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对于这些思想和言论的主体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之所以能有进行思考和言论的特权，首先是依赖于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即这个社会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替他们完成了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奴役性的体力劳动，因此他们舒适安逸的生活依赖于这样的一种制度。”       “公共知识分子”们的伪“公共”    文/赵丁琪（北方工业大学）     我是坚决支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但是我觉得像对待民主、人性等问题一样，不能抽象的看待。 马尔库塞说：“自由与谋取生活必需品的活动难以共存，谋取生活必需品的活动是某一特定阶级的‘本能’，而对真理和真实的存在的认识则隐含着从这种活动的全部响度中摆脱出来的自由。” 我们把这句话和恩格斯的有关言论联系起来看，恩格斯在论述阶级起源时说，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生产人类必要生存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占据了大部分人的几乎全部的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从事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思想、言论等等公共事务，所以必然有一个专门从事这些公共事务的一个阶层出现，这个阶层就形成统治阶级，“脑体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马尔库塞和恩格斯讲述的是同一个道理，即只有从体力劳动中挣脱出来的特定人群才能从事言论和思想，而这个特定群体之所以能从体力劳动中挣脱出来，是因为另一个被劳动奴役的群体替他们承担了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体力劳动。 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具体定义我不清楚。“公共”意思是大家共同的，意味着超越了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也即超越了特定的阶级利益，按照现在某些人对这些人的吹捧的话来分析，大概意思就是这些人是“社会”的代言人，是“社会”的良心，代表社会来思考和言论。但对于“社会”这个词，我们也不能抽象看待，我们得追问，他们代表了社会中的哪些人？在一个各个社会阶层激烈斗争、水火不容的社会中，奢谈超越了特定社会阶层而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非常荒唐可笑吗？ 有依附于某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可以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说话，也可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大部分御用文人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但不管这些知识分子是进步的、反动的、打酱油的，总归是代表了某一特定阶级的阶级利益。 马尔库塞说：“只要奴役状态普遍存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必定还是一种阶级特权。因为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属于某个思想和言论主体的，如果该主体的生活依赖于实施一种被强制的功能，那么它就依赖于对这种功能的需求的满足——因而它依赖于控制这种需求的人。” 对于这些思想和言论的主体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之所以能有进行思考和言论的特权，首先是依赖于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即这个社会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替他们完成了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奴役性的体力劳动，因此他们舒适安逸的生活依赖于这样的一种制度。他们首先是这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的利益与广大的劳动者阶级的利益是根本相悖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蜕化成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特权。他们可以在罢工或者改善劳动条件等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支持工人，因此这些行动并不会触动他们的根本利益，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带来名誉和金钱。但是一旦无产阶级提出了震撼性的口号“剥夺剥夺者”，即从根本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压迫，消灭脑力劳动者的特权,使脑力劳动者也从事他们应该承担的体力劳动，使体力劳动者也有时间有精力有权利从事脑力劳动、从事“思想”和“言论”时，“公共”的知识分子们就会大喊大叫起来，说这侵犯了“公共”的利益（其实只是侵犯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已）。公共知识分子们便会彻底撕下“公共”的伪善面目，露出他们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来。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实践的妖魔化中可以看出来。     (编辑：陈轩)     标签： 伪善 , 公共知识分子 , 剥削 , 劳动 , 思想 , 无产阶级 , 既得利益 , 特权 , 社会制度 , 言论 , 资产阶级 , 马克思主义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极权主义思想家？ (7) 风雨如晦陈寅恪 (4) 由大学生对网络审查制度的态度所想到的 (17) 故意想不出好题目 (5) 一个赶着80末班车人眼中的中国教育 (6)

核心提示： 北京和德黑兰正加紧防范，寻求让亲民主示威者保持沉默和维持极权主义统治。 原文链接： Will Arab world’s freedom wave reach Iran or China? 来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作者： John Hughes 发表时间：2011年3月17日 译者：蓝枫 （@ lawrence2020 ） 席卷中东的民主运动只是纯粹的阿拉伯现象还是它能够扩散至阿拉伯世界以外的独裁国家呢？ 此种可能性很显然会让攸关美国利益的两个国家感到惶惶不安：中国（因为其蓬勃发展的经济和军力增强）和伊朗（因为其潜在的核威胁）。两国都正加紧防范，寻求让亲民主示威者保持沉默和维持极权主义统治。 中国已经通过网络防火墙去审查有关于中东民主风暴的新闻报道。但技术已让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不再是密不透风。这样中国公民才会巧妙地运用策略去访问像推特(Twitter)之类的被屏蔽的社交网站，他们以此来组织旨在寻求变革的游行，而该国的共产党政府一直在冥顽不化地加以阻拦。因此，他们在2月下旬响应在全国开展“茉莉花革命”的号召，先由中国的若干主要城市充当先锋，并在其后的每个周日都进行非暴力游行和示威。 如果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是被抗议者所揪住的两个把柄，政府则展示了它的安全力量在防范这类示威活动方面仍旧至高的效率。大批的警察集结在街头去阻止人群聚集。便衣警察逮捕了示威策划人员，阻止其他人离家外出，并警告中国记者不要对示威活动进行报道。外国记者同样被警告要远离“采访禁区” 。一些人的家庭和办公室也被置于监视之中，以便约束他们的行走活动。 但是一个正被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海啸搅得紧张不安的中国政府或许也正打算通过激励机制和经济改革来为高压统治降温。最新的五年规划寻求去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善居住条件，对象不仅包括以土地为生的种地农民，还涵盖了新兴中产阶级，它已经成为了生活质量议题里更为核心的关注点。 属于伊斯兰国家，但并非阿拉伯世界一员的伊朗正对受到中东民主风潮所鼓动而去寻求在本国推动政治变革的伊朗公民加以严厉防范。小规模的冲突已经在马什哈德（Mashhad)、设拉子（Shiraz)、克尔曼沙赫(Kermanshah)、伊斯法罕(Isfahan)还有首都德黑兰(Tehran)等城市上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报道说，在德黑兰的安全力量对示威者动用了催泪瓦斯、胡椒喷雾和警棍，有数十名示威者被送往医院就诊。 示威者尤其是深受两个主要的反对派领袖的失踪所激怒，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和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oubi），相关报道表明，他们要么正被置于软禁之中，要么就是已被投进监狱。 总部设在巴黎的由流亡的伊朗异议人士所组成的反政府力量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 People’s Mojahedin Organization)有获得来源于伊朗内部的资料，据说当局计划去动员15000名巴斯基（Basij ，波斯语بسيج，意即“抵抗力量动员”）准军事部队成员去镇压在德黑兰的示威活动。从电视镜头上可以看到，这些人是骑着摩托车和挥舞着警棍的政府代理人，他们有人在早期的集会中猛击抗议者时被俘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黑兰政权早先对付诸努力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埃及示威人群予以了赞赏。但是当伊朗人开始高呼“独裁者去死” 并焚烧他们国家的“最高领袖” 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 的画像时，伊朗统治当局却恢复了狰狞面目，对伊朗追求自由人士实施了残酷镇压。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目睹了我们这个时代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波民主化浪潮。到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某种品质的的民主体制之下。但在过去几年里，全球民主经历了一次令人失望的倒退。对相关运动进行追踪的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已经指明，威权体制在中东、前苏联的大部分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变得更为巩固。 我们胆敢希望阿拉伯世界所正在发生的一切在该区域之外的独裁国家引发新一波的自由浪潮吗？要知道那儿的独裁政权正让其统治下的民众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之中。 约翰·休斯（John Hughes）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前任编辑，现为一个双周专栏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