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许纪霖：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 进入专题 ： 儒家宪政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关键词】儒家宪政　礼治　双重权威          儒家文化作为古老的轴心文明之一，到了21世纪，它的心灵智慧已经为各家各派所公认。那么，儒家是否还有其政治智慧？更确切地说，在以民主为归向的当下政治实践当中，儒家的政治智慧是否还有其现代的意义？以往思想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儒家在当代世界的价值，主要是其心性修养，其政治价值，已经失去了意义。即使是20世纪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也认为儒家有治道而无政道，新儒家的使命之一乃在于解决老内圣（心性之学）如何与新外王（民主政治）接轨的问题。①     然而，近十年以来，在新一代儒学知识分子推动下的儒学复兴大潮之中，思想风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早是蒋庆，在心性儒学之外，发掘出以公羊学传统为主脉的政治儒学，并积极为之鼓吹激荡。近一两年政治儒学被正式命名为儒家（儒教）宪政，并且被不少学者和儒者所接受，广为论证和传播。一时间，儒家宪政的思潮成为显学，有发展为儒家宪政主义的趋势。     作为二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儒家有其政治智慧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政治智慧是否可以用儒家宪政命名之？即使可以接受这一命名，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宪政？其给古代的中国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制度性后果？儒家宪政在现代政治生活当中是否可欲？          一、儒家宪政思潮的浮现与内部分野          儒家文化在古代之所以成为中华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乃是其实现了全方位的制度化。陈寅恪先生有言：“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②从国家的政治法律、科举取士，到民间的风俗、仪式乃至宗法家族内部的伦理教化，儒家无不成为制度化的核心价值。     儒家文化到清末民初走向衰落乃至解体，实与“去制度化”有关。这一“去制度化”的过程，有三个重要的关节点，第一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儒家本来不似西方的基督教有自己独立的宗教组织，其凭借的是对教育的垄断，以国家的科举取士制度获得传播，形成以师统为核心的网络系统。一旦科举废除，各地学堂和新兴学校不再将四书五经作为必修课程，儒家便失去了其所赖以存在的师统建制。第二是1911年持续二千年的中华帝制的终结，民国政制趋向西化，儒家学说不再是国家的核心价值，与法律政治制度脱钩。第三是民初以还社会流动加速，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逐渐式微，儒家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在三重巨变之中，儒家文化逐渐与教育、政治、社会的基本建制分离，成为失去了躯体的孤魂，无所依附、四处飘荡的幽灵。     余英时先生指出，传统儒学的生命力在于通过制度化得以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当制度化的儒学死亡之后，其已成为一个游魂。这个游魂即使发展出一套可以与西学抗衡的道德哲学，也无法再借尸还魂，③“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这一方面枉抛心力”。在余先生看来，儒家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避开建制而致力于精神价值的重建，放弃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在修身齐家层次发挥重要作用。④     余先生的断言是否有理姑且不论，事实上，纵观整个20世纪，几代新儒家的努力，基本是在修身齐家层面，而对于治国平天下，贡献甚微。儒家的修齐治平，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由于各代儒家分别突出其中的不同面向，呈现出政治儒学（西汉的董仲舒）、心性儒学（宋代的朱熹）和社会儒学（明代的王阳明）等多种取向。进入20世纪之后，儒学开始衰落。政治儒学在经历了戊戌变法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之后，最终失去了与制度的血脉相连，沉寂良久。社会儒学在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动下，几度挣扎，又几度复兴，试图为中国的社会重建奠定儒学的伦理基础。反而是心性儒学，经过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两代新儒家的努力，终于蔚呈大观，修得成果，成为20世纪儒学的主流。     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所面临的是现代性过程中的意义缺失、认同迷惘和道德危机的问题。为重建中国人的心灵秩序，新儒家们沉潜往复，穷究义理，建立了宏大的形而上宇宙结构和道德世界，在哲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今成为学院派儒学再三嚼咀、反复玩味的思想传统。然而，心性儒学依然是义理层面的学说，在当今的学院高墙之内，义理蜕变为学理，越来越缺乏现实的生命力，更与制度的重建相隔。自然，新儒家并非仅仅注重于内圣，从牟宗三到徐复观，念念在兹的是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如何从儒学的道德主体自我坎陷，发展出制度性的知性主体，建立起现代的民主政道。牟宗三先生说：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之中，只有君臣如何治理天下的治道，而无客观化的制度政道，因此“为君难，为相亦难，相夹逼于上下两端中，直不能维持其政治上之独立性与客观性。因上之君、下之民但不能客观化故也。吾每感此而兴无涯之悲痛，遂发愿深思而求其故”。⑤新儒家固然注重的是“意义世界的缺失”，但这种“制度性焦虑”常常纠结于心头，百思而难以求解。牟宗三能够做的，只是为这一客观化的知性主体奠造形而上的道德源头，但对于重建制度本身的思考甚少。徐复观对政治与学术怀有同样的兴趣，然而也没有在理论上贡献一二。个中缘由除了他们本身是哲学家、思想史家之外，更重要的恐怕与他们身居一隅，处于时代的边缘有关。诚如余英时所说，整个20世纪的儒学一直处于走下坡路，没有摆脱困境，⑥新儒家不得不退而结网，补修义理，制度重建的工作只能期待后贤了。     20世纪以降儒学走下坡路的趋势，到了近二十年的世纪之交，情势发生了微妙的扭转。90年代之后，席卷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反儒学的文化激进主义开始在大陆降温，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强劲崛起，在朝的马克思主义与在野的自由主义为了寻求本土的文化资源，开始向儒家表示敬意，争相寻求与儒学结成战略同盟。于丹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解《论语》而一炮走红，儒家经典以及相关的解读成为书店的畅销书。许多大学成立了研究儒学为中心的国学研究院，儒家经典阅读成为许多学校的必修课程，企业老板和高管对传统文化趋之若鹜，民间的国学学堂和兴趣小组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涌现……这一切表明，儒学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背运走到了尽头，在21世纪曙光升起之时，迎来了儒学的早春天气。     然而，21世纪的儒学复兴却仍然与制度无涉，不是停留在学院的义理层面，就是沉淀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学究气的儒学与日常生活的儒学，与往日儒学的辉煌气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第二号经济大国，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声音不绝如缕，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在政治发展模式上，可以摆脱西方，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以此彰显中国文明的复兴和昔日帝国的二度崛起。近两三年来，围绕着政治制度的顶层计，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到国家主义和新左派，都打破了往日的缄默，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这一“制度重建”的热潮之中，新一代的儒者不甘于寂寞，于是儒家（儒教）宪政便应运而生。     最早站出来的是新一代儒家旗帜性代表人物蒋庆。这位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与老一代新儒家不同，他的真正兴趣不在宋儒的心性义理，而是汉儒公羊学的立法改制。公羊学是以微言大义行托古改制的儒学流派，在太平盛世的和平年代，通常隐而不现，并非显学，一旦到了礼崩乐坏的乱世，社会面临制度和文化的转型时刻，志在改制立法的春秋公羊学便会大行其道。西汉的董仲舒、清末的康有为皆是一代公羊学大家，也是变法创制的推动者。儒家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然而在不同的时代和流派那里，内心的焦虑是不同的。蒋庆说“公羊学的焦虑是制度性的焦虑，而不像心性儒学（内圣儒学）的焦虑是实存性的焦虑，故公羊学最关注制度的建立，把改制立法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⑦蒋庆这代儒者的“制度性焦虑”与上述牟宗三的“制度性焦虑”虽然都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的脉络之中，却有明显的差异，牟宗三的“制度性焦虑”是义理性的，其哲学家的关怀和当年的时代条件，使得他没有也不可能去从事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然而，蒋庆毕竟是公羊学传统的传承者，他对儒家义理其实缺乏真正的兴趣，而是有强烈的用世之心，志在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参与到当下中国立法改制的建国大业之中。这种强烈的“制度性焦虑”与用世之心，成为蒋庆所代表的儒家（儒教）宪政提倡者们共同的代际特征，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差异而已。⑧     蒋庆在二十年前出版《公羊学引论》，为改制立法作理论准备；在十年前发表《政治儒学》，正式与老一代心性儒学划清界限，自立门户；到近十年先是提出恢复儒教，将读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成立全国性的儒教协会，然后打出儒教宪政的大旗，设计了一整套国家建构的制度性方案，一步一步从学理走向制度，从民间逼近庙堂，旨在重新连结儒学与制度的脱榫，再现儒学作为“王官之学”的昔日辉煌。蒋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儒学（儒教）宪政的大旗之下，已经聚集了一批同声相求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纯然的儒家，有国家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儒家（儒教）宪政作为一种思潮，其并非一个纲领明确、阵营鲜明、诉求同一的封闭式同人主张，而只是具有不同知识背景、政治立场和文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所体现出的某种公认价值、公共取向，他们最大的公约数建立在两个基本共识之上，一是“制度性焦虑”，认为当今中国当务所急乃是建国，完成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制度之转型，二是相信儒学应该“二度制度化”，儒学古老的义理与制度传统应该镶嵌到现代民主的政治架构之中。     大致而言，在当今中国的儒家宪政思潮内部，有柔性的儒家宪政和刚性的儒教宪政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两种取向的分水岭，乃是对现代性的态度。柔性的儒家宪政，其提倡者中有儒家，也有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者，他们认同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思考的是如何将儒家的若干价值和制度传统与民主宪政制度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儒家色彩的中国现代宪政。最早提出儒家宪政主义的杜钢建将儒家宪政表述为“仁义礼智信的宪政主义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求兴人权，立公正，通和顺，符合理，树忠诚，中国在21世纪的宪政建设需要坚持儒家宪理的上述五大基本观点，充分发挥宪法对政府行为和执政党行为的制约作用。”⑨唐文明认为：“儒教、宪政与中国的问题，也就是直面实际的历史情境，如何在中国的宪政建设中将儒教的精神与理念贯彻进去的问题。”他主张在三个方面以儒家思想修订中国的宪法，一是将大同说作为中国宪政建设所依据的终极理想，二是除了西方宪政的基本人权之外，还要补充儒家的伦理法权，三是要在中国宪政建设中落实儒家的“寓郡县之意于封建之中”，变中央集权制为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国家。⑩康晓光发表长篇的《儒家宪政论纲》，提出“承续儒家道统，建立儒家宪政，把中国政府的正当性建立在对中华五千年道统的继承和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吸纳之上。