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访谈时说：“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子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结合当今中国社会上的仇富现象，不难理解他的担忧。由于改革没有继续深入下去，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弄得八十年代无上光荣的“万元户”变成了“人民公敌”，其实他们只不过成了体制的替罪羊而已。民众仇视他们，他们很委屈，民众又何尝不委屈？更何况，前段时间网络上还热火朝天地讨论了革命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理论探讨，在一些富人听起来，可是攸关身家性命的。难怪我那发移民财的外国朋友一听到中国讨论革命了，就满脸高兴，迎来了财神似的。   所以，首先我理解联想巨富柳传志先生的担忧。其次，我就要批评他几句了。卖电脑发大财的又不是你一个人？人家比尔盖茨比你富裕得多，正好生活在“一人一票”的美国，怎么就没有被瓜分财产呢？你们同样卖的是最先进的电脑，但你们的思想层面估计相隔了几个世纪，或者你认为中国人的素质和美国人相差了几百年？柳先生说的“一人一票”、“先分完再保护”的事不是没有，在最早的希腊民主城邦就出现过，不但瓜分财产，而且只要多数人举手通过，甚至立即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民主先贤苏格拉底老师就是这样被处死的。   可是现代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民主，更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自由民主是民主、法治、人权三位一体的，缺一不可。人权里就包括了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属于个人自由与人权等领域的权利，是靠宪法与制度来保障，不是用投票可以改编的。只要稍微有些历史知识与民主理论常识的就应该知道，当今的民主制度正是当时兴起的资本家和富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封建主与专制独裁者的侵犯与暴民的瓜分，才搞出了文艺复兴与启蒙，才提出了人权概念，才起来斗争，才起而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最后，在保障人权与自由的前提下，实现了“一人一票”的宪政民主制度。   正因为民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所以连一些左派在攻击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时，都是拿民主制度掌握在富人手里来说事，这位柳先生怎么就正好把民主朝相反的方向理解呢？民主在中国真是可怜极了，富人们害怕，据说代表劳苦大众的左派也讨厌。左右不是人啊。   即便柳先生日创万金，没有时间看历史学常识，可他毕竟是一个有钱人，肯定出过国吧？那么，让我们看看世界各地吧。你们看到哪一个实行了“一人一票”的国家分了富人的财产？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了？倒是在天朝大国，他认为不适合“一人一票”的地方，几乎没有富过三代的，至今不停的有富人被剥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权利，吴英案不是还没有完？听说柳先生在孙大午落难时支持过他（令人钦佩），但他想过没有，在“一人一票”的现代民主国家，孙案会发生吗？！类似吴英的案件有几个？   我的老师冯崇义博士说，国企老板、一些精英，甚至一些专家学者都无法克服自身的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们赞成民主与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对民主怀有巨大的恐惧。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是对民主叶公好龙，主张一个看去合情合理的渐进式民主，可当民主真要取得一些进步的时候，他们反而最先跳出来，成为阻碍改革的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甚至会比那些真正保守腐朽势力更加可怕，因为他们的外衣更加鲜亮。   总有人告诉我，阻碍中国改革的是顽固的左派，我说，三十年前小平改革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现在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谁是左派？当权者中有几个是真正的左派？那些权贵有几个不是靠“右”而发的财？他们之所以害怕改革，只不过是出于商人般的精明，在精心计算，改革再推进一步，他们会少收入多少，包二奶又会受到多严厉的监控。   这些人精明是精明，但眼光却有限得很，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真正彻底的改革，或者说民主转型是双赢博弈，是增量的，不是零和游戏。虽然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反对“革命”，但那是因为我尊重历史。历史上，哪怕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很多原生的民主也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实现的。可在现代文明社会，改革与和平转型成为大势，革命不但没有市场，也不切实际。 革命是零和游戏，改革却是双赢的。   零和游戏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是柳传志先生担心的那种“一人一票”，简单的多数决定少数人命运的民主，穷人得到了选票，就来对付富人，就来瓜分你的财产，上你的女人和二奶（正如阿 Q 要到秀才娘子的牙床上滚一滚）；革命是爱憎分明、非黑即白的，受压迫的人站起来了，就一定要把以前压迫他们的整个阶层打趴下，再踩上一只脚。按照马克思理论，被压迫者翻身了，变成压迫者。   