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 中華建築報 】在《說文解字》中，「城」指的是「以盛民也」，「市」的解釋是「買賣所之也」。所謂城市，正是那些居民富足的買賣交換之地。城市經歷著歷史的興衰，逐漸因文明而形成今天的面貌，未來它也會不同。但是城市又是相似的，就是因人的興衰而變化，開放的城市正是由開放的人締造的。 記者：您在台北曾經辦過一本名為《打開》的雜誌，您也曾在大陸地區舉辦過一次同名的社會活動，您認為中國的城市規劃是否符合一個開放社會的面貌？ 梁文道：城市的開放與否本身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城市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地方，「市」最初指的是交易的場所。人們的聚集由最初的物品交易逐漸變成生活方式和觀念的交換，人們在這裡相遇、見面和買賣，所以才會有德國人所說的城市之風使人自由。每一個來自不同鄉村的人在他們生活的傳統社會裡慢慢養成習慣和風俗，而進入城市後，他們遭遇到前所未見的風格、人種、建築、生活方式和信仰崇拜，他們有可能被改變，變得更容易接受不同的事物，更加寬容，所以他們自由了。這一過程的形成是與原初概念相一致的，只是城市的開放過程讓很多居民和管理者擔心其會失控，這時候才出現了所謂規劃。由於城市總是開放著的，充滿資本和資訊的交流，於是規劃總是需要解決開放與既定藍圖之間的矛盾。 而就這個話題而言，我比較關注的是中國目前的城市規劃本身開放程度的問題。很明顯，就我個人理解而言，是不夠開放的。在中國，並非人人有機會瞭解自己居住的城市是如何被規劃的，也很少有人真正參與規劃的過程。而在很多國家，很早以前就有市民參與規劃的歷史，並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目前的中國，我不敢說沒有市民參與規劃，但至少還是少見的。 記者：城市規劃在最終決議階段常常由政府主導，很多專業的城市規劃學者都反映，這些規劃常常是基於不合理的要求和欠缺專業性和科學性的考量展開的，您對城市規劃的制度機制有什麼看法？ 梁文道：這其中當然有一些危險。自古以來，大多數的城市規劃都是由政府意志來決定的，這不是一件太罕見的事情。但問題在於，城市規劃的政府意志能達到的強度是多少？古代的王朝政權沒有當代政府如此強的管理能力和意志，在20世紀之後，政府管轄範圍被逐漸放大，例如衛生、交通等都被納入其中。今天的中國，有趣在於，雖然很多問題通過專業學者被解決，但依然擁有一個最有意志和有能力去完成想要做之事的政府，或者換句話說，今天的政府比歷史中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獨裁，權力更大。 另外，當代中國的城市規劃路徑中，確定決策的主體並不是一塊鐵板。我們往往忽略了一個問題，我們所面對的政府不是一個統一意志和決策機制的單位，而是一個權力階層，它的職能可能是分散的，是由不同官員組成的，其中每個人都有基於不同利益的考慮。從時間上來講，政府行為沒有延續性。很多二三線城市在一屆市長或者市委書記上任後，便快馬加鞭地大興土木。從權力分佈看，政府不同部門的層級都可以干涉規劃。我曾經和中國城市的一位規劃院院長聊天。例如，他們接受過一個規劃項目的申請，是在一個醫院旁加蓋一棟樓，如果按照要求完成，這一街區的路況條件就會影響整個城市區域的交通流量，但是一個高層領導的回覆是，那個醫院很重要，因為很多領導都要在那裡看病，所以他們要什麼你就要給什麼。 城市規劃幾乎是每一個有權力的人都能夠參與其中的事情。今天的中國與歷史書中寫的(某些國家的獨裁政府如何糟糕和專斷)不同，中國社會的問題更為複雜。在規劃上，從縱向來看，我們的政府本身沒有時間上的延續性；從橫向來看，決策者也不是統一意志的集體，而是不同權力板塊的構成。造成中國城市規劃現狀的原因正是權力至上觀念的影響，同時這些權力又非常凌亂。 記者：中國的城市規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而歐美國家的城市規劃也有不合理之處，您如何看待基於不同政治結構和社會背景的城市規劃的失敗案例？ 