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王小东：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 进入专题 ：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 王小东 （ 进入专栏 ）   　     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 好得多。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 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     为什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不智，亦属 可怜吧？     ——王小东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有谎言。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断言：人类今天的如此之大的脑量和如此之强的智力，多半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自有语言以来，一场从未间断过的撒谎和反 撒谎的人“脑军备竞赛的”结果。     谎言的存在是一点不奇怪的，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甚至在有语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骗行为，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齿冷的是，到了20世纪，撒谎的水平似乎是被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 ，反撒谎的水平却被降低得更多，出现了许许多多原本非常明显、极易揭穿的谎言，却有着无数智力正常、原本不应会被愚弄的信奉者。其结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谎言横行于市，有些还带 着极其辉煌的光环。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当正确地说过：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     即使到了21世纪，有些谎言被揭穿了，但还有更多的谎言至今也没有出来一个揭穿它们的赤子。这种情况是对于人类智力的一个嘲弄。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正在揭开生命到奥秘的今天，主要是在人 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衬得十分怪异。     今天，我想从揭穿具有世界影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神话入手，进而论述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作为我今后想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引子——揭穿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印度走向独立的神话     　　     平心而论，甘地的神话绝非是邪恶的谎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名气大、影响广，有着极其辉煌的光环，却是一个单纯从智力上来说、从史料上来说极 其容易揭穿的神话。以此为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智力被意识形态优先降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但仅此而已，从道义上和美感上，我还是很尊重这个神话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印度独立运动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况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从他当时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很难说他是一个非 暴力主义者。鉴于甘地的神话只是本文的一个引子，我想尽快地切入二战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之前的史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我就只下上述断言，不在这里赘述史料了。     二战一开始，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达了对于纳粹德国的反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德、日法西斯 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根本不是因为别的，英国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宝贵。1942年对于大英帝国是非常惨淡的日子，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而在远东，香港已 于1941年丢给日本了，紧接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都丢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钳形攻势的会合中心，可印度国内却不乏箪食壶浆以迎日师的情绪。     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一句话，局势极 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 ，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压力。在德、日两大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固执反对给予印度独立的丘吉尔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去印度商 谈战后予以印度独立的方案。     “克里普斯方案”答应在战后给予印度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这在实际上就是独立，因为印度可以随时退出英联邦。然而在一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未能达成与印度独立运动的协议，那就是穆斯林居住 地区的问题。“克里普斯方案”规定任何一个省也有权退出印度自治领，甘地和国大党的其他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条款，认为这是“肢解印度”。如果不考虑到英国人欺负了印度人这么多年，我个人觉 得甘地他们是有点乘人之危，得理不让人。特别是此后的历史事实是，印度最终没能拿住巴基斯坦：从开始的一系列混乱和仇杀，直到今天印、巴两国的世仇，都说明英国人的方案还是实事求是的。 而这就开始了所谓“退出印度”运动。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入狱，甘地的妻子死在狱中。     那么，这个“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的吗？用中国学者尚劝余的概括，那就是“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我们可以 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演化成武装的暴力”的运动，虽然就本身来说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对德、日的战事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它对于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对于整个中美英盟军 就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到了1944年，英国不得不释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并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     我的上述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应该是没有袁伟时教授所说的“狼奶”之嫌的。我认为，从这些史料，任何一个具有健全智力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促成印度独立方面所 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学者们在评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的原因”时所津津乐道的“英国的民主宪政”及“英国人的文明”，也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极 为强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国的压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独立运动也远不是“非暴力”的。其实印度人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一直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行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 写了长篇著作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本人为帕尔在靖国神社立了纪念碑。     这里还要再提一下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印度的独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肯定会说这是因为美国如何如何“高尚”，等等。然而，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史料倒没有老是唱如此的高 调，一篇文章是这样措词的：“英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不会容忍英帝国在战后仍旧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措词讲的还是实力政治、地缘政治，而不是高调。如果英国政府在 战后不肯就范会怎么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就范了的，那我们就看看其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吧。以英、法、以三个国家的武力对付一个小小的埃及当然不成问题，可是这个世界早已变了，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已经兴起了，苏联的态度是不用说的，美国在这个时候也从背后捅了英、法一刀，于是危机的结果也就定了：您怎么来的，还给我怎么回去。所以说，英国在战后不就范是不行的。不是因为非 暴力主义对它的感化，也不是它的制度或它的天性就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的武力及综合国力与两个超级大国比，差得实在太远了。如果说英国人有些什么其他的优秀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确实比较 理智，至少在印度的问题上，没有像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那样，非要被人揍个鼻青脸肿之后才承认现实。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如一位叫王从圣的先生就声称：“殖民统治促使非洲 社会实现跨越性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不尽的政变、独裁和贫穷”。是这样吗？