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王立军夜投美领馆，引发了中共六四后23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两个多月来，这场中共高层内斗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共当局很可能会以刑事罪名打倒薄熙来。问题是，这种刑事罪名是真的吗？抑或只是栽赃陷害。   依我之见，假如当局给薄熙来安上刑事罪，那多半是有真凭实据的。   首先，以薄熙来的目无法纪，胆大妄为，贪污腐败，杀人灭口一类的事，他完全做得出来。   其实，不只是薄熙来，中共高官中，恐怕很多都犯有类似的刑事罪。一点没有的反倒是凤毛麟角。   再有，对薄熙来这种太子党高官，当局不敢随便栽赃陷害，否则只会自食其果。   平常我们都说，共产党统治人民，靠的是谎言与暴力。就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而言，这话无疑是对的，但是对共产党自己，对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而言，这话就不那么对了。   比方说，胡锦涛就不可能靠谎言和暴力去统治另外八个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要想让自己的主张变成决策实行下去，他免不了要用摆事实讲道理（哪怕是他们那一套私理）的方式，说服其他八个常委－－也许还要说服一些退休的大佬，至少是说服其中的多数。   如今的中共不是领袖独裁，而是寡头专政。其实，就算是领袖独裁，领袖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很多情况下，独裁者也需要赢得他的一部分同僚的自愿的赞同，起码是接受。   王立军事件一出，很多人都联想到41年前的林彪事件。这两件事确实有不少可比之处。   我们知道，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下令，给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全文传达林彪的所谓“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对毛泽东的批判很尖锐，有振聋发聩的效力，对毛的形象伤害很大。那时候我们就纳闷，毛泽东难道不知道全文传达《571工程纪要》会产生副作用会产生反效果吗？   事后再想，毛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出了这么惊天动地举世皆知的一件事，他可以不在乎老百姓怎么想怎么看，但是，他不能不在乎广大干部怎么想怎么看，特别是那些高级干部怎么想怎么看；他不能不对他们给一个说法，有一个交代。   既然在913的前一天，报上还在继续说林彪是副统帅，是亲密战友，是党章上规定了的接班人，怎么第二天就叛国投敌了呢？毛必须让干部们相信，林彪是两面派，其反革命的一面隐藏得很深，所以把大家都骗过去了；然而要证明林彪还有不为人知的反革命的一面，你就必须把那一面的材料找出来，原封不动地给大家看。   毛泽东何尝不知道传达《571工程纪要》对自己伤害很大，可是他担心的是，不传达只怕伤害更大。   关键在于，林彪一行的尸体是在蒙古境内发现的，这事瞒不住。同样的，王立军进入了美国领事馆，象海伍德死亡的事，美国总统比中国主席还先知道。中国方面无法一手遮天。   照这样说，假如中共当局要给薄熙来定上某种刑事罪，那也是不得不然。那也没有冤枉薄熙来。   然而，给薄熙来判罪，虽然不算冤枉，但也决算不上公正。因为犯有类似罪过的高官比比皆是，单单判一个薄熙来显然是选择性办案。只是，如前所说，既然你薄熙来的事情捅到国际上去了，举世皆知，不办也不行。很多人开车超速，因为没被警察发现，或者是有警察看见了假装没看见。你却是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在警察局的大门口超速，警察想假装没看见都不行。   薄熙来案件使中共陷入困境，严办很丢脸，不严办更丢脸。无奈之下，它选择了严办：这好像会让脸丢得少一点。但麻烦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它充分暴露出中共统治集团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猖獗到何种地步，充分暴露出其内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罔顾起码的道德底线，从而使得民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也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对共产专制体制造成的冲击，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当年的林彪事件。

