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王友琴：文革历史写作的主要分歧 进入专题 ： 文革 历史写作    ● 王友琴 （ 进入专栏 ）        引言：被封锁的纪念网站          2000年10月，笔者做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记录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通过多年研究并采访上千名亲历文革者，笔者写出了数百个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并把它们放在网页上。受难者的名字以拼音为序，点击名字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职业、死亡地点和日期，以及受到怎样的迫害而死亡或经过怎样的拷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的细节。     在中国，即使那时使用电脑互联网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也有许多读者访问了笔者的网站。很快笔者就每星期都会收到一些电子信件。大多数读者称赞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有的还主动提供帮助。然而，2002年3月，网站运行17个月后，北京当局封锁了它，在中国境内的读者再也不能浏览它了。     为什么要封锁这样一个仅仅包含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的纪念网站？中国领导人早在1979年就宣布了为所有这些文革受难者平反，现在当局从这一网站的信息中发现了什么危害性？文革历史写作由于缺乏关于受难者的记录而遭到了多少歪曲？在笔者应邀开始写这篇关于文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的文章之前，这些由网站被封锁而引发的问题已经在笔者脑子里盘旋多年。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记载受难者是写作文革历史的关键问题；是否写入受难者，表现了被准许出版的“官方历史”和不能通过官方审查因而也就不能在中国出版的“平行历史”之间的主要分歧。迄今为止，还没有学术论文来分析文革历史写作中叉开的这两支的区别何在。由于控制着互联网和媒体的当局已经表现出其“敏感”并诉诸于压制受难者的声音，对此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更为必要。笔者将从事实、解释和方法三个方面来讨论文革历史中的受难者。20多年来笔者所收集的文献和所作的调查访谈，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关于文革的历史记载如何形成的实际情况，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事实：遗弃还是记载受难者     找出普通受难者的姓名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死于迫害。他们大多数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而不是死在遥远的集中营里。他们在“斗争会”上受到攻击，在毛泽东主张的“群众专政”下被害死1。在文革中杀戮从来不是秘密，而是恐吓公众并使之屈服的手段。事实上，遍布各处的无情镇压是文革中几乎没有人能公开抗拒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死亡两年后，中国领导人开始逐渐给文革受难者平反，并付给每个受难者家庭420元钱（约相当于那个时候一般人年工资收入的一半）。然而，新领导人没有公布受难者的名单，也不准普通研究者查阅统计数字和档案资料，尽管实际上每个单位的“政工部门”都按照规定给他们的每个工作人员保存着档案资料。此外，权力当局严格控制官方出版社（在中国不存在非官方出版社），禁止出版关于文革的书或文章。例如，北京《东方》杂志为文革30周年在1996年5月号上汇编了一组有关文章。然而，这期杂志刚完成装订，命令就下来了，编辑部被要求销毁已经印好的刊物，去掉这组文章，重新编印这一期。虽然编辑们执行了命令，但是此后不久这个杂志仍然被永久性地关闭了。有关文革的调查和出版，虽然不是全然无可能，却极其困难。许多作者明白这点以后就放弃了这个题目。     2002年纪念网站在中国大陆被查封以后，笔者继续发展这个网站，并增加了更多内容。2004年，笔者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文书，570页，书名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2，在这本书里，笔者写出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写出了他们在何时何地如何死亡的细节。这些受难者包括教师、作家、医生、农民、工人、低级和高级干部，以及上岁数的家庭妇女。这是第一本使用了第一手的调查访谈材料写成的关于文革受难者的专书。在为这本书作的序3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写道：     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着使中国人正视其近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为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68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忘。     笔者的书记下名字的659名受难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死于文革的这两个主要运动中。这两个主要运动由无数残酷的迫害组成，这些全国性的迫害行动都是在毛泽东明确而详细的指示下进行的。     除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索引，笔者的书还提供了受难者死亡地点的索引。尽管笔者查明的受难者名字只有数百个，但这些已经掌握的资料表明了受难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多么高。例如，在总共有116个工作人员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10名教职员工死于迫害，还有一个校外人员在校园里被毒打致死4。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和4名教师被迫害而死，两个校外居民在校园里被打死，还有7名教职员工的配偶受迫害致死5。在四川省井研县农村的马踏乡中学，总共30个教职员工中有两名教师受迫害致死6。在北京大学，63名受难者受迫害致死7。清华大学受难者的数字是58人8。此外，笔者的调查发现暴力迫害发生在每个调查所及的工作单位，没有一个例外9。一个研究者能够查明的受难者人数是有限的。然而，如果把笔者发现的受难者的比例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劳动人口，受难者的总数将以数百万计。     对笔者书中记录的大多数受难者，无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官方媒体都从来没有作过报道。199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列出了一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这个名单是从中国1978年至1999年出版的书籍和论文中得出的10。虽然对文革结束后的23年中的出版物作了相当全面的搜索，这份名单却仅仅收录了69个受难者的姓名，他们都是高级干部或社会名人。这个数字仅稍稍高于笔者写出的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     在文革期间，中国报纸和杂志每天用大字标题来报道文革的驱动力量如“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在全国的活动，但对暴力和杀戮却一字不提。那时中国当局出版的报纸、杂志和纪录片中全是这样的画面：百万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与红卫兵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背景则是红墙、红旗、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的小红书。欢呼雀跃的年轻红卫兵成为广泛宣播的革命的标志性形象。媒体没有报道革命的血腥的一面：大批被划入“阶级敌人”类别的教师和居民，以及许多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学生，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殴打，伤害，甚至被殴打致死11。文革期间另一个不被报道的死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死。他经历了三年监禁和折磨之后，在1969年去世，但他的死亡消息直到1980年才向中国人民公布，那年中共新领导人决定为他平反。     暴力不但在发生的时候没有被报道，在因毛泽东死亡而文革结束以及新统治建立之后也仍如此。在1978年至1979年，在毛泽东的死亡导致党的内部圈子结束并否定文革之后，中国媒体才谨慎地开始提到一些级别很高的或者很有名的受难者，作为一种为他们恢复名誉的方式。但是这些文章很少写到受难者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受难者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好同志”，“忠于党”，被“林彪集团”、“四人帮”迫害而死。