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熊培云:为什么需要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

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都一一应验。我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     有一次聊天,柴静突然问我:难道你没有那么一天,如梦方醒,意识到现实生活和我们小时候通过教科书相信的美好社会不一样?我说没有啊,因为我很少通过教科书相信什么,我更相信生活。     拜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民众不再闭目塞听,大多能相对从容地正视本国体制的诸种弊端与不足,不再以一个笼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回避问题,这也是今日改革的动力或者民情之所在。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自小生长在乡村,在中国的最底层,让我深知生活的艰辛,知道拂去时代的虚饰。从经验出发,这也是人类理性的开端。我对世界的判断并非来自课本上的说教,而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一些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经验主义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件事开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而近现代历史上许多人物却有年少时的照片。这当然不是因为江南空气潮湿没有保存好,而是因为我生在农村没有机会拍照的缘故。此时,毛主席的头像却是四处放光。     是的,这个村子贫穷、落后,但为什么滞步不前?事实上在二十里外的县城,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便已经通了火车。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不知道追问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走了怎样的弯路,但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经验之外的说教与推理有了些免疫力。如果我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是断不能通过天花乱坠的概念推理出自己拥有酒足饭饱的幸福的。     说到饥饿,我已经没有多少切身的记忆。母亲偶尔会说起我小时候如何营养不良,以及现在的小孩们如何油水足。不过,对于发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我从祖母和父辈那里还是了解了一些。据祖母说,她有个女儿便是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十岁左右,每餐分到的口粮只有一两米,而大人都是二两米。由于吃不饱,父亲只好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挖野菜,或者跟着爷爷去山里剐柚树皮充饥。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许多树皮都被别人剐干净了。而这些替补食物,早先都是一些猪食。人吃起来,不是出现解手困难,就是肚子会疼。我的父母一直患有胃病,恐怕和这场大饥荒不无关系。     谈起当年的饥饿,母亲常常和我提起她之所以没有念完小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饿得头晕,书包都背不起”,后来索性不去了。事实上,此时江西的饥荒还不算最坏。而这场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灾害,死亡人数虽然民间有三千万或者四千万之争,但就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至少也在千万之上。痛何如哉!极端的年代,人们甚至被剥夺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权利,要饭还要乞讨证,否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过,再严密的追堵,还是磨灭不了人们求生的意志。在我印象中,直到八十年代,仍然经常有来自安徽、河南甚至江苏等省的逃荒者到本村要饭。本村有位妇女,便是在六十年代初跟着她的母亲以及三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江苏逃难而来的。     说起这场大灾荒的起因,村民似乎仍停留于重复当年官方的解释,一是因为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被苏联逼债。当然历史并非那么简单,几十年间,有心梳理历史或者不忘过去的人都知道,灾难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内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就在灾难发生的年份,中国还在向苏联出口粮食。     1755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四万生命愤慨不已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20个不同地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我是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读到上述材料的,这大概也是有关“风险社会”的最早论述吧。作者西尔维·布吕内尔认为,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的人口过剩或者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今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     而按现在的危机干预理论,饥荒的发生通常都会有前兆,比如食物储存逐渐枯竭;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提高,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忙着为留在原地的人找寻食物;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变卖;用于生产的牲畜被杀等等。从食物匮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止一场饥荒只需几个星期。若非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场饥荒会没有预警,又怎么会持续几年时间?毛泽东听说信阳死了许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搞破坏。     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得不说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纵观全局,这次大灾荒之所以源于一连串事件:兴无灭资、强制农民集体化、大跃进、强征农民余粮等等,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社会反对意见已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我在整理农学家董时进先生的相关资料时的一个最深感受。当政府或领袖开始统领一切,决定一切,丰富的社会被国家装进一个篮子,如卢梭所说的将所有人都“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危机随时出现。     前文提到,董时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言路受阻后,1951年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悲哀的是,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然,我更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

