香港民众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同胞疾苦，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何罪之有？ 【21】民生必需品 @羅世宏 ：今年10月10起，全台湾所有公共区域包括邮局、车站、热门旅游景点，将免费提供无线上网服务(WiFi)，并宣布无线网络正式成为「民生必需品」。 【22】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P民不读书 （ @南都校尉 ） @Tonny贝贝 ：济南闵子骞路和山大南路路口发生了上千民众围攻警察的壮举，原因是一名修车老太太与一名女警发生矛盾，女警要求老人下跪导致事件升级！围观的百分之九十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他们愿意为一个老人高声呐喊砸烂警车，这是压抑了多久的怨，从百姓的脸上看到了压抑了多久的民愤，社会还多少值得我们期待 【23】去读所谓的国学，那都是什么玩意儿 2011年8月15日，清华大学2011级新生党员培训课第二天，主讲教授长篇大论批判清华四大国学大师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批判“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称“自由的思想一定是科学的吗？”、“党拿来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都没读，去读所谓的国学，那都是什么玩意儿！” 【24】美国孩子的家务清单 9-24个月：自己扔尿布。2-3岁：扔垃圾，整理玩具。3-4岁：刷牙、浇花，喂宠物。4-5岁：铺床，摆餐具。5-6岁：擦桌子，收拾房间。6-7岁：洗碗盘，独立打扫房间。7-12岁：做简单的饭，清理洗手间，使用用洗衣机。13岁以上：换灯泡，擦玻璃，清理冰箱、炉台和烤箱，做饭，修理草……（ @雾满拦江 ） 【25】西方国家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把“西方国家”当做贬义词灌输给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帝是最坏的。但当我们长大后，却发现他们的子女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存款在西方国家，甚至他们的退路都在西方国家。 为什么他们表面上痛骂西方国家，行动上却热爱西方国家？（温军） 【26】免职 @朱大可 ：《南风窗》社长被免职，据传是因这篇《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该文开门见山说：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由“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公开信引发的争议，还在继续发酵，并被迫从史学转向意识形态的深度层面 http://t.cn/aRcvL7 【27】马英九：搞经济是国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 政府搞经济且一元化领导，一必力求扩大国家之政策和资源掌控，二必利用这种掌控使经济运营和分配利于国家而非社会，三必使国家脱离社会，而成为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利益实体。至于种种腐败就不必说了。 【28】装相的不只我一个 @历史这玩意儿 ：斯大林时期克格勃主席亚戈达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忏悔书“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29】驴 有头驴，拉了一辈子磨，主人怜悯它，就让它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吃草。可是驴对广阔的世界视而不见，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绕着一棵树打转。原来，这头驴拉了一辈子磨，除了转圈已经不知道别的——许多人就象这头驴，终其一生被拴在自己的心智模式上打转。除非，你认识到自己是头驴，否则不会突破自我。 @李承鹏 ：最近人们爱引用雨果说：“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也爱引用马克·吐温说：“你每关闭一所学校，你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好句子及好道理。可在中国情况不同，因读书让人知道真相，真相让人焦虑，最后变成“多读一本书，可能多一个犯人”，“多开一所学校，就要多修一所监狱”。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文_ 特约记者 河西 上海报道 眼睛里有血丝，后颈处隐隐作痛，访谈到后半段，易中天摸起了后颈：“首发式去了北京之后我开始疼，而且上午不疼，下午开始疼，疼到晚上失眠。” 首发式指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易中天文集》，这套文集，洋洋16卷，集中收录了易中天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计四百多万字。首发式很热闹，茅于轼、秦晖、资中筠、吴思等众多领域明星级学者到场祝贺，引起更大动静的恐怕是他在文集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话：“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更引出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一番躁动，竟群起而攻之。 是不是太累了呢？自从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之后，易中天声名大噪。他说他的基本生活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不可否认，邀约不断，总有一些会是他必须要参加的，总有一些让他反感的人和事让他不得不站出来说一些话—真话。 从“另类学人”到“公众人物” 靠品三国成名，可是他对《三国演义》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这篇谈《三国演义》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批评《三国演义》中的忠义和权谋，正是这些在易中天看来有害的思想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他一再强调改编历史剧要有现代意识，这次到上海，参加上海京剧院《成败萧何》颁奖晚会，也是因为这部新戏让他看到了编剧在这方面的用心：“《成败萧何》改编得不错，历史剧一定要有现代意识，这个现代意识也不是说让古人说现代话，也不是说要让古人有现代意识，而是编剧要有现代意识，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可是很多新编古装历史剧大家也不接受啊。”记者反问。 易中天答：“是啊，就是因为它没有现代意识，动不动就让古人说今天的话，他以为这就是现代意识，他以为而已。现代意识应该是幕后的，编剧的。这部京剧其实和史实差别很大。他们改了，但是改得很合理，我很欣赏这样的新编历史剧。” 历史，也在他的身上流走。19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他，差不多也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新疆、武汉到厦门，也许正因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才有这样敏锐的认识。 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的人生转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流寇路线图”：“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流寇，就是声东击西游击战术，你看十六卷文集中，不仅玩转历史，诗歌、小说、时评也是拿得起放得下，“杂家”，这是易中天对自己的定位。 易中天的人缘 杂，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从《易中天文集》首发式上捧场的各界名人看出来。在学界，易中天的人缘，确实不错。其中有的，是多年的至交，比如残雪的哥哥、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 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邓晓芒就和易中天是死党，邓晓芒说：“我跟易中天在武大，本来就属于一个圈子，武大研究生和周围像华中师范大学几个学校的研究生经常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那个时候叫湖北省青年文学协会，开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讨论。在理论上讨论最多的就是跟易中天。” 邓晓芒在哲学方面一有了什么心得，第一个拿去交流的，必是死党易中天，他们还合作过一本书：《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是邓晓芒，可见关系之铁。还有些人，则是老师辈的，在老师面前，易中天从不失了礼数。老师对于这位学生，似乎也照顾有加。 这一次到北京出席文集首发式，他给茅于轼发了条短信，说要去拜访他老人家。茅于轼回短信说：“我也可以去看你。” 易中天不答应：“天底下哪有先生看学生的道理，当然是学生拜见先生。” 茅于轼说：“我主要怕你在北京不认识路。因为你不是北京人。” 这让易中天非常感动，才有之后在首发式上力挺茅于轼的言论出现。 张鸣对于易中天为什么人缘这么好有点奇怪：“我特别纳闷，易老师是资深流寇，而且最近学术也是经常来个乱串，串了很多门，现在越变越坏，变反动，跟我差不多。我是属于有底线的反对派。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据说领导对他很好，他还能上中央电视台，而且学校对他非常好。为什么我成了大学公敌，我很不愤。易老师，你能不能解答一下，要不然我睡不着觉。” 易中天也就坦然回答他，结果一语道破天机：“我跟你的区别是，你公开发帖子骂院长，我不骂，我不但不骂，还把院长请来念贺词。” 人红是非多，易中天毫无疑问也是颇有些争议性的人物。这不，刚刚又因为在“倪萍事件”中说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而引发口诛笔伐。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倒不是她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断章取义之后，又有几个人去看易中天的原文、理解他的原意呢？ 他就是一性情中人，憋不住。每周必看《南方周末》，一看到让他火大的事件忍不住就要来发表言论，久而久之，也集成一本集子（收入文集中第16卷，是为《公民中天》）。书生傻气，公民心事，易中天可不是个躲在书斋成一统的知识分子。 易中天在厦门明发新城。摄影_李华 南都周刊专访易中天 我是特别聪明的人，我受不了弱智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在新疆一待就是13年，你对新疆的生活曾说过一句话：“在那个曾经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我明白了生活不是诗。”当时在军垦农场开垦时是怎么样的状况？ 易中天：非常艰难，想象不到的艰难。在有段时间，一年只有两天可以吃到肉和细粮，也就是国庆节和春节。当时，包括乌鲁木齐，都没有酱油卖，也没有菜吃。可是我记得“文革”中有一次，从内地调了一列车大白菜来，却因为没有人卸，结果全部烂在那里，那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当时上海知青，从上海探亲回来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呢？酱油膏，也就是固体酱油。直接带酱油不划算啊，固体酱油可以切一小块兑水。一块酱油膏是不得了的礼物，可以贿赂很多人。连酱油都没有，你可想而知荒唐到什么程度。非常之苦，而且你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 南都周刊：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吧？ 易中天：长身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长身体的时候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我每天干很重的体力活，又吃不饱。 南都周刊：后来进入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中学任中学老师，也是想要摆脱这样的处境？ 易中天：对，那是1975年，新疆建设兵团解散了，地方上来招人。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所以顺利录取了。 