儒家可以吸收多党制、竞争性的普选制度、权力分立、有限政府等理念和制度，进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11香港的陈祖为则认为，儒学不仅具有批评时政的功能，而且可以作为立法以及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称为“儒家宪政”。他不赞成蒋庆式的儒教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推广，主张一种温和的圆善主义（moderate perfectionism），即在国家立法的时候可以诉诸儒家关于美好人生的具体而零碎的价值判断。12秋风（姚中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论述儒家宪政的历史形态，认为儒家本身代表着一种宪政主义的理想，在历史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宪政主义形态，一种是西周的贵族封建制，第二是汉代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体制，第三是近代从康有为到张君劢的儒家式现代宪政政体。“这个历史证明了，宪政主义就是儒家外王之基本取向、核心精神。”13          与柔性、开放的儒家宪政主义不同的是，刚性的儒教宪政主义更多表现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独树一帜、剑走偏锋的蒋庆便是这样一个儒教宪政的原教旨主义者。他对公羊学为核心的政治儒学近乎狂热与偏执的卫道，试图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全面推行儒教，使得他将三种对象都作为自己的批评目标。其一是儒家内部的竞争者心性儒学。在他看来，从宋明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将内圣与外王视为体用、本末关系，试图从内圣开出外王，实际上取消了外王的独立性，使外王成为一种附属于内圣的微不足道的陪衬，使儒家的人格重心落在生命心性之上，而不能跳出生命落在客观外在的事功制度，这种偏于内圣一曲的心性儒学，最终结果只能是无法开出外王。蒋庆认为内圣与外王之间，只有结构的平行联系，而无体用的从属关系。14心性儒学只是内圣之学，外王之学当属公羊学，“二学离则两美，合则两伤”。在他看来，“政治儒学是唯一适应于解决政治问题的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通过内圣和外王的领地划分，他试图将儒学内部立法改制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所继承的公羊学传统手中。     原教旨儒教宪政的第二个批评目标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批评是隐形和间接的，并非诉诸批评性的话语，而是王道政治的建国方案。当有些保守的儒教宪政主义者热衷于“通三统”，要将儒家的王道与人民共和的党国体制接通的时候，15蒋庆却很少谈“通三统”，仍然坚持其儒教治国和王道政治的全盘改制方案。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在于“合法性缺位”，“鉴于百年来中国固有文化崩溃，完全与外来文化——或自由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的主导性文化，即僭越了儒家文化在政治与社会中的正统主导地位，偏离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他明确表示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无法解决政治合法性长期缺位的问题，不能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16蒋庆的儒教宪政并非保守的，由于其原教旨主义的性质，相反地显得异常地激进，对现实秩序具有很强的疏离感和叛逆性。     不过，原教旨的儒教宪政最大的批评对象或真正的敌人不是心性儒学，也不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而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这是他们与上一代新儒家的最大不同。熊十力、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人毕竟受过“五四”启蒙思想的洗礼，虽然他们反对启蒙主流中的科学主义和唯理主义，然而在政治观上与他们的论敌没有根本的分歧，而是共享自由、民主、宪政的基本价值，因为新儒家政治上的敌人与自由主义者一样，都是新老的专制主义——早年是传统的皇权专制，晚年则是现代的极权主义。他们承认，西方的民主宪政是解决专制主义的不二途径，“中国今虽尚未能完成其民主建国之事业，然我们却不能说中国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17新儒家与他们的论敌自由主义者之分歧仅仅在于，传统中国文化是否障碍了民主宪政的发展。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包含着现代民主的种子，问题是如何从老内圣中开出民主的新外王。然而，以蒋庆为代表的原教旨儒教宪政的真正敌人不再是新老专制主义，而是西方自由主义所代表的所谓“庸民政治”。在他们看来，在西式选举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之下，受过教育的精英与普通民众一样，一人一票，只重数量，缺乏质量。民意独大，民意决定一切，现代政治缺乏古典政治那种超越性和历史文化性。因此，蒋庆要恢复建立儒家式的以精英为核心的王道政治，在民意（人）之外，再建超验价值（天）、民族历史传统（地）的三重政治合法性。18牟宗三当年批评中国的儒家政治只有治道（统治者如何治理的善治），没有政道（客观的制度性架构），因而要引进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19但在蒋庆看来，缺乏政道是心性儒学的问题，注重外王的公羊学有自己的政道，中国有自己的宪政，即以王道政治为中心的制度性架构。“所谓儒教宪政，就是中国式宪政，说具体点，就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中国宪政，也就是人类离开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发展之路。”20蒋庆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刚性的儒教宪政既与老一代新儒家不同，也与柔性的儒教宪政有别，后二者虽然对西式民主有批评、有反思，但还是在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和制度框架之内寻求儒家的位置，形成中国的特色，而蒋庆则要在现代性之外开辟一个另类的王道政治、另类的中国宪政，因而说他是原教旨的儒教宪政，并非言过其实。     那么，儒家宪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可欲的政治方案？既然儒家宪政来自于中国的历史，不妨让我们回到历史，从其本源探究，然后再来作出现实的抉择。          二、历史上的士大夫与君主共治格局及内在限制          儒家宪政，乃是近两年来新一代儒家的创新之词。历史上的政治儒家是否有宪政形态，假如有的话，又是什么类型的宪政？要梳理这一点，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何谓宪政。     所谓宪政，乃是与政治权力有关的制度设置，它通过客观的制度和法律的安排，对政治权力进行创建、安排和限制。在这其中，宪政具有三重功能：第一是用法律或者制度赋予权力以合法性，从而建构和安排统治者的权力；第二是用法律或者制度规范和限制权力，以实现政治共同体特定的目标；第三是用法律或者制度规范权力的更替，以保持政治共同体的持续稳定。     宪政是各种政治秩序中的一种特定形式，它的特点在于：其宪政的意志必定高于统治者（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人民）的意志，宪政本身具有统摄权力的权威性，这是宪政区别于其他政治秩序的根本含义。因此，宪法（成文法或者不成文法）虽然是宪政的表面特征，但有宪法的政体并不意味着必定是宪政体制，假如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或者等同于宪政的意志，比如传统中国的法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则是有宪政之名，而无宪政之实，这是一种反宪政的“宪政”。宪政必定是有权威的，这个权威乃是凌驾于政治统治的权力之上，能够对权力进行驾驭、控制、限制和更替。宪政之所以必要，乃是多少相信权力具有某种邪恶性，需要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     自然，宪政本身无法自己创建其权威性，它总是来自于更高的立宪意志，也就是说，任何宪政，都有其特定的道德价值和立宪目标。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宪政，通过规范与限制世俗的权力，乃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意志。现代的自由主义宪政，乃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道德尊严。而儒家宪政，则是为了实现天下为公、仁义礼智的大同理想。     现代宪政的经典形式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宪政，这主要因为自由主义宪政所欲达致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被普遍接受，而其在历史实践过程之中也被证明较好地实现了这一价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宪政只有这一种形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宪政、中国古代的儒家宪政，以及可能有过的其他文明体的宪政形式，都是可以比较的历史实践。衡量一个宪政好不好，用其欲达致的价值目标来衡量是困难的，因为不同的价值之间难以通约，然而，假如从宪政相对于权力而言的权威性出发，显然我们可以对各种宪政的好坏，设定几个评估的标准：第一，是否可以有效地赋予权力以与特定价值目标相联系的政治正当性？第二，宪政的意志是否真的在权力之上，可以用法律和制度的手段，及时、充分地限制权力？第三，当权力腐败堕落的时候，是否有制度性或程序性的方式，和平稳定地更替统治者？下面我们将看到，儒家宪政在第一项权力的正当性赋予方面是强项，在第二项权力的限制方面是弱项，而在第三项权力的和平更替方面则为不及格。     西方的现代宪政有两个历史源头：自上而下的超越性意志和自下而上的契约性贵族社会。弗里德里希在《超越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中指出：宪政论“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21在世俗的权力之上，始终存在着比权力更高、更具权威的超越性意志，在中世纪，是上帝的意志，到了近代，上帝的意志世俗化为自然神、自然法或者道德形而上学。     除了自上而下的超越性意志之外，西方宪政的另一个历史源头乃是自下而上的契约性贵族社会。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不是偶然的，它既不同于王权占绝对优势的法兰西，也区别于诸侯割据、王权式微的德意志，英国的贵族与王权处于某种均势状态，于是便有可能相互妥协，签订《自由大宪章》、《牛津条例》、《权利法案》等这些后来成为英国宪政基础的最重要历史文件。宪政与贵族制密切相关，它是对权力的双重防范；既对抗一个人说了算的君主制，也防范多数人暴政的民主制，宪政试图在君主、贵族和人民之间保持某种和谐的平衡，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想，各种力量平衡的政体便是共和政体，共和与宪政后来在美国立宪过程当中结合在一起，以宪政保障共和，以共和维系宪政，宪政通过各种利益和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均衡，以实现共和的最高目的：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     那么，中国的儒家宪政如果有的话，是一种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宪政？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国政治的双重权威问题。22在古代中国，有两种不同的权威，一种是士大夫所代表的道统，另一种是王权所代表的政统，其权威的源头，都来自于超越性的天命。换而言之，宇宙的超越性意志，当降临到人世之后，一分为二，体现为道统与政统这双重权威，这是中国文明的特殊现象，是其它几个古老的轴心文明——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古希腊罗马文明——都不曾有过的。中国的皇帝与读书人、政统与道统种种说不清、理还乱的纠葛冲突，都与双重权威有关，而儒家宪政的历史秘密，也渊源于此。     从远古开始，天命就将人间的统治权授予君主，君主贵为天子，秉承天命统治天下。然而，君主的统治是否符合天之意志，其解释权并不在其手中，而另有他人。起先是通晓天意的巫师，但巫师与王权尚不可分离，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明发生了大突破，民间出现了儒、道、墨等诸子百家，开始形成独立的道统，拥有了解释天命、议论政治的话语权，这就是与王权平行的另一种权威：与政统抗衡的道统。儒家的道统，其背后还有掌控教育网络的师统。按照儒家的看法，道统高于政统，师统更在王权之上。于是，按照儒家理想所设想的儒家宪政，同样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源头。     所谓自上而下，乃是以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力，在其之上有更高的、超越性的天命所限，君主的意志必须秉承天命，因为天是有德性的，因此现实的君主也要以德治国，实现王道政治。许倬云先生说，董仲舒将孔子放上王者的宝座，执行褒贬的权力，“如此，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务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为汉室的政治肯定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的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23儒家的道统，对皇权的政统来说，是一种目的论的制约，从汉儒阴阳五行宇宙论，到宋儒的天理说，皆是试图通过建构一个超越于世俗秩序的宇宙秩序，一方面赋予王权以统治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以天道压王权，控制和限制君主的滥权。