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级别在副部级或以上的受难者才可以刊登在国家级的报纸上。           有偏向有选择的官方历史          中国的新权力当局否定文革以后，三本文革通史专书分别在1986年、1988年和1993年由官方出版。这三本书都把文革作为一个负面事件来加以描述，但是对于普通人遭受的残酷迫害，三本书都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12是第一本关于文革的全面历史的书。事实上，这本书不能被视为“出版”了的。1986年10月，在这本书被送到书店出售之前，原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谭力夫就投诉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那里，导致胡耀邦要求制止这本书的传播以“保持安定团结”。据说，那时候出版社已经印刷了60万本，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后来允许这本书在指定的政府机关“内部”出售，但一直不能公开发行出售。）3个月后，1987年1月7日，胡耀邦辞职，正像1964年发生的赫鲁晓夫在批准出版亚历山大o索尔仁尼琴关于集中营的著作两年以后被迫辞职的事情一样。作者高皋和严家其是一对夫妇，严家其那时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们逃离中国。2007年春天，一名年轻读者来信告诉笔者，他刚刚在中国以10元价格买了这本书的装订质量很差的盗版本。     在三本文革通史书中，高皋、严家其的书是唯一提到了普通人受难者的姓名的。这本书在“崛起的红卫兵运动”一章中提到了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和中学生王光华这两个名字13。徐和王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设在该校音乐教室的监狱里被打死的。北京第六中学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中南海仅隔一条马路，距离天安门广场也只有几百米远。徐霈田被不实地指控为1949年前是人力车铺业主。王光华的家人在1949年前拥有小生意，所以不准他加入红卫兵，但他不服从红卫兵的命令，参加了到外省的“革命大串联”。事实上，还有第三人也在这座校园监狱中被杀害，他叫何汉成14，一个老人，在学校附近拥有几处出租的房屋。因为何汉成算是一个“资本家”，所以这本书中没有提到何汉成的死亡。     第二本书是《大动乱的年代》15，王年一著，自1988年出版后一直可以在国营书店看到。此书多次重印，并在2005年发行了新修订版。这本书没有提到任何死于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具体写到的只是“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16。后来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王年一书中这一表述的严重疏漏，并举出了11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作为证据17。在2001年发表的内容有所增补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新版本中18，笔者列出了30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以及一些遭到折磨和凌辱后自杀的人的名字。     王年一没有对笔者的批评作出回应，在他2005年的新版中也未对笔者指出的失实描写作出改动。他在书中用了两页为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暴力事件辩护，而对受难者的描述只有一句话：“据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19这个句子在文法上不通。动词“打”没有主语。这是在有意避免提及打死人的凶手。事实上，关于红卫兵在北京造成的死亡，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是1772，出现在关于文革的第三本正式出版的书上，作者金春明。     另外，王年一把1772这个数字轻描淡写地缩减为“1000多人”，而不是人们通常会说的“1700多人”。他和金春明都来自中国最权威的机构–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和国防大学（王年一），并有从党内文件中接触数据的机会，但是提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只是简单的一句，没有作进一步评论。他们都没有问：谁被打死了？谁打死了他们？只写一句话，好像1772人在北京被打死是无需加以说明的小事一桩。     金春明的书《“文化大革命”史稿》20像前两本书一样，主要是描述文革期间中国媒体已报道的事件，但是对那些事件作了与以前不同的结论。比如，文革中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案在金的书中被写成“最大冤案”。作者将刘少奇的死归结为毛泽东相信了刘是“叛徒”的假证言，仿佛毛泽东是个天真的孩子21。书中没有提到“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一半以上的文革受难者死于这个使无数人的身体和精神饱受虐待的运动。王年一在其648页长的书中只用了两页的篇幅写这个“运动”，但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受难者的名字。     1999年，上下两册长达1555页的《文革档案》作为《共和国辉煌50年》总题目下的第三卷书出版22。这本书由一组作者集体写成，篇幅有上面写到的各本文革通史书的三倍长。它没有提到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打死过普通人，更没有引用“1772”这个上文讨论过的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人的数字。自1980年代后期始，各县各省出版了一大批新的地方志，许多大学和中小学校也编撰了学校的历史。他们是怎样处理文革十年的呢？     1999年出版的北京市《西城区志》23只列出该区4名死亡的中学校长的姓名，没有提到是红卫兵学生杀害了他们。作为对比，发表于1991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24一文说：“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在十几天（指1966年8月18日后）中，就有近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可计数。”从1991年到2000年，这些杀戮数字变得完全不被提及了。事实上，在1966年8月9月，在北京西城区，除了教育工作者，红卫兵还打死了三百多名居民。     教育工作者是最大的文革受难者群体之一，但即使是学校的校史，也往往不记录受难者的名字和数字。例如，北京大学有39名教师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但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5只记录了一些正教授的死亡，却没有提到任何副教授或讲师死亡者的姓名。在厚厚两大册的《清华大学志》26中，只有部分受难者的数字，只列出了两个受难者的名字27。唐少杰教授的文章《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和笔者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提供了完整的受难者名单，也描述了他们在中国的两个最负盛名的大学里怎样悲惨地死亡。然而，这两篇文章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只得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28。1986年，北京市教育学院印出了（非正式出版）一系列中学历史小册子29，其中简单地提到了发生在这些学校的暴力和死亡。可是当2000年笔者打电话给北京陈经伦中学（未包括在1986年印出的校史小册子中）“校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求提供一名1966年8月下旬在该校校园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的姓名的时候，她大声回答“这一段时期我们是跳过去的”，拒绝帮助30。可以“跳过”这一段历史时期，被这位校史编撰者看作理直气壮不容置疑的事情。     潘光旦是笔者的书中659名受难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1949年前在中国是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他在1951年写的所谓“自我批评”中侮辱了他的父母、老师和同学；他在1957年被划为“阶级敌人”之一类的“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1966年和1967年他被强迫在校园中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时称为“劳动改造”，尽管他年轻时失去了一条腿，是个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1967年他去世前不久，告诉一位朋友，1949年后他的生活可以用四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31。     事实上，潘教授的遭遇在那些有类似教育背景和教授头衔的人中很典型。