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两会前夕，柴静制作的专题片《穹顶之下》引发了中国对于雾霾问题最大范围的舆论聚焦。尽管雾霾可能对所有此片观众的健康构成威胁，但这部片子并未如很多人最初预想的那样，形成共识性的公共舆论，进而促成建设性的公民行动。作为这部作品的衍生物，舆论围绕柴静品行、动机以及专题片的传播技巧、科学内容的辩护与质疑，已遮蔽了最应被正视的公共问题——治霾。 柴静抛出的治霾议题在民间裹足不前，其困境在于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议题的个人，以及扭曲的公共舆论。 首先，雾霾虽事关所有人的健康，但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却具有较高的讨论门槛。它不单需要专业的环境科学知识，亦涉及政府、企业、民间相互间及各自内部的复杂博弈。这意味着有专业资格进行深度讨论的人数有限，广大受众也不具备判断其真假对错的能力。而且严肃深刻的讨论，需要的时间成本较高，这中间的空窗期也会使得好不容易唤起的民间热度逐渐冷却。另外，不少有价值的跟进文章，也被更多吸引眼球却无助问题解决的信息浪潮所淹没，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其次，无论是在新闻专业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柴静都是让各方人士争执不休的热点人物。从其节目强烈的情感导向到赴美产子、离职央视，使她收获了影响力，也极具争议性;既拥趸如云，亦不乏如潮反对。对很多不懂雾霾的人而言，柴静本人更容易激起他们的表达欲望，因为围绕名人私生活和品行的讨论，几乎无门槛可言，被片子巨大影响力撑开的言论空间，为各类溢美之词和流言蜚语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大量的注意力从“事”(治霾)转移到“人”(柴静)上。 再次，在“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已成主流公共话语的舆论氛围下，公共对话极易掉进越辩越僵的陷阱。近两年，对贪官、网络大V、境外势力进行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将其搞臭、污名化已成为常态化的官方主流话语，并使这种阶级斗争、敌我划分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传导到不少普通网民身上，强化了公共对话中各对话群体的敌意与成见。大量带有阴谋论意味的揣测、只求打倒对话者而不求共识的对话铺天盖地，以至于呈现舆论两极化、情绪化和大量中间群体的厌倦和退出。 在本次事件中，这一倾向尤其明显，以致于连分歧性意见(如“公民应重视治霾”和“发达国家都是先发展后治理”逻辑上并不冲突)都演化为针锋相对，建设性沟通越来越难。可见，柴静这部通俗易懂、话语间常带情感的专题片，短暂地使国人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穹顶之下》一夜之间成民心所向，近乎无人不知;但这波舆论大潮在一个别扭的公共舆论空间中，亦迅速被很多人视为众矢之的。公共对话不欢而散，公共舆论一盘散沙，公民行动深陷泥潭的背后，是民众对公民话语及行动的怀疑和厌烦。 近年来，知识分子和公民团体的公共话语和行动在约束公权力上少有建树，也甚少转化为大众实实在在的权益和成果，其话语模式难免带来审美疲劳。加上公权力对舆论更深层次的介入，官方对其一边倒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越来越多民众的观感中，公共批评不过是牢骚满腹，日日空谈不如实干自给。 国内本就脆弱的公民主体意识正一步步被愈发普遍的政治犬儒主义所侵蚀：顺应现实，对公民行动少有热情与信心;精致利己，对他人和社会袖手旁观;愤世嫉俗，认为道义不过是自利的外衣;娱乐至死，公共问题不过只是消遣。即便《穹顶之下》指向的治霾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共识空间，却依然面临着如此尴尬的动员困境，说公共舆论深陷雾霾之中，并不为过。 《穹顶之下》的大热昭示了公共话语和公民行动仍有巨大的动员潜能，而它走向歧途却提示了公民话语的动员效果、民间主体意识和自主组织能力面临的危机。当下，与其惯常性地将窘境归咎于公权力对议程和舆论的干预，不如三省吾身，对公共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思索。

