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

作者： 章立凡  |  评论(0)  | 标签: 两会 , 政协 , 监督 , 普选 , 章立凡 提案颇多落实无几 政协委员的尴尬 记者: 张楠 | 北京 2012年中国“两会”，随着星期六全国政协会议的开始，拉开了序幕。来自各地的2200多名政协委员，提交了近800件提案。不过，一些委员对于以往的提案迟迟不予落实提出抱怨。有分析人士说，在现行体制下，政协委员很难摆脱目前的尴尬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早早就准备好提案了。今年他一下拿出10件提案，内容涉及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小产权房的处置、农民自主城市化以及电动汽车的商业化运行等。 *蔡继明：提案回复多 落实少* 记者注意到，有些建议，蔡委员已经连续提了好几年。他解释说：“政协委员提案不能只提一次，一定要反复提，反复提才能引起重视。土地制度改革提了两三次了，小产权房这是第二次提。” 蔡继明的尴尬并不是孤立的，其他委员也有类似抱怨。《南方周末》援引政协委员的话说，对于委员们的提案，回复多，能够真正落实的，相对较少。 按照规定，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后，有关部门必须以书面、约见或者电话形式给予回复。 蔡继明说，提案大都有回复，比如说“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认真考虑”，至于采不采纳，就不好说了。 他说：“提案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建议。建议他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提案是100%回复，但是往往一个小处长就回复你了。” *政协委员避免碰触敏感问题* 对于一些重大但又敏感的问题，政协委员们甚至连碰也不碰。蔡委员说：“腐败肯定是老百姓觉得不满的。但是政协的发言里边公开讲腐败的几乎是没有，而且不允许在大会上发言。真正直接讲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没有。” 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个咨询式机构，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有人把政协比作“政治花瓶”，还有人视政协委员为荣誉头衔。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两会”上，倪萍委员的一句“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引起外界对于政协委员角色的争论。 *章立凡：政协委员地位尴尬*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说，他曾跟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聊过当政协委员的经历。 他说：“他在当政协委员期间，经常有一些被认为出格的提案。这些提案根本不会被进入文件系列，而且他也不断地得到劝告：‘梁先生，您的意见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给您发。’实际上，政协委员地位尴尬。” 确有许多委员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协委员对《南方周末》说，很多问题明知道很难，但还是得说，哪怕当年不能推，过几年能够推动也好。 记者参加“两会”报道的体会是，政协委员往往比人大代表更敢说话。去年“两会”期间，记者旁听九三学社的讨论，就听到委员们就高铁大跃进所发表的反对意见。 今年，九三学社中央建议“三公浪费”入刑。《新京报》说，九三学社的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九三学社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达3000亿元，挤占了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学者：政协应是监督机构* 章立凡认为，很多政协委员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政协毕竟是个统一战线组织，委员的产生没有民意背书，不能真正行使监督权。 他说：“我觉得，如果说要改变政协这种尴尬的现状，就需要加强政协的权力，把它作为监督机构正式的用起来。在历史上它曾经是一个制宪会议，我们共和国的合法性就来自于第一届政协。我觉得，需要重新从法理地位上确定政协的地位。这样，政协委员的议政才有意义。” 章立凡说，1956年，中共高层和民主党派曾有磋商，希望启动两院制，并把政协变成一个监督机构。 但是，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这个构想没有实现，两院制还被当作右派言论受到批判。章立凡说，实际上，那是中共党内高层刘少奇的主张。 他表示，期待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通过普选产生。他说，委员和代表的产生方式决定了他们发言的力度，否则底气不足。

记者 刘畅 北京报道  《中国周刊》2012年第3期 北总布胡同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布局复原图，由陈光中重新绘制。 1月28日，北京，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林故居已被拆除，现场一片狼藉。图／CFP   一片狼藉！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如今已经是一堆残垣乱瓦。一排蓝色的铁皮板，隔开了匆匆经过的路人的目光。只有一棵歪着身子、枝丫光秃的马樱花树，还孤零零地站在废墟里。 这片废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无奈与荒诞。 这儿曾是中国古建研究奠基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住所。七十多年前，这对夫妻在这里整理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资料。也正因为此，这处住所被比作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母体与摇篮”。 然而，在2011年11月，这个早在数年前就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院子，却被一个名为华润集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拆毁。 