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香港 , 民粹主义 , 港式民粹主义 , 黃國鉅 , 外佣居港权 , 港珠澳大桥 文：黃國鉅 香港近十年社会运动闹烘烘，打破了八九十年代民主党几个大佬例牌一字排开的闷局，除了示威频繁、示威形式多变之外，又不断有新的团体出现。然而，这种情况的反应，是一个名词在政治论述被常用、甚至滥用：「民粹主义」。政党之间互相攻击、政府谴责「暴力」示威者，都动辄把对方扣上「民粹」的帽子，高官议员说错话被人围攻，就说自己遭到「文革式批斗」，甚至电视台为了刷新形象，也来一句「不受民粹左右」。民粹主义就如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无神论」一样，是一顶只会送给别人，无人愿意自己拿来戴的帽子。 当然，这种标签的滥用，其实反映了香港政府以至特权阶层，在面对汹涌的民意时，手足无措，在理据上无法反驳，于是顺手拈来这个负面标签，来个连消带打。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民意、民力、民气，一旦变成民粹，好的也变成坏的。当然，这些人「唔理好丑，只要就手」，只求打击对方，保护自己，一定不会帮你考究民粹的意义，但奇怪的是连学界也鲜见有人探讨。这种和稀泥的状态，更助长了这个标签的滥用。 究竟香港有否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谓民粹主义，定义颇多，不一而足。简单说有三点： 第一、诉诸群众喜好，不讲原则 这是一般最流行最简单的说法。本来争取人民支持，在民主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作为负面的标签，民主与民粹的差别，是为得到群众的支持，而违反一些基本原则，如人权、自由、法治、少数的权利等等。少数服从多数，本属合理，但当多数人变成多数人的暴政的时候，民主就变成民粹。 第二、大部分人的盲目与冷漠 然而，历史上民粹主义运动，不一定得到大部分人支持，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党。于是有人提出「人民」（people）和「群众」（mass）的分别，「群众」不一定代表全体人民的意见，而是聚合起来的积极参与者。当个人变成群众的一部分的时候，情绪容易被煽动，甚至失去理性。于是，民粹主义又和群众心理，以及所谓的煽动者（demagogue）联系起来。 这说法还有一个问题：那么那些「群众」以外、不参与政治的人民，在民粹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犹太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认为，历史上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功，是建立在大部分群众的麻木、冷漠和犬儒之上。这些群众有强烈的反议会倾向（anti- parliamentary），对政治论述没有兴趣，对政治人物抱犬儒的态度，也从来不会投票，一般政党亦放弃争取他们的选票。他们看不起政客，认为他们都是「大泡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议会里也只是吵闹、党争、贪污、枱底交易、不是做实事的场所。（颇接近很多香港人对立法会和议员的看法）但他们对以国家、人民的名义而行使的国家暴力，如镇压「搞事分子」（即政敌）、压迫少数群族、对外发动战争等，却抱欣赏、尊敬的态度，甚至最重要的是，只要他们「觉得」这些暴力，是为了所谓「国家」、「人民」而行使，对他自己最终会有好处（纵使这好处是虚幻的，实际上可能没有好处），他们更会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默支持。 第三、「XX人」的身分建立 民粹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谓「人民」身分的建立。阿根廷学者Laclau指出，民粹主义一词populism的字根，即拉丁文的populus来考究民粹主义的意义，即个人一种建构出来的群族「人民」身分，如古罗马自称populus Romanus，罗马公民以「罗马人」自居，以罗马的身分、价值观、伦理为荣，与所谓蛮族分开来。民粹主义可以建构一种「XX人」的身分，如Das Deutsche Volk，Il Popolo d'Italia，The American people等，塑造一种集体利益、伦理、价值观、历史、得以自豪的成就等。近代的政治运动，如纳粹主义，也开口闭口以德国人民（Das Deutsche Volk）谋福祉。从正面讲，「人民」这口号可以是一种福利主义，所以，纳粹党也有社会主义的部分（纳粹党全名是国家社会德国工人党）；从反面讲，这口号也包含排斥非德国人的意思，于是民粹主义被认为是右派的群众运动，常跟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连在一起。 所以，民粹主义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反动（reactionary）的政治运动，他不是建立在正面的政治理想和价值，如民主、法治、公平、社会公义等理想，或对土地、人民的热爱的正面情绪（sentiment），而是尼采所讲，一种反应情绪（ressentiment），即当感觉受到被别人威胁、伤害、侮辱等情绪反应，企求保守某种现有的社会状态或生活方式，从否定中建立正面身分的过程。所以，民粹主义的一大特色是「头脑简单」，政治理论和论述单薄，因为它基本上是保守的，不需要勾勒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图象，他们要吸引的，不是民众的思想，而是诉诸他们的恐惧情绪和自卫本能。 港式民粹：盲目发展 港式民粹主义，虽然未到排外、种族主义的地步，但近年几件事件，却出现上面几种民粹主义特色汇合，加上港式民粹火上加油，令人忧虑真正的民粹主义有否在本地萌芽。 香港民粹主义，除了以上三点之外，还有一个独有的本土特色：「发展主义」。香港本来就有一套一切以经济挂帅的单一思想，「发展」两字一出，更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2004年领汇事件，股民以为可以捞一笔，遇到有人阻扰，就出现中国人那种「阻人发达犹如杀人父母」的本能反应。于是号称有万人上街，谴责阻挡领汇上市的「幕后黑手」，对「郑大奸」喊打喊杀。这种维护股民虚幻的利益，可谓民粹操作的典型。幸好正如前说，民粹主义的特色是「头脑简单」，一旦领汇上市的利益烟消云散，而它带来的恶果渐渐浮现，当初反对领汇上市的理由一一言中，当日带头打倒「郑大奸」的人，也不敢再提。如此民粹，只是短暂的利益聚合，难成气候，可以说是只有民粹的实际政治操作，但没有民粹的政治论述的例子。 然而，近期外佣居港权和港珠澳大桥官司，却出现一些令人更忧虑的特征，甚至把「利益」、「恐惧」、「人民」、「排外」四个民粹的特点混合起来。一些政党以为可以抢到公民党的选票，发动围攻、如狼似虎。政府又利用恐惧策略，放大外佣一旦打赢官司的后果，激起一般保守和愚昧的香港中产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不惜主张动用人大解释法，违反法治来堵塞这「漏洞」。他们自称「爱护香港力量」，假借所谓本土意识，什么「政棍」、「状棍」，恰恰是诉诸一般人对所谓政客的负面形象。可幸的是，发起这场打击公民党的「运动」的政党，只是趁机争取选票，本身也是无胆面对群众之辈，更遑论演变成群众运动。 至于港珠澳大桥司法复核，又吻合了那些接受了政府「经济」、「发展」、「边缘化」等口号的一般香港民众。一般人听到基建上马有工开、刺激经济等，就不管好坏，谁人阻止，谁就是坏人。至于港珠澳大桥是否有必要？香港人是否真的要与大珠三角融合？没有人去讨论。西部通道本来也是什么中港融合工程，结果使用量大低于预料，这些问题没有检讨，现在又要一条更昂贵的跨海大桥？政府搬出一大堆数字，指拖延工程要多花几亿，却不去检讨自己环评工作做得不好，才被法律挑战。传媒更不尊重任何人受影响都有司法复核的权利，重演当年领汇事件卢婆婆被围攻的把戏。从领汇、高铁、居港权，到现在外佣和港珠澳大桥，议题不同，手法却一样。 当年德国纳粹政权，被称为「地球上人渣」（scum of the earth）的专政，一方面在国内大搞基建，令「人人有工开」；另一方面，又逐一对付政敌、通过独裁法律、毁灭议会民主。而大部分人得到经济好处，对纳粹的恶行视而不见。当然，香港不是德国，历史也不会简单重复，但如果香港人误信谗言，为了虚幻的利益和恐惧，鼓动排外，甚至在北京动手之前，自己先打击法治、自毁长城，愚蠢至此，那就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 （刊于2011年10月30日《明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香港獨立媒體的最新更新： 重新认识头上脚下的占领地 / 2011-10-31 11:55 / 评论数( 0 ) 占领中环的公社想象 / 2011-10-27 11:04 / 评论数( 0 ) 如果我们还有想象（未来） —— 一份支持占领的声明 / 2011-10-22 11:30 / 评论数( 0 ) 占领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前「打倒金融霸权」 / 2011-10-20 12:18 / 评论数( 0 ) 革命是隐喻，辛亥不是 / 2011-10-17 09:33 / 评论数( 0 )

