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李昌平：为什么反体制一呼百应 标签： 反体制 ● 李昌平 （ 进入专栏 ） 7月22日信阳高速公路上死了41人，7月23日温州高铁上死了39人。前者几乎被遗忘了，后者即使总理到了现场两度鞠躬也难以平息全国波涛汹涌的民愤。原因很复杂，但有个体制问题，因为铁路是国 企垄断制。 假如你是国企的高管，侵吞了数千万，枪毙，大快人心事！假如你是上市公司（民企）的高管，骗股民数亿，枪毙，会有无数人要求刀下留人。原因也很复杂，但也有个体制问题。因为国企是老体制 的产物，民企是市场的产物。 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拆居民的违章建筑，居民当钉子户阻止政府拆迁，民众一般不管违章建筑是不是该拆，先骂政府是一定的。原因也可能是复杂的，但某些人认为政府代表着老体制 也是一个原因。 有人说，如果你在大街上和当官的争吵，即使理屈词穷了，你只要大声嚷嚷两下：你当官的了不起呀？立马你就赢利！因为当官的是体制内的，只有逃跑的份。 最近两月，渤海漏油已经污染了数百万、甚至千万平方公里了，对渔业和生态环境等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然而，对此事件负有责任的美国康菲公司却极不积极采取 措施，也不道歉。政府对此软弱无力，中国网络世界对此不闻不问，就象没有发生过的。假如，对漏油事件负有责任的是中石油，估计中国网络世界会掀起前所未有的愤怒声讨，政府主要领导也会迅 速到达事故现场责成中石油对事件负责。康菲公司是美国的，中石油是中国的国企，中国网络世界有着明显的反国企不反外资的倾向。 反体制不一定都有道理，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反不舒服，这里有非常复杂的情绪在作怪。 我快50的人了，也往往有莫名的反体制冲动，有一种无名之火常常挥之不去。 我过去在体制内工作，2000年离开了，在体制内好处多多，房子不用愁，医疗不用愁、退休养老不用愁……；到了体制外，工资虽比体制内高，一辈子也买不起一间房。在湖北做了17年的公务员，在 北京交了8年社保，按照最少要交15年社保的规定，还得交7年。前面在湖北的17年公务员白干了。退休时还担心北京社保部门把我退回湖北。面对这样的体制，能不上火吗？ 我在北京生活了11年头，户籍依然只能在湖北，北京因为我不是体制内的人不接纳我，因为我不是体制认定的人才而排斥我。火！ 在北京工作10年，因为在体制外部门工作，永远都没有进京指标（但可以花钱买到），只能长久的做“临时工”。上火！ 我经常去香港，每次必须回到湖北办理手续。上火！ 孩子高考，必须回湖北考。上火！ …… 我在大学教书，为体制上火的事情也不少： 学生毕业了找工作，爸爸妈妈是体制内的，总有办法进好单位；爸爸妈妈不再体制内的，要想找份好工作，难上难。找到了的，多数人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高的。 体制内的人在大学混文凭，非常容易。 …… 我的一帮朋友在北京乡下租了一个废弃的小学做农民工技能培训（免费的公益项目），电力部门收电费1.1元/度，原因是我们不是正规学校，培训没有教育部门的许可，不属于教育范畴。又是体制问 题。火！ ……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90%的人和我一样是草民，时时处处都可以碰到体制性歧视和壁垒，对体制发火的情绪似乎时时刻刻都形影不离。这其实是很危险的，是和谐的最大威胁。 草民是一个党员，常常忧我们的党。在草民党员看来，共产党90年是有伟大成绩的（错误也难免）。但是，党说成绩的时候，几乎只剩自己一张嘴说了，说问题却有千千万万张嘴。在网络时代，一张 嘴怎么能够应对千千万万张嘴呢？共产党要重新赢得民心，关键在消除体制性歧视和壁垒。譬如：就业双轨制、退休双轨制、政治权利双轨制、住房双轨制、户籍壁垒、社保壁垒、医疗壁垒、教育壁 垒、所有制壁垒……以此消除绝大多数人面对体制总要发火的情绪，赢得绝大多数人对党和政府的支持和拥护。 草民非常怀念80年代，那是一个人人都奋发向上、人人脸上都有微笑的时代，也是人民热情讴歌共产党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消除体制性歧视和壁垒的时代，是一个顺民心民意的时代，社会被 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主导。我党的改革事业应该重回80年代——消除体制性歧视和壁垒，让社会的反体制情绪不再是一种时尚。否则，党和党领导的改革事业必定失败！ 进入 李昌平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评论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366.html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10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4 00:08:32 中国房价真相大解密 标签： 房价 ● 凤凰网 一、中国高房价的秘密 中国的房价，自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后，一路上涨。特别是2005年后，房价更是猛涨。对于中国高房价之原因，众说纷纭，本文将对此深入探究。 首先，决定房价高低的是人口经济聚集结构。说到房价，多数专家和评论员都忽略一个决定房价高低的最基本因素，那就是人口经济聚集结构问题。有人说中国人口多，耕地少，所以房价高。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13亿中国人都居住在农村，或者说哪怕是有26亿中国人但都居住在农村，无论如何房价也高不起来。相反，哪怕中国只有一亿人，若80%以上都聚集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那中国房价一定很高。俄罗斯人口稀少，人均耕地很多，且人口数量从1992年就一直在减少，那莫斯科为什么房价也高呢?一个最基本原因就是俄罗斯人口尤其是富人一直在向莫斯科等大城市聚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4亩，农业出口大国荷兰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4亩，那荷兰为什么不疯狂的高房价呢?原因就在于荷兰等欧美国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很好，人口没有过于向少数大城市拥挤。在一个区域内，如果用于居住的房子相对较少而用于工商业的地产很多，那必然有许多工作人口去竞争少量住房导致此处房价较高且居住空间狭小，如日本东京。相反，如果在一个区域内，用于居住的房子相对过剩，那房价就不会一直很高。所以，笔者认为，人口经济的聚集结构是决定房价高低的基础性因素。 其实，中国的土地是充足的。中国耕地18亿多亩，按照人均0.8亩地就可以实现粮食自给的国际标准，中国仅需要10.7亿亩耕地即可实现粮食自给，还有7亿多亩耕地可以用来做其他用途。另外城市化的发展，占有的不一定全部是耕地，还有许多非耕地可以使用。况且在城市的过程中，是节约土地的，按照农村住房与宅院用地面积1：3计算，如果城市化之后变成10高的居民楼，则可以节约39倍的土地，这样就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建居住房。所以，中国人口多导致高房价是站不住脚的。 房子的价格，像其他商品或资产一样，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从供给方面来说，要建房子，首先要有土地，土地就成了房子供给的源头。所以，中国高房价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土地制度。由于中国规定城市土地必须国有化，地方政府就垄断了城市的土地供给。为了获得最大利益，作为垄断者的政府，于是就限制土地供给以保持垄断高价。这种土地制度的结果，一是大大限制了房子的供给数量，因为供给房子首先要供给土地;二是增加了房子的成本，同时缩减了房地产商继续开发的资金;三是人为制造稀缺，物以稀为贵，土地供给的短缺就会让房子有升值机会和囤积的价值，从而引起大量投机和囤积。结果可想而知，这种土地制度必然会制造高房价和住房难。 仅有供给还形成不了价格，高房价还必须有需求。但是，无论对绝大多数要城市化的农民，还是对多数城市民众，或者是绝大多数准备结婚买房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大城市，这种房价已经高的让他们买不起。显然，推高房价的只有富人了，但高房价就是富人惹的祸的吗?除个别国家外，每个国家都有富人，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高房价，所以把中国的高房价仅仅怪罪给富人也是不对的。 那是什么推动了这个的高房价呢? 笔者认为，中国高房价的第三个因素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低工资和低社会保障。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富人集中了过多财富，他们就有钱买贵房子，况且他们可以不在乎房价，所以只有他们才可以把房价拉的那么高。另外，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和低工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购买力就低，加之社会保障不足，他们更不敢消费，由此导致中国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和产业利润低(除房地产外)，继而导致富人不想投资实业;富人不想投资实业，股票、期货风险太大，城市化发展的机缘让房子具有很大的投资或投机价值，于是他们就集群的投资或者说投机房地产，导致房价过高，普通民众又被高房价剥削一次。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4月12日联合发布的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已达96万人，相比去年增长9.7%，其中包括6万多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长9.1%。在富豪个人投资方向上，房地产占据主导地位，超过1/3的受访富豪选择了投资房地产。在缺乏官方统计资料的情况下，《财经》杂志引用其他人的判断估计，2007年到2010年出售的新房当中，高达50%到70%的比例都是由投机客购买的，目前处于空置状态。2010年商品房销售10.4亿平方米，按照每套100平方米计算则2010年新增空房500-700万套。 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低工资和低社会保障导致中国内需不足，产能相对过剩，就会产生过多净出口，使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并面临很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导致过多资本流入，尤其是热钱，增加房地产泡沫，并进一步加剧外汇储备的增长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与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增长的互动循环。在资本流入过程中，央行通过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外汇而形成外汇储备，因此外汇流入的过程就是央行向市场释放基础货币的过程。1999年12月底至2011年3月底，中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增量为22.22万亿元人民币，是同期内中国狭义货币M1增量的1.01倍。这意味着，过去11年内的大部分时间内，外汇占款已成为中国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渠道。由外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增长，又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导致负利率，货币流动性泛滥推高物价和资产价格，在城市化的机缘下，处于价格上升势头的房子就成了保值增值和投机的对象。 第四，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和通货膨胀。无论是美国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次贷危机后大量印刷美元挽救经济，都迫使大量美元流入中国，导致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推动中国房价上涨。面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开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经济的货币政策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又为后续的高房价注入货币动力。 第五，出口政策和外汇政策。美元流入中国，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导致国内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为房价上涨推波助澜。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引起中国高房价的第五个因素：出口政策和外汇政策。中国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基本都被中央银行购买，变成基础货币发行。在中国外汇储备快速膨胀的今天，过去的政策早已不符合事宜了。由于曾经的外汇短缺，中国一直比较强的鼓励出口倾向，如对出口退税，一边减少了国内货物，另一边刺激净出口增加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因而加剧通货膨胀和负利率。其实这还不如停止出口退税直接印刷人民币发给居民购买这些出口货物呢，出口退税换来的是外国“画纸”和通货膨胀，而印刷人民币发给国内居民消费，虽然也通货膨胀但国内居民毕竟还获得了消费增加。央行购买外汇防止或减缓人民币升值，其实这样是得不偿失。央行购买了外汇，可能阻止了人民币升值，但引发了通货膨胀，对出口企业来说可能是一样的，但对非出口企业和多数国民来说又是一个坏结果。再说，由于购买外汇引发通货膨胀，可能由此导致紧缩货币政策，反而对包括出口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不利，更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央行购买外汇干预汇率的结果，可能就是“滞涨”或类似于“滞涨”的坏结果。而这三个方面的旧政策，无疑都在加剧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因而推动中国房价上涨。 第六，对民营企业投资和发展的限制。国内富人扎堆投资房地产，为此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他们扎堆投资房地产而不是别的?