以研究与保护中国古建筑为毕生事业的大师，死后却保不住自己的故居。消息传开，舆论哗然。有媒体这样评论道：“这片废墟，其实也是一个耻辱的标记，是一块中国古建筑保护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明史上的墓碑。” ·一· 这片废墟，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记忆。 1930年秋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下了临近北平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3号。随后，梁思成结束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授课工作，回到北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一个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担任法式部主任。 他们的好友，美国人费蔚梅，曾在书中描述过这对年轻夫妇“新的事业”开始的地方： “在高墙里面有一座封闭但宽广的院子，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沿着院子的四边，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它们的屋顶都由灰瓦铺成，房屋之间辅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梁氏夫妇把一些窗户宽阔的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 1932年，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也出生在这里。略长大些后，梁从诫常会爬上那棵还并不算高的马樱花树玩耍。 起居室里放着木质家具，书桌上摆满中英文书籍。梁林两人常常坐在书房的案头，分析成摞的资料，研究草图上那些贴切而生动的“蚂蚱头”和“三福云”。 但他们待在院子里的时间，却是有限的。 在那以后近7年的时间里，这座美丽的四合院，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野外考察的中转站。他们的足迹，遍布京郊、河北、山西、山东、浙江、河南、陕西……根据野外考察的资料，他们在这座院落里，整理出无数珍贵的调查手稿、古建筑图纸和照片。为日后撰写《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如此，这处院落，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令人无限遐想的“太太客厅”。 这里曾经是北平城最为著名的文化沙龙之一。常常来访的客人，包括诗人徐志摩、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哲学教授邓叔存、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年轻作家沈从文和萧乾。聚会的话题，涉及文学、建筑、历史、中外文化以及坊间趣事，几乎无所不谈。 无数民国知识分子，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逸闻趣事。 曾疯狂追求过林徽因的徐志摩，将金岳霖引荐到客厅的谈话中。此后，金岳霖索性搬了过来，成为这间院子的一分子。“星期六碰头会”上，这位单身汉会按照要求，做出特定浓度的咖啡和冰淇淋，招待客人们。 沈从文有一天早上几乎是哭着来到梁家，寻求林徽因的安慰——他年轻的妻子回南方的娘家去了；而当时年轻的萧乾，第一次参加聚会之前，“老早就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林徽因的一句“你是用感情写作，这很难得”，让萧乾感到“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亲切地拍了那么一鞭”。 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里，总是传出阵阵笑声。每到周末的闲暇时刻，北总布胡同的墙根儿，往往会“排着一溜洋车”。 “这种形式的文化沙龙，对后世意义重大，特别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显得弥足珍贵。”有文化学者对此评价道，“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和作品，就诞生在类似的聚会交谈之间。” 但随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梁林夫妇一直试图营造的、远离政治的生活状态，最终无可避免地被打破了。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一家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院，经天津辗转，南下长沙，到大后方继续他们的中国古建筑研究。 一直到死，他们也再没能回来住过。 ·二· 北总布胡同3号的命运，逐渐随着时代的变迁，碎得七零八落。 日伪时期，北总布胡同一度迁入大量的日军官员。直至今日，诸多院落里的花砖地面、屋内的推拉门家具，仍保留着日式风格。抗战胜利后，又居住过一些国民党要员及亲属。 根据北京档案馆的记载，在1947年的北京户籍登记表中，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所有者，为一户于姓人家。随后不久，原住2号院的田家，搬入了此地。 田家重新修筑了这个院落，稍微改动了原有的结构。后院也分离了出去。再后来，前院里的五间前房，住进另一家住户，原本的三进院落，成为二进院。 上世纪60年代初，周贵生随父母搬进了2号院，与田家为邻。这个现年64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事情。 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田姓房主是位高中物理老师，文质彬彬，待人和气。他的妻子操持家务，长得很漂亮，画得一手水墨画，四个女儿都很文静。算上田老师的父母，他们一家8口，住在这座漂亮的院子里。 马樱花树还在，每到春天，便开起粉色的、毛茸茸的花，院子里还种着一片竹子；周围是开着白色的、喇叭状花的夜来香，以及色彩多样的牡丹；正房两米多宽的前廊对面，立着紫色的藤萝架和葡萄架；正院的东西房各有三间，廊子稍窄，也有一步多宽。周贵生是院子里的常客，追着这位忘年之交学围棋。 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3号院家中。资料图片   “一年之后，我们就打成平手了。”头发已灰白的周贵生，脸上微微带着笑，“夏天雨季，我们就坐在北房前廊下，听着雨、闻着花香对弈。”一次在院子里乘凉聊天，田老师告诉他：“这儿曾住过建筑学家梁思成。” 