梁文道：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很失敗的城市規劃時期，不然美國的簡·雅各布就不會寫《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這本書。彼時正是現代主義潮流和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社會學觀點盛行的時期，那些學者認為掌握城市規劃的科學精英能夠由上而下決定城市的面貌。我們已經看到經由那段時期產生的糟糕影響，Brazillia(巴西利亞，巴西首都)就是那一時代一個很經典的城市規劃失敗的例子。 但是我們忽略了另一個側面，也就是資本運作的影響。美國演變的整個過程不僅是精英運作的結果，也是資本的影響。一些工業城市的興起和沒落與美國經濟結構變化，甚至是全球的資本流動有關，例如底特律的衰退或者德州的IT重鎮城市奧斯汀的崛起。很多城市都在嘗試歷史建築的更新、保育和重新利用。試問，是什麼人獲得這些空間的使用權呢？我們發現這些地區的地租在街區保育後變得很貴。同時，這些地區都有相當好的金融業，圍繞這些金融業的專業人員——例如會計師、律師和銀行家——都有較相近的生活習慣，而內城地區的歷史改造就能夠滿足這些生活需要。很多金融中心都很容易形成中心區的復活，因為滿足了這些少數精英和中上階層的需要。我個人認為，美國的城市規劃也是基於經濟模式的轉變而變化的。 全球各地從來就沒有一個完美的都市規劃，所有城市都有它的問題，但是差別在於政府有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決心和意志，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知不知道這些問題在哪裡。美國當然有很多問題，但他們中的部分人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嘗試解決，甚至已經在解決。美國所謂的都市規劃很難說有其共性，每一個州都是相對獨立自主的，城市規劃取決於選民對市政府的要求是什麼。我們注意到，美國有幾座城市，其市民的需求使城市的面貌有所改變，這些城市比較能夠擺脫城市精英的操控，比較容易抵擋城市資本的過度操作，比較能夠順應城市市民的需要，讓市民參與更多城市空間，例如舊金山和西雅圖。 記者：您主要從批判性的角度來談城市規劃，有沒有一些相對具有建設性的思路或意見？ 梁文道：我覺得很難。因為今天中國城市規劃的問題與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一樣，是一個政治權力的問題。政府的權力太大，而權力又不是真正的集權，它隨意分散、轉移在不同精英或者官員的手上。以美國為例，一個城市中很多規劃地做出要以聽取市民意見為前提，如果要完成公民參與的過程，就要開town meeting(鎮民大會)或者town hall meeting(市政廳會議)。百姓人多，要求也多，而且觀點每天都在變，但仍有一個程序來幫助整理意見，把觀點彙總，促成方案，再形成一個決策並被執行。但中國的問題在於不需要聽百姓的，只聽領導的意見就好，領導的意見變化很快。我們很難通過細節化的方式來解決城市規劃的問題，需要的是在整個城市規劃的佈局上，政府應該握有多大權力是需要反覆考量的。 從另一方面來說，很多城市的官員希望開放給市民空間以促進交流和休閒，但是中國人對於民主政治的實踐經驗不足，有時候容易過度。在什麼時間開放，就哪些部分開放或者不開放？這些問題要謹慎對待。如果讓當地人決定所有事，那就容易使城市變得非常保守和落後。英國某些案例可說明這一點，讓市民主導一切社區規劃的結果反而是使社區變得很糟糕，體現的只是部分英國市民的頑固和保守。他們在規劃案中寫道儘量排除掉同性戀，儘量排除掉移民，儘量排除掉不信基督教的人……我想在中國要做任何城市規劃的改革，還是要做很多民主政治的實驗，換句話說，其實是如何做到權力逐漸被小心使用、分配的問題。 記者：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發展相當迅速。