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余杰：独裁者为什么喜欢当诗人？  ——赫塔．米勒笔下的齐奥塞斯库    卡夫卡曾说过：“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峰海洋的一把斧子。”赫塔．米勒的书就是这样一把寒光凛凛的斧子。学者范昀将米勒形容为“为创伤而写作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米勒是一位为了医治极权主义对她自己和同胞身心的伤害而写作的作家。她的作品始终围绕齐奥塞斯库时代灰暗、阴森的罗马尼亚而展开，虽然移居德国多年，但在描写故土时揪心的笔调与对柏林街道不带感情的白描形成强烈的对比。她是受虐狂吗？她是祥林嫂吗？不，她是一位抵抗遗忘和捍卫记忆的勇士。范昀特别强调米勒的性别对其写作的影响：“也许，作为母亲的女性，能够更切身地体会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更容易发自内心地对践踏生命尊严的行径感到悲愤。……她永远都忘不了她在罗马尼亚的创伤记忆，永远都忘不了这块人生的‘苦’面包。因为她离不开独裁专制操纵下人民遭受迫害的阴影；因为‘我是在写作，而不是在卖鞋’。”米勒是幸运的，幸运之处不在于诺贝尔文学奖眩目的光环，更在于她在电视中亲眼目睹了独裁者可耻的死亡。     人民必须学习独裁者写的诗歌     齐奥塞斯库的统治方式与其他所有共产党国家都不一样，最具有东方色彩和个人烙印。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一书中指出：“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但它在拜占庭的根基上奇怪地加上了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左翼或右翼独裁统治那里借用来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将其形容为最具“东方特色”的、“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在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美国政治学家林茨和斯泰潘则将其概括为“全能主义兼苏丹制政体”，这是一种不仅个人独断专行，而且将家族成员安排到各个重要岗位的“家天下”的模式。     在这种“全能主义兼苏丹制政体”之下，从首都到最偏远的村落，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都到了无以复加的、令人作呕的地步。米勒写道：“独裁者的上万个雕像遍布全国，配合他的声音对人们实施着潜移默化。长达几小时的演讲通过广播和电视，使他的声音成为空中的控制。每个公民熟悉这声音象熟悉掠过的风，飘下的雨，也熟悉他讲话的风格，手势以及额上的卷发、眼睛、鼻子和嘴。”实际上，独裁者的声音极其难听，米勒讽刺说：“齐奥塞斯库只上了四年小学，对略微复杂的内容和简单的语法都会感觉困难，再加上天生的缺陷，使他说话时象在咕哝。”但是，罗马尼亚的大小官员都在争先恐后地学习齐奥塞斯库说话的腔调，因为学得越象，就越容易获得升迁。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经组织庞大的写作班子以他的名义创作长篇小说，并自己给自己颁发苏联的最高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齐奥塞斯库的虚荣心比勃列日涅夫还要强，他的160多部“著作”被翻译成13种文字，罗马尼亚哲学词典中关于齐奥塞斯库式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内容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者加起来还要多。罗马尼亚所有官员的报告与文章都必须引他的观点，指明曾受领袖思想的启发和引导。这还不够，领袖还要写诗，还要戴上诗人的桂冠，因为诗歌是最高的文学形式，诗人是上帝宠爱的天使。全能的独裁者怎么可能不会写诗呢？     在《战士们朝空气开枪，空气却在肺中》一文中，米勒介绍了罗马尼亚小学课本的编排方式：课本的第一页是齐奥塞斯库的画像，第二页是国歌，第三页是齐奥塞斯库自己的诗。1981年齐奥塞斯库在一次讲话中念了这首诗。为了表示自己亲民，他时常这样做。这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从比利牛斯山到喀尔巴阡山 我们愿兄弟般生活在一起 　　努力工作、和睦相处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米勒讽刺说：“作诗对齐奥塞斯库来说属于统治，他用的形容词常取自气象学领域。”然而，就是如此蹩脚的诗歌，教育当局却要求每个小学生都必须倒背如流。 孩子必须为独裁者歌唱颂歌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只要活着就足够了；但对于米勒这样的人来说，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要“活在真实”中。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罗马尼亚，“所有真实的东西，每个人特有的气息和细微的动作全都消失殆尽”。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没有自我的生活，米勒如此描述普通人精神生活的贫乏和沉沦：“我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可以互换的角色，他们离开自我，为了功成名就，走进政治角色的机械动作中。在罗马尼亚，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对此，诺曼．马内阿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独裁者仅仅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在《红花与棍子》一文中，米勒生动地描述了她当两个星期幼儿园老师的经历。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每天早上都要为领袖唱颂歌，“与其说他们在唱歌，不如说是在吼，在叫，重点是声音的亮度和身体姿态。”在颂歌中，对齐奥塞斯库的赞美足以令斯大林都感到脸红，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用于表彰其丰功伟绩的词语有：设计师、信条塑造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高瞻远瞩、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喀尔巴阡山脉的天才。     米勒计划在课堂上来一次小小的革命：教孩子们唱一首教学大纲上没有的、关于洁白的雪花的歌曲，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歌曲让孩子们感受色彩和温度，因为“文明社会对个性的培养，是从个体出发去理解自身及周围的事物”。     但是，米勒的努力惨遭失败。不是因为其他老师反对她，而是孩子们反对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二天，她让孩子们从歌唱她教的雪花的歌，并由此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此时，一个小男孩提醒她说：“老师，我们应该先唱颂歌。”     她问：“是你们想唱呢还是必须唱？”     孩子们齐声喊道：“我们想唱。”     米勒不得不让孩子们围成半圆圈，齐声唱颂歌。     刚刚唱完，又有一个小男孩盯住她的脸问：“老师，为什么你没有和我们一起唱？”     米勒只好挤出微笑说：“如果我和你们一起唱，就听不出你们唱得对不对了。”     