就算是，这位王从圣先生也应该明白，这些“遗憾”、“错误”是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甘地的神话首先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近二十几年尤其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最为夸张的宣扬。除了宣扬甘地的神话本身之外，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好得多。——我认为这些想象亦可归于非暴力神话。     非暴力神话是有魅力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毕竟，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然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事实却是：暴力在左右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甚至整个生物史，从地球上只有细菌的那个时代开始，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军备竞赛史。即使到了今天：     ——世界各国的边界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人口的分布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的财富分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不少至今仍然握有垄断地位的“老字号”商业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乘暴力征服和掠夺而起；     ——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国际组织，要么至今仍是十分明确的军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么其前身是军事同盟，如联合国，欧盟是个重要的例外，但其发起国在建立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联 合体”时，除德国外都已经加入了北约，都是军事上的同盟国，德国则在几年后也加入了；     ——世界上无数重要的科技发明都是为战争而开发，首先用于战争，大至互联网，小至我们装修房屋时使用的特种胶水；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分布地图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大变革是通过“和平演变”完成的，而其重要前提却仍然是两方基本对等的毁灭地球的能力。     用上海师范大学倪乐雄教授的话说：“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而畅销书作家吴思先生则将此称作“血酬定律”，只是他似乎误以为只有中国才是这样的。     否定人类历史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大轮廓，固然有其期盼人类和平的美好愿望，其中却也不乏已经通过暴力取得优势地位的西方人的私心：希望其他人不要效仿自己，以暴力来抗争，而是相信西方人 终究会仁慈地回应他们非暴力的吁求——当然，要想取得宣传效果，一点实事不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西方人确实也做了些许回应，我们可以承认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点进步。     我们应该崇敬人类和平的善良愿望，我们甚至也可以相信今天的人类进步了，以和平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们仍然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真相对于我们以及我们子孙今后的 生活仍然至关重要。     引子到此为止，下面我要进入正题了。在进入正题之后我将主要拿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的文章《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及袁伟时教授等说事。我感觉在这里有必要作几句声明：     第一，杨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私交融洽，但某不敢以私废公，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杨鹏先生在反驳我时亦不必客气，尽量将我往死里批判就是。     第二，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袁伟时教授和其他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如此假设不符合事实，则我敬请袁伟时教授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 教，说明他们在那些地方不同意杨文的观点。     第三，不必说什么“对手不能回应”之类的话，对手的话语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比我这类人大得多。          二、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们做历史纪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 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荒谬。“文革”后，知识界一致声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学，大刮“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 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与 非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 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 顾了。     比如，袁伟时教授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 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袁伟时教授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 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 可以免去。     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 什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 低标准线之下。     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     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袁伟时教授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是堕落为智力低 下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当然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然而，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 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 有问题”。这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　二十卷第七期《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一开始时的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 ，让他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 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第一，追求历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　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 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 的——即使有些道理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     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 出正确的“现实的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文从“现实的结论” 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有时而尽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 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 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作的和所想的，与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 立即给你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三、“一仆三主”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抛除袁伟时教授的学术不谈，以影射现实而论，他的历史观的问题或者说好处在哪里呢？     一些反对他的“红色贵族”说得很直截了当：这种历史观的要害在于否定暴力革命，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以暴力手段获得政权的。一些拥护他的人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否 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到没有？反对者和拥护者对于事实的认定是相同的，只不过价值判断不同而已。     然而，这个事实认定是有问题的。杨文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今天的压迫者是谁？谁有权谁就是压迫者，这不是明摆的事吗？今天的共产党已是统治中国 的执政党，革命前的盟友已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革命前的敌人已变成了今天的盟友。赞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毛泽东的暴力魂塞进民众心里，就是鼓励底层起兵造反，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再说吗？” 笔者认为杨文在这个地方又说了实话：至少从动机上，袁伟时教授以及其他很多的“翻案史学”，其目的并非是要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很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是想投执政者集团所好。所以，那些“ 红色贵族”们不必动肝火，袁伟时教授他们未必真有这个胆子跟你们过不去；那些希望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人也不必高兴，说不定袁伟时教授他们就是像杨文说的那 样，是在力图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呢。     杨文又说：“《冰点》被停刊，网上左翼愤青们一遍欢腾，你以为他们姓‘左’，他们就一定爱你这个政权！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为了今后不发生暴力革命。这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排除 精神地雷呀！”