阅读更多

柴静的厉害和厉害的柴静

四分钟的演讲,四个人四件事,最后一个议论总结, 1200 多字,却包含了那么多东西。 第一个人第一件事:一个得了癌症的 50 多岁的拉萨一中女教师,姓熊,用 30 多年时间,走遍西藏各地,采访了三教九流,写了一箱子东西,她知道她写的这些东西根本发表不了,但这是“老百姓眼里”的真实的西藏,不是 CCTV 和《人民日报》里经常报道的那个西藏。仅仅是为了“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熊老师“临死前”把这些宝贝托付给柴静。熊老师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一个能够记录真实的人。熊老师觉得柴静是个值得她信赖的人,尽管她们认识才一个星期。老曹也是一个中学教师,我为有这样的同行而骄傲。中国的中学教师还不全是平庸无能之辈。 第二个人第二件事:郝劲松律师索要一块五毛钱矿泉水发票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他说的那样,“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这不是危言耸听,哪里是“明天”啊,大前天、前天、昨天、还有今天,我们已经被迫放弃了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 1949 年以后,多少人被迫放弃了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剥夺了多少农家子弟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土地?共产党的天下是靠农民取得的,但这个天下又给了农民什么?大的不说了,说点东方人羞于启齿的小事,世界上最庞大的夫妻两地分居群体,就是中国的所谓“农民工”,他们没有基本的正常的夫妻性生活。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为了工作怎么能不要家庭呢?我问过几个农民工,怎么解决?回答:手淫。极个别的去按摩店“打炮”,一次 50 或者 100 。他们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由于工资低、城市租房贵等原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在城市安家。整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更是剥夺了亿万人民的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两千万“知青”因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命运因此而改变,他们的大多数早就成了根本没有“知识”的下岗职工。 第三个人第三件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先生为农民说话。据说,我们国家是有那么一个宪法的,但那个宪法连这个国家的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我们还能奢望别的吗?在政治体制上,今天和文革前有区别吗?稍微懂点中国国情的百姓都知道,在乡里,乡长的话比宪法管用;在县里,县长的话比宪法好使……更不用这个“ 1982 的宪法修正案”本来就不是“给农民力”的了。我们的真实国情是谁最弱势,谁就最受欺负;谁最强势,这个国家就为谁谋划考虑的最周全。这个政府其实是为那么一小撮人服务的。你自燃烧死活该;你闹事,老子有防暴警察;你在网上散布“流言蜚语”,俺可以“河蟹”;最后还有“局子”伺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完全能把你们砸个稀巴烂。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鸟书生老提什么“晚清晚清”的,载沣没有袁世凯,而今天,“袁世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你们出一个“孙中山”,我们就关一个;出两个,我们就关一双……看你们怎么办? 第四个人第四件事:温家宝是个好总理。我也听许多人说,老温是个好老头。柴静讲的故事告诉我们,也是从底层上来的温家宝是懂得中国国情的——乡骗县,县骗市……最后都骗党中央。 100 多年前,一个英国人看了戊戌变法的文件后说,这个变法不会成功的,因为它的每一条都触动了满清贵族的利益。这个英国人还说,我太了解那些颟顸愚蠢的家伙了,他们不会让步的。这个英国人没有说错,不但戊戌变法失败了,十年后,颟顸愚蠢的清王朝又弄了“皇族内阁”,把“最亲近的朋友”立宪派彻底得罪了,结果,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迎来了一个军阀混战的乱世。现在,孔子救不了中国,红歌也救不了中国,使劲把一麻袋一麻袋的钞票继续往“维稳”这个无底洞里扔也救不了中国,能救中国的只有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权贵阶层让权让利,向公民做出一些妥协,实现共存共赢,才能使中国不出大的动乱,长治久安。 由于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国人的奴性确实比西方人多得太多了,但是,即使是文革前和文革中最黑暗的年代,不是还有林昭、张志新和遇罗克等等英雄吗?现在觉醒的人就更多了。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人越多,这个国家的人民才能越有尊严,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明天才会更美好。感谢柴静对我的启发。 下面是柴静的演讲稿—— 我见过的人,我经历的事儿