南都周刊：在学校里你的工资最低？ 易中天：工资最低是因为我学历最低嘛，学校还是按照学历、哪一年毕业、工龄啊等等来定级别工资。那时候是拿级别工资，我们新去的人当然只能拿最低，现在的单位，你新来的还不是拿最低的，一样的。我当时的工资50多元。我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到了学校里有细粮吃，因为进了学校你是城市户口，不是农场户口。户口不一样，性质改变，待遇也改变了。 南都周刊：1978年，你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不是本科生也能直接考研究生吗？ 易中天：可以直接考，同等学历就可以。考研究生主要还是觉得学历低，工资低，所以就考了。我中学在武汉读的，所以考武汉大学。 南都周刊：在武大三年，和邓晓芒他们经常讨论哲学和美学问题？ 易中天：对，小圈子10个人左右吧，也没有定期交流，我们就住在同一幢楼里，很方便，随时都可以串过去。当时人少，78、79两届的研究生住在同一幢楼里，人数本来就少，待遇不高，4个人一个房间，本科生当时8个人一个房间，研究生已经比本科生好一些了。本科生在学生食堂吃饭，我们可以到教工食堂吃饭，还有本科生到图书馆借书要填单，你借一本书，填一个单子，图书管理员给你拿书。研究生可以入库。我比他们更好的一点是我带薪读研，工资照发，比我大学里的老师都高，因为有地区差，新疆有边疆补贴。我还不是工资最高的，最高的是部队的。我记得化学系有一个团职干部，工资有70多元，那在当时绝对是高薪了，相当于副教授的工资。我的钱一是花在买书上，然后是吃饭和探亲。而且我当时已经有孩子了，养孩子也是一大笔开销。 南都周刊：研究生留校在当时应该也不算稀奇，为什么会惊动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本来要回新疆？ 易中天：当时不像现在双向选择，当时要下文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 南都周刊：后来留校后怎么会评不上副教授？ 易中天：这个说来话长，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老的院系遗留很多历史问题，有很多老讲师到了退休年龄了，你不让他们先评上？ 《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太坏了 南都周刊：到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其中大量加入了时下流行语，什么帅哥、美眉、卡拉OK，你在厦门大学讲课也是这样幽默的吗？是不是也经常上网？ 易中天：我不上网，听来的，我不上网，短信还是收的。短信也是个渠道嘛，另外出差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看当天的报纸，和朋友聊天的时间也很多。并不一定要上网才能知道这些词。 南都周刊：拍新《三国》的时候，据说导演曾经三顾茅庐请你出演王朗？ 易中天：编出来的谣言，绝无此事。这完全是有人故意编出来的，我猜得出来是谁。也没有去现场指导。我当时和新《三国》总制片人杨晓民是有约定的，他们的剧本初稿写好以后，我是去和他们讨论过，和总制片人杨晓民、总编剧朱苏进，当时的总导演是陈家林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我看了剧本，我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坚决反对改编《三国演义》。 南都周刊：为什么？ 易中天：无论以什么方式，电影、电视、戏剧，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能改编！你改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反对，我就反对改编《三国演义》！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 的“性之病”》，谈得非常清楚。《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你可以写三国这段历史，但是不能改编《三国演义》。 所以朱苏进他们也提出来“整容不变性”，他也知道不行，因为《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是太坏了，他们也知道照搬是不行的。他们想调，但是调不过来，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和杨晓民约法四章：第一，不支持；第二，不反对；第三，不参与，第四，不评论。我不反对，只是不公开反对，你搞你的，我不在你搞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不评论”，已经是朋友之间，很够意思了。我不赞成你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掺和到他们中间去呢？ 南都周刊：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可以？ 易中天：其他的好一些，《水浒传》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水浒传》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可以调整，《水浒传》中比较难处理是潘金莲的几回，杨雄、潘巧云之类的还稍微好办一点，可以回避一下，潘金莲无法回避。 《三国演义》一样，我觉得要拍“三国”，就要回到《三国志》，要陈寿，不要罗贯中。这不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学的问题，文学要看什么文学，明明是个有毒的东西你还在那改编啊？嗜毒啊？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它传播的思想阻碍中国进步。有了现代意识之后，就会对《三国演义》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感，但凡有现代意识的读者，看到《三国演义》估计都会反感。 南都周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吗？ 易中天：我肯定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受不了弱智。 南都周刊：《百家讲坛》走红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易中天：基本生活没有变化，还是吃家常菜，自己洗衣服。 “我是杂而不家” 南都周刊：这次出版16卷的文集，是不是觉得可以将自己之前的作品作一个总结了？ 易中天：对啊，稍微告一段落吧。出文集的想法很早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2006年就想做了，2007年我刚好60岁，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个事，2008年才出了两卷本，所以这事就耽误下来了，因为这么多文字，还有一个编辑整理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次的《易中天文集》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来捧场，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是否说明你的人缘很好？ 易中天：人缘，还可以吧。请的也不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几个好朋友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来，韩寒因为在珠海赛车，李承鹏因为当天晚上在成都电视台有直播，歌唱家王宏伟在太原演出，吴敬琏吴老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给MBA上课，原本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也有事，只有姜文，他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南都周刊：这次的文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个杂家？ 易中天：对呀，所以我发布会来的嘉宾也是各个领域的。我呢，杂而不家吧。在我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就喜欢在某一个领域钻研，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在各个领域串串门。我觉得有两种学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一种为人生而学术。为人生而学术中的“人生”，我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大家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该是谋生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它本不该是谋生手段，它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原本就是一种不幸。如果再自己画地为牢，把自己框死了，那更加不幸。我也不为别的，为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吧。 南都周刊：你反击乌有之乡的言论，说：“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你对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对你和茅于轼的攻击怎么看？ 易中天：实话告诉你，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网站。这话估计又要惹得他们生气了，实际上我不仅连他们的网站不看，所有的网站我都不看。我根本就不上网浏览网页。我上网只做几件事，一是收发邮件，二是打理我自己的博客，博客下面的留言我也不看，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看。我听说茅老去演讲的时候，有人去砸场子，只知道这么件事，也不清楚是不是乌有之乡的人做的。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对吧。 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立场无所谓，我不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一个人持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只要你发自内心的，都值得敬重。我主张中庸，但是你选择左和右，也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很真实的，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另外呢，不管你是左中右，如果你是学术界的人，你要尊重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我提出三个尊重。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尊重逻辑，三是尊重对手，你至少要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你不尊重对手，歪曲对方的观点，甚至诬陷和辱骂，我当然看不下去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他们的做法太说不过去了？ 易中天：对啊，完全断章取义嘛，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汉奸呢？ 守住底线，别唱高调 南都周刊：你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公民心事》，属于“公民中天”，你觉得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易中天：就看你怎么定义“公民社会”，我定义的“公民社会”，和很多人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很多人说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民间团体，我说的“公民社会”就是马克思说的“市民社会”，也就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臣民社会”。公民和臣民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还是谁统治谁、谁依附谁的关系。 南都周刊：你也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你觉得一个学者应该要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易中天：这不是我的观念，媒体老说“应该”，“能不能”，我不喜欢用“应该”这个词。没有什么“应该”。谁“应该”？