作者: 楚梦 　　 　　　　二十年来，关于苏联解体的话题一直是全球政界、学界和社会各阶层议论的热点，中国尤以为甚。中国的很多饱学之士，对苏联解体这一二十世纪重大事件之一，一直耿耿于怀，为其痛心、惋惜，认为苏联的改革道路偏离了正轨——没有像中国一样放置政解抓经济，把倡导新思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称之为罪魁祸首，或态度坚决或语重心长地劝告：不能搞民主化、不能放开舆论、不能太过软弱，否则就会步苏联后尘“亡党亡国”，其预防策略、预防措施层出不穷，似乎苏联的解体是件大逆不道的比核毁灭还要可怕的事情。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前夕，我想就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为什么会突然解体以及解体之后的利害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浅见，以求教于各位热心人。 　　 　　　　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苏联解体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尽管从雅典城邦社会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其间有过许多的反反复复、曲曲折折，正义与邪恶持续较量，光明与黑暗交替呈现。但总的趋势还是朝着充分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的方向发展的，基督教的兴起、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解放运动等等，都在探讨和完善人性国家制度和努力建立公民社会。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则为人类社会树立了一个健康的坐标。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极对抗格局，但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有其偶然因素，确切地说，没有二战，这个阵营也无从形成。即使这样，除了东欧及少量亚洲国家(包括美洲的古巴)之外，大多数国家要么在两个阵营之外徘徊，要么加入到了资本主义阵营。这不仅仅在于资本主义阵营的不断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衰弱，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强制手段规范人的政治经济行为、限制人的行动与言说自由、禁锢人的思想和创造力的制度，这种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代表性，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断质疑。人们开始由怀疑、不满到反抗，而且这种反抗越来越普遍、强烈。1957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波罗地海三国要求独立的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苏联和东欧国家一些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对其反人道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就是怀疑和反抗的集中表现。因为被残酷镇压，才更激起了人们对这个制度的憎恨。加上在这个制度因其集权产生的短期经济高增长的消失，为防止资本主义侵略而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制度的支柱不堪重负开始摇晃。随着戈尔巴乔夫开始在苏联实施新思维，给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共产党国家人民较大的自主空间，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生活，追求自主表达、自主选择权的愿望愈加强烈，于是，惊世骇俗的一幕幕便出现了。 　　 　　　　1989年的东欧，是一方制造惊喜与意外的神秘土地。 　　 　　　　5月，匈牙利当局决定拆除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边境站的电子设施——这条布满了守卫和地雷的边界，多少年来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之间最为紧张的铁幕地带。随着铁丝网被大剪刀剪断、水泥柱子被吊车连根拔起，社会主义制度在匈牙利宣告失败。 　　 　　　　9月12日，华沙波兰议会大厦举行了一场具有震撼效果的会议，政治反对派“团结工会”组阁成功，这意味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了执政党地位。这个国家“变了颜色”。 　　 　　　　10月，匈牙利政局发生剧变，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匈开始实行多党制。 　　 　　　　11月9日傍晚，将同胞骨肉阻隔了二十年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东德融入西德资本主义世界。 　　 　　　　12月下旬，布加勒斯特爆发反齐奥塞斯库专制统治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支持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军队开始倒戈，齐奥塞斯库夫妇被逮捕并被处死，罗马尼亚易帜。 　　 　　　　…… 　　 　　　　昔日“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大家庭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纷纷抛弃了共产主义“老大哥”。中国的一些学人们，在东欧“变色”问题上，不好把责任全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因为这些都是一个个主权国家(但仍然有人将戈氏视为主犯)，于是，有人将美欧作为声讨对象，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警惕“和平演变”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这些人其实忘记了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即使有所谓的“和平演变”，然而，“和平演变”不是武装入侵，也不是军事政变，没有所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与响应，是没办法成功的。我奉劝一些人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怎么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成功例子呢？苏东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谓的一个阶级对另外阶级的专政体制，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强制性试验和统治之后，被铁的事实证明了，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给国民包括所谓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带来公平的环境和快乐的生活，不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种体制从它建立的时候开始，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只是靠专政工具才勉强坚持了这么些年。然而，社会总是要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一趋势，任何势力也扭转不了，不管它暂时有多么强大。 　　 　　　　我想说的第二句话是：苏联解体是大多数苏联人的愿望 　　 　　　　有些人认为，1991年8月，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优柔寡断、行动迟缓(俗称“8.19政变)，导致了苏联解体。不错，“8.19政变是一步臭棋，它给摇摇欲坠的苏联大厦添加了一根致命的稻草，没有这次政变，苏联或许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但绝不会有很长寿命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内外交困、经济崩溃、人心浮动，已经到了绝症晚期，任何努力都无以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当时的东欧各国，已经抛弃了苏联“老大哥”，开始“自立门户”，而且走的是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无疑让这个“老大哥”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国内的民族矛盾则日益尖锐，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很多都是被强制捆绑在“苏联”这个专制体制之内的，特别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波罗地海国家，被强行并入苏联之后，原先承诺的加入、退出自由以及充分的自治权，皆不予兑现。