改革应该是双赢，是非零和的博弈，也就是我一直主张的和平转型到宪政民主的道路。大家回想一下小平的改革，当时受到那么多阻力，可我想问一句，除了当初极少数拿着皮鞭把人抽的刑事犯罪分子之外，今天回顾一下，谁敢说自己不是改革的受益者？当初不改革，中国会和如今的北朝鲜没有区别，恐怕只有一位 29 岁姓名金的年轻人会认为他是改革的受害者吧？ 1949 年的“翻身得解放”是打了土豪，分了田地，随后这些“翻了身”的人不是很快又跪下了？而 1978 年后的改革则没有这样做，那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改革，一个增量而不是减量的改革，一个大和解的格局。   当今中国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改革到了深水区，或者如《人民日报》所说，容易改革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遇到了阻力，阻力之大，让越来越多的人气馁，从而想起了早就被世人遗忘的革命。但改革的最大困难在哪里？我认为是没有共识，而最重要的共识就应该是找到一个双赢模式。改革的反对者与改革者都受到零和思维的支配，气氛越来越紧张，弄得改革和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改革三十年的既得利益者认为任何改革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并不像一些人说的只不过是“一小撮”，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一大部分。例如，我一直在呼吁改革的城乡户口二元制，你能说是“一小撮”在反对吗？在我的调查中，城市大多数居民都担心这种改革（让他们和农民同等地位，农民涌入城市分享教育资源等福利）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要知道，城市居民相对农民来说，不但是富裕且有势力的，而且人数并不比农民少多少。那种把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说成是“一小撮”让我们有了道德优越感，但却恰恰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举步维艰。   改革的路径只能是现代的民主道路，是制度安排。切忌空喊公平、公正。更不能打着所谓多数人的幌子来分蛋糕。什么是公平、公正？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把柳传志的财富没收，分给每一个国民，肯定是字面意义上最符合公平的，剥夺一人而利大家。但这种所谓的“公平”恰恰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避免的。民政民主不但是多数人决定，更是用来保护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别小看这“个别人”，因为 13 亿人中的每一个都是“个别人”。历史上，只有非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才总是打着“多数人”的旗帜来对付“一小撮”人，例如希特勒。如今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人拒绝改革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大多数国民的收入提高了啊。即便有五亿中国人每天生活不足两美金，但他们仍然可以自豪底说：还有八亿人的生活不是超过了两美金吗？   我认为改革者要避免一些零和思维的陷阱，改革不是大多数人没法生活了（那时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改革是增量的博弈，最终结果是既保护了既得利益者，又不让弱势群体拉下。 当今改革尤其是实现公正公平的做法不是分蛋糕与财富，而是分权力。很多改革者，包括跟随我追求民主的朋友，脑袋里还是零和游戏的思维在作怪，或者说带着革命的思维去搞改革。 这些朋友看我文章时，常常喜欢一篇，却讨厌另外一篇，却不知道，要全面顾全，才利改革，否则，写什么文章？直接去革命不就行了？在有些人看来，只有打倒一批，踩下一批，自己才能站起来；穷人要想富，就得打掉富人；我们要得到公平，就得让一些人尝尝不公平的滋味。这个要不得，别说从理论上说不通，就是现实中也无法实行！   对于过去三十年改革中既得利益者中的“既得利益者”，我想说的是，本来最希望改革与和平转型的是你们，可你们恰恰糊里糊涂。睁眼看一下吧，从地球上的奇迹高铁的“总设计师”铁道部长，到全国带枪的打黑英雄，再到人民军队的总后勤部副部长，还有富甲天下的女富豪吴英，这才几个月啊？即便你的“关系学”、“厚黑学”与“潜规则”学到了家，能够幸免不落马，不被民众口水淹死，你活得累不累呢？你愿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这样生活？你能保证他们逃脱最终的审判？当然你可以移民，把后代送到国外，这好像成为有“远见”的既得利益者的最佳选择。   其实，你们的眼睛不用看到大洋对岸，那太短视了，你们可看得再远一点，就能看清其实地上有一条路——一条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力保和平转型的路。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嘛。习主席说的。   老杨头   2012 － 2 － 24 日   （本文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世界华人周刊》特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1979 年 1 月 28 日，邓小平访问美国。那一天是中国农历羊年正月初一，辞旧迎新。邓小平的那次访问开创了中美之间独具特色的“首脑外交”。 1989 ，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最高领导人访美中断八年之久。 1997 年 10 月 26 日，江泽民访问美国，并开始把首脑互访制度化，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例如， 2002 年，江泽民与胡锦涛先后访问美国，由江泽民对自己任期间的中美关系做一梳理与总结，并指明未来的方向，再由刚刚接任总书记职位的胡锦涛副主席借访美来重申、确认与继承江泽民的对美政策。