老有人问我，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我说没有应该，爱干吗干吗去。我说得很清楚，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可以坚守学者的身份，两耳不闻窗外事，都可以，没有“应该”。只有“不应该”。我只说哪些事情“不应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最大不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学校到媒体，都在讲“应该”。你看领导人的报告：“你们要……”要什么？我这里只有不要，我这里没有高标，只有底线。 南都周刊：那你认为哪些“不可以”做？ 易中天：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拿学术来说，最起码的，不应该剽窃，你可以不创新，但是你不能胡说，不能抄袭。不能说“你应该创新”，这是害人的说法。又拿媒体来说，不能做假新闻，媒体人也只能有了新闻你才做报道，你不能制造新闻对不对？也没有“应该”。哪来“应该”，只有“不该”。会计不能做假账，科学家不能做假数据，宁肯没有发明或发现，宁肯出不来成果，也不能造假。要是要求他们“应该”出成果，出不来怎么办？只好造假。所以我一再提倡的就是全社会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就天下太平，守住底线就和谐社会，不要唱高调。人与人交往至少不能出卖朋友吧。 南都周刊：“文革”中这种事情多得很。 易中天：“文革”中哪有底线，“文革”中只有高调么，“文革”就因为老唱高调所以一塌糊涂。你怎么能要求人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是高调。 南都周刊：就是“应该”？ 易中天：对，就是“应该”，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只好造假。而且毫不利己也不见得专门利人，有的人毫不利己却专门害人，就是我说的“两袖清风，十恶不赦”。 南都周刊：这也不能说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体制造就了这样的人。 易中天：文化的问题，喜欢唱高调的文化。那么底线在何处呢？所以损人利己是不行的，损人不利己更不行。损人利己是缺德，损人不利己是愚蠢。损人不利己不是道德问题，是智力问题。利己不损人就可以了。我想上海人大概比较能接受我的观点，上海人的人际关系划得比较清楚，所以北方人老是瞧不起上海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是我就比较赞赏上海人，上海人“清爽”，两家都“搞清爽”，你维护你的利益，我维护我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要维护，并且想到别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因此我不能损害别人。每个人都把自己门前雪扫干净，在此基础上再提倡互相帮助。利己不损人是条底线，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可以利人利己，又上一台阶。利人利己不是境界高，是聪明。尤其是通过利人来利己，比如说通过提供优质的商品或服务来换取利润。现代企业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双赢，除了道德问题，还有一个智力问题。 南都周刊：“文革”中的左派，他们损人不利己，觉得自己道德高尚？ 易中天：对。而且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从老师到学生都要唱高调。也就是周立波说的，每逢3月5日学雷锋，全上海的小学生都到马路上去扶老奶奶过马路。抛开周立波的笑谈不讲，这样的做好事也只有那么一天，老搞这些有什么意思？中国教育很坏。客气点说叫“毁人不倦”，还有不客气的，就不说了。最大的毁坏就是使得学生不会思维，根本不会思维，不会想问题，你说这样的教育还行吗？一个民族不会思考到最后只能任人宰割。 南都周刊：现在还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你在大学里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唱高调”为主？ 易中天：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学校的工作一律不介入。 南都周刊：在中国，既然教育有问题，那么只能靠个人的自觉？ 易中天：要有更多的人来讲。只能逮住机会就讲。

李承鹏：我的道歉 作者：李承鹏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8-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9 3:14:39 阅读量：13次 编者按：8月5日晚，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在其新浪微博称李承鹏代言的地产项目曾涉及强制拆迁，声称“公安与大批政府城管执法者。打着旧城改造抢掠强制拆除了四家老百姓的住宅。让人最好笑的是有家住户中的老太婆被强行带出自己的房屋。强行抬上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由此，引发热议。就此，李承鹏于8月7日晚在其新浪微博发表《我的道歉》，以作回应。 方舟子微博爆料李承鹏代言的蓝光地产涉及强拆 方舟子微博摘录 @方舟子：李承鹏说他不是代言，是作为群众代表去监督蓝光工程质量的，监督完了，就上了地产“放心房”广告。这是义务监督兼做免费广告吗？蓝光真会省代言费啊，其他地产商该学学，多组织这种名人群众代表监督。 @方舟子：【我是李承鹏，我还住在南湖国际社区】这次楼盘批评家、南湖业主李承鹏在森宇地产商的砖缝里看到的不是房奴的冤魂，而是智慧。“像南湖这样用智慧抬高门槛的做法相当于修建了一道防潮大堤，即使是围海造田，也让人民在堤内安居乐业。” @方舟子：李承鹏说他不知森宇集团，没为其南湖国际社区写过软文，是有人冒充。该文2008年登在网上，2009年3月25日《华西都市报》登过《李承鹏提问 为什么南湖与楼市冷暖无关？》，今年1月7日该报《“南湖现象”纵深解读》李以“南湖业主”身份说过与软文类似的话。名义三次被盗，都不知情？是否该追究该报责任？ @方舟子：一月前网友质疑李承鹏为房地产做广告时，他答曰“我要打房产广告，这比当共和国脊梁好多了。”前天我重提此事时，他以鲁迅自比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打着房产广告还敢写抗拆记骂开发商的人”。今天他意识到为房地产做广告之不妥，进步了。“我是李承鹏，我还住在南湖国际社区”一语不是假广告，是我的讽刺。 @方舟子：以李承鹏的名义为成都南湖国际社区写的“智慧”软文于2009年3月25日登在《华西都市报》上，题为《大眼专栏：李承鹏：为什么南湖与楼市冷暖无关？》，配有李承鹏头像。现李承鹏和南湖国际社区都声明双方未曾有过合作，李承鹏否认写过该文，那就是《华西都市报》盗用李承鹏名义了？ 针对方舟子的连番质疑，李承鹏在其微博做几番回应，并于8月7日晚发表一篇题为《我的道歉》的长微博以示诚意。 李承鹏微博回应：我的道歉 昨晚在方舟子微博里看到：李承鹏代言的蓝光地产在南充曾涉及强制拆迁项目：“公安与大批政府城管执法者。打着旧城改造抢掠强制拆除了四家老百姓的住宅。让人最好笑的是有家住户中的老太婆被强行带出自己的房屋。强行抬上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虽一时无法证实消息，但我痛恨强拆，我觉得必须有担当去正视这样的质疑，五分钟内马上进行对公众进行了三次道歉并承诺退款及捐。我认为，作为公众人物（所谓的），不能把不知情当借口，也不能怀疑质疑者的动机和资格。再次道歉，正在安排退款或捐款事务中，这两日安排妥当后将再次发文及图片证明，请公众放心。由于微博篇幅太小，不足以表达我对公众的歉意和对方舟子先生的感谢，所以今日再次以长微博的形式再次道歉，如下： 一， 再次感谢方舟子。我看到一些我的读者对方先生的攻击，这是我反对的。我并不认为方舟子先生不依不饶，只有不依不饶才能还原真相，这恰恰是我所赞同的社会精神。我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监督他人的权利，特别是监督公众人物在公共领域的事务。如果没有方舟子先生，我并不警醒，并不知道这样一些经方先生搜索出来的消息（待核实，因不能随意抹黑企业）：我所代言的成都企业在几百里外的另一个城市南充涉嫌强拆。我在08家参与的一次社会监督行动，是软文。还有一家叫森宇的企业跟我的名字搭上关系。感谢方舟子老师，让我得知这样重要的消息。这样的监督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需要的。如果我连这个都接受不了，不配作为一个准参选代表，也不配当一个公众人物，或作家。 二，道歉。我看到方舟子先生的粉丝质问：仅仅是道歉就可以了吗。我认为这样的质问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所谓的名人不能只道个歉就了事。这太轻描淡写了，属于耍诈。不符合我的个性，以我的家教，也难以接受。但道歉是必须的，这是前提，这里再次向公众道歉，向方舟子先生和他的读者道歉。希望大家能接受：我不仅失察，而且给公众造成不信任感和伤害感。真心，再次道歉。 三，行动。我代言的是成都金楠府，刚刚查了一下地图，涉及强拆传闻的南充，离我代言的这家楼盘有192。842公里。我很少去那座城市，无法证实过去的消息。但今天一早已委托南充友人实地核证。如属实，我会把这笔钱直接交给被强拆者。因消息来源是论坛类，如无法核实（我也不能单方面认定企业有些行为，这样对企业不公平），我将于三日内把这笔钱捐助给需要的人，上午已委托王小山、于建嵘、贺卫方等人先期寻找捐助对象。这里也请大家帮忙，感谢给我一次表达歉意的机会，也感谢方舟子老师对我的警示。四， 解释一下，这次代言其实不是我的而是赞助我儿子球衣球拍的，因职业球员从小有赞助商意识是对他的激励（李娜澳网第一个感谢的就是赞助商，这是好习惯），所以我答应了这笔不算多的钱并友情参加。合同为两万元人民币整，后因有关部门认为我太敏感，加之参选，果断叫停，所以你们看不到后来我儿子草坪上打球的图片，系因叫停。后来企业决定补偿我三万元，共五万元。半个多月前我已交税（时税局人员提醒我之前的玉树捐款可冲税）。所以这笔钱是税后捐出去的。还有要解释的是：方舟子老师提到了08年我曾代言这家企业。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在博客上批评在北京买的房质量极糟糕，而蓝光正在搞一个业主和市民监督施工现场的活动，邀我这个常骂开发商的专栏作家去监督质量。我佩服它的勇气，去了，实地见到企业做法真实，确实也说过“你们敢这样公开让人来参观监督，这是很好的”。这是一个社会监督活动，没有代言费，更不是从两年前开始为它代言。至于报道中显示出商业色彩，我无法控制但仍有责任表示歉意。还有一篇关于南湖从南泥湾变成桃花源的软文，我要说的是，我从未写过这篇稿，请谁冒我的名写稿的人出来认领一下吧，别让我帮你戳着。感谢方舟子先生帮我提供了线索。还有一家“森宇”，我从不知有这家公司，上网用森宇，李承鹏搜索了一下，发现那是去年世界杯时，这家企业以“黄加李泡”名义做了一个活动。但我并未参加这活动，线上线下都无关，也没收过一分钱。唯一有关的，我是新浪“黄加李泡”成员之一，因以“黄加李泡”宣传，搜索中难免会有我名字，这道理如同S。H。E成员里S谈恋爱了，搜索这组合的消息，很可能出现没谈恋爱E的名字。这些情况，本来很难说清，我也焦头烂额四处电话短信很多朋友，可我有幸——刚才正跟与我素有梁子窦含章通话（他正寻问是否退出新浪微博），此时碰巧，一个那时候代理森宇、南湖业务的朋友终于回电，我打开免提让窦含章听，对方证明了我从未收过一分钱，也承认了曾忽悠我拍过一张照片第二天却上了报纸。他也证明我不是南湖业主（你们尽可调查，那个广告是假的）。会有朋友认为可能是我先行跟那朋友串通好了给窦含章演戏，但要知道，我无法预知窦含章正好打来电话的。当然也会有朋友认为我接到窦的电话后很快发短信给友人，让他跟我演了一场戏……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如果这样，我没话说了。再次道歉。给你们添麻烦了。 五，未来怎么办。无论如何，社会发展到此时，公众人物代言品牌都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自前年我被迫辞职，没有固定收入，全靠写小说和参加一些商业活动。这两年我拒绝过很多包括酒、保健食品不下一百万人民币的广告，因为怕中招。偶尔会选择一些反复论证过的品牌和商业活动，如固特异，盛大，北脸，以及一些论坛、线上活动和讲座，这些都是收了钱的。因为做贼心虚，所以很多时候会征求身边人的意见，如固特异，我就征求了程益中、韩寒、王小山、贺卫方、王思景、超级屠夫、陈有西律师等近十人的意见，在他们证明下我把这笔钱捐给了张晶。必须承认，以后我没能力去全部拒绝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体制保护的我得挣钱，得让家人过上较好的生活，这是我的责任。但在个人责任和公共责任之间，这里必须应方舟子读者要求，我保证：以后绝不代言房产哪怕是衍生产品。诸君可证。 六，再次感谢方舟子先生的质疑。正如上次在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追问你是不是炒作时，我听不下去而愤然离去以表示对你的声援。一如既往，这次我认为你是在坚持着一种精神，我声援你对我的质疑，就是声援我未来的名誉。再次向公众道歉，这么庸俗的话题，这么复杂的叙述，给你们添麻烦了。再次声明我痛恨强拆，再次声明不管企业有没有在外地强拆，我这笔钱会很快捐出去，捐出去那天我会发微博并配上证明以示歉意。 