所以，推动中国高房价的第六个因素就是对民营资本投资和发展限制的各种政策，如国企垄断领域对民企的实际限制，对民间金融发展的限制，及其他一切危害民营资本投资经营的各种限制和不合理的税收设计等。如果放开民间金融发展，一方面让这些除投机房产外几乎无处可去的资金找到出路，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降低民营企业的困难，让更多资本乐于投资实体经济，而不是去投机房地产。民营企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获得就业，增加普通民众收入，就会提高内需，改善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减少因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就可以减少投机房地产的资金，改变这种不健康的发展模式。 第七，腐败。说过了富人推高房价，那我们也该讨论讨论官员的问题了。官员在土地供给中腐败，就会增加土地成本，进而就会提高房子成本和价格。官员给自己建别墅或被受贿后允许房地产商盖别墅，就会减少商品楼房的土地供给。官员受贿收了房子，或者拿受贿的钱买房子，就会减少市场房源。更重要的是，各地官员出于自己的利益，不顾民生而把城市当成私产经营获取土地暴利，对维护自身利益的房价调控和保障房建设消极应对或暗中抵制，相对于其职责来说，这也是变相的腐败。 第八，中小城市及城镇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导致年轻人口涌向少数大城市。在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其民族文化似乎让人们很喜欢向少数大城市聚集，这在中国年轻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不仅如此，中国的年轻人不仅喜欢往大城市里挤，甚至还非要往大城市的中心区域挤，连大城市的郊区和卫星城都瞧不上。但同时，如果我们透过表象继续深入反思，我们就会发现更重要的是生活的环境和发展的机遇，民族文化作用其实是次要的。中国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发展不足，基础设施尤其是人文设施匮乏，经济要素集聚能力不强，而大城市又为自己GDP和税收等利益考虑过多集中了产业、就业岗位和个人发展机会，城市群也未得到充分发展利用，导致人口和经济主体过度向少数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心集中。而在大城市，住房用地又安排不足。相对于居民，企业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购买或租赁房屋，导致城市中心区域过多用于工商服务业，留给居住的土地和房子相对不足，就拉高了房价。 第九，廉租房供给不足导致商品房需求刚性。有人认为，过于追求自有住房的国民性格提高商品房刚性需求。的确，国际统计表明，房价和住房自有率呈反比。在同样需求下，如果租房子的比例很大，房子需求就比较有弹性，无论房地产商还是投机者都不敢随便拿刚性需求提高房价。但是，如果有比较好的廉租房，且适合结婚居住，年轻人会傻到背负沉重负担去高价购买房子吗?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生活质量上，这都是不划算的。中国保障房不足10%，而商品房占九成以上。中国自有住房率高，说白了就是缺乏廉租房，老百姓不得不自己买房子住，而不是什么追求自有住房的国民性格问题。如果有大量廉租房，普通民众有多少不理性的去购买那些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精神上来说都不划算的高价商品房?如果有大量廉租房，有多少投资者会高价买房然后高价出租?无论是中国住房自有率高，还是高房价或住房难，根本的还是廉租房供应不足。 第十，高房价的首要责任是政府调控房价不力。控制房价上涨，降低过高房价，改善民生，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政府为什么没有控制住房价上涨呢?这还是因为政府控制房价的力度不足。除了土地政策导致高房价外，政府不能控制房价上涨的两个根本因素就是对投机囤积房子的打击力度不足和保障房尤其是廉租房的供给不足。如果征收较高的二手房增值税、对多套房子征收较高房产税、强制空房出租，房地产投机很快就会大幅减少。如果政府大量增加保障房，尤其是廉租房，就会大幅降低对商品房的刚性需求，降低市场租金，让房地产投机或投资价值大幅缩水。 第十一，小户型拉高房价。在高房价的情况下，买大房子需要有相当的财力，但对多数实际需求的购房者来说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们只有选择小户型，如两室一厅或一室一厅。如果房子都在三室一厅或以上，对于许多购房者来说，只有降低房价他们才能买得起，所以中等户型和大户型会迫使房价降低。而小户型，则就会提高平方米的价格。更重要的是，小户型会导致人口特别密集，在一个区域内，过于密度的人口必然导致房价过高。如果这些原来住小户型的人更有钱了，或因赡养父母需要和父母同住，或生了孩子没地方住，他们可能选择购买更大一些的房子。如此一来，在这个区域内，小户型会导致换房增加和未来竞争购买中等户型或大户型房子，但由于人口密集，无法再增加房子，购房竞争将提高房价或使房价维持在高位。相反，在欧美国家，房子大，人口密度低，房价也比较低。 第十二，独生子女政策拉高房价。首先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性别比失衡，在高房价和物质主义的今天，男性娶老婆，房子就是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资本。性别比失衡，导致结婚买房更加刚性。同时，由于是独生子女，两个父母供养一个孩子，甚至是双方父母出资帮新婚夫妇买一套房子，这就提高了对高房价的支付能力。根据链家地产交易中心统计,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日本及德国首次购房人平均年龄42岁、我国台湾地区首次购房人平均年龄36岁、美国首次购房年龄亦达30岁以上，北京首套房贷者如此年轻，这说明中国很多购房者是依靠父母财力购房。如果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一家养两个孩子，再加上两个孩子的上学等花费又比一个孩子多，那么许多家长就没有那么多财力帮孩子买房子。由于是独生子女，父母把全部的期待都放在这一个孩子身上，更希望他们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无疑就增加了大城市房价的推力。 第十三，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推高房价预期。对房地产投机者来说，他们敢炒房子，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人会接手他们的房子。这个预期支撑，就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城市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让炒房子的人有了发财的机遇。经济的发展，就会使未来人均收入提高，就提高了未来房子的购买力，亦增强了投机者对房价上升的信心。另外，就像经济发展对于股市的预期一样，经济发展宏观状况亦影响房价的信心。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投资者就比较有信心，银行对其也有信心;相反，如果经济发展放缓或低迷，房地产投资者或投机者就会失去信心，银行也失去对房地产的信心，此时虚高的房价就难以维持。 二、再分析中国房价的真相 任何物品的市场价格，都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博弈形成，房地产也不例外。分析房价的真相，就要分析供给和需求。 从供给上讲，有房子首先要有土地，而政府垄断土地供应，一是减少了土地供给，二是提高了房子的土地成本，必然减少房子的供应。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就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入政府的共有二部分，一是土地成本，二是总税收，合计占到了49.42%。房地产项目开发中，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例最高，达到58.2%。据悉，一些小产权房，价格只有市场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触动了土地财政而被打压。可见，土地制度对中国房价的影响是多么高。所以，中国高房价的第一个根本因素是中国的土地制。 其次，供给分为公共供给和市场供给，也即保障房和商品房。如果有足够的廉租房，大多数实际需求的公民是不会购买高价的商品房的，那房价必然无法长期维持高位，或至少不会有很大的住房难问题。1997年，香港推出每年85000套廉租房计划，从此香港房地产市场一直跌了整整五年，房价跌掉了60%。在新加坡，80%的人口住在保障房中。中国能够享受到保障房的家庭不足10%，如果中国有足够的廉租房，高价的商品房必然失去大量需求，高房价必然无法维持。所以，中国高房价的第二个根本因素是廉租房严重不足。 无论是说货币发行过多导致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还是说其他因素导致富人或民营企业去投机房地产，那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房地产具有资产投资功能，可以获取保值升值收益。如果对购买二套及以上房屋设置高首付高利息、对房屋买卖征收较高增值税、对多套房子征收较高房产税，显然就会使房屋失去资产投资功能，房价也会大跌。但在现在制度下，政府为了地方财政和经济增长，是不会这样做的。 综合分析，中国高房价的最核心因素有三条：土地制度，廉租房不足和政府打击高房价不力。 三、中国房价的未来走势 决定房价变化的，还是供应和需求。在供给方面，包括商品房的开工与竣工面积，保障房的开工与竣工面积，空房数量和迁居卖房数量，还有土地政策和对房地产开发的金融政策。在需求方面，包括要城市化的人口，年轻人结婚住房需求，换房需求，拆迁需求，还有投机或投资需求。 在近期内，决定房价走势的是房屋竣工待售面积、市场需求能力和限制投机购房的力度。在中期内，决定房价走势的是城市化发展态势、土地政策、保障房供应能力、空房数量、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在远期内，是城市化发展阶段、保障房供应占需求比例、人口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 我们先看近期情况。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的数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40.55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6.6%;房屋新开工面积16.38亿平方米，增长40.7%;房屋竣工面积7.60亿平方米，增长4.5%，其中，住宅竣工面积6.12亿平方米，增长2.7%。再看新数据： 1-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26.4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31.7%;房屋新开工面积4.5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64.1%;房屋竣工面积1502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5%。可以看出潜在房屋供给快速增加，竣工面积也呈加速增长。综合统计局2010年与2011年数据，估计2011年将形成约33亿平方米的供给量。在2011年1-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34亿平方米。按此进度，2011年大约可销售7亿平方米。按2011年卖7亿平方米计算，要近5年才可以卖完。另外，今年新国八条规定，各地要完成1000万套保障房，按每套90平米，有9亿平方米的施工面积。2011年1-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约为每平米5300元人民币。那么33亿平方米，如果按5300元均价，需要17.5万亿元人民币，才能买卖完毕。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如果不降价，谁有17.5万亿元人民币来买开发商的商品房?根据供大于求的规律，价格会有一定的下降。但由于对城市化和年轻人的结婚购房预期，经济的较快增长，政府在近期内不敢让房价过快下跌，富人投资渠道也不能近期解决，在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下跌幅度不会太大。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购房投资者的心态和心理作用，因为投机玩的就是信心。 再看中期情况。按照2011年33亿平方米左右的供应速度，按100平方米每套计算，年供应量3300万套，五年供应1.65亿套。如果每套住房住3人，可以容纳4.95亿人，超过目前城市户籍人口总数，也超过80后90后的总和，更超过2.5亿流动人口农民工的总和。但对要城市化的农民，还有年轻人，有多少能支付现在的房价呢?按照供应速度，房价有很大的下跌压力。 在十二五期间，政府规划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但2011年就要开工建设1000万套，余下每年仅剩650套。如果房价继续维持高位，民生问题便难以解决，考虑到近年来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稳定形势面临考验，以房安之是必备选择，加之通过城市化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创造就业岗位和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需要，中央政府会进一步通过保障房建设维护稳定和发展，估计3600万套的规划要突破，预计达到5000万套左右，这又形成一种房价下跌的压力。考虑到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如果中央政府感到需要进一步加强房价调控，加上以往调控房价的经验和舆论反应，估计会出台更有效果的措施。 中国的土地政策，也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改变。其原因在于，现在的土地政策备受争议，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求改变土地政策，地方政府继续获得土地垄断地位或保持垄断价格的可能性在降低。如果改变土地政策，或加大供应降低价格，预计对房价有一定的冲击。 一般来说，商品房空置率在5%至10%之间为合理区，空置率在10%至20%之间为空置危险区，空置率在20%以上为商品房严重积压区。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张景秋与孟斌带领的课题组对北京50多个2004年到2006年售出后入住的小区用电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电表几乎不走的比例高达27.16%。