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中共的反应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等人，指出，我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同日另电告刘、陈：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撤围，破裂之责在彼。中央决定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98] 1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八路军各师，新四军，各战区并周恩来、叶剑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我军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应付最严重事变。[99] 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这稳健的态度遭到毛的痛斥，他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100] 1月23日，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应坚持华北为八路军生息之所，将八路军基干兵团转移晋西北以对付蒋之决裂。同日，毛泽东覆电：17日以后，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根本决裂问题，唯军事方针还只能取守势，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要求彭答复：目前我能集中多少兵力？三个月内能否从华北抽五万兵力，筹五个月经费？[101] 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对蒋因日本停止进攻，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如果日军与国民党反共军配合，那我党有很大危险，将会受到损失。同日，他致电刘少奇：“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102] 1月26日至3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八路军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挺进军司令员萧克，一二零师师长贺龙，鲁南八路军将领徐向前、朱瑞，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连电中央及朱彭，请缨南下驰援新四军，讨伐亲日派，驱逐国贼何应钦，并要求召回重庆代表，撤回各地办事处，拒绝考虑继续撤退等任何条件。30日，彭德怀致电各师并报毛泽东、朱德：因蒋介石消灭新四军，应讨伐亲日派，以八路军主力向西北突入四川。[103] 毛泽东同意攻入四川，认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但中共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因此，他强烈要求苏联停止对国府的军援，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通过兰州接通苏联，接取援助。他明确表示：“如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104]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群体歇斯底里。皖南事变完全是项英等人故意违抗军令，不惜挑起误会引出来的冲突——顾祝同的担忧确有道理：皖南部队既不走北路，也不走东路，却突然秘密南下，那当然有可能不是准备从镇江一带渡江，去参加攻击韩德勤军，就是根本不准备渡江，却想打到国军后方去，国防军当然只能以武力制止。更何况项英事前就准备以战斗消灭国军，那打起来又能怪谁？哪怕是国军蓄意歼灭之，那共军也不过损失了区区七千人，而光是在此前的黄桥战役与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就消灭了国军一共两万余人。若是再把此前新四军在苏南、苏北、皖东等地消灭的国军以及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消灭的国军算上，少说也有十几万。和这比起来，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袖还有什么气不平的？却“只认进，不认出”，竟然不惜孤注一掷，欲以重兵突袭抗战大后方四川，甚至不惜乞求苏联派兵援助自己。这岂能是中国人（遑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想得出来的？ 可惜斯大林不听毛的指挥。他只要中国拖住日本，以便他心无旁骛地与希特勒分割欧洲，于是毛泽东只好悻悻决定推迟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105]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河南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毛泽东欣喜若狂。2月2日，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起草致重庆、香港、上海、新疆等办事处并八路军、新四军各师、各战略区电，谓：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之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已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收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周恩来坚决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106] 所以，哪怕形势危急万分，蒋介石为保存民族血脉忍气吞声谋求妥协，他仍然要“坚持尖锐斗争立场”。 同日，毛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雪枫、李先念、黄克诚、张云逸并告彭德怀、左权，通知他们：敌向豫北进攻有六个师团之众，汤恩伯五个军受大损失，尽撤向平汉路以西，桂系八十四军亦受损失，正在混乱中。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107]， 要他们再度趁火打劫，与日本友军夹攻国军，并再度强调“全力以赴”，不留半分余力给日本人。 刘少奇立即响应了毛的号召，2 月8 日，他致电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指出：“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敌占太和、项城、南阳、镇平等地，并有向洛阳进攻之势。我彭雪枫部主力已西进至阚集及其以西板桥集、口孜集、江口集等地，设法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并相机以一部渡过新黄河，向平汉路东发展。彭部现正肃清皖北地方顽固势力。我李先念部已北进向豫南发展。皖东四、五支队及游击纵队应密切注意敌人对大别山的‘扫荡’，而不失时机的向皖西发展。目前你们在战略上的任务是建立桐城、庐江、舒城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加强无为阵地。”“同时你们要负责到江南芜湖附近建立根据地。”[108] 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指出日本人为什么要进攻河南： “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109]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若共军撤到黄河以北，失去了在国军根据地内扩张的可能，当然要“破坏日本利益”，却能增进中国利益；而中共留在黄河以南大规模歼灭国军，破坏了中国的利益，却增进了日本的利益。