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7 20:35:23 杨继绳：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标签： 阶层固化 社会流动 ● 杨继绳       日前，《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大学越来越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在当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社会阶层固化”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而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最新修订本近日出版，该书对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群体进行了分析。     为此，本报记者围绕“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专访杨继绳。           1、开放社会需要“阶层流动”          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          新京报：为什么会关注到“阶层流动”这个问题？     杨继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为“阶层流动”。     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     可以说，阶层流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新京报：社会流动和哪些因素有关？     杨继绳：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     从宏观来看，一是重大制度和政策变革；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个人努力。     1949年的政权变更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等，每一次重大制度变动，都有一批人社会地位上升，一批人社会地位下降。1978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又是一次因制度变化造成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工业化使大批农民变成工人，城市化使大批农民变成了市民，产业结构升级使大批蓝领变成白领。     个人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其社会地位，也与制度有关。“先赋性因素”起作用太大的社会，是一个封闭性社会。“后致性因素”起作用大的社会才是开放性社会。     两种制度相比，前者是落后的，是改革的对象。           2、“官二代”是集体世袭          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          新京报：你曾提出“集体世袭”这一概念，这和“阶层固化”什么关系？     杨继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     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官员子弟的，实际上我说的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官员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的确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让官员子弟可以依靠父辈掌握的公权提升自己社会地位。     新京报：具体指什么？     杨继绳：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很多领域，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对经营者来说，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与官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官员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富翁。     新京报：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杨继绳：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官员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的说法，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说法，就是“集体世袭”的结果。     　　      3、教育不公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出现了很多人弃考的现象          新京报：那么，“穷二代”是怎样形成的呢？     杨继绳：“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是被迫的世袭。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新京报：贫穷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况下，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高阶层。     杨继绳：是呀，原来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由于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世袭了，所以现在即使得到高的学位，也难找到好的工作，知识改变命运经常行不通了。     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特点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费用有的用尽了家庭的积累，甚至欠了债，大学毕业后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低阶层流动到高阶层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后至今，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杨继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快有制度改变的原因，即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政治身份的废除，私有经济的恢复，个人自由度的扩大，创造了大量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就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后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后，后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赋性因素扩大，即世袭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     为什么先赋性因素加强了？经济市场化了，行政权力不仅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状态，还有强化的趋势。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不匹配。再加上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漏洞。权力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就形成了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     　　      4、“矛盾”从农村移到城市     　　     现在的农民工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比较开阔，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还有农民工二代的问题，你曾说他们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心理没有原来老一代人那么强。为什么？     杨继绳：如今，在一些大城市，农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农民工，社会生活就要瘫痪。但是，他们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新京报：大量的“农二代”生活在城市里，如果城市不能接纳他们的话，恐怕也会产生不和谐，甚至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吧？     杨继绳：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而是也带进了城。