然而，道统对政统的制约，不同的义理形态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其强弱是有差别的。张灏先生指出，儒家的这套天人之际思想，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脱胎于殷周的古老神话传统的天人感应说，后来发展为汉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另一种是轴心文明突破时期的天人合一说，天命内化于人的心灵，后来发展为天理心性合一的宋明理学，但二者与政治的分离度和批判性是不同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只能以人世秩序的基本制度的神圣不可变性为前提而发挥有限度的批判意识，天人合一的思想则以内化超越为前提，蕴含了权威二元化的激烈批判意识”。24也就是说，作为儒家宪政的不同形式，董仲舒的宇宙论模式更多地赋予王权以统治的正当性，虽然其也有限制王权的另一面，但相对来说比较弱，而朱熹、王阳明的宋明理学因为其拥有独立于王权的心灵秩序，而这一心灵秩序又与宇宙秩序内在相通，因此更具有批判性。     儒家宪政的自上而下源头，除了超越性的天命、天道和天理之外，还有一个介乎于超越与世俗之间的概念，叫做“天下”。天下是世俗的，它首先代表君主统治的疆域，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但天下又不仅于此，它高于国（王朝），是一个文化性、伦理性的概念，代表着儒家的礼教秩序，国为私，乃一家一姓之王朝也，天下为公，因而与天理相通。天下秩序既是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也是世俗性的礼教秩序。天下在现实的王朝秩序之上，而且是王权统治的正当性所在，王朝是一个人的，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公天下”的观念乃是针对“家天下”而言，三代以上天下为公，三代以下就是“家天下”，天下属于皇帝私有。黄宗羲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因为三代以上之法乃是为天下之法，而三代以下只是一己之法、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也。25儒家以蕴含着天理的天下来限制王权为核心的国家，但这种限制只是一种目的论的宪政，而非制度性、程序性的宪政。目的论的宪政，与礼治相关，天下说到底就是一套以德性为中心的礼治秩序，所诉诸的是目的合理性（天下为公）、对权力之治道的规约和统治者的个人德性，它所缺乏的是宪政所必需的政道，即制度性、程序性的规定。宪政所追求的乃是政治正义，但儒家宪政因为是一种目的论的、伦理为中心的宪政，因此它在意的是实质的（目的论）的正义，所谓天下为公，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的制度性设计。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展开分析。     中国特有的双重权威，使得儒家士大夫拥有超越人间权力之上的天命解释权，皇权统治是否正当，是否符合天道和民意，皆在读书人一端，君主本身无法自圆其说。自孔孟到董仲舒、朱熹，儒家又发展出完整的道德政治的义理，形成了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典，并经过五经博士、科举取士等制度化形态，让士大夫们牢牢控制了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从玄虚的天命到经典形态的儒家义理，是一层自上而下，而从义理再往下落实一层，则为士大夫的清议，清议作为古代中国的社会舆论，发自士林，又直达朝廷，使历代君主们哪怕是暴君在施政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过于得罪舆论，因为清议所代表的，乃是帝国的核心价值观，是让君主都有所畏惧的天命。清议是否强势，取决于其所凭借的建制，东汉有上万士人云集的京城太学，晚明有遍布南北的书院社团，士大夫的舆论便浩浩荡荡，广为散布，对统治者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无论是体制内部的东汉太学，还是体制之外的民间书院，皆缺乏制度的稳定保障，士大夫的舆论激荡，引起君主的警惕和宦官势力的激烈反弹，东汉的党锢事件和明末的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便证明了士大夫的舆论对权力的限制，是多么的脆弱，其是否可以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君主个人是开明呢抑或昏庸。     除了从天理到清议的自上而下的制约，儒家宪政还有另一个自下而上的源头，这乃是秋风所说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26从汉唐到两宋，中华帝国虽然名为君主国，但因为存在着双重权威，参与统治的除了皇帝及其家族之外，还有士大夫官僚集团。一个有着共同的儒家家族信念的文人集团，在帝国政治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古代世界政治里面，亦是罕见的现象。钱穆先生详细分析过，在西周，是血缘为中心的皇室分封制，经过秦制的过渡，到西汉的汉武帝，所建立的政府不再是西周的贵族政府，也非汉初的军人政府，而是由平民当中有知识有教养的贤人所组成的政府，此乃“文治政府之创建”。27文治政府与之前的重大不同，乃是政府与王室、国家之公务与王室之私事，有了明确的区分，秦朝与汉初的宰相只是皇帝之私臣，不但要管国家的政务，还要过问皇室的家务。28自汉武帝之后，有了外朝（政府）与中朝（王室）之分。文治政府与皇帝为首的中朝之间有了相对的分离，遂使士大夫与皇帝的共治，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     从西汉到两宋的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因为不像中世纪英国的贵族与君主之间，有宪法性的契约规定，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往往取决于人的因素，在共治的背后，充满了冲突和斗争。在不同的朝代里面，要看士大夫与君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意志较量。君主比较弱，权力会向士大夫一方倾斜，如果人君非常强势，就近乎君主专制。士大夫与王权之间，缺乏有效的制度制衡，在二者之上，没有一个宪法性的典章超乎其上，一切取决于人治的微妙平衡。但是，也并非完全无章可循，因为在道德治国、王道政治的儒家理念之下，确实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制衡。29不是依靠明确的法治，而是更灵活、弹性的人治，来维系政治各种势力的平衡。     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首先表现在相权与君权的划分。汉唐到两宋的宰相权力很大，君主的命令必须经由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历史上常有宰相以“封还诏书”和“不肯平署”的方式抗拒皇帝的旨令。30然而，王权与相权之间，毕竟是君臣关系，它不是西方的法权关系，而是三纲之下的礼教关系。礼教所强调的并非权利，而是在伦理共同体中各自的职责。钱穆先生说，中国的政治没有西方式的主权或主体性概念，所看重的只是职责，政治的责任由谁来承担。31这就意味着，在传统中国政治里面，政者（政治的主体）是缺位的，只有治者，所有的人只有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当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时，是以治者的身份，而非类似古希腊的公民那种政者的身份出现。共治格局并非契约性的法权格局，在其之上没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而只是儒家伦理和王朝的敬天法祖所形成的礼教格局，君臣之间，各守本分，各尽其职。本分是否守得住，职责是否能担当，取决于君臣个人的德性，显然，这是一种伦理的软约束，而非制度的硬约束。对共治体制称赞有加的钱穆先生，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的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意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碰着一个能干又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职权，并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皇帝私人，无论怎样好，宪法上规定他不能过问首相的事，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处无权。”32     在共治体制之中，由于君权在相权之上，属于主动、强势的一方，因此是否能够实现共治，往往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邢义田先生指出：“宰相的职权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它几乎完全基于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传统，尤其重要的是皇帝的信任与尊重”。“整个官僚系统是否能够客观和合理地运行，端视皇帝是否信任与尊重。客观合理的制度可以因皇帝的私心而完全溃败”。33士大夫与君主的共治格局是公天下，但一家一姓的君主是家天下，也是私天下，仅仅凭传统或不成文的传统，相权平衡不了君权，公敌不了私。手握大权者通常不愿有人与他分享权力，即便开明者如北宋时期皇帝，余英时先生也指出：“积极倡导‘同治’或‘共治’的是宋代的士大夫，而不是皇权”。34因此，与其说是共治体制，不如说是共治格局更恰当一些。体制是超越于个人意志的硬约束，而格局则是因人而宜的可变之局。因为“皇帝所拥有的是最后的权源，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法或改制都必须从这个权力的源头处发动，所以皇帝个人的意志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35在权力系统之中，皇权是硬权威，士大夫是软权威。士大夫是否可以发挥士人政府的效用，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德性和能力。阎步克先生分析说，汉代初年的丞相一度威望隆重，权势颇大，对皇帝直言不讳，甚至言所不当言，因为当时丞相多由打下江山之功臣担任，君相关系尚未定型。真正的文治政府自汉武帝始，封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相，但相权较之以前却大为削弱，皇帝对丞相动辄斥责乃至处死，公孙弘之后的6位丞相，获罪自杀者2人，下狱处死者3人，以至公孙贺在拜相时不受印绶而顿首涕泣，视丞相为畏途。36从汉唐到两宋的所谓中外朝，中朝（内朝）以君主为中心，由皇族成员、外戚宦官组成，外朝乃是以宰相为首的文人政治。中朝是决策者，外朝乃执行者。聪明的皇帝会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以士大夫抑制内朝的骄奢淫逸，用内朝防范权力外倾于文人集团。但无能昏君者对士大夫猜忌心重，往往倚重内朝的皇亲国戚和宦官势力，西汉汉武帝之后外戚专权，东汉和中唐宦官横行。两朝之间，经常残酷搏杀，血雨腥风，东汉的党锢之祸，便是明证。     从汉唐到两宋，相比其皇权，士大夫的相权走的是一条下行路线，其地位日趋衰落，从宰相上朝觐见皇帝的待遇可见一斑。汉代丞相求见，皇帝要起身相迎；唐代三省长官在殿上与皇帝讨论国事，尚可饮茶闲谈，坐而论道。然而，到了宋代宰相去见君主，只能立奏。林丽月指出：“传统宰相权力的衰落，宋代是一大关键。宋代的宰相不仅失去军事与财政大权，而且也丧失了用人与司法的权力。”37到了明清，宰相索性被永久废除，代之以内阁或军机，不复有外朝存在，士大夫官僚皆成为君主个人的奴仆，内阁重臣见皇上，常须跪奏，毫无尊严了。     宰相在历史上的地位之所以日薄西山，乃是与宰相背后的社会势力衰落有关。钱穆先生说，中国士大夫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38汉初宰相说话有分量，乃是其多为军功人士；隋唐相权之重，令君主不得不尊重，乃是其背后有世家大族的支撑；到了北宋，门阀政治衰落，宰相多自科举寒门出身，如邢义田先生所云：“就社会而论，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和唐宋世家大族的消亡殆尽，社会上已没有足以和皇权分庭抗礼的力量。宋代以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原是一群等待天子赐予‘黄金屋’和‘千钟粟’的士人举子，他们不再有南北朝和隋唐世族那样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在这种情形下，帝王自然容易牢笼士人，肆意摆布”。39宋之后的读书人因为失去了世家大族的社会基础，唯有以义理对抗扩张的王权。世家士大夫拥有的不仅是文化力量，还有可资独立的社会资源，但被铲平了社会根基的科举士大夫，剩下的只是道德的勇气和汹涌的清议。门第已去，清议日盛，然而士大夫的清议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批判，其背后是被掏空了的社会。宋以后的乡绅虽然在乡村社会贵为一方精英，但乡村社会与世家大族不同，它不是政治性的，也非跨区域的，乡里村庄支离破碎，各据一方，庞大的帝国政府通过郡县制将其联成整体，而乡绅本身无法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网络。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已经不是君主的对手，政治是凭实力说话的，以制度为重心的宪政也是在王权与贵族的力量均衡中产生，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你活我也活，方需要规则和制度。然而，宋以后的士大夫徒有清议而已，无法支撑起体制内部的生存空间，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宰相的空间日益逼仄，最后出来一代枭雄明太祖，将宰相一废了之，从此在权力中枢，再无与王权平衡的位置，通过两宋的转折与过渡，中经元代的异族统治，士大夫与君主共治格局彻底寿终正寝，到明清时代最终奠定了君主的绝对专制。          