然而，在1991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潘光旦”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32     从上面的词条中，看不出潘光旦教授的一生与那些一辈子生活在世界别处的教授们有什么不同。这段文字中也没有什么是假的，但回避了两个重要事实：潘于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在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从百科全书中的“潘光旦”词条看，似乎“反右派”运动，文革，以及所有其他的迫害人的运动从未发生过。以这种写法写成的人物词条很常见，但它们真实吗？这种仅仅选择部分事实加以报道的手法，已经成为文革十年的官方历史的主要特征。     在官方历史中普通受难者的姓名和悲惨遭遇都不准出现的情况下，住在中国的人告诉笔者，他们对笔者的受难者纪念网站被封锁了五年多根本不感到惊讶。尽管纪念网站上的受难者们都得到过一纸“平反书”，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仍是出版物和互联网上的禁忌。           解释：犯罪还是犯错          不可避免的是，任何历史写作不仅与事实有关，还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有关。对于文革这样的近期历史事件更是如此。对历史学者来说，事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优先，而解释应当从事实中得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的官方历史中，中国权力当局对文革的解释决定了对史实的选取。在《文革受难者》序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指出：     在文革这一案例中，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煞费苦心地对其历史作了基于现实需要的表述。《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所作所为描写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和胡耀邦开始为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难者，甚至更早的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1957年）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2年）的一些受难者平反。他们还为活下来的人撤销了各种指控，释放了那些被以“反革命”罪名监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死亡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无数受难者家属感激这些新政策，很多人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假使毛泽东不在1976年死去，这些平反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邓小平和胡耀邦只把他们的举措叫作“平反冤假错案”，新政府把罪责归给林彪和“四人帮”，而不是毛泽东。他们坚持，毛泽东犯的只是“错误”，林彪和“四人帮”犯的才是“罪”。官方历史选取了那些能支持1981年《决议》的事实，而避免写入《决议》解释不了的事实。     所谓“四人帮”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其他三个人，他们在文革中从较低地位高升到中央领导圈中。江青在1930年代成为毛泽东的妻子之前曾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并且以前结过婚。由于担心这段历史会威胁自己在党内的升腾，她下令销毁有关她的这一时期的文献并迫害监禁了那时候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她对电影导演和演员的迫害在1981年对她的审判中被详细询问，并在后来在官方媒体上刊出。高皋、严家其的书用12页报道了这些故事33。     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对一万多人发表讲话，赞美那年6月18日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暴力行动。她的讲话鼓励了暴力迅速蔓延发展。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受难者。     江青多次会见中学红卫兵的领导人，并且称他们为“小太阳”。8月18日，10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卞仲耘那所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评论她的名字“彬彬”时说，“要武嘛！”这次集会后，杀戮立即升级。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有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死于红卫兵暴行。那些被指控为“阶级敌人”的人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约占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34。这期间在各省也发生了相似的血腥事件。     中国具有尊师的悠久历史，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大规模杀害教师的事件。杀害北京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显然是严重的犯罪，绝对不比迫害那些了解江青1930年代历史的导演和演员的罪行为轻。但是无论在审判江青时，还是在已发表的文革历史中，1966年8月的红卫兵杀戮都没有作为主要罪行被追究或记载。在笔者1988年首次发表文章披露卞仲耘之死之前，没有任何出版物提到这位中学校长被红卫兵打死。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并非高级领导干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由更严重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受难者群体。江青迫害那些知道她1930年代历史的演员还可以被归结为她个人的动机，但对大批教师和居民被杀害却不能这样解释。大批杀害教师和居民，只能归因于毛泽东的领导。其血腥性质使其可作为“群体灭绝罪”的罪证。然而，这也就正是为什么在审判“四人帮”和编写历史书时这些标志性的血腥图景被删除的主要原因。     把文革灾难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企图篡夺党的最高权力，这样解释文革太缺乏说服力，不足以说明发生文革的起源，尤其不能解释对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残酷迫害。19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1926～2002年）推出“异化”新理论解释文革发生的原因。按他的理论，这一悲剧是由于社会主义偏离了人道主义，也就是“异化”了（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此外，他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人道主义被称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主张从人道主义立场批判文革。     王若水努力面对并解释文革中发生的残酷的迫害，他反对仅仅把迫害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但同时他努力不损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赞成王若水的理论，在1983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运动中，他被撤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事实上，当党中央下达指令性文件要人们开会批判“异化”论时35，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也很少有人弄得懂王若水的连篇术语和晦涩措辞。官方打击这一理论的后果是抹去公众对受难者和反人类暴行的记忆，以至于不再需要有理论来解释它们了36。在现实中，有了暴君就有受难者。在历史写作过程中是反过来的。当受难者得到记载的时候，杀害他们的作恶者自然就成暴君了。没有了大量的受难者，中国共产党1981年的《决议》就可以把文革解释成是毛泽东的错误而不是罪恶了。     一方面那些官方历史的作者选择与党的解释吻合的事实，然后，这些选择而来的事实又为新的解释提供了基础。举例来说，1966年8月30日，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周恩来总理用铅笔写了张字条，列出了13名“统战对象”的名字，其中包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内。周恩来要求对这13人的家庭和住宅施行保护，红卫兵不得冲击。文革后，在正式出版物中，周恩来的字条成为他在文革期间努力制止文革暴行的明显的有力证据37，但这样的解释是需要从历史中删除大量教师和居民受难者才能得出的。事实是，当周恩来写这一字条的时候，每天仅在北京就有数百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写这张只保护13个高层人物的纸条，实际上也是对大规模屠杀的默许38。     