其他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有点羞羞答答：“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等等，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从这些事情看，他们确实不仅仅是没有胆子跟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他们 甚至是在向执政者集团披肝沥胆地泣血剖白自荐：千万不要用“左翼愤青”们，他们并不真爱你们，用我们吧，我们才是真爱你们。笔者在这里确实要感　谢杨鹏　先生辩诬：有许多“自由派”坚持 说“民族主义”或“左翼愤青”是为政府服务的“无耻小人”、“朝廷的鹰犬”，这次杨鹏先生说清楚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袁伟时教授他们这些人才是政府的“忠实仆人”。不过，杨文把 袁伟时教授们说成是《红楼梦》贾府被塞了一嘴马粪的焦大，则是过谦了，如果非要拿《红楼梦》的人物比附，则怎么也得是贾雨村吧。     其实，袁伟时教授他们真正有胆子与之过不去的，也就是“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在这个地方笔者认为杨文有点不坦诚了：以杨鹏先生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圈子里 的圈内人的身份，应该很清楚：党内并没有什么“僧格林沁”（如果杨鹏先生知道哪位是，请告诉大家一声，俾使“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没了饭辙、走投无路之际好去投奔一二），所谓“僧 格林沁战胜李鸿章”，“政权内部充满着僧格林沁、载勋、刚毅、朱成虎（里面就　朱成虎　先生是个实名，笔者倒想打听一下，朱先生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收留几个没了饭辙、走投无路的‘民 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和有关部门决策者这类过度恐外仇外的人”之谈就属欺人了。袁伟时教授他们估计对于这一点也是门清，所以才真正有胆子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 。当然，一部分“自由派”和外国人并不一定了解这个情况，真的以为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就是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使得那些门清的“自由派”既可以捞到貌似与执政者集团过 不去的好处，又不冒真正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     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百思不解：“自由派”说要“民主”、“自由”，民族主义者不是也表示赞同了吗？“自由派”说要让富人富起来，左翼如巩献田教授等可能稍微还拦了拦——但也肯定拦不住， 民族主义者不是也没拦吗？有位也算得上是“自由派”，但思想还不那么僵化的朋友建议笔者：“好好反思一下民族主义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自由派’。”笔者回答说：“我确实认认真真地反思 过，诚诚恳恳地检讨过，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那些人伤害民族主义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 不智，亦属可怜吧？他们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更不可能招惹到袁伟时教授他们吧？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恶骂这些可怜的农民“反文明、反人类”呢？读了异常坦诚的杨文之后，笔者想明 白了：这路人当中很有一些是一仆三主，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但拿三份好处当然也有拿三份好处的些许难处。现在我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有些曲折复杂 的关系。     恶骂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历史上的义和团，对于外国的现实利益乃至历史情结都是一种令人舒服的服务，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比如说，当今的西方人已经很少敢自己声称他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 是正当的了，但如果听到一群中国人自己在这样说，就总会一语不发却笑容满面。     豪富阶层呢？首先他们希望中国的其他人都是他们的顺民，其次他们担心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纽带受到伤害，所以，恶骂“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也使他们受用。     外国人和豪富阶层自然是被伺候舒服了，但官僚这边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情况有些复杂：因为现在的执政党确实有个革命党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一代或二代的“红色贵族”还是有点珍视那段历史的， 再加上不管你的动机如何，至少执政党的高层恐怕确实会考虑一点“这样骂暴力革命会不会影响到其执政的法统”这样的虽然有点遥远但尚非完全不现实的问题。所以，有时程度没有拿捏好，就会出 岔子。然而，首先，如前所述，这样的得罪其实毋庸杨文剖白，也未必真正冒了多少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特别是一般人直接接触的并非执政党的高层，而是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对于“执政的 法统”这样遥远的问题未必关心；其次，得罪了排名第三的主对于有三个主的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还有一、二两个主顶着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好处呢。所以，这样的岔子其 实还是有惊无险的——　黄纪苏　先生形容得俏皮：“早市上也没这么便宜的悲壮吧”。     笔者认为，和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一条线上的还有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和《雍正王朝》。袁伟时教授在评论《走向共和》时说：“几年前，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先生策划这部片子的时 候，就与我联系过，希望得到我有关的论著。我把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和当时尚未发表的《孙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请他指正，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据说它所塑造的人物与我国教科书多年来灌输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我想这既是对我国历史教科书左毒未清的反弹，也体现了对民主、共和的 向往”——当然袁教授又表示并不完全同意《走向共和》，说是“太概念化了，没有继续看下去”。《雍正王朝》呢？一些“自由派”在追捧《走向共和》的同时却以一种很奇怪的逻辑非常厌恶它。 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两部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成就都是不错的，但其历史观都是一个，就是奴化影射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两部电视连续剧不是“戏说”而是影射史学恐怕是不用多说 的，它们的制作者也坚持说它们是“正剧”而不是“戏说”。可它们怎么就是“奴化”影射史学呢？说它们“奴化”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们不惜花大力气裁剪历史，又花大力气作艺术渲染，除了作 为娱乐片赚钱之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想说一个事：上面圣明，总是对的，即使上面不对，你以下犯上也是更不对，更坏事。这怎么还不是奴化影射史学？平心而论，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在这个问题上 比袁伟时教授的观点还要极端。李大同先生说：“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 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也可以算笔者的这个判断的一个旁证。为什么中国知识界，从学术到娱乐，会刮起这样一阵奴化影射史学风呢？从笔者前面所说的“一仆三主 ”，就好理解了。     概括起来说，中国知识界近一个时期刮起的影射史学风是奴化影射史学，而他们的“一仆三主”运作则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四、结语：以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奴青将危及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笔者在前面说了，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因此，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虽然各种各样的不满很多，甚至表现夸张的气话很多，绝大多数人是理解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 的重要性的。杨文说：“对内赞美暴力革命，对外煽动民族仇恨，其实是在给中国和共产党的未来埋下意识形态地雷。改革以来，执政者集团对外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的风格，在网上已常常被骂为软 弱卖国。有关部门站在极端民族主义一边，这是在玩火。当年义和团没有成事，如果真成了事掌控了大局，还有你大清王朝？”     这实在是很有点危言耸听了，坦率地说，甚至有想借刀杀人之嫌，这就是杨鹏先生不厚道的地方了，更是与杨先生高擎的“民主”、“自由”大旗相悖——几个小青年口头上批评一下内政外交，就算 言语有失当、过头的地方，怎么就如此的不能容忍，如此的上纲上线呢？然而，就算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确实需要一种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述了，无论你有多么充分的现 实理由、善良动机，搞影射史学都是非正义的，你完全可以把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建立在当下的情况之上，而不应把历史拉来陪绑。而奴化影射史学，则连现实的理由、善良的动机都谈不上。     未来的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照着奴化影射史学教 育出来的人能够实行什么“民主”与“自由”。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笔者以为，与其要“奴青”，还不如 要“愤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这就是袁伟时教授们的 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出来的不吃“狼奶”的青年。培养出这样奴青，其于当下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未必有什么助益，而于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千秋万代之大业则贻害无穷。杨文充满了“对今天执政 者的告诫”，笔者则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颁发给共和国元帅们的第二枚勋章叫做“独立与自由勋章”。     