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摘要：“公民”一直是政治社会的中心问题，公民价值事关社会与人的政治与伦理生活的兴衰荣辱。在现代社会中公民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将“公民”树立为一种理想人格，这需要通过公民伦理生活方式来实现。 　　关键词：公民，理想人格，公民伦理生活方式 　　An Inquiry into the “Ethical life style of citizen” 　　Abstract: Citizen is a complicated and pivotal category in political society, the value of Citizen involves the decline or thrive of the society and people’s political or ethical life . The“citizen”is a kind of ideal personality that is a key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citizen and it depends on the establishing of ethical life style of citizen. 　　Key words: citizen, ideal personality, ethical life style of citizen 　　一、政治与命运之中的“公民” 　　“政治与命运”的说法来自当下这样一种基本共识：政治一度被认为是可以让人类社会控制自身命运的一种活动。而现在人们却深深地怀疑人类控制各种事务的能力，至少是通过政治来进行控制的能力。事关人类状况的这种新宿命论声称，我们正生活在人类事务的一个主要分水岭。它反映出20世纪对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乌托邦政治希望的破灭，对启蒙运动有关理性和进步和宏大叙事的更为广泛的失望，以及对现代性本身幻想的破灭。[1]这一论调最为突出的表达就是有关终结结论的各种话语——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权威的终结、公共权威的终结和政治本身的终结，它们似乎都在一起涌现出来，然而我们认为它们在反宏大叙事和认定政治终结的时候却忽视它们自己已经成为一种最应该被终结的宏大叙事本身。所以我们反对这种暗含在如此之多此类话语中的宿命论，而且要为政治和各种政治要素辩护，说明为什么离开了政治我们便会一筹莫展，我们对这些困难问题的坚定回答就是：“公民”。 　　公民社会(Citizen Society)是指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形成的人际交往领域，它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起源而出现的社会领域。在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制度性的民主政治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这个时期在民主政治雏形的基础上出现原初意义上的“公民”，但它很快就被历史湮灭，但希腊传统、罗马的法律和共和传统，以及宗教精神作为“公民”的历史渊源和思想传统就此形成。随着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经济与政治相对分离，经济、政治与国家暴力工具相对分离，从而降低了暴力程度，缓和了阶级冲突。这就意味着西方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即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人际交往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公民身份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明确，西方公民社会的格局基本形成。 　　而对于中国人而言，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和命运的历史。中国人的从“新青年”到公民，这是一条承接历史的路径，公民(citizen)一词寄托了人类社会追求文明和进步的决心，也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公民”在概念上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在中国语境中，新中国最早使用“公民”的规范性文件是1953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4年宪法开始“公民”这一用语就不仅用于表示一般的基本权利的享有者，同时也指基本义务的承担者。自此，公民这一概念的法的内涵发生重大嬗变。但是，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公民的涵义才被准确的定义下来，1982年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公民”的法理认同，虽然简单直接但意义深远，这是对五千年的传统中国统治方式和群众观的彻底颠覆，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蕴含的最伟大的政治学和伦理学意义，这也标志了中国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发轫。 　　在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日益成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承担者，个人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地得到了强化。这种情况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要求承认个人的政治权利，使公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即政治角色个体化。与此相适应，就形成了日益普遍系统的公民观。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观是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进步的产物。“公民”就是人民的命运，命运意味着限度，意味着认识到生命和人世社会的局限性，命运的力量源于人类生存状况的必然性和有限性这一事实，而生命以一种永恒的、充满创造性的张力而成为命运的对立面，人们在现实社会中为公民理想人格而奋斗不息。 　　现代公民概念超越了法理性而充满了伦理性和属人性，因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良善政治制度的归宿，“个人的发展和成长是一切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目标，人不仅是目的和结果，而且除了自己之外，他不是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手段。”[2]这描述了最为基本的公民关系：正义和人道，所以现代“公民”概念不应该再是干瘪的法律条文或模糊的理论定义，而应该明确指出其饱满的理论意蕴和鲜活的现世价值，本文从伦理学的视角看到：“公民”内涵的有效、充实、富于人文关怀和公平正义的关键在于——“公民”伦理生活方式的形成且可持续发展。 　　公民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基本范畴，超越意识形态和历史，政治中的普世性。公民最终会回归到伦理价值的层面上来，不理解公民的生活尤其是可做价值判断、伦理评价和审美的“公民伦理生活方式”的话，我们对于公民的理解仍然只会停留在空洞的政治标语和口号上。公民伦理生活方式的阐释与建构以及人们对它的良善伦理价值的认同可以阻止“政治与命运”成为人的铁笼，它是反对把命运理解为宿命论的，只要还存在追求饱满的“公民”理想的人们，命运就可以被改变。 　　二、“公民”作为一种理想人格 　　(一)作为“新青年”的公民 　　由于“五四”运动本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性质以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环境的滋润，“新青年”一词的创生本身就是受到世界先进社会思潮催生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颇具中国语境的“新青年”一词其实还具有一种世界意义，全球化或者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化并不能消除人们政治人的“深入骨髓”的本质属性，消除不了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以及公民们自发和自觉的对政治和命运旋流的生命或生活的实践和抗争，由此“新青年”一词所彰显的价值正是“公民”这一范畴在当下所要继往开来的。重提中国“五四”运动创生的“新青年”将具有一种政治伦理普世价值的高度。 　　新青年无关乎年龄，即使是在陈独秀首创这一极具社会伦理与价值观念冲击力的中文词组的时候，新青年更强调一种伦理生活方式。也许那个时代更强调摧枯拉朽的革命激情，自由、科学、民主只是最初的几种理念诉求的范畴，新青年需要的是一场革命，期待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新青年”就此作为一种针对青年人乃至一切有旺盛生命力和生活激情，对政治和命运，对虽抽象但无时无刻不耳濡目染的自身社会文化与政治历史的感应力的人们的符号象征。没有一代代新青年的激情探索和追求也就没有今天来之不易的公民社会，不论中西，概莫例外。所以“新青年”的进取精神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有重大的普世价值。“新青年”具有的国际意义在全球化进程日趋深刻的今天更应当被人们倍加审视和追随，因此我们提出了“作为新青年的公民”的观点。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道：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新青年首先要摆脱的是庸俗意识和奴隶思想，“……我们所考虑的是一种行动的和自我承担责任的伦理学。”[3]作为新青年的公民就是这样，必须在行动中、自我承担责任中去实现“公民”的价值。作为新青年的公民就是公民伦理生活方式的最鲜活的体现。比如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同公共权力讲道理,诉诸法权程序讨“说法”,进而向体制抗争,恰恰表明他或她才是现代公民,是以理性和平手段这一现代公民的心智来捍卫私利,从而也就是在捍卫公益,阐明维护公道,而非仅仅只是一种私性存在。新青年应当是这样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4]所以今天重提陈独秀先生的新青年的定义更具有一种时代精神和世界意义。 　　