此时的梁思成，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名满天下的一代建筑学宗师。但在新政权的管理下，他似乎过得并不快乐。 他提出的“保护紫禁城”、“限制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在城西建造行政中心”等建议，并未被采纳，相反，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告诉他：“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在梁思成的另一个提议中，老北京的城墙，“顶部可变为公园、门楼可以成为博物馆”。他多次上书，反对将北京城墙拆毁。但两年之后，城墙还是在破四旧的运动中轰然倒塌。梁思成为此落泪：“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满怀遗憾地逝世，终年70岁。早在17年前，他的妻子林徽因也因肺结核而离世。 大师们就这样告别了时代，时代同样抛弃了大师。 差不多同一时期，北总布胡同3号的新主人，也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文革”期间，因为有位亲戚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田家被被扣上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周贵生记得，一天早上，红卫兵冲进了3号院，田老师的妻子和老父亲，就在院子里被打死了。 随后，街道革命委员会将院子占了，他们把正院的西房和北房封上，只给田家留下一间东房。1967年，田家一家六口，搬到了亲戚家。不久之后，前院搬进了两户家境贫寒的老太太。 一年之后，一家生产羽绒服的街道服装厂入驻了这里。主院里的房子，墙都被打通，隔断也被拆掉，成了厂房。院子清空了，上面盖了一个巨大的顶棚，捂得严严实实，再看不清里面的模样。 只有院子里那棵马缨花树，还在孤零零地开着花。 ·三· 田家回到这处院子，是在7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落实归还房产政策，服装厂搬走了。田家领回房产和被抄走的物资，回到了这里。他们与两家新的邻居相处得很融洽。 又过了几年，1984年，老2号院的原址上，动工盖起了北京市文联的宿舍楼，周贵生搬进了胡同30号的楼房里。但他时常会找到田老师，切磋棋艺，只是那段悲伤的历史，很少再提起。 告别的时候终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邻近胡同要修建台湾饭店，为安置当地的一部分居民，3号院内建起了一座归属于某部位名下的三层小楼。田老师一家，则迁到了别处。 “老3号院最后变成了12号、24号和26号院。”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王来顺向《中国周刊》记者描述道，“四合院就这么变成了大杂院了。” 从1997年开始，他在这儿工作了9年。这段时间里，一些屋子灰色的墙倒了，重新砌上后再刷成红色。而里面，则和大部分四合院一般，搭起了车棚或隔断房，拥挤起来。带着外地口音的住户越来越多。院外西侧的那三间面铺房，不断易主，成了小饭馆和发廊，第三间的国营副食店，也变为私人承包。 2003年，街道举办了“总布胡同展”，王来顺希望以此唤醒“居民们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他们还制作了砂岩底儿铜牌，写着梁思成和金岳霖故居的介绍，想挂在各自的院门前。可里面的居民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还想搬迁呢！你一挂，我们就走不了了！”对方口音带着唐山味儿，“我可没听说这是谁的故居！” 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家那座精致的四合院，那个“往来无白丁”的“太太客厅”，似乎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再也找不到什么痕迹。 就连梁家的后人，都险些认不出这里了。 2002年8月，作家陈光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打来的。 半个月前，陈光中正在写《北京名人与故居》丛书的第五本，想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作为收尾。他前后六次来到北总布胡同，都未能找到。最让他伤心的是，被询问的几位居民，没人知道“梁思成是谁”。 梁从诫得知此事，便自告奋勇，要带着陈光中前去寻找。 到了北总布胡同3号旧址，老人停下来。“就是这里。”他指着那座三层小楼，气愤地说，“真是丑陋无比！” 陈光中曾经查过不少资料，面对眼前的场景，他也觉得很疑惑。资料中记载的游廊和垂花门不见了，而大门的位置也不对。 此行之后，梁从诫找出了当年林徽因的一封书信。在信中，林徽因曾详细画下了3号院的布局。在这张由红蓝铅笔绘制的平面图上，详细到了连餐厅圆桌周围的凳子。根据此图，陈光中制作了一张梁林故居复原的立体图，如今在网上广为流传。 2009年，老3号院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几乎也是在同一时刻，这片区域被划进了开发商的拆迁范围里。 两年多后的2011年11月28日，3号院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几个拆迁的工人先是爬上了房顶，掀开瓦片往下扔。随后，房梁和木架被敲了下来，运进路边的卡车。所有的院墙，都在工人们呼喊的口令声中，被用力地推倒了。 两个月后的2012年1月27日，“梁林故居被拆”的消息被人发现，经由媒体披露，引起公众哗然，开发商对此作出“维修性拆除”的解释。2月9日，北京市文物部门明确表态，对开发单位处以50万元的罚款，并责令按照“梁林故居原状”，进行恢复重建。 可重建后的故居，还能算是真正的故居吗？ 2月初的一个早晨，胡同里的居民们突然发现，在3号院的废墟周围，入住了一群保安。他们负责管理现场，进行重建前的清理工作。 他们时刻警惕着那些爬上对面民房屋顶、端着相机的拍摄者，以及看似随意、实为套话的记者们。一个电视台摄制组，意图绕到北面的入口，被阻止后，只得悻悻地在外面取景。 “本来可以回家过春节的。”一位守在门口的年轻保安，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道，“而现在，我们24小时守在这里，晚上也会有人溜进来拍照。” 元宵节这天晚上，北总布胡同整夜响着鞭炮。绚烂的烟花，把这片废墟照得清清楚楚。 在残砖碎瓦之间，只有那棵见证了一切的老马缨花树，歪着身子，孤立在寒风中，大半截树根露在外面。在去年夏天有人拍摄的一张照片里，它还笔直挺立着，开着粉色的花，树冠像一张绿色的大伞，遮住了附近的几间旧屋。 原文点击

网易专稿：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 ——索罗斯 索罗斯基金会全球设32个代表处，平均每年支出约7.5亿美元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