案件还在调查中，便有人向海外传媒放风薄熙来可能会被处死 轰动国内外的薄熙来案件虽然仍然笼罩在重重迷雾中，但已经显示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特点： 事件特点 第一，中共领导在准备集体交班的敏感时期动手，提示此案十分紧迫，不能留到18大去解决； 第二，它引起了党中央极大恐慌，以致党政军警及各地反复向中央宣誓效忠，《解放军报》以及将领接连发表文章，反复强调“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与此同时，当局还铁腕封杀言路，关闭大批网站甚至《乌有之乡》； 第三，案件还在调查中，中共便已向海外传媒放风薄熙来可能会被处死。《多维新闻》引用“接近中共内部直接处理薄案的消息人士”称，该案“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历史上最大的贪腐案件”，“这位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不仅政治生涯已经结束，甚至其生命也将因此终结”； 第四，无论是王立军叛逃案，还是谷开来涉嫌杀人案，官方说词都语焉不详，疑点重重。 比较过去有进步 这些线索足以提示，此案不是什么单纯的刑事案，而是中共高层内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其凶险剧烈，恐怕不亚于林彪案、四人帮案以及赵紫阳案。然而薄案却与它们有个显著区别：它明明是权力斗争，但未按中共“党纪”处理，却被包装成刑事案件。这一重大区别，显示了后毛共相对于毛共的极大弱化，从而反映了中国在文明化过程中的极大进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没有刑法的国家。中共用“政策”统治全国，以“党纪”管束全党。两者都毫无确定性，都以党领袖的私人意志为转移。例如毛发动文革，彻底违反了党章以及党内一切潜规则，然而“反党”的却不是他，而是他的假想敌们。不仅如此，光是“反党”就足以构成顶级罪行，就可以被批斗，被抄家，被软禁，被逮捕，被“迫害致死”。“罪行”的构成与惩罚都具有无穷的随意性，完全取决于党魁的瞬时心情。 这种野蛮的治国治党方式之所以能顺利实行30年，全靠斯大林的发明。苏式极权政体政体的“合法性”（＝精神权威）全靠“个人崇拜＋恐怖”。当党领袖被造成上帝、全民被炮制成虔诚教徒后，惹得上帝不欢的一切言行，当然也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滔天大罪。 毛死后，中共仍然一度沿袭了这套野蛮作法。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受审，是因为他们“篡党夺权”，而赵紫阳则因“分裂党”而被软禁终身。在文明社会里，这些指控即使是真，也根本就没犯法。更何况在林彪、四人帮倒台之前，国家连个刑法都没有，谈何“犯法”？但那时中共仍有造神运动留下的遗产，这么做还能苟安一时。 嘲弄法治精神 不幸的是，把党魁捧为上帝的同时，也就赋予了他任意屠杀同僚的无限权力。因此，没有哪家共产党（北韩例外）可以把个人崇拜这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迟早要在大独裁者死后放弃。而一旦放弃了它，党领袖的权威就必然出现逐代递减，以“政策”治国、以“党纪”治党的野蛮作法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这就是为何现代中共要改用“党纪”来冒充“国法”。党内权斗的失败者陈希同、陈良宇等人，都是以违反刑法的名义制裁的，薄熙来如今也将步其后尘。 相对于无法无天的毛时代，这当然是个巨大进步，但如此滥用法律，完全是对法治精神的嘲弄，而且会为中共促寿。须知争权夺利是一切政客的本能，在文明国家，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丢掉的不过是权位，在中国却要沦为性命难保的阶下囚。由于党领袖权威的极大弱化，这非但不能吓阻野心家们，反而可能促使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使得党内权力斗争更加凶险，所有的人都丧失了安全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何薄案会引起党中央不成比例的恐慌。 解决这个制度性危机的办法，还是只有老老实实向文明国家学习，先在党内建立个公开的文明的权力斗争程序，使得野心家们可以平安地争权夺利，再把党纪与国法彻底分开，由党组织对违规党员实行组织处理，由独立于党的司法机构审判犯法党员。不此之图，则敬爱的党中央将永远是个连权位的安排与移交都没个最起码规矩的劣等土匪山寨，迟早要垮于内讧，给全民带来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巨大灾难。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薄熙来倒台后，视重庆为圣地的中国左派活跃分子在短暂的言辞反抗后四散而去，重新蛰伏于产生过毛泽东等专制狂人的中国大地，其未来动向不得而知，但如何在谣言四起的当下，转移他们对薄熙来事件的注意力，早日把左派势力导入一个可控的空间，这恐怕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目前颇为操心的一个问题。 