(二)公民价值与理想人格 　　公民的本质与价值的与时俱进决定了公民在近现代社会的中的有效意义。公民价值的确立将是建设新型公民社会的基点。公民个人的权利将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和国家政治责任得到切实保障和顺利实现，公民的义务则构成法律和法律所赋予国家的权力范围。只有这样，一个充满和谐、公正、效率、发展的新型公民社会才有可能最终实现。[5]公民价值问题在现代社会更是一个现代政治社会的理想人格问题。理想人格问题是古往今来，中西伦理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理想人格是对理想社会，是对终极伦理之道的皈依，然而通常人们心中的理想人格很大程度上是侧重于伦理价值的阐释和对“至善”的向往，这样一种“希德希圣”的理想人格在现代这个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中略显空乏。饱满的“公民”范畴作为理想人格的价值是希望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活追求和内在性格，在后工业社会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缺乏必要的纽带去联系，因为 “群众的真正性格并不是残酷、野蛮，而是隔离、孤独以及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6]正常社会关系的缺失正是共同追求的缺失，“公民”的政治和伦理的双重意义可以使得尽管具有丰富的个体修养和私德却彼此冷漠的人们投入到关系自身价值和利益的公共政治和道德中来，因为“人就得在这个世界里决定自己是什么和别人是什么”[7]只有人与人的相互认同和影响才是实现一切社会理想的关键。可以说公民理想人格的确立是新时代公民本质的体现，是人实现自身条件和外部条件的伟大行动，对这种理想人格的追求需要公民彼此之间的认同和协作，需要公民实现饱满的公民观：拥有真正“伦理生活方式”的公民。 　　在一个全面政治的时代，这种理想人格的确立恰恰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人生美学和生活审美的进行。公民理想人格的确立，使得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具有公民身份追求公民理想人格的人保有了在政治与命运中抉择未来的精神力量。 　　三、公民伦理生活方式的蓝图 　　“公民”作为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理想人格所具有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大大降低了其理想性，这样更给人们一种充满现实感和实践性的政治价值诉求。我们发现“公民”其实是可以作为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理想人格来加以追求的，此种理想人格打破了狭隘的政治和伦理的分界而直指现代人的本质处境和不测命运。 　　生活方式研究是复杂深刻的，公民伦理生活方式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全面性的一个构成和其中的一种生活机制，公民伦理生活方式即是对感性和易变纷繁复杂的公民的各种社会境遇和行为活动的深刻哲学提炼和价值判定。 　　伦理生活方式既属于“人的生产”的部分又属于“生活的生产”的部分，二者共同指向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很深刻的道理，其实伦理生活方式更可以看做作为一个公民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部分，这恰恰就是公民之为人在政治和命运的境遇中的深刻写照，至此“公民的伦理生活方式”的蓝图开始呈现。 　　(一) “公民”的生存之本 　　公民保持自身意义的持续和创造力的不竭的根本点在于经济上的独立。正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样，公民从社会中出现的那一刻起就象征着一种经济事实以及具备相对能够经济独立的阶层的出现。“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8]公民要参与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前提同样也是“必须能够生活”，这是一个本体论事实。所以我们认为“公民”这一范畴内在就蕴含了一种生机和生存生活的能力，为了是这种能力不至于衰竭，我们要促进每一个社会和国家中的公民都要有意识的注重自身生存和生活的基础能力的建设，要把经济活动和职业活动的关键作用放到“公民”伦理生活方式的终极性地位，因为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其他任何一切思想文化或意识形态，他们的源头最终都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9]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正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放和经济生活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社会，这也正是“公民”伦理生活方式最终实现的保障。 　　总之，公民的创造力的获得或丧失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发展，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都有“公民”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和社会进步，当然社会主义社会更加解放人，这种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的社会正是公民社会成立的基本要素。然而，“公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之后其自身先进而优越的政治性和伦理性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这个世界所认同，于是我们可以说无论今天人们处于何种社会制度、状态以及文化传统，人们都要努力生存和发展、尽最大可能运用自己的作为“人的条件”(阿伦特语)生命力(劳动力、智慧力、激情与意志力)去实现“公民”的经济独立、自食其力的生存条件。 　　(二)公共领域和“广场” 　　“公民”在形成生存和生活能力之后，“公民”的活动空间必然要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出现即公共领域和广场。 　　公共领域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是一种充满公开性和相互性的共同利益的参与空间，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一日不能将自己从抽象的公民变行动中的践行公民也就一日只是可有可无的私性存在,退缩于家政生活的私隐状态,满足于“舒适的自我保全”,载浮载沉,自生自灭而已。全能型政治对于私性生活网开一面,从而允许市民社会登场,同时,又表明公共空间依然有限甚至紧箍。广场以实体的形式显示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广场作为一个专门的公共空间的出现，对于确立政治公共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形的物理空间对无形的精神活动有着强烈的心理暗示和诱导能力，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10]公共领域的健康运转和有形或无形[11]的“广场”的建构是培育新公民的基地。人生的意义在于要参与到公共领域中，与同类一起行动，从而超越劳动与工作达到不朽，一个忙于劳动和工作而无暇参与行动的人，绝不可能是真正自由、幸福的。由此，阿伦特推论道，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就不再配称作政治，因为私人领域日益扩张，公共领域却日益萎缩，只有劳动而无真正的公民政治行动，只有官僚行为而无政治价值。哈贝马斯后来的行动交往理论强调以沟通行动为基础的民主公共领域，也是延续他的布尔乔亚公共领域模式的理性批判及论证讨论的观点。Seyla Benhabib因此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式为“论述的模式”，另外两种模式是阿伦特的“竞技场式”的公共领域，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开放交互方式。[12] 　　公共领域一度认为是被终结的，无论是“单向度的人”还是“逃避自由”的人都是在象征人们对公共领域参与的热情的退减以及对自身政治性的漠不关心。革命的时代被认为已经终结、私人道德和审美的过量滋生、安逸和后现代的小众私性生活侵蚀着来之不易的历经革命流血和权利运动取得的民权意识和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一直受到的致命威胁在于：“如果没有公共领域，没有公共利益，没有公共参与(civic engagement),没有公共舆论，没有公共机构，那么政治的一个主要衡量尺度将会消失。”[13]接下来就必然是政治的服务性的消失和强迫性和专制性的增强。 　　“我们的个性并不与国家相对立，相反，它是国家的产物。国家的基本义务就是：必须促进个人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生活。”[14]因此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公共领域的重大意义是必须尊重的，要维护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价值和秩序的权威性。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15]这里的权威是真理和文化认同的权威、是对合法与优良的公共秩序的认同。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的弱化，社会的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也日益控制舆论，如此，在经济和政治特权面前，公民权利相形见绌，对于公共领域和广场的维护依然要从以下路径继续，1、非政府组织(NGO)和公民“广场”、公民组织的重建和发挥实效。因为公民社会组织“由于它们在市场和国家之外的独特地位，它们通常以较小的规模、与公民的联系性、灵活性、激发私人主动支持公共目标的能力，及其新近被重新发现的对建立‘社会资本’的贡献，公民社会组织在寻求介于仅对市场信任和仅对国家信任之间的‘中间道路’中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呈现出来。”[16]2、公民言论与理智的开启或健康保持。(主要通过网络、电视、电影、电台、报刊杂志等等平台进行) 　　(三)“公民”优势生存格局 　　从公民的产生和公民社会的前进直到现在，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真实的公民和大量“非公民”(虚假的、非行动和非自我认同的形式上和概念法理上的所谓公民)的诸多领域内的各种冲突。