杨文名为《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文中告诫：“《冰点》停刊事件提醒我们，党内保守势力正在上升，今后中国有可能走上一条政治强权与垄断经济结合、对内镇压对外强硬的新法西斯政治道 路。”笔者则认为，如果中国不幸，选择了奴化影射史学所代表的那种政治思想的路子走下去，则会是一条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式的政治道路。     笔者同时也坚持认为，虽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以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走那样一条不幸道路的可能性并不大。天佑我中华！      进入 王小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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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微博可能是”东方推特”，但是它得以获得西方世界的关注，还要感谢它的名人用户和关于金正恩死亡的像病毒般的谣言。微博接管了中国的社交媒体领域，迫使每个人从汤姆克鲁斯到林书豪都来注册并且开始共享。然而，社会网络伴随种种规则而来——不要贴你爱马仕包的照片，而且不论你做什么，别提到西藏。 Rachel dewoskin告诉人们这个充斥着加V用户和僵尸粉的美好新世界的迅速发展的过程，以及由微博信息所传递出的中国人的意识是如何揭示了孕育它的这个社会 的状况。 原文： East Meets Tweet 作者： Rachel DeWoskin 日期：2012/02/17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012年3月刊名利场封面】 2011年2月，汤姆克鲁斯向他的粉丝发推特说，”和新朋友们在新浪微博上的谈话很有意思，这是中国的推特，只是它的功能更多”。他在他的新的高级版推特上获得的乐趣让中国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中国的微博就好比国际微博客服务这场盛大舞会上的美人。克鲁斯在他令人眼花的微博的开场白中写道：”与你们在一起很让人激动，我们希望了解到更多关于微博的事”以及”你好！我们有一些关于如何增加背景和发微博的礼貌的问题，这是我们可以问这事的地方吗？谢谢！”成千上万热情的粉丝提供了立即的建议，包括”如果你到上海的话，我可以教你中文”，还有”亲爱的克鲁斯先生，至于发微博的礼貌，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只要你不发表任何会和宗教、政治或者文化有关的无礼的话。微博欢迎你。” 对他的320万微博粉丝来说，克鲁斯被叫成”阿汤哥”。而且阿汤哥还不只是唯一热衷于在东方世界展示自己的西方明星；英国女演员艾玛沃森在2011年7月8日写下了她的第一条微博”大家好，这真的是我（@艾玛沃森）！对我新的微博页面我感到非常兴奋”；N.B.A明星凯文杜兰特发微薄说：”我爱中国，等不及想再去那”；布什总统的兄弟尼尔也加入其中说：”在过去的35年中，我去过中国80多次并且对中国的发展肃然起敬。”就连一向批评中国政府的乐队”电台司令”，也注册了并且害羞地发了第一条微博：”测试微博……” “这就像外星人ET”，一个拥有120000个粉丝的北京人蔡锦青说。她将手举到空中，又落到面前，做出一个刚来并且有无数的困惑的作，用以模仿一个刚上微博的外国人。”我将要降落到这世界上，去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方人的好奇心和友善是讨人喜欢的，所以他们赞美像克鲁斯最早时发的那些微博。蔡认为它们”心甘情愿地展示了弱点”或者”真诚”。”由其一旦你很有名”，蔡说，”你必须毫无顾忌地说话，必须向中国人展示真正的自己”。 中国的社交媒体领域充满了面向中国五亿互联网用户的微博客站点。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新浪，于2009年8月上线了它的附属服务——新浪微博。此后其就成为了发展最快，被谈论最多的一个，拥有2.5亿用户，并且用户数量以每月一千万的速度上升。 新浪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某些部门限制境外直接投资，新浪使用可变利益实体的方式通过开曼群岛桥梁公司和一系列中介媒介来过滤资本。在中国的创始人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新浪，在纽约的投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它。新浪目前由曹国伟经营着，一个中国出生，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记者，且是一个会计。他于1999年作为财务部副部长加入新浪，沿着等级于2006年升至公司执行总裁。换句话说，新浪是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绝好的例证；它既从公众募款，又属于私人，既立足本土又面向国际，既美国又中国。 网站的优势应大部分归功于其对名人用户的另眼相看；新浪专注于笼络并且”验证”明星，进而粉丝们就聚在了这里。（在西方，这也是刚进入微博客和社交网络生意的新来者所采用的策略，像google+，就曾用了很多种方法，去了的不同程度的成功）。新浪微博验证名人身份的真实性，然后在符合验证条件的公众人物的资料旁边加一个镀金V字——也就是说他可以证明他就是他自称的那个人。剩下的人被归入到略微下等的级别里，拥有的是平民账户。这一识别的双重系统在一个意指推动社会平等的社会中（同时也是在微博客平台上），看上去相当讽刺，但是它同时反映也导致了普遍存在于网站上和中国文化中的对于”真实性”的强烈愿望。验证这件事，暗示了无论是存在于微博中还是这一领域之外，对和错，原创和模仿，真实和虚假间可能存在的差别。 Sylvia王，一个25岁的 桦榭 广告公司前任项目执行官，向我展示了一个拥有者令人向往的长相的美人的微博页面，名字叫”想做空乘员的Jessie”。Jessie的博客大都和时尚以及自己生活有关，拥有42000个粉丝。但是事实是，这个人并不存在。”我杜撰了她，”王说，”为了做广告。那些粉丝也是编的；他们被叫做僵尸粉。”中国政府最近宣布截止到2012年3月16日，所有的微博用户需要实名注册（非注册用户只能阅读，但不能发或者转发，但人们疑虑实名注册在减少僵尸粉的同时也会减少真实的微博用户）。 王最近发微博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区分对错，但是每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这可能是微博的口号或者是中国年轻人的口号。因为大部分中国人不信任主流媒体和官员，获取真实信息的愿望特别强烈。微博提供了对那种”获取”的体验。在现代的中国，由其在微博上，普通民众可以发声，但是微博的验证团队和政府官员保留了决定什么是可以被广泛阅读的，什么被认为是真的，什么应该被消除掉的权力。 【中国版微博客网站新浪微博拥有2.5亿用户，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名人用户琴瑟好逑的结果，但它也是发泄公众不满甚至是反抗的一个平台。】 新浪微博看上去并且表现得象一个来自中国的脸书和推特的私生子（出于控制政治内容和保护中国品牌的目的，这两者皆被政府所屏蔽）。大部分由中国汉字组成，但可以通过中文与英文的结合，并在包括Google提供的翻译服务的帮助下对网站进行操作。发出的微 博限制在140个汉字之内，类似博客评论那样，其中充斥着中国语言的力量，用一个音节去包含多重的意义。微博还支持内嵌视频、照片、语音信箱发博以及一个综合的华丽的门户主页，各种热点话题、丑闻、有趣人物的照片、投票和不停供应的八卦消息得以在上面 流动展示。在任何一天主页都可能因为任何事情而热闹到顶点，比如从对篮球明星林书豪爆发赛季的分析，到庆祝中国中秋节，到关于政府腐败的有力的分析。微博经常被西方人描述成”有中国特色的推特”。这些特色包括极快的成长，政府干涉和言论自由间微妙的平衡，以及间或性的狂热的人肉搜索。事实上，微博是”有中国特色的推特”这件事，就和中国的自由市场是有中国特色自由市场，或者中国的真人电视秀”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比赛”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偶像”一样——换句话说，改编自外部世界，却是彻底的中国的。 数字的绝对透明是微博最特别和最吸引人关注的可争辩的特点。推特于2006年上线，给了它三年时间的领先，但是只有两个推特明星（Lady Gaga和贾斯丁比伯）可以登上微博博客排行榜。中国女演员姚晨，其多于1700万的粉丝数量，超过了推特上总统奥巴马，布兰妮斯皮尔斯，金卡黛珊三人粉丝数量的总和。”微博的规模超过了我所看到的任何事情”，一家覆盖中国在美上市股票的英文iChinaStock的总编辑Kai Lukoff这样说。”在推特上可以被转发50次的东西，在微博上可以是100次”。 微博可以被用于轻佻的社交或是监视名人，但是吸引全世界注意的，是这个网站所具有的强大的如同孪生子那样存在的颠覆和监控的力量。”微博是一个中国社会议题的放大镜”，Bill Bishop，一个来自北京的一直追踪中国互联网市场的独立分析人士说。”它带来了压力，为一个难以置信的不稳定的综合体增加了催化剂。” 洪晃，一个拥有者390万粉丝数量，外号叫”中国的奥普拉”的坦率的作家和出版人这样简单地概括：”言论自由被压抑了很长时间，微博是种爆发。人们希望表达他们自己，但在社交网络出现之前，他们没有途径做这些。” “我否认我生活在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之中。”在北京，洪晃在吃午饭的时候告诉我。”我会假装我可以按照我想如何行动来行动，然后去看我可以达到多远。无论何时我说真话，我都从我的粉丝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洪晃，小心点！我们希望你在我们身边！”” 洪晃曾经用满了整整一条微博的全部地方发表了备受争议的艺术家艾未未的一封信。艾未未在去年曾经被经常所拘禁，并且声称在释放前受到了折磨和侮辱。像洪晃发微博说的那样，她和她的上百万粉丝见证了这条微博被发出，然后几秒之内被删掉。”这很好玩，”她说。”它刺激了我的肾上腺素。在中国你可以不听话，而且老大哥始终关注着你。在大多数国家里，没人关注你说什么。” 在中国，因为权力的监管，微博带来了语言的迅速发展，简写、新词和替代词汇纷纷出现。随着洪晃所发的关于艾未未的微博一并消失的，是关于含有他的名字的任何词汇。懂行的微博用户通过对语言的歪用来逃避审查，他们把”艾未未”这个词变形成一个”爱未来”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对于这个用户们知道其实际含义又足够接近的同音词，因为它的拼写足够安全，人们可以千上万次地发表或者转发它，比如”我爱未来”，”爱未来就是爱自己”，”我真的不敢相信，在这个社会里，即使是对未来的爱都可以消失”。曾经在哈佛大学教授中文的制片人贾志杰，将微博中的语言成为”一种革命。人们会创造词汇，并且在审查下使用。这是史无前例的。” “在注册微博致歉，我从未看到过真实的中国，”蔡锦青说。”现在我可以追踪一个正在江苏省某个村庄中发生的事情。草根事件正在获得力量，成为今日的谈资。人们可以为自己说话，且有人听。”作为一个八九天安门事件中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蔡在那个夏天离开了中国，去韦斯里大学读书，并且在回到中国前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微博就好比瓶中精灵”，她说。”它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如果它变得过于强大，政府就会关了它。但政府也不得不对此小心翼翼；因为关了微博将会带来混乱。这是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都表 现出的集体协议。” 这个沉默的约定还包括，没有人碰触”3T1F”：天安门，台湾，台北和法轮功；这些名词被从中国的互联网上抹去了。但是信息得以使其透过网站被公众知晓，并且用户也知道如何应对政府对网站的控制。向网民屏蔽敏感网站，这项俗称中国网络长城（GFW）的高新技术的创始人方滨兴登陆微博的时候，愤怒的微博用户给他起外号叫”方太监”。仅仅三十秒钟之内，他们发布上百条微博，包括”之前，GFW剥夺了人们不受限制使用互联网的权利，现在，人们将剥夺你使用微博的权利，”以及”操你404次”——讽刺地引用了”错误404″，当你在中国互联网搜索被屏蔽的关键词时，它就出现了。审查没办法屏蔽这些信息，方的账户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关闭了。 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关闭了自己的站点；多于两万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拥有微博账户，最活跃的是警察的账户。这是微博的最大的惊喜，谷歌中国的前任项目主管说。”