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胡平:《穹顶之下》:从热放到冷藏

柴静的片子《穹顶之下》,在短短的几天热放之后,旋即被当局冷藏。这说明,《穹顶之下》本身并没有触犯当局的禁忌,但是它引起的热烈反响超出了当局的预期,它引发的批评和责难越过了当局的红线,甚至大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因此使当局感到紧张,于是迅速地将它冷藏。四年前,一位海归朋友到美国开会,来我家小坐。问及北京近况,他首先就提到雾霾。我当时就说,这个问题中南海会认真解决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可以吃特供喝特供,但不能不和北京的老百姓呼吸同样的空气。他们可以不关心治理水污染不关心土地污染,但是他们不能不关心治理雾霾。朋友听了点头说,那倒也是。然而,四年过去了,我当初推论的事情好像并没有发生,中南海并没有花大气力认真治理雾霾,中国的雾霾并没有减少,或许还更严重了。这就让我很纳闷。我不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某些利益集团排污大户在作怪。因为这些利益集团不惜制造大量污染,其目的总是为了让自己获利,让别人受害;如果自己也受害,那岂不是自作自受,事与愿违,得不偿失,何苦来哉?在中国,雾霾主要发生在东部发达地区,首都北京是重灾区。这就是说,党国政要们也无法幸免雾霾之害。利益集团造成严重的雾霾,不但危害到普通老百姓的健康,而且也危害到党国政要和权贵们的健康,危害到这些利益集团自己的头头们的健康,如果领导们兴师问罪,这些利益集团排污大户们谁吃得消呢?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的雾霾问题,北京的雾霾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大力治理,主要原因就是最高当局自己还不大重视。他们不认为雾霾有多大的危害,对于治理雾霾缺少紧迫感。两年前,在2013年3月份的两会上,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谈到雾霾问题。习近平说,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习近平回忆说,小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沙尘也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学校之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烟煤气,情况就更糟了,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习近平说,老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在面对新的问题,其实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里面同时存在的。习近平这番话表明,至少在两年前,他对雾霾问题都还是不大重视的。他不觉得雾霾问题有多可怕,不觉得治理雾霾有多迫切。习近平对雾霾有这种态度不足为奇。虽说“雾霾面前人人平等”,但其中还是有差别的。权贵们可以在自家住宅和办公室里安装最好的空气洁净器,因此对雾霾的感受性总是比草民们低一些。另外,一般人尽管生活在雾霾之下,但只要离严重的污染源比较远,其受害程度也就比较小比较不明显,因此通常也就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那么如临大敌,同样也缺少对治理雾霾的紧迫感。甚至连柴静本人,也是在怀孕期间发现胎儿有肿瘤,疑心和雾霾有关,大大地虚惊了一场,这才刺激她下决心拍制这部《穹顶之下》。虽然《穹顶之下》在热放几天后就被冷藏,但是它毕竟已经唤起了全民对雾霾问题的强烈关注,为今后治理雾霾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功莫大焉。(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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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张伦:柴静的热闹、两会的荒唐与中共的危殆

两会召开,这中国特有的政治例会,与往年相比,没任何特别引人之处,但召开前后的几个事件,倒给今年的两会涂上些特殊的色彩,显出庞然大物的中国的种种吊诡,暗示着其未来的某些走向。柴静不“静”会议召开前几天,柴静这位以“静”为名的原央视记者,用她花了一年时间自费制作的有关环保的小片,闹出个世界范围也少见的大热闹:两三天内,几亿人热议,批评,赞扬,辱骂,各成阵垒;尔后,官方一道令下,片子被禁,一切又归沉静。还没等认为此片是帮助维稳的一方的网民就有关此片出台的背景、动机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论证,官方已经用其行动来给柴静“平反”:柴静的片子对稳定、对党国不利。正如笔者在另一篇分析柴片的文章中提及,此片造成的现象的意涵之深刻,不体现在那些赞扬上,——这在许多国家都很正常,而恰恰是表现在其引发的种种批评上。一些对柴静的批评来自这些批评者对国家现政权采取的一种整体——极权主义的视角,而忽略了权力集团和机制内部的不同派系、部门以及许多具体官员对这样一个片子上所可能具有的不同态度。