既然存在冲突，那么“在解决冲突的研究中，政治学家往往不太喜欢哲学家对道德之价值的夸大。道德行为必须同时是优势的生存行为，否则它就是可疑的。”[17]即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和生活环境中，公民以公民伦理生活方式来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充满优势的，在这样一种生存格局中真正体现了社会道德行为与“公民”内涵的和谐统一。单个公民与全体公民的生存在这样一种格局中并没有任何差别，“非公民”的生活方式干扰不了公民的伦理生活方式。“公民”的生存虽然不以其他身份的人群的生存生活为代价，但公民伦理生活方式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优势生存格局，这来自以上第一个和第二个论点的支持而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和阐释。在一个公民优势生存的格局中，社会充满了活力，政治与伦理回归到了原初的天然的和谐状态，人与人之间的首要关系将会是一种正义的、政治的、理智的并富于公德性的公民关系，这就是一切社会伦理道德的生长点。 　　马克思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角度阐述了公民回归社会的现实意义：“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原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身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18]这其实就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公民优势生存格局：“公民”即人，只有成为真正的“公民”才有拥有了一种真实的“人”的意义。 　　总的来说，公民的伦理生活方式最终会是一种人生美学的外化形式，是人与社会、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伦理性的高度统一。以上对公民伦理生活方式蓝图的三个要点的阐释具有深刻的现实根基，所以本文的终极目的是希望人类社会能珍惜这些已然付出了巨大代价所得的根基并能借着它们不断进步。公民与公民伦理生活方式的范畴是永恒而具有开放性的，它们的存在无论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语境下还是在极富公民传统的西方社会都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和面临未知挑战的历史进程，对此国家和社会只能和仍处于政治与命运旋流中的“公民”们继续充满激情的社会伦理实践和政治探索。 　　参考文献 　　[1] [英] 安德鲁·甘布尔 ，《政治与命运》前言，胡晓进等 译，[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 [美] 弗洛姆，《为自己的人》，第208页，孙依依 译，[M] .三联书店，1988 　　[3] [法]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21页，周煦良 译，[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4]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于《青年杂志》(《新青年》)第一期，[J] . 1919年5月 　　[5] 张乃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 .2006年第6期 　　[6]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42页， 蔡英文 译，[M] .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7] [法]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22页，周煦良 译，[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79页，[M] .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24页，[M] .人民出版社, 1965 　　[10] 赵汀阳，《城邦、民众和广场》，载于《世界哲学》 [J] . 2007年第2期 　　[11] 无形的广场指的是一种公民热情参与公共事务、自由辩论与理性沟通以及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维护与承担认同的深入人心。 　　[12] 参见“Models of Public Space: Hannah Arendt,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Jurgen Habermas,” in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Cambridge: the Polity Press, 1992, pp.89-120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接受卫报独家专访，回顾其在20年前苏联解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称，他真该在1991年那场失败政变的几个月前退党。图片来源：Adrian Dennis/法新社/Getty Images 　　很少有政客会承认他们的错误，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却总与众不同。因此戈氏回顾自己当政时的六年混乱，历数犯下的错误，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在这次卫报的独家专访中，他指出了自己至少五点错误。这些错误不仅直接导致了他20年前的下台，还引发了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引入了未经监管的自由化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在帮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却致使数百万苏联民众陷于贫困。 　　尽管近年来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很轻松，甚至有些开心；然而有些时候，尤其是当谈到他的对手鲍里斯·叶利钦，或者描述起20年前将他软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政变者时，他的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苦痛。 　　他说：“他们想激怒我，迫使我跟他们打架，甚至枪战等激烈对抗，以便结束我的生命。” 　　当问及他最后悔的事件时，他不假思索的答道：“那就是，我花费太长的时间去尝试整顿苏共了。”他说，1991年4月他就该辞职，组建一个改良的民主党，因为妨碍了所有必需的改变。 　　这一评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承认，他早该在1991年8月政变的几个月前就退出苏共。而在1995年的回忆录里，他并没有谈到这一点。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被两股势力围堵，从而减小了他纵横捭阖的余地。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和反动派正试图推翻他的政策；另一方面，革新派则希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多党制体系，同时对国家进行市场改革。 　　1991年4月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期间的一次会议中，一些发言人要求宣布全国戒严，同时重启检查制度。据回忆录描述，戈尔巴乔夫当即犀利的回应道：“这样的煽风点火我受够了！我要辞职！” 　　采访中，对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召开了一次3个小时的会议，会议期间我并不在场。别人告诉我说，他们在会议中批评了我，并进行了漫无边际的讨论。3个小时后他们邀请我回到会议中，要我打消辞职的念头。期间，中央委员会中支持我的人打开了一个列表，上面有超过100个人赞成创立一个新的政党。” 　　中央委员会复会后，形势有所降温。于是戈尔巴乔夫也就撤销了辞呈，毕竟没人想特地为这事举办一次全民公投。（因为即使他真的退了党，他也还是苏联总统）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写道：“如今，我常常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辞去总书记的职位。这样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更好，但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抛弃苏共’。”自1917年起，苏共就开始统治俄罗斯；而现在，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尤其是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作为苏共官员的人，他们会很难想像党要是没了权力将是什么样子。 　　今天，戈尔巴乔夫的疑惑已然烟消云散。“现在我觉得，我当时真应该坚持退党，然后趁热打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因为当时即便苏共推行改革，它自身也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障碍。但他们都认为，改革只不过是用来装装样子罢了，而且当时的政局外表已经粉饰的差不多了。然而事实上，覆盖在外表下的内在却仍然破旧不堪，一塌糊涂。” 　　第二件令他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对苏联进行改造，并且应该更早赋予15个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力。正当1991年初他准备开创一个宽松的苏联时，波罗的海三国便已经宣告独立。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带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流血事件涌现。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在其野心勃勃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要求进一步掌控苏联的财政。