三、为何儒家宪政是一种残缺的礼治型宪政          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儒家宪政，有一以贯之的良美义理，也有汉唐的制度设计，为什么会步步走向末途，抵挡不了王权的无限扩张，最终读书人匍匐在君王的脚下口称奴才？研究思想史的往往会产生知性的错觉，误将圣人的义理视为制度本身，又将政治设计视为历史现实。事实上，思想史不是政治史，儒家义理也代替不了历史真实。即便是儒家义理，孔子之后，也有孟荀两家。孟子重仁，德性的内在自觉；荀子重礼，外在的制度规范。孟子是道高于势的儒家理想主义者，而荀子则是兼容混杂的儒家现实主义者。外儒内法的中国皇帝，其实都不那么喜欢喋喋不休说王道的孟子，而倾向于霸王杂之、有政治现实感的荀子，故晚清的谭嗣同感慨：“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40历史上的儒家，在义理层面，孟学是主流，但在政治层面，荀学却占支配地位。不了解荀学，便无法理解儒学与制度的现实关系。     荀子的礼治，并非欧洲以罗马法为中心的法律制度，而是道德性的日常生活秩序，由家而国，家国一体，董仲舒的三纲，即是礼治的典范，君臣之间的国之伦理，亦与父子、夫妇之间的家之伦理同理同构。法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但儒家宪政，并非法治，乃是礼教，所守住的并非抽象的、普遍的法，而是具体的、两相对应的礼。法治下的权利与义务，超越人格，成为普遍性的法理规范，而礼教之中的君臣关系，是道德人格的互动，君有为君的伦常，臣有为臣的职责。钱穆先生说，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不问主权归属。主权的背后，是自由的意志，而职责所在，乃是尽力践行的道义。41儒家宪政的根基，乃是传统的礼法社会。这里的法，并非超越政治权力之上的罗马式法典，乃是君主意志可以驾驭的刑名之律。内含道德价值的礼，高于工具性的律法，赋予律法以伦理性的价值。在礼教为先的家国共同体之中，君主乃帝国之家长，百姓之父母。帝国有自己的家法（礼法），君主要受到礼法的限制，他也要聘任管家（士大夫官僚）管理帝国的日常事务，而且对礼法的解释权也在士大夫手中，然而，最终的礼法裁决权和政治决策权毋庸置疑地在一国之君手中，家法对君主的约束并非客观的、法理性的硬制约，而只是有弹性的、伦理的软制约，全依赖于君主个人的德性与能力。以礼治为核心的儒家宪政，最终落实到实处的，乃是圣君贤相的贤人政治。     以荀学为核心的儒家宪政与西方的宪政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对人性的估计，而是如何防范人性之恶，是依靠制度的制约呢，还是贤人政治？制度设计的背后，乃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西方宪政的诞生，在中世纪与基督教有关，到了近代深受霍布斯主义的影响。二者一为超越性宗教，一为世俗的功利主义，然而都对人性的幽暗面有充分的体认。霍夫施塔特在谈到美国宪政创立的时候如此说，美国宪法的基础“是霍布斯哲学和加尔文教，他们认定人类的天然状态是战争，俗人的心智与上帝相抵触……他们对人类已是无信任可言，但相信良好的政治制度必有力量控制人类”。这个制度便是宪政的智慧：以欲望制服欲望，以权力制约权力。42荀子对人性之恶也有类似的认识，在他看来，人生而有好利、妒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若听其发展，不加限制，则争则乱，乱则穷，社会无安宁之日。荀子的解决办法也是依靠制度，但他所说的制度不是以野心抗衡野心的法治，而是伦理性的礼治。人虽然本性非善，但人有知的能力，可以学习礼仪，变化人性，将外在的礼仪内化为人的良心。只要人人依礼而行，便是天下之大治。那么，礼仪又是从何而来？在荀子看来，人心本身并无创造价值的能力，但人心有理解和辨知价值的能力。礼仪制度的核心乃在于“分”，让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守本分，礼仪需要有超越于凡夫俗子之上的圣人来创造，然后传授给普通百姓。人性就像一块弯曲的木材，等待智慧超群的圣贤人物来塑造和调理。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循礼而行，按照圣人所架构和指引的礼乐规范去生活，这样，便能建立起和谐而合理的天下秩序。43     对荀子的这一“由礼而圣”的内在逻辑演绎，庞朴先生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说：“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积学化性可以为善成圣，在成圣的过程中，‘礼’是行为的准则；但一旦成了圣人‘参与天地’之后，一切外在的界限全部失效。‘圣人者，以己度者也’（《非相》），圣人本身便是尺度，便是界限，它以己为度，而这个度又符合一切客观情况，人就是天，天就是人，因而他从欲而治，也就是代天为治”。44宪政固然是一制度，但要问的是法治型的宪政，还是礼治型的宪政？同样是制度，法治不信任人，哪怕是圣人贤者，所以要用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宪政来规范权力；礼治不信任凡人，但相信圣贤，圣人贤君创建礼乐，以己为度，代天而治。劳思光先生指出，荀子的礼义“被视为‘应付环境需要’者，又为生自一‘在上之权威’者。就其为‘应付环境需要’而论，礼义只能有‘工具价值’；换言之，荀子如此解释价值时，所谓价值只成为一种‘功用’。另就礼义生自一‘在上之权威’而论，则礼仪皆成为外在；所谓价值亦只能是权威规范下之价值矣”。45这就是说，荀子的礼治具有功利主义的特征，因为与仁割裂，其缺乏内在的价值之源，于是所谓的价值只是外来，源自于一个外在的圣人权威。这一“外在的权威秩序”代替了“内在的道德秩序”。因此，以荀学为中心的儒家宪政天然具有权威主义的性格，荀子的学生中会出现韩非这样的法家，绝非偶然，其乃是荀学的内在逻辑使然。牟宗三先生在谈到荀子时如此评论：荀学没有法天敬天的义理，君位之上，缺乏超越的天命限制之。君主在上，“统御之道即愈接近于理律，而远于法制。而彼又是政权之所在，亦实无一客观之法律以制之。故终赖其以理自律，须赖其自己之最高道德感。道德感不足，即不能自律，而又无外力控制之，则即横决而漫无限制。”46     荀子学说外无“法天敬天”之神圣感，内乏“仁义德性”之修身，诚如蔡英文先生所说：“荀子以及先秦各思想学派的思考的出发点不是如何透过客观制度去防止君王的权力腐化或政策失误，即使像荀子相当注重客观制度之意义的思想家，也跟着先秦诸子一样，把关于君王之权位的问题的思考出发点摆在什么人有资格来当人群的最高统治者？”47作为权威之集大成者，君主自以为秉承天命，可以为所欲为，自创法度，难怪历代统治者皆外儒内法，其外儒（荀学）与内法（韩非）实有一脉相承之处，由礼而法，礼法合一。礼法之上，都有一个超乎其上的圣人贤君。     礼法制度，是儒家宪政的核心所在，但这一制度，无法根本解决对权力的限制问题。因为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儒家的真正问题意识并非限制权力，而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拥有权力，权力者应该如何运用权力。对权力的运用，那是治道，所谓的宪政，乃是政道。治道关心的是如何统治、如何治理，善治、王道是其最高境界。而政道所关心的是如何赋予权力以正当性，如何以制度的安排配置和限制权力。牟宗三先生有关古代中国政治只有治道而没有政道的分析，乃是石破天惊的卓见。在他看来，政道相对于政权而言，治道相对于治权而言。政道是“理性之体”，是维持政权和产生治权的宪法架构，而治道是理性的运用，是“智慧之明”。中国只有“理性之运用表现”（治道），而没有“理性之架构表现”（政道）。在治道层面已经达到很高境界，即所谓的圣君贤相，但在政道即制度的设置上始终没有办法。历史上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法律只是维持五伦之工具、赏罚之媒介，其本身没有独立意义，国家政治法律皆未以架构形态而出现。48另一方面，宪政要解决的权力的来源与更替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也陷入缺乏制度规范的乱局。牟宗三先生注意到，虽然古代中国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传统，但只是治权之民主，而非政权的民主。49治权的民主仅仅与如何治理有关，而政权的民主则意味着权力的来源与更替正当有序，有制度性规约。由于在古代国与君不分，政权与治权不分，天下与王朝不分，历代统治者的权力都是通过武力打下来的，因此得治权者得政权，得王朝者得天下，政治皆为一家一姓之世袭，缺乏一个常恒的、客观的法律限制之。因此，儒家无法在政道客观化君主权力的情形下，只能在治道方面以个人德性约束之，但这种约束是道德形态，而非法律形态，圣君贤相皆是道德上的名词，而非权位上的物质力量。50     在历史上，中国虽然有君主与士大夫的双重权威，体现为道统与政统的二元性，但二者之间并无制度性的安排，以保证道统对政统的优先性和限制力。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命，士大夫拥有解释天命和评判君主统治是否正当的清议之权，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还提出了“学校”这一将士大夫的清议建制化的设想。然而，即令“学校”可以定天下之是非，充其量也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而非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议会，它无法授予和更替国家的最高权力。仅仅拥有舆论的话语权是不够的，政权的民主还必须拥有选举权。但在儒家宪政之中，所缺乏的正是这最要紧的制度性一环。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国有“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圣贤人格），也有“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英雄豪杰人格），却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科学的立法政治）51于是在最高权力的更替上，自尧舜之后，总是发生周期性的动荡。之所以动荡，乃是权力更替的三个主要途径：世袭、禅让和革命，个个充满着种种非制度化的不确定性，弥漫着阴谋、暴力和血腥。凡此种种，一切皆围绕着天命的争夺。但天命无常，制度无序，在太平盛世期望圣君贤相的道德人格，乱世之时又纵容天下豪杰竞争天命，以革命的名义打天下、争天下，于是三千年的中国历史陷入一治一乱、治乱交替的无尽循环之中。     萧公权先生在谈到古代中国对君权限制时说：“宗教、法律和制度虽然束缚君主，使他们不能完全任意行为，而就二千年中大势看来，它们的效力事实上并不久远重大，不足以动摇专制政体的根本”。52儒家宪政是一种软约束的宪政，虽然权力之上有义理，权力内部有平衡，但是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缺乏超越于统治者意志之上的法律。儒家宪政乃是有义理而无建制，有法律而无宪法，有制度而无宪政——缺乏一个超越于君主权力之上的恒定不变的根本架构。面对日益扩张的君权，儒家宪政不是以法治制度约束统治者，而是试图以制度内部君臣之间、人伦之间的礼治秩序来防范权力的独断。于是，制度的约束最后不得不落到期待圣君贤相的出现，希望于统治者个人德性的人治。中国历代有盛世与衰世，有治乱循环，个中很大原因不是因为制度，乃是是否有明君贤相主政。文景之治也好，开元盛世也好，汉武帝、唐太宗也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的制度。53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历代如此，无一例外。有鉴于此，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和张君劢这些现代新儒家们痛定思痛，反思中国古代政治的短板，指出儒家重视民意，以民意代表天命，用清议评判天下，在政府内部也发展出宰相、御史等制度性设置。这些清议与制度虽然使君主的权力受到一些道德性限制，但是否为君主所接受和尊重，仍只系于君主个人之道德，并无为君主和人民所共同认可之根本大法宪法限制之。54     在“家国天下”的古代中国，有天下大法（以天道天理为终极价值、以民意为依归的儒家义理），有王朝制定的一家一姓之家规公律，也有以宗法家族为社会背景的儒家士大夫，所缺的乃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乃是拥有超越了家国天下的制度性大法。儒家宪政即便存在，也是一种残缺型的存在，其宪政架构一在义理性的天下大法，二在治道层面的制度性设置，然而前者过于形而上，后者又限于伦理化，所缺少的正是中间层的政道——超越一家一姓之王朝、超越君主个人之意志的根本大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的儒家宪政是一种残缺的宪政，是以人治和道德为依归的礼治型宪政，它的所有良好美意和设置，最终所依傍的，不是刚性的制度，而是君主与宰相、内朝与外朝之间的伦理互动。人事变了，一切都会改变，由盛而衰，由治而乱，纲纪废弛，天下无道。儒家宪政的短板即在于此，其伦理性的内在限制使得它能够达到的高度终究无法超脱传统政治，以至于到了近代不得不接受现代民主宪政的冲击与洗礼。          四、结　语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许多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以民意为依归，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儒家士大夫为社会中坚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是一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也未尝不可。然而毕竟要看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其有形而上的义理，有治道层面的技艺，然而缺乏的是政道层面的根本大法，因此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在21世纪的中国政治之中再放异彩。当代中国温和的儒家宪政倡导者们继续老一辈新儒家所致力的方向，我们有理由有所期待，乐观其成。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认同”（批准号：07BZSO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代认同中的核心观念：以个人、国家、道德、宗教为中心”（批准号：11JJD770021）的中期成果。