这一模式在中共“十八代”之前又一次实施。去年 1 月份胡锦涛访问美国，被称为对中美关系的“定调之旅”。今年，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主要任务就是落实中美元首（胡锦涛与奥巴马）于去年 1 月确定的中美各项协议，继往开来。     按照惯例尤其是官场规则，习近平这次访美意义重大，却不会有重大的突破。如果我们把镜头推到 2002 年胡锦涛第一次访美，对照之前江泽民的表现，就不难看出，当时的胡副主席还很有些拘谨。更何况，这次习近平同 2002 年胡锦涛访美还有不同之处：当时胡锦涛已是总书记，习近平接班则要到 18 大。所以，一些华府政治与智库人士想从这次习近平访美的言行中寻找这位未来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与执政理念，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我今晚通读了一遍习副主席在美国的演讲、发言与对话（有些是美国议员与媒体转述），觉得有这样三句话可以解读一下。           第一句：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这是习近平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有点韵味。习近平这次访美与十年前胡锦涛访美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当时美国反恐之战正烈，美国需要中国；如今美国不再提反恐，反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军事与战略重心向亚洲太平洋转移。一时之间在国际上，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习近平用这样有点文学色彩的句子，软中带硬，一下子就回应了方方面面的问题。首先，美国转向亚洲这一事实被中美一些人士肆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尤其是中国国内一些半吊子专家与哗众取宠的媒体，连美国在澳洲多布署了几十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也被他们吵成了“围堵中国”、“必有一战”。习近平副主席这句话明确表示：如果美国能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需求，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不会反对美国到亚洲来，中国欢迎你来。     其次，这句话软中带刺，一边表达了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你美国，同时却暗含太平洋也能够并且也必须容纳得下中国。美国来亚洲，不应也不可能挤走中国的势力。     最后，这句话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如此明显地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同称“大国”。这也标志着今后会和过份谦虚（甚至自卑）的“韬光养晦”的时代有所不同，中国登上了大国外交的舞台。这句出发前的话底气十足，预示着习近平这次访问将会展示大国风范。   第二句：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在提到中美关系时，习近平用了好几种比较有意思的表达，大多是前几任领导人不曾使用的。如他说中美关系“是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语），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希拉里 * 克林顿语）。习的这句话是对应这样一个流行的看法：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老大和老二能够不打仗而和平共处的先例，“中美必有一战”的论调在中美都颇有市场。      习近平使用了一个肯定的语句：“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唯一”这种表达方式以前很少见于外交场合，尤其不和美国人使用。因为在中美两国之间，中国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视乎美国的决策者何去何从，中国顶多是“沉着应对”。一个处于被动的领导人，是不会使用这种“唯一正确的选项”表达法的。可见，既然大国了，就要从“被动”到“主动”，这句话表明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从被动到主动，有信心与能力发展好两国关系。    “敢问路在何方”则更展示了习近平的自信。当他说中美关系面临的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前景时，已经暗示未来的路还得靠未来的领导人走出来，还有可能预示他将会根据新情况走出一条新路来。当然，这里是对中美关系上的预测，大家也不必过份联想。   第三句：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台湾问题虽然仍是中美之间的最大问题，但马英九上台后，北京也调整了对台政策，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相信两岸中国人有能力与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而且，如果不出现极端情况，美国回头深入插手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至于中美之间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经贸问题、南海等国际与周边问题，盗版、能源气候与环境等等，都不是大问题，几乎都在可“管控”的范围内，根本不会真正影响中美关系。