薄熙来被暂停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后不到一个星期，遍布海外媒体的各类传言还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中国官方媒体和海外亲北京网站已经在高调谈论南中国海的对抗和钓鱼岛争端，诸如“南海最严重对抗，中国进入战备状态”、“美菲日印齐上阵，摩拳擦掌合围中国”和“日本叫嚣购买钓鱼岛，中国军演导弹应对”等字眼，吸引着海内外中国民粹主义者的目光，在中国国内，渲染国土危机似乎可以把左派的注意力转移到爱国主义问题上来。 正在台湾的中国流亡摇滚歌手熬博一直留意中国左派动向，他认为这一做法能减弱网上舆论对薄熙来事件的关注力度，因为北京最害怕的是网络谣言破坏他们的维稳，他说：“左派表面沉默不代表他们内心的平静，胡温需要转移左派的愤怒和怨气，毕竟无论在中国朝野的势力中，左派都是有份量的。为此北京恨不得跟菲律宾打一仗，并且在网上造势，用这种方法来转移他们的视线。” 薄熙来营造了毛泽东之后中国左派运动的新高潮，“薄泽东”倒台后，树倒猢狲散的中国左派活跃分子是否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清洗，为人们所关注。在3月15日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的当天，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直呼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还在电视评论节目中鼓动观众“为了使中国不走向资本主义深渊”，每个人都应该为薄熙来“做点什么”，以实现“人生的意义”。在同一天，大力颂扬重庆模式的中国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网站被关闭。随后，一度有传言说孔庆东被捕，后又传他因接受薄熙来资助受到调查，但其在第一视频网的《孔和尚有话说》的政论节目被停播，以往的节目视频也被删除。到4月10日薄熙来被进一步处理，暂停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之时，中国左派势力已经处于近乎被消音的状态。 回顾中国历史，熬博认为此时的中国左派就像当年慈禧手下的义和团一样，等待着被清洗的命运，他说：“胡锦涛是最左的，他们每个人都有野心，只是表露的方法不一样，你说义和团没有野心吗，那时大臣们见了他们就像见了太上皇一样，就因为他们得到了慈禧的支持，后来他们不行又贪得无厌，结果受到镇压，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政治斗争。” 今日中国的左派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在熬博看来，与昔日张春桥等以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为终极目标的铁杆左派相比，今日的左派们有先天的不足，因为金钱使他们变成了贪生和软弱的走资派。他说：“现在的孔和尚和司马南等都家财万贯，手持美国绿卡，就像美国的好莱坞，算哪门子的左派，只是作秀而已。” 熬博认为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传统上的左派是无产阶级，司马南、孔庆东被曝光后，其在左派中的公信力会大幅下降。但在过去一些年里，左派和草根阶层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结合，例如人们不难发现在重庆就有一帮在薄熙来统治下感受到快乐和安定的人群，他们看到一些贪官被枪毙，心中大爽。熬博认为中国有一大票这样的人民，他们乐意看到薄熙来搞小文革，因为文革的本质就是修理官员。 现在，薄熙来下台使中国左派群龙无首，他们在明日何去何从？熬博说：“胡锦涛希望用爱国主义聚拢在自己周围，但他缺乏薄熙来所具备的左派领袖的魅力”。具有政治野心的薄熙来失败了，但他给了专制的中共政体一个有力的撞击。统治阶层暴露出来的巨大裂痕会唤醒一批人，林彪事件如此，薄熙来事件也是如此。 作者: 潘卫，RFI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讲座上，我远远地见到了梁慕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她是香港媒体上的话题人物，是她言之凿凿地称梁振英是“地下共产党员”，倘若你对她的个人经历与性格稍作了解，似乎很难反驳这观点。 她已经72岁，齐耳的银灰短发，语调温和，还有着某种羞涩，讲过一段话，就不由自主地说“唔好意思，我讲的唔好”，似乎对于自己的写作与演讲才能，都缺乏自信。但被追问起她对梁振英身份的质疑时，她又有特别的自信：“我是共产党党员，所以我知道。” 她自从1974年来，就一直居住在加拿大。与很多移居北美的香港人不同，她离开香港不是为了寻求安稳的生活，而是由于信念的幻灭。当林彪的飞机坠落在蒙古时，身在香港的她感到一种强烈的被欺骗感。 16岁尚在香岛中学读书时，她就加入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这个社团成立于1949年，它缘起于一份叫《学生文丛》的杂志。