一些分析家称，整个苏维埃体系是不可改造的，体系内的任何变化势必导致越发戏剧性的、无法停止的转变。鉴于这一分析，那么戈尔巴乔夫丧失控制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改乐天本色。这与他慷慨的品质，阳光的性格和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1999年因白血病去世）有着一定的关系。然而控制权的丧失并未使他痛苦不堪或愤世嫉俗。他始终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将得以解决，直到1991年8月的政变将权利纷争扭向了新的局面。 　　苏共原定于1991年11月起草一个新的规划。议会通过了一项“扭转危机”的计划，以加速经济改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苏联剩下的12个加盟共和国接受了一项新的协约，这一协约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自治权，只是国防与外交事宜仍归苏联政府统一管理。协约于8月20日正式签订。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去度假了。我本可以放弃这10天的休假的……我都做好飞往莫斯科签订协约的准备了。”戈尔巴乔夫如是说，“然而8月18日那天来了一帮不速之客，于是我拿起电话，准备询问来的是什么人，受到了谁的派遣，但电话不通。因为电话线路被切断了。” 　　当时，戈尔巴乔夫正与夫人、女儿伊丽娜及女儿一家住在黑海海边小镇弗罗斯的一座政府官邸内。官邸随即受到了长达三天的监控。直到由于叶利钦的顽强抵抗，军队内部分化，以及诸如国防部长与苏共高官等发起者的内部不和，而导致政变土崩瓦解，监控才宣告结束。 　　有说法称戈尔巴乔夫给这一阴谋开了绿灯，对此他嗤之以鼻。“人们毫无根据地宣称戈尔巴乔夫当时仍然可以与外界通讯，而且正是他组织了这一切。他们还说戈尔巴乔夫认为，无论发生了什么，他最终都能取胜。这完全是胡扯，纯属胡扯！”他说道，“这些人想让领袖下台，维护以往古旧的体系。那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我写一篇声明，称由于身体欠佳而放弃总统一职。” 　　软禁期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仍坚持写日记。她在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警告看守说，要是他与外界还未恢复联系，他将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那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那是我策略的一部分……我仅仅是想给他们施压但同时又要避免激怒他们……我说要用极端手段，那不过是外交和政治上常用的策略罢了。用计谋我能打赢他们。要是莫斯科没有什么动静，我的位子可能会被架空。但现在叶利钦正在领导莫斯科民众抗议，所以我要授予他应有的荣誉，并将荣誉亲自交付与他。他做的很对。” 　　作为政变期间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我提醒他说，但是叶利钦号召全民罢工的呼声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失望地感到政变将获成功。老一辈人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强硬派是如何褫夺赫鲁晓夫的权利，并使得去斯大林化的时代宣告终结的。我问过戈尔巴乔夫，要是政变者像一开始软禁他一样逮捕了叶利钦，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他们会获胜么？ 　　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答道，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政变者们做了什么，力量的均衡都会导致政变的结束。由于他坚决反抗，拒绝辞去总统一职，政变的策划者们反而十分困惑。他还指出，由于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簇拥着叶利钦聚集在白宫周围，因此当收到炮轰白宫的命令时，特种部队兵变了。 　　戈尔巴乔夫也列举了一些他最自豪的成就，第一个词便是“（八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掌权不久后便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在俄语中称为perestroika，意为改组与重建。除了政治经济体制外，改革还包括了在核裁军的基础上改善国际关系，放弃武力干预别国事务，以及承认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摆脱不了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方面随意采取行动。 　　苏联新的不干预政策，使得东欧各国得以通过和平手段对内进行政权改革。“我们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能够得到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政策预先决定了许多大事件的发展进程，比如冷战的结束，世界局势向新秩序的扭转，以及不顾一切地由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等等。” 　　在他看来，叶利钦执政的9年中俄罗斯完全是一片狼藉。在这9年中，戈尔巴乔夫自己从未向叶利钦的执政低头；同样地，在1991年12月，他也没向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的宣告苏联解体的合约低头。在叶利钦成为他的直接竞争对手的几年之前，他就该阻止叶利钦走上这条路的。“相对于叶利钦，我可能太自由太民主了。我当初应该派他去英国或者英国的某个殖民地担任大使一职的。”他说道。 　　2006年之前，他一直赞赏普京最初恢复国家稳定的措施。即使普京使用了一些独裁的方式，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接下来，我发现他改变了选举的体系，废除了俄罗斯地方官员的选举制度以及党派成员单一的选区。我能数出20条我反对的变革。”戈尔巴乔夫说。 　　在这次时长一小时的访谈的尾声阶段，我询问了他对于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译者注：实际上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革的看法。戈尔巴乔夫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进行了一番考量，然后便十分确定地称中国发生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却认为，所有那些建议他学习中国，先从经济而非政治方面进行改革的提议都是错误的。 　　“在苏联，如果我们过去进行了改革，那么任何问题都不会发生。正是由于人民遭到了忽视，他们完全被决策层排除在外，（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国的发展与中国不在同一阶段；对我们来说，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得依靠人民群众。” 　　今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一场晚会上庆祝了自己80岁的生日，晚会由凯文·斯派西和莎朗·斯通主持。为他献唱的歌手阵容十分强大，其中包括雪莉·巴赛，保罗·安卡，米兰妮·C，以及德国摇滚乐队“天蝎座”。这支乐队是第二支在苏联表演的西方乐队。 　　然而，要说这场晚会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戈尔巴乔夫在大银幕上演唱俄罗斯情歌的场景。观众们都为他清晰而有激情的声音所打动。我对他说，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唱歌这么棒，不晓得他居然有这么一个深藏不露的天赋。 　　他哈哈大笑。“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成为一名流行歌手，”他说道，“赖莎可喜欢听我唱歌了。”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哭泣去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1 　　1492年常常被视为人类近代史的起点。这一年，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收复了最后一座城市格林纳达。在此之前，西班牙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近800年。格林纳达的光复使欧洲成为基督教的欧洲。这场血腥的胜利拉开了一个血海中的“西方崛起”。 　　就在穆斯林和犹太人被赶出西班牙的同时，哥伦布带着一本破旧的《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驶去，他要到达那个铺满黄金的东方。他用4个月看不见陆地的航行，成功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认为自己脚下的陆地是日本。这一天是1492年10月12日。 　　当时的美洲人口与欧洲相仿，分别属于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3个文明帝国。印加帝国包括如今的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拥有350万人口。1532年，皮萨罗和他的200名西班牙流氓，竟然征服了偌大的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的火药、战马、钢刀、铁甲和轮子，这些东西对印加人来说闻所未闻。印加人没有火药、没有马、没有轮子，更没有钢铁，但他们有黄金。正因为黄金，印加人遭到了灭顶之灾。私生子皮萨罗堪称一个最为职业的侩子手。他意志坚毅、手段残忍、富于领袖气质。他对自己来到美洲的目的毫不掩饰：“我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黄金！” 　　皮萨罗极其卑鄙地绑架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达瓦尔帕，要求印加人用一屋子（阿达瓦尔帕囚室）的黄金来赎取他们的皇帝。在此之前，这些西班牙人已经从印加人那里洗劫走了他们所见到的所有黄金。1533年8月29日，皮萨罗在得到近5吨黄金的赎金后，将阿达瓦尔帕作为一个异教徒活活烧死。阿达瓦尔帕临死前质问这些文明人：“我有何罪？”在童话里，狼对羊说：“不管你有没有罪，我都要吃你！” 　　西班牙人无耻地要求阿达瓦尔帕，他如果愿意皈依基督教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基督徒的幸福绞刑，但阿达瓦尔帕拒绝了。征服者总是将自己的故事改编成为一个传播上帝福音的道德神话。但亚当?