政府官员正被鼓励更新他们的微博。这是一个对宣传部门巨大的威胁。微博是一个伟大的交流工具，一种 你与人民更近了的象征符号。它是草根的，又是革命的。”但是它也可能提供给了中国政府的最好的一项服务。想知道你的人民正在说，正在做，正在想什么吗？去看他们的微博吧。 七月份，在中国浙江省，因电力中断和延误，一辆高速火车发生了死亡事故。微博为传递关于这一被丑闻所困扰的动车事故的信息和怒火提供了帮助。信号故障导致了两车迎面相撞，并将车甩下大桥，40人遇难，200人受伤。来自车厢内的求救信号涌入了微博，并且被成千上万次的转发。几分钟内，微博成为了幸存者和目击者报告撞车事故和救援行动、医院急求献血、用户制作和更新死难者名单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但是微博内容很快转向了愤怒的质问。人们认为铁道部门有责任回答问题，有人理应对事故负责，以及有人需要对在被微博成千上万用户迅速关注之后才展开的，被广泛认为并不适当的救援行动负责。事故发生后几天，成千上万条微博被发布，数量之多使得宣传部门发布指示要求官方媒体不能对事故进行掩饰。但在媒体停止掩饰这一撞车事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微博上的消息还在蔓延。 新浪北京办公室所在的两栋摩天大楼，位于各种公司总部所聚集的中关村。一首名为”YOU ARE THE ONE”的诗被用来迎接新浪的来访者。这首诗被用彩虹的颜色，以中英双语，写在接待处的对面。它说：”这是个有影响力的星系，在中国的网络世界中心成长。我们中的每一个都是颗星星，闪耀在新浪的天空中。”这首诗赞美了”一个深刻影响中国的，极好的，极大的群体，”并且结尾写到”这里，我们都是正冉冉升起的，闪耀的明星，我们正努力变得更好。你就是那个人。” 在中国，自我经常被抑制，它变形成为不同的大的单位（家庭单位，工作单位）为国家服务；这些日子以来，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微博，自我被重新雕刻，打磨，塑造，重塑，然后被赞美。它既带来了令人愉悦的自由，又带来了对于在现如今的中国，成为一个独立个体到底将意味着什么的极大的恐惧。 在发布了豪宅、豪车和定制手袋的照片之后，郭美美，一个有抱负的女演员，成为了2011年微博上最大一次丑闻的中心。在微博上炫富可以什么事都没有，但是郭美美拥有一个被认证过的，声称自己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微博账户（中国红十字会否认了她是他们的雇员）。微博用户们发布了超过640000条愤怒的消息，很多要求对红会进行审计并且发誓再也不捐款了。信息的洪流越发接近对政府的直接批评，因为中国红十字会是政府运作的。八月份，当有人发微博指责红会卖血挣钱，微博网站向2亿用户的每一个人发了条消息告诉他们，这谣言是假的，并且发消息的账户被封了一个月。一个共产党书记造访新浪，被提醒在阻止虚假信息传播这件事上有必要要表现的积极且坚决。并且新华社，中国的官方新闻通讯社，要求对”危险的谣言”进行镇压。 在美国，失去推特账户将会很受伤，而且对那些极度上瘾者，甚至还可能遭受一个痛苦的戒瘾的过程。但是他们还拥有大量其他可能的社交网络和出版物，更别提新闻来源了。在中国，微博成为了唯一相对言论自由的场所和真实信息的来源，账号被注销或者噤声将给微博用户带来巨大的刺痛。 在我们的午餐会面结束之时，被誉为”中国的奥普拉”的洪晃，正试图开始关注苍井空，一个粉丝数高达一千万的AV女优（我刚刚给她看了苍井空的色情写真）。这时，洪晃一直收到连接错误的信息。她半开玩笑但又不无认真的急切问道：”我做错了什么吗？难道我被踢出来了？我一直无法连接。可能他们正在查我是不是看色情片，正关注我呢。”她急迫地试图登录微博，直到她意识到她没有签饭店的WIFI上网协议。当她成功连接的时候，她笑了，紧紧握住她的iPhone这样她就能看她的微博，如同她说的，”只是个连接错误，我还活着。”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作为中国文化参与者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集体身份呢？ 具有这种身份的人们又处在一个什么性质的共同体之中呢？   近年来，在涉及中国文化问题的种种讨论中，尤其是以西方为相对参照点的本土文化问题讨论中，共同体身份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它特别体现为文化共同体的“我们”是什么样性质的集体主体这个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某些文化论者以及他们为之代言的群体身份还大多停留在观念模糊的“中国人”的层次上。作为中国文化参与者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集体身份呢？具有这种身份的人们又处在一个什么性质的共同体之中呢？这种共同体是否能仅仅从“文化”特性得到界定和说明？怎么样性质的共同体身份才能保证这种身份的拥有者进行有效的文化参与？有效文化参与又和共同体存在的哪些其它方面有关？文化讨论的深入已经把这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本文中，我想就这些问题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 共同体身份认同：存在和“好”的存在 文化思考和文化批评话语都必然包含某种关于“我们”的集体身份构建。这个“我们”既是文化共同体的基本范围，也是共同体成员文化活动及其价值取向的依据。皮特津（H Pitkin）在讨论“我们”这个集体身份对于政治话语的重要性时曾指出：“在政治话语中，人们会不断追问‘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中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如果我们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谁会赞同，谁会将此视为以他的名义所采取的行动？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行动，谁还会依然是‘我们’？”因此，“政治话语必然显示某种关于‘我们’的范围和合理性。”【注1】在文化批评话语中和在政治话语中一样，“我们”并不是毫无疑问地天然给定的，而是批评话语在其实践过程中构建而成的。而且，无论批评话语自觉与否，它都无可避免地在构建某种具有群体意义的“我们”。对于文化批评来说，不存在先验的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身份，社会性的文化活动（包括对文化本身所作的解释和评价）必然先于身份认同，因为群体身份的形成和显现必然以社会性的文化活动为其条件。正因如此，文化批评对群体身份构建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 有的文化批评对自己构建集体身份的作用并不具有清醒的认识，而以为自己是在“代表”某种现成的文化共同体发言。这些文化批评把群体身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自然认同，这在当前的某些“后殖民批判”和“第三世界批评”中表现十分突出。当这些批评以“本土”文化立场代表中国文化发言的时候，它所依据的“我们”乃是共有某些自然的、经验性的特征的人群。目前中国本土文化理论对它所认同的民族群体的自然特征的强调，妨碍了它去认识这一群体认同应有的价值取向。这在下面还要论及。 人类文化学家葛兹（C Geertz）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他称之为“新国家”）人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往往包含两种不同的因素：“初级性认同”和“公民性认同”，前者只是唤起我们朴素的“原始情感”，而只有后者才为我们介入“公民政治”（civil politics）提供有效身份。这两种身份认同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但却因包含不同的目的而并不和谐。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人民“需要寻找某种身份，要求世界公开承认这一身份的重要意义，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表述，即‘（我是）世界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要求进步，要求提高生活水准，建立更有效的政治秩序，更大的社会公正，而不只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在国家之间发挥影响’。”前一种目的固然重要，但它关系的只是肯定“我们”的存在，而后一种目的才关系到“我们”为什么存在，怎样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才“好”。单纯自我肯定目的的局限性反映在“初级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种族、语言、地域、宗教或传统这一类粗浅的实在因素之中。”要实现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至关重大的作用，因为“本世纪以来，主权国家越来越成为实现集体目的的积极工具。”正因为如此，共同体成员的初级身份认同必然需要上升为一种与主权国家有关的公民身份认同。【注2】 初级认同和公民认同这两种不同的共同体认同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整体观念，一种是自然集合体观念，另一种是现代国家社会观念。前者适用于任何由自然因素所决定的种性或部落群体，而只有后者才真正与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现代国家或社会有关。前者所包含的对群体的依附和联系是由外界因素决定的，而后者对群体的依附和联系则包含了一种积极的参与意识。对于前者而言，我只是生无选择地成为某个自然群体的一员；对于后者来说，我与之有关的群体是一个我必须参与构建的共存形式。后一种认同必须向我们提出关于现代政治、政体和社会组织等一系列问题，必然是政治性的文化集体认同，而前者则可以保留某种“纯文化”（其实是自然文化）的外象。 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中国某些本土主义文化理论仅仅局限于初发性身份认同，并为此特别借助“语言”和“历史”这两种并不自然的“自然因素”。中国语言（汉语）的特殊性为这一需要提供了方便。语言的特征被引申为思维习惯和心理素质的特征，甚至所谓的“汉语文化”的核心。这种理论虽被强调为是一种本土理论，其实是西方萨丕沃尔夫社会语言学假设的内容。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Edward Sapir）和他的学生本哲明沃尔夫（Benjamin L Whorf）曾致力于证明语言的结构能决定它的使用者的认知形式和思想方式。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一些语言学家的理论，尤其是十九世纪德国语文学家威廉洪堡（William Humboldt）。但是，他们一直无法证明任何特种语言和它的使用者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而著名人类学家波艾思（Franz Boas）的研究则显示，在语言和文化或者语言和种族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联系。且不说萨丕沃尔夫假说能否从汉语特征解释中国文化特性，汉语本身在中国历史过程中经历了的种种变化，早已使得它不再是一种自然、纯粹的语言。【注3】本土文化理论还特别借助于某种统一的、规范的民族历史。这种历史是多种不同因素的混合物，其中包括由过去流传至今的文学、艺术、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乃至神话的共同祖先，等等。本土文化理论所忽视的是，这样一种单一模式的历史，它本身乃是体现某种一元集中权力意志的“叙述”结果，是对无数多样、复杂、具体的现象，事件和成分所作的意识形态化的简略和抽象。 二、 能动身份认同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和价值理论是能动构建身份认同的核心。能动的身份认同拒绝任何静止的、预先给定的、无可改变的身份，它拒绝为属于过去的决定因素所束缚，而代之以一种积极的、开创的共同体建设实践。它着眼于目前和未来，强调普通人作为能动主体和有效参与者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价值取向和价值基础都和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观相一致。现代群体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国家社会组织形式存在的。