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与“苏联”都是同床异梦，时刻准备退出苏联，成为独立国家。苏联其实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所谓的强大也只是军事上的强大，拥有除美国之外，最多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财政收入大都用于武器的研究、制造和军费开支上去了，食品和日用品长期严重短缺，靠计划和高压维持其相对稳定，让民众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民众求变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为苏联打开了一扇自由的窗口，让广大民众有了自由表达的机会。一些人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罪于戈尔巴乔夫是毫无道理的，将苏联是否应该解体放置一边不说，苏联解体绝对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因为苏联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维权意识、渴望美好生活的意识，不是戈尔巴乔夫灌输给他们的，也不是美帝国主义灌输给他们的，而是一种本能的要求和自主的表达。 　　 　　　　从“8.19政变”发生之后，苏联人民的表现，就可以得知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了。 　　 　　　　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反改革派，利用戈尔巴乔夫休假的机会，宣布由亚纳耶夫行使苏联总统权力、在全苏境内实行紧急状态。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并公布了紧急状态委员会8人名单。 　　 　　　　8月19日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叶利钦的号召得到了俄罗斯和几乎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热烈响应，70%的加盟共和国首脑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为非法组织，拒绝执行命令，莫斯科市民纷纷走上街头，阻止坦克和军队进入俄罗斯政府大厦，部分军队公开表示不向群众和叶利钦开枪，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全体人员拒绝执行将叶利钦等人马上逮捕和就地处决的命令，海空军公开宣布不执行紧急委员会命令。在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武装力量的深明大义下，政变很快便被粉碎。组织和参与政变的苏联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等人被苏联检察院逮捕、内务部长自杀，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等高层人物声明退出苏共，由于苏共中央书记处支持并参与了政变，苏共中央在全苏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连共产党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通过决议，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被迫解散，全部党产被收缴。接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于该年12月25日宣告寿终正寝。 　　 　　　　随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该年12月25日，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移交权力，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宣告不复存在。 　　 　　　　“8.19政变”发生之后，苏联人民表现优秀民族具有的坚强不屈、团结协作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机枪，尤其是军队和特种部队，这个面对强大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绝不退却、在与美军抗衡时毫不示弱的部队，在手无寸铁的苏联人民面前，退却了、投降了、崩溃了。正是他们的“软弱”，成全了苏联人民，他们向全世界的军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样板。苏联人民的自主选择和勇敢行为，向全世界宣告了苏共和苏联体制的失败，也直接导致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解体。所谓美国渗透、戈氏操纵、苏共软弱、舆论失控等高论都是牵强附会的、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也有人说是苏联政权失去了民心，粗看起来，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推敲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论点给人制造了一种错觉，好像以前这个政权没有垮台是因为很得民心似的。其实专制残暴统治也能维持相当一段时期的，因为他们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在维护其统治权上面。当然，戈尔巴乔夫的顺应民意、与时俱进，也有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没有他，苏联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挣扎许多年。 　　 　　　　但是，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苏联人民自己选择了让苏联消亡。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苏联解体有百利而无一害。 　　 　　　　20年来，一些人一直在为苏联的解体惋惜痛苦、诅咒谩骂，认为苏联不应该解体、苏共不应该消亡。我不想探究这些人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不是兔死狐悲亦或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只想就苏联解体的实际效果和对今后的影响，谈谈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苏联解体有百利而无一害。 　　 　　　　首先，苏联的解体有利于原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 　　 　　　　一方面，满足了苏东人民对自由和公平的祈求。对自由、公平、幸福的向往，是人的本能，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求建立最大限度满足人的本能需求的社会，并为此惮精竭虑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当这个社会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且时时被我们看见之后，向往和渴求便不可遏制，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谁也无法阻挡。苏联包括东欧的人民，都有其苦难的历史，远的不说，仅二十世纪以来，就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因为一战的原因，让苏联这个政权得已在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建立(据德国《明镜》周刊最近公布的资料表明，是德皇支持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还泱及周围一些民族，让他们长期按照少数人的意志工作和生活。因为二次世界大战，让东欧一些国家成为苏联的附属物，不说普通民众，就是这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自主权力。 　　 　　　　这样的状况，苏东国家的人民无疑是不能长期容忍的，因为他们也有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样的需求。中国人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治水不是靠堵而是靠疏，因为他知道，既然有了洪水，总得要给它一个出路，否则就只能玉石俱焚，然而，洪水总会要冲垮一些东西的，尤其是那些朽木粪土。