斯密谴责道：探险者征服新大陆的唯一动机就是这种“宗教化的黄金渴望”。对他们来说，黄金才是真正的上帝。一个美洲原住民说：白人来的时候，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手里拿着黄金；白人走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手里拿着黄金。 　　整个16世纪，新大陆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跨越大西洋，运抵西班牙。到16世纪末，欧洲储存的黄金白银达到1492年新大陆发现之前的整整5倍。人们或许以为，西班牙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黄金和白银，那一定是变得极其富有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用印第安人血汗铸成的滚滚财富并没有留在西班牙征服者手中，左手进右手出，这些横财很快就流进了西欧人和中国人的腰包。西谚有云“easy come，easy go”（来得容易，去得快），这些财宝很快就被权贵们挥霍殆尽。滚滚而来的黄金使西班牙沉醉于奢侈品消费而不是生产，西班牙人如同一个成功抢劫了银行或者中了头彩的暴发户，四处炫耀，沉醉于宴会和奢侈品。在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之后，西班牙几乎成为一个文盲的国度，知识遭到普遍的鄙视，人们眼里只剩下金钱。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班牙无疑是第一个崛起的大国。西班牙崛起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对美洲人和非洲人的掠夺和奴役。美洲数以千百万计的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苦役之中。新航路发现之后一个世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口就减少了90％。在圣多明各岛，土著居民几乎被殖民者屠杀殆尽。抢劫和掠夺是欧洲殖民者惯用的手段。抢劫是赤裸裸的，掠夺却更为深入而形式多样，包括掠夺财富、资源和劳动力。在秘鲁，西班牙征服者仅一次就运走130万盎斯的黄金。他们用抢劫到的黄金铸成四个美洲驼雕塑，和12个像真人一样大的妇女塑像。 　　2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饕餮美洲金银大餐时，英法荷也在寻求分一杯羹。历史学家肯尼斯安德鲁斯认为，大西洋海盗的猖獗背后是英法荷的国家支持。贼吃贼，两头肥。英国以海盗国家著称，为了对西班牙实行海盗掠夺，英国成立了由国家特许的股份制海盗公司。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海盗每年使西班牙殖民者损失达300万杜卡特。著名的海盗德雷克甚至绕道麦哲伦海峡洗劫了美洲西海岸，一次就掠获了50万英镑的金银，相当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总收入。德雷克返回普利思茅时，女王亲自来到港口迎接，并授予他骑士勋章。而伊丽莎白本人就是海盗集团的大股东。 　　在16世纪，西班牙因为海盗问题常常与英法荷等国家兵戎相见。1588年，养尊处优骄横跋扈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竟被英国海盗船队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时代就这样倏忽间结束了。英国成为一个新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的殖民掠夺是就近从爱尔兰开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爱尔兰进行了涸泽而渔的大劫掠，据说当时的爱尔兰人“四肢着地从森林的各个角落爬出来，如同幽灵一般；他们骨瘦如柴的的四肢几乎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他们依靠野生动物的尸体维生，甚至抢食墓穴里挖出的死尸。”英国对爱尔兰的劫掠一直持续了几百年。19世纪中期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但粮食依然源源不断地从爱尔兰运向英国。而英国正忙着举办第一届世博会，向世界炫耀自己的富足。 　　毛纺工业吹响了工业革命的第一声号角，圈地运动将英国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占到英国农民的1/3以上。大多数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状态，他们没有什么财产，吃的是黑面包，穿着麻布衣服。当时的一首民谣中唱道： 　　除了地面，别无住所 　　无凳可坐，门上无锁 　　夜晚无草可寝 　　更无烛台照明 　　马尔萨斯们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而懒惰是一种罪恶，因此贫穷就是犯罪。英国政府颁布《济贫法》，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任何流浪者都将被警察逮捕后送往工场进行强制劳动。马克思说得不错：“国民财富与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早期，英国工厂中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长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劳作使大多数人很快的衰弱。 　　继荷兰国有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肆无忌惮地搜刮。从1757年到1766年，公司和它的职员从孟加拉掠夺了600万英镑。殖民头子克莱武白手起家，回国时拥有25万英镑的财产。 　　非洲是欧洲殖民者最早入侵的第一块大陆，血腥的奴隶贸易也是从非洲开始的。16世纪中期，英国奴隶贩子霍金斯运送300个奴隶到美洲，这是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开始。17世纪，英国和法国都已经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贩卖奴隶的主要国家。西班牙国王曾经颁发贩奴执照，允许商人把黑人运往美洲西属殖民地贩卖。英国许多城市因奴隶贸易而兴盛起来，例如利物浦原是一个渔村，因奴隶贸易而发展为英国第三大港。 　　人贩子国家的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据估计，400年间非洲丧失的精壮人口不下1亿。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不下1500万人，死于猎奴战争和贩运途中的黑奴约为此数的5倍，整个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的人口中，多一半人在运往美洲的途中受尽折磨而死亡。 　　1840年，英国以国际贸易的名义发动对华战争，以国家的名义对大清帝国贩运毒品鸦片。这场国家贩毒贸易使英国从这个富庶的东方帝国获取了数亿美元的财富。这种不正义的敛聚行为在以后的100多年中，使很多中国人认为英国是中国贫穷的原因。毛万岁就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英国文学家奥威尔曾经抨击道：“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鲁德亚德·吉卜林》） 　　十九世纪被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十九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英国以300年的辉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薄西山，但“英国的孩子”长大了——美利坚合众国接替联合王国成为世界的主宰，英语成为人类第一语言。200多年前，一群愤世嫉俗的英国人来到寒冷的北美洲，他们带着圣经和枪炮，对数百万美洲人宣布，这块土地属于高贵的白种人。在以后的200年里，美洲人在枪弹和贫穷中消失，非洲黑奴和中国猪仔成为最廉价的劳力。当黑奴变成一根根铁轨，猪仔变成铁轨下的枕木时，美利坚的列车启动了，并且越来越快，成为钢铁时代的火车头。直到40多年前，取消奴役取消剥夺取消暴力还是美国的“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为了争取几千万黑人的公民权惨遭杀害。 　　3 　　100年前，大清帝国在哀鸿遍野饿殍盈城中破产崩溃。中国进入一个原始丛林的土匪山寨时代，直到40年后，一支最强大的“土匪”胜出。中国恢复了秩序，但并没有恢复富足。超英赶美在一片自闭和狂热中成为一场民族自虐。在第一个30年，中国以令人咋舌的极高比例进行原始积累，甚至不惜采取公社式集中营模式进行杀鸡取卵。当中国人付出30年如一日的石器时代生活和亿万条“非正常死亡”的生命之后，中国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诅咒。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个30年里，中国终于崛起了，沿着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当年走过的道路——这就是殖民主义。唯一的不同是，后者的殖民主义是对异族野蛮人进行掠夺和奴役，前者的殖民主义却是对同族弱势群体进行掠夺和奴役。从掠夺奴役对象的不同，殖民主义可以分为外殖民主义和内殖民主义。但任何殖民主义都是一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的短期性的不可持续的暴力攫取模式。早期的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持续很久，而当下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早就被断言是“不可持续的”（温家宝语）。 　　任何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政治经济学反复批判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不二法门，任何一个大国都概莫能外。进入现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逐步摆脱了原始资本主义，从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通过的自由贸易的形式，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现代以来，殖民主义阴魂逐渐散去，暴力性的掠夺与奴役被非暴力的知识经济优势所取代。从未有过殖民罪恶历史的芬兰瑞士正是这种新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比尔?盖茨更是完全不同于皮萨罗德雷克的新富翁模式，他的富裕并没有使他人贫穷。 　　