这是该片能出台且得到某种支持,最终又被禁止的复杂的原因。在当下,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公众议论绝对是政治性的,已经超出治污的“正能量”文宣能允许的尺度;更麻烦的是,片子在官方某些人看来,会构成对“中国模式”成就的一个间接的批贬且易引发社会抗议。禁就成为必然。在笔者看来,“穹顶”一片具有较强的中产阶级文化特色,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形成的中产阶级参与意识的一个宣言式的展现。而那些批评甚至是围剿之所以如此强烈,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分化,共识的丧失,价值的破碎。穹顶之下,同呼吸却并不常共命运,在这个“同呼吸,共(雾霾)命运”问题上意见相左就成必然。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看,有的人士会讨厌柴片宣传公民社会、市场、新闻监督、法治等价值;出自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有人反感、愤怒柴片将西方视为治污的范式和参照;浸于民粹主义的情绪,一些人在柴本人身上宣泄对这时代一切成功人士的憎恨;在受打压的某些民主派人士看来,柴没有对污染的制度原因做更直接的揭露,对权力暧昧,且因受到某些官方媒体的支持而在道义上可疑;对利益集团,柴片伤及其利益,自然该遭到各种绞杀……官方可以再一次得意其力量:靠一道命令遏制住一个涉及民族命运和各方利益的广泛的讨论,但显然,所有柴片本身以及围绕柴片所展示的各种问题却绝无法通过一道禁令而消失,它们继续在那里发酵、演变,无声地形塑着国家的未来,也决定着这靠禁令来限制讨论的权力的可能的命运。两会的荒唐其实,如要更好地应对这种社会分化的状况,除应给各种不同意见以表达的空间和渠道外,最重要的恰恰是亟需设立社会利益的表达和代表机制,让其成为真正的不同社会利益的代表,通过协商、辩难、民主程序就些重大课题达成某种国家共识,促成有民意基础的国家政策的形成并监督相关国家机构加以落实。两会这种机制,原则上应起到这种作用。而遗憾的是,本应是国家最重要、最严肃的会议却因体制的原因成为某种荒唐、可笑、滑稽的集体表演。代表怎样当上的代表,如何代表,不去代表或不敢代表,……都是一笔责任不清的糊涂账。有些代表装摸做样,小心翼翼地在党的精神划定的限制下提些无伤大雅、模林两可的提议,虽不能说对社会无益,却很难说有助于什么根本问题的解决。因赏赐而得的荣誉头衔,代表们既不必对选民负责也可以不对国家负责。更有甚者,一些达官显贵把两会变成个人不知羞惭的表演、捞取合法资源的舞台,变成为个人或集团谋取声名利益,进行公关辩护的手段。这种趋向近些年尤其明显。领导们的国事报告永远是高票通过,其施政无人问责。人们对两会冷漠,因知道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指望;人们又被迫关心,盖因这又是人们借此猜测、捕捉中国政策和人士变动的仅有的窗口。从官方媒体(“2015年两会女神精选:李小琳干练周涛宋祖英大气”见“中国网”……)到大众网络(“他们能证明:这是有史以来最严肃的一届大会”,微信、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组讽刺照片,……),两会越来越成为某种好莱坞式趣闻、饭后茶余大众笑料的来源。年年会议期间,一些不学无术、逻辑不清、欠缺常识、被利益官位冲昏了头脑的委员代表和官员们发出的各种“雷人雷语”,完全脱离民众的感受,其荒诞、愚蛮、傲慢,超出想象,令人瞠目。在许多国家,议会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审核国家预算,把住纳税人所付出的税款的流向。本届会议传出的一个新闻就是某代表透露国家预算1500页,进场才拿到,15分钟后表决!再没有什么比这个细节更让人明了花瓶两会的无聊和荒谬。这一切导致两会不仅没有很好地起到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作用,政权的合法性赤字伴着各种危机而日积月累。中共的存亡两会期间,一篇3月6日刊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有关中共政权已开始其溃亡进程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这篇文章虽不如柴静片子传播那样广泛,但在中国精英层引起的反应及后续影响却不容忽视。其实,这篇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撰写的文章所引用的依据,多是被人们所熟知的。但由这样一位中国官方眼里对华的“温和派”,长期游走中美之间中方的座上宾来说出这番话,对某些人造成的震动可想而知。如果说围绕柴静片子出现的种种显示着发展的危机,社会的分化、不满和躁动,那么沈大伟的文章则显示外界对中国看法也在发生着某种重大变化。中共股的预期价值看贬。从此,不管官方如何以强制的手段消除柴片和沈文在国内网络上的流传,但它们提出的问题相信已深深地嵌入人们的脑海。有关中国未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共的存亡”已经破题,且将会随着各种有关危机、反腐、改革的进退等问题的讨论而不断地被人们记起,成为一种思考的变量和设想中可能的剧情。反腐与国家改造柴片、两会、沈文,三者看上去内容似没什么特别的连带,事实上却是有其内在的因果。某种意义上讲,恰是两会的荒唐以及人们对其的冷漠,造成柴片的热闹,沈文论证的基础。国家政治改造上的阙如,显然,是这些问题的症结。