个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不能脱离他在这种组织中的有效成员的身份来讨论，在现代国家社会中，这种有效身份只能是一种：公民。因此，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讨论共同体身份认同，也就必须考虑它和民主政治以及公民身份的关系。共同体内有效集体身份认同需要有两个具体的条件，它们都与民主观念有关。 第一个条件是世界性的。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以其坚持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强调民族独立和自我实现的道义价值和解放作用，成为本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民主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新的世界性伦理规范（公正、平等、宽容、对权利的尊重，等等）的确立。这种新的世界性的伦理规范一方面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对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新的民主要求。由于旧型的反帝反殖运动往往忽视民族和大众解放所必不可少的民主内容，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国际民主意义往往有待于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 由此也就不难认识共同体内有效身份认同的第二个条件，即主权国家及其社会的民主政治空间。有效的身份认同取决于在国内是否存在一个提出、讨论和协商集体身份的公众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空间中，公民们才能决定他们的共同体应当具有怎样的社会政治结构（或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对于共同体的公民性认同来说，国际和国内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从构建性身份的价值取向来说，文化批评在国际间的自我肯定必须以共同体的自我构建和完善为目的，否则自我肯定只能是盲目的夜郎自大。 确认“我”在国家文化或民族文化中的身份必须确定一个能使“我”作为某个集体主体的一部分，并充分起作用的共同体归属：“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我”无法对这世界的一般是非和我的群体的重要性作出恰当的判断。如果我说什么是我的国家文化或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没有它我不能认识我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我无法就具体的事件确定我的立场，我不知道什么构成“好”，什么意味着“自我实现”。这个身份帮助我形成构建意义的视界。这样的视界当然不能一劳永逸地形成。我必须不断深入确定它，扩展它。因此，能动的民族文化或国家文化认同也包含着对认同对象和认同问题本身的不断认识。 能动的集体身份“构建认同”与被动的初级“接受认同”所包含的自我实现标准是不同的。前者的自我实现标准是积极自由的参与者的自我实现，而后者的自我实现标准是消极被动的随众趋同。民族或国家文化认同从被动型向主动型的转化必然包含着改变文化自我实现的标准。它关系到这样一些新问题：什么样的民族或国家存在才是成功的？它的什么样国际、国内作用才是有价值的？它应当如何确定它的目的性？构建认同不再简单地使我认为我的行为应该与我的自然群体的其他成员保持一致，或者使我觉得我应当为追求自我群体的“纯真性”而排斥“非我”的因素。构建认同不认为，只有当一致性得到保证时，群体的存在才是成功有效的，它更不同意民族国家将其民族代表的权威凌驾于共同体成员的解释和理解之上。与构建认同相比，接受认同所坚持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实际上是斯华兹（Roberto Schwarz）所说的“减法民族性”。【注4】这种认同把民族文化当作某种乌托邦整体，把国家或民族及其文化想象为具有某种理想的“纯真性”。在它看来，破坏和威胁这种整体的力量来自外部，只要能清除来自外界的“污染”，排除外界对它的歪曲和压制，就会出现真正的本土文化，共同体便会呈现出真正民族性，民族国家就能形成既纯又真的本质，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减法民族主义常常被用来掩盖共同体内部的歧异、矛盾和冲突，因而当国家和国民个体（文化主权权威和文化共同体成员）在共同体身份问题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必然成为国家强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消极认同论的民族文化观还具有一种“泛文化主义”倾向。“泛文化主义”指的是脱离政治社会结构条件来泛泛而谈文化，这种对文化的非政治化和非社会化必然导致文化议题的琐屑化、经验化。“文化”因此沦为一种情调和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再是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有关的认识和价值的中介力量。我们可以看到，非政治的泛文化情调充斥在目前一些对所谓“茶文化”、“筷子文化”、“竹文化”、“豆腐文化”的自恋情绪之中，助长了文化共同体身份认同中的初级因素认同倾向。泛文化主义消解了文化讨论应有的共同体价值评估和构建作用，把纯文化的“自我肯定”和包括政治社会体制在内的共同体“自我完善”割离开来。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中，初级因素集体身份认同是一种倒退性的集体身份认同。对于当今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社会群体建设任务的中国国民来说，迫切的课题已经不是如何表明他们的共同体的存在，而是如何努力形成一种关于这一共同体的“好”的存在的共识。因此，文化讨论的共同体身份认同的任务不是经验论证，而是价值探索。近代中国人以建立现代新型国家社会来构建集体身份的努力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改革都可以看成是中国人民这一不间断努力过程中的一个个环节。中国不就是“中国”这个身份的内容，这个身份的内容必须来自它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特定性质，如民主自由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等等。 与价值理想相联系的身份构建虽然充满挫折，充满冲突，但也因此而具有可贵的精神活力。如今，初级因素集体身份认同从共有社会变革事业和理想的“我们”倒退到仅靠血缘亲情（炎黄子孙）维持的“我们”，进取的身份构建被某种神话般的象征性秩序所代替。这种神话般的秩序把现今的集体身份描绘为由不变的、也不可变的过去所预先决定。它不再把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当作实现民族或国家身份的动力和途径，不再把集体身份看成是某种价值的确认和实现，而把这种集体身份等同为一些绵延不断、历久不衰的原始初级因素（汉语、黄土地、共同祖先，等等）的总和。这种初级因素身份认同看起来似乎是相对于政治和社会性身份认同的“文化转向”，但它却并不是非政治、非社会性的“纯文化”现象。它本身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与文化讨论的政治社会条件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它偏偏会出现在中国目前这个群体价值和理想共识崩溃、人际间关系空前物质化的时刻？这种身份认同表明了中国怎样的普遍思想环境和知识分子处境？它为什么同时也能成为国家官方民族话语的一部分？它显示了目前我们这个群体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所面临的什么样的危机？ 三、 民族身份认同和公民性 人类文化学家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曾指出，有必要将“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的条件就是把民族和民族文化认同放到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社会体制范围中去认识：“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教条，但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却包含着一种由追求集体利益所动员起来（至少部分动员起来）的共同体意识。民族认同可以成为（身份）参照点，但并不沦为民族主义。”施莱辛格还指出：“民族国家的政治疆域一旦形成，民族认同尽管仍然可能伴随着某种神话文化机制，但民族国家有关的归属感和对民族神话的盲目迷恋毕竟是不同的了。”【注5】关于民族国家作为现代人的基本民族文化空间，约翰托林逊（J Tomlinson）曾作过这样的阐述：“‘民族身份’是人们体验文化归属的不同形式中的一种，但它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民族国家是（现今）世界所区分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单元，这个事实意味着在民族身份的构建中常常包括大量的、有意识的‘文化构建’。”【注6】民族国家使一个人的民族或民族文化归属感有了具体的疆域感，使他和某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社会生存世界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归属和认同所包含的群体成员，它的有效身份（能起作用的身份），只能是具体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公民”。民族认同不能不同时也是一种公民性参与。 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它的无可避免的政治性，它的自我实现标准与民主政治的价值观的一致性，它和现代国家政治共同体成员有效身份（公民）的联系，这些都要求我们把集体身份认同放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细加审查。这本来应当是文化批评的题中之义，因为文化批评乃是涉及政治、社会的文化观察和评价，而它的目的则更是与特定历史时刻中的政治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特别把公民性提出来，是因为作为具有社会、政治、文化意义的行为，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必须在公众空间中才能表现出来。以公民身份从事的文化活动是一种社会参与，也是一种在最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性活动。 有效的文化参与必定具有公众性（非个人性）、社会性，因此也必定同时是一种政治性行为。它的基础是主动积极的公民性实践。在这里有必要再将“公民性”和“公民”作一区别。“公民性”指的是保障普通人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中有效参与所必不可少的技能和价值观，以及与群体休戚与共的关怀。“公民”则是由现代国家赋予个人的形式身份，它可以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不具有实质的内容。一个人可以是宪法承认的“公民”，但他的公众行为却因种种原因而并不具有“公民性”。“公民”和“公民性”的区别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批评者和他的对象文化共同体的关系。文化批评者的“正式公民”身份不能与他的批评活动是否具有“公民性”简单地等同起来。正式公民是公民性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非正式公民的文化批评活动则不是不可能具有某种“公民性”意义。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共同体范围内，强调公民性是保证公民有效参与所不可缺少的技能和价值观，乃是为了强调公民的参与和介入，社会政治共同体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包括集体身份的意义和内容，这些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社会活动的技能（独立思考、抗争、协商，等等）和美德，一种现代社会政治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好”（它体现了“公正”和“平等”）。 