为了保护自己，米勒不得不在孩子的面前说谎。或者说，是孩子依托的谎言系统太强大了，在这种“软性暴力”面前，她不得不屈服乃至臣服。她感到，这份工作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于是，两个星期后她便提出辞职。她宁愿去工厂做苦力，也不愿充当谎言的牺牲品以及复制者。     这些孩子已经不再天真，他们长大以后或者是装腔作势的官僚，或者是唯唯诺诺的平民。他们无法领悟诗歌的魅力，因为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诗歌，唯有领袖写的“诗歌”以及对领袖的“颂歌”。这样教育出来的“接班人”，不仅在审美上是贫乏的，在道德上也是堕落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 齐奥塞斯库真的死了吗？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过程中，罗马尼亚是唯一经历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的国家。林茨和斯泰潘分析说：“没有任何国家象罗马尼亚那样，统治者及其秘密警察部门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使整个国家完全处于恐惧气氛当中。”托尼．朱特也指出：“只要齐奥塞斯库有秘密警察的支持，他就刀枪不入。”所谓“齐奥塞斯库主义”，就是给人一种非真实的、虚构的感觉以及一种充斥不安全、焦虑及不规范行为的卡夫卡式恐怖气氛。在罗马尼亚，甚至连那些本应不存在任何政治特征的小组织，如“养蜂者协会”，也由政府一手操办，并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比起其他东欧国家来，这个政府体系更深入地干涉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表面上看，齐奥塞斯库的政府比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政府都更加强大和稳固；但实际上，一旦变局发生，就会出现“协议式转型”中博弈方缺位的情形，朝野双方的恐惧都会被放大，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极大。一言以蔽之，一个刚性结构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全盘崩溃。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齐奥塞斯库无法象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那样找到一个瓦文萨式的人物作为谈判对手，他除了下令开枪镇压之外别无他法，正如米勒在《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一文中所说：“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于是，最后的结果是：由秘密警察来加速这一政权的崩溃。当齐奥塞斯库手上沾满民众鲜血的时候，他和他的家族再也无法全身而退。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流出。将杀人与写诗混为一谈的独裁者，死亡的场面不可能象诗歌那样优雅。     米勒的观察与思考并没有随着独裁者的死亡而终止。齐奥塞斯库真的死了吗？在《他和她：贫穷驱使人们来到齐奥塞斯库的墓地》一文中，米勒写道：“他和她已经作古，没法变得更坏。他和她已经不存在了。但他和她阴魂不散，因为他们摧毁和肢解的一切还在。国家的情况就象一个笑话中说讲的那样：独裁被推翻之后那种短暂的能喘气的感觉已经过去了。那种轻松的感觉已经没了。留下的是一幅千疮百孔的社会画面和人们的恐惧。”长久受虐的处境，必然产生一个庞大的受虐狂群体。就象俄国一直有人怀念斯大林，中国一直有人怀念毛泽东一样，齐奥塞斯库的墓地前也有前来献花的人。米勒的眼光是凌厉的：虽然独裁者的肉体死去了，但独裁者的后遗症依然如同病毒一样在空气之中四处弥漫。     所以，被独裁者摧毁的诗意的生活，并非一夜之间就可以得到恢复。还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间，还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人们才能从独裁者的诗歌、颂歌、语言及思维方式中摆脱出来，人们才能懂得欣赏洁白的雪花并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洁白的雪花。但无论如何，这一切已经开始。 〔原载《观察》2011-08-29；http://www.guancha.org/〕

时至今日，还有人说，在这种种灾难中，是毛泽东带领人民走出阴霾，走出泥淖，带领全国上下走向光明。人们津津乐道“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之我们的耻辱噎随着历史的车轮永远成为过去；津津乐道“新中国”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禁不住阳光的照射。历史资料告诉人们，“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纯属挑拨极端民族主义的杜撰，就和义和说西方传教士喜欢吃小孩一样；历史影像也告诉人们，1949年10月日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 “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更是纯粹的谎言。查阅互联网“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就可知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1946年就已被中华民国几乎全部废除，只留下香港岛和新界以及澳门的尾巴，此外就是沙皇俄国的接班人苏联继续占领由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百度百科”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中国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关税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数一下“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所列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也仅仅是34个。 恰恰相反， 毛泽东主政中国大陆以后，不但没有收回在苏联手中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还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不但不是外交巨人，其实连普通外交家的外交能力都比不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侏儒 。在外交侏儒毛泽东的一系列胡作非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得罪了地球村中众多国家，1951年还被联合国大会戴上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侵略者“桂冠”，成为全人类真正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后来，毛泽东又与“同志加兄弟”的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文革初期，热衷于搞世界革命的毛泽东，夜郎自大说什么“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结果触怒地球村各地村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跌入空前绝后的孤立境地。