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野蛮资本主义，它的本质是暴力掠夺，而不是生产力创新。它处于资本主义发轫的原始积累时期，充满野蛮血腥而不择手段。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正在普遍地从饿死鬼式的穷一代向挥霍炫富的富二代转化，有奶就是娘，发财是硬道理，正像1511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所说：“占有黄金！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都必须占有黄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资本主义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烈批判重商主义的不正义。因为重商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富人的财富全部来自对穷人的掠夺上。在这一点上，亚当?斯密的态度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曾愤慨地说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巴尔扎克更是一针见血：“每一笔巨额财富背后都充满罪恶。” 　　人类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虽然自诩社会主义国家，但毫无疑问，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而中国这30年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进行野蛮血腥积累的黑暗阶段。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这些西方黑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良心，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鹅毛笔记录了资本主义巨兽初次来到人间的可怕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将鹅毛笔变成了一把匕首，他们试图以暴力的革命与专制来代替暴力的掠夺与奴役。 　　从各种社会现实来看，当下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中国版巴尔扎克时代和马克思时代：血腥暴富、法律失范、暴力化、权力失控、道德沦丧、去政治化、拜金主义、贫富悬殊、不择手段…… 　　回首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始终都是步西方崛起的后尘，在资本主义覆辙中滑行，不过实行的是马克思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二位，可是离工业化的目标依然遥远，在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作为低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中国只能依靠奴隶一般的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换取一点血汗外汇供权贵阶层挥霍。中国依靠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低福利形成的“比较优势”，如同周星驰电影中的那个“还有谁比我惨”一样，实在难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欧盟与美国始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模式”在西方政治家眼里不过是个真实的谎言。在中国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其脆弱的经济结构和低劣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 　　4 　　60年前，中国政府就以公私合营的手段掠夺一切民间资本，以“斗地主”掠夺富裕农民的财产，之后打开通往对全体国民的奴役之路。无论单位职工还是公社社员，都只是一个专事生产的奴隶，而不是一个有生活的人。30年间，中国政府以低买高卖的“剪刀差”从那些黎黑枯槁的农民身上掠走7800亿之巨。进入最近30年后，中国政府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联手，继续推进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提供市场、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西方提供资本和技术，然后西方国家拿走大部分利润，中国政府分一杯羹。在这种模式下，西方资本与中国权力都是受益者，而中国民众却是被掠夺和被奴役者。 　　在西方资本难以到达的地区，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成为中国原始资本主义进行血腥积累和残酷掠夺的唯一模式。政府以暴力方式夺取原住民的土地，然后以高昂的房价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市民群体进行掠夺。2011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宣布，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夺取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仅仅过去的2010年，通过毫不留情的土地抢劫和拍卖，中国政府就获取暴利达27000亿元。通过无数唐福珍钱云会这样的惨案，这些来自土地的巨额黄金最后都进入官僚们的金库。中国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将所有的土地以及地下矿藏都纳为己有。中国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实际是70年的土地租金。也就是说，每过70年，中国政府就可以再收一次。 　　2010年“涨”声一片，中国政府新增货币10.38万亿元，增幅高达19.46％。同期，美国M2年增长3.3%。日本则控制在2.5%左右。通货膨胀的阴险之处在于以降低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来对全体国民进行掠夺。 　　20年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建立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提出减少政府监管和干预，市场自由化和透明化，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华盛顿共识催生了互联网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反，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反动。从某种意义上，美国《时代》周刊编辑乔舒亚·库珀将中国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就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北京共识”中的高储蓄率和巨额外汇储备都具有重商主义色彩，与权力退场的“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如果说后者是国家社会主义，前者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马克思坚信：“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中国当下这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国家资本主义使政府公司化、官员老板化、权力资本化、社会暴力化。政府已经抛弃其政治伦理和正义性，政府和官员完全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同时，权力至上金钱至上使法治精神被完全抛弃，人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失去依托和安全感。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未来预期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非暴力的赎买手段，还是暴力性革命，这都将给当前的资本所有者和权力所有者带来一种危险的预期。 　　中国官方最资深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模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批评道，中国在暴力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成为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政府通过暴力夺取土地，农民的损失恰恰就是政府的获利，中国政府仅此一项就获得30多万亿巨额积累。权贵资本主义也常常被称作“裙带资本主义”。与吴敬琏的看法类似，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是官僚资本主义。杨继绳则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在中国这种去公民化的政治利益体制下，国家（权力）、官僚与权贵，三者之间本身就具有极大重合，或者说是三位一体。 　　黄亚生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退出了真正的经济自由化。他写道，在80年代，中国发展出一种创业型资本主义，农村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们扮演了领导角色。但到了90年代，中国开始转向有利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城市企业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黄亚生质疑这种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理由是愈演愈烈的腐败、反复发作的资产泡沫和整体生产要素增长的减缓。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博士岳健勇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在坚持集权制度不容挑战的前提下，建立在对外依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的一种畸形经济增长。