七， 恳请我的读者或朋友不要攻击方舟子先生和他的读者，这事他做的一点都没错，且让我受教了。一个公民社会，首先得从监督公共人物开始，一个公共人物，如果连监督都不敢接受，很快就会变成公共厕所。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我的危机公关。我不说这是否危机公关，但我说，一个连危机公关都做不好的人，或组织，就不配拥有它的荣誉。可能我的歉意还不够充分，补救行动还不够周全，所以最后，我还想征求我信任的方舟子老师意见：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您和公众达到最大限度的满意，诚望指教，我一定照办。 八， 再次道歉及感谢。惭愧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共识之途访谈之三 访问刘吉先生，是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上海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刘先生离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岗位后，这里是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地方。 刘院长的办公室不大，到处堆着书刊报纸，桌上的文件似乎也是凌乱的。刘院长见到我的眼神，笑着说，我就是这个习惯，整齐了反而找不到该找的东西了。我也笑了，这也正是我的习惯。刘院长昨天刚从重庆回到上海，话题自然就先说重庆。 一、重庆的打黑和唱红 周志兴：你刚从重庆回来，咱们就从重庆开始说，重庆模式，原来很多人是反对重庆模式的，但是最近我跟一些人谈，有些人本来是反对的，到重庆回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也不是说他们绝对都赞成，但是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想了解它，最好去看一看，不要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记得去年我跟你见面，你正好是刚从重庆回来，当天回来，当天见的面。今天我来，你是昨天回来，今天见面。所以我想，现在和你讲重庆是很鲜活的一个东西。 刘吉：很高兴与老朋友见面。我已经很长时间谢绝传媒采访了，安心做点学术研究。老朋友来了，就不拘形式自由交谈吧。大家自由谈！重庆是个敏感话题。第一点，我是不赞成说重庆模式，因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还远未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在探索推进中，还谈不上什么模式呢，哪还有什么重庆模式？只是说重庆做了许多事，我认为薄熙来同志和重庆市做了很多有创意的事情，新的事情，现在是对这些新的事情要有怎么个看法。当然，一个是怎么个看法，一个是真实情况是什么。 比如说打黑，打黑大家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好，早就应该刮台风了。不只是重庆，许多地方乃至全国都应该搞。一种意见说打黑是公安的、公检法是正常的法制工作，不能这么搞运动，搞运动的方式又会搞出冤假错案出来的，应该是加强法治依法来打。各种意见都有，实际上这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呢？后来唱红歌，更加反映出不同的意见了。其实很少有人去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现在许多舆论都是各种政治势力在利用它做自己的事。 比如说“左”的某些人，一听说唱红歌，唱老歌，唱歌颂毛主席的歌就感到很兴奋，毛泽东时代又回来了，认为这才是正确方向。为什么？他们本来就反对邓小平发动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革，本来就认为改革已经走到邪道上去了，这样的改革造成两极分化，造成了一批资产阶级，还是走资派还在走。今天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所以，他们认为现在薄熙来又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去邓化，好！ 这是一批人。 周志兴：对，存在这一批人。 刘吉：另外一批人，自由派，说这还得了，这不又是搞文化大革命一套了吗？又来唱这些歌，造舆论，是不是准备搞第二次文革或者至少又在搞极左的一套。看来给屋子开窗户透气不行了，非要把这黑屋子彻底推到不可。总而言之，都是各种政治势力利用重庆来宣扬自己的观点。 这里首先有一个如何正确了解事情真实情况的问题。 第一个事情，比如打黑该不该打，我相信没有一个好人反对。 薄熙来说，我到了重庆之后，十年内积压了一千多起命案没破，有些人是当街打死的，谁都知道谁打的，黑恶势力打的，家属喊冤喊了十年，但是没有人敢去碰，公安局里有后台，黑伞嘛！一千多起命案没有破的，我们怎么样向人民交代？所以我说要打黑，积重难返，当然要采取非常措施，到现在为止破了700多案，还有200多案还没有破。老百姓高兴的呀，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原来是1000起案子没破，一个重庆市几千万人，1000起，那人民都感到很不安宁嘛。 当然，从长远讲，还是应在加强法治建设上下功夫，使打黑工作经常化法制化。再比如说唱红歌，共产党不提倡唱红歌，难道唱黑歌？难道唱黄歌？让黄歌甚至黑歌自由泛滥？提倡唱红歌，一点没错。问题是什么是红歌？这是关键词。如果把红歌简单理解为老歌，觉得毛泽东时代的歌叫红歌，那就错了。从共产党成立起，无论苏区、解放区或者地下党，都创写了许多歌，像当年地下党带领群众唱“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干这种歌，像“团结就是力量”，那当然都是红歌。 周志兴：这是定义问题。你可能知道，据说薄书记定义过这个事，说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歌就是红歌。 刘吉：对，薄熙来同志这么说过。但重庆没有作为一个全面系统的阐发，因此有的人就把它理解为或者解释为唱毛泽东时代的歌。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歌大量是红歌，但也不都是红歌，比如说《东方红》我们还能再唱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呼二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救星”啊，歌词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做的，陕北一个农民做的，代表了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封建意识，他们希望一个好皇帝，所以要唱“他是我们的大救星”。这种歌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毫不相关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怎么唱的？《国际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是不是？这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自己，首先自己解放，然后再解放全人类的心声。 《东方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这场革命农民是主力军，因此唱这个歌，树立毛主席个人崇拜，有利于团结农民，这个歌在历史上对推进是中国革命是起的巨大作用。但是现在还再唱吗？唱这个歌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之后付出的代价是十年文革的浩劫，难道现在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唱这个歌，再来搞个人崇拜吗？显然这不能再唱了。当然我们也不要去专门批判它，就是唱红歌不应该再唱这个歌了。《东方红》不唱，不是说歌颂毛主席，歌颂领袖的歌不好唱，歌颂准确的当然可以唱，应该唱。 还有一种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唱的歌，唱什么“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那不是歌，那是口号，你说它内容错不错？社会主义好，没有错，但是这种歌不能唱。不能忘了当时历史条件，而且纯是政治口号，毫无艺术性可言。所以，红歌必须是经过历史考验的，那些艺术性很优美的、思想性很健康的歌，这才是红歌。比如说《十送红军》，没有什么政治高调，但是把那种朴实的军民一家的感情唱出来，曲调也很优美。《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等都应该代代传唱，能不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嘛！再比如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是红歌，毕竟是在当时很流行的，现在唱也是鼓舞人心的。 总而言之，不是所有老歌都是红歌，老歌也有不好的歌，也有错误路线的歌，你怎么能够再唱呢？所以第一唱红歌不等于老歌。 第二，唱红歌，新歌也应该唱，改革开放30年也有大量红歌，《血染的风采》难道不是红歌吗？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也是嘛，如果我们把词改一改，我们是21世纪的新一辈，还是应该大唱特唱的，唱得很有精神嘛。《春天的故事》也是红歌，改革开放以后的歌也有很多红歌应该唱。所以红歌不是以老歌和新歌区分，而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好的歌，这才是正确的。 更重要的是，应该创作出新的红歌，再创作像《80年代新一辈》这样的歌曲来。21世纪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艺术家们应该多创作一些符合新时代的精神和风格的好歌曲来。薄熙来同志提倡唱红歌，我想重庆应组织音乐家们创作出新的红歌来唱，在全国去流行，这就是更好的事情了。 也不能只是唱红歌，不行的，只是唱红歌就没有红歌了。什么叫红歌？红歌是相对于其他的颜色来说的，还有很多绿歌什么的，红花还得绿叶扶嘛！其他的一些健康的歌曲，比如说爱情歌，我们50年代唱的那些《敖包相会》，还有传统唱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唱了几十年、上百年，大家都爱唱，你说它是红歌谈不上，但是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唱的，这个歌也应唱，才能衬托出红歌的光彩。只有两种歌不可以唱，一种是黑歌，那个当然我们坚决反对，一个是黄歌，靡靡之音，败坏民族意志。薄熙来他说一切积极向上健康的都是红歌，事实是包括贝多芬的《欢乐颂》在重庆也唱的，刘德华、王菲到重庆开音乐会也是很受欢迎的。总之，唯一可惜的是对红歌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阐释，这不关薄书记的事，应是意识形态部门及时做的。没有及时阐发，结果被各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了以后，就变得复杂了。现在终于慢慢开始有一个清晰的过程了，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把唱红歌的理念慢慢完善了。 现在全国都在唱红歌，都在唱庆祝建党90周年，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重庆没有唱《东方红》的，但是别的地方有唱《东方红》，还有唱《海港》《杜鹃山》《龙江颂》这种样板戏，这分明是为江青篡党夺取服务的，怎么还能唱？说明也是放松领导，或者是头脑不很清楚的。有个报纸报道了某些唱红歌的人，说现在很兴奋，“当年小分队那个劲头又重新体现了”。 这不是很荒唐吗？什么叫小分队？文化大革命时期专业宣传队，唱什么语录歌、亚非拉什么的，这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如果我们又回到文革时候的小分队，那就荒唐了。将来这些责任又会一股脑儿赖到薄熙来重庆身上去。所以现在就是既要唱红歌，又要加强领导。先有一个准确的概念，然后还要加强领导。现在很多是老头老太太唱红歌，因为本来就会唱的，可许多年轻人就不会唱了。应该让年轻人唱起来，满大街都是年轻人在唱红歌，而不是哼靡靡之音，那就有劲了！年轻人最容易充满激情。所以我说重庆应该编一套好的音乐教材，中学、小学、幼儿园应该唱什么歌，小学唱哪些红歌（当然还有绿歌了），高中唱什么歌，到大学随便他自己了，因为没有音乐课了，同时大学生应该有足够能力判断唱什么了。音乐课里的教材应该是选择优秀的，一百年的优秀歌曲来唱，让孩子们来接受美的教育。 否则的话，像电视台的表演，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那唱“妹妹我爱你”，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孩子唱得很可爱，但是这是很有害的，绝对不利于孩子们成长。 可这种情况我们的意识形态部门却视而不见！ 周志兴：其实你说唱红歌这个事，我们每年都在唱，我们每年在亚布力开中国企业家论坛，晚上在大炕上唱，全部唱的是过去的老歌，因为新的不会唱，老歌的词也能记住，所以都在唱。