而电表不走的比例还在陆续上升，2007年时达到29%。并且越往外环空置率越高，市中心二环至三环空置率水平大约在20%左右，四环至五环就上升到30%左右。2010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12名大学生历时两个月，学生们从郑州市中心六个区29家大型楼盘抽取了约1.1万套商住房为样本[最新消息价格户型点评]，运用查验水、电、气表，点算“黑灯率”等方法，测算空置率。结果表明，郑东新区商住房空置率超过55%，其他五区也不低于20%。而这些空置房屋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房价不能保持继续上升或上升幅度低于资金成本，或者出租也不划算，那么投资者就不能长期坚持，一旦形成逃离房地产的形势，价格将迅速下跌。 综合考虑，房价在中期会有较大幅度的下跌，或有中等幅度的下跌。但考虑到城市化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年轻人结婚购房需求，房价仍有一定的心理支持和需求支持，加之房价大幅下跌对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政府也会阻止房价过度下跌。但可以肯定，在中期内，尤其在2015到2020年，希望投机房地产或依靠房地产保值增值必然会受到损失。如果你现在手中持有房子，建议不要再持有太久。 最后我们考虑远期情况，也即2020-2030年的房价情况。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市化率达49.68%，预计2020年超过6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将快速减少，预计2020年后城市化发展速度将大为放缓。有人说日本1990年后房价暴跌及其经济一蹶不振是由房价过度调控造成的，其实即使没有房价调控，日本房价也一定会大幅下跌且经济一蹶不振。1990年日本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比1980年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下降了20%，这就意味着真实需求下降了20%，房地产的高价位已经失去了实际的需求支撑，是坚持不多久的。 尽管解释日本失去十年再失去十年的理由有很多很多，但有一条永远是最根本的，那就是低生育率。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总和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也即维持人口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水平，在发达国家为2.1)，随后生育率持续下滑，导致未来年轻不断萎缩。决定宏观经济总量GDP变化的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变化，低生育率决定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会低迷不振，尤其是超低生育率更加如此。从需求方面来说，低生育率会使未来消费最旺盛的年轻人口大幅减少且消费疲弱的老年人口比例很大，必然导致最终消费不振。投资需求是最终消费需求的引致需求，最终消费的低迷不振必然导致投资的低迷不振。这时，无论日本是刺激消费还是刺激投资，都不能撬动总需求。同时，从总供给角度来说，年轻人口减少，劳动力更新换代断层，最富创造力的年轻人口萎缩;人口老化，经济创造活力降低，不工作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而工作的劳动人口比例减少，人均GDP增长必然放缓，甚至可能面临萎缩。而GDP增长率，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低生育率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人口增长的放缓或萎缩和人均GDP增长率的放缓，因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失去10年再失去10年。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0-14人口已经降低到16.6%，这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发达国家还要低。事实上，如果中国人均寿命和这些发达国家相同，中国的0-14岁儿童比例会更低，列入最低国家之列。为了更好的比较，我们可以仅适用65岁以下人口数据，以消除老龄化不同的影响，从而利用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来估计中国的生育率水平。美国15-64岁成年人口与0-14岁儿童之比为3.2，属于成人与儿童比例均衡水平，而中国竞高达4.5，属于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日本这个比例为4.8，韩国为4.2，德国和意大利为4.7，西班牙为4.5，这些国家总和生育率在1.2-1.4之间，且考虑到1945二战结束和战后婴儿潮，而中国1949年底才基本结束内战，导致2010年时中国59-64岁组人口数量相对这些国家偏低，从而使中国成人与儿童之比也相对偏低，故中国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应在1.3左右。在国际上，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称为“超低生育率”，0-14岁人口占比在15%-18%之间称为“严重少子化”，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危险的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时代，这意味者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未来经济也为此陷入长期低迷。 在2025年，中国25至34岁年龄段人口将比2015年下降30%，这决定中国的房地产等产业过剩危机不可避免。到2028年左右，第二次婴儿潮人口大规模退休，而此时年轻劳动人口又急剧减少时，未城市化的农村年轻人口也将所剩无几，此时中国经济必然陷入长期的低迷。所以，在2020-2030之间，中国房价必然有一次大跌，而且是跌到底。当然，不同地方的房价下跌不同。由于年轻口的快速减少，大城市和东部地区为了维持发展，且本身他们的吸引力就比较高，年轻人口会进一步向这些地区流动。与此同时，人口流出地区的房价将降得更低，尤其是农村空房就更不值钱了。这时候，中国房价将进入合理水平，边缘地区房价很低，房地产利润也将被压的很低。 对于现在准备“以房养老”的人，千万别相信“以房养老”。“以房养老”的存在，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老人去世后留下的房子有人买且价格不能大幅下跌，否则“以房养老”就失去可能性。到2025年以后，中国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新买房子的绝对主体就是结婚买房的年轻人。但中国近十几年来一直处于超低生育率，这就意味着2025年后结婚买房的年轻人大幅减少。况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许多家庭变成二合一，这些年轻不需要再买房子，甚至许多独生子女家庭因婚姻而节约出一套房子并把它推向市场。与此同时，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人口开始大规模步入死亡年龄，老年人的房子开始大量推向市场。这时，一边是急剧减少的房子需求，另一方面是快速增加的房子供给，故至少中国房价在2025年前后必大跌。而现在，中国房价正处在泡沫期的高位运行阶段，必然购房成本很高。现在买房子预备未来养老，而未来房价大跌，不仅不能依靠房子养老，反而白白养了房子。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7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中国房价真相大解密 凤凰网：80位海外名学者致信清华校长支持汪晖 中国粪青绝症：有一种虚伪叫选择性失明 “解放军少将核武袭美论”真相 凤凰网：中国矿难亡魂占全球八成 建立和谐社会的经济理性 前南都总编程益中无罪获释 专家称此案已了结 被捕河北巨富孙大午案简述 轻视当地官员而挨整？孙大午案又一原因 相同主题阅读 中国房价真相大解密 朱敏：房价下跌有助于刺激消费增加 周天勇：高房价的治本之策 谢百三：高房价的危害性及警惕市场拐点出现 茅于轼：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吗？ 汪利娜：在公仆与“公主”之间 李昌平：种庄稼 种厂子 种房子 荆强：高房价：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巩胜利：中国房地产为什么能疯涨？ 陶然：温总理的房价愿望怎样才能实现 汤敏：用调控通胀的机制来调控房价 时寒冰：任志强先生，莫把无知当博学 时寒冰：开发商的狂欢是民众的不幸——高房价将制约中国经济复苏 时寒冰：力托房价上涨埋下“邪恶”的种子 巫继学：抑房价风初雨乍乍惊业界 时寒冰：开发商再死扛楼市就崩盘 时寒冰：救房价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 陈剑：专家称奥运后巨大需求将推动北京房价上涨 周天勇：究竟应该怎样才能稳住和降低房价？ 刘山鹰：高房价背后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6 次 更新时间： 2011-06-23 01:01:35 党国英：新世纪中国农村改革：反思与展望 标签： 农村改革 ● 党国英 （ 进入专栏 ） 20余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一并结转到了新的世纪;而1999年的农村经济大帐总体上显得平淡无奇，这也算是给全国经济的“平稳过渡”作出了贡献。尽管许多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深层矛盾逐步走向表面化，但总体上还应该是属于“通过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前进中的问题”。不过，比这些问题本身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认识偏差——总是把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市场解决的问题混为一谈。我们想区别这两类问题，并着重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 引论：中央政府需要率先转换角色 回顾20余年的农村改革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政策调整、政策放宽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市场力量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继续守着这样一个认识，恐怕要无所作为了。 只要有市场在，市场就会在广大的领域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以及目前的产权变革，农业机械化、“产业化”和农业科技推广，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崛起，等等，都离不开市场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农村市场发育本身遇到严重障碍，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这三大要素市场停止发育，农产品市场甚至有所倒退，农民进入市场的途径是一路红灯，何以谈市场的推动作用 这是农村发展趋于缓慢的病因所在。市场发育陷于停顿甚至倒退的原因，是市场发育需遇到深层次的制度问题，而依靠普通农民的自发力量根本不能突破这种制度限制。 中央政府应成为今后农村制度创新的主导力量，而不能寄希望于农村自发的制度创新。农村经济经过一段时间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已经复杂化，农民对公共物品(社会保险、文化教育、村容村貌，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制度、秩序和安全等)的需求已日益显现。显然，在乡村权势阶层从普通农民中分化出去并变得保守以后，分散的、没有组织化的普通农民对此是毫无办法的;公共物品的系统供应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这已经超出了中国农民的经验范围。 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逻辑递进关系反过来说是：农村现代化 农村分工深化 农村市场自由统一 农民的市场进入成本下降 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制度壁垒和自然壁垒。中央政府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催化作用，其办法就是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制度壁垒和自然壁垒。降低制度壁垒需要市场化改革，而降低自然壁垒则需要发展基础设施。 去年以来，政府部门十分注意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而对重要的改革事项却三缄其口。如果只谈发展，中央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更宏观的结构调整上面，至于农村领域的结构调整，还是应该交给市场。政府更重要的任务建立健全市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农村的长远发展发挥积极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主要是结构，而结构调整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水平。 农民收入问题是表象 近几年，许多部门的研究机构受命研究了农村市场如何扩大问题，基本结论大同小异：农民收入增长率下将导致农民购买力降低。农民购买力已经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所以才引起高层对农民收入问题的高度关注。 我国农民收入曾经有过极高的增长速度，1978-1984年，增长速度达到15·6 %。但是，奇迹总是短时间的，长期保持的奇迹就不是奇迹了。创造奇迹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改革开发之初，农村经济总值的基数小，而政策调整的幅度大，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特别是农民利用农业科技的能力大大增强，导致农民收入猛增，此其一。