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是陈哲民，他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在他的父亲被他一手建立起的中国共产党抛弃后，他仍是一名坚定的信徒。一位左派的电影人廖一原担任主要编辑。这份杂志在1949年开始它的读者会，一位叫司徒华的中学生用积攒的10元钱成为股东之一。刊物停刊后，他们把读者会改为舞蹈研究社，它以舞蹈、音乐、戏剧等文艺活动为主，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机构。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出于一种单纯的信念，梁慕娴被中国共产党所吸引。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共产主义许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魅力。歌咏团、联谊社、剧团、读者俱乐部迅速涌现，很多青年人沉浸在这浪漫的集体情绪中，他们学马列主义，唱苏联歌曲，读毛主席的讲话，期盼回祖国读书，建设新中国。 她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的女儿，有八个兄弟姐妹，她的一个哥哥受到爱国情绪的鼓舞，北上参加解放军的干部训练营。而她则进入了左派的香岛中学读书。都把她引入这条道路。不过，她还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这个共产党的特性，她对于学友社最初兴趣来自于她的文艺抱负。 他们排练《林冲夜奔》、主办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讲座，演出芭蕾舞剧。这也多少与浪漫情绪有关，她记得第一次与上级组织“接关系”的兴奋。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她穿上最喜欢的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而“如果加上一条白色长围，就像极了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静的形象了”。见面是有暗语的，而地点则不断更换，充满了冒险感。 也是在那次接头中，她知道了中共在香港的四条战线：工运战线、教育战线、工商战线与新闻宣传战线。香港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交战的前线，深圳河像是亚洲的柏林墙。它也像是另一个卡萨布兰卡，各方都在其中寻找自己所需的情报。共产党的中国、台湾的国民党、英国的殖民者，他们都试图在这城市获取更多的支持。这个城市一面奋力地成为工业之城，应对一浪接一浪的难民潮，一面在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撕扯中，保持平衡。 1962年，梁慕娴成为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的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1974年前往加拿大时。这是颠簸、兴奋与残酷的12年，她不仅分享了所有的梦想，也卷入了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残酷斗争，她的一切理想与生活，乃至于婚姻，都与共产党组织相关。 多重的矛盾、极端力量就这样作用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在这个大多是理想主义青年构成的社团里，初来者都享有集体温情，在社团里，生活上、思想上、恋爱上都有人关心，也可以发展个人兴趣。但同时，告密者又无处不在，从不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们把这些交谈定期向党汇报。 他们奉中国大陆为乌托邦，秘密去国内参观，人民公社、模范工厂、毛主席故居参观，紧跟国内斗争局势，在香港街头撒传单，挂布条，上街游行，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甚至推崇无意义的暴力。一种强烈的狂热支配了她，为了共产党组织的利益，一切个人都是可以牺牲的，每个人都必须都党忠诚不二。 他们要粉碎香港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却又自觉成为了革命教条的奴隶。因为这刻意的蒙蔽与自我蒙蔽，他们对党的黑暗一面浑然不觉，他们不仅自身容忍这种黑暗，还把自己的朋友引入这黑暗，而一切都是以光明与理想的名义。 阅读这本《我与香港地下党》是一种奇妙的体验，香港长期沉睡的另一面突然如此鲜活地展现在眼前。在书中所附的黑白照片上，他们单纯、朴素、充满朝气，而其中的很多人都即将遭遇幻灭。火红的六十年代之后，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对于香港社会，它是一个进步时代，一个积极拓展、自我修正的年代。