所以，当国府试图逼共抗日时，日本人当然不能坐视，要对中共慷慨施以援手，使国府的逼共抗日政策不得不流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针对国军在河南的重兵集团下手，而不能在国共杂处的华中地区发动进攻，以免不慎摧毁共军，使得那事实上的第五纵队再也无法从内部颠覆国府。日本人从来精通这一套，当年纵容孙中山颠覆大清以及先总统袁公，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资助列宁，早就是轻车熟路了。毛泽东因为不学无术，对日本人毫无了解，才会“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只知道庆幸日本人代他粉碎了国府逼共抗日的计划，为此幸灾乐祸：“（蒋介石）又没有料到华中大举剿共的军队会遭到敌人的扫荡，破坏他原来的计划。”[110] 但毛将抗战时国内的三大势力看成是“蒋、日、我，三国志”，说得确实很准确。不过，那是中共和日本人形成事实上的蜀吴联盟，彼此默契策应，共抗国府那“魏国”。在对下级的指示中，毛多次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敌我友关系的实质。 1940年11月30日，毛致电周恩来等，指出蒋介石“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 [111]  明确地把中共与日寇一道划为国府的“外部”。 1941年4月5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对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提出意见，指出：“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112]   这就是说，“三国”的实力达成了一种均衡，谁也无法迅速吃掉谁，至少在山东与华中如此。既然如此，将“顽、我”的力量加在一起，不就能压倒“敌”的实力，将日寇至少从这些地区中驱逐出去么？“砥柱”为何不愿这么干？很明显，若是这么干，我党便再也没有机会发国难财了。同理，“我”若和“敌”联手彻底灭了“顽”，则也就无法再养寇自重、籍寇自肥，只怕还要被“敌”彻底扫荡。因此，最有利于“我”的办法，还是将“敌”视为统战对象，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将“顽”视为打击对象，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7日，毛泽东与王稼祥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用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应控制使他们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们。”“我们应耐心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113]   由此可见，中共对“顽军”与伪军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顽军”是“全力打击”、 “全力以赴”、“全力对付”、“不怕破裂”、“猛烈反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对伪军则示之以威，结之以恩，只需让其承认并尊重自己的实力即可，不能“结成生死冤仇”。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令侵华日军极大受益。国军地方部队受不了两面夹击，纷纷投降日本人。“顽军”长官们这么干，倒不是出于其“阶级本性”，而是共党不给他们别的选择：投靠日军后反倒成了“孟获”，能享受中共的“恩德”，从而保存实力，而若投靠共军就只会被我党将其部队彻底消化后，把他们当作粪便排出去。 据冈村宁次说，他在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了解到防区内的国军没有中央军，都是地方军，乃是各派系旧军阀，虽接受中央政府军饷，但对蒋介石未必忠诚，只求保存实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对这些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有效。从1942年春开始，那些将领陆续投降，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据他估计，到战争末期，投降日军的地方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约30万。他说，这些将领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初次见到他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道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114] 如所周知，除了个别例外如何键外，抗战前还真没有几个地方军阀与我党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都对剿共毫无兴趣，更对共党本性毫无认识，因此多与我党密谋倒蒋。陈济棠、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刘湘、杨虎城、张学良、阎锡山等人，都曾与我党有过勾结。抗战爆发后，许多杂牌部队开头还打得非常勇敢顽强，然而滞留在敌后的军阀们到后来却与我党成了仇人。这仇恨竟然大过了国仇，以致连在台儿庄战役中拼死杀敌、死不后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举国爱戴的名将庞炳勋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说我党“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注释： [1]《毛泽东年谱》（中），203页。 [2]《毛泽东军事年谱》，27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毛泽东年谱》（中），280页。 《毛泽东军事年谱》，262页。 [4]《毛泽东军事年谱》，276页。 [5]《毛泽东军事年谱》，264页。 [6]《毛泽东军事年谱》，278页. [7]《朱德年谱》，212-21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8]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273，276，279-28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9]《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4856/74857/5095526.html [10]《彭德怀年谱》，220-22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彭德怀年谱》，222页。 [13]《朱德年谱》，215页。 [14]《彭德怀年谱》，222页。 [15]《毛泽东军事年谱》，293页 [16]《朱德年谱》，215页。 [17]《彭德怀年谱》，223页。 [18]《彭德怀年谱》，224页。 [19]《朱德年谱》，217页。 [20]《彭德怀年谱》，224页。 [21]《朱德年谱》，217页。 [22]《彭德怀年谱》，224页。 [23]《彭德怀年谱》，226页；《朱德年谱》，219页。 [24]《毛泽东年谱》（中），193页。 [25]《中央书记处致中共中原局》（1940年3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7页。 [26]《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7页。 [27]《毛泽东军事年谱》，273页。 [28]《毛泽东年谱》（中），134-135页。 [29]《毛泽东军事年谱》，275页。 [30]《陈毅年谱》，264页。 [31]《陈毅年谱》，264页。 [32]《陈毅年谱》，265页。 [33]《陈毅年谱》，266页。 [34]《彭德怀年谱》，226页。 [35]《陈毅年谱》，270页。 [36]《陈毅年谱》，269页。 [37]《叶飞回忆录》，157-1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38]《陈毅年谱》，272页。 [39]《毛泽东军事年谱》，312页；《陈毅年谱》，274页。 [40]《陈毅年谱》，276页。 [41]《陈毅年谱》（上），275页。 [42]《毛泽东军事年谱》，313页 [43]《陈毅年谱》（上），277页。 [44]《毛泽东军事年谱》，314页 [45]《陈毅年谱》（上），280页。 [46]《叶飞回忆录》，177页；《陈毅年谱》（上），280-284页。 [47]《毛泽东军事年谱》，317页 [48]《陈毅年谱》（上），287-288页。 [49]《陈毅年谱》（上），288页。 [50]《陈毅年谱》（上），291页。 [51]《毛泽东军事年谱》，318页。 [52]《陈毅年谱》，293页。 [53]《陈毅年谱》，294页。 [54]《陈毅年谱》，294-297页。 [55]《毛泽东军事年谱》，321页 [56]《毛泽东军事年谱》，322页 [57]《陈毅年谱》，301页。 [58]《陈毅年谱》，304-307页。 [59]《毛泽东军事年谱》，322页 [60]《毛泽东军事年谱》，322页。 [61]《陈毅年谱》，310页。 [62]《陈毅年谱》（上），317-319页。 [63]《陈毅年谱》（上），321页。 [64]《毛泽东军事年谱》，332页 [65]《毛泽东军事年谱》，332页 [66]《陈毅年谱》（上）323-325页。 [67]《彭德怀年谱》，241页。 [68]《毛泽东军事年谱》，335页 [69]《毛泽东军事年谱》，336页 [70]《毛泽东军事年谱》，337页 [71]《毛泽东年谱》（中）273-274页。 [72]《毛泽东年谱》（中），276页。40年12月25日。 [73]《毛泽东军事年谱》，341页。 [74]《共党二年来在各地破坏抗战之非法行动纪实》，1940年3月印行，42-55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75]《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最高原则》（1939年9月27日）；《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1940年2月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藏档，特009/16-12,15。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1-412页。 [76]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43号。417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1-412页。 [77]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9廿五）973。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9页。 [78]《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504-506页。 [79]  《彭德怀年谱》，240页。 [80]《毛泽东军事年谱》，326页 [81]  《蒋委员长令》（1940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印，第521页；《徐永昌致蒋委员长签呈》（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4页。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82]《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来源同上。 [83]《困勉记》卷六十三，1940年1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来源同上。 [84]  《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121－1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85]  《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8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520页，来源同上。 [87]  同前引《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呈蒋委员长》（1940年12月3日），来源同上。 [88]  《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8页，来源同上。 [89]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2-433页。 [90]  《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应分批走苏南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30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5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4页及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1] 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2]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6页。 [93]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37页。 [94]《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8日条）第六册，第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95]《困勉记》卷六十四，1941年1月1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国民政府在皖南事变前对四十八军所发阴谋部署之密电》（1941年1月），《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9页，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6]《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15日条），第六册，第11-12页。 [97]《困勉记》卷六十四，1941年1月16，1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98]  《毛泽东军事年谱》，342-343页。 [99]《毛泽东军事年谱》，343页。 [100]《毛泽东年谱》（中），289-290页， PDF版电子书。 [101]  《彭德怀年谱》，245页。 [102]  《毛泽东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1941年1月2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7页。 [103]  《彭德怀年谱》，245页。 [104]  《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关于请问崔可夫苏联何时可以公开援助我们给周恩来电》（1930年1月30 日），转引自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05]  《毛泽东军事年谱》，344-345页。 [106]  《毛泽东军事年谱》，347页。 [107]  同上。 [108]  《刘少奇年谱》（上），PDF版电子书，无页码。 [109]《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2月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06页。 [110]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46頁。 [111] 《毛澤東關於目前蔣介石反共政策的實質及我之方針致周恩來等》，1940年11月30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04頁。 [112] 《陈毅年谱》，346页。 [113] 《陈毅年谱》，361页。 [114] 《冈村宁次回忆录》，327-328页