在這一過程中，造成鄉村人口結構性流失，留守兒童和城市安全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時，鄉村也逐漸發展出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和平地造城等發展模式，使鄉村的聚落形態和文化形態都在根本上發生了變化，您如何看中國城市化進程所產生的這些問題？ 梁文道：目前，中國的鄉村處於很凋敝的狀態。我曾經連續10年每年去同一個鄉村短住，我看到它逐步凋敗的過程。這樣一個去鄉村化或者叫城市化的過程，會帶來社會結構的改變。 城鄉結合部的外觀、功能、設計與城市一致，但裡面居住的人的鄰里關係是農村的，他們把農村的生活習慣帶到具有城市外貌的地區。事實上，這樣的城鄉結合部就是有城市外觀的農村，會產生很多的適應性問題，也是未來城市的潛在問題。某些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型城市的管理者，談到這些區域就會想趕之而後快。與此同時，中國出現越來越多富人階層門禁森嚴的社區。事實證明，很多歐美國家的這類社區正是社會不安定的潛在誘因，曾經芝加哥的暴動有部分原因是由這種門禁社區的規劃造成的。就算市民並不十分富有，住在普通社區內，我們也會發現市民的心態是排外的。城市需要這些所謂的外人從事「低端」工作，但是又不希望他們同樣是城市的市民，他們就被壓抑掉了。 去年，有一群印度學者到中國訪問。其中有一個學者被問到，「為什麼印度有那麼多的貧民窟，中國的大城市沒有貧民窟？」我覺得他的答案很精彩，他說：「印度的窮你是看得見的，中國的窮則是被掃到一邊去的，所以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中國是形成不了貧民窟的。」這些人的生活狀態能不能產生正面的意義，我還在觀察。而印度的貧民窟卻在某些層面上是好事，現在在印度農村依然盛行種姓制度(雖然憲法不允許，但是在民間根深蒂固)，為什麼印度大城市增長那麼快，因為印度農民擺脫種姓制度的方法就是離開農村，這是一個爭取自由的過程，這意味著印度對種姓制度的拋棄在加速，對社會的發展而言，影響是正面的。

【蘋果日報】假如你花了八十英鎊，一心想要進場看看世上排名第一的羽毛球好手的風姿，卻見她們和對手你推我讓，每一下都故意打到網上。請問你會有什麼反應？昨天，一群目睹了于洋和王曉理對決南韓國家隊的比賽的觀眾給出了答案，他們要求「回水」。 這實在不只是對不起觀眾的問題，更是對不對得起奧運精神，有沒有基本榮譽感的問題。難怪世界羽毛球聯盟一下子取消了包括于、王二位在內八個運動員的資格，理由是她們消極比賽，違反運動倫理。我能理解這些運動員事後的憤慨，因為她們全是聽命的棋子；但我不能理解那些反過來質疑這個決定、抨擊人家對自己不公的大陸網民的想法。 例如我的朋友，著名評論家白岩松先生，他認為如今羽毛球項目的循環賽制有問題，逼着同一個國家的選手提前相遇。很多人也認同這個講法，主張規則有錯，讓賽有理。可是，如果你真以為規則不公，那為什麼不事先抗議，要求改變規則呢？又如果你真的堅持自己的看法，一口咬定賽制不合理，你甚至還可以罷賽明志呀？要是不抗議不罷賽，反而參加比賽，那是否就表示你已經接受了這些規定呢？ 更好玩的是不少人搬出了奧運史上各種讓賽的先例，意思是不尊重體育精神的又不只是中國，憑什麼要罰中國選手。甚至批評英國傳媒大幅報道中國隊讓賽，忽略了同樣受處分的韓國與印尼。說着說着自然又說回我們最熟悉的老思路：幹壞事的不獨是我，別人也幹了；假如別人也幹了，那我的錯誤就不算錯了；要是你指責我，那就是你歧視、霸權、不公平……。 至於批評中國羽球隊做法的中國人，當然又被評為洋奴、漢奸，不是中國人了。奇怪，雖然我讀書不多，但起碼知道點聖人教誨。以我所知，中國人一向遇事的準則都該是「反求諸己」，什麼時候變成了只有專求他人才叫做中國人呢？