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杨国强、秋风、叶斌等诸位先生批评指教，谨致感谢。          Abstract： There is plenty of political wisdom in Chinese ancient thoughts and institutions： the double authority of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dynastic rulership，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b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king， the free political discussion among intellectuals，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the imperial supervisory system， etc. The political wisdom embodied in these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constrain the autocracy of the royal power and gave China intervals of serenity， rationality， and order in her history. If such political wisdom can be construed as a semblance of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Europ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t is an imperfect， rule-of-rite type of constitutionalism， with its inherent and insurmountable limitations. Whether the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can be turned into reality depends on the orderly rule of hierarchical rite and on the personal virtues of the kings and the premiers.

作者： 李文倩  |  评论(0)  | 标签: 乡下 , 西部 , 素描 社 会 篇 贫 穷 贫穷是一种匮乏。汉娜•阿伦特说：“这不仅是一种物质匮乏，而且是对他们追求自由的能力的一种丧失人性的侵犯”。贫穷是一种生活状态，伴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是在物质匮乏的同时，蚕食着人特有的品性。也就是说，贫穷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性力量，它很容易将人拉回动物的水平。 社会学意义上的贫穷人口是一个需要资助的群体。这种资助当然是有效的，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却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比物质匮乏更可怕的是，贫穷会让人产生一种穷人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一般都带有很强的道德感。然而，这种道德感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虚假的道德感。因为它多指向一个外在的群体，而非指向自身。贫穷者口中的美德，是针对非贫穷者群体的。道德作为一种稀缺的精神产品，成了贫穷者手中唯一的货币。我这样说，并非是要否认有些人在极端贫穷的境遇中所展示出的卓绝的创造力和高尚品质，但我要说的是，这种美好的品质，是优秀者所共有的精神品质，并非是贫穷的产物。 我诅咒贫穷，它使人堕落，戕害人的意志，侵犯人的尊严。 信 息 这篇小文的写作，基于一些交谈，还有回忆。交谈是最重要的沟通手段，它是发散的，随意的，主题不明的；很不“科学”，也无法彻底量化。我这里想要更多说明的，是信息的透明度问题。从总体上而言，乡下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信息不足是常态。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乡下人通过日常性的交谈，却能很快掌握身边的信息。这是一个熟人社会，很难有什么隐私。因此，下层官员的腐败，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一些乡村的恶性事件，更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与信息密集的城市相比，这里有一种非制度化的透明性。正因为此，一些老百姓就觉得，中央的政策通常是好的，而到下面就走了样。因此他们多认为，中央是英明的，地方政府是腐败的。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谎言。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就是一个洋葱头，腐败总是从内部开始的。越接近核心就越是腐败，当然也更具隐蔽性。老百姓就生活在这种谎言中，等待着明君圣主来“拯救”他们。 喊 话 城市是噪杂的，宛如一个巨大的菜市场。乡下人喊话，更加粗声大气，但因人口不那么集中，一嗓子吼出去，整个庄上的人都听见了。在这种看似封闭的空间中，是没有隐私的。东家长西家短，个人的心里，都一清二楚。 在家里看书，常能听到邻居家有人大声粗气地喊话，喊话的内容，周围人全知道。从个体生命的角度讲，喊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由的体现。但环境一旦有变，比如说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后，继续那样喊话，便显得粗糙和野声野气，别人一定侧目而视。 汽 车 汽车，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的玩意儿。二三十年前，汽车司机是与公社书记平起平坐的——光明正大地享受着正科级待遇。谁家的女儿要是嫁了个汽车司机，亲戚朋友的脸上都有光。诗评家唐晓渡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初恋的女朋友，当年就嫁给了一个体面的汽车司机。这是对他的巨大羞辱，他为此抱恨终身。而到了今天，庄上不上学的年轻人，基本都会开车。开汽车的，也有好几个，都不觉得那是一个多么光荣体面的职业。 是汽车，沟通着乡村与城市。要是没有汽车，很难相信会有那么多的农村人涌向城市。城市的公交车，是一只被驯服了的马，性能优良，到站停车，规规矩矩。而那些长年在乡下跑的招手停，则像一头野驴，一旦跑起来，便一颠一颠的，很难停下来。 社 员 如果我们留心分析一下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会有不少有趣的发现。比如说“个人问题”一词，就是集体主义时代的词汇遗产。当我们说起“个人问题”时，实际上预设了一个虚假集体的存在；并且这个集体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个人只有是集体的一员时，他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在那样的生存境遇中，“个人问题”尽管重要，但只能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常见的情况是，“个人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组织”的关怀。也就是说，“组织”基本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它不仅分配房子、票子，还分配性。“个人问题”一词的内涵，现在已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异。但之所以这样分析它，是因为这样的分析，除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使用词语之外，更有助于我们通过日常语言来理解历史。在回家的汽车上，我听到了另外一个词：社员。当时有一个中年妇女说，把我们这些老社员们嘛……也就是说，直到今天，集体公社早已解体，但在底层民众的身份认同中，仍残留着“社员”意识。 有关社员，汪建辉在《中国地图》中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百分百的普及性，农业人口一生下来就是天然的社员，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加入仪式。社员即等于农民（农民就是劳动力），社员群众即等于农村中权力阶层以外的人民大众。刚生来的孩子算不算社员？这我无法考证，但长到一定的程度，能干点农活了，就可能被称之为小社员。”也就是说，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一个人一旦出生农村，就可能意味着你终身要为一个虚假的集体操劳奔忙。自己的肚子吃不饱，也要支援国家建设。这么扯淡的逻辑，曾被当做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说，“社员”一词，其中隐藏了太多惨烈的信息。当我听到它的时候，不由地心头一震。 杏 仁 杏仁的故事，将我带回上世纪六○年代。 六○年开春后，我们庄上的大部分人家，都已无粮可食。人们靠挖洋芋干、苦曲菜来充饥。连队长都饿得浮肿了。好在还未死人，庄上还残留着一丝活泛的人气。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一顿喝几大碗粥，还是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群孩子发现，庄上的破庙里，堆有不少苦杏核。于是，每天到庙里砸食杏仁，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丑娃家是庄上最穷的。丑娃的姐姐，因此天天到庙里砸杏核吃，她已有十二三岁了，是孩子们中间最大的。她人大一些，边砸边吃，吃掉的杏仁最多。结果有一天，孩子们发现，丑娃的姐姐那天没来砸杏核吃。后来才知道，她因为吃了太多的苦杏仁，被毒死了。 丑娃的姐姐，是一九六○年我们庄上因饥饿而死的唯一一人，老人们提起她，总不免感叹唏嘘一番。 标 语 标语是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动员的重要方式。与曾经“民主墙”之类的民间运动不同，如今贴遍城乡各个角落的政治标语，主要承担着官方宣传和营造气氛的光辉使命。标语是一种带有很浓厚的夸耀性意味的符号，夸张地表征着政治权力的无所不在。政治标语的广泛张贴，是极端丑陋的行为，它对人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视觉污染；大量纸张的张贴，更是对有限森林资源的无耻浪费；而由此制造的大量垃圾，更是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直接的侵害。政治性的标语，是一种典型的话语暴力，它通过侵占公共领地，强迫你接受它所呈现的无聊内容，因此常常成为民间笑话的重要来源。中国大陆的政治标语一日不消除，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支 教 我不能说支教这一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但我要指明的是，支教本身所取得的成果，是微乎其微的。由共青团中央启动的“三支一扶”工程，是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运动，重点在于临时疏散大学生这一群体；因为对他们而言，要想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也就是说，“三支一扶”工程的重点，是掩盖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的策略和手段，是整体性“维稳”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有一位马来西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教英语。后来这位老师要回国时，曾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竟对我们学校的环境做了极为夸张的描绘，用以论证她的勇敢、坚毅和忍耐。她说我们学校只有几间平房，连水都喝不上。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学校当时无论是教学，还是学生的住宿，全是楼房，喝水更无任何问题。我在此并非是为我曾经的中学辩护，实际上，我对那所中学无一丝好感，那是一所培养考试机器的学校。我从来都不怀疑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怀着单纯的理想，为改变另一些人的贫穷、疾病和低下的受教育程度，而奉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而那位支教老师的表现，当时曾让我极端失望。后来我发现，很多支教的学生，抱着一种“救世主”的心态而来，最后反而什么事都做不成。 支教的人群，一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在读研究生，根本没有任何教学经验。而且他们的支教时间短，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反而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比如有人曾到乡下的中学教书，面对一帮连ABC都搞不清楚的学生，采用了全英式教学，一学期下来，很多学生连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没弄明白。支教老师走后，学校没办法，只好利用自习的时间，给这两个班的学生重新补课。我这样说，并非是说支教的学生不认真，恰恰相反，他们很有热情；他们有知识，但缺乏适应当地学生状况的教学技能。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支教成了一台华丽的走秀晚会，热闹是热闹，却没什么实质性的成效。因此，在我看来，改变乡村教育的根本性出路，绝不是搞什么花里胡哨的支教，而是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着力培养本土性人才；没有制度性的“常规军”做保障，搞再多的“运动”也没用。