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教育等一系列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甚至有些地方，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还要粗暴地侵犯农民工的人权：将他们赶出城市。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檐下是很不安全的。     现在的农民工基本队伍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较开阔，他们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城市怎样接纳“农二代”呢？     杨继绳：从长远看，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为了使几亿农民顺利完成进入城市的过程，当前应当做的是：（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五）逐渐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六）扭转对农民工的管理的指导思想，由防范和管制式的管理改为服务和接纳式管理。     我们不能等待漫长的城市化来化解面临的矛盾，必须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进城务工农民）里极不平等的状况，给农民工以社会公正，给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两年，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政府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远不足以缓和面临的尖锐矛盾。     　　      5、“阶层固化”易产生社会摩擦     　　     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          新京报：《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研究社会公平的，阶层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杨继绳：当然是。阶层固化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如果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提高社会地位，家族地位世袭，哪有公平可言？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玻璃是没有弹性的，一有震动就会破碎。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在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摩擦、阶层冲突。     新京报：当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     杨继绳：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因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实际上，人们仇视坏官，对好官还是尊敬的。袁隆平有钱，人们不仅不仇视，反而高兴。因为他的发明对社会贡献大。人们仇视的是那些得到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得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这跟偷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恶。     “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仇官”的背后是官民矛盾；“仇富”背后是劳资矛盾，如果是靠权力发财的，也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某些官员的为所欲为。为什么一些官员能够为所欲为？这后面就有制度性原因：权力不受制衡。当然，资本过度肆虐，其背后也有一个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社会强势，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就阻碍社会合理流动，于是就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仇官”、“仇富”会加剧社会震动，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     　　      6、“阶层流动”需要新思维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而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新京报：你曾谈到，阶层固化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最近两年，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稳定，一再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杨继绳：谁都希望稳定，谁都不希望动荡，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稳定。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     这样，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     其中，保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很多底层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渠道，这恐怕不利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吧？     杨继绳：是的。如果堵塞言路，各个社会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同阶层之间缺乏沟通渠道，这当然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言路不畅，只好通过群体事件这样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花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     新京报：如你所言，仅仅采用社会控制的手段来维持稳定并不足取。那么，应当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     杨继绳：现在的情况是，高压锅里压力正在增加，你是慢慢放气呢，还是再拧螺丝呢？如果采取传统的稳定思维，就是拧螺丝，如果采取新的稳定思维，就是放气减压。拧螺丝可能暂时稳定，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还是要减压，即采取向低层倾斜的再分配政策，减弱不平等程度等。     当然，放气减压也只是暂时措施。最根本的是要釜底抽薪，从制度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公权部门尚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与制衡，资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监管与驾驭。这样，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共同施压于普通大众。这是社会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渊薮。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要将公权部门和资本力量纳入到更为有效的监管体系之中。而制衡公权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本报时事访谈员 张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00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继绳：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杨继绳：用集体认识记录和评述不能反映真实历史 杨继绳：我看“中国模式” 杨继绳：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再谈公务员福利分房 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杨继绳：为国为民心坦荡——读《李昌传》 杨继绳：中国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我心里的中国：不断变化着的图腾 杨继绳：灿烂的夕阳——悼李慎之 杨继绳：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 杨继绳：关注企业的社会资本 杨继绳：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杨继绳：“人民”？要“人”，不要“民”？ 