据有机会查阅“内部文件”的人说，当时中央每天通过数个情报收集部门得到被打死的人的数字的报告。显然，假如公布这些内部数字，周恩来的正面形象就很难维持，而那是文革后中共极力维护的形象。周恩来的这种正面形象有助于把文革描述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见1981年《决议》）。好像文革的首要受害者是党，而不是人民。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39。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据“内部统计”，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没有对北京大学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听说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对此否认。中国当局没有批准出版这两本书，但在如何处理受难者名字的方面与这二人并无两样。     政府对有关受难者的事实的查禁实际上助长了对文革犯罪的否认。聂元梓的书出版后，她恢复了曾经享受而因被判刑而取消的干部医疗待遇。当她出现在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高干门诊”时，老医生们很惊讶，而年轻人则不知道她是谁。2007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为90周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上，红卫兵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被授予“知名校友”荣誉称号。1966年8月18日她为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著名照片在校园里展览，还印在校庆纪念册上。在拍成这张照片的13天前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随后数千北京居民被红卫兵打死，这些事件则完全不被提起。     倾向于支持文革的西方学者同样表现得不愿意承认或面对文革暴力事件和巨大的受难者数字，尽管这些事件和数字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文和其他语言如英文、日文的报道。2005年法国教授阿兰o巴迪欧发表了篇幅长达32页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的革命》40一文，使用诸如“伟大的经验交流”、“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样的语汇称赞文革。文章叙述了文革全过程，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的名字，甚至提到了1966至1968年间的一名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惟独没有提到受难者。很难判断阿兰o巴迪欧教授是假装对受难者存在的事实一无所知，还是他根本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杀害。他甚至不想费心为红卫兵暴力认真辩护，只简单解释了一句：“使得某些革命组织的野蛮性更加严重的（原因）是，在青年行动的规模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为政治肯定和创新的全球政治空间。”     在法庭上作证，证人要先宣誓：我将讲出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只讲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和“只讲真相”也应该是以写出真相为基本使命的历史写作的两条原则。假使没有关于毒气室和安妮o弗兰克那样的受难者的报道，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可以被描述成只是好战而已，而好战在欧洲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特殊情况。假使没有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报道，斯大林的政权就可能被看作与俄国历史上的典型的沙皇统治差不多。回顾过去30年里发表的官方文革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上述两个原则都很重要，但“讲出全部真相”比“只讲真相”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当受难者们被遮蔽，文革的大图景就被扭曲了，文革的起源和性质就被错误解释了。           方法：进行调查还是局限于二手资料          相对文革官方历史而言的“平行历史”30年来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北京当局不断发布禁令和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版物偏离党确立的轨道。但本文不讨论政府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而只是聚焦于历史写作本身。笔者想指出的是，上述三本文革通史书都忽略了受难者问题，除了因为官方的控制和检查制度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们主要依靠了已经印刷出来的材料而没有去亲自调查。比如，作者之一高皋在她的书的序言里明确说，该书材料来源为三种：文革时期的政府报刊，文革中红卫兵等“革命组织”的印刷品，以及文革后的出版物41。     如前所述，文革期间的出版物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并且没有报道受难者的故事。文革后媒体只报道了有名的和级别很高的受难者，因为当局不想完全披露文革期间犯下的罪恶。中国媒体公开声称自己是“党的宣传工具”。历史写作若纯以这类材料为来源，不可能有望达到学术标准。     最近，新技术使中国的非官方历史学者有可能让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他们把他们的文章贴到互联网上，送到成千上万的读者那里；他们使用数码相机制作电影，几年以前这是中国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这种非主流的声音目前还很微弱，但正在渐渐强大，并逐步创立起非官方的历史，即“真实的历史”。中国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写作以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开始。我们有理由希望，在电脑时代人们可以在近期历史研究上取得更多成就。     在此背景下，由胡杰（1958～，目前住在南京）拍摄的两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虽死去》成为了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这两部影片仅靠胡杰的妻子江芬芬的工资支持而拍摄。虽然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还不能放映这样的片子，但制成的光碟几年来已经在普通人中流传。影片《我虽死去》自2007年4月起挂贴在YouTube网站上。影片表现的不仅是历史，而且还有电影制作者找回历史真相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两部风格简单朴素的影片能深深感动那么多观众的原因。     为拍摄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年），胡杰去了好几个省，采访了许多1950年到1968年之间与林昭（1932～1968年）相识的人，听他们讲述了林昭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女性的故事。林昭从1950年代初期追随共产党，直到1957年因同情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而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由于写抨击政治的诗，她在1960年代初被判处20年徒刑。由于在上海的狱中她仍然写日记和诗批判毛泽东，1968年4月29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事实上，上文提到的徐景贤应是签署死刑判决的人之一）。死刑执行后，警察到她的母亲家索要打死她的子弹的费用。在影片中胡杰不仅让观众看见了采访的情景，还展示了许多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法庭审判记录和林昭的手稿。     1979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女共产党员张志新（1930～1975年）案件42，她在文革期间由于“反革命言论”被处决。然而，《人民日报》强调，她的被害是因为她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且她是被她所在的省份中“四人帮”的代理人判决的。《人民日报》避而不谈张志新曾经批评毛泽东。当局根据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泽东的需要塑造了张志新的烈士形象，尽管事实是文革及“四人帮”的罪行都与毛泽东分不开。与官方关于张志新报道形成对比，胡杰的影片追求“讲出全部真相”，表现出受难女英雄的现实主义形象。     《我虽死去》（2006）报道了上文提到的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1966年8月5日她被红卫兵学生残害致死。