沈大伟在文中认为,作为中共的掌门习近平在许多方面的施政举措事实上已经失败。不过,我们这里还是想提及的是:习的反腐还是赢得了相当的民心尤其是中下层的某些支持,也成为其巩固权力的最重要的利器。但这种反腐的效应在快速递减;指向也主要是针对过去,做的是打扫除的活计;赢得的赞赏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带有某种解气宣泄的成分。而在如何面对未来上,赢得赞赏的举措乏善可陈;依法治国、经济领域的改革等方面“雷声大雨点小”基本停滞甚至有倒退的迹象。——且不讲几年来滥抓维权人士,就是此次两会期间,竟也还抓了三八妇女节抗议对女性骚扰的几位女权主义者!毫无疑问,只有在平反过去国家造成的重大冤假错案、恢复社会正义上有所作为,在面对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制度改造上有新的重大进展,——不是那种谁也做不明白的“中国梦”,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和社会矛盾才能有望缓解。而恰在这方面,人们却看不到什么令人鼓舞的迹象。相反,一种文革式的氛围却在蔓延,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雾霾外,又给人加上一层沉重的心理、精神上的雾霾。中国人在各种雾霾中困惑、焦虑地眺望着未来。更大的灾难终将到来!还是,可以消弭和避免?也许,中共的命运、雾霾及其它重大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两会的种种荒唐能否消除。2015年的春天,柴静的片子、乏味的两会、沈大伟的文章,都在引发着人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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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穹顶之下,深陷雾霾的公共舆论

两会前夕,柴静制作的专题片《穹顶之下》引发了中国对于雾霾问题最大范围的舆论聚焦。尽管雾霾可能对所有此片观众的健康构成威胁,但这部片子并未如很多人最初预想的那样,形成共识性的公共舆论,进而促成建设性的公民行动。作为这部作品的衍生物,舆论围绕柴静品行、动机以及专题片的传播技巧、科学内容的辩护与质疑,已遮蔽了最应被正视的公共问题——治霾。 柴静抛出的治霾议题在民间裹足不前,其困境在于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议题的个人,以及扭曲的公共舆论。 首先,雾霾虽事关所有人的健康,但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却具有较高的讨论门槛。它不单需要专业的环境科学知识,亦涉及政府、企业、民间相互间及各自内部的复杂博弈。这意味着有专业资格进行深度讨论的人数有限,广大受众也不具备判断其真假对错的能力。而且严肃深刻的讨论,需要的时间成本较高,这中间的空窗期也会使得好不容易唤起的民间热度逐渐冷却。另外,不少有价值的跟进文章,也被更多吸引眼球却无助问题解决的信息浪潮所淹没,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其次,无论是在新闻专业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柴静都是让各方人士争执不休的热点人物。从其节目强烈的情感导向到赴美产子、离职央视,使她收获了影响力,也极具争议性;既拥趸如云,亦不乏如潮反对。对很多不懂雾霾的人而言,柴静本人更容易激起他们的表达欲望,因为围绕名人私生活和品行的讨论,几乎无门槛可言,被片子巨大影响力撑开的言论空间,为各类溢美之词和流言蜚语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大量的注意力从“事”(治霾)转移到“人”(柴静)上。 再次,在“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已成主流公共话语的舆论氛围下,公共对话极易掉进越辩越僵的陷阱。近两年,对贪官、网络大V、境外势力进行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将其搞臭、污名化已成为常态化的官方主流话语,并使这种阶级斗争、敌我划分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传导到不少普通网民身上,强化了公共对话中各对话群体的敌意与成见。大量带有阴谋论意味的揣测、只求打倒对话者而不求共识的对话铺天盖地,以至于呈现舆论两极化、情绪化和大量中间群体的厌倦和退出。 在本次事件中,这一倾向尤其明显,以致于连分歧性意见(如“公民应重视治霾”和“发达国家都是先发展后治理”逻辑上并不冲突)都演化为针锋相对,建设性沟通越来越难。可见,柴静这部通俗易懂、话语间常带情感的专题片,短暂地使国人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穹顶之下》一夜之间成民心所向,近乎无人不知;但这波舆论大潮在一个别扭的公共舆论空间中,亦迅速被很多人视为众矢之的。公共对话不欢而散,公共舆论一盘散沙,公民行动深陷泥潭的背后,是民众对公民话语及行动的怀疑和厌烦。 近年来,知识分子和公民团体的公共话语和行动在约束公权力上少有建树,也甚少转化为大众实实在在的权益和成果,其话语模式难免带来审美疲劳。加上公权力对舆论更深层次的介入,官方对其一边倒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越来越多民众的观感中,公共批评不过是牢骚满腹,日日空谈不如实干自给。 