是任凭玉石俱焚还是丢掉朽木粪土？ 　　 　　　　苏联没有玉石俱焚。其实，满足人民的正当需求，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另一方面，苏联解体让民众享受到了幸福生活的滋味。苏东巨变之后，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带来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物品严重不足，加上转轨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阵痛等原因，苏东国家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和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意的情况，于是一些人便大肆渲染苏东人民的困难，声言苏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苏东人民听信了妖言、走错了道路，现在后悔了，羡慕中国人了。 　　 　　　　可是苏东人民并没有如一些人那样越来越糟，没有出现卖儿卖女、讨米叫化的场景、也没有出现资不抵债、国家破产的局面，而是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富强。他们在短时间内同时完成了向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的转型。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苏东人民在政治上的权利、思想上的自由就不去说了，单单经济上来说，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2008苏东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过统计，下面就是统计数据： 　　 　　　　波兰，总量5257亿美元，人均约1.375万美元 　　 　　　　捷克，总量2170亿美元，人均约2.127万美元 　　 　　　　匈牙利，总量1562亿美元，人均约1.546万美元 　　 　　　　斯洛伐克，总量954亿美元，人均约1.773万美元 　　 　　　　罗马尼亚，总量1996亿美元，人均约0.916万美元 　　 　　　　保加利亚，总量519亿美元，人均约0.665万美元 　　 　　　　爱莎尼亚，总量232亿美元，人均约1.705万美元 　　 　　　　拉脱维亚，总量340亿美元，人均约1.459万美元 　　 　　　　立陶宛，总量473亿美元，人均约1.367万美元 　　 　　　　俄罗斯，总量16765亿美元，人均约1.151万美元 　　 　　　　白俄罗斯，总量602亿美元，人均约0.61万美元 　　 　　　　乌克兰，总量1797亿美元，人均约0.381万美元 　　 　　　　从统计表上可以看出，东欧国家中转型最顺利且最靠近欧盟的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等国也发展势头良好，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预备梯队中。绝大多数苏东国家的经济总量都很高，特别是人均收入相当之高，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要高很多。 　　 　　　　世界银行2006年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情况作了一个比较。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而俄罗斯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经济总量增加了70%，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超过了200%。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 　　 　　　　事实胜于雄辩，苏东国家并没有如一些人预料的倒下，而且在很健康地发展着。 　　 　　　　其次，苏联解体有利于欧洲和世界的稳定。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个阵营的长期对峙，尤其是苏联阵营，为了增加对抗筹码，将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很大部分用于制造武器和扩充军队上，置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生活于不顾，民众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状态。大国摩拳擦掌，小国也不甘示弱，都把财富财富转移到枪炮上去了。不仅如此，还让全世界人民长期生活在恐惧不安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战争就会突然降临脚下的这片土地。生活乐趣大大减少，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之后，冷战格局不复存在，欧洲和全世界人民精神负责大幅度减轻，特别是东欧国家——这些苏联帝国的叛徒，只要苏联存在一天，他们便没有一天安宁日子过。 　　 　　　　第三，苏联解体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壮大。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和苏联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从最高领导人到引车卖浆者都清楚这只是表面文章，苏联(俄国)一直是中国的最大威胁，近代强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不说，就是社会主义之后，苏联也有过鼓动外蒙古独立、乘二次大战之际企图获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强占中国边境地区、要求中国出兵朝鲜等祸害中国人的事情，而且长时间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让中国人民食不甜寝不安。苏联帝国的倒塌，让中国人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中国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富用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上面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 　　 　　　　附：“8.19政变”简况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摘录)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并公布了紧急状态委员会8人名单。 　　 　　　　8月19日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11时30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其成员犯有国事罪，其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下午1时，白宫外面就已聚集了几万名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赶来支持和保卫俄罗斯政府的人。稍后，他们开始在毗连大厦的街道设置路障。雨后的莫斯科大街上，坦克和装甲车被市民团团围住。改革派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支持叶利钦，号召“所有反对极权主义东山再起的人”对政变当局进行非暴力抵抗。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伯朝拉等地区的煤矿工人决定自8月20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以响应叶利钦的号召。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指出本共和国内没有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季斯则抨击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军事独裁，号召立陶宛人“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在群众大会上谴责了政变，并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 　　 　　　　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来的某些武装部队已宣布抗命，决不向市民开火，决不向叶利钦开火。几小时内就有2500名武装人员参加到由10辆坦克和500名空降兵组成的保卫白宫的防线中来。 　　 　　　　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发表声明，宣布本市不实行紧急状态。