尤其可笑的是，我们去年在亚布力，梁锦松也跟着一起唱红歌，我还问他，你也会唱，他说文革期间，香港有些左派也在学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唱红歌，突出的一个概念就是“红”，这个颜色的概念，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人，比如咱们现在说的是“左”派，他站在“左”的立场上，认为现在可恢复过去那一套了，觉得好像是有了依靠了。有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是不是想恢复文革那一套，红海洋，全国山河一片红，会不会接着又开始抄家了？我觉得，这是“红”这个概念引出的问题。 刘吉：你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领导人要提一个新的概念，你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说法，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来全面准确地阐发它。你只提一个说法，下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误解，误解了以后就不利于你做事了。所以，我以为大家不要简单地吹捧或责怪重庆，大家多提建设性的意见。据我所知，薄熙来同志不是听不得意见的领导。 周志兴：我听说他还自己编《经典》，弄了一个小口袋书，一小篇一小篇的,大家读《经典》。 刘吉：你看我这里正有一本《读点经典》，从《易经》开始，一本书一本书的从里面精选出来的，精选本，这是推广的精选本，薄熙来同志写的序言，中国古典的东西都有了，最好的都选取了。散文选取的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直到《共产党宣言》，包括《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还包括好的、优秀的对联，“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也放到上面。所以薄熙来提倡读经典的意思就是这样。 周志兴：就这一本吗？ 刘吉：我就这一本。 周志兴：我记得说是一个很薄的。 刘吉：很薄的小册子，在口袋可以放的，大概那个不是精选的，精选本在那个基础上精选出来的，那个大概比这个还多，有几十本。 周志兴：说是薄书记亲自来抓这个东西？ 刘吉：嗯，他亲自抓的，但不是他自己做的，都是请的大学的学者来做的。这样读点经典有什么坏处呢？你可以说哪一篇选的不好，哪一篇选的不一定对，但是让年轻人来读，别说是年轻人，就连我们老头来读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很有收获的，因为毕竟把精选的东西拿来了。再比如说他最有名的“唱颂讲传”，我参加了一次唱《祖国颂》，朗诵《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合唱《保卫黄河》，还朗诵《少年中国说》，这是梁启超的。然后是儿歌也唱，还有什么呢？还朗诵了《我有一个梦》是马丁路德金的，马丁路德金宣传的思想是自由主义，什么梦都是大家可以自由做，他的梦是：“我希望奴隶主的儿子和奴隶的儿子能够坐在一起，友好谈心。我有一个梦，希望能够充满着自由”。还有《长江之歌》，还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小康路上》也创作出来，《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这是重庆大学学生自己创作朗诵的。会议结束以后，大家台上台下一起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实际上我到基层去了解，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组织的，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事实是第一条对唱红歌的概念没有全面准确的规定，大家按照自己对积极向上健康的理解就自由地去做。第二点，有人一听到唱红歌，就想到扬毛抑邓，有人一听到唱红歌，就认为是搞旧的一套了。我认为不能望文生义，要实事求是，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还有待实践中完善。 周志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社会上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和分歧，就表现在重庆这样一个具象上，而大家都做各自的解读。 刘吉：是这样。实际上重庆做的事，你说它十分完善，不敢说的，但大方向正确，而且也是符合重庆实际情况的。 总而言之，有些事情不能搞成一种运动，而成为一个经常的事情， 但当时积重难返，不突击一下恐怕也不行，实践证明重庆人民高兴嘛，这就好！但还要有一个全面的解释，例如这本《读点经典》，你可以批评哪一篇选的不对，哪一篇选的还有问题，但是总的说大家都应读点经典，是件好事嘛！ 周志兴：说实话，这本书封面设计得不好，有点太红色了，因为说是经典，而且古代的经典也在上头，你封面全弄成这样革命家的头像就容易误解了！应该不用或少些红色伟人做封面就好了。 刘吉：这个意见好，建设性，现在容易被人误解成为专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其实不仅选了马恩列斯毛，还选了李大钊、邓小平、孙中山，还有大量中外名著的，像蒙恬的《热爱生命》也有。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很有帮助，我有的时候想查一查，还挺好的。 周志兴：对，这个很好。如果说没有这种站在不同角度，出于各自利益的解读的话，这本书应该是非常好的。 刘吉：薄熙来说，打黑、唱红歌，我是针对重庆实际的，我也不知道全国是什么样，重庆的实际不打黑不行，不打黑我无法向人民交代，十年有1000多个未破案件，能不打吗？不唱红歌，满街都是靡靡之音，那怎么行，人的精神不能振奋，如何搞改革开放，搞建设，所以我就决定唱红歌了。有不足之处，在实践中慢慢的要越来越完善。全国我不管，我也管不了。 周志兴：上个礼拜我在沈阳见到原来重庆市委组织部一个副部长叫，他也跟我说了打黑的过程，我也比较理解，但是我现在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做法细节上也许重庆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刘吉：就是，应该更多的是法制建设，比如这次李庄案，李庄这个案前面判了刑，重庆介绍是有真凭实据的。我们的法律界也不是世外桃源，里面黑幕也是很多的，所以李庄当时去鼓动、帮助罪犯来翻案，这显然教唆他们。公案系统这种录像，从西方法律理念讲是不能作为证据拿出来的，当然在中国判刑了李庄也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要不然把录像给大家一看，又将是什么情况了。但是刑期快满了，又来搞他，把过去上海的事情拿过来，这本身是违法的，违反了法律程序，不能把别地东西拿到重庆这儿来，只能管本地的事情。后来法律界提出抗议，他们及时收回了，说证据不足。为什么纠正？咱们都要遵纪守法嘛！这不是谁的胜利，是法制和法律的胜利；也不要纠缠谁的错误，及时纠正就好！这么宣传以后，大家就达成共识了。 周志兴：我以为你刚才说这段很重要，只是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公开说，薄熙来讲过，我们过去法律上有问题，现在我们按照法律来做事。 刘吉：据我所知也是他纠正的，他知道法律界意见以后，就取消立案了。我认为取消是对的，但是要说清楚这是法律的胜利，大家都要遵纪守法，包括我是书记也要遵纪守法，这个形象就更好了。对领导人也不应苛求。应该说他不是一个完人，谁是完人呢？但是我知道他是想干事的人。干事总有这样那样不足，改正就值得赞扬鼓励！ 周志兴：他是个想干事情的人，这点没有问题。 刘吉：可是现在中国不想干事的人太多了，在那儿混日子、做“难得糊涂”官，薄熙来同志真是想干事情的。比如他在重庆抓民生问题是做实事，他到农村去看到留守的孩子，小学读书的时候，吃的是自己带的咸菜、青菜，吃米饭，吃是吃饱了，但是孩子们正发育，营养不够，很多瘦黄，所以他下定决心，从市里拨款100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一天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做了以后很得民心的，这是做实事。我听了也很感动。 他做民生实事的时候，不是所有人家家户户发多少钱，那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发了钱给农民，也许他去赌博去了，他去打麻将去了，那不行。他就规定给孩子一天吃一个鸡蛋，发给学校，学校得保证他一天吃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这个事情做成了，你说这样抓民生好不好？ 比如两江开发区，拆了100万平方米的房子，没有人来上告，怎么回事？就是考虑认真民生的问题，比如本来这个房子是作为经济适用房，是拆迁户，这样子当然矛盾就很多，现在一律改成商品房，这个房子按照商品房的价格给你，把你的房拆掉，然后按照商品房的价格给你，按照市场规律来，老百姓就没意见了，觉得不吃亏了。一家人一般三室一厅，他们设计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也考虑到民生，他们改成两房一厅，旁边加一房一厅。因为这样，两房一厅拆迁户本人住，一房一厅他就租出去了，每个月又增加了一千多块钱的收入。孩子毕业以后出去了，老两口子就住到一房一厅里边去了，而把两房一厅租出去，收入增多作为他养老金。所以两江开发区在拆迁的过程中间，在补偿的过程中间，没有人有意见的，老百姓积极的支持，很满意，没有一起上访。 周志兴：没有钉子户吗？ 刘吉：我调查时他们告诉我确实没有，因为这个拆迁办法是按照市场来做，大家都同意的，而且给你新的房子，按照市场来补贴，他就没有意见了，按照经济适用房、按照政府的规定，当然就有意见了。 周志兴：但是按照我的理解，总会有些人会有一份过分的要求，总会有个别的人会当钉子户，会不会因为薄书记在那儿有一个铁腕，人家不敢做钉子户呢？ 刘吉：原来重庆钉子户也是许多的，也还是有钉子户的，但是这次两江开发区这个做法，他们充分征求了意见，然后尽量考虑到民生的需求，实际上所谓民生就是一家一户，你细心的关怀，真正从每个细节上去关怀，表明你在真正的关心他，设身处地的为他想。绝大多数老百姓也是通情达理的， 个别钉子户也就孤立了。 周志兴：当然，各地拆迁上有很多问题，其实跟黑社会都有关系，这也许跟重庆打黑打得有成效，黑社会消停了还是有关系的。 刘吉：这也有道理。反正两江开发区我了解的时候，我专门问这个事，从许多方面去听，没有一个上访的。#p#分页标题#e# 周志兴：前天《亚洲周刊》纪硕鸣给我打电话，重庆模式是《亚洲周刊》第一个提出来的，这篇文章就是纪硕鸣写的，他原来认为重庆模式重点是从民生角度考虑的，没有讲唱红打黑。现在各地对重庆模式有一些非议，他准备再去一趟，全面的看一下，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我认为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刘吉：当然，它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就这个书（指《读点经典》），也是可以议论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你可以说它封面做得不好，没有准确反映书的内容，就很有道理。 周志兴：封面一看以为里面全是红色经典，实际上不只是红色经典。 刘吉：是人类经典，人类文化的经典。 再说做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是不是有点过分？当然也会有的。现在重庆发展得很快，两江开发区一周年了，这一周年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年浦东的速度，也超过天津的速度。重庆将成为笔记本电脑的一个生产中心，每年要生产一亿台电脑，占世界笔记本电脑产量的1/3。不是改革开放，能够让这么多外企到这儿投资吗？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重庆又开始搞云计算中心，准备建立第五代商城，因为超市正在淘汰了，超市模式的商城是第三代的事情，现在已经搞第四代了，重庆准备做第五代商城，第五代商城基本上是以网购为中心的，以休闲加上网购，创造很多休闲的方式，一家人在那儿休闲，想买什么东西，拿到网上来了，不是以纯商业为中心的，所以商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还是很追求世界文明的先进步伐的。薄熙来送给客人的礼物有一个就是邓小平的一个铜像，我不知道是不是还送毛泽东的塑像，反正我知道有一个精美的邓小平塑像， 还有邓小平的手势是伸出一个手指，什么意思？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据称这是薄熙来自己创意设计，自己定下来的。当然这里面人们也可以设想，里面是不是还有政治的考量，为十八大政治考量…… 周志兴：我觉得这个无可非议。 刘吉：作为一个政治家，干事当然要政治考量。政治家的行动，只要有利于国家、对人民有好处，我们都应该欢迎！难道你欢迎毫无政治家的风范、毫无政治家思想的人，一天到晚在那儿混日子，不说话、不做事，当然也似乎没缺点，那是好的领导？ 