国内本就脆弱的公民主体意识正一步步被愈发普遍的政治犬儒主义所侵蚀:顺应现实,对公民行动少有热情与信心;精致利己,对他人和社会袖手旁观;愤世嫉俗,认为道义不过是自利的外衣;娱乐至死,公共问题不过只是消遣。即便《穹顶之下》指向的治霾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共识空间,却依然面临着如此尴尬的动员困境,说公共舆论深陷雾霾之中,并不为过。 《穹顶之下》的大热昭示了公共话语和公民行动仍有巨大的动员潜能,而它走向歧途却提示了公民话语的动员效果、民间主体意识和自主组织能力面临的危机。当下,与其惯常性地将窘境归咎于公权力对议程和舆论的干预,不如三省吾身,对公共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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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穹顶之下》:“雾霾”中的新政治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把世界联为一体,我们也越来越没有延时地加入到各种国际热点之中,从鸟叔到冰桶挑战到蓝黑白金裙子,都是如此。但突然有一天,一个像公民一样、也把我们当成公民一样,一起切实探讨我们生活中存在的难题的视频,席卷了网络,很短的时间内上千万次的点击量,微信圈、微博很快都被刷屏,人们都在转发它、谈论它,进而加入它所激起的讨论中。这在本土作品的网络传播史上,可能是一个空前的奇迹。   不用多说,这就是柴静用了一年时间奉献给我们的《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一部讨论我们这些年所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雾霾问题的成因及解决途径的纪录片。   有人对这部片子不以为意,毕竟,它的内容并无多少新奇之处,雾霾问题引起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确实,《穹顶之下》并不像先知、启蒙者一样在向我们传播什么新观念,然而这在我看来甚至是它的可取之处:它更像是在邀请我们参加一次邻里大会,一起讨论邻里遇到的、我们也已经意识到的生活问题:需要装一个路灯,或者维修一处破旧的公共设施吗?不错,就是这样的感觉,它在邀请像你我一样有些了解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一起加入这个讨论。这正是我们今天尤其需要的。   也有人因为片子的迅速传播和广泛影响而心生疑虑甚至猜忌,但对我而言又是恰恰相反的看法。老实地说,我自己看的时候感觉片子还可以,但也没有觉得有那么好。但是当我知道有上千万人和我一起在观看它、议论它时,我因此而觉得它更好了。这不是娱乐至死,也不是被人类解放或民族振兴大业而激起的热情,这是另一种更平凡的激动,是当我们知道邻里有那么多人在同样关心邻里的难题、愿意参与讨论时而产生的感觉。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多么罕见。   诚然,我们不可以用过于玫瑰色的眼光去看待这样的邻里大会。它接下来产生的,可能有相互的接近,也可能是彼此的分歧,在争吵的一瞬间甚至可能让我们感到彼此其实根本无法接近。所以我们看到,纪录片播出之后,有从科学的、社会分层的、传播的等不同角度的严肃讨论,也有对“召集人”的阴谋论的揣测,有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不屑一顾的傲慢,有我们熟悉而又常常落入其圈套的用信息编造进行的讨伐。后面这些,禁不住会打击我们刚刚萌发的乐观情绪和休戚与共的感觉,然而,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在于邻里长久的相互隔离,没有一种真实切近的公共生活,人人习惯于一种仿佛置身事外的挑剔和攻讦心态吗?这种心态,不正是需要多一些这样的讨论,多一些与我们切身相关的邻里问题的大会,最后是多一些的共同行动,来加以克服吗?说穿了,它源于我们长期缺乏自发的为解决共同问题而进行的合作,进而缺乏由此而带来的邻里共同感。   《穹顶之下》呈现给我们的意义正在这里,它揭示了一种新政治的可能。长期以来,无论是日常与普通人的私下交流,还是有限而难得的互联网讨论都让我感到,今天妨碍我们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多数人们对身边切近的问题保持着关注,他们的判断也是敏锐而准确的,但这方面他们常常伴随着最大的无力感;同时他们缺乏一种谈论未来的语言,一种关于未来的明确设想,前面既然没有希望,于是他们只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选择,并由于不满现状和无力感而选择过去。 从这个角度说,《穹顶之下》不单纯是一部纪录片,它是发起一次公民讨论的邀请,它让我们意识到那上千万点击量背后的我们所具有的公民潜能和合作愿望,看到克服人们的疏离和隔阂的可能。进而,它也让我们开始憧憬,我们的未来不在于一种强加的、观念化的政治,而在于一种从身边切实生活延伸开的新政治,——而这也正可以说明它后来受到压制的原因。   这个憧憬暂时也许不会成为现实,但它已经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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