“我们做事不可好高骛远；我们的习惯不可近于虚浮浪漫，我们要从普通的实际的生活和事情中，去求经验和常识；徒然耽想着理想的高远的事业，而忽视普通的实际的事业，不是我们青年应有的态度。” “你看现在无论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机关，差不多都是一样：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却先有一本很厚的报告，看起来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这不是骗人是做什么？！即此可见现在政治上的事情都是假的！极其所至，非到亡国不可。” ——《蒋介石1887-1975（自述）》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刚刚过去的这几天，令年过不惑的师永刚欣喜而又不安。 　　出乎师永刚的料想，由他牵头编选、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1887-1975（自述）》（上）甫一面世，就引起了两岸三地极大的关注。先是香港《文汇报》以“大陆一字不删出版《蒋介石自述》”进行了报道，接着台湾几乎所有报纸都刊登了此书出版的消息。有媒体就认为“这是历史的进步”，甚至提出“这种取态可作为改善两岸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内地不少读者也对该书评价不错，赞赏该书“有突破”，“往前走了一大步”。 　　“其实，这就是一个蒋介石思想言论的简明读物，目标群体是那些对历史不是很了解的80、90后。”师永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筹划此书的时候，并没想到会引起今天的过度解读。”他坦言一些读者的评论甚至令他有点“心惊肉跳”，“蒋介石就是那么一个人，一直在历史里放着，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他。” 　　 “只删不改” 　　“我们做事不可好高骛远；我们的习惯不可近于虚浮浪漫，我们要从普通的实际的生活和事情中，去求经验和常识；徒然耽想着理想的高远的事业，而忽视普通的实际的事业，不是我们青年应有的态度。” 　　“你看现在无论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机关，差不多都是一样：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却先有一本很厚的报告，看起来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这不是骗人是做什么？！即此可见现在政治上的事情都是假的！极其所至，非到亡国不可。” 　　“真的难以相信这样的话会出自蒋介石。”在转引了上面这两段话之后，网友“灰灰”一连在自己微博的评论后面加上了几个感叹号。作为典型的80后，“灰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果没有翻看《蒋介石1887-1975（自述）》，估计有不少人会和他一样。 　　事实上，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自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之后，刻印在上个世纪大陆人印象中的蒋介石面孔单调而呆板：“反动派”、“蒋匪”、贪污腐化的“四大家族之首”。1975年蒋介石病逝于台北时，中国新华社刊登报道就如下：“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讯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而许多年轻一代的人对蒋的认知更是“符号化”：因为是宁波人，嘴里骂着“娘希匹”成为了蒋的标签；因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下令“东北军不抵抗”，蒋又成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典型；因为曾经出入十里洋场与上海颇有瓜葛则被视为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者”…… 　　师永刚至今都记得一次他跟内地的一位朋友提及蒋介石谈信仰时，朋友脸上的表情。“那绝对是惊异外加些许不屑，朋友根本不相信蒋介石这样的一个人也会有信仰。” 　　“归根结底，蒋不过是一个被打败的人而已。”师永刚承认蒋介石有不完美的一面，但是“蒋氏一生，无不刻下现代中国艰难转身的每一瞬间”，他肯定也有“真实、世俗、人性化、人间化”的一面。 　　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多面的历史人物正是师永刚这位《凤凰周刊》主编一贯坚持的做法。2006年，他就出版了《雷锋》一书。在书中，他利用300多幅鲜为人知的图片，展现了雷锋 “时尚”一面，将雷锋从“固有的一个道德符号、固定词语与国家伦理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曾经的时尚青年、潮流先锋：——雷锋戴红领巾、主动回乡当农民、当政府公务员、开拖拉机、提着彩色的藤编篮子照相、发表文章、穿皮夹克戴手表、在天安门广场骑在摩托车上照相…… 　　“在我看来，每段历史都是不完整的，后人需要来做历史拼图，尽量把一个完整的人物图给拼出来。”师永刚特别强调，《蒋介石1887-1975（自述）》坚持的基本态度是“笔则笔，削则削。不烧香，不媚俗”，删减意识形态、政治方面对蒋的刻意描摹或有意误导，试图以蒋氏自己的语言，还原真实的蒋氏人生。 　　而对于网上那些认为这本书具有“颠覆性”的意见，师永刚自己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蒋介石1887-1975（自述）》仅仅是“从新闻人角度编选的关于蒋介石思想言论的简明常识读本”，只是给大家打开一个“针孔”，让大家了解到了一些曾经被遮蔽的蒋介石的另一面而已。 　　记者就注意到，除了上面摘录的这些段落之外，不少读者还特别提到了蒋介石辛亥革命那年率领敢死队攻打杭州城时，其母亲给他“死生一视与义，毋以家事为念”的留言，以及蒋介石关于修身信条：“一个人缺少了人格，无论有怎样大的能力学问，只是增加作恶的工具，一定不免于失败。以后最重要是为事择人，不要为人找事。为事择人，才能因人成事！为人找事，必至以事殉人！”等。 　 　语录形式的“蒋自述” 　　从已经出版的《蒋介石1887-1975（自述）》（上）看，该书有“蒋介石词条”外加“盐商之子”、“自述?青春”、“革命者”等十一卷。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书中采用了语录形式，收录了蒋氏谈青春、谈革命、谈信仰、谈治军、谈治国等不少言论，此外还精编了数篇蒋介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公开演讲。 　　采用自述的形式，这是师永刚在一番考察后的体验。 　　