在电影里，人们能看见血迹斑斑的衣服和被打得扭曲了的手表，那个手表停在她死亡的时刻。40多年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一直保存着这些证据，他终于在胡杰的影片中把它们公开示人，实证了文革和红卫兵的暴行。王晶??也曾向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Long Bow公司）的制作者–美国电影制片人卡玛o韩丁提供过上述照片，但是她没有采用，把这些照片退还给了王晶。看了韩丁的纪录片，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她不采用照片的理由：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照片不可能使红卫兵保持她影片标题所说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正面形象。韩丁的纪录片没有提到红卫兵杀害了人。五所中学的前红卫兵出现在这个电影里，其中没有一人为1966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做过的事情道歉。而早在2000年，笔者已经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害死的八名受难者记录在互联网43。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用四种语言发行，并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电视台播出。《我虽死去》只有带志愿人员免费翻译的英文字幕的中文版，而且在中国的人不能在YouTube上看到这部影片。尽管没有任何财务支持，胡杰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部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自由播放的影片。虽然如此，他孤独的声音还是得到了他的同胞的承认和赞扬。在一定程度上，胡杰的状况就是其他致力于文革非官方历史写作的作者们的写照。     作为结束语，中国的两版一百元钞票的故事值得一提。第一版百元钞票在1980年发行，那时共产党刚给刘少奇恢复名誉，他的头像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头像并排印在新钞票上。钞票上的四个人头紧紧排列，不会透露出一点点浸透鲜血的文革历史或刘少奇被折磨了三年后死去的事实。将近20年后，第二版的一百元钞票在1999年开始发行并流通至今。新版票面上不再印刷四个人头而只有毛泽东一个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也不知道在文革中发生了什么，于是刘少奇和其他那一时期的“二等角色”都从钞票上被删除了。中国有句老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难道这是真正的文革历史以及文革受难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笔者希望百元钞票的故事不会成为文革历史写作的一个象征。          （相关简介：王友琴，历史学者、芝加哥大学中文课程主管。本文发表于法国刊物《中国透视》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2007年第4期。原文用英文写成，《中国透视》从英文翻译成法文，同时以法文和英文发表。中文本由作者从英文译出。）          注释     1 毛泽东，1967年7月9日。这是毛泽东强调多年的想法。     2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3 原为英文。     4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第4期。文章已增订多次，新版本可见于www.chinese-memorial.org。     5 陈寿仁，〈北京女三中的杀人记录〉，《开放》杂志，2007年第5期。     6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234、496页。     7 王友琴，〈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8 唐少杰，〈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9 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同前。     10 《共产中国50年：1949-1999》，金钟编，香港开放出版社，第229～231页。     11 见笔者的三篇文章。（1）注4中的文章；（2）〈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中国研究》，第2期；（3）〈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二十一世纪》，1996年第5期。     1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 高皋、严家其。同上，第75页。     14 这三名受难者的故事见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和《文革受难者》。     1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2年重印。     16 王年一，同上，第86页。     17 同上。     18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问题与研究》，2001年4月第2期。     19 王年一，同上，第69页。     20 金春明，《文化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21 金春明，同上，第265～270页。     22 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文革档案》，《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北京，当代出版社，1999年。     23 《北京西城区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24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北京教育志丛刊》，1991年第4期。     25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 《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7 《清华大学志》，同上，第2卷，第758页。     28 《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2期。     29 包括北京第26中学历史，北京第101中学历史，北京育才学校简史，北京通县一中历史，北京166中学历史，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历史。     30 后来笔者通过其他人找到了这位被杀害教师的名字。她叫齐惠芹，生物教师，在校园被毒打致死。这所学校当时名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是一所女子中学。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     31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注2、第314～326页。     32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社会学卷，第213页。     33 高皋、严家其，同前，第417～428页。     34 见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同前。     35 1983年第36号，1983年10月24日。     36 见王若水的书《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     37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二卷，第450～451页。周的手稿照片见纪录片《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该片是纪录片《毛泽东与中国》的一个部分。华南和江西音像出版社，书号7-88504-491-2。     38 见1966年8月24日至9月7日的每日死亡统计图表。《文革受难者》，第224页。从8月26日至9月1日，每日数字达到三位数。杀戮最高峰发生在9月1日，那一天282人被打死。     39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     40 Positions第13卷第3期，2005年冬。Alain Badiou，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la dernière revolution？ Paris， Le Perroquet， 2002， p.34.     41 高皋、严家其，同前，序言，第2页。     42 〈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故事〉，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一些相关文章后续发表。     43 这五所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101中学，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都杀害了人。