他建议市检察长执行俄罗斯总统的法令，立即对莫斯科参与叛乱的所有机关和个人提出刑事起诉。 　　 　　　　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在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列宁格勒的局势完全控制在合法政权机关手中。在会上发言的大企业代表、教会的代表、作家和军人代表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 　　 　　　　爱沙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告爱沙尼亚独立，爱沙尼亚政府声明支持俄罗斯领导人关于政治总罢工和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梅里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政府已于今天给他们各国目前在国外的代表授权：一旦苏军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共和国就立即在海外组建流亡政府。 　　 　　　　克格勃命令其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白宫并将叶利钦等11名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阿尔法”小组知道大厦的保卫人员对“阿尔法”小组是无法抵挡的，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此举必然导致平民大流血并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将不执行这个命令。“阿尔法”小组20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等威胁，但仍然无一从命。国家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 　　 　　　　在直接通往白宫的各条街道上共有16条由混凝土、卡车和重型设备组成的路障以及由2万名志愿者组成的人墙。人墙中有站者、坐者、卧者，甚至有人跪地请求坦克上的军人不要向自己的同胞开火。8月21日凌晨2时，一支由十几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试图强行通过一条公共汽车路障时开了火，造成3人死亡和10余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接着，内务部的装甲车再次冲向路障，但还是被人墙挡住了。钢铁的装甲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冲破和碾碎血肉的城墙，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终于退却了。 　　 　　　　8月21日拂晓，苏联海军、空军宣布不支持政变。形势急转直下，政变当局开始土崩瓦解了。清晨，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小时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从莫斯科撤走一切军队，取消头天晚上开始实行的宵禁。 　　 　　　　11时15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白宫开幕。白宫周围的人群比前两天的还多，人们在牧师的带领下为当天凌晨的死难者默哀。叶利钦发表简短讲话，他已将俄罗斯境内军队的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19时35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停职并由亚纳耶夫接任其职务是非法的，要求亚纳耶夫立即撤销其命令及关于紧急状态的决定。 　　 　　　　20时17分，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鉴于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为存在着犯有国事罪的证据，苏联检察长已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 　　 　　　　21时28分，塔斯社播发戈尔巴乔夫发表的声明，说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家局势，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 　　 　　　　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只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闻风自杀。享寿三天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志未酬之际便夭亡了。 　　 　　　　8月22日，宣布退出苏共中央的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声明。声明指出，8月19日至20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来自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确凿地证明苏共中央书记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和决定。中央书记处的行为使苏共中央威信扫地。 　　 　　　　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叶列梅宣布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当局决定拆除座落在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大楼前的列宁塑像。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大楼被没收并移交给国家。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今天宣布脱离苏共。 　　 　　　　雅库特共和国议会决定把苏共的建筑转给地方苏维埃，该共和国的苏共报纸转为人民报纸。在10月1日之前将共和国的国家管理机构和护法机关非党化。 　　 　　　　8月23日这一天，苏联有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或实行非党化。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 　　 　　　　戈尔巴乔夫8月24日晚上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此外，他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而且授权各地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接管党在全国各地的大量财产。 　　 　　　　8月29日，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于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共自1898年开始的93年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 　　 　　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1071839833.html

1 　　言论自由是人类全部自由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自由都将无从保障。在没有言论自由或者言论自由被侵袭的地方，虐政必将横行，在现当代，这种虐政有一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说极权主义、极权专制主义。极权专制主义可能会导致很多社会罪恶，然而在我看来最严重的罪恶在于对人的精神扼杀，甚至可以说，我们平时所指摘的社会罪恶是极权专制主义对人进行精神扼杀的结果，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罪恶之所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怎么想起要说这样一番话呢？源于与几个年轻朋友的交谈。 　　我很看重与年轻朋友的交往，这里边当然有作为小说家的小小的私心，出于写作需要，我需要就近观察年轻人的心态和言谈举止，了解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以便把他们植入长篇小说；但这里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把他们看成我的老师，我认为在对时代的见解上，他们远比我们这些所谓“过来人”更直接，更纤细，更敏锐，也更深刻。结果，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四五个这样的朋友聚集到了我的客厅。 　　