周志兴：我认为说到18大，一个政治局委员想当常委很正常，不是说一个普通党员妄想当常委。 刘吉：那是想入非非。问题是当常委他想做什么，他做的事情这是关键。不要什么也不想做，无所作为，就靠拉关系去混常委，或靠资格当常委，这才不对。跑官买官，或者在这里作秀，全是讲好听的，就是不做，好话讲尽，也不问能不能做到，那也不行。只能空讲民生怎么怎么样，没有行动。或者是行动是过分的，搞一平二调，破坏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反正那个钱不是他的，是国家的钱，就乱花，这才是不对的嘛！ 薄熙来是真正实际的，他讲我的民生是以发展为基础，但我不是等发展完了才搞民生，我是一面发展一面搞民生，我发展到什么水平，就把民生搞到什么水平。两江开发区的主任跟我谈的，薄书记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没有什么发展阶段，民生阶段，或者说现在是民生阶段只搞民生的，这不对的，整个发展就是为了民生，邓小平为什么起来要搞改革？不就是中国太穷了吗，老百姓全民贫穷，1978年世界银行调查，按照世界标准，中国是6亿4千万人处于绝对贫穷状态，当时是10亿人口，64%的人口是绝对贫困，所以小平同志一出来就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讲干任何事情都要“三个有利于”来判断，第一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是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第三条就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邓小平就是关心民生，才搞这样的改革。所以不能说三十年改革发展，没搞民生，那是不对的，到2003年还是世界银行调查，中国绝对贫困人口降至百分之十几，这是多大的民生！有人说三十年一心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什么的。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全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10亿美元去引进外国的二手设备都不够，还只能用压缩国防减下的钱引进，得罪军人了。不打仗，就把军费拿来引进设备，你说那时候怎么顾及到环保呢？ 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将近3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个时候不搞环保就不对了，还是粗放型的发展就不对了。因此不能用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要去否定当时做的事，判断历史的事情，要看当时当地采取的措施有没有推进社会的发展，有没有推进中国的进步，有没有推进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才是正确的。3万亿是怎么来的，是改革开放发展得来的，不要忘了，今日抓起环保，是在花邓小平挣的钱！ 面对今天这个环境，我们选准哪些是应当去做的。即使是过去发生了问题，也要用新的改革的办法去做，不能因为一有问题我们又回到过去。回到过去最容易最不费脑子，可是就是普遍贫穷，回到过去就糟糕了。改革之中发生的问题，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市场经济的大方向，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不能变的，方向要不动摇；胡锦涛讲了，方向要不动摇，工作还不能懈怠，搞市场经济改革不能松懈下来；千万不要折腾，再来“左右”折腾就完了，就耽误了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从这一点上，我对薄熙来很欣赏，他真干，“我想到的事情我就干，我也不管你说我是这样或是那样，不考虑这些，只考虑我干的事对不对”。 我觉得他在重庆的威信还是比较高的。我到基层去跑跑，有时候我顺便去旅游一下，看看那儿的风景，在旅游区里大家随便聊聊天，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问问他们对薄书记的一些看法，农民对他当然很拥护，基层干部也拥护。因为原来对付黑社会，基层干部他们也很难办的，黑社会都有后台，他怎么管呢？作为一方父母官，不保一方平安是失职，但是一管就碰到后台，怎么办！现在他们说，我做地方官，做基层下面的镇长什么的，很高兴，因为能做事情。重庆的年轻人喜欢他什么呢？喜欢他有个性。 周志兴：有魅力。 刘吉：有魅力，他讲的话是自己的语言，不是我们某些领导人拿着稿子来读，个个领导讲话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央文件抄出来的，这种领导老百姓当然是不喜欢的，薄熙来讲的都是自己的话，包括重庆建设，他一下子说绿色重庆、平安重庆…… 周志兴：五个重庆。 刘吉：五个重庆，你说这个提法多生动，有个性，某些省市一提就是一大片，洋洋万言，都是官话，句句都对，就不知领导要干什么！薄熙来讲的很实在，所以老百姓很喜欢，包括基层干部，多数都还是很拥护的。 周志兴：我们前不久时间请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和共识网友做了一次交流，主要是讲重庆模式。他跟崔之元他们几个人做了一本书关于重庆模式的书，他讲了以后，确实对很多人有一点启发的作用，为什么，以前大家没去过，但是反正是反对，觉得重庆模式唱红打黑可能会形成新的阶级斗争，形成新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有些细节我认为他们是没有做好的，另外我觉得在阐述和表达自己这方面做得也还不够。 刘吉：所以，我问薄熙来书记，上海曾经主办过重庆模式的讨论会，你知道不知道？ 周志兴：去年11月吧。 刘吉：我问他知道吗？他说没有啊，不知道这个事。我说，人家在把重庆模式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拼命吹捧重庆模式，这样来宣传，是帮倒忙。就是你们自己没有系统的说你们自己的看法，这是一大弱点，重庆应该很好的、准确的来阐发自己的想法。 周志兴：我们这个“共识网”还属于比较中性的一个网站，当然可能有的人认为中间偏右一点，我们的《领导者》杂志也是相当于做一个平台，左右都有。我也曾经想过，也有学者建议，说你们是不是也组织一个小班子到重庆去实际看一看，我倒觉得也可以考虑，去看一看，因为也许通过我们说出来的话更可信一点，比他自己说的话要好一点。 刘吉：你要真去的话，我相信薄熙来会接见你们的。彼此都很有好处的。 周志兴：但是现在真是不敢随便说话了。我有一次跟几个思想偏自由一点的人讲，只说了一句，我说重庆问题，等调查了再说话，你不能说你从来都没去看过，就开始说。他们后来就认为我是重庆模式的拥戴者，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调查了再说。 刘吉：要去看看真实的情况，它不是完美的，但实实在在做了许多事，做了一些有创意的事。现在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它，说重庆模式，这就是一种利用，它本来不是模式，他也不想搞模式，只是重庆发生什么问题就努力解决什么问题。 周志兴：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非常根本，就是各种势力都在利用他，无非有的是很自觉的利用，有的是被利用。 刘吉：领导人有创意都要系统的阐发一下，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觉得薄熙来是干事的，这点我很信服，现在我们中国不干事的太多，即使说他作为政治家，想进常委，他要表现一下，他表现是干事，干实事，不是跑官买官，不是走后门，或者不说不做，沉默是金，闷声大发财，哪个好？我看还是干事的人好，即使有缺点我们也要欢迎。不干事的人才真正要误国了。薄熙来同志，我的个人看法他是个干事的人。应该说他有他个人的才气，有他个人的魅力，他说话很生动。敢于面对群众说话。领导人搞的不最跟群众讲自己话，不能感动群众，还能为群众办事吗？但是下面有一些人，无原则吹捧他，据说有老农喊薄书记万岁，这不是帮助薄熙来，而是害薄熙来，当然，薄熙来同志自己也应清醒。干事的人也不能随心所欲乱干事。乱干事也坏了。 周志兴：你觉得你的意见他能听进去吗？ 刘吉：我觉得他不是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的人，当然他也很坚持主观见解的，我跟他说，传媒上天天讲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我说这个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我说这个话不能这么说，拉开差距，怎么叫分配不公呢？你要讲分配不公，首先讲什么是公平分配，拉开差距就是分配不公，那他心中藏的公平分配的标准就是平均主义，没有差距，大家一样，是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早已做了定性的。再说平均主义已是历史实践做了检验了的，前30年的平均主义搞的我们大家没有饭吃，普遍贫穷，还能搞下去吗？所以要拉开差距，差距拉开了，甚至差距很大的，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差距中间哪些成分拉开的？如果是通过劳动、通过人们对社会的不同贡献拉开了，这有什么坏处呢？现在我们知识分子的收入要比工人多、比农民更要多一些，这难道不正常吗？过去人家讲臭老九，脑体倒挂，难道是正常的吗？所以这种差距拉的是正常的实现了公平的事情，包括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还有靠高新技术的创新发展起来的，它们也是很正常的公平的。因为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准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吗？在差距拉开的中间只有出现两部分我认为是破环公平的，一部分是靠腐败，利用权力，高干子弟利用权力去发财致富的，或者是官员利用权力跟民营企业勾结，贪污受贿，成为巨富；而民营企业行贿了以后，取得廉价土地、廉价的国有资产，然后发了财，这两部分发了财。因为腐败而发财的、因为行贿而发财的，这个是不公平分配的。如果说还有一些血汗工厂，像深圳东莞早期的时候都有血汗工厂那种，那是剥削，是不公平的分配。 所以，我们一定要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腐败。现在讲胡子眉毛一把抓，笼统讲反对两极差距，这是很荒唐的事情，混淆了，事物本质，实质反而保护了腐败等等，应该是大力坚决继续反腐败、反利用权力谋私，反血汗工厂，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或说反对平均主义，但现在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说这也不对，多大才是不大？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原则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你的能力大、你的贡献大，你就拿你的价值所得的东西。比尔盖茨创造性开发微软引起了整个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变革，他的贡献是多大，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他得到了一千亿美元，这恐怕是天价差距，他是应该得到的，这个差距谁也没话说。中国多出几个比尔盖茨，对国家、对人类都是有极大好处的事情，这个差距拉大的再大也没关系。但是反过来，你靠腐败，你靠权利给自己给家属谋私利，这些东西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正确的应当提反腐败，反血汗工厂的剥削，而不应该提反对差距，反对差距大那是混淆了是非。有差距就是分配不公是农民小生产者意识、要求平均主义意识，不是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你有贡献，你的价值就在那儿，你没有贡献，要一平二调平均，这与靠行贿、靠腐败一样，都是赤裸裸的掠夺劳动者的价值，这才是应该反对的。本来提反腐败是很正确的事情，现在腐败反而降低了，老百姓民意测验第一是反对差距太大，这很荒唐的事情，这极其荒唐。 老百姓有这种想法我们都可以理解，他缺乏经济学知识，他朴实要求改善生活，没错。问题是我们某些“左派”经济学家也在这胡说八道，误导群众，毒化舆论是十分危险的。 但是差距问题的舆论可能影响了薄熙来，他说，老刘我这点跟你有不同看法，现在贫富悬殊差得很大，你见过那些老板住的豪宅吗，你看到穷苦的农民住的茅屋啊，这个差距实在太大！我说差距确实太大，但要真正关心农民差距太大，不是从分配来解决，而是要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要用先进的技术，培训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力，特别是改革农业生产体制，从一家一户全能农业的小生产方式，转变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农业，然后农民才会也定会脱贫致富，而不是要把有钱人的收入拿来平均，这是不解决问题的，最后要出大事的。 