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真实基础，“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这虽然带来了当下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 　　日益猖獗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殖民主义联手绞杀着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发展方式不得不走向低智疯狂的房地产赌局，就如同天朝崩溃之前，人们疯狂地扑向鸦片。全球化成为中国的鸦片，中国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依靠殖民主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已经令中国四处树敌，中国建立在压制劳工权利基础上的廉价出口不但被广泛指责为不公平竞争，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根源。 　　达尔富尔问题曾经一度使中国在世界上声名狼藉，很多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对非洲实行殖民主义。事实上，比起150年前欧洲人用暴力对非洲的杀戮掠夺和奴役来，中国几乎就是那位郑和公公一般的散财童子。与其说中国人在殖民非洲，不如说中国人在殖民自己。对一个后发性的国家来说，还有什么资格去殖民他人，除非殖民自己。 　　中国政府曾于2006年宣布要跨越式发展，在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推动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把中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从70%降至30%。5年多过去了，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 　　中国并不具有芬兰（通讯信息）或者瑞士（手表银行）那样的软实力，中国可以依靠的只有广袤的土地、充足廉价听话的奴隶（老百姓）和环境资源，而这三项恰恰是殖民地的经济特征。因此一场后现代的殖民运动就在中国席卷而来，大量的土地被暴力和鲜血浸透、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塞满中国的列车、空气和水和土壤全部遭到严重污染。土地灾难、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这一切就是这场殖民运动的并发症，而贪婪残忍的殖民者就是所谓的国家、权贵或者官僚。 　　5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大分工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权低谷”，资本和权力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从经济层面分析，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公式，廉价劳动力+投资+加工制造+出口+外汇储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抢占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中国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 　　秦晖教授曾经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低人权优势。殖民主义本身就低人权或去人权化的经济模式。低人权之所以成为一种优势，在于政治的邪恶与反动。发展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提高人权，而不是降低人权和剥夺人权。中国模式已经持续了30年，所谓的优势正在转化为劣势。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这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人权深渊，为此被世界各国诟病。隐隐作痛的人权灾难正成为勃起的中国无法弥补的痔疮。从中国当下社会的各种乱象来说，所谓中国崛起的模式仍是200年前西方崛起的传统道路，从形式上即重商主义，从行为上即殖民主义。与军费并驾齐驱的维稳主义本身就对殖民主义的支撑。因为殖民依靠的就是暴力和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有反抗。 　　殖民政治的特点是将民众变成被掠夺和被奴役的对象，他们只是干活的牲畜、奴隶或者老百姓，无论如何称呼，意思都一样。殖民政权属于殖民者的禁脔，决不容许奴隶们置喙染指。每一任总督都是从天而降，来刮地皮的，与奴隶们没有任何关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狼与羊的关系，羊只是狼的食物，而不是一种与狼同等的生命，所以奴隶不属于人类，或者是劣等人。羊常常跪求狼的开恩，然后再温顺悲切地被狼吃掉。当年圣雄甘地以不合作而不是乞求，最后使英国殖民者崩溃。对殖民者来说，乞求永远是一件赏心悦目增加食欲的美景。 　　中国特色的殖民主义与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略有不同，西方崛起依靠对外掠夺和奴役，中国崛起依靠对内掠夺和奴役。对中国这场内殖民运动来说，唯一的方便之处是不需要贩卖奴隶，因为在中国，自古就有无数的人等着被贩卖。当年的中国猪仔与非洲黑奴之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迫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勤劳而不勇敢的，能流汗流泪得到的从来不愿意去流血得到。这与构成欧洲主体的日耳曼人截然相反。 　　在每年高达1万亿的“三公消费”的奢靡中，中国30年的崛起道路一直弥漫着泡沫色彩，中国政府最为热衷的事情就是将这些泡沫打扮更加绚烂迷人，如同水立方曼妙的夜景。这个泡沫是如此美丽，这个美梦是如此完美，以至于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使一个清醒的人难以置信。中国人的财富在哪里？或许在房子里！   　几十年胼手砥足奋发图强，中国在科技教育文化政治方面并没有丝毫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空气、水还有房子。在一场永不落幕的推土机暴政下，每一栋漂亮的房子下面都埋着无数冤魂。 　　当中国的官商富豪以私人飞机个人游艇和收藏品奢侈品展开疯狂炫富竞赛时，常常让人想起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加勒比海盗和西班牙征服者。无论2009年燃烧在屋顶的唐福珍，还是2010年惨死在车轮下的钱云会，当他们都成为一个血色中国的历史符号时，常常使人想起200年前的印第安人和毛利人。当富士康上演跳楼比赛时，常常让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美国总统奥巴马随便说了一句“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中国政府做贼心虚地急忙狡辩：“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少年》中有这样的议论：“如今，人们把俄罗斯砍伐精光，耗损她的土壤，把她变成一片荒地……如果有人怀着希望栽植树木——大家就会笑起来：‘难道你等得到那一天吗？’……把人巩固起来的概念完全消逝了，大家都象住在旅馆里，明天就要离开俄罗斯，只要东西够用就算了。” 　　在2010年，天灾人祸中的海地让全人类提前看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怎会相信它曾经是地球最为繁荣富裕的殖民地，而且它第一个取得独立。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说：“中国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在殖民体系中，从来都是强者抢劫弱者，弱者抢劫未来，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最后大家都没有未来。因此，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衣锦还乡，当下的中国殖民者携款移民。他们留下来的或许将不再是殖民地，但却是地狱。从五月花号上下来的那群清教徒创建了美利坚，因为他们是英国的“叛徒”。作家刘亚洲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他说：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在一些流氓国家，有很多无耻的政客一边骂美国，一边却把子女送到美国。 　　6 　　与西方早期的殖民者一样，中国殖民者同样也是一群无恶不作嗜金如血的流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仅仅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吏就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平均每个恶棍都从中国殖民地成功掠夺了将近1亿元。去年11月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给移民美国的一对儿女留下的家产就达3亿多。不久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中国，完成了他的殖民地之旅。年底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孤寂中一命呜呼，他在美国的儿子程慕阳依靠中国殖民地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中国官员与商人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除了不时曝光的“裸官”现象外，一种途经海外移民，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更加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手持外国护照的“裸商”更像一个来中国掘金的殖民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移民到国外定居。眼前我们国内还有118万“裸官”在这里潜伏着。平均每个省都有将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中国高铁的张曙光算是最知名的“裸官”了，他为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达28亿，与金正日不差上下。 　　