【 兩岸徵文 】在我15歲之前，一直生活在台北市郊，學校附近也是農田，那時候，對台灣農村的印象也很好，民情很淳樸，保持著自己的做事規則和方法，每一個村子都有祭祀的廟宇，大家聚在那裡聊村裡的事。但那時候的台灣農村還是有點髒。 以我經驗來看，現在的台灣農村比較像日本的農村，乾乾淨淨，道路很清潔，村民都變成小企業家，用企業精神來經營自己的田地，使用與高科技結合的精密耕作方式，市場經營也非常用心，這樣的結果是農產品比較貴，但品質提高到一定程度會讓人覺得本地貨就是好貨。 我看到現在台北的一些超市就標明哪些是本地農產品，價格比美國進口貨貴。日本是這樣：國產貨一定是最好、最貴的，日本人愛用國貨，覺得日本出產的是最好的。現在台灣也有這種趨勢了，台灣人為自己的農產品驕傲，反而美國來的牛肉可能更不放心，覺得會有狂牛病或基因改造。 對比大陸的食品安全問題，這一點讓人感慨萬千。你也可以說目前台灣農村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相對比較富裕了，農村不用養活那麼多人口，開始向另外一個方面發展了。 台灣農村的改變是經歷過很多階段的。其中很重要的變化是在國民黨遷台之後。他們吸取了在大陸失敗的教訓，決心搞好農村。於是就有了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把土地較為平均地釋放出去。由政府出面當中介，開始組織起農會，主力是輔助農村和農民發展。這個機構一度影響力非常大，幾乎包辦了農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從幫助農民開店、賣肥料、除草、除蟲、研究到推廣農作物品種，協助農民融資──它還是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農會是由政府出面的，但是到了地方，又依賴於農村自己的組織如何與它產生互動。不是將所有的社會力量都收歸於政府，而是反過來，政府力量仰賴、扶持農村原有的力量。 這一切的背後都有很多大學的農業系、生物系的學者參與。戒嚴解除之後，農村發展與學者研究轉向另外一個方向，就是研究城鄉差距問題。開始研究農村政治和公民社會的建立，因為一般來講，公民社會就是城市，農村有自助、互助的傳統，這些學者會研究這類傳統有沒有問題，怎樣改造它，讓它變得更好。 最近十年，全世界由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的趨勢沒有變，但是在很多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趨勢減緩了，甚至倒流了。台灣也出現了這樣的狀況。城市的生活壓力很大，年輕人開始發現，很難像父輩一樣在職場上一直往上走，機會不是那麼多。他們開始思考，生活是不是有一個別的可能，比如去農村過一種很自在的生活，自耕自食。整個台灣越來越價值多元化，年輕人會去開咖啡店，很多公平貿易產品出現。這就是郭台銘罵的，台灣年輕人沒出息，只想開咖啡店。他沒想到，下一輩的年輕人不像他那樣想發大財了，吃飽有個地方住就夠了，對各種價值觀開始有批判和反省的，不輕易接受主流價值觀。 相對客觀地說，台灣沒有大陸人說的那麼好，也沒有台灣人說的那麼壞。台灣還是有很多社會問題，比如，經濟發展的停滯，過去十多年虛耗在政治鬥爭上，台灣人的視野往內縮，開始喪失一種國際觀，在文化上，開始渲染小清新的風格。不是說小清新不好，而是過去台灣曾經出過很多厚重的東西，已經不是主流，慢慢被小清新取代，我會覺得比較可惜。 大陸對台灣最大的誤解是：這個真是傳統中國。它的確保留著一些大陸已經失去的傳統，的確有一些民國遺風，表現在語言或者是說話的方式上。實質上，台灣已經不是傳統中國可以概括了，尤其是之前所說的價值觀的多元化、文化上的輕盈等，都是台灣人數十年努力的結果。我曾經親眼目睹過戒嚴前的台灣，特別能夠看到今昔的對比。這個台灣不是我小時候所知的台灣。 現在很多人去到台灣，就覺得台灣人溫文爾雅，和藹可親，充滿善意，我可以老實告訴大家，我小時候見到的台灣人非常粗野、暴力，比較像《艋舺》那個電影。周末回家的路上必然堵車，一到十字路口，四個口的車堵死在那裡，誰都不讓誰，然後就有人下車吵架，吵著吵著就打起來。很多人嚼檳榔，滿街亂吐，地上骯髒得不行。那時候，台灣還有加工業，環境汙染跟現在大陸差不多，我家附近有條小河，下午5點顏色就準時變紅，因為上游排汙了。這種情況在如今的台灣是看不到了。解嚴後，雖然政治鬥爭激烈，但是社會風氣變好了。我認為是整個公民社會發達了，社會成員開始把自己的當成社會的主人，跟這個社會的關係就不一樣。 台灣自由行與香港自由行很不一樣。去台灣自由行的遊客主要是好奇，去一個曾經的禁忌之地、一個沒見過的民國範兒。