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

余世存:千百之十的汉语思想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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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作为反抗的记忆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一样,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的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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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劳改营50年 重返夹边沟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

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 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 “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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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年度第45期预告:“右派”劳改营50年

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 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在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夹边沟既是集体创伤,亦是古拉格式极端处境的中国叙述。但是,50年过去,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夹边沟里发生过的一切,如同那些掩埋在荒漠里的尸骨,被消磨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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