话题是广泛的，因为他们都处在不同的人生情境之中，都在为生存奔忙，各有各的烦恼与欢乐。不知道怎么话题就扯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现状上，大家都表示了不满足，觉得没有值得看的作品，有人甚至对中国当代作家群体表达深深的失望和鄙视，认为他们集体缺席了时代大潮前端的思想碰撞，萎靡不振，蝇营狗苟，奴颜婢膝。一个很有天分和文学潜质的朋友，在随后写给我的信件中，说到他最近出于工作需要正在阅读前些年出版的一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没想到这本著名的作品让他大大地失望了，他说它“有故事没有人物，有人物没有心灵”，认为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他很不理解这样一部不成功作品为什么获得了中国最高的文学奖项，并且在读者中如此著名？ 　　在那次聚会中，所有谈论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精神产品的大面积品位下降和思想萎缩？真正有思想艺术质量的作品为什么很难被出版，平庸之作为什么反而会大行于世，甚至受到国家旋床部门的表彰和鼓励？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之所以很不谦虚地用“回答”两个字来说这件事，是因为我的职业经历。我在《我为什么选择了文学》（2006-10-28）一文中，曾经回顾1969年插队以后因为在我所主办的油印小报讨论不该讨论的问题（例如怎样看待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问题），被一位北京市政府派到陕北管理知识青年的干部挟私报复，在全副武装民兵的押解下，在全公社范围内轮流批斗、丧失人身自由达半年之久。那一年我18岁，几乎是个孩子，还很稚嫩，这场严酷的生活风暴几乎把我毁灭，我甚至无数次想自杀，然而有一天，当我站在几十丈高的悬崖上，最终决定不再考虑跳下去的时候，我竟然面对着辽阔的陕北高原发誓说：“我一定要当一个作家！一定要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理想从来没有动摇，以至于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1974年招工，三年以后我想方设法上了大学，就读的是中文专业；1977年毕业我选择了一个可以从事创作的文化单位工作；1983年我的小说创作获得一定影响，藉此我选择了到出版社工作，先是主编文学刊物，后来从事编辑图书，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虽然后来在某种强力作用下，职业发生了改变，但基本上可以说，我一生都在从事出版工作，做过编辑，做过编辑部主任，做过出版社社长，也做过总编辑，应当说，我熟知一本书出版过程的全部细节，比较了解内情。 　　众所周知，在中国，或者说在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很多真相都隐藏在内情之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西方社会学家参访苏联之后曾经慨叹：苏联有两个现实，一个是宪法、法律条文以及所有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冠冕堂皇的现实，一个是掩藏在这一切政治喧嚷之下的真实的现实，人的处境恰恰是在后一种现实之中，我认为这位社会学家的说法适用于我们经验的这个世界。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2 　　我们假设你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为种种极端的社会弊病所激励和鼓动，写作了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或者涉及官员对民众利益的严重侵犯，或者涉及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打工遭遇种种困顿的生活情境，或者涉及城管人员对小商小贩近乎于摧残的穷追猛打，或者涉及城市居民因为反抗政府拆迁而点火自焚，或者涉及遣返制度制造的大规模社会罪恶，或者设计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或者涉及传说中的“特供”，或者涉及国有垄断企业对国民财富无休止的掠夺，或者涉及耸人听闻的贪赃枉法草芥人命的司法黑幕，或者涉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由于权力寻租造成的创业艰难，或者涉及思想者因为思想而被主流社会驱逐到社会边缘，或者涉及一桩影响全国的腐败大案，或者涉及“天上人间”常客的官员身份及其政治背景……总之，你像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作家那样坚守着良知，在作品中反映了中国真实的社会状况，描写了普通民众真实的生存处境，那么，你会遭遇到什么呢？ 　　你用帆布挎包背着稿件，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然后蹶蹶地向出版社走去，觉得天晴日朗，精神愉悦，就像收获了爱情一样。然而到了出版社，你的书稿通常会遇到如下三种情况：一、作为第一道关口的责任编辑直言不讳：“哥们，你把生活描写得太阴暗了，我要是把这样的书上报选题，领导一定会认为我缺乏最基本的编辑素质，我不能干这种傻×才干的事。”这个世界毕竟是聪明人居多，傻×很少，结果就像《水浒传》中王婆说的那样，你的事就完了。二、假设你碰到一个像你一样抱有文学信念的编辑，不惧怕影响职业生涯，硬是把这本书上报给了编委会，讨论的时候，社长、总编辑会怎样说呢？“书的确是好书，甚至可以说比我们已经出版过的任何一本长篇小说都优秀，但是最近主管部门对这类题材图书有明确要求，不能安排出版。”社长、总编辑都是吃体制这碗饭的人，谁会为一本书丢掉特权和地位呢？结果你的事又完了。三、假设这家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是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认为“如果这样的小说不能出版，是我们的失职”，于是出版了，管理部门马上就会发现有人违背了出版纪律，随之就会有电话打过来，先是要求出版社自查自纠，停止发行，如果出版社仍旧拖延，就会有行政命令传下来，强制停止发行，社长、总编辑因此丢掉官职也未可知，社长、总编辑都完了，你的事还不完么？当然是完了。 　　完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死了，你的精神产品死了。 　　“为什么？”书呆子式的你义愤填膺，“我一本虚构的长篇小说不过是反映了生活的某种真实，并不涉及政治，碍着什么了？怎么就不能被出版呢？为什么要被查禁呢？”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愁容满面，说：“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你看着眼前这些亲手扼杀你这本书的人，可能会在心底里诅咒他们不是东西，放弃了人的责任，无良，无耻，还有某种程度的缺德。但是你错了，你错怪了他们。从表面上看，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的确亲手杀死了你这本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哲学信念或者社会学思想的人，看得到表面下的机理，你就会发现，任何事物都是某种作用力的结果，这件事的作用力或者说它的动力总成，不在某个具体的个人，换一句话说，出现在这件事中的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对一部作品的扼杀之力，是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向个体延伸的结果，他们只是这架国家控制机器末端的一个环节，一个齿轮，一颗螺丝钉。 　　那么，国家机器是通过什么方式向这部机器的末端传导它的动能的呢？如果我们认为神圣的宪法权利被消解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肌体无所不在的侵蚀与控制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国家控制机器末端的那些人作为肌体细胞，又是怎样存活、在怎样的心理机制下行使职能的呢？ 　　我们的问题又深一步了。 　　3 　　据我所知，在我国，体现中国公民表达意愿和思想言论自由的最高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白纸黑字看得见也摸得着的，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为什么没有遵行这项法律，反而以“把生活描写得太阴暗”为由扼杀你那本用心血写成的书呢？难道还有一部作为国家宪法下位法的《描写生活光明法》颁行于天下，具体规定了在描写农民工生活、城管对小贩的穷打、城市居民反抗拆迁、遣返制度、国有垄断企业掠夺、司法黑幕、三公消费、特供、大学就业和创业艰难、思想者沦落社会边缘、腐败大案、进入“天上人间”官员背景时必须突出光明面，表现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祥和喜庆、欣欣向荣、人民群众欢乐幸福……以至于对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形成了明确的法律制约，使他们可以依据法律条文判断一本书可以出版或不可以出版吗？ 　　