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始终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反映在具体会谈上，就浓缩成“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已经纠缠中美关系相当长的时间，也是最不易解决的。这次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先后被副总统拜登与议员麦凯恩质疑中国人权问题，而且，从他们质疑的内容到语气来看，口气还相当严厉，甚至不太友善。但令人惊讶的是，习近平的反应相当有水平，而且发人深思，值得解读一番。      我使用“惊讶”是有原因的，一是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这个问题时的态度与语气相比，二是和三年前访问墨西哥时的习近平相比，他这次的表现平和、理性、温文尔雅，展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风范。      在拜登对中国人权提出严厉批评后，习近平副主席强调：“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有中国评论员解读习副主席的话是暗讽美国的人权也“没有最好”，这当然是根据以前领导人说类似话来推测的。但我认为习的这句话不能这样理解，尤其是这句话的中国官方翻译是：“ Of course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when it comes to human rights, ”再 翻译成中文则变成：总有进一步改善人权的空间存在。有凤凰卫视的评论员认为翻译得不好，我则说，虽然以前我发现外交部的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但这次翻译是精准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样的中式句子，翻译成英文会让美国佬感觉不到你到底想说什么，也就等于没说。现在的英文翻译则是明确表示，中国的人权还有改进的空间。但如果习直接说这样一句中文而不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委婉表达，在国内听来可能就有些突兀，有些人接受不了。     习近平在后来回答议员麦凯恩就西藏人权问题质疑时，说出了更直接的话。据麦凯恩转述，面对他就人权问题的质疑，习近平很幽默地说：“麦凯恩，你的直白在中国是出了名的。”随即习近平回答说：“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你也知道，美国在过去也有很多问题。”麦凯恩说习近平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人权问题，但他对此次会晤的评价是“坦率而谦逊”。这次会谈是闭门的。     其实，麦凯恩不太理解中国官场文化，习近平不但回答了他，而且这个回答在我看来还相当精彩。当习副主席指出“美国在过去也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也就肯定了美国现在的进步；而当他说“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则表达了两个意思：他不但承认了我们的不足（我们可能还停留在美国的过去），而且还有了目标（也许就是发达国家的现在）。世界各国对人权的标准基本上都没有异议，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相差很大。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差距，而在于如何认识这种差距。     虽然习近平也讲到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但在我的记忆中，这可能是第一次，中国领导人在回应美国人权质问时没有提到人权的“标准”问题。以前我们国家领导人常会说，中美两国对人权的认识与判断标准有所不同。那意思很明白了，你美国认为好的，我们认为不好。我们的那才叫好，只是你美国人没有那个几千年文化底蕴来欣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美国搞了一份《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我们也马上针锋相对地搞了份《美国人权状况白皮书》。     也同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有那么一些人开始借机抵制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你说他人权不好，他偏要说他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就在不久前，北京的某些人与机构还在公然睁眼说瞎话，一会说中国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会又说中国的人权比美国的好，过一会又说现在的人权是最好的——一说到人权，他们开口就是“最好的”。这些人真该学习一下习近平副主席的讲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权总有改进的空间。     按照中国的发展状况与人均收入，中国的人权比不上比自己富裕几倍甚至十几倍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我们的香港与台湾地区），这不是什么耻辱。但如果你为了自己的面子与手中的特权，就公然置罔顾事实于不顾，悍然蔑视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并独自搞一套唯我独尊的人权“标准”，那才叫可耻。一些人总是把老百姓都当成阿斗。       好了，今天的解读到此结束，否则，就解读过头，属于自说自话了，不过，这些解读毕竟是一家之言，大家姑妄听之，如果发现有些内容与事实不符，也与你的观察与想像不同，你就当我把自己对未来北京执政团队的希望也融进了解读之中吧。                       杨恒均  2012 年 2 月 16 日   （本文系《世界华人周刊》特稿，欢迎所有媒体转载，但请务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