南桥：雾霾中传来了众声喧哗2015年3月9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柴静的视频文献片《穹顶之下》在创造了两天内一亿五千万点击观看的历史性记录后，迅速转入不再评论和网站下架的待遇，各种正反面评论也只剩下余音袅袅。虽然只过了一个星期，现在来评论穹顶之下的雾霾，似乎都已经过时了，我却是在大家都在评柴静的时候就想好了，我要晚一个星期再写这个评论，因为我想听听雾霾中的众声喧哗。柴静这个文献片，我看了两遍，第一遍是朋友打电话来让我赶紧看，第二遍是我陪别人看。无论是片子的内容，还是柴静的表达，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不止一次拍案叫好。正因为这个讲雾霾的文献片拍得实在是好，所以一边看就一边想，这下众声喧哗是不可避免的了。果然，这一个星期里，对《穹顶之下》的评论和争论非常热烈，正面反面对阵，赞美挑剔并列，这其实是好事情。那个垄断性的国企，果然出来一位专家长文反驳，在我看来这种反驳是非常薄弱无力的，坐实了柴静侦查雾霾之源的方向是对的，也说明柴静在片中或明确或含蓄地指明的治霾思路是有道理的。记得二十年前，我在上海南京路上从西走到东，电线杆每隔一根就有一幅标语牌，上书六个大字：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的语录。我一路走来，每过一个标语牌，读一次“发展是硬道理”，就在心里反驳一句：“环境怎么办？”。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文革后复出，他就认准了一条治国策，只要把经济搞好，人民活得比以前富裕，其他一切就不会有问题了，国家的错误乃至罪行，就都可以掩盖过去的。所谓黑猫白猫，是邓小平的硬道理。从推翻两个凡是到南巡，黑猫白猫的硬道理一以贯之。这种哲学，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路，到二十一世纪管理一个大国还是这样，非出问题不可，首当其冲的就是环境问题。我并非环保专家，但是我的气管告诉我这个道理。每次回国，下飞机吸进的第一口空气必引发一次小小的反咳，就像不会吸烟的人学着吸了一口烟一样，然后必定要病一次，咳得死去活来。不过，二十年前，说起这个现像，很少有人往心里去，倒显得我们这样回国探亲的人“矫情”，一直要到柴静拍出这个文献片。二十年前，并不是没有人料到有今天的雾霾。在北京，梁从诫先生身边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在为硬道理之下的环境忧心忡忡，他们想唤醒穹顶之下沉睡的人们。他们称自己为“自然之友”。柴静在她的文献片里提到了一句“自然之友”，“自然之友”的网站一时因访问量过大而瘫痪。要知道“自然之友”1993年就发起成立了，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范围内的第一个环境保护民间组织。这二十多年来，“自然之友”一路走来所付出的艰难和坚持，这些人的理念和无私，我们外人所知甚少。感谢柴静，从此以后年轻一代会关注“自然之友”了。梁从诫先生已经逝世，当年发起“自然之友”的青壮才俊，如今都已两鬓苍苍。自然之友当年的一位创始人曾说过：“说有用，我们没有那么狂妄；说没有，我们也没有那么卑微。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人用力推墙，推了一下，墙不倒；推了两下，墙不倒；推了一千下、一万下，墙还是不倒；但是，人强壮了。”柴静的文献片和她的团队表明，新一代人更强壮了，将以更大的力量来保护环境。这是可以告慰梁从诫先生的。我隔着半个地球和一位“自然之友”在电话里聊柴静的《穹顶之下》，她说，《穹顶之下》令人鼓舞，也让人佩服。我们过去干了二十年，不就是为了唤起今天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吗？《穹顶之下》还让我们看到，只有年轻一代才能干得这么出色。这么好的片子，这么好的表达，老一代人是没有能力做出来的。我们又聊起这一个星期里人们对柴静和《穹顶之下》的评论，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朋友和我们所了解或关注的人中，包括网上的大V小V，谁将发表正面的评价，谁将发出负面的评论，我们是可以预料得到的，预料的准确率之高，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惊奇。对于各种各样的挑剔和批评，她说，这并不意外，即使是非常偏激的负面评论，甚至纯粹的臆测和挑剔，都是一开始就能预料到的。官方的反常变脸，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特别之处。这是雾霾中传来的众声喧哗。中国人还不习惯于凡事都有不同看法，还不习惯于理性地对待不同于自己的他人意见，不习惯于以平常心正面地对待众声喧哗。其实众声喧哗比寂静无声好，也比指挥棒下的大合唱好。她说，我们讲了多年的建设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公民素质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对待他人，怎样理性地对待社会问题，而这是需要学习，需要锻炼的。这一次，柴静引出了一阵众声喧哗，让我们都锻炼了一次。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想想，我们离蓝天白云有多远，离公民素质和公民社会又有多远？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环境污染, 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