其二，农产品价格因素是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开始逐步提高粮食价格，粮食市场价格对农业影响也日益增大，农民受益匪浅。1996年，由于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增幅达9 %。在目前的各种约束之下，继续依靠这两方面的因素来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已显得十分困难。 据官方称，1999年1 -3 季度，农民名义收入只增长2 ·5 %，考虑到物价下跌因素，实际增长了4 ·8 %。全年估计增长4 %。增收的2 %靠乡企和打工。1998年这个指标是4 ·3 %，1997年是4 ·6 %。农民收入增长率连续三年下跌。其实，如果能真正保持一个4 %左右的增长率，应该十分令人高兴了。有某部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称，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是负值，如果这个分析可靠，1999年的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也很难是正值。 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反映出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农民可支配性收入的大小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不计馈赠收入)，一是农产品收益，二是非农产业收益，三是对农民的税费征收水平。这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直接受制于经济体制，第三方面则涉及农村政治发展问题。 农产品收益下降，具体与农业生产效率与流通效率有关，但最终一个经济体制问题。 与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比，我国人均占有耕地少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的人地关系的紧张有人为的因素。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可以有很高的亩产量，但不可能有高的劳动生产率，也不可能有很高的资本报酬率。我国近二十年国民经济发展已经创造了农业劳动力净减少的奇迹，但距离现代农业所能提供的农民人均耕种土地的可能性还很遥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收入的提高必然要仰赖在非农产业兼业，由此形成我国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兼业农业” 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特殊保护，小规模兼业农业不可能创造很高的收入。首先，这种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点，廉价劳动力是其存在的基础，因此不可能创造出较高的农业工资。其次，农户兼业以季节性打工为主，农民工难以成为具有专业素养的熟练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受到限制。据杜鹰先生的研究报告(经济日报，19990113)，1985年- 1997年间，农业的国民收入份额从28·7 %下降到18·7 %，下降了约35%;而同期农业的就业份额从62·4 %下降到49·9 %，只下降了约20%，这意味着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再者，面对大量农业劳动力，国家很难通过财政补贴使他们获得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通常他们会成为向社会提供净收入的纳税人。以日本为例，日本农户1997年平均收入883 万日元(超过了非农户收入)，其中农业收入114 万中有相当比重的政府补贴，政府又另外提供年金211 万日元，日本政府可以这样做，因为日本农户才有334 万户，占日本的总户数只有7 ·2 %。像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大国，要给农民补贴，让农民的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承担得起。相反，我们还不得不从那里取得一定的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农村公共建设也还要农民掏腰包。这样一个现实不改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前景就相当黯淡。 承包政策对农业生产所释放的效应早已是强弩之末。以承包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并不是一次完整的产权变革。我们好像建立了一种新的家庭经营制度，并大力称颂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但家庭经营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土地，却不由农民支配。这种权利的不配套，已经严重束缚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要进一步论述。 农产品价格调整的空间已经很小，很难再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可能性更小。 据有关方面的研究者估计，近几年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是负增长。1999年后半年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了，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有所增加，估计1999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一半是这个方面造成的。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将越来越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第一，以往乡镇企业形成高速增长优势，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有关。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到位，乡镇企业要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但这个转变受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素质制约，多数乡镇企业还没有为这个转变做好充分准备。第二，今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恐怕要更多利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这种结构调整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小规模兼业农业将长期存在，因而也决定了提高农民收入的艰巨性。 农民的税费负担是影响农民收入分配主要因素。这是一个涉及因素甚广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作出具体分析。 农民增收要不断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村经济的高度专业化;专业化的形成又需要自由、开放和统一的市场，这个市场必须有足够低的进入门坎(即市场进入成本)。从历史上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总是在市场的制度环境较好、交通运输成本较低的地方出现的。我们因此把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市场进入的成本问题。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问题，便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在一些地方，农民没有搞林牧业，但却要缴农林特产税;猪还没有养大，屠宰税已经开始征收;还有的地方干脆今年收明年的税，并美其名曰“以税收促进发展”。农民刚抬腿向市场迈一步，各种关卡便横亘在眼前。劳动力转移方面的障碍也很多，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受到身份歧视，城里的老板、工头肆意盘剥农民工，常常发生农民干了活拿不到钱甚至倒贴钱的情形。此外，还有交通通讯不畅所产生的市场进入成本，也影响农民发展生产的能力，影响农民收入。 政策摇摆发生在粮食问题上 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即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那么政府的职责应该是降低市场壁垒，帮助农民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入市场。然而，纵观中国农村二十年的政策实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导向。从农村产权安排，到农产品流通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一个特点是，我们的农村政策似乎受制于粮食生产状况。“多了少了多了多”曾经被用来形容中国粮食生产的波动，相应地，我们的政策似乎是“紧了紧了松了松”，也有摇摆。 按照目前主流的说法，我国农产品正在发生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业生产赔多挣少。但这恐怕不仅仅是有的同志所说的是一个市场需求约束问题。一个国家有多一半的劳动力种地，又有一揽子 “绿色革命”技术的支持，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农产品供应是可以很充足的。这个条件就是价格。我国农产品过剩通常是一种高价位引起的过剩，代价是政府的财政负担。再从相对价格看(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农产品的供应价格并不低。城市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近些年一直在50%左右，这说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效率不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产品的供给制约才是真正的制约(决定供给的边际成本还不够低，导致市场均衡价格高，制约了购买力)。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变化，与“蛛网模型”所揭示的“价格-供求”的波动关系倒颇为一致，只是政府干预使这一规律的表现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畸变。 1997年开始，延长土地承包期、减轻农民负担、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是中央政府农村工作的三大政策。前两项政策是一种长期政策，因为一直难以真正落实，所以一直受到强调。后一项政策的内容则极易随着粮食供求和价格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1998年以政府控制为核心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步履为艰，到1999年已经难以为继了。 1999年的农村工作政策便有了明显的调整。政策的基本面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条铺开。但中央政府要增加农民收入，而基层政府却真正想的是增加自己财政的收入。由此有了干群关系紧张，加剧了农村社会不稳定。于是， 1999年中央政府的农村工作方针又更突出地强调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这一条。 1999年中央政府农村工作政策受到强调的有：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乡镇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发展小城镇，加快水利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清理基金会、清理乡村债务、改革信用社，改革粮食棉花流通制度，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等等。 农村工作的其他政策，如市长菜篮子，商品粮基地建设，村民委员会建设，扶贫攻坚，计划生育等，或者因为相关重要性下降，或者已经是例行工作，在1999年的政策拼盘中不很抢眼。值得注意的是，“省长米袋子”这一政策在今年农业部长的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讲话明确否定了粮食“自求平衡”的思路，主张农业生产合理布局。按照这个新的的思路，一些省份的省长就没有必要当“米袋子省长”了。这个变化无疑是积极的正确的。 现在看来，当初出台“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政府控制型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欠考虑的。这不是什么事后诸葛亮，因为政策出台当时就有不少人持有异议。当时的背景是，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布朗先生发表了一篇不很严谨的文章，言称中国农业将不能养活中国人自己。尽管中国方方面面严厉批评了布朗的论点，但布朗的言论还是引起了高层的严重关注。正值此时，中国农业滑坡，粮价腾起。中央政府有两个明显反应：一是很快出台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省区的粮食“自求平衡”;二是逐步调整了粮食流通政策，把本来已经放开的粮食市场重新控制起来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明显与农业资源的合理布局政策相冲突。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对1983 年以后逐步放开的粮食流通市场体制的一个否定。这个新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很难严格监督实行，很难缓和财政补贴压力，也未能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中央政府注意到了有关问题，1999年对粮食流通政策又作了重大调整，方向是重新放开搞活。这个调整受到有关方面的欢迎。估计今后还会进一步放开粮食流通。 