我很愚戆，竟然花一整天功夫去查阅厚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吃惊的是我没有找到被称之为《描写生活光明法》的法律，这就是说，国家法律从来没有具体规定过文学作品必须表现社会光明，相反，我们从国家宣传机器中看到的全部是对文学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强调，教导他们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生活。这样说来，责任编辑、社长、总编辑真的如同那位作者心里所想的那样“不是东西，放弃了人的责任，无良，无耻”，胆大包天，逾越国家法律，漠视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像匪徒一样扼杀精神产品了吗？ 　　事情没有这样简单，下面我依据自己的体验说一说这件事情。 　　暴力和警察固然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独有特征，然而并不是最显著的特征，最显著特征是以挟制言论自由为主要特征的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这种控制弥漫在整个社会，无色无嗅，却寒彻骨髓，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它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施罪恶的时候，不是遵从于明确的法律、法规、文件或者命令，而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自觉，就好像有一个声音要他这样做一样。强拆大队是这样，城管是这样，警察是这样，坐在办公室一边品茶一边决定小说、电影、电视剧、戏曲、音乐和美术作品、电视娱乐节目生死的国家公务员是这样，当然，我们正在谈论的责任编辑、社长和总编辑也是这样。 　　人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历经六十余年血腥的政治风雨，就是再没有记性的人也应当知道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违了，这个民族积淀起来的集体无意识不仅成为了人们的生存指导，更是渗透到了幽深的人性之中，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身为何物，不知道世界何为真实、何为虚假了。我做编辑的时候，当社长的时候，也不敢触碰敏感题材的图书，也曾经拒绝过在我看来绝对优秀的作品，而拒绝的理由同样也是无理由，即遵从于非理性的直觉，听从于虚空中的声音：“你是吃体制这碗饭的，千万别惹麻烦。”前些日子我把最近写作完成的长篇小说书稿交给出版社，遇到了一个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责任编辑，不仅试图删改某些他认为“消极”的段落，甚至连行文和人物对话中的“政治”两个字也要用别的词汇替代。这位责任编辑是文艺学研究生，不过二十来岁，按说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的政治洗礼，为什么竟然会如此谨小慎微呢？只能说，他秉承了六十年血雨腥风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父辈或者祖父辈的惨痛经历改变了他心灵的颜色，非我以察觉不到的形式进入了自我，当他作为社会角色做出社会行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身为何物，更不知道世界何为真实、何为虚假。 　　人就是这样丧失自我，丧失体温，成为国家机器中冰冷零件的，国家意志就是这样从中枢神经传导到神经末梢的，当年那些天真无邪的德国青年就是这样燃烧着热血成为纳粹分子的，法西斯德国就是这样成为世界灾难之源的。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 　　在一个有病的肌体上，每一个细胞都不健康，我们（包括痛陈极权专制主义罪恶的人）身上流淌的鲜血都不干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了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不同点在于表现方式不同，表现程度不一，仅此而已。 　　4 　　“陈行之先生，你说的那个非理性直觉究竟什么意思？你难道是在强调只有人性罪恶才是导致社会罪恶的原因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人的意识活动中的直觉并非仅只是人类生物机能的衍生物，诸如唾液、汗液、精液之类；它也绝非仅只是上帝、佛陀或者穆罕默德先知的神秘暗示，诸如天启、顿悟之类，相反，它是人类“在”之结果，是实在事物在人类灵魂幕布上的映像，如同叔本华表述的那样：世界是我的表象。浅显的说法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白天惦记和警觉什么，梦中就会出现什么，或者是让人魂不守舍的美女，或者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厉鬼，完全取决于你白天的生活状态。倘若一个人被土匪围堵，四周刀光剑影，杀戮随时都会发生，那么他是不大可能在梦中与美女厮磨的；相反，倘若一个人对自己的女人爱得要死，共赴温柔之乡时如同干柴烈火，折腾了整整一个通宵，疯狂得把床上的东西都抛撒了，天明时昏昏睡去，除非是在《聊斋》里，他怎么可能会梦到索命的阎罗呢？可见，即使是直觉，也有很多孔隙通往现实世界，是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奠定了直觉的形态。 　　那么，具体到一本书的境遇，“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又是什么事物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没有体现言论自由的民间开办的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机构，这些机构都是国家设置和控制的“社会主义舆论阵地”，是“党的舆论机关”，既然你是党和政府的舆论机关，你当然必须无条件遵从和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宣传党和政府的意志和主张，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的最重要职责，并非为国民提供宪法所规定的表达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平台，而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是干什么的呢？当然是遵从于党和政府的意志，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的–用我们那位官员质问新闻媒体的话说：“你究竟是为群众说话，还是为党说话？”党的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当然是为党说话的，当然要严格宣传和遵守党的纪律，贯彻和执行党的决议，这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位官员并没有错。 　　这样说来，对新闻出版领域不很了解的朋友很可能会以为我们国家在宪法之外还有一部用以规范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行为的国家法律，譬如《新闻出版法》之类，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没有这样一部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学者曾经大力呼吁和推动过关于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的国家立法，但是最后都成了死胎，据我所知，直到现在国家立法机构这个美丽的孕妇仍旧腹部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新闻出版法》之类的婴儿在肚子里孕育，所以你也就没有办法期待它的诞生，至少在近期，你是甭指望听到它来到人间的那声响亮啼哭的。 　　既然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国家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如果认真实施又会带来很多不便，那么，国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法律对报纸、新闻、广播和电视进行管理的呢？这里就要说到一个显著的中国特色了：在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文件而非法律，即所谓“文件治国”、“领导人讲话治国”。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态，也把主要观察点放到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而非宪法、法律上，不是偶然的。 　　