周志兴：而且像这种事情，我觉得一个城市是解决不了的，是全国性的，要调整税收政策等等这样的东西。 刘吉：就是要累进税，西方成功的实践就这样。 周志兴：现在我们的税收制度是非常不合理的。 刘吉：是的，我们对企业的税收制度非常不合理，太高，而且还要企业做慈善事业。外国人做慈善免税，税收制度决定他们必然要做慈善，中国现在是你做好事，照样收税。 周志兴：慈善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咱们的慈善又不透明。 刘吉：捐给慈善，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二、宣传的误区 周志兴：重庆的问题我想咱们可以说到这儿。下一个我想说一个最近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很多学者现在有这样的观点，用选票拆炸弹。 刘吉：什么意思？ 周志兴：现在有独立的候选人出来参选，全国大概有50多，现在是选到区一级的人大代表，很多人出来选，比如比较有名的像李承鹏在四川，北京也有，有的是大学教授。原来候选人是组织指定或者是协商出现的，这些人是我自己要出来选，上海也有。现在各地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像有些地方就把候选人，江西的就把候选人给抓了。有的地方是欢迎、支持。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说，这还是挺难处理的一个事情，从法律上说这些人并不违法，但是从我们的惯例来说，不能这么做，而这些候选人，应该说大部分是和政府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可能会对政府提意见，属于刺头，或者是属于持不同意见的人。但是现在这种动乱的事情又太多，到处有，比如说福州的爆炸案，像广州20几辆警车被推倒烧掉，长沙那边一个法庭又被冲锋枪扫了一下，这样动乱的事情非常多。现在有学者提出来，我们要用选票，让大家可以更加民主一点，来把这些动乱因素消除掉。 刘吉：目前动乱的事情越来越多，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来我们报纸宣传所引导的结果，就是长时间不当宣传造成这种结果。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某些领导人去讨好群众，乱许愿，又把基层干部放在对立的对象，这个事情带来一个很大后果是，群众胃口越吊越高，基层干部越来越消极，很多基层干部说我不管了。本来有两个人要想闹事了，基层干部早就知道了，把他抓起来，或者给警告，或者做思想工作，通过亲友劝解等等，他们办法多得很，就消除掉了。过去像农民闹事，上百人要是闹事，镇长往上一站，跟他们一说，不准闹事，有什么话讲，坐下来讨论，就解决了。现在镇长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这样做，上面就说我压迫群众，不很好听群众的意见，那就等上面来解决吧。或者花钱（国际钱）买“太平”。结果，会吵的孩子多吃奶，所以会吵的人自然越来越多了。基层组织和干部是政权的基础。基层干部中有腐败分子，甚至有“恶霸”，但应该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领导他们变成更好，而不应打击他们的威信。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另一个，是宣传分配不公。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哪个时间最好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在！怎么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不仅骂娘，还要闹事！你报纸天天讲分配不公，多少年了，可你又不去解决，解决不了。如果你觉得分配不公了，你解决啊，你是执政党，你是领导者，哪有领导者和执政党长时间不能解决分配不公？你发现了分配不公，你解决，树立公信力，你干吗老是在报纸上嚷嚷呢？你解决不了，又在报纸上宣传这么年了，那不是煽动群众闹事吗？煽动群众闹事的是你执政党的党报，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既然你是执政党，你发现分配不公，你就应提出正确政策出来，让分配更公平一点，你这样解决以后，老百姓会更加看到共产党是这样的英明。现在天天宣传分配不公，但是又没有看到任何有效政策措施来解决，那不是自己闹事吗？原来，正如前面所说分配不公是个错误命题。首先，没有搞清楚，没有宣传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第二，用分配不公这种蛊惑平均主义的宣传，淡化了反腐败反血汗工厂。再没有这样荒唐的宣传了。再讲讲关于拆迁钉子户的宣传。一字当头不是考虑谁违法，钉子户是弱势群体，就同情，就宣传支持。这就是以情代法。最后在舆论支持下，怕有事的领导批示下，那个钉子户闹成功了，于是原来依法拆迁的吃亏了。一个钉子户闹成功了，原来依法拆迁的一千多户当然也要起来闹了，人一多了，你解决不了了，那闹事不就泛滥了吗？一闹事，里面肯定有少数人情绪激动，青年人情绪容易激动，就出事了。 我们老批评外国，我也曾跟外国记者谈，你们国外报道不公平，关于中国的报道70%是负面的。现在看看我们自己的报纸，起码有60%都是负面报道。杀人放火的、奇奇怪怪自杀的、车祸的、各种犯罪的，再就是分配不公、钉子户弱势群众之类文章铺天盖地。60%是负面的，35%是套话官话，大概真正好的能够看的5%，你说这种宣传怎么能行呢！我还留了一份报纸，全是杀人的、放火的、跳楼的、强奸的，全是这些事。还是青年报，青年报应是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结果全是杀人放火的社会新闻，再就是广告，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 周志兴：我认为我们的宣传还是没有与时俱进，就没有一个适应目前形势的好的宣传政策。 刘吉：是的，没有用很好的方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令人信服的道理来宣传。这么多年一直在喊分配不公，就没有一篇文章正面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分配？！我们的宣传、我们的意识形态尽到责任吗？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就包括我们现在说建党90周年，拍建党的片子，100多人的明星参与，这算什么？如果100个人露个脸，100个有名有姓的人露脸了，你干脆拍一个历史纪录片就完了，倒是很真实，很精彩，你又搞故事片，又搞了100个明星在那里，这是主旋律吗？这就比商品还商品！ 周志兴：说了嘛，要有多少个亿个票房，已经提出来了。 拍《建国伟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省的宣传部长跟我讲过，就反对这种做法，说一堆明星在这儿演这么一个东西，有些明星一出场是笑场的。 刘吉：大家是看明星还是看主题教育？重庆市现在卫星电台不做广告了，大家很议论，一下子收视率降低到全国最少了。 周志兴：负面评价很多。 刘吉：但是你要知道，全世界公共电视都是不做广告的，有广告也是公益广告。只有商业电视才做广告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的。中央电视台一台就不应该做广告，你是典型的公共电视，你是宣传的，你应该花精力提高宣传质量，不能够大做广告的，可是我们中央台还常搞些广告“巨无霸”！所以我说重庆有一个台不做广告是对的，问题是要把节目质量提高，不做广告而能够有高质量的产品，我相信人民是欢迎的，收视率就高了。因此重庆选一个台不做广告，大方向是正确的，还有缺点，缺点是节目没跟上去。再讲讲电视广告，包括中央一台，许多最好看的主流电影，明明是地下工作，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候，一到关键时刻，广告插进去了。正在看英雄就义牺牲的时候，观众进入角色的时候，广告了，这个主流电影还是主流吗？不是主流了。你要做广告也要在电视节目两段之间做。当然搞笑的娱乐片另说。这种事情我们的意识形态部门该管不管，让广告胡搞。这个是应该理直气壮管理的事情！强迫人看广告，这也是违反“以人为本”的“民生”问题！曾经规定广告不能超过几分钟，从未认真执行，中央一台就带头超过了，我记得广告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我有一次算了，超过了三分钟，那不是太荒唐吗。#p#分页标题#e# 周志兴：那有经济收入。 刘吉：你不是商业电台，你是国家给你的公共电台，你就不能够做广告，我记得CNN或BBC就不做商业广告，难道我们连CNN，BBC都不如啊，西方最商业了，也分清公共信息平台和商业电视台是两回事，要分开的，我们是混在一起的。总而言之我觉得出现事情越闹越多，越闹越大，是多年来我们整个舆论宣传的引导出问题，可以说几乎成了一个反对党的宣传，而不是一个执政党的宣传。毛主席那时候多苦啊，毛主席那时候“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饭吃，全民饿肚皮了，传媒宣传的是什么？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跟着毛主席党中央没错，就闯过来了。当然我们不能再恢复过去那种宣传了，这么宣传不对，说假话，把共产党威信都送掉了，这个历史教训要吸取！但是它的方向是对的，我是执政党，我就要把大家引导往前走，你不能执政党自己反对自己，人家怎么宣传，网上怎么说，那是另外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意见。但是官方的报纸，党报如此，不行的。要么宣传就是教条主义的，讲一些不能说服人的道理，想回到过去，又控制舆论，不对！舆论是不能够控制的，执政党自己必须要有创造性的引导，把社会问题引导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这才是党报应该做的事。大家可以这样那样报导，一有传闻，吸人眼球，你必须全面准确报导事实；人家可以提这样那样怪问题，不管真假，吸人眼球再说，你必须用令人信服的回答问题吸人眼球…… 三、信访工作的弊端 刘吉：包括现在的信访也误导群众。我觉得信访这件事情就应该取消掉。信访历史悠久，信访火起来是当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公检法已砸烂了，老百姓有怨无处申，因此到中央去上访，中央作批示解决问题，信访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后来就不应该再这样了，因为我们公检法恢复了，我们应该越来越建设成一个法制社会，这时候要信访干什么？信访本质上说是反法治的，是权大于法的表现。领导人做了批示，法律就要执行，就要改判，这不是权大于法吗？明明是法院已经做了准确判决了，中级法院终审判决了，按照法律规定就不再有问题了。居然去上访了，上访以后，领导再批下来。你没有调查、没有研究、你也不懂法律，你批什么？那不是偏听偏信胡批？结果导致到北京去告的越来越多了，这是告御状。信访就是封建时代告御状的传统。过去告御状的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告起来，定是不得了的冤案，告御状要先滚钉板，先付如此巨大成本，皇帝佬儿才来管这个事情。现在共产党好，告御状不要任何成本，待遇很好，所有的费用政府报销，地方领导派人把他接回去，还要说好话，甚至不分黑白满足告状的要求，求个太平。你说这是什么？信访已经走向反面了。因此出现一大批信访专业户，官有恶官，民也有刁民，已经培养出这种信访专业户了，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我亲历就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跑到一个省里面，省政府门口有几十个人坐在那儿，我就去问问，这是怎么回事，静坐什么事？他一听我是北京口音，你是北京来的，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他以为是北京来的大官，有门了。说你等会儿，我打下手机，让我和他们的领导人通话。后来才知道，这是50块钱一天，请的民工在这儿代坐。真正的什么后台呢？说不定是黑社会，搞不清楚，还要半小时才来，坐着黑色的汽车来了，我赶快走了，我不跟他在这里了，搞什么名堂。我们许多人一看到闹事的，就肯定是政府官员有问题，其实不一定是的，已经异化了。 一个例子在一个县里，县委办公室主任来与书记说不得了了，他又去上访了，又不见了。我问怎么回事？书记说这个上访者的问题早都解决了，他就是不服，提高一次加一次，结果他开了天价，我们怎么能给？给了他以后，不是老实人吃亏，守法的人吃亏，后面几千人都要闹事了，当然不能给了。我们的补偿规定都是按照人大讨论通过的决定，我们不能随便给的。可是他一直上告，每次告了以后，上面批示下来，没法解决，让我们领回去，在我们政绩中不问是非，又扣分，上访数量关系到政绩，这多荒唐。一个礼拜之后，这个人回来了。这次他聪明了，他说我每次到北京去，到中央信访办一接待，马上就一个电话把我领回来了，他说这次我先到避暑山庄去玩一玩，然后到长城去玩一玩，转了一圈，待了十天以后再到信访办去，信访了之后，就把他领回来，所有路费全报销。这算什么玩意儿，我们中央领导知不知道这就叫信访！大家一听信访就意味是弱势群体受害，其实不一定。弱势群体是要关心的，但是并不表明所有的“弱势者”都是弱势群体，还有刁民呢，这个要分析。我以为信访应该取消的，改为加强公检法建设。如果群众有冤案，有什么意见，到法院去告，法院不受理，你再到中级法院去告，中级法院不受理，可以高级法院告，以至到中纪委去告法院，如果这些部门人手不够，将现在庞大的信访队伍调过去。