1999年，某些国有粮食流通部门的一个动向是，把好粮食当作“陈化粮”来卖，以逃避中央政府的“顺价销售” 政策。于是，仅此一项国有粮食部门又发生数十亿的亏损挂帐。看来，由政府监督国有企业的行为实在太难，各行业都是如此。 1999年，夏粮比去年增加100 亿斤。北方干旱，秋粮受影响。陕北发生大旱，但那里的食品价格稳定，城乡居民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得对，真正饿死人的，不是来自天灾，而是人祸。只要(1 )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倒退，(2 )坚持并完善土地的家庭经营制，(3 )粮食流通主渠道放开，尤其防止地方政府的垄断，中国的粮食就不会出问题。这主要不是一个资金投入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 无论“米袋子”还是“菜篮子”，主要应交给市场去安排;市场越是健全，“米袋子”和“菜篮子”就越是牢靠。中央政府通过一定的粮食储备规模，在需要的时候发挥“平抑粮价”的作用就够了。 农民负担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农民负担状况，会影响到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多少。这个问题喊了多年，但问题仍然存在。有的地方农民负担仍然很重，而且还搞强迫;有的地方还没有纠正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平均分摊问题;农民的隐性负担也有所增加;还有的地方强行向农民收取服务费，实际上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任何服务;农民贷款缴费的现象仍然存在。存在这些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观念不对头。近几年，一方面乡镇财政收入增长连续超过全国平均增速，而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继续拉大，这个反差就够说明问题了。1999年4 月监察部统计，我国已经累计取消了不合理农民负担8000个，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68亿。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这两年，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做了许多工作，多数地方的减负工作抓出了成效，特别是恶性事件有所减少，农民对此很欢迎。一方面因为中央政府的决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征收“三提五统”的难度日益增大，乡村干部不得不改弦易辙了。在一些地方，公检法系统已经不愿意配合政府做所谓“中心工作”了。从总体上说，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如果普遍实行了乡村政府机构的消肿减肥，这个问题有望进一步缓和。 农民负担重，谁承担责任 高层政府当然批评乡村干部，而乡村干部颇不服气，他们说农民负担的根子在上头。我们认为，农民负担问题久拖不决，是因为在目前认识条件下有三个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因素。第一，分散的农民与组织起来的政府机构之间权利不对称，乡村干部的权力膨胀，这种权力试图不断扩大对农民应该拥有的资源的占有。第二，全局性的从上到下的干部人事任免体制和考核体制，使乡村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而所谓上级监督下级的成本又极为高昂，乡村干部很难得到上级的真正约束。第三，农村市场化水平低，乡村干部掌握了大量的非市场资源，这些资源滋养着权力，扩大着权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因素造成的制度环境严重扭曲了乡村社会关系。往深处说，这种扭曲要比农民负担严重得多。第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据我们了解，现在不少农民进城务工做买卖要缴两份税费，一份缴给城市部门，一份缴给乡村干部。后一份税费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他们不缴是不行的;不缴就回不了家，不缴其他家族成员就受连累，不缴甚至宅基地要被没收。农民必须有一个退路，而这个退路由乡村干部掌握!中国在搞现代化，但九亿农民几乎没有多少不给自己留退路的，这就好像中国的现代化也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第二，基层乡镇政府负债运转。这个问题已经在中西部地区已经相当普遍(1998年，仅湖南省芷江县29个乡财政负债总额就达2341 万元，平均84万元)。一位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忧心忡忡地说，昔日农村工作的指挥部在村一级，逐步退到了乡镇一级，现在已经退到了县一级，因为工资发不了，乡镇一级的许多工作已经无法开展。看来这个问题很具有颠覆性。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在于，现在的机制使得乡村机构和乡村干部权力的膨胀已经不直接受养活他们的农民的收益的约束，农民养活不了他们，他们也在加速膨胀，把问题留给子孙后代。或者有的地方变相地把权力“典当、抵押”给了当地富翁，富翁通过金钱向权力渗透。从根本上说，富人染指权力并不奇怪，而且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但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这种权与钱的结合却是顶坏顶坏的事情。因为这种结合使得中国农村社会更趋于“山头化”和非市场化，离开市场经济所需要制度环境越来越远了。 或许有人说农民负担与刚性的农村公共开支的增长有关，既然中央政府不能调整自己的财政政策而“反哺”农村，那么乡村干部为了发展经济、改善社区生活质量，就不免提高税费的征收标准从而造成农民负担。这个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道理很不充分。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支持得不够，是铁定的事实，而这个局面并非不可以改变;能不能改变取决于中央财政自己的改革方略如何。但是，不要以为中央对农村投资增加了，农民负担就可以减轻了。因为乡村干部向农民的征收水平既不是乡村公共开支的函数，也不是中央投资的函数，而是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力量对比的函数。只有不懂历史的、天真的观察家才想不到这一点。 最终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一要农民人数减少，二要农民经济力量增强，三要农民组织程度提高。农民的力量从来不取决于农民的人数，而是取决于农民的组织程度。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这三点要变为现实，依赖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不单单是一个农村经济问题。 家庭经营制度——半截子产权改革 1976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农村，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事实。但由此有了一种说法，叫做和平时期改革的“农村包围城市”，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将由农村起步并创造经验，然后向城市推开。这就把农村改革的成绩变成了一个神话。 农村创造的家庭经营制度替代了大一统的“集体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带来了农村经济效率的增长。但是，家庭经营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半截子产权变革，作为这个制度的核心——“承包制”，应用到城市后是失败的。说它是“半截子产权改革”，理由有二： 第一，计划经济的老一套管理方法始终没有离开农民。“计划权”当然是对一种产权的分割和限制，使产权的相对完整性进一步打折扣。县乡一级政府指挥农民种地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有的乡村干部甚至拿着望远镜监督农民种地(丁力调查)。中央政府对农村经济的管理也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一些程式。例如1997年酝酿出台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再如2000年农村工作会议突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忽视农村改革的深化，还是有一种替代市场的政府行为在里头。 第二，家庭经营制度没有基本的土地产权支撑。我们曾以为农业集体经济实质上解体了，替之以家庭经营制度;现在才发现，这个家庭经营制度是那么名不副实，因为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原来以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后，农民凭借使用权的拥有而保障自己的生产自主权，现在终于发现，没有所有权，使用权是那么不牢靠。中央政府为稳定使用权，喊破了嗓子，但收效甚微。 没有所有权支撑的家庭经营制度已经显示了自己虚弱：农民不愿意打算长期投资;农民对农村社区的人身依附;劳动力流动受到制约;土地经营规模的潜力不能利用;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乡村干部权力的日益膨胀;乡村社会关系日趋紧张，等等。 农村改革停留在“半截子产权”上，反映了我们的农村改革思路存在严重问题。中共中央十五大会议已经作出决议，要使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应该退出来。稍微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农业是最具有竞争性的行业，因此集体经济应该从中退出来。农民当然要搞合作，但合作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这种合作与现行的所谓“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从根本上说，集体经济从农业这个最具有竞争性的行业退出来，完全符合党的十五大所确立的改革精神。 涉及到农村产权改革，许多学者会指出这样一个矛盾，即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需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村社会保障需要土地平均分配的矛盾。这似乎是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矛盾，因为这个矛盾，人们似乎不愿意进一步谈论农村的产权改革。但是，人们并没有真正去认真思索解决这个矛盾的可能性。 对这个矛盾，不能只算总帐，说什么9 亿农民18亿亩土地，人均只有2 亩地。最根本的事实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正是劳动力转移容易的地区，这里农业劳动力转移反倒短缺;而劳动力转移不容易的地方，人地关系又不很紧张。北京市郊区的人均土地少，但种地的农民大部分来自外地;宁波鄞县，当初乡镇企业大发展时，土地包给了一批外来户，全县约2 ·4 万户。 只要产权改革到位，中国完全可以走上“有约束的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之路。这个约束是两个方面： 第一，效率目标。为此，要通过建立一个“产权组合”逐步解决所谓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问题。一是农民宅基地的所有权完全划归农民，并允许自由买卖。二是划出10-20%的土地为“公地”，解决公共需要和一定期限内因人口变动后产生的土地使用权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三是其余土地的承包期规定为100 年，通过立法使承包权变为不可侵犯的农民的财产权，并使这种权利得以通过市场进行流转。 第二，公平目标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村社会稳定目标。这个目标通过设立上述第二类土地产权类型来实现。此外，实现这个目标还要(1 )设定土地的最大承包面积，以防止土地占有的过分集中和“大地产”的出现;(2 )要设定以农业为主业的家庭的最小土地承包面积，以保障这些家庭的基本生活。当由于种种原因这类家庭的土地低于生活需要的面积时，通过上述第二种产权类型的土地来解决。除非这类家庭转变为非农业家庭，否则他们的最低额定面积的土地使用权不准被大户买走。 充分估计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艰巨性 乡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最为困难的地方，中国也不会例外。这当然不是一个所谓“农民素质”问题;稍微懂点现代社会科学的人，不会侈谈什么“农民素质”。我们只是基于乡村权威结构的性质来提出我们的判断。关于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要充分估计到下述情况： 1 ·选举很难改变一些地区乡村权势阶层滥用权力的现状。长期关注中国乡村选举的法国学者Isabelle Thireau 说，从中国南海的情况看，选举与不选举没什么大的区别。顺德的私营企业家说，谁当选都是一样的，都要听我们的话。我们相信，这个看法符合多数情形。 2 ·乡村党支部书记一般是行政村的掌权人，因此，直接选举村委会主任不见得能影响到农村的权威关系。党政发生矛盾后，上级一般支持党组织，因为党组织受自己控制。有的地方搞了“两票制”，以增加老百姓在支部书记产生时的影响力，但其一般意义还很难判断。 3 ·有的学者注意到，投票选举的范围越大，选举被操纵的可能性越大，老百姓参与投票的积极性越小。有的观察者据此反对扩大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评论的事情。为什么选举的范围越大，越容易被操纵 原因之一是人们对选举没有稳定的预期，这不仅影响到选民的兴趣，也影响到意欲“投资”于政治的人的投资报酬预期，因此职业政治家产生不了。老百姓也不愿意花力气去反对操纵。不能认为小范围不易被操纵，就反对向大范围扩展选举。 4 ·尽管“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已经颁布很久了，但不少地方根本没有落实这项法律。乐观的估计，不落实的行政村有三分之一。但的确也有一些地方搞得不错，但这种搞得好的地方花了多大的成本，还缺乏认真的研究。 从短期看，目前推行的乡村民主选举，还可能伴随下述变化： 1 ·乡村富人政治将会强化。