笔者在“文革受难者”网站和《文革受难者》书中报道了死于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暴力的九名受难者（2000年报道了八名，2005年报道了一名）。其中七人的名字是卞仲耘，陈葆昆，孙迪，刘澍华，郭兰蕙，吴素贞，陈彦荣。除了他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后，又打死了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一名18岁的女服务员，但笔者一直未能找到她的名字。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27日打死了陈彦荣的同时，还打死了一个校外的老年女人，她的姓名还未能查清。这九名受难者只是笔者现在查明的。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总人数还有待调查。 进入 王友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历史写作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84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4期（2012年2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除非有意向胡錦濤及政敵挑戰，否則薄熙來不會出此下策。此外，黨內鬥爭通常是閉門解決，薄熙來向下訴諸民粹，試圖將黨內分歧半公開化解決，已然觸動了高層的容忍底線。 文/周克商 薄 熙來是胡溫當政後第二位以非正常狀態去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系中央委員會之常設機構，自中共五大將中央執行委員會仿蘇制改組為中央政治局之 後，歷屆中央政治局，均有成員以非正常的狀態去職。此前的中執委也是易人頻繁。易言之，自中共建立之後，不論建政前後，其內部的高層政爭從未止歇。 在 一個以尋找敵人、崇尚鬥爭而起家的共產主義政黨中，綿延不絕的政爭才是他們的常態。每一屆中央政治局換屆前夕，都會成為中共的敏感時刻。回首中共建政後的 所謂三代交班，毛澤東先後撤換劉少奇、林彪兩位接班人，鄧小平鬥倒毛澤東的第三位接班人華國鋒之後，又撤換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接班人。只有江澤民向胡錦 濤交班時尚稱穩定，但也是半交班狀態。 由此可見，在中共建政後的六十多年中，尚未真正實現過一次全面的、穩定的、和平的政權交接。十七大立習近平、李克強為下屆後備，望去已無懸念。此次薄案，卻再次為原本可能的和平交接平添變數，再次上演腥風血雨的宮廷內鬥。故理解薄案之關竅，仍需從中共政爭之角度。 當 局通報薄案以後，論者咸以陳良宇與之比較。然則，陳良宇案及較早前之陳希同案，其性質遠較薄案為輕。兩陳罪名均為貪腐及經濟犯罪，這乃是中共政爭中較為常 見之罪名。兩陳下台，純係利益之爭，不涉路線之爭。利益之爭，政治手段解決即可。路線鬥爭，則牽涉中共的生死存亡。顧之王明、博古、劉少奇、胡耀邦、趙紫 陽、胡啟立諸人，即以路線鬥爭而下台。 薄 一波於十七大之前半年去世，人走茶涼，薄熙來在十七大後調任重慶。這是第一例以局委兼重慶市委書記的任命，在政治局的歷史中極為罕見。薄熙來在十七屆政治 局中，也頗顯孤立之態。到任之後，唱紅打黑被稱之為「重慶模式」。此種民粹道路在六四後尚屬首次，其動作幅度之大、輿論吹捧之密，罕見罕有。 平 心而論，在以維穩與保持現狀為目標的本屆政治局中，薄熙來的確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效。在經歷了毛鄧時代的強人政治、江澤民時代的凡人政治之後，胡溫時代或可 稱庸人政治，保守而不思進取，以維持現有格局為政權之最高目標。而同時中國又人心思變，泥沙俱下好過一潭死水，在很多人的認知裏，變——即便是唱紅打黑， 也比維持現狀要好。這就是重慶模式——如果有的話——得到很多人認可的原因。 再 說重慶模式，從政左經右的實現途徑來看，重慶模式與鄧小平模式並無二致。重慶的發展模式與中國大部分地區——包括廣東——的發展模式都一樣。唯獨唱紅打黑 是其新內容。如果薄熙來十八大如習、李那樣鐵票入常，他大可不必費勁折騰這種在高層不得人心之事。薄熙來如此折騰，只能說明他對十八大入常並不抱有信心， 但同時又缺乏強有力之同盟軍，唯靠一己之力，以超常之態，訴諸意識形態、訴諸民粹，才有可能出現一線生機。 唱 紅是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部分，但唱紅，第一個得罪的人就是胡錦濤。這件事要這樣理解：唱紅是傳統紅色意識形態的表現，重慶唱紅，胡總怎麼辦？跟著唱？那到 底誰是老大？如果胡總不跟著唱，那麼左派人士會不會抨擊胡總拋棄傳統意識形態？在唱紅的那一刻，薄熙來已經將胡錦濤置於不左不右、動輒得咎的尷尬位置。 其次，打黑涉及的官員，多半是前市委書記賀國強、汪洋的人馬。在整個政治局內，薄熙來已經得罪了三个人，這尚不算國務委員孟建柱。廣樹政敵，並非生存之道。他的折戟沉沙，早已注定。薄熙來在渝近五年，胡錦濤從未到過重慶。由此亦可見到胡對薄之態度若何。 除 非有意向胡錦濤及政敵挑戰，否則薄熙來不會出此下策。此外，黨內鬥爭通常是閉門解決，薄熙來向下訴諸民粹，試圖將黨內分歧半公開化解決，已然觸動了高層的 容忍底線。溫家寶在人大會議答記者問時的語氣，已經明確暗示出，這並非一般的政治利益之爭，而是政治路線之爭。薄熙來的政治路線被暗指為文革路線。 當 然，更為重要的是，薄熙來確曾與軍方某些高層聯繫緊密，甚或引起常委之注意，懷疑其有擁兵謀位之舉。2月8日、9日兩天，薄熙來在十四集團軍駐地昆明考 察，該軍系薄一波之子弟兵。加之此前在胡出訪之時在成都軍區組織軍演，都是極為犯忌之事。對常委會而言，倘若此時不加以懲處，後果難以設想。 薄 案發後，解放軍報連續半月刊出九篇軍方高層表態擁胡之評論員文章或者署名文章，澄清其與薄案之關聯，並表示「團結一致，緊密圍繞」之類，顯見是為了撇清及 表忠。姑且不論薄熙來是否真有擁兵謀祚之心，但至少常委會已然如此認為。否則軍方不必點頭如搗蒜一般。各省書記也都表忠斥薄，為三十年來之首次。 上次地方及軍隊表忠，是在鄧小平及胡耀邦發起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時。當時的目標是兩個凡是，對此文表態表忠，即意味著擁鄧反華（國鋒）。再上次表態，則是林彪墜機後。然則，薄熙來此事遠較這二者更嚴重。 鄧 反華之時，手中牢牢控制軍隊，華毫無實權。林彪墜機後，其黨羽軟弱無力，無法反撲。而薄熙來，則上承父輩之軍隊資源，下求黎民黔首之民粹聲援，而且，從中 共的正統意識形態、從出身、從政績、從人望，薄大有遮天之能，其力道與聲勢，遠遠蓋過華國鋒與林彪。這才是胡溫諸人必置諸其死地之肇因。 回到新華社關於薄案的通稿，該文特別強調薄夫人涉嫌殺人。於是乎，薄案就與刑事案掛钩。這在法律、黨紀與道德、人情上，都將薄至於窪地而不能翻身。不論薄的黨羽力度再大，亦不能令乾魚眨眼。我認為，薄案可謂中共建政六十年來之最大黨爭，即基於此。 （作者為北京觀察人士）

沒有人去思考，這樣的個人權力通過極端的控制與打壓出來的效果，是不是可以持久？人們只要眼前的利益與效果，而不問制度建設，所以薄熙來的悲劇，許多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貢獻。 文/吳祚來 「四人幫」是毛澤東製造出來的，是毛時代極左體制上結出的惡果。那麼，「薄熙來」是誰製造的？如果說薄熙來是他自己製造的，那麼誰給他提供了舞台？當中央做出重大決定、免去薄熙來一切職務接受調查的時候，所有媒體又開始一致表示擁護中央正確的決定。   網 民們不再一片狂歡，不再像粉碎四人幫那樣敲鑼打鼓，把整個社會的悲劇當成喜劇來跟風娛樂，人們在思考，如果沒有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逃館」事件，沒有他對 薄熙來的舉報，會不會有英國人海伍德案件受到重新調查？如果沒有這些變故，薄熙來會不會仍然通過唱紅打黑，謀取自己的政治地位？我認為，有五種因素或力 量，造就了唱紅打黑、違法亂紀的薄熙來。 首先薄熙來是組織部門考察過的薄熙來。如果有黨內民主競爭，符合條件的中央委員各省書記省長們公開競選重慶市委書記，每一個人都提出公開自己的政治業績，公開自己的政治承諾與治理方式，讓重慶市全體黨員們來直接投票，主張唱紅打黑的薄熙來的可能性就會小得多。 薄 熙來之所以以超越常規的方式來宣傳自己、製造政績，不惜一切代價，為的是通過民粹的力量、甚至文革時代人們對毛澤東的迷信力量，來神化自己，為進入中央政 治局常委鋪墊台階。這裏面的問題仍然是黨內民主不透明問題，如果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路徑與方式可以公開，希望進入常委的政治局委員或中央委員們可以通過 電視與網絡上的公開辯論，來讓有投票權的黨員們直接投票，這樣的制度會使每一個希望「入常」的領導者致力於做實自己的行政業績。而現在我們看到的薄熙來則 窮盡一切心思，為的是「政治逼宮」，為什麼要逼宮，因為有一個「政治迷宮」在那裏。 第 二因素是政治承包體制造就薄熙來，一旦任命薄熙來為直轄市的書記，重慶就成為薄王的天下，只要他不撼動中央權威，他就是「一黨之下，萬眾之上」的西南王， 他可以復活文革精神「唱紅」，也可以超越法律「打黑」，他可以讓重慶街道上都種上銀杏樹，他可以讓東北某市的公安局長直接調入重慶，通過打黑直升到副市長 位置。 政 治承包體制下的地方黨政一把手，完全是人有多大膽子，權有多大限度。公安司法檢察院全部集權於一身，當他要動用這些力量的時候，完全可以超越法律，美其名 曰：「政法」，以自己的政治為法律，自己的權利穩定，壓倒人權與法律。由於一切權利集於一身，他的妻子也自然分享了丈夫的政治權利。 第三因素是左翼擁戴造就了薄熙來，正如溫家寶所言，中國的文革沒有受到真正清理，文革甚至可能重來。這不是聳人聽聞，重慶模式，如果薄熙來做大，如果他的政治圖謀成功，那麼在全中國再來一次文革可能成為現實。 在 處理薄熙來事件時，中共應該清理文革政治遺產。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崇拜，仍然在民間社會流行，原因是因為百姓沒有看清毛澤東及其時代的真相，為什麼在知識 階層中很少有人崇拜毛澤東？只要有理性，看過文革真實資料的人們，都會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對個人崇拜造成的互相殘殺、對非法侵犯人權的鬥爭、對非法迫害知 識分子，都視為反人類罪行。 