而毛泽东梦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就拿贫穷至极的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收买一些小国家，直接残害老百姓的生存权，祸国殃民 。 尤其是毛泽东的“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大饥荒 。始作俑者毛泽东非但不自省，其个人威望数年后不降反升，还积累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却自有本原。因为，自毛泽东建政以来，大陆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 如1957年从“大鸣大放”的“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另一次重大转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在此，可以重点说一说后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被喻为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 。毛泽东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史学家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 。 “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一整套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表面上看，毛泽东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只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那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中央的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泽东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质问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把问题变换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问题”，顿时就使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境。当年的共产党人信奉的基本教义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念基础。1949年以后，中共匆忙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大搞集体化，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要回到“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否定农业集体化，岂不等于走回头路，自己否定自己？!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从 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样讲，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大跃进”既然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亲身经历着饥馑和压迫的民众，难道毫无触动？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时，最费解的可能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可事实上，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控制得太严密。 刘少奇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层才能掌握的“国家机密”，老百姓不得与闻。无论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还是国际社会抨击，民众均无法从媒体上知悉。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所作的报告，口径高度一致：数年大饥馑被说成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3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总的情况是“形势大好，尚有困难，前途光明 ”。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干们说得明明白白：“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后来万里也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时党内的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彻底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一旦打开了纠错的口子，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在凭借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在1961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但正是凭借着“面子”，毛泽东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泽东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 。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 。“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 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之所以爆发文化大革命，是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专制集权压抑过久的社会里，毛泽东的“大民主”释放了广大人民的希望，人民只要服从一个大皇帝，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横扫全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可以冲破各种以法律名义限制他们权利的桎梏。而这，也是至今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原因，更是毛左蛊惑人心的法宝。 按照汉纳•阿伦特的比喻， 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 。而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