新崛起的富人阶层有一种必然的冲动，去购买“党票”，进行贿选，组织帮派，积极寻求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由于地方财政等实际利益的驱使，许多地方政府也乐意富人阶层进入基层政府。这种富人政治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2 ·乡村宗族政治将会强化。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将扩大农村社会内部的家族冲突或宗派冲突。为了竞选村委会主任职务，竞选者将会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投票人的认同，而在乡村社会，血缘关系是获得认同的最重要的、也是成本最低的资源，竞选者一定会大力利用这种资源。在乡村社会其他认同条件发育不足的情况下，血缘关系的资源将更显得重要。只有在农村社会经济分工得到深化，农村人口显著减少的情况下，血缘关系在政治活动中的意义才会降低。 3 ·因为“村民自治”在中国推行时间不长，乡村的各种力量对这一事件还没有稳定的预期，有的地方在上一级政府推动之下，农民的直接选举的确影响到了乡村权势阶层的利益。目前乡村的强势集团面对乡村民主选举，或者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或者没有把这个东西当一回事，但随着乡村民主选举进一步制度化或形式化，强势集团将逐步作出反应，并将努力收复他们的失地。 4 ·农村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人口变动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普遍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将迁居万人以上的小城镇和大中城市，传统村落将逐步收缩为小的农场主居民点。这个过程在总体上将相当漫长，但局部变化已经在发生;只要出现这种变化，传统村落的民主自治制度就将失去意义，民主选举就必须扩大到小城镇。 我们认为，关于乡村社会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把乡村社会稳定目标放在第一位;在稳定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乡村政治的良性发展。政府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1 ·要创造条件使得乡村权势阶层的一部分权力资源转化为市场资源，弱化普通农民与乡村干部的权力约束关系，强化其市场关系，使普通农民与乡村权势阶层通过市场关系建立起平等的联系。市场关系也有缺点，但权力关系笼罩一切的弊端更大。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缩编乡村干部队伍，减少政府对农产品的垄断控制等等，都有利于普通农民与权势阶层之间发展市场关系。 2 ·要创造条件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以增强普通农民在乡村社会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对话能力。从长远来说，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减少农民人数，提高农民的富裕程度，来降低农民的组织成本，增强农民的组织能力。这是社会组织发育的一般途径。农民组织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稳定。当前农村出现的各种经济协作组织也有利于提高乡村社会的合作水平，从而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3 ·要正确把握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的节奏。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我们以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少一点逻辑演绎，多一点历史经验的借鉴比较好。历史事实是，竞争先于民主，上层民主先于下层民主，富人民主先于穷人民主。我们的一些学者过分地赋予民主这一概念以人道主义精神，殊不知，以工具理性来把握这个概念，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有了这样一些基本理念，才有可能去认识中国乡村的政治发展态势。我们不赞成目前一些简单化的看法。不能过分强调农村民主自治制度的意义，更不能天真地以为农村民主选举可以由村到乡，到县，到省，最后全面推开，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 4 ·处理好与非官方权威的关系。政府对宗法权威的态度，主要应该是利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法权威一定要退出历史舞台。对乡村社会的流氓恶势力，要坚决给予打击，以树立政府的合法权威。关于乡村的宗教权威，恐怕要审时度势，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佛教传统有“出世”精神，对政府的合法权威基本没有损害。与“耶苏”有关的各种宗教，要严加约束，坚决禁止其干预世俗事务。对于邪教和各种迷信惑众的妖术，要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此外，对于近些年在乡村出现的各种行业协会的权威，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结论：坚持市场经济导向的农村改革道路 我们常说，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坚持这一条是对的。抓改革是关键，改革不到位，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改革到了位，发展就主要变成农民自己的冲动，政府也省力气。抓改革，必须坚持农村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首先，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半截子产权改革”的问题。本文提出的“产权组合” 改革方案，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考虑。 其次，要解决农村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发育问题。农村合作基金会因为制度上的弊端，在1999年受到清理，此举保护了不少贫穷农民的利益，也堵塞了乡村权势阶层搜刮农民的一个渠道。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问题并没有解决。少许被中央政府特批的机构在农村搞“小额信贷”，利率高达20%也有农民伸手，这说明农民对金融产品有强烈需求，而金融产品的供应却严重不足。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发展民营商业银行。只要设立合理的准入门槛，强化政府监管，民营商业银行一定不会重蹈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覆辙。 第三，要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农村廉价劳动力将在很长时期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资源，并将决定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不畅，降低了它的资源价值，甚至还影响到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适当集中。取消现行城乡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所缺少的只是行动魄力。 第四，农产品市场要进一步开放。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应按1997年以前的思路进行。 第五，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应立足于克服乡村干部权力的膨胀，特别要立即停止乡村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清理乡村集体债务。 在目前这个认识水平上，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前景并不明朗，这很令人担忧。金融、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品市场同样不健全。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件，打通市场渠道，帮助农民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入市场。西方世界16-17世纪兴起的秘密，是那里创造了足够低的市场进入成本，在制度和交通两个方面。道理既简单又沉重。 进入 党国英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农业与资源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55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党国英：新世纪中国农村改革：反思与展望 党国英：顶层的人要适应顶层设计的要求 党国英：土地换稳定，确立城乡居民土地财产权 党国英：让传统乡村社会成为一个传说 党国英：有最后否决权，农民才会被尊重 党国英：北大校园里的一组雕塑 党国英：农村土地制度需完善产权改革和用途管制 党国英：督察土地违法需要体制支持 党国英：农民到底能不能住楼房？ 党国英：成都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方向性意义 党国英：思绪纷飞悼定剑 党国英：对中国城市化应多维度观察 党国英：实现城乡平等须向农民敞开城门 党国英：城乡土地资源管理的大局观 党国英：关于土地制度改革若干难题的讨论 党国英：深圳而立：改革需要理性与勇气 党国英：关于粮食的“大道理” 党国英：城乡土地利用的“一少三多” 党国英：“十二五”农村改革的基本任务 党国英：总有些事情不能似是而非 相同主题阅读 党国英：新世纪中国农村改革：反思与展望 李昌平：90年代中国农村政策使农民日渐失去自主性 党国英：“十二五”农村改革的基本任务 陈锡文：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 陈锡文：农村改革与制度变迁 王露璐：农村改革30年来的伦理变迁与反思 韩俊：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任中平 陈冕：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重构 蔡昉：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黄亚生：重启农村改革，应对全球经济危机 赵树凯：万里与农村改革（下） 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起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一体化 王伟群：伟大的第一步——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 赵树凯：万里与农村改革（上） 党国英：农村改革面临的12个挑战 赵树凯：一幅意味深长的三十年乡镇画卷 ——《他乡之税》序言* 韩俊：三中全会勾画新一轮农村改革路线图 赵树凯：农村改革与地方改革家 史啸虎：《农村改革的反思》序言 史啸虎：中国农村的未来之五：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 2011-06-16 16:48:10 我国粮食供求现状、前景及对策 标签： 粮食安全 ● 韩俊 徐小青 于保平 樊雪志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一是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粮食主产区陷入“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境地；二是产粮大县承担的涉农投入各项硬性配套投入太多，已使粮食主产区不堪重负。 “十一五”以来，我国粮食连续增产，粮食安全得到可靠保障。从中长期看，耕地数量日趋减少，水资源短缺加剧，气候恶化影响加深，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动荡，我国粮食供给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加大，粮食供求总体趋向偏紧。本文利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和其他资料，研究粮食供需现状、流通与贸易格局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评估和预测我国粮食中长期生产潜力和需求变动趋势，提出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粮食供求现状与前景 我国粮食发展的目标任务应该是，继续立足于国内，保持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稻谷、小麦保持自给，玉米保持基本自给。 （一）粮食生产能力总体上稳步提高，增产潜力可观 “十一五”起始之年2006年，尽管当年农业受灾面积4109万公顷（61635万亩），成灾面积2463万公顷（36945万亩），成灾比例高达59.9％，却没有出现延续多年的每3年有1年粮食减产的局面。2008年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纪录达到5.285亿吨。200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增产。这样看来，从2003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已经是连续6年丰收，在2010年“十一五”完成之年，规划原定粮食总产量5亿吨指标完全可以超额完成。近年来，我国粮食增产数量的2／3依赖于单产水平提高，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只有1／3。化肥施用量和其他物质投入的增加，对提高单产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改善对提高我国粮食产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粮食生产模式已经发生重要转变，人力、畜力和农家肥等传统生产要素使用比例不断降低，与石油相关的现代化生产要素逐步取代传统生产要素而占据主要部分。 