当时师永刚特别留意到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大陆游客到台湾，最想去的地方，不是日月潭，而是蒋介石的故居和陵寝。这也让师永刚的台湾朋友不解，他们觉得“大陆人对蒋介石好像有一种很奇怪的情感”。 　　可是，师永刚后来才发现，大陆民众对蒋介石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他的陵墓什么时候迁回慈溪”这类事情上，似乎并不关注蒋介石这个具体的人。 　　鉴于此，2008年师永刚决定出一本真实反映蒋介石思想和言论的书。而又因为2005年曾编著《蒋介石画传》，师永刚相对深入地关注了蒋介石的作品和言论，他发现，“蒋介石写的东西比我写的介绍他的东西要好多了”。于是，新书决定采用“自述”的形式。 　　而采用语录体的创意，则是源自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人—秦孝仪所编辑的《蒋介石嘉言录》。秦孝仪长期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蒋介石嘉言录》是一本在台湾很著名的书，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岛上人民都要熟读，学生们还要背诵的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语录》是大陆人民耳熟能详、倒背如流的。由此可见，一边有什么，另一边也要与之相对应地有什么，蒋公退守台湾后，但在内心中仍然没有放弃在和他此生最强劲的对手的无形较量。”师永刚说。 　　有意思的是，2006年台湾作家和政论家杨照曾将《毛主席语录》引入台湾出版。当时，反响也很大。“不得不承认，两岸对历史的了解不对称，两岸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也不对称。我们要做的就是弥合这种不对称。”师永刚曾向相关人士透露，这也是他出版《蒋介石1887-1975(自述)》的初衷。 　　其实，在该书当中，读者还能在不少地方看到师永刚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比较的地方。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曾在一篇演讲中也提到，作为“一生的对手”，对于他们二人“我们过去对他们的评价和说法，有太多褒贬的色彩，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去认识他们，但如果能从这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长过程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则能总结出一些带有某种逻辑性或规律性的东西来”。 　　 让历史书时尚起来的优势与困惑 　　师永刚多次提及，“该书付梓历时三年，送审书稿花去一年”，如今终偿心愿，算是“修成正果”。 　　这或多或少得益于大陆整个出版环境的改变。当时代周报记者向国内著名的蒋介石研究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先生提及此书的出版时，他就特别肯定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蒋氏的思想与各种文集，曾经难以进入内地。师永刚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出版的关于蒋介石及民国的书籍超过一百本，最初主要用作供批判。90年代之后更为客观，突破了过去的一些教条，但仍有局限。一直到最近，内地才慢慢形成蒋介石书籍的出版热，而蒋介石及民国类的研讨会越来越多—而台湾岛内则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蒋”时代关于蒋介石的研究在台湾是显学，而伴随着八十年代蒋氏家族退出台湾政坛，蒋学研究逐渐消沉。 　　值得一提的是，比较于不少蒋介石的研究性和传记类著作，为了吸引读者，尤其是80、90后的年轻读者，该书突破了传统传记类书的叙述风格和叙述手法，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语录体＋画传＋杂志”的设计构思风格。 　　师永刚试图让这本书变得“时尚”起来的用意明显。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理解这位历史人物的思想脉络，借以了解历史。该书运用章节体的形式，把蒋氏的人生分为几个大的阶段，又用简洁的杂志体方式，把每一阶段的重要部分加以展示，配以整段的原版语录及独家图片，使阅读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变得轻松便捷。 　　“如果读者对蒋氏有充分的好奇并有充足的阅读时间，那么，这种最新的阅读形式，可以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以图文并进的方式收获想要的信息。如果没有大块的阅读时间，读者随便翻开书的任何一页，也不存在着连接不上、信息零散的困扰。”在师永刚看来，把严肃严谨的内容轻松化，把人物传记鲜活化，把历史拿来趣读，是《蒋介石1887-1975（自述）》与众不同的地方。 　　对这种取悦读者的做法，不少学者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们担心一些没有经过历史充分考证的东西会“惯坏了读者们的胃口”。2010年，杨天石先生就特别提到当时很多关于蒋介石的著作都是低水平重复，有的甚至是胡乱编造，没有可靠依据。“这样的书出多了，把读者的口味都给吃坏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历史学者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特别提到，“《蒋介石1887-1975（自述）》一书尽管用到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的照片，但实际提供的独家照片几乎没有，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该书只能算是蒋介石言论的摘录，标题上用‘自述’有误导读者之嫌。”据这位学者介绍，台湾还真的有《蒋介石自述》这一本书。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10月9日，毛致电刘、陈并告叶、项：“无论国民党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他。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寒彼贼胆，惟韩德勤尚有实力，我军须集结力量沉着作战。黄克诚部南下增援完全是正当的。”[59] 中共不抗日，还要打击抗战国军，以“寒彼贼胆”，摧垮他们的士气。 10月12日，毛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告以叶（挺）项（英）屡电主张大举进攻韩德勤、李品仙，并要求将黄克诚、罗炳辉诸部改归其统一指挥。韩德勤一个师进攻陈毅，我反攻胜利，俘获千余，请周要求蒋介石、何应钦制止韩之进攻，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同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和黄克诚，指出：蒋介石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中共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新四军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韩德勤大败乞和，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以主力占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同日两次电告陈毅，强调对所获俘虏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注意收集韩反共证据，特别是蒋介石的反共命令文件。