公民的参与是一种在特殊的环境空间中进行的有特性的活动。这个特殊的环境空间就是公众领域。而公民性参与的特性则体现为它的特定行动观、利益观和人际关系价值。我们需要对公民参与的这两个方面作一些分析。让我们先看看积极主动的公民性参与和公众领域的关系。公众领域是实现社会主体能动参与的条件而不是结果。而且，公众领域也是积极参与和实现公民价值共识的保证。公民是平等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础不能建立在自然权利论上。平等是一种人为的社会价值，而且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人们进入公众领域，他们才能获得平等。现代国家中的公众空间的存在及其关于“平等”的价值共识与民主政治密不可分。只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平等这一价值共识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如汉娜阿伦特（H Arendt）在《极权主义之源》中指出的那样：那些被纳粹政权剥夺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的名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斥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为了要为自己的自然权利辩护，他们首先得有为这些权利辩护的权利，阿伦特称此为“争取权利的权利”。【注7】只有当一个人在公众领域中获得作为群体成员争取权利的权利，他才能有效地发挥一个群体成员的作用。 强调“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并非是要否定它的文化性，而是为了指出这一身份对人们生存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天然禀性、心理素质、认知形式或生活方法等“文化内容”，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使共同体成员获得了某种特定的正式的公民身份。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不是单纯的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单从文化角度去解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往往难以脱出初级认同的巢臼。这种解释往往局限于用历史性的“经济互补”或者由考古文物所展现的文化（一种狭义的文化）渗透来证明包括众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认同和相互不可分割的实体。”【注8】它忽视了“中华民族”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控制的实际有效范围。在历史过程中，这个范围的大小以及中央权力在这个范围内的巩固程度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华民族”的含义也都因此而不同。认识到“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政治性，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共同体成员的有效身份是公民身份，不是民族身份。 这一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能使我们避免用浪漫情调的群体亲密感、亲情或者血缘感去设想群体的共同体性。现代中国成员的身份是中国公民，不是新浪漫主义意义上的“老百姓”，也不是“炎黄子孙”。现代政治文化参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人们建立一种公民之间的文化开明（civility）和团结（solidaridy）关系。在《论黑暗时期的人性》一文中，阿伦特说：寻找亲密和亲情，这是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群体的特征，对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这种亲密性的代价是世界的失落（worldlessness），而这种表现是“因为共同的可见的世界的失落而寻找的心理补偿”。亲情至密感不是政治性的人际关系，不是政治性联系纽带。真正的政治纽带只能是公民友谊和休戚与共的团结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提出政治要求，并保持与世界的参照关系。”【注9】诉诸亲密的家人关系、血缘情谊，说明群体缺乏形成公民友谊和团结的基础，群体成员也会丧失公众价值判断的独立立场。 四、 能动共同体身份认同的特征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公民参与的另一个方面：作为能动群体身份认同的公民参与的一些特征。我们可以从行动理论、个人、公众的区分和人际关系伦理这三个方面来对此加以说明。第一，能动群体身份认同的公民参与是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所体现出来的具有共识意义的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动成为个人和群体展现独特性的行为，“我”和“我们”都必须以行动来诉述“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在公众领域中的“行动”可以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并因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公民概念。一种行动观把公众领域当作展现个人特殊技能、禀性和素质的戏剧场景；另一种行动观则把公众领域看作公众交流协商关于公众问题见解的话语空间。和前者不同的是，对后者来说，行为是人们共同生存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一方式，人们可以确立互相认可和团结一致的关系。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显示自我的独特、优越和高超，而是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和劝说原则的交流关系。这里的行为不是一种戏剧性的英雄表现（所谓“文化精英”），而是把我的语言和行为与你共有，一种集体性的商讨和互相的调和。 第二，公民共同体整体的性质是“团结”，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亲情。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人们平时所说的“民族感情”，而是为了指出，所谓的“民族感情”虽具有私人感情价值，却不一定具有公众领域的联盟意义。这就如同人们平时所说的“良心”，虽然它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个人道义感，但却并不具有公众领域中的政治价值，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那种被称作为“良心”的内心自我责备的。良心所针对的乃是自我，而不是人们共同拥有的世界，来自良心的规约力量因此是非政治性的，它只能提供纯粹个体性的主观表述。但群体构建所需要的却是关于政治、社会体制和普遍正义标准的共同认可和正式而公开的承诺。 在共同体身份认同中，具有公众价值的不是纯朴的“民族感情”，而是哈贝玛斯所说的“宪法爱国主义”。这个说法是哈贝玛斯在批判狭隘的“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时提出的。他称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整体的特殊现代现象”，出现在“作为个体公众既被动员了，但同时又是孤立的时候。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产物，它是已经贬值的传统，经由群众媒介所制造出来的一种人为的整体身份，是多元文化一体化的神话。”哈贝玛斯认为，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民主制度不应当维护抽象的民族整体性，并以此来衡量社会成员的行为，也不应当要求每个人都聚合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民主制度应当形成一种公民间的团结。哈贝玛斯把这种团结称作为“宪法爱国主义”。 哈贝玛斯在讨论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向“宪法爱国主义”的转化时，提倡“改变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这一改变要将“用强权政治来表现自己的民族生活方式”转化为“普遍确认的民主和人权”。哈贝玛斯指出，文化民族性实际上是“在一个国家中的公民意识这个意义上的民族性。”文化身份必须包括“大众在特定历史时刻对他们认为值得保存的东西的政治认同。”由于公民是一种宪法规定的身份，这种公民意识的文化民族性认同是一种“宪法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不同，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身份认同和以民族历史为中心的、属于过去的背景保持距离，”因而避免流于滥情表露、意气用事。哈贝玛斯认为现代社会应当实现一种能把分散的现代个体团结为共同群体的宪法爱国主义，而不是某种具有所谓纯真一体性或者甚至排外情绪的民族主义。【注10】 第三，“公民性”共同体特性的核心是“参与”，而与此相关联的共同体人际关系伦理则是“团结”。“参与”对于认识群体认同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表述了形成和确立集体身份的基本条件。由于“参与”是“当一位公民”和“是一位公民”的基本内容，“公民性”也就成为一种积极协商不同的身份要求和设计的过程。“公民性”之所以有价值，也是因为它开启了以民主的方式来提出、商讨和改善集体身份的可能。公民性因此也是集体身份所体现的团结的基础。对“团结”这种共同体联系的性质，南希弗雷泽（N Fraser）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团结的要旨不是“情感”（手足之情、血缘亲情，等等），也不是“权利”（同一制度所规定和允许的“权利”），而是表现为共同奉行的规范和从事的实践，即在群体中或社会中大家都以某种共有的“价值规范”来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独立性、自足性不应理解为是对集体团结性的背叛（例如，将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西化”等同起来），而应当理解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内所起的构建作用。但这个群体本身必须达到了一定的水准，群体的政治社会制度必须能保证和保护每个个体与其他个体就道德和政治问题平等地对话和协商。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独立性才能成为奠定平等、相互尊重和团结关系的一个基本条件。弗雷泽指出，作为“政治伦理”，“团结”优于“亲情”，团结的伦理不承认任何群体成员的特权，它强调“尊重”（不等于“爱”或“同情”），反对滥情和私情，它允许一切过去处于边缘的、没有发言权的人们或群体与其它人们和群体一起参与构建共同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活动。【注11】 共同体身份构建和认同不是抽象的，它一定呈现为行动和显现于话语，并体现为特定的人际伦理。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把一切与这种身份构建和认同有关的活动和话语看成是文化性的，而且，既然这些活动、话语和价值必然是作为公民的社会成员在公众领域中的活动、话语和价值，那么，它们的政治性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从根本上说，每个人作为文化主体的有效性取决于他作为政治主体的有效性。能动文化主体是和能动政治主体联系在一起的。   【注1】  Hanna F. Pitkin, Wittgenstein andJusti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208. 【注2】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Res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St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pp. 258. 【注3】  详细讨论可参见 Ronald Wardhaugh, An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NY: Basil Blackwell, 1987) 第九章”Language and Culture”