身 為紅二代的薄熙來，家人及自己都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但他既不反思文革，也不同情家人遭遇，反而變本加厲地唱紅歌，追捧毛澤東的文革方式，他歌頌或崇拜的不 是毛澤東本人，而是毛澤東的文革方式最容易使自己在短時間內坐大，做出政治上的驚天影響力，而且在打擊政治異已或對手方面，可以超越法律，可以用政治罪名 來專制對方。 毛 澤東與薄熙來共同點是，自己通過權力極盡生活腐敗墮落，而對外極力渲染為人民服務的清廉形象，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國家財富，打造個人政治形象，任何異見 者或不服從者，都通過政治方式，予以嚴厲清除。毛澤東的政治清除，造成黨的副主席林彪叛逃，而薄熙來的政治清除，造成了副市長王立軍的叛逃。 簇 擁使薄熙來個人權力膨脹，既有網絡專家，又有知名大學教授，還有民間網站，紛紛去叫好重慶模式，認為通過一個權力者的政治手腕，就可以完成一個直轄市的治 理，就可以改善民生，而重慶市民也切實感受到城市打黑後提高了安全感，城市建設也突飛猛進。但沒有人去思考，這樣的個人權力通過極端的控制與打壓出來的效 果，是不是可以持久？人們只要眼前的利益與效果，而不問制度建設，所以薄熙來的悲劇，許多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貢獻。 黨內不民主，沒有公開的競選方式，薄熙來為了提升自己，只能利用民粹力量，通過超常規的手段來製造自己的影響力，還有就是社會信息、新聞不自由，以及官員財產與家庭人員信息不公開，造成社會對官員的誤判。 先說信息與新聞不自由，造成媒體對重慶模式無法揭露或批評，似乎有某些力量在促使重慶模式做大，要讓它做出成績或成果。這些或明或暗的力量，使重慶成為政治孤島，使薄熙來在文革的不歸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墜下懸崖。 即便是現在，有關重慶的信息都是通過境外的傳言，出口轉內銷之後，被中國官方證實，這樣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官方在刻意屏蔽信息，而使境外媒體獲得了公信度，更多的人因此不相信政府信息，而翻牆到境外網站，獲得原初的信息與新聞。 各 個單位一方面通知每一個行政或事業單位人員晚上十一點收看電視新聞，顯然是希望每一個都知道重慶事件的處理結果，但另一方面，又通知那些喜歡發表觀點的人 士，不要在微博上點評重慶事件。這樣的控制，可謂用盡心機，但管控信息與評論，有什麼意義呢？評不評論，薄熙來事件都擺在那裏，政治領域沒有陽光，但陰暗 的宮廷政治，總會結出碩大的惡果，在陽光下臭不可聞。 再 說官員財產與家庭信息不公開，媒體開始披露薄熙來家庭的信息，譬如為什麼央視提到薄熙來夫人，名字居然是四個字：薄谷開來，這與大陸人名習慣完全不同，原 因是她加入了外籍，而財產也相應轉移到國外，海外媒體報道說，1998年的時候，她已經把財產轉移到新加坡了，把孩子辦到新加坡讀書了，在那個地方進修了 英文。 那 個期間，谷開來大概有三年到五年的時間就在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主要是在新加坡和英國。薄熙來一家三口人，只有身為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的他是中國 人，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官員的財產不公開、家庭成員信息不公開，導致公眾對官員的信息不知情，客觀助長了官員的弄虛作假、腐敗行為的發 生。 打 擊四人幫之後，中共又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一夜之間全國的黨員就完成了文件傳達，每一個黨員幹部都表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樣的政治動員除了顯示中共的 動員能力，並不能顯示中共的執政能力，特別是反腐敗的能力。重慶人的表態更受全國關注，但如果沒有王立軍突發事件，沒有中央直接干預，重慶的最高權力機構 重慶人大有權制約薄熙來嗎？重慶市的政法與紀檢委，有獨立行使調查薄熙來的權力嗎？中共應該將政治動員力轉化到政治改革的制度推進上來，下級的表面服從， 無益於政治進步，只能培養順從的臣民。 薄熙來事件之後，中共需要來一次政治陽光行動，讓每一個官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官員的財產與家庭成員信息都公之於眾，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人 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說：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不論涉及到誰、職位多高，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肅處理、決不姑息。法律 面前沒有特殊公民，黨內不允許有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殊黨員，任何人都不能干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 但 問題是，如何保證每一級的幹部都能在法律之前平等地位，如果政法系統仍然可以一手遮天、以所謂政治穩定的名義來控制公檢法獨立執法與行政，那麼，任何一個 地方的書記還是可以操控法律，使自己超越法律。即便是查處薄熙來，我們看到的仍然是以「同志」的名義在內查，即，是黨的紀檢委在立案調查，而不是司法在獨 立調查。只是薄熙來的妻子薄谷開來，由司法機關在調查。 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司法是雙軌制？黨的高官涉案，主要由黨的紀檢機關立案調查，而其它人涉案，直接由公安司法機關處理？所以，既然執政黨希望依法執政，取信於民，讓司法獨立，迫在眉睫。 （作者係北京學者）

　　《另类史料》 　　历史怎样阅读是我作为文科教师最为纠结的，因为相同的历史，确立了不同的价值观与立场，对历史的描述、分析、判断、评价那个差异简直是水火不容。也因如此，我对任何一个想要有点人文知识的，总是坚持认为必须先看历史，而且为了尽可能对历史知道的客观、全面，必须尽可能阅读那些属于历史学家的大家写的历史。为此，我几乎不推荐中国大陆人写的历史，主要是推荐唐德刚、黄仁宇们写的历史，尽管他们也囿于知识、史料、个人价值观的限制，但不会故意为之，同时还建议看更多其他能够作为史学家被认可的大家，如钱穆、费正清等写的历史。这里提供的只是人们对于那场至今依然作为毛泽东伟大杰作的朝鲜战争的另一面描述，各位可以立体地认识那场战争。此文转自海外媒体，题目没变。 　　最近，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份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 原来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 。图为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合影。 　　最近，名为醉笑风铃的作者撰文《朝鲜战争欺骗了历史》在网上热传并引起轰动。原来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近日，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份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 　　1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知情不？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见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个师原来归四野林彪统率，他们曾身经百战。 这样一来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强将。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放胆在1950年6月25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因为有备而来，一鼓作气三天之内就攻下韩国首都汉城，世界为之震惊。所以，金日成出兵南韩，中国事先就知道的。 　　2 、关于抗美的宣传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内的宣传一致认为是美帝指挥南朝李承晚发动的战争，全国很多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开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细想一下，如果是南韩发动战争，他们乘势而来，怎么会三天之内，就丢了自己的首都汉城呢？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中，人们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因为那时的人都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当然，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所以只能跟着反对“美帝”侵略。 　　3、朝鲜战争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是二战之后最残烈的一场战争，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平民死亡300多万，军人死亡100多万）。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很多战士死得悲壮凄惨。志愿军10月入朝，本想尽快结束战斗，没有想到拖了三个冬天，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战士冻死。