据一份《关于高级干部家属子女工作及经济情况》的“内部文件”披露：15000多名地厅级以上高干家族拥有财产达2500亿元，这仅是国内存量；他们在海外平均每人拥有财产超过1600万元，这只是不完全的保守统计。此外每年还有多达数百亿美元的黑钱从中国非法流入美国、瑞士和加拿大等地。数十年来，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个多亿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就是这些从中国劳动者身上掠夺来的血淋淋财富从名义上的“国有”转移为实际上的“私有”。   　阻止官商将中国掠夺盗为己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为立法项目算起，16年来这个“阳光法案”一直遭到全体中国官吏们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由此想见这些吸血鬼敛聚手段之无耻。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给自己设定的殖民目标是“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 　　赖昌星回来了，那只是中国宫廷政治的一个花絮。相比之下，无数像高严、李卫民、蒋基芳和李新明这样的“成功人士”，继续用共产主义中国的钱享受着资本主义美国的生活。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流失的精英和财富数量居世界首位，这是一个从谎言到神话的天路历程。最为讥讽的是，在一个人人撒谎做戏的中国，《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官方主旋律大片竟然是由一群“外国人”表演的，更可笑的是这些人说自己如何“爱国”。在社团90周年红歌会上，很早就移民加拿大的蒋大为仍然在高歌“祖国呵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这几乎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羞辱。经济分析学家仲大军说：“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于发展经济，现在这些社会精英们却想要带着大笔财富离开。这笔损失的财富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所吸引的外国投资。这好比在丰收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水果都到了别人的篮子里。” 　　“90%的富豪已经移民或正在办理移民及计划移民”；体制内黑领群体的所谓移民基本接近于外逃。无论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几乎每一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逃离这个和谐国，如同逃离一场瘟疫或一个地狱。这不是神话，也不是谎言，而是不幸的现实。很多人之所以还没有离开中国，或者是还“没有捞够”，或者是没有经济能力。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以离开自己的祖国为荣时，这个国家不知有多么可悲和可怜。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名言是：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他还有一句名言：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李部长的女儿早就不光荣的加入了美国国籍。在“非洲的儿子”成为美国总统后，一个“中国的儿子”终于成为美国大使。当无数“爱国贼”们为骆家辉而欢呼骄傲时，这个新任驻中国大使直言不讳：“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我代表的是美国及其作为自由、平等和充满机会的国度的许诺。”他极其常识地强调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作为法国总统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曾被评为世界100位最顶尖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其新书《国家的破产》中说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不仅包括李肇星的女儿们，也包括骆家辉的儿子们。这个残酷的世界告诉我们，这句话是真的。 　　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在暴力之上的社团从一开始就缺乏传统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它不是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被迫通过制造业绩来寻求合法性。这条路只是苟且之道。中国的各级政府更像是特殊利益集团入股的“东印度公司”，根本不顾普通民众的福利，为了获取暴利不择手段。这些“公司政府”或者“政府公司”为了GDP往往不惜以侵犯人们的经济、政治权利为代价。但民众面对这些侵犯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其不满最终会变成间歇性的抗争。这是中国的未来，也是欧洲的过去。 　　在国外一片“华盛顿共识”被“北京共识”终结的惊呼声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他认为该终结的恰恰是所谓的“北京共识”，并指出，经济去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世界大趋势，中国也不能例外。 　　殖民经济属于一种黑色经济，黑吃黑是其基本规则，“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已成惯例。当年皮萨罗席卷印加人的黄金回到西班牙，马上被以“怀璧之罪”投入监狱，那些黄金遂被他人瓜分。深圳市长许宗衡从这个中国最大的殖民地敛聚20多亿，足以使新黑领“吃饱”。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河南省交通厅连续4任厅长最后都被投入监狱，这与皮萨罗并没有什么不同。皮萨罗前半生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他的后半生在西班牙的监狱中度过。 　　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一路在暴力和鲜血中狂奔，以暴力手段对社会底层，特别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掠夺，以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对新兴市民进行掠夺，以东莞模式和富士康模式对劳工阶层进行奴役，以中国高铁模式挥霍浪费，对三鹿模式血铅模式残害下一代，以环境污染断送子孙未来的生存发展……在金钱的蛊惑与良心的煎熬下，中国模式总让世人欲言又止，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没有模式：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有奶就是娘，这种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秘密。 　　在官场与民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挟金移民浪潮下，“国进民退”的吸金步骤更加紧密，私营企业在政治上越来越受遭到打压，以防民间力量成长，从而挑战社团统治。反而是外企成为权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天朝传统使中国权力与西方资本结为非神圣利益同盟，社团组织试图以此来获得国际对其统治的合法性认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中国想要通过全球化来实现工业化是极其渺茫的。朝不保夕的社团为了暂时维持权力合法性，不得不以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办法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自主发展长期目标。教育成为教愚，学术成为权术，中国已经从根本上放弃了未来。 　　人类从暴力社会开始，进入到权力社会，最后进入到文明的法治社会，中国自古一直在暴力和权力之间反复轮回，从未真正实现权力得到理性制约的法治状态。权力具有拒绝制约的本能，在法治社会到来之前，暴力是唯一制约和消灭权力的原始手段，其结果不过是以新权力取代旧权力，而且代价昂贵。 　　在人类步入文明的现代，中国依然活在一个权力-暴力社会，精英的出走无疑是对文明的拥抱，只有法治社会才有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各个人群的最大共识。殖民主义早已为人所不齿，暧昧不清得过且过的中国模式无疑成为一种说不出口的话题。中国迄今依然有多达1.5亿人处于赤贫状态。当钱云会已经成为不可饶恕的罪恶，权力完全丧失底线，暴力正在中国蔓延。法律永远只是西方人的《圣经》，上帝只会拯救西方。 　　在这个缺乏共识和认同的中国，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一场风声鹤唳鸡飞蛋打的国家危机。面对钱云会脖子上的资本主义车轮，“国进民退”的饕餮盛宴足让每个微不足道的屁民们感到脊梁沟阵阵发凉。真正明智的“富二代”和“腐二代”都如同轮船上的仓鼠，早就已经在轮船倾覆之前携巨资“乘桴浮于海”。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序言中说：“那种‘以统治阶级代替市场经济’的极权主义官僚统治从不相信自己的定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并且总会重复出现。在暴力和权力肆意横行的资本主义中国，殖民者还在进行移民前的最后掠夺，被殖民者已经觉醒并发起抗争。在暴力主义的殖民地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生产力。人们出卖自己的汗水，也出卖自己的鲜血，甚至出卖自己的良知，只有出卖才可以获得金钱。在这里，既没有灵魂的罪恶感，也没有现实的疼痛感。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人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人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人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一次次自我折断的膝盖下，启蒙与行尸走肉的中国渐行渐远；在一个红歌泛起的蒙昧年代，马克思的幽灵又一次在中国这块魑魅魍魉横行的坟地里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