杨继绳：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 杨继绳：住房改革的由来与现状 杨继绳：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杨继绳：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杨继绳：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相同主题阅读 陆汝安：“萝卜招聘”，警惕社会阶层固化加剧 何怀洲：分配扭曲、阶层分化和集体行为：中国社会危机窗口的估计 杨继绳：警惕社会阶层的固化 李煜：藉流动机会公平分配打破“阶层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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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0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3 16:11:18 冯军旗：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标签： 政治家族 阶层固化 ● 冯军旗        编者按：为撰写博士论文，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近年来，县域治理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是焦点往往放在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深厚当地资源的“吏”，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中的“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           一个县级政权的家族谱系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1.张家+张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     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     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     2.王家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     3.卢家+陈家+冯家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     4.乔家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     5.吴家+蒋家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     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           政治家族关键词：世袭、等级分配、核心部门          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     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家族政治的衰落          不过，一个近年来趋于明显的情况是，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就作者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他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     作者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跟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县领导的子女在当地一般上的都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受教育初始阶段就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作者吃惊的事实之一。     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已经基本普及。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他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           关系千万重          作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关系”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起着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除了上述所说的突出的政治家族现象，其他关系类型主要有：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而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     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很多干部说，上世纪80年代，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去找关系？而现在，经济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也是关系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1万多名干部，却只有30多个副处岗位和4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同时，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     在这种种关系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在中县，编织关系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作者的很多论文资料正是在酒场上获得的。     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     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作者感慨：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     而当作者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11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大部分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省会，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中所用政治家族家庭成员的名字均为化名）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1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周末，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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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思想》  |  评论(1)  | 标签: 思想 , 王超华 , 两场革命 , 佩里安德森 , 改革 文/王超华 二、改革中的「亮剑」与「摸着石头过河」 如上所述，安德森将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三十多年经验，作为中国1980年代改革的对照，被合并在讨论「变异」的第二章。同时，作者又在第三章集中讨论中国在1989年「六四」镇压前后的转变。这个结构的动因之一在于，他将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从此脱离「社会主义」方向，拥抱并汇入世界资本主义主流(3：2，开头)。可是这个架构也使他的叙述出现前后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例如中国1980年代改革中的价格双轨制，以及面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理论空白，同时出现在第二、第三章里，却得到作者相反的评判(2：3；3：1) 。不过，仔细分辨可以发现，第三章第二节虽然简短，对中国1990年代改革进程的主要特征却表达了有节制的负面判断，而且同样有节制的评判也出现在作为总结的第四章中，与篇幅最长的第二章在比较1980年代的苏中时，一边倒地贬损苏联肯定中国形成新的平衡。这种节制也显示，作者决定继续观察中共发展趋势时，对这个仍顶着革命政党头衔的统治集团仍保有善意期望。 将这几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在近年来众多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中，安德森对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有他特定的观察角度和分析上的侧重。