尽管我们没有《新闻出版法》，我们却有很多对报纸、新闻、广播、电视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大量公开、半公开、不公开的通知、意见、口头打招呼、决定和规定（有一些甚至是实行了几十年的“暂行规定”）以及实际通行的惯例，这些规定和惯例涉及到出版机构的创办、主办和主管单位的职责，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选用，报刊和出版社的登记、变更与撤销，印刷机械、纸张的控制等事项。 　　以书为例。国家对某些特定题材图书（比如延安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六四、宗教活动、法轮功、国家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物的活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生平活动等等）的出版做了明确限制，凡是涉及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作品，介绍中国政府官员情况的出版物，中共党史重要事件的回忆录、地下斗争的回忆录，乃至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状况、中国古旧小说、性知识、性科学、现代外国学术著作和政治著作、具有反共反华倾向的学术著作等等，都实行严格的专题申报审查制度。我们还可以把新闻界的情况拿来作为佐证：国家对重大新闻的发布、重大灾情疫情的发布，对领导人的活动和突发事件（恐怖主义行为、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对友好国家友好党的内部事务的报道，对社会治安领域诸如溺弃女婴、吸毒贩毒、拐卖人口、暴力犯罪、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批评报道，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其精细程度甚至到某个词句如何使用的程度。新闻出版机构在实际运作中不得不面对上报、报送、送审、审定、审批、审查、审核、核准、核定、不要、不准、不得、不许……构成的无数限制性规定，出版界的朋友经常用“戴着脚镣跳舞”来自嘲自己的处境。 　　这不独是出版人的处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更是国家的处境。 　　5 　　我等都是肉眼凡胎，蝼蚁一般讨生存的人，所谓出版人的处境、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好还是不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的工作无非难做一些，你那本有质量的书无非因为有质量而得不到出版，然而作为国家可就不一样了，这种不正常的处境是会产生社会后果的，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六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除了产生几个把卫星打上天和制造原子弹、氢弹之类杀人武器的科学家之外，在社会人文领域，没有给人类贡献一个被世界公认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哲学家、法律学家、人类学家、水力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这些人都跑哪儿去了呢？不好意思，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夹边沟被饿死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杀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了，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中被逐出学术队伍了，在政治风波期间被以“反革命罪”宣判了，由于为农民维权被抓起来了，因为呼吁以法律手段杜绝强拆被从立法者队伍中驱逐出来了，因为非议建设三峡大坝被边缘化为在家养鸟遛狗的老人了，因为主张公民的宪法权利被投进监狱了……一句话，狗日的们全部因为在一个阶段之内没有坚定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意志、主张、政策、策略、决议、规定、意见、通知、打招呼，而成为了自绝于党和国家的人。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言论自由的严重缺失，由于思想被强制禁止流动，我们才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的建构者，也正是因为失去了他们，我们同时也就失去了精神产品的滋润，我们这个民族才在社会层面出现大面积精神干渴和精神萎缩，我们的道德才发生畸变，我们的良知才被泯灭，我们的人性才被扭曲……沙叶新先生痛心疾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孙立平先生警示人们“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验到的事实。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没有赢家，绝对没有赢家！历史将证明，不管你是坐拥千亿私人财产的政府官员还是500个特权家庭中的一员，只要这艘大船倾覆，你们都将随着它的沉没而沉没，淹死的不可能都是被你们称之为“屁民”的人，正是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到最后“做鬼都不会放过你”，那将是死亡和鲜血汇聚成的大海，那里一定也有你们的鲜血！#p#分页标题#e# 　　让我们回到话题当中。 　　当一个社会的精神肌体发生如此严重溃烂的时候，在政治层面，必然会麇集起众多不受约束的权力者，虐政或者说极权专制主义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极权专制主义既是野蛮的权力者产生之因，又是权力者群体野蛮地奴役社会之果；极权专制主义既是精神扼杀的实施者，精神扼杀又是极权专制主义的动力源，它们彼此狼狈，相辅相成。 　　6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1921-2002）在《正义论》（1971年）中指出，看一个社会体制是否正义，只要看其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如何分配就可以了，为此，他反复论述了如下两个基本的正义原则– 　　第一，平等原则。社会制度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基本的平等自由（选举权和出任公职的权利），言论、集会、信仰和思想的自由；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法治观念中不受任意逮捕和搜查的自由，等等。 　　第二，正义原则。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都无法完全避免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不平等现象的存在，社会正义的原则要求，制度必须对所有人都有利，它必须保证人们指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顺利地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求地位和权力必须对一切人开放，让具有同等才能的人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 　　在我看来，这两个原则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最基本权利言论、集会、信仰和思想自由的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没有这个东西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把被正义支撑的社会比喻为一座大厦，一本书就是一块砖石，思想言论自由就是它的根基，如果你一个劲儿拆解砖石，如果根基发生了动摇，大厦必将发生倾覆。让人痛心的是，我们所有的社会控制手段，每天都在动摇这个根基。 　　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敢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 　　作者注：本文是随笔集《陈行之极权主义微观生活谈片》中的一篇，另外还有：《权力状态下的英雄价值》（2007-3-25），《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2008-10-9），《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2008-10-26），《权力状态下的人性扭曲》（2008-11-9），从为我开设专栏的网站都可以查得到，我还将陆续写作一些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