很多信访工作人员确实很勤勤恳恳的，你应该把他放到法院系统去，增强了法院系统，在法庭之外再听听这些群众意见，让律师来听，让法庭庭长来听，看看他有没有道理，这才是法制社会。 现在我们讲是法制社会，实际上不断加强信访系统表明，权大于法。另外我们的网上许多事，表明情大于法，不管是什么钉子户，违法的钉子户，网民都大大的同情，都一涌而上跟贴，这不是很荒唐吗？江西一个后妈，带了前妻一个女儿，网上突然铺天盖地揭发指责说后妈虐待女儿。结果调查实际上根本不是，是女儿摔了一跤，有伤痕，外婆说是不是后妈虐待她，好事者添油加醋上了网，把后妈逼着几乎自杀。其实后妈待女孩还是很好的，可整个网上都在责难她，这是什么？情大于法。一事当前，不调查不研究，不问谁违法，是钉子户违法还是政府违法，不问事实真相，先入为主，后妈定是不好的，就满网群情激昂。不是情大于法，以情压法吗？所以，党和政府，社会舆论真正要努力做的是什么？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治教育，让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这样不知可以解决多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只要是钉子户我们大家都同情他，这怎么行呢？这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啊！ 周志兴：是有这个问题。 刘吉：所以网上是情大于法，信访办是权大于法。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长期不解决，不行啊，这就要真刀实枪地改革了。 周志兴：我觉得刚才有那么多动乱的事件来说，确实很多动乱是由于信访引起的，因为他不断地去上访，不断的没有解决，就绝望了。因为他认为告御状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如果他告了很多年的御状，解决不了，可能采取极端的东西。但是，司法不公造成的后果也许是一样的。 刘吉：是，每次来告御状，就应该把当地政府叫出来，问问政府什么意见，兼听则明。调查清楚到底是谁违法了，如果是告御状的违法了，中央应该教育他，你违法了，你不应该这样子，你应该好好回去干活去。如果下面政府违法了，立即责其改正。现在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是基层有问题，把上访人次多少，作为基层政绩之一，那基层（不论是恶霸或刁民）能不乱来吗？ 周志兴：所以现在有销号的做法和截访的做法。 刘吉：这是逼出来的，这些不仅不能保持社会稳定，而是更加促进社会不稳定。要社会稳定、社会和谐靠愿望、靠和稀泥、考口号都是解决不了。要真正的改革。这也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把这些东西先改掉，把它改了以后，大家真正依法行事就好了，法制不够的，就要立法。拉开了，不对，选举问题还没谈呢！ 周志兴：如果你是一个官员，当然，你以前也是很大的官员了，我的意思是你下面管的地区有一个人提出来，我要选举，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刘吉：我算什么官，只是官本位未改革曾被套上一个官的级别而已。选举问题我觉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一条，如果他现在是跟民运分子还有关系的，或者还是被控制的违法人员，或者公检法掌握了他违反证据，品德不好，所有违法人员都不得进行。群众不知道，选举部门应公开揭露。 周志兴：对。 刘吉：如果不是违法的，如果是很好的同志，或者他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只是在许多治国或社会问题上有独立见解的，我觉得应该是把他纳入我们提名中间来。不是讲提倡包容精神吗？比如他文化程度高，又从无违法行为的，而且很有思想的人，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有思想的人排除在人大、政府之外是就是政治体制一个缺点，现在他毛遂自荐来竞选，好呀，应该把他吸收到我们体制内来，让人民来选。选上来以后，在人大里面，他对我们政府提提不同意见，或者对人大的改革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那不是什么坏事嘛。总之，对候选人的资格要审核，应有一个候选人资格审查的法定程序和机构。合格的都列入都欢迎，这样不是完善现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吗？一点一点渐进式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嘛！ 有许多人反对政府，是因为他不了解政府工作。我很赞成让适当的自荐人到人大到政府里来工作。就拿拆迁来说，一些专家、法学家不要只是在报纸上写什么什么支持钉子户大块文章，请这些专家、法学家做政府的顾问，请教他们，这个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建设该不该拆这批房，该怎么拆？当他们知道现实中某一个城市到某一个城市高速公路要建设，大大有利于两个城市及其间地区经济发展，利国利民，法学专家们能不支持吗？当他们了解到政府好不容易凑够了资金，作出了规划设计，却发现沿线许多农民见到高速公路要建设了，赶快把房子都贴上瓷砖，连猪圈都贴上瓷砖，为什么？贴上瓷砖的房子，将来补偿就都要做正式面积计算，一下子拆迁面积大增，高速公路造价成倍增长，造不成了。去看那些贴了瓷砖的猪圈，猪一下子都站滑倒不起来，因为太滑了。当然都是一些劣质瓷砖。他们还会在报上高谈阔论清谈误国吗？请他们和群众依法讲道理不是更有效吗？ 周志兴：还有些农民匆忙种了很多很多树，而不管是不是活，每一棵树都是要算钱的。 刘吉：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什么方法都可以想得出来的，我们常常讲农民忠厚、善良什么的，确实如此，但是农民确实也比较自私、比较散漫，这都是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说过的,列宁还写过“狡黠的农民”。 周志兴：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刘吉：是啊，你说这种情况下面，政府拆迁怎么拆，一下子高速公路成本提高了几倍，国家还要不要建设，请这些法学家们来讲讲自己的看法。 周志兴：你说的这个主意，前几天有一个学者也跟我说，好像是国外回来的学者，向中央建议，让这些学者到政府里面挂职，挂一两年，他就知道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很多学者对政府的运作是不了解的。 刘吉：对，他做了以后，他就知道中国改革与发展有多难，他就知道怎么贡献智慧去改进。政府也有好处，对他也有好处，共同促进政府工作的改进。对他来说，他也知道当家不容易，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他的学问更实际了，更上一层楼。 四、要检讨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 周志兴：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创新的做法太少，我们现在最高的管理机构，创新的做法、试错的做法太少。 刘吉：关键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想做事，却想做大官，当官不做事，当然就不去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创新？他就是维持会，维持着不要出事情。两年他又升官走了，留下来的洪水滔天，跟他无关了，要害就在这儿。 我们的干部选拔中，吏治腐败是最大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选要干事的。干社会主义、干共产主义，干什么都是干出来的，不干事情的人绝不能重用。我们现在有一大批不干事的甚至干坏事（贪污）的人选出来了。干事的人因为干了许多事，总能被找出毛病。到常委会讨论的时候，干事的人会被大家议论，人人都能提出一些方面的意见，就再看一看，再说吧。反过来从不干事的，学历也不错，（还有假学历，厅局级干部以后获得博士学位的，我看十九八九有假，我不相信，当好厅局级干部还有时间去读博士？）不干事，挑不出他有什么毛病，不干事他就有时间啊，在领导身边转悠。我就听到过清华北大毕业的，组织部门一个考察，该同志什么什么优点一大堆，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人比较内向，不大暴露思想。要是我决策，凭这条就不能用他，为什么？他不暴露自己的思想，我怎么知道他是真正拥护共产党还是假拥护共产党？ 周志兴：我们这种干部提拔的机制肯定是一茬比一茬弱。 刘吉：对，这是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如果要改革，我觉得有两件事无论如何要改革，首先要改革，第一件事就是选拔干部的事，一定要选拔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选人才很难，选人才以后任用人才更难，人才选上来，用的时候仍然是身边的人，怎么行？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关于团派议论。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预备军，重视从团干部中选人才，大方向没错。问题是如何选拔？ 例如，这个青年团的干部如果好，是个优秀的苗子，就应该及早地把他升到基层去，从县团委书记升到基层去当乡镇长去，省团委书记选拔到市里当市长去。不要一直在团里往上升，一平移就变成省委书记了，这怎么行呢。毕竟团的工作比较单一，年轻人工作还是容易，要培养他必须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同样，秘书升官也是一个理。如果是好秘书，就应及时送到基层去发展。不能跟着领导升他一起升，领导升成省长，秘书就变成厅局级，领导升成部长，秘书就变成厅局级，领导升成国家领导人，他就变成部级，这不行的，当秘书是大树下面好乘凉，秘书工作毕竟就是秘书工作，级别那么高，一平移就是首长，怎么行？领导如果发现秘书很优秀是个人才，应及早把他送到基层，直接面对群众磨练。这个秘书有政治前景的，应该及早的把他送去当处长，或者当县长，培养他，让他们在实践提高。现在往往不是这样的，而是跟着领导升。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实际上是埋没了他们的才能，又误了国家大事。 周志兴：过去老一代革命家的秘书都没有那么高的位置。 刘吉：没有那么高。 周志兴：我原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周刘朱的秘书很多人在文献研究室，最后都做到一个局级干部，或者还不到局级干部，都是很一般的，包括耀邦的两个秘书都做过我的最直接的领导，他们都是这样，但是现在的领导秘书都是越提拔越高。 刘吉：只提拔你身边的人，随领导升级而升级，这个做法对党和国家实在是很有害的，但是谁也不敢说，因为他有直接的领导，秘书被称为“二领导”，谁敢得罪？但是为了党和国家长远利益这个“潜规则”必须要改革。与其搞自由选举改革什么的，不如先把这个改革改革。这项改革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要一提政治改革就是什么多党制自由选举之类，这个该不该做，如何做，留给我们孙子、重孙子做吧。还是实实在在地在法制建设、干部选拔制度等等改革上下真功夫吧，一年改革三五项，积少成多，积沙成山，中国政治会越来越清明的。 五、党风最大的问题是说假话 周志兴：你刚才说共产党的问题，第一个是干部选拔这种体制，你说两个，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党内的。 刘吉：第二是我们现在的党风问题。提倡八荣八耻，都没错，可是很多干部你问问他们能记住两个就不错了。不是八荣八耻不对，问题是这种方式有问题，那是在追求一个完人、圣人！要求所有干部群众都是完人圣人是不现实的，人都是有缺点的，用人才是用其之所长。如果盯着看其之所短，那就没有人才。如果按完人圣人要求，没有一个干部合格了。邓小平一再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以为从当前实际看，党风最重要的一条，或者说现在党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不说真话，层层说假话，这怎么行呢？层层说假话，就是上面再英明的领导，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又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周志兴：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刘吉：都在糊弄，不是有许多顺口溜吗，什么村骗乡，一直骗到党中央；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研，能得到什么真信息？都是事先布置好的，骗嘛，领导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明知道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下决心解决呢？ 首先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