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媒体的宣传问题。一般支教的老师离开时，都有相关的媒体来采访。当地的老师普遍说，我们送支教老师，一般都是“送灶娘娘上天”——只说好话。而官方媒体的报道，一般都很夸张，说支教老师来之前，孩子们连篮球都没见过；支教老师来了，孩子们才第一次听说，有一种地方叫城市。总之一句话，支教老师在媒体的宣传中，一般都扮演着共产党当年的角色：在他们来之前，这里的人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而他们一来，就带来了先进的文明，点亮了孩子们的心灯等等。当地的教师看到这样的报道，普遍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好像自己多年来的工作，都是在传播愚昧样。 教 师 在山区，在普遍收入不高的情况下，教师因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如果一到川区，教师的地位就不那么耀眼了。因为当地经济状况较好，教师的收入水平，在当地并不算高的。 在人们的谈论中，教师这一群体，已基本无任何尊严可言。在像我们老家那样的国家级贫困县，乡下的教师们热衷于谈论的，是如何调到川区或县城去。一般如要调到川区的学校去，走后门就需要两万元；而如果想上县城，有关系有条件，还需五万元的票子垫底。即使不办什么事，到领导家询问一下相关情况，至少也是茅台两瓶，软中华一条。 学 生 一日清晨，我和母亲从家里出来，准备坐车回学校。天气很冷，雾气腾腾，路边的草叶上，落满露水。刚到马路边，就见一个妇女，头顶包巾，领着一个背书包的孩子，急匆匆地往学校赶。 即使在几年以前，在我的老家，父母送孩子上学的情景，都是很少见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些同学的家离学校很远，一到放学时，他们背起书包，不是颠就是跑，很少有家长接送。现在走在路上，有不少家长都送孩子上学，于此可见人们观念的巨大变化。 撤 校 邻乡唯一的一所中学，听说要被撤了。县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到基层调研工作。结果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十里八村的乡亲，听说她是来撤校的，家家的男人都开着“三马子”（一种农用车）赶到学校去说理。所有来的农用车，将副局长的车子团团围住。那位副局长正好是一位女性，害怕出现什么意外，另外找车逃走了。尽管有了这样的遭遇，后来听说还是要撤校，村民们的说法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通过一种粗暴的行政干预来进行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导致目前种种教育病象的症结之一。重点中学制度，正是行政干预所制造出的一枚恶果。有限的教育资源，全被投给了少数几所重点中学。这种树典型式的办学思路，既不利于教育竞争，更是人为地制造了教育不均衡，并由教育不公正导致社会不公正；由全体纳税人承担的公共教育资源，成了为特殊阶层服务的特权机构，加重了社会不公平的程度。 社 火 狗爷是个很拗的人，脾气暴躁，口无遮拦。外庄的社火队，春节时到我们庄上，首先没去庙上烧香，却径直去给乡政府拜年。狗爷听了很气，跑过去堵住外庄的社火队便问：你们在我们这里耍社火，到底是敬神，还是敬人？如果是敬神，应该先到庙上烧香。外庄的社会队自知理亏，只好面向我们庄上的庙，打了一通鼓。 不料年都还没过完，狗爷便中风了。庄上人说，你看你看，给人家的社火队使歪哩，让人家的“老爷”（指神）给了个“眼前便见”（立马遭报应的意思）。后来听说狗爷被这种传言吓坏了，病稍好后，偷偷跑到外庄里的庙上，给外庄的“老爷”烧了香。 电 影 也不知是哪个单位，每个月到庄上，免费放一场电影。放映的地点，就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刚开始时还有人去瞧一下热闹，瞧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便都早早回家了。但不管电影有没人看，总得放完。放电影的人说，这是规定，不这样拿不到工钱。 第一次放的片子，是《天下无贼》。庄上人一听，都说这是糊弄鬼哩，怎么没有贼？贼娃子多得很。接着就说起张家的羊被人拉走了，李家的驴没了，白家的“三马子”也叫人开走了，等等。 我们家掉过三次东西。第一次是给爷爷准备的棺材板，上好的红松木，放在加工厂的房子里。结果被人偷走了，据说是在一个下雪的夜里。但后来听父亲说，棺材板就是加工厂的人偷走的，不过是制造了一个假现场而已。第二次是四表兄结婚时，我们全家都去了，家里没人。结果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家的那只超过一百斤的羯羊被人拉走了。第三次是十多只鸡，下面还要写到。 民 兵 中国大陆曾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时代。那时当民兵，是所有青年男女的梦想。雄赳赳气昂昂，多么英姿飒爽，刚健有力。现在的乡下，已无所谓的民兵组织。县武装部要来检查民兵组织的训练情况，乡武装部便临时挑了三十多个个头大一点的中学生，每人发一套迷彩服，临时上阵操练。学生们穿上迷彩服，听县武装部的领导讲了一通话。完成任务后，每人领了十块钱，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牛肉面。 私 奔 好一段日子，庄上人都在兴奋地讨论着一件事：外庄里有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跟一个姓王的男人跑了。多数人的普遍想法是，都那么大岁数，儿媳妇都娶上门了，干吗还跟一个穷男人跑。人们引证着原先有过的例子，说这个女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现在跟人家跑，年纪一大，估计连饭都吃不上。即使到了先房儿子们的门上，恐怕也难吃得上一口饭。臊儿子们的脸哩嘛！ 那个妇女的丈夫，是个羊户长，天天在外面放羊。其实姓王的那个男人，到他们家已有一段时间了，羊户长人老实，还把他当哥们待，哪想老婆被人家拐跑了。并且最让羊户长痛心的是，家里的八千元存款，也被那婆娘带走了。人们说，你觉得日子过得不顺心，跑就跑嘛，干吗把那老光棍的八千块钱也带走？ 书 记 舅舅到我家里，气咻咻地说了很多话。说现在的书记、村长真是不像话，上面的扶贫款下来了，屁也不放一个，全被他们几个村干部捞走了，老百姓还蒙在鼓里呢。说这两年整村推进的扶贫款，上面拨下来的，有好几十万，不知都被他们弄到什么地方去了。舅舅越讲越气，说这些杂种，早晚有人会收拾他们的，接着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是靠近白银那边的一个地方，有个计生干部，平时人歪得很。有人想生第二胎，肯定要给他“上贡”，因此吃了不少钱。但吃钱吃得太多了，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出门后，就一直没回家。两三天后才找到。是被人插进了下水道，找到时人早已没气多时了。 自 杀 我听说外庄里有人自杀了。是一个男人，一个青年男子。死者是个独生子，已经结婚好几年，小孩都上小学了。具体的起因不清楚，但主要是婆媳拌嘴，经常搞得整个家鸡犬不宁。他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妻子，都是自己的亲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合谋”杀死了这个年轻人。虽说是第一次干这事（指自杀），但他干得很从容，也很在行。那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接上小学的孩子回家。回家后，他什么也没说，悄悄取了家里的大麻绳，便独自出门了。吃晚饭时，人们发现，他已吊死在村头的一颗大榆树上。 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而恰恰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依赖，相互看重，反而会不断发生把自己的亲人推向死亡的悲剧。亲人之间，往往是冤家。”这一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剧事件，为吴飞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炼 油 老五的儿子从省警校毕业后，通过了云南那边的公务员考试，到外地去工作了。今年儿子要结婚，老五两口子坐飞机赶往云南，参加了儿子的婚礼。老五的媳妇晕车，这一趟折腾下来，弄得她死去活来的。回来后在家休息了好几天，才下地干活。 儿子的婚礼，改变了老五媳妇的世界观。她突然发现，说不定哪一天，她就要离开自己辛勤劳作半生的土地，住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去。那里的人死后，不再如老家这里，找日子哭丧，入土为安；而是尸体直接被送进火葬厂，青烟一缕，灰烬一堆。老五的媳妇想到自己的身体有一天要被送去火葬厂“炼油”，就老觉得浑身不舒服，逢人都要说上半天。因为这件事的刺激，老五的媳妇一下子想开了，她觉得既然人生一世，最终都要被“炼油”，还不如趁现在尚算年轻，吃好喝好。从那之后，老五媳妇过起日子来，不像以前那样该省的要省、不该省的也要省了；儿媳妇送的新衣服，她很快就上身了。 车 队 白家的老大在外面当了领导，人们称之为“大经理”。“大经理”的钱很多，架子也大，见了庄上的人，爱理不理的。“大经理”的爹死了，来了好多兰州人，全是“大经理”单位上的。来得车很多，排了一长串，庄上人又羡慕，又嫉妒。“大经理”平时做人没礼性，他爹死了，庄上有人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大经理”单位上来的人，都没带东西，庄上有开铺子的，就卖被面给他们。平时卖十多二十块的被面，现在全是三四十。要买花圈吗，同样翻倍卖给你。好在城里人有钱，不太在乎这一点。“大经理”的爹死了，礼面上收的礼，就是七万，葬礼肯定花不完。 过些日子，“大经理”带了几个人回来了，给他爹的坟头，种了两棵白杨树。老家的规矩，因为风水方面的考虑，多在坟头种树。怕树不活，“大经理”专门给了邻居三百块钱，要他帮忙浇水，好让树成活下来。 上 坟 陈奂生们进城之后，一旦混成个小干部，立马回乡上坟。每年清明节这一天，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尕领导，大半都要开上车子，回老家上坟。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带有衣锦还乡的意思。乘着农历三月的春风，浩浩荡荡地开车返乡，多风光多荣耀，多么光宗耀祖。因此那些上坟的人，心里想的多不是先人，而是活着的人，并期待着别人羡慕的眼光。 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作秀场。有权的耍权，有钱的显摆，最没出息的，也要回老家上个坟，好过一把光宗耀祖的干瘾。

执政党需要自我革命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1-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1 14:05:01 阅读量：1346次 1月31日上午读者留言 萧瀚：疑韩案的私权与言论自由   大地 2012-1-30 17:32:07 我对韩寒从来就没有崇拜过，因而也不存在“转变”问题。早在四年前我在自己的随笔集中就说过：我们不能推倒一座老神，再供奉一个小神。几句愤青式的短语，竟然招来那么多人的吹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它只能说明，我们的眼睛被蒙蔽得太久，看见一只发光的昆虫就以为是天上的太阳。 —– 这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什么东西才有不被质疑的权力，只有神。我们把毛“大救星”这尊神请下来，费了多大的劲，现在韩寒这尊小神可又不让质疑了，对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来说，岂不怪哉？ Aant 2012-1-30 21:49:14 老夫愚钝，至今对这场疑韩案不明就理。我不明白这么多人是对韩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呢，还是对其人有意见。我想如果对文章内容有意见尽可批评或批判，怎么成了对其人有意见而攻击呢？恐怕如果对其人有意见用不着这样攻其不着边际的一点而不及其余吧。 我信奉“代笔本属于著作权的私权范畴，只要著作权人自己没有发生分歧，外界无权置喙，因此在私权保护传统深厚的国家，没有人会多管这种闲事———任何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都有义务假定署名者就是作者本人。即使鉴于韩寒是疑似公众人物，有人感兴趣，也得有节制。二则哪怕是公共官员，在其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私权部分，舆论也无权侵入，更何况非公权型的公众人物”这样的话。 Zhangkn 2012-1-30 22:14:45 胡搅蛮缠，不仅没有减少人们对韩寒的质疑，反而用“私权与言论自由”、“文革”的大帽子不许人们对韩寒进行质疑。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这里是个真假的问题,如果一个假的愚弄了整个社会，这就不是什么“私权与言论自由”了。本来就是个公众人物，怎么因为“不掌握公权力”就成为“疑似”公众人物呢？那些明星们都“不掌握公权力”，难道就都不是公众人物了？韩寒的作品有那么多的疑点，人们质疑是很正常的，这不是“严重突破私权保护的底线”，一方面说人们“毫无直接证据”，另一方面又说人们“无权要求作家自证清白”，这就难办了。 方、韩的官司如果真的打起来，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明朗的结果。方舟子只是对韩寒作品一些不合常理之处进行合理的理性分析，提出质疑，真相除了韩寒父子，其他人恐怕永远不得而知。本人觉得首先需要弄清的是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之谜，这是韩寒出道的第一步，是他成名的基础。这一步坐实了，我们尽可承认他是天才，是神童，如果这一步出了问题，基础有问题，那以后的大厦就是虚的。现在看来，这一步相对其他的疑点，是比较容易搞清楚的,如果司法能够介入的话。作文大赛复赛的时候，韩寒没有去，后来组委会专门给他开小灶，这本身就违反了程序正义。而且，监考时有说是著名作家教授都在场的、有说是三人在场的、还有说是一人在场的，这次单独开小灶的“考试，最后居然得了一等奖……这些居多的疑点，要人不怀疑都难！ 阳明山庄2号 2012-1-30 22:50:29 韩家父子利用完了自由派媒体，把自由派像抹桌布一样甩掉，自由怕还巴巴地捧着韩家父子。可怜！ 高田种小麦 2012-1-30 23:11:52 我看了萧瀚教授的“疑似公众人物私权轮”, 我觉得他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其倾向性，失去了公正的立场。 