根据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志愿军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阵亡人数是14：1。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造成人员死亡之外，还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政开支。1951年，中国的财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鲜战场上。（见毛选五卷P66） 　　4 、失败的第5次战役 　　1950年冬天，志愿军已经打到朝鲜的三八线，彭德怀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因为军队损失已经很严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怀的意见。结果是：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相反，美军抓住志愿军不具备一周以上连续作战能力的弱点，大举反击，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第五次战役目标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且损失严重。仅此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P877 ） 　　5 、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是否取得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呢？这要看战争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金日成：策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十分明显是要在南韩建立统治，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解放”南韩，是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而结果呢？花三年时间，朝鲜死亡无数人，最后的结果又回到了三八线，南韩还是在李承晚的领导之下。 　　中国：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国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国，（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一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的）。 　　美国人：捍卫了南韩的主权，但也没有推翻金日成政权，损兵折将，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态。 　　苏联人：没吃亏，相反还卖了不少武器。直到60年代，中国还在偿还苏联的军火费。 　　日本人：占了大便宜。在战争中接了美国不少定单，建立了经济崛起的基础。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设计作品。今天的建筑系学生，在学到当代纪念碑设计的时候，恐怕都会接触到这个设计范例。在中国，有不少介绍美国的文章，都提到过青草坪上，刻满了阵亡者姓名的这个黑色花岗岩墙。一方面，人们当然是被它别具一格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好奇地注意到，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是当时刚二十出头的一个华裔女孩，她当时还是建筑系的大学生。更何况，她和中国似乎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追根溯源，她原来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的一个远亲。这样，就有了一点传奇色彩。也使美国越战纪念碑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建筑系大学生的范围。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份，这已经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份，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整体地走进了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着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纪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着我们的脚步移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着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 　　因为我们从小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 　　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 　　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 　　在我们出生出世长大成人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是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么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就像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为此，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着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 　　就像《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经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 　　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 　　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 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我们也想到，在有着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 　　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站在交战双方的边界。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的这段碑文和疑问，而是我们怎么直到站在这个“敌营”的纪念碑前，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6、“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着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人，失踪美军8177人，被俘美军7140人，受伤美军103284人。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份量。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像。我们于是想知道，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 　　离开这纪念碑时，我们感到，一切基于主观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于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可能是有偏差的。作为一个平民，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历史事实，只有当事实是清楚的，听取各方面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于是，我们从国际互联网，查寻了最基本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时间表和历史资料。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出联合国军援救南朝鲜，其中包括作为主力的美国军队。美国人至今自豪的，他们的儿女去保卫的那个“从未见过的国家”，就是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就是美国军人保卫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民”。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签字，维持三八线。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国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利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