[60] 这几通电报最能显示毛之厚黑：1）“韩德勤大败乞和”，毛还要周恩来去要求蒋介石“制止韩之进攻”，而“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以主力占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2）中国加入英美战线，不是国家免于灭亡的福音，而是“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3）将“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为日后再度进攻韩德勤预先制造“自卫证据”；4）毛的内战武功已臻化境，飞花弹叶亦能伤人。蒋介石试图限制共军在国军后方捣乱破坏的命令文件的唯一作用，便是变成掩盖共军主动发起内战的烟幕弹。 10月18日，陈毅致电叶挺，再度通过他向蒋介石告状，声称：“职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于韩氏出此亲痛仇快行为，实深遗憾。惟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攻，和平解决，以利抗日。”[61] 共军在黄桥战役中消灭了韩部一万一千余人，刘少奇尚意犹未尽，必欲彻底消灭韩军而后快。11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提议“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10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决心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钳制霍守义部，“主力即进攻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河，彻底解决韩部。”次日，他第三次请战，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毛惮于舆论谴责，决定暂等风头缓一缓，遂与朱、王覆电：“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62] 11月18日，刘少奇、陈毅、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并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第四次请战：“现各方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能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恩伯）李（品仙）之进攻。”并提出相机解决韩德勤等的四个方案。[63] 中央终于同意了，于19日致电刘、陈、黄并转叶、项：“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黄桥战役就是证明。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德勤）霍（守义）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能办到这一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为达此目的，你们应该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第五纵队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安丰等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64] 21日，毛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我除在文章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作一点小小的让步之外其它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向我，单是一个硬，或单是一个软，都达不到目的。”[65] 由此可见，当时新四军并无遭到国军进攻的危险，并不需要先发制人。至于“蒋介石的诡计，何应钦的投降”则完全是凭空诬陷。然而就在同一天，刘少奇、陈毅等却向所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决定华中指挥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26日，刘少奇、陈毅命令：“各兵团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29日，刘、陈下令30日拂晓进行总攻击。当晚，先头部队向韩德勤部第一线马庄、北宋庄、丁苑岗等地发起进攻，曹甸战役正式打响。12月13日，陈、粟、黄等指挥新四军第一二纵队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对韩德勤主力所在地曹甸发起总攻，经一昼夜未能攻克，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此役共歼韩部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人。[66] 11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国民党的政策是将我封锁于敌后与敌拼消耗，防我南移，以隔断我军。我在华北的主要方针是坚持斗争。南线黄克诚及彭明治、朱涤新支队移华中。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目前南移是最好时机[67] 。重申中共拒绝对日作战，要在国难深重、强敌深入国境之际去与国民党争“必争之地”的坚定决心。 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认为“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去年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之办法是先斩后奏，斩而不奏”[68] ，坦承“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是靠“去年反磨擦斗争”创立的。而且，他明知“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却蓄意雪上加霜，再次命令与日军夹击国军。 6日，毛致电周、叶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苏皖，以便我黄克诚部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我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打通后即可向皖东增援。”[69] 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及刘少奇等，下令开辟内战新战场：“综合各方面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我决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黄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教导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70] 23日，毛、朱、王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下令利用日本友军的策应，趁国军处于困难之际消灭韩部：“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71] 12月25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得意地宣布：“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72] 1941年1月6日，毛、朱、王覆电彭雪枫并转刘少奇、陈毅、赖传珠，提醒他们注意使用卞庄刺虎之计，尽可能利用日本友军去杀伤国军，只在国军背后捅刀子：“二日电悉，部署是对的，惟须注意：不可进得太急妨碍敌顽决战。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部分乘机发展，对地方顽固派可消灭之。”[73] 中共不顾国亡无日，趁国军全力对付日寇之际，大规模消灭国军，攻占国军防区，激化了中共与国府的矛盾，为皖南事变作了充分铺垫。关于该事变，杨奎松教授已经作了翔实的研究，这里只作简略介绍。必须申明，我只是转述他披露的史实，评论则由我作出，文责自负，与杨教授无关。