译者 sarafirst 我受邀为《动物农庄》的乌克兰译文作一篇序言。我意识到我在为我一无所知的读者写这篇序言。我也知道他们大概也没有丝毫机会去了解我。 在这篇序言中，他们大概最希望我谈一谈《动物农庄》灵感的来源，不过首先我想先谈体坛我自己和我形成今天的政治立场的经历。 我于1903年出生于印度。我的父亲是那里英国行政机构的一名官员。我的家庭属于像军人，职员，政府官员，教师，律师，医生等的普通中产阶级。我在伊顿公学受的教育。伊顿 公学是英国私立学校中最昂贵，最势利的一所学校。但是我只是靠奖学金才进去的，否则我父亲无力承担我就读这种类型的学校。 离校不久（我当时还不到20岁），我去了缅甸，加入印度帝国警察。这是一支武装的警察，宪兵一样的队伍，类似于西班牙的国内警卫队或法国的别动队。我在警察部队服务了5年。尽管那时缅甸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不十分明显，英国人和缅甸人的关系并不特别紧张，我还是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我，是我憎恨帝国主义。1927年当我休假回英国时，我辞了职并决心当一名作家。最初并没有特别成功。1928年至1929年，我住在巴黎，写了一些没有人出版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后来我把它们都销毁了）。接下的几年我也只是勉强度日，时不时还挨饿。1934年以后我才能够依靠写作的收入生活。同时，我有时会接连好几个月穷人和半犯罪分子之间。他们住在穷人区最破败的角落，流浪在街上行乞或偷窃.那时我因为缺钱才和他们打交道，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好几个月（这次是较为系统地）研究英国北部矿工的状况。直到1930年，整体而言，我还没有把自己看成一名社会主义者。事实上我当时还没有明确地界定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最终成为拥护社会主义者是出于对产业工人中比较贫困的阶层受压迫和忽视的情况的憎恶，而非出于对计划社会理论上的赞赏。 1936年我结了婚，几乎在同一周，西班牙内战爆发。妻子和我都想奔赴西班牙，为西班牙政府而战。我们准备了六个月，一直到我完成正在写的书。我在西班牙阿拉贡前线待了近6个月的时间，直到在韦斯卡一名法西斯狙击手打穿了我的喉咙。 在内战早期，外国人整体来说并不了解支持政府的不同政党之间的内部争斗。由于一系列意外事件，我并没有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加入国际纵队，而是加入了POUM民兵，这一组织被称为西班牙的托洛斯基分子。 因此在1937年中旬，当共产党掌握（或部分掌握）西班牙政府的权力时便开始迫害托派分子。我和妻子发现我们俩也在受迫害之列。我们俩很幸运地活着逃出西班牙，一次也没有被捕过。我们的很多朋友被枪决，其他的朋友被关进监狱很长时间或者干脆失踪了。 西班牙的这些大逮捕和苏联的大清洗是同时发生的，可以说是对大清洗的补充。在西班牙和在苏联一样，罪名（即与法西斯分子共谋）都一样。但就西班牙而言，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的。经历这一切是一个客观的教训，它让我知道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开明人民的舆论。 我的妻子和我都亲眼见证了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仅仅因为他们被怀疑有不正统思想。然而在我们回英国后我们发现许多明智并且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居然相信媒体发自莫斯科审判关于密谋，叛国和破坏的荒唐报道。 因此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理解了苏联神话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 这里，我必须停下谈谈我对苏联政权的态度。 我从未去过苏联，我对苏联的了解仅仅从阅读的书籍和报纸中获得。即便我拥有力量，我也不会干涉苏联内政：我不会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野蛮和不民主的行径就谴责他们。极有可能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他们用心良苦，也只能如此。 但另一方面，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西欧的人们必须看清苏联的真实面目。自1930年以来，我很少看到有证据能证明苏联在朝人们真的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相反，让我震惊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在向等级社会转变。在这一社会，统治者和其他统治阶级一样不愿意放弃权力。其次，像英国这样国家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今天的苏联已不同于1917年的苏联了。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理解（例如他们宁愿相信真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个地方真实的存在着），部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公共生活相对自由和节制的生活，因此极权主义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然而你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它也是一个有着极大阶级特权和贫富差异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现在，在一场可能实现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在一起生活了几百年没有发生巨大冲突，法律相对公正，官方新闻和数据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人的意见并不会带来任何生命危险。在这一气氛中，对于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的逮捕，媒体监察等，普通人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任何他读到的关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的一切都自动化地翻译成英国术语，而他也很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直至1999年，甚至更晚，大多数英国人还不能认清德国纳粹政权的本质。现在对于苏联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同样的幻觉。 这已经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极大危害，并给英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后果。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认为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及它的统治者的每一个行动，如果不是模仿就必须加以辩解的观点，更加腐蚀社会主义原有的思想。 因此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坚信，要想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就必须摧毁苏联神话。 在我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就想用一个人人都容易理解并且易于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然而我并没有想到故事的实际细节，直到有一天（我当时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辆拉车的大马走在狭窄的小道上。每当那匹马想转弯的时候，小男孩就拿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跟富人剥削无产阶级是一样的。 我接着便从动物的观点分析马克思理论。对于动物而言，人类之间阶级斗争的概念纯粹是错觉。因为当剥削动物成为必须的时候，人类便联合起来对付它们：真正的斗争是人和动物间的。以此为出发点就不难构思出故事了。直到1943年我才动笔写，因为我总是忙于其他工作没有时间写。最后，我把一些大事件，比如在我写作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包括进去。这样，故事的梗概在我脑海中存在了六年之久后我才开始写作。     我不打算对这部作品发表评论。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尽管许多情节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但它们做了缩略处理并打乱了时间顺序，这对于故事的对称性是很有必要的。第二点已被大多数的批评家忽略，或许因为我没有充分强调。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会有这样的印象：它是以猪和人之间的完全和解结尾的。这不是我的本意，相反，我本打算故事在不和谐的高调中结束，因为它成书于德黑兰会议不久，当时大家都以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最好的可能范围的关系。个人而言，我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并没有错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我还要说些什么。如果还有读者对我个人感兴趣，我要说的就是我是一名鳏夫，有一个差不多三岁大的儿子，我的职业是作家，但一战开始后我主要是一名记者。   我最定期投稿的期刊叫《论坛》，是一本关于社会政治的周刊，大体而言，代表着工党左翼人士的思想。     普通读者大概会对我以下作品最感兴趣：《缅甸岁月》（关于缅甸的故事），《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源于我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以及《评论集》（从社会学角度，而非文学角度所作的主要关于当前盛行的英语文学和建议类文章）。      《动物农庄》的乌克兰译文是为生活在德国流离失所人口集中营的乌克兰人而作的。这个集中营在二战后由英美两国管理。正如翻译者兼发行者-Ihor SzewczenkoIgor Shevchenko,信里指出的那样， 这些人曾支持十月革命并立誓捍卫革命成果，但他们反对 ‘反革命的斯大林独裁主义者’以及‘俄国对乌克兰人民的民族压迫’。他们是普通人，农民和工人，有的受过一些教育，但他们都渴望阅读。为了这群人，他请求奥威尔写一篇特殊的序言。英文原文已经遗失，这篇重写的英文版序言是从乌克兰文版的翻译过来的。奥威尔坚持不收取这部作品及其翻译作品（如波兰文译本和泰卢固文译本）的版税，因为这些翻译作品是为穷苦人民而作的，他们无力购买译本。奥威尔本人支付了俄语译本的出版费用。它们被印在薄薄的纸上供被关在铁幕后的士兵们和其他人阅读。 注：这些学校并不是公立的‘国家学校’，恰恰相反，它们是专门的，昂贵的寄宿制中学，分布很广。直至近年，它们几乎只招收富有贵族家庭的子女。把孩子送进一所私立学校就读，是19世纪的暴发户银行家们的梦想。在这些学校，体育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体育造就高贵的气质，强健的体魄以及绅士的风度。在这些学校中，伊顿公学是最为著名的一所。据报道，威灵顿曾说过滑铁卢的胜利取决于伊顿操场上的训练。不久以前，以某种或其他方式统治英国的人中，大部分都毕业于私立学校。奥威尔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