与分析两国革命经验时类似，安德森在第二章里注意到各种不同力量。他认为，在中国改革初期的成功经验当中，下面几项历史因素和政策方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承受的工业更新和全国调整等负担相对苏联来说规模很小；农村积极性很高；国际环境敌对程度低；民族问题相对轻微(以上四项见2：3)；中共元老一代的政治性格坚定果断(2：4)；中华民族自信心强烈(2：5)；党在路线和程序上的改革(2：6)；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工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高企的乡村储蓄和海外华人资本带来的投资优势；以及各省相对自治的经济和省际竞争。(以上五项见2：7) 逐一讨论这十几项内容既重复繁琐也没有必要。简要而言，前四项是历史条件，后五项是改革初期的政策方向和实际效果，中间三小节基本都是在讲中共元老的政治性格及其相对于改革的决定性作用。但过于强调领导人性格和前瞻性，也会造成对史实的误读。具体到苏中两国1980年代的情况，笔者以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了中共元老性格上的决断，一是低估了中国工业改革中的混乱。另一方面，第二、三、四章里分析中国经济时特别关注就业状况和农村人口，是西方观察者比较少见的角度，值得注意。以下分别就这几个问题略做辨析。 1、安德森并不回避他的一个中心观点——领导人的政治性格是决定国家走向的最重要的历史偶然性因素之一(如2：2，「当姗姗来迟的改革时刻终于降临时，苏联僵化的体制中最大的赤字并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方面」，而且这主要是表现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又如2：4，「在改革的开端，中俄两国所有差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恐怕还是在其政治领导的性格」)。这不妨说是很有洞见的观点，也令人回想起在中国大陆曾经非常流行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当他用这个因素解释1989年的六四镇压，认为这是「一种能量碰上了另一种」(3：1，结尾)的时候，无论何种立场的读者都不能不怀疑这种「亮剑」式表面平衡的分析。 问题在于，安德森将中共老一代革命将领的性格特征归诸「来自一个更古老的、同时也受到外来压迫更大的威胁的文化那最深邃的资源之中」(2：5，结尾)，措辞几乎近于某种神秘的「文化原教旨」，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鲁迅关于中国文化兼具自大与自卑的批判。可是中共元老在1989年表现出来的强悍，并不是向来如此的不变特性。安德森赞赏中共在1980年代初期，邀请四千名干部学者参与对文革的检讨(2：6)。很显然，元老们那时在党内党外的行事风格既开放又大度，并非以强悍为标志。毕竟，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复出，需要克服政治障碍，当时元老们在改变方向时必须随时积累同僚和民众的支持，以作为结束文革、进行改革开放的依托和后盾 。其实，从苏中比较的角度来观察中共元老那时的表现，安德森文章的一个脚注，意味颇为深长(2：1，注4)。斯大林治下灾难性的合作化和大清洗，在他本人1953年去世之前就已告一段落，而他因战胜纳粹和支持战后新起社会主义国家而来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赫鲁晓夫作为继承者，没有多少余地探索新的方向。与此相反，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都是因同僚在他生前死后极力反对而骤然中止，从而两度形成必须由这些同僚来收拾残局的场面，并因此提供了开创新局面的势头。 为什么1980年代末期，中共元老特别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日趋强硬？经济方面，主要是因为改革初期成效明显而增强了自信心，次要是因为1988年通货膨胀引起危机意识的警惕。政治方面，则是因为意识型态立场日益架空，底线从多面向的社会价值转化为单纯经济指标的「小康社会」。没有了思想上的原则立场可坚守，政治上的策略灵活性和宽容风度也就无从谈起。掌控的考虑越来越胶着在中共政权是否受到威胁，所以才会有胡耀邦1987年的下台和其他政治批判运动，直至1989年的六四镇压。 与元老们相对，安德森将赵紫阳视为中共内部类似于戈尔巴乔夫那样立场软弱、膜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相信赵在1989年的表现造成党内分裂，引致元老们更坚定镇压的决心。为了认定1980年代的邓小平与赵紫阳不同，仍然代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安德森还两次引用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的谈话(2：4，结尾；3：2，开头)，藉以说明中共对国际形势和改革开放必要性的认识，并作为邓小平曾明确区分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改革的证据。事实上，这次谈话是在大军压城、六四镇压即将发生，中共元老早已确认抛弃赵紫阳，而且江泽民已经应召进京并与邓小平面谈之后发生的。 这种引用相当于说，六四镇压是中共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不走的一步。 可是与此同时，安德森自己也意识到，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并不能提供一幅清晰的图景，可以让他把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与资本主义自由化导向的改革描绘得黑白分明、尖锐对立(3：1，中间；参见上文注8)。邓小平早在1960年代就以其「猫论」闻名，并非只是到了1992年南巡讲话时才改变。而且，邓在1978年就曾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不过那时他还把这个提法谨慎地限定在「按劳分配」的范围内 。1989年天安门抗议带来的党内分裂并不是以经济原则的立场来划分，双方当时的根本分歧在于，人民有没有权利挑战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为曾经闯过枪林弹雨的第一代革命老将，中共元老在面临政治险境时不惮于对人民动武，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强悍的政治性格，只是这种性格已经与社会主义革命原初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平等的理想，没有甚么必然联系了。 2、强调中共元老的强势性格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改革非常有前瞻性，而戈尔巴乔夫启动的苏联改革则是一盘混乱。但如果暂时不考虑农业，只讨论工业改革的内在逻辑，则无论多么有魄力，也没有任何政治家能够从长期稳固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顺利导引出有生机的市场经济板块，而不引起大震动。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下的工业经济，全面统筹投资、原材料、生产过程、产品调拨、劳动就业、利润分配、社会文化服务等各项生产要素以及全社会的分工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苏中两国在工业改革时，都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而且都无可避免地经历了长期无解的阵痛。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只是如同安德森已经注意到的，改革前的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70%以上劳动力仍集中在农业部门，农村改革先行一步的成功，保证了国有银行较高的资金储备，再加上持续吸引外资，「使得进一步的工业成长得以在计划外发展」(2：7，中间)。 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政策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其他可能，但当时采纳「休克疗法」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因为苏联经济的计划体制已经运行超过半个世纪，盘根错节地深深嵌入社会活动的每一个关节，农业生产也完全被包容进去，没有中国农村可以提供的那种回转空间，一旦改革政策引起经济危机，可资利用的政策杠杆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中国转型的成功，也常常使人们忘记这个转型并不是从计划体制内部生发出来。工业改革引发的问题，在两国其实是类似的。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抛出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举措，却仍旧收效甚微」，那中国1979年开始推行的政企分家、利改税、价格双轨制等改革措施，同样收效甚微。在十多年时间里，工业改革中计划内部分仍依赖国家注资，造成持续呆账和政府长期的财政赤字困境。而且虽然中共始终没有失去有效权力，它却遭遇了和苏共一样的问题：一旦价格双轨制创造出便利和空间，「企业经营者便不再按照指定价格向国家提交产品，转而将产品出售给随便甚么人，以换取随便甚么好处」。