从增产潜力上看，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可使每公顷中低产田提高单产1500公斤，按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12178万公顷、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中中低产田占2／3、现有耕地中2／3用于粮食种植计算，如能有1／2的中低产田获得改造，就可使粮食增产812亿斤。科技进步是推动粮食增产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技术、防灾减灾保护性耕作技术和避灾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等，都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通过技术进步，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粮食单产可增加17％、总产可增加170亿斤。再加上开发后备土地资源的增产因素，我国粮食增产潜力完全能够满足2020年国内粮食需求。 （二）粮食需求平稳增长，主要粮食品种能够基本自给 从总量上看，粮食需求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粮食人均消费量。根据1990年以来近20年的粮食供求和价格变化分析，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包括大豆）约为380公斤。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从1987年最高的1.661％，下降到2008年的0.508％，人口的净增数量也大为减少，最近5年（2004年—2008年）每年新增人口都在700万左右。与此同时，我国粮食需求的增量也明显下降，每年大约是266万吨，5年合计在1330万吨左右。截至2008年底，我国人口总数约13.28亿，人均消费粮食按照380公斤计算，粮食需求总量为5.046亿吨，而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亿吨，能够保证充足的粮食供给。 从我国粮食需求的结构看，未来城乡居民口粮需求总量将会逐渐减少，粮食需求增长主要是饲料粮的增长，工业用粮也将有所增长。从我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的角度看，供求偏紧的态势难以在近中期改变。从中长期看，我国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生产基本稳定。而大米的口粮消费比重逐步提高，因水田减少稻谷种植面积下降，且难恢复与稳定生产，所以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即使控制玉米乙醇加工，其供需关系也将日趋偏紧，我国玉米出口的贸易格局将发生变化。我国粮食发展的目标任务应该是，继续立足于国内，保持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稻谷、小麦保持自给，玉米保持基本自给。 （三）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不断完善，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 粮食生产的持续丰收，除了风调雨顺的自然因素之外，与近些年来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有着重要关系。从2003年开始，国家开始为农民安排良种补贴资金；2004年又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2005年开始实施小麦等重点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政策；考虑到化肥、农药价格飞涨，中央财政从2006年开始实施农资综合直补，同时对农机具购置提供补贴，并对粮食主产县通过转移支付给予奖励和补助。2006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同期取消了许多涉及农民的税费，降低了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了种粮收益。2004年在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背景下，国家在主产区先后执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从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以来，截至2009年6月，我国在南方稻谷主产区先后两年启动了最低收购价稻谷执行预案，在黑龙江和吉林启动了一次最低收购价粳稻执行预案，在小麦主产区先后四年启动了最低收购价小麦执行预案。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粮食价格总体水平保持了稳中上涨的趋势，小麦与稻谷价格总体保持了高位运行的态势，粮食价格的上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四）粮食储备充足，国家粮食市场调控能力显著增强 2008年初，我国对外公开宣布国家粮食储备和库存达1.5亿—2亿吨，加上社会存粮，粮食总库存约2.5亿吨，可以满足全国半年左右的粮食消费需求，全社会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10年前，我国开始组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实行总公司、分公司和直属库三级管理框架，受国务院的委托，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标志着中央储备粮管理体系从传统的以地方为主的块块管理转向以中储粮直接管理为主的条条管理。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后，国家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由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转变为由中储粮为责任执行主体实施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原来的粮食收购保护价是政府定价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垄断的产物。而粮食最低收购价则是建立在放开收购价格、收购主体多元化体制基础上，只有当市场价格达到或低于最低收购价时，才进行收购，并且收购有一定的阶段性。同时，政策收储的粮食实行的是拍卖政策，其基本原则是在收购价基础上加价拍卖，在指定的市场进行销售。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及国家大规模临时收储计划的实施，使得国家掌握了较多的粮源。由于政策收储粮食总体占市场商品粮数额较大，因而，国家粮食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拍卖基本上主导了国内粮食市场的销售价格，发挥了价格的导向作用，成为国家引导粮食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使得国际市场原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落，国内粮食市场上小麦和稻谷价格稳中有升，玉米和大豆价格止跌回稳，并有所反弹，国家粮食收储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抵挡住了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波动的冲击，成功地发挥了“托市”的作用，对保持国内粮食市场稳定运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粮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粮食生产渐趋石油化，粮食生产成本正在向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方向发展。近几年，国内粮价总体上低位运行，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下降。 （一）资源约束因素增多，限制粮食增产 当前，农村和城市在耕地和水资源等方面的竞争将会不断加剧。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创造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弱，在与非农产业和城市争夺耕地的竞争中，农业和农村的不利地位将会日趋凸显，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不断减少、质量下降。2001年—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由12761.58万公顷减少到12173.52万公顷，年均减少98.01万公顷。按此速度，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分别减少到11879.49万公顷（178192万亩）和10899.39万公顷（163491万亩），到2010年就会突破耕地18亿亩的红线。除耕地减少外，今后我国粮食增产还将日益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困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非农产业用水将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因此，农业用水短缺的问题将会日趋突出。据测算，我国农业生产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我国耕地和水资源的分布呈现严重的错位状态，往往是有水的地方地少、有地的地方水少。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制约。 （二）种粮成本快速增长，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不高 我国粮食生产模式已经发生重要转变，人力、畜力和农家肥等传统生产要素使用比例不断降低，与石油相关的现代化生产要素逐步取代传统生产要素而占据主要部分。我国粮食生产渐趋石油化，粮食生产成本正在向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方向发展。近几年，国内粮价总体上低位运行，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下降。从2004年到2007年，由于物质费用和其他成本上升，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成本从395元增加到474元，增加20％；亩均净利润从197元下降到168元，下降15％。2008年以来，国内种子、农药、柴油等农资价格攀升，亩均成本又比上年增加了100元。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使得种粮比较收益快速减少，农民主动投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三）粮食净调出地区不断减少，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 长期以来，根据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提供的商品粮数量、比重，我国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江西、安徽、河北、辽宁、湖北、湖南、江苏、山东、四川等13个省区作为粮食主产区。这些省区也是我国的粮食净调出地区。近年来，我国粮食净调出地区逐步减少，自求平衡地区粮食供需缺口逐步扩大，主销区粮食自给率急剧下降。在目前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只剩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等6个省区为净调出省区。当前，我国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尚不健全，难以调动地方政府主动抓粮的积极性。从2005年开始，中央财政和各省财政对产粮大县实行奖励政策。奖励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粮大县财政困难，但产粮大县人均财力水平很低，多数县除了按低水平发放工资和保证政府基本运转外，其他可用财力极少。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一是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粮食主产区陷入“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境地；二是产粮大县承担的涉农投入各项硬性配套投入太多，已使粮食主产区不堪重负。 （四）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滞后，缺乏有竞争力的国有大粮商 我国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滞后，粮食储运成本高、效率低、损耗大等问题突出。仓储设施不能适应散粮接卸的需要，现有完好仓容中只有约11％是适合粮食散装散卸的立筒仓、浅圆仓，其余89％的平房仓不适应散粮接收发的需要。原粮仍然主要以包装方式进行运输，散装方式少，接发装卸设施严重不足，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粮食物流组织化程度低，资源分散，粮食经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销脱节，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目前，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丰益国际等世界五大粮商采取“从种子到餐桌”的经营战略，借助其加工、储运、进出口方面的优势，飞速扩展在华业务，而我国尚缺乏物流体系完备、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国有大粮商。 三、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如果缺乏必要的措施确保粮食面积，粮食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减产，2012年秋，国内有可能再度出现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 2009年，我国粮食实现连续6年增产，粮食供大于求，国家储备充足。类似粮食生产处于上升周期，大体持续6年增产势头，此后出现稳定或者下降的局势，最近30年已经出现过两次。农村改革伊始，1978年—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从3.0477亿吨增长到4.0730亿吨；1993年—1998年，粮食产量又从4.5649亿吨增长到5.1230亿吨。