韩寒算不算公众人物？萧说是“疑似公众人物”，其实就是“非公众人物”，也就是不能承担“公众质疑的义务”，因此发动公众质疑就影响了个人的公众评价，从而造成对个人私权的侵害，从而涉嫌构成“诽谤”。 萧教授这么说似乎看上去好像很“逻辑”，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其实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1。如果韩寒不算是公众人物，那么方舟子对韩寒的文本分析式的质疑，即不可能构成任何侵权，因为“文本分析”是推测，没有虚构事实，而“虚构事实”是“诽谤”罪的根本要件。所以，认定韩寒不是“公众人物”–萧教授用“疑似公众人物”这种含糊说法来达到免除韩寒公众人物义务的目的，这其实也免除了方舟子文本分析的质疑所可能造成的“诽谤”责任。 2。方的质疑对韩寒造成伤害了吗？的确可能造成“伤害”了！这种“伤害”就是因为引起了公众的质疑，从而影响了韩寒作为作家的社会评价，进而影响到了其商业利益。但是， 第一，这种“伤害”如果实际产生了，那也就承认了韩寒的公众人物地位，其实也就是其作家身份的公众人物角色。韩寒若不是公众人物，则这种伤害产生不了；如果他是公众人物，则他有接受大众质疑的义务。这同样也免除了方舟子的法律责任。 比如，我在微博上说：我家邻居小二，从来见不到他有女孩来找他，我猜测他会不会是个 gay 啊！–我这样说虽然很无聊，很可能会被邻居小儿找人打一顿，但是他想告我诽谤却很难成立，因为我只是猜测，我没有捏造事实，而且他因为不是公众人物，他也不会因为大众知道可能是同志，而失去在女性杂志上广告的收益，总之，他证明不了因为我的无聊而使他产生可证明的损失，即便他前女朋友作证也不行，因为那证明不了他们不是利益相关的。如果我说：他就是个gay. 那他要告我可能就真麻烦了，因为我捏造了事实。 第二，作为具有公众人物义务的韩寒（我认为作为把自己写的书卖给了成千上万的作者，至少在作家真伪方面有接受公众质疑的义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也正是在这种身份中得到巨大利益，所以，让其承担对应利益的特定被质疑义务（作家的作品真伪问题），是合理的。同时，也是对大众利益的对等保护。所以，方舟子对作家身份的韩寒的作品真伪的质疑，不侵害韩寒的私权利。如果方舟子质疑韩寒的女儿是不是韩寒亲生的，那才侵害了韩寒的私权利。 萧教授这次的表现， 令人失望，立场代替了学术，情绪掩过了是非。 李钟琴：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 阳明山庄2号 2012-1-30 19:13:04 1、“韩寒”已是负资产！ 2、按照民事证明标准，韩寒可以被证明是一个替身，加上合理推论，他极可能就是韩仁均的替身！ 3、自由派继续支持一个假图腾，后果非常恶劣，不久即现！ 4、我看自由派，很多人其实属“扑通界”，悲哀！ 5、那么多人犯错，给“中国人的思维不合逻辑思维”的观点作了注脚。 6、支持李钟琴先生。 阳明山庄2号 2012-1-30 19:18:01 “韩寒”对自由的伤害已经很大，继续支持，继续伤害！ 诚言 2012-1-30 19:38:30 面对韩寒对簿公堂的威胁，久经战阵的方舟子故作委屈地回答：“你重金悬赏2000万寻找代笔，我才介入帮你们找，怎么现在我倒成了加害者了？你重金悬赏别人加害你啊？现在还要去起诉帮你找代笔的人，你真好意思啊？” ************************************************************ 楼主：你不认为方舟子这样说是一口流氓腔吗？连这种言词你还公然叫好，实在匪夷所思！在认同耍无赖的基础上，你又说什么“人家看在两千万的份上真来了，你韩寒又怕了，反而要告人家。即使人家找到的证据不足信，顶多人家拿不到你的两千万，但也不是你告人家的理由啊！”照你看来，韩寒连寻求法律自卫的权力也不能有，岂不比方舟子更极端？更霸道？收起你“转变”“觉醒”的那套障眼法吧，在配合极左们、正统们、“主流”们围击一个无权势的年轻人上，你本来早就选择死心与方舟子、司马南站在一边，何须“转变”？你在结尾处又顺带攻击李辉，更让人不耻！ 冯梦云 2012-1-30 23:30:46 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的小孩与院士争文字的真伪，没伪也伪了！韩老爹为儿子代笔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代笔也没什么，只要代笔者不追版税也就没事了。方舟子对那悬赏有兴趣。 别说方舟子可胜诉，我也可胜。挑一个小孩的笔误太容易了。 Hxm 2012-1-30 23:58:52 在由韩三篇引发的倒韩这件事上，还是萧翰说的好：“此次疑韩行动若成功，远比它失败来得可怕，因为它会给邪恶的逼人自证清白赋予生命力，开启恶例，而它践踏私权的恶劣性质将被漠视，倡导保障私权者也都会成为笑柄，同时会影响墙头草们转而支持这种行为。因此必须反对自证清白这种邪恶的做法，反对自证清白就是反对肆无忌惮践踏私权的暴民。” 胡温近 10 年未在家过年   Michael_xgw 2012-1-30 17:44:08 1，作比不作强；2，作秀也是一种力量。 孔庆东和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 逝水年华 2012-1-30 17:44:08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社会没有了良心，知识分子还在吗？专家，教授何其多，你们在干什么？ 专家称中国龙形象被复杂解读   Michael_xgw 2012-1-30 17:46:30 “它差不多是世界上已知最有本领，却最无害的动物”，有意思:) 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 明然 2012-1-30 18:04:39 曹思源先生的大作：党内分权制衡的来历和经验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如此深刻的反省。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有多么重要，对于那种片面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而无视历史上曾经的“集中力量办坏事”的丑恶行径又能做何解释呢！！！ 从1958年到1969年这13年的史实是如此刻骨铭心啊。痛定思痛，——“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中共“八大”以来，党代表大会未能按规定行使决策权，未能按规定制约执行权，未能有效发挥监督权，是与反右派、大饥荒和“文革”这三大人祸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令人终身难忘的教训啊！ 没想到，今天下午18时发现此文被参数错误了。（这是我在2012年碰到的第一篇被参数错误的雄文。） Shibuya 2012-1-31 12:01:43 这也是一种言论边界 吴敏：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 Cctvcctv 2012-1-30 18:11:11 龙泽天这种货色其实很可怕，表面上好像很关心人民的疾苦，实际上却是鼓吹专制主义那套做法，与重庆有得一比。专制极权主义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人民的疾苦，就像希特勒当年那样，上台不久就改善了德国人的生活状况，可是付出的代价是自由。而没有了自由，那么所谓的面包终究有一天也会失去的。 龙泽天那么称许毛泽东时代，可就是不想想当初为什么举国上下都齐心协力要告别毛泽东时代、走向改革开放？难道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人都发疯了？ 熊大雄 2012-1-30 22:05:23 龙先生的所谓革命，其实在所披露的访谈中已显现大致意涵，那就是“向后转，齐步走！” Aant 2012-1-31 9:27:08 我的期望是：如果谁能把“社会主义”说清楚，我就支持谁。 天竹 2012-1-31 9:43:12 本人在该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执政党就不需要革命了吗》，对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必要性作了阐述，对主张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提出了质疑。龙泽天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当前最重要的是执政党需要自我革命，提高自觉革命的意识，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政党运动，发动党内外的群众把我们的党整顿好。 墨汀 2012-1-31 9:46:49 这两天认真的阅读了龙泽天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又读了此前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吴敏先生同感，真有“剑指命穴”的爽快感!且不论其“只有”是否立论精确，文中所指则直言不讳思路清晰，比起诸多隔靴搔痒的繁文缛节痛快多了。我声援龙泽天，也愿继续读龙先生系列文章，作为一名老党员更对龙泽天一类党内思考者抱以深切的期望！ 可恶的特权车   逝水年华 2012-1-30 18:25:25 去年腊月我省的某B省长来我小县城视察，一大早大批的警察都到大街上为他站岗去了。在老百姓的眼里B省长的脑袋连个西瓜的价钱都不如，还需要那么多人护卫吗？全国人都知道官不是选出来的，都不知道官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当官的威风无论电视，还是生活中都见过。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只知道政治人物是何许人也。 冤不可极、怨不可积   逝水年华 2012-1-30 18:53:29 叩问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权力面前苍白无力。权力没有遇到切实可行的有效的监督 ，它一定是横行的。 木然：以宽容达共识   迷途汉 2012-1-30 19:03: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这种教的自由，也有信那种教的自由 —-你这样理解宪法，但掌握宪法解释权的领导同志估计跟你的水平不同。 只有他们的理解跟你的理解一致了，宪法才真的是宪法。 暂时来说，中国宪法还仅仅是一个花瓶—-如果你否认，我也没有话说。 Jjm59 2012-1-30 20:12:51 是的，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而不是被体制所害的人。让理性的对话代替极端的对抗。 一言酒鼎 2012-1-30 20:20:20 “以宽容达共识”在民主体制下是成立的，在官僚权贵体制下则难以成立。因为，官僚权贵们总是利用特权之便侵占、侵吞、甚至是抢劫其它社会群体的权益，这种状况下讲宽容和共识，结果只能是其它社会群体在特权压迫下的忍气吞声，以及对特权作恶行为的姑息纵容。 辰子申 2012-1-30 21:18:35 盼望着政治多元化到来。 有话要说 2012-1-31 13:17:28 而思想的多元化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思想多元化就有可能成为权力的玩偶，留则有用，弃则无用。 ———————— 思想多元化就有可能成为权力的玩偶，有用则留，无用则弃，有碍就禁，有违就杀。不幸，这么做（成为权力的玩偶）却有“制度的保证”。 有话要说 2012-1-31 13:28:58 蔡英文说：“我们承认败选，也愿意接受台湾人民在这次选举里面所做的决定。。。。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 ———————— 他居然没有说：我要上井冈山去，建立红色政权，解放你们？ 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打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逻辑，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抛弃。都是体制惹的“祸”。 《阳光》杂志介绍   迷途汉 2012-1-30 19:07:21 单看杂志的目录的标题，似乎这个“阳光”（杂志）跟那个“阳光”（阳光卫视）不是尿一个壶的吧？ 如果看错，请陈平先生原谅。 Maomaoyu 2012-1-30 21:16:43 祝贺这缕《阳光》滑入我们精神的天空！ 文化强国战略：跳出文化自负与自卑窠臼 迷途汉 2012-1-30 19:11:21 所谓夜郎自大，不是夜郎王就比中原皇帝弱智愚蠢，而是信息流通不足而已。 但现代的夜郎，在信息充分拥有的情况下，还继续的自大，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一是弱智，逻辑混乱； 二是利益攸关，死不认账； 三是给人蒙蔽，但也是下人投其所好，就一直发梦了。 冯梦云 2012-1-30 23:45:53 中国文化相对文革前己经引世瞩目。被淡化的是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苏共的纯洁性是怎么一步步丧失的 迷途汉 2012-1-30 19:14:48 看这个帖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死得太早，不然，要是他万万岁，就没有苏联体制（苏联分裂和苏共下台并非必然，但体制的崩溃却是必然）的崩塌了。 德阿卑之尘 2012-1-30 19:40:39 怎么丧失的？说得好像有过似的 胡适先生晚年喜欢的两个格言 逝水年华 2012-1-30 19:17:17 专制是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存在，执权者为了屁股下的位子稳固，根本不需要什么容忍的德行。争鸣还需有争鸣的空间，对牛弹琴与默而生之无异。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上 ) 12-34-56 2012-1-30 21:34:25 前言不达后语，逻辑一片混乱。 天竹 2012-1-31 8:32:41 很尖锐，很深刻！但愿中央领导听听逆耳之言。 Jzzh 2012-1-31 11:26:32 我不赞成龙的结论，但对龙指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是同意的，如对腐败、对城镇公民最起码的土地权与居住权的剥夺、对税收政策等等。 所以我不能点文不在理而只能点启发借鉴。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下 ) 迷途汉 2012-1-30 19:20:13 答：错，在资本主义里，股市恰恰是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 —我倒糊涂了，这个“社会主义”是什么特色的啊？ 