它即将表明困扰香港的种种社会疾病，完全可以通过改良、而不是引入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而对于心向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左派人士来说，却是一连串心碎与神伤。倘若林彪的坠机事件，仍不足以引人醒悟，那么五年后的四人帮的倒台，则消除了所有可能幸存的幻像。共产党不仅不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而且是充满了致命的缺陷。 这些单纯青年中，有的人要用一生来偿还青春时的盲信，再未能从中复原。我怎么也忘不了梁慕娴所提到的朱大哥，他是她的启蒙者，一名地下党员，接受党分配的各种任务。但当1982年，梁慕娴再度见到他时，发现他“目光迟钝、精神不振，很少说话“，再过了12年，他移民加拿大，但当梁慕娴拿出回忆文章给他看时，他竟连读的勇气都没有，他希望从抹去所有关于共产党的记忆。还有那些完全无名的追随者，在六七紧随共产党的人们，他们收入与社会地位皆低，期待解放香港来创造新生活。却不知，他们连昔日的生活也丢掉了，有的还家破人亡，失业的他们只能靠开小巴为生。 比起他们，梁慕娴是一位幸运者。她不仅安然地活下来，还顽强保留这些痛苦记忆，她不仅反思它，还要把它展示给更多的人。在前往加拿大、自动脱离共产党13年后，香港回归了中国。而她吃惊地发现，当年那些残酷、令她唾弃的机会主义的党员，在这个新香港中权力显赫。那个在1967年的骚乱中未能掌握香港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在30年后则可能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港人治港”可能变成了“党人治港”。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而且迫切的要发出声音，提醒香港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香港人被天安门悲剧所震惊，对于共产党保持着警惕与怀疑，但她相信，只有她这样亲历者，才会真切了解它的可怕性。她担忧香港人，被共产党的言辞蒙蔽。 自1997年起，她开始写作回忆文章。文章大多发表在《开放》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也正是一位昔日的左派。她加入了一连串反思的行列，他们都曾是热忱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这些内部的叛变者，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组织的本质。 她的行文仍带有青年时代的特性，充满了大字报式的大声疾呼，充满义愤的比喻，连她的笔名用的都是“牛氓”，那些经过文革的人读到，必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典型的叙述是，“地下党像一条大毒蛇，钻伏在地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推销恶毒的专制主义。谁知道，自由却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人们的心，也照得毒蛇无所遁形。” 她的叙述似乎越来越急促，从青年时代谈到此刻。但不管她的简单化的逻辑和粗糙的行文，你无法怀疑她感情的充沛与真挚，愿意相信，她说的是对的。她提起的那些细节，是我这样生活在内地的人都不甚明了的，事实上，在深受其害的内地，它也同样是被埋葬的记忆。 我怎么去理解她的幻灭？我们从未全身投入什么，遗忘自我，认定自己献身于更大的历史潮流。此刻，我们感到党的影响力的巨大，却不知该怎样理解它，看起来，我们获得的自由要比从前多得多，但同时，你的确也感到压抑与恐惧仍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忘记了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身处边缘的人们，常有更敏感的观察。 倘若那个令人惊恐是比喻是对的，这条仍神秘的巨蟒，其实从未改变，它真的会缠住香港？2010年3月，她写道“如果地下党员当上特首”，来公开反对梁振英的竞选。而彼时，大多数香港人多少持有这样的想法，倘若梁振英与唐英年都必须听命于北京，他们有什么区别？但对于梁慕娴来说，这种对比像是当年储安平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他们都是党国体制，有着诸多相似，但前者是自由的多少的问题，后者却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在短暂的三天香港之行后，她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将在那里得到梁振英当选的消息。那一刻，她将做何想，她会感慨自己的努力是毫无用处的吗，还是会坚定的继续呼吁下去？ 我无法确认她的记忆与判断，是否全然值得信任。但倘若你要了解一个复杂的组织，多方的视角是必须的。我忽然想起另一位流亡加拿大的脱党者张国燾，倘若你了解中国共产党兴起的历史，你无法忽略他的回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