但是这两次上升之后的变化有所不同，1985年—1989年，粮食产量大体稳定，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效果明显。而1999年—2003年，粮食产量下降比较大，2003年仅有4.307亿吨，比1998年下降0.8亿吨。同期农业生产结构虽有所调整，但是，耕地减少的情况非常突出，1999年—2004年耕地共减少1亿多亩。尽管其中主要是退耕还林，但是非农建设用地明显增加。因此，2003年国内外粮食价格大涨时，粮食生产的恢复比较缓慢。 根据以往经验，以及目前粮食生产、价格和库存情况，预计2010年，我国农业生产将进入新一轮结构调整，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有可能重新抬头，粮食播种面积可能下降，其他作物将根据市场需求和种植效益增减。这种趋势，估计会持续到“十二五”的前两年。最令人担心的是再度出现耕地的变相占用，以各种名目将现有耕地转为非农用途。如果缺乏必要的措施确保粮食面积，粮食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减产，2012年秋，国内有可能再度出现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 积极应对粮食生产的新周期，可以主动引导农民进行生产结构调整，增加收入水平。但是，一定要稳定粮食生产能力，一旦粮食价格信号出现明显变化，能够及时恢复和增加粮食生产。 为促进我国粮食产业稳定发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供求平衡，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强化生产能力建设，完善粮食市场机制，加强粮食宏观调控，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一）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稳定粮食生产能力 支持加快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灌溉效益，提升农田水利设施服务功能，恢复和扩大有效灌溉面积。在水土资源较好、粮食增产潜力较大的地区，支持建设农业灌溉水源工程，充分利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增加新的灌溉面积。加大中央财政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力度。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专项补助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鼓励农民投工投劳兴办小型水利事业。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对节水灌溉机具和设备给予补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建立农业水费财政补贴制度，按照核定的有效灌溉面积，将水费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户。要增加国家在种子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加强种子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快开发产量高、抗灾强的粮食生产新品种，提高良种科技应用水平。在测土配方施肥、深松深翻、提高土壤理化性能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和扶持，重点抓好节本降耗增产增效技术推广。加大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应用，重点解决粮食主产区大型拖拉机购置和配套问题。按照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分离，事、企分开的原则，改革农技服务推广体系。建立农技推广人员定期培训制度，通过财政支持、制度保证、定期考核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促进农技推广人员的知识和技术更新。 （二）完善粮食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农民种粮收益 一是随着我国财力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直接补贴的资金总规模，逐步将补贴标准提高到能补偿农民种粮成本并能保证适当收益的水平。二是扩大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规范良种补贴资金发放方式，加强良种招标采购工作，实行公开推介品种或公布最高限价，尽量减少指定厂家或品种的做法。完善农机补贴办法，全面覆盖主要农作物生产和重点环节机械购置需求。三是进一步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各项对农民收入的补贴制度。建立农民种粮成本收益统计监测体系，形成种粮农民补贴稳定增长的机制。完善反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变化因素的农资综合补贴调整机制。四是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探索农业补贴的多种方式。五是强化对粮食补贴资金的监督检查，防止截留、挤占挪用补贴资金，保证补贴资金能够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 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最近十多年的成本收益资料分析，粮农的成本利润率如果能够达到40％左右，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应根据每年粮食成本收益调查核算的结果，科学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的水平。如果使成本利润率达到40％左右，粮农收益就基本有保障，不必多加干预。而在粮农的成本利润率低于30％时，一定要及时启动最低收购价，使粮农收益不至于明显减少，影响下一个年度的粮食生产。近年来实行的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确实很好地发挥了稳定粮食市场的作用，但大规模的政府收储，使得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偏高。参照国际经验，粮食安全储备规模大约是粮食消费总量的18％，其中缓冲储备5％，周转储备13％。而近几年，我国除2003年粮食储备率低于20％外，其他年份远高于国际标准。目前我国政府粮食专项储备接近甚至超过市场流通量的1／3，即使不考虑社会储备，政府专项储备就可达到国际公认的安全水平，储备规模明显偏高，财政负担加重。在市场有利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实现顺价销售，可以起到“托市”的作用。但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如果难以实现顺价销售，必然会对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构成很大的压力。从长期来看，大规模的高价收储虽然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但却容易打破粮食市场原有的运行规律，导致市场价格导向的功能得不到发挥，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因而，为了促进粮食生产长期稳定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探索研究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粮食价格支持体系。 （三）平衡产销区粮食安全责任，健全利益补偿机制 调动粮食主产区抓粮的积极性，保证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有能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要取消粮食主产省区地方财政粮食风险基金配套部分，全额由中央财政承担，并增加投入规模。适当减免粮食风险基金借款，帮助消化粮食财务挂账。取消产粮大县中央各种涉农投入要求的地方配套资金。中央财政加大对粮食主产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加强对粮食主产区教育、卫生、文化、交通等社会事业的支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参考各个省区粮食产量和农村人口比重，完善支农资金分配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提升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供给能力，确保粮食自给水平不下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都应从大局着眼，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确保区域内粮田面积不减少。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也要选择有资源优势、粮食产量和调出数量较高的产粮大县，集中力量，加大投入，改善生产条件，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本区域粮食稳定供给。 （四）完善粮食流通储备体系，保障粮食流通安全 要构建高效运转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必须加强粮食市场监管，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要继续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把保持国家对粮食仓储设施和流通的控制力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鼓励大型粮食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参股等方式建立战略联盟，整合粮食物流资源，提高粮食运输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培育以仓储为基础、加工为支柱、贸易为龙头、物流为延伸的具有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力大型粮食企业集团。鼓励和引导粮食购销、加工等龙头企业发展粮食订单生产，推进粮食产业化发展。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村经纪人，为农民提供粮食产销服务。加快发展以散装、散卸、散存和散运为特征的“四散化”粮食现代物流体系，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完善中央战略专项储备与调节周转储备相结合、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相结合、政府储备与企业商业最低库存相结合的粮油储备调控体系，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五）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调剂国内粮食余缺 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主粮品种供求，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根据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情况，粮食供求将会在近中期呈现偏紧的态势。从中长期看，我国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而大米的口粮消费比重逐步提高，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玉米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其供需关系也将日趋偏紧，我国玉米出口的贸易格局将发生变化。为此，要在保持稻谷和小麦自给、玉米基本自给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需。我国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因此贸易调控也较进退自如。稻谷与玉米的供需总量趋势偏紧，宜实行偏紧的出口管理。同时通过政府间合作，与主要的产粮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粮油贸易合作关系，并基本稳定粮食进出口贸易。要继续发挥国有贸易企业在粮食进出口中的作用，同时允许其他国内粮食企业渐进参与粮油国际贸易，稳步发展粮油产品的期货交易。要适当控制外资在粮油期货市场上的行为，在准入门槛与交易规模上加以规范。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国家战略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43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我国粮食供求现状、前景及对策 相同主题阅读 我国粮食供求现状、前景及对策 梅新育：粮食安全的隐忧 白鹤鸣：中国如何实现粮食安全？ 韩长赋：“十二五”发展粮食生产的基本思考 张志成：粮食安全和耕地面积的关系问题比单产更复杂 茅于轼:粮食安全和耕地面积并无直接关系 李昌平：警惕国内农产品价格定价权国际化 程国强：强化调控机制，确保粮食安全 李昌平：“农产品武器化”趋势与中国策略 李昌平：种子·灾后自救·粮食安全 赵晓峰：结构失调、政策悖论与发展诉求 茅于轼：为什么市场能够保障粮食安全？ 陈文胜 王文强：中国粮食安全：有争议的战略问题 周天勇：农业发展、就业难与粮食安全 党国英：粮食安全问题的出路不在于强力打压 天则经济研究所：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 关锐捷：种粮补贴的导向虚置将给粮食安全带来隐忧 胡小平：论构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关锐捷：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确保新疆粮食安全 文贯中：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增长何者为先？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