阅读更多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阅读更多

[转载]文集首发式:感动与感谢

原文地址: 文集首发式:感动与感谢 作者: 易中天   《易中天文集》首发式见证人合影。后排左起: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历史学家资中筠、教育家刘道玉、叶选基、胡德平;前排左起:法学家张思之、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徵、法学家贺卫方、学者易中天、新浪网总编辑陈彤    《易中天文集》首发式精彩视频集锦   昨天,也就是 2011年5月22日下午,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在北京御园汇会所联合举办了《易中天文集》的首发式。   让我极为感动的是,84岁高龄的法学家、大律师张思之先生,82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夫人赵燕玲女士,81岁高龄的法学家江平先生、历史学家资中筠先生,78岁高龄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以及叶剑英元帅之侄叶选基先生,陶铸副总理之女陶斯亮女士,胡耀邦总书记长子胡德平先生,都亲临现场,见证首发,刘道玉先生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实际上,这八位见证人,都是我一向极为崇敬的前辈或长者。他们的到来,是我受之有愧、终身难忘的荣耀。更让人感动的是,八位老人和其他嘉宾一起,坚持两个半小时之久,全程见证了整个流程。这太不容易了。在此,我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没有想到的是,合影留念时,按照原定的方案,是八位见证人站成一排,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征、新浪网总编辑陈彤、主持人和我,蹲在前面。然而,最年长的张思之先生,却也坚持要蹲在前面。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如此。不过我想,这将成为一张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照片。   因故不能出席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以及我的好朋友姜文、李承鹏、韩寒,则发来视频祝贺。吴老的视频,是在上海录制的。据工作人员说,当时吴老正在给中欧商学院EMBA学员讲课。课间休息的时候,81岁高龄的吴敬琏老先生,从容坐定,娓娓道来,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不但让人肃然起敬,而且让我们感到惊异、惊叹、惊喜!   我的好朋友、法学家贺卫方友情客串,担任了首发式的主持人。他的主持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儒雅风趣,让人叹为观止!我谢谢卫方!   到会祝贺的其他嘉宾,也都是我素来敬重的人。仍以年龄为序,他们是:政论家马立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秦晓,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何迪,哲学家邓晓芒,文献学家李零,教育学家杨东平,出版家贺圣遂,历史学家秦晖,历史学家吴思,历史学家张鸣,企业家冯仑,媒体人万卫,社会学家于建嵘,出版家刘瑞琳,批评家五岳散人。他们的光临,以及在现场发表的精彩谈话,为首发式平添了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含量。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正在青岛调研的于建嵘先生,特地匆匆赶来,又在会后匆匆飞回青岛,连晚饭也没顾上吃。如此仗义,实当涌泉相报!   因故不能出席,但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历史学家雷颐,歌唱家王宏伟,媒体人柴静。我已将全套签名本《易中天文集》分别寄给了他们,以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发表的讲话,感谢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文集责任编辑赵南荣的光临,感谢海淀区西苑小学李一桢同学向我献花,感谢许多媒体的朋友参加和报道首发式,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Mix match乐队,他们真是棒极了!   专题地址: http://book.sina.com.cn/z/yztwj/index.shtml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阅读更多

令人震惊,一年三公消费竟达19000亿

2009经济危机,中国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高达 19000亿元,占行政开支的60%。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出现惊人的披露: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高19000亿元。在目前经济危机的严重局势下,央视披露的这一数字,让网友大感震惊!     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字,让主持人柴静似乎很吃惊的样子,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19000亿。占这个行政开支的60%。”     柴静马上问:“财政部不是公布29个亿吗?”王锡锌答:“统计口径不一样吧,财政部可能指的是中央财政支出。”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497391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