台灣的小清新文化在大陸年輕人中影響很大，很多人本來對台灣文化就有親近感，本意是想學習台灣的生活方式，哪怕是混進去當幾天遊客，他們的到來，對台灣社會的衝擊不一定很大。 兩岸的開放往來已經幾十年了，一直比較單向，台灣人來大陸比較多，在大陸上看到的台商，一副暴發戶嘴臉，炒房地產、剝削工人。過去的交往都讓對方看到最壞的方面。現在，有更多的大陸人去到台灣，會想，為什麼大家都是中國人，隔了一個海峽就不太一樣了呢？有了這樣的相互瞭解之後，對大陸本身起碼都是多一個參考：原來有很多種做中國人的方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社會、政治運作的方法。 當然，兩岸之間還是有不同的文化情緒傾向。大陸是特別火熱，文化上比較急躁，很渴望成名，做大事，不斷要宣揚自己的大、威風、厲害。一般老百姓最喜歡說，自己的親戚是誰，認識誰，打車的司機都要說自己中南海有人。台灣比較溫婉、陰柔、喜歡躲藏起來，含蓄地說話，台灣人的友善背後有很多計較的心機在裡面的。大陸人一看就認為他們格局小，但是這種格局小也不失他們的美妙，比較溫和，腳踏實地。

【 主場新聞 】今天想在香港好好談清楚一件事情，殊不容易。尤其像國民教育這種燙手的話題，每個人都已經有了立場，所以每個人在讀任何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的時候，都會情不自主地想從裏頭辨識出自己熟識的立場，然後迅速判定其是非忠奸，看它到底是靠在我這一邊，抑或站在敵手那一頭。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勉力提出另一種現實，既不是為了討好政府，也不只是要把所有國民教育全都打成洗腦工程；而是試圖說明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根本矛盾。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

【蘋果日報】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位同學的不屑、冷笑，與孤獨，猶如夢魘，時不時就會回來提醒我，要我記住自己的無知和醜惡。 那時候我在台灣上小學，「白色恐怖」已經結束，但解嚴還是個很遙遠的事。儘管學校開放，卻免不了「忠黨愛國」那必要的俗套，天天早上升國旗唱國歌，聽到「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名號則得肅立致敬；至於抗戰的歷史和「共匪」的萬惡，那就更不消說了。那時候我們還看了不少「愛國電影」，為「八百壯士」的偉績而鼓舞，替張自忠將軍的殉國而扼腕，再加上一幫外省家庭的戰難記憶，仇恨日本自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偏有如此一位本省同學，家中老人多通日語，而且從小給他述說一套絕非國家主流的日本故事，美好得就像《海角七號》裏頭的情節場景。耳濡目染，他也迷上了日本的一切，除了我們誰都愛看的卡通，他還喜歡日本的傳統風物與現代文明，一有機會便想教育我們這群愛國小憤青。 有一趟春遊旅行，大家在長途大巴裏頭呆了幾個小時，不知怎的又聊到了日本。他一如既往，不懼嘲笑地和我們激辯起來。他說日本人禮貌，我們便說他們虛偽；他說日本發達，我們便說那是掠奪的成果；他說日本流行歌曲好聽，我們就說他是漢奸。當他問起我們有誰真的去過日本，有誰真正瞭解這個國家，我們就乾脆急了不只罵他漢奸，還說他是娘娘腔，激動起來差點就要揍他。總之他講現實，我們就談自己不曾經歷過的記憶，根本沒有道理可言。最後大伙齊唱抗日愛國歌曲，越唱越高亢，彷彿這群小學生很快就要上戰場似的。他一個人坐在車窗旁邊，沉默不語，偏着頭瞧向外邊冷笑。 我永遠記得這個景象，記得自己怎麼羞辱一個同學，記得自己莫名其妙的激動，記得愛國熱情中那股奇怪的雄性風格（漢奸為什麼總被形容為『不是男人』？）。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愛國教育，我所知道的戰爭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