为什么我小时候就没有见到有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 现在有一种趋向，先是对很多福利国家加上“社会主义”的头衔，然后论证出“社会主义”的正确，再然后据此证明我们走着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性。 我60岁了，很难理解如此逻辑。 还不如金胖子干脆另起炉灶的叫“先军主义”或“主题思想”呢。 韩寒和方舟子大战自由情 诚言 2012-1-30 19:52:42 “对高官放个屁是要不得的，搞不好会出人命，方舟子不会上韩寒这个当。” “方舟子到处打假，却不知最大的造假群体在官场，如果韩寒和方舟子携起手来共同向权力造假开战，幸甚！” 这两句话直捅方舟子一伙的心窝！方舟子的打“假”，不过是取悦于权力而已！支持木然先生的大是大非观！ 判死吴英，笑死贪官和赖昌星 Youke 2012-1-30 20:14:55 河南商丘的以吴振海为法人代表的“未来农业”集团非法集资7个多亿元，许以高利回报，结果坑害了省内外成千上万的的普通百姓，这个大案曾震惊海内外，是典型的集资诈骗案。却无一人被杀头。 法院判决书认定：“经核查，未来农业公司先后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西等地共非法集资784609376元，用于生产经营的仅有8000余万元。截至案发，尚欠6645名群众的集资款计333780531元。” 而从法人代表吴振海到其他从犯却无一人被杀头。请看相关链：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2733/12101529.html 一个国家的法律，对不同的人，有一百种解释，一个国家的法律，尤其是在生死面前，不能够如此随意和不公道。 Jjm59 2012-1-30 20:26:41 刀下留人！经济犯罪，死刑一定要审慎。 断线风筝 2012-1-30 21:20:36 如果我们有人民陪审团制度，吴英死不了，但我们没有，她，便死定了。 和光同尘 2012-1-31 12:14:31 刀下留人！！！！！ 期待几大律再次出手！！！！！！！！ 让这个社会一步步走向法治！！！！！！！！！！！！ 让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名正言顺 Heiwala 2012-1-30 21:08:10 看了文章，我们的政协委员的素质真让人担忧哇！最起码您得把话整利索了吧？这篇文章适合给小学生当改错练习题素材。 右派的恩怨与狭隘 云岫峰 2012-1-30 21:55:06 我也是右派二代，我支持刘仰。 复兴传统中的帝王味道 黄怡剑 2012-1-30 22:08:21 在我国很多文化活动中封建帝王文化的复辟并非中央政府的权力推广，而是我们一帮“善良勤劳”的国民自觉发扬祖宗国粹，积极维护“优秀文化传统”的“义举”。我国孔子学院正逐渐渗透到西方，暗揣中国的封建帝王文化的复兴指日可待。我国一批饱读国学的有识之士蠢蠢欲动，披着发展旅游，拉动经济的外衣，大肆向我们的孩子兜售历史垃圾和精神毒品，残害自己的同胞及孩子。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孕育什么样的国民。 李伯勇：韩寒 “ 变轨 ” ：个人和社会的迷茫 诚言 2012-1-30 23:32:13 这才是一篇谈韩方之争的好文章！ 阿C 2012-1-30 23:33:39 有从头至尾经历过文革，且开始或已经会独立思考的人，才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向李先生致敬！因本人当年也在程世清治下的江西文革过，所以对李先生之所言更是感同身受。哦！跟帖是不能见光的，那，还跟个P. 高新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能否重新夺回执政地位？ 天竹 2012-1-31 7:34:34 是一面镜子，何其相似乃尔！ 打假韩寒，方舟子这次打错了 Wang_lb 2012-1-31 7:51:32 很大的可能是韩仁均写的。医生把韩念园，如果是韩寒是园寒，没什么侮辱意思，但是猿人君却有侮辱的意思。 疥疮是皮肤病，表现是疥虫在皮肤薄弱处寄生。典型表现为即指縫、手腕、腋窩、乳房、腹部、生殖器出現搔癢的小紅疹。任何一个皮肤科医生不会把‘腮边凸起一块’、‘足、头、腹无处不痒’看成疥疮。什么叫特定部位？什么叫皮损，包括皮疹、小水疱或结痂？病人的主要表现和疥疮的表现差十万八千里！哪个医生会把他当成疥疮来看？建议写作前咨询一下医生或查一下资料。楼主明显是个外行。文学写作不会写实，但是文学是来源于生活。不会一个疥疮患者把自己的疥疮写成其他症状！ 读了《二十四史》，但从未说他读完了《二十四史》–是啊，我读过一两页大英百科全书，是不是也可以说我读了《大英百科全书》？韩寒的意思明显是通读了《24史》，难道他说的《管锥编》《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也是只读了一两页，也在那里大谈特谈这些书？，没有通读一遍，谈读过的书不是肤浅吗？ 再有，网上做过实验，一张普通纸在杯中放置100多分钟没有下沉。不知道楼主怎么看这个？还有新概念大赛，韩寒考试迟到，考题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情况下怎么拿的第一名能说道说道一下吗？ 春申君 2012-1-31 13:20:43 支持打假，韩天才必将露出原形。不学必将无术。 汉人中心论 Wang_lb 2012-1-31 7:54:48 判断文明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是，文明本身是否可以进行规模化复制。—-这是哪家的标准？再说即使按你的标准算，游牧文明也是落后文明。汉文化传播到了东亚和南亚。倒是游牧文明传播出去总是被当地文明同化。消灭西罗马帝国的匈奴贵族阿提拉被同化了。占领伊朗的蒙古后裔被伊斯兰化。 不能不读的哈耶克 Wang_lb 2012-1-31 7:56:53 只看见白马非马的诡辩论。因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自由、有平等所以他们是一家？楼主注意到了他们的根本不同没有？只要有相同之处的就是同一种东西吗？ 乔良：资本输出要以强大军力为后盾 天竹 2012-1-31 7:59:02 走当年苏联的路子吗？它的军力很是强大，但还是解体了，怎么解释？ 迷途汉 2012-1-31 11:23:35 资本输出要以强大军力为后盾 —我不知道1960年后在全球 进行了“资本输出”（同时有技术）的日本，如何“以强大军力为后盾”。 要是没有跟人类的大多数具备相同的价值观念，人权观念还停止在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者那水准上，就算去外星人处借来先进武器，我们就叫“达到理想”了？ 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 北方船夫 2012-1-31 8:40:30 人无完人，理解并支持作者，还原历史真实公德无量！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破除六大思想禁锢 天竹 2012-1-31 8:54:40 作者口口声声强调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吗？这样的社会形态是如何产生的？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吗？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属于后者，那岂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缪一轮荐文：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Abcde 2012-1-31 10:16:54 周山此文直指现执政者执政理念和文化底韵的匮乏与贫困，也撕开了所谓儒家宪政主义面纱后面所隐藏的那种无知和苍白。这一届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庸碌无能早已为世人所知。下一届可能也强不到哪里去。因为现有的这种非民选的且竹幕后于小圈子里遴选接班人的政治体制就如同皇权制度一样，也只能造就出政治庸才来的。 明然 2012-1-31 10:29:56 首先，感谢缪老推荐的此文。本人迫不及待的拜读了此文，受益良多，可谓难得之佳作。读后，深感周山先生的论述真是像缪老所说的一样：“全新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倍受鼓舞。”“此文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毫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 1，从人类文化与“水”的结缘开始，根据中国古代文物（包括文化遗址）的考证，证实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阐述是有说服力的。进而论证了中国古代“龙”和“凤”的文化标识。这点本人还是首次看到，深表敬意并赞成。 2，对中国经典文化的起源“周易”进行的说明是非常客观的。“周易”号称是群经之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水”。对“易经”中“乾”“坤”两卦的解读也是有独到之处，其用于阐述的四个支撑点，可谓通俗易懂，寓意深远。无论对“个人”还是“团体”和“国家”都极富指导意义。 3，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虽然是汗牛充栋，比比皆是。可是像周山先生对“传统文化精神在阐发中出新，在当代社会的现实境遇中展开”的提法，是具有独到见地的。一个“出新”，一个“展开”，非常具体的涵盖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读，即具有可操作性又极富远见，比近日那些高官的文化空谈和犬儒们制造的文化垃圾要强百倍。 最后，感谢周山先生的智慧大作，希望能够在选网上看到更多的如此令人“解愚开智”的佳作。收藏此文。 钟吾：也谈疑韩案的私权与言论自由   阳明山庄2号 2012-1-31 10:40:03 1、萧翰的那篇文章通篇冒着荒谬之气，这盖因其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之故，可惜，韩家父子已经抛弃了他们，他们还抱着韩家父子的大腿不放，哎，堂堂的法大教授，被两个高中生玩弄鼓掌之中。 2、扑通界还有多少啊类似的人物啊！ 高人：我的困惑 明然 2012-1-31 10:46:43 爱读高人兄的文章。读高人兄的文章就是有意思，笑谈之间把该说的事都说明白了，事情也基本办妥了。如果有“天上下锥子落进针眼里——巧事”之说，我想大概那是因为司马南的这个“眼”比别人的都“大”而矣。呵呵！ 丁咚：大国的落寞与浮躁 迷途汉 2012-1-31 12:03:32 先有“强大的中国人”，探讨“强大的”中国的建设才有意义。 逝水年华 2012-1-31 12:21:08 自己有一整套价值观，首先成为自己的国民的信仰。连自己的国民都不信的东西拿出去也是显眼。对岸是什么不清楚，摸着石头过去见识后果吗？整出一些貌似有价值的观点企图楔入人民的意识之中，代替人民自己思考评判。老百姓不信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只信自己的利益比较。比较的结果正道获利比邪路获利更艰难。崇尚的东西在卑鄙者面前形惭影只，权力者露出本来面目时他们所推崇的耀人的价值灰飞烟灭，只有专横，凶残，没有良知。 彭宇案：一场没有赢者的游戏 和光同尘 2012-1-31 12:24:47 “4年之后的今天，南京市政法委书记突然揭开了“彭宇案”的面纱。当我们真正抵达“彭宇案”的真相时，还相信这是真相吗?” 问得好啊！人们还会相信他们所说的真相吗？？ 真希望每天每发生公共事件时，有这样一个大家好能够相信的声音能够传递出事件的真相。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但是，是否还是那句话：**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若水：在世界大选年看民主的不同形式 墨汀 2012-1-31 12:51:07 民主话题经久不息，不同时段不同角度不同理念不同利益……自然有不同的解读，看的有些累了。 想起2008年初我在一篇谈论民主的网文后的留言，拿出来晒晒，至今依然这般理解，实在是愚钝： 回首2007年，民主在网页及各类媒体上都俨然成了主题词，执政高层在期许民主、知识界思想界在辩争民主、普通民众亦在品评民主。从“五四”以来近百余年中国人似乎一刻也没忘记过民主，然而民主却总是与国人擦肩而过，总是开国人的玩笑，面对可期却不可得的民主，国人更多的是无奈。 感谢老祖先创造的汉字是如此直白坦诚，望字生義即可知其梗概，民主即民作主、民为主、民是主……，总之民主离不开民—-民心、民意、民权、民生……。然而近百年来不同的利益阶层把民主纳入了主义，本来简单的思维就人为的复杂化了，非得给民主加贴标签，使得直观的理解被抽象的描述所困惑，民主越来越玄乎、越来越让民看不懂了。 民主，让民作主，是否把一切围绕实现让民作主作为施政目标，是对每个时期主导社会走向的执政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唯一检验标准，这主义、那思想，你是我非、争长论短，在让民作主还是为民作主这个真主题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还是少谈些主义，多务点实际，把复杂的事变筒单，在推进中觅㨗径，只要不只是为了把民主当作光环，只要是真心实意的顺应民主潮流，面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成功实践，就没有不可借鉴的理由、就没有筒单肯定或否定、筒单接纳或拒绝的理由，取其长补己短何乐而不为？，还是汉文字的直观比搜肠刮肚的钻牛角尖更“民主”些。 以上是读了“西方民主模式VS中国民主模式”后从小学生的角度解读当下涉及民主的主义、模式、正伪之争，还是觉得推进民主时不我待，全力促动决策层真正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的执政理念乃当务之急，己经争论了百余年，难道国人还要在知识层思想界的辩争中再等百年？！ 草菅 “ 公民 ” 生命终究会付出代价 有话要说 2012-1-31 13:03:14 为什么要批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活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长寿。 北京为何在伊核问题上改变了态度? ——谌青凡 ———————————————— 为什么要批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让社会主义拼死拼活追赶了一个世纪还没有追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