如果说苏联的「混乱状况在跨加盟共和国的贸易之中尤为严重」(2：2，中间)，中国的类似情形当时主要发生在跨省贸易中，特别是能源和重工业的原料及产品贸易。 在转轨政策的动机与效果方面，苏中两国确有不同，而且这个不同也确实和苏联政改优先而中国经改优先有关系，但却不是说前者避重就轻而后者有魄力。而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要落在何处。政改优先的苏联，虽然遇到各种经济困难，在公民已有的权益和福利上仍然没有做减法。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去的各个国家还是保留了解体之前建立的医疗与教育等社会福利制度。 而经改优先的中国，工业改革的思路始终是如何减少国家负担，实践中则不断削减政府对社会和劳工的道义承诺。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在起草破产法，并着手研议劳动合同法和住房改革。那时邓小平和赵紫阳合作愉快，赵还接替了胡耀邦的总书记位置。1988年后面对工业和城市改革中的困难，舆论上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一直盛行指责国营企业大锅饭、效率低。推行打破就业「铁饭碗」的合同制，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不但与国企私有化政策并行，而且也成为国有控股企业雇用劳工时的基本形式(只有干部和公务员仍享有包括退休待遇的稳定就业保障)。大批城市人口失去就业保障的时候，国家还根本没有开始规划社会保险网络。在30多年时间里，至少整整一代工人被工业改革进程牺牲，完全不亚于一次「休克疗法」。 3、安德森在讨论乡镇企业的兴盛时期和今日中国的私有经济成分时，都引用了就业数据(2：7，中间；3：2，中间)，用以表示对前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批评。而且这个批评是在和国有企业对比下做出的：「巨无霸式的国有企业囊括了全国工业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记录了更高的利润率，并占据着全部国有企业资产的四分之三」，可是到2004年为止提供的劳动就业却只有私有经济就业的一半左右。实际上如上文所述，国有企业就业方式也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转为合同制为主，其中的就业数字本身并不能充分显示劳动的真实处境。过去20年里，不少自诩为左派立场的论述，都强调国有企业决定着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基本上都是以企业经济总量作为论据，似乎只要是「国有」，就必然代表中国革命的正面遗产，代表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安德森认为，当代中国是典型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与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而出现的一种新变体(4：2，中间)，可以想象，这个判断中包含了左翼关注就业实质情形的传统立场 。 4、安德森非常关注农村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上，他认为中共藉土地改革实现的农村社会动员，不但帮助中共战胜了国民党，而且无论后来发生过甚么灾难，都保证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1：2，后半；1：4，中间；2：3，中间)。经济上，改革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最有成效也最值得肯定的成就(2：7，开头、中间)。但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中共以粗暴严厉的革命传统压榨农村，乡镇企业被私有化，大批农民被迫抛荒土地外出务工(3：2，中间；4：1，后半)。他同时注意到，改革初期，农民将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储蓄起来，支持了国家银行系统在工业改革困境中的财政(2：7，中间)。在这个相对全面的分析里，也许还有三点值得适当修正补充。 首先，既然乡镇企业这样成功，为什么会被纷纷放弃，这完全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主导的结果吗？从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讨论可以看出，乡镇企业的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整体命运在1990年代中后期急遽下滑。1994年实行财政分灶(分税制)改革，将市场管理、自负盈亏的「承包」观念引进基层政府的行政，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监督和透明度。结果，政府规模膨胀，税费层出不穷，农民负担加重，而种子、化肥、电力等农业生产资源却不断涨价，务农成为完全赔本的付出，直接影响到乡镇企业。另一方面，由于鼓励乡镇企业的政策是此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鼓励人民公社社办企业的延续，而鼓励社办企业的主要思路是要实现地方自给自足，从而导致中共(包括其元老)在改革时期将乡镇企业仅仅视为改善农村条件的权宜之计，不认为这是改革中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大事物。结果，一旦发生乡镇企业与城市里的国有企业争利的潜在威胁，政府很轻易就会选择弃农保城的政策路径。李昌平用生动的实例说明，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国家还通过政策保护国有企业，整死了一批乡镇企业」 。也就是说，乡镇企业是在分税制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压力下，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之后，才不得不面对私有化话语占上风的状况，造成大批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手给个体。 其次，农村地区1990年代中后期的困境延续将近十年，到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才得到缓解。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困窘与城市地区大规模私有化同时发生，不但工业企业抓大放小、关停并转，教育和医疗推行「产业化」，国有土地拍卖也是在这一时期打开大门。这些方针政策实施的时候，1994年分税制改革已经有效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收入，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削减了海外来华投资与中国出口贸易，中国正经历连续五年(1997-2001)内需严重不足的通货紧缩。如果保护发展农村经济，本来完全有可能扎实地提高国内消费能力，也为长远发展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可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却是加速社会功能商品化，提高农业成本，降低农村发展空间，将危机压力转嫁给基数庞大的农村人口。结果，在严重瓦解农村社会纽带的同时，也为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出口飙升及时提供了大批劳动后备军。中国高度仰赖出口的经济，必须要和既没有城市居民身份又不被当作正式工人阶级的「农民工」现象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不妨说，政府和资本的连手剥削，创造出了世界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超短时间内、将数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劳力出售者的资本主义奇迹 。 最后，这些经历显示出，过去30年里，透过中央财政和外来投资两条渠道，资本主导了中国在经济生产、社会功能和劳动力等诸方面全方位的高度商品化。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角度看，作为商品的劳动，在当代中国极端缺乏博弈地位和博弈能力，与劳动者的人的属性高度剥离。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是资本独力造成，而是资本与政府合作，在「国家」和「民族」等一系列没有民众政治参与基础的集体主义名义下，通过国家机器(其中包括以资本再生为中心的中央财政)的强力作用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共之所以还不愿放弃社会主义的言说，并不仅仅是因为在消极意义上要应对民众心目中仍然存有的社会主义观念(4：2，开头)。更重要的是，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以国家强势主导的传统，在积极意义上，有利于今日的统治集团维护并巩固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秩序及其既得利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2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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