[转贴]颜昌海：毛泽东真情流露，要如何“正确理解”   万里如虎 于 2011-3-24 2:53:1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中间地带 颜昌海：毛泽东真情流露，要如何“正确理解”？ 被称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毛泽东，其“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颇广，在学术界也颇多议论，但罕见媒体公开报道。但近日，上海媒体《文汇读书周报》披露，日军入侵帮助中共壮大，最终夺权，毛泽东因此感谢日本侵华。 《文汇读书周报》上月底发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的书评《〈“中间地带”的革命〉告诉你：中共何以必胜？》说，该书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自云：“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结论已然呼之欲出。 陈铁健还引用中共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2008年，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曾刊文《正确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一语》称，“感谢”敌人、“感谢”对手及其类似的用词，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陈铁健对此并不认同。他引用抗战史专家张振鹍《“感谢”就是感谢》一文解析，日军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次发起进攻，一次次打败中国政府军，一次次扩大占领地。毛泽东对此充分肯定日本“帮了我们的大忙”。陈铁健认为，这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 毛泽东真情流露，在大陆官方的出版物里比比皆是，摘录一些如下： 1，在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大会上的讲话（1949. 12.21）： “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2，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6.4）：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3，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1） “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5.8）：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5，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58.8.21） “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密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6，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3.5）： “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远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7，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7.23）：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8，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1962.9.24） “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操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9，中国新年谈话纪要（1964.2.13）：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 10，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5.11）：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11，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6.4）：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12，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的谈话（1964.7.10）：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絮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13，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 14，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1964.8.24）：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 15，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 …… 上述是大陆公开出版物能查到出处的1949年后的小部分毛泽东言论。不过，在1949年前，毛泽东的导师作用就已显现。比如1939年9月1日《新华日报》登载的毛泽东访谈中说：“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演讲中说，“庆祝斯大林同志的60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如果在往前找寻，可发现1920年9月3日《大公报》刊登的毛泽东雄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中说，“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个行省3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1920年10月10日发表于《大公报》的毛泽东雄文《反对统一》中说，“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 所有这些，虽然不如流行于大陆的最高指示，但也是毛泽东真情流露，且白纸黑字存之于世。想请教御用专家，要如何“正确理解”？！当然，御用专家总会想到一些堂皇的说辞，但问题是，人们会疑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到底是毛泽东，还是这些御用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