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香港雜評 | 梁文道:鷹爪的文化

【蘋果日報】警察和軍隊之所以一向被左派學者看作是國家的鎮壓機器,其理由之一正正在於他們的「政治中立」。例如對示威群眾,不管內心有多麼同情他們,也不管自己有多支持他們的立場,一個負責秩序維持的警員也不該輕易表態。他要保持冷靜和警覺,甚至反過來把他們視作潛在的敵人,一群可能破壞他心目中那套秩序的敵人。有需要的話,他甚至會出動武力,用胡椒噴霧狠狠對準他們的眼睛……。這才叫做「中立」,這才叫做專業的武裝部隊。說難聽點,這便是所謂的「鷹爪」了,一種工具,一種武器。 他們心目中的秩序是主子交下來的藍圖,那套秩序之網的大小鬆嚴自然也由主子界定。近年香港警察如此懂事,看到學生抗議李克強到訪會主動把他們關到領導人見不着的後樓梯,聽到記者向胡錦濤提問六四會把他強行拖走;坦白講,這實在不可能只是個別警員的獨立判斷。可是話說回來,我也不太相信他們的上司會事先仔細羅列各種會令領導尷尬的問題,交代他們一聽到就得動手。這麼做的風險實在太高,萬一走漏風聲,他們不一定承受得住那巨大的後果。 既非個人判斷,亦非上司明令,那到底是什麼使得那位警員拖走問了敏感問題的記者呢?我懷疑那就是近年由警方高層和政府保安部門傳授下來的秩序了。這種秩序不一定是白紙黑字,它更像一套文化,一種感覺。舉個例子,可能有人告訴他們,「千萬別讓領導人丟臉,我們的任務是維護他的尊嚴」。在日常的行動會議和溝通閒談之中,他們或許會說到「那些記者越來越麻煩,光看住他們就很難搞了,還要一天到晚找我們毛病」。久而久之,一組內化了的秩序使他們遭遇記者如逢大敵,並且想要「做到最好」,一聽見「六四」二字便演繹為「敵人」正在傷害領導人的尊嚴。 這不只是香港警察不再「中立」,也不只是警權擴大,而是一整套籠罩着他們的秩序文化日漸保守。這套保守又正確的政治秩序,自然是主子們潛移默化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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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梁文道:警察的專業

【蘋果日報】自從曾偉雄出任警務處長以來,胡椒噴霧就成了對付示威群眾的標準裝備。自從曾偉雄做了一哥之後,警隊的「政治覺悟」尤其進步,先是關押學生,再來「黑影」襲擊記者,現在更懂得照顧領袖面子,阻止敏感問題。有這樣子的大哥,有這樣子的警察,難怪香港警方的民望越走越低。有趣的是,一般市民不喜歡曾偉雄的鷹派作風,但聽說他倒是很受警員歡迎,覺得他很給警方長面子。 為什麼市民大眾越討厭這位一哥越討厭警察,警察反而更加自豪更加佩服他們的老大呢?以維護市民身家安全和法律秩序為職志的警方,怎麼會走到了市民的對立面,人家越不喜歡他們,他們反而更加欣慰? 很多人以為如今的警方已經變得不專業了,我卻覺得這種古怪的現象正是出自於他們的專業文化;更廣泛地講,這是一切武裝部隊的專業文化。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訓練,莫不以「敵人」的存在為前提,總是要小心翼翼地防範各種或明或暗的危險,總是想戰無不勝地克服來自四面八方的威脅。沒錯,軍隊和警察一向以國家社會秩序的安全穩定為最大目標,但實際上他們真正着眼的往往不是那個很抽象的「安全」和「秩序」,而是具體實際的不安全與秩序之破壞。比起規範,他們更關心不規範,更關心不規範會在何時何地發生,更關心是誰會造成那種不規範。不規範、破壞秩序與安全的人,自然就是他們的敵人。 在武裝力量的雄性尚武文化裏面,對敵人懷柔妥協一向是懦弱的;強硬地對付他們,那怕千夫所指,這才叫做好漢英雄;就像電影裏那些常常不顧法律對嫌犯大打出手的硬漢警員,他們老是能讓觀眾拍手稱快。 問題是示威的市民和提問的記者怎麼也成了他們眼中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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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梁文道:想像食物

【飲食男女】可還有人記得文華酒店頂樓的「比埃羅餐廳」(小丑餐廳)嗎?當年第一次拜訪這家著名的法國餐館,我緊張地穿好西服領帶,弄得極不舒服,生怕自己不夠規矩。沒想到甫入座便見鄰桌一雙洋人上身套頭毛衣下身卡其褲,別說 jacket and tie,簡直就連 casual smart都談不上。不久我就從他們高聲的談笑裏頭發現這是一對遊客;原來這是遊客的特權,出門在外,不跟那麼多規矩絕對可以體諒。所謂「高級」,其定義因人而異,也因時間而變。同一個地點,接着開門的 Vong與 Piere都不堅持正裝。其實,今天全香港恐怕都不會再有一家館子要求男客結好領帶了。 「高級」與「好」,這等常常被用來形容一家食肆或一頓飯的字眼,往往繫於想像,正如也斯在短篇《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裏所寫的那樣。故事主角請女友及其父親晚飯,去的正是接續「比埃羅」的 Vong。很不巧,女友老爸是個曾經任職文華酒店的專業食家,他並不欣賞這種混雜了東南亞風味的新式法國菜,反而懷念從前「比埃羅」的華貴。至於我們的主人公,他也覺得香港這家 Vong不對勁:「上次在海德公園附近同名餐廳吃過那種薑汁與芒果配合的亞洲味道呢?當時試的菜不就是法國與泰國菜的混合烹飪,為甚麼搬到這兒就找不回來」?他問部長,部長卻說:「我們的不是泰國菜,是新派的法國菜,吸收了廣泛的亞洲影響」。於是他便明白:「這大概是跟我們身處香港有關吧。泰國變成沒有了在歐洲遠距離所見的神秘異國情調,只是赤裸裸的芭堤雅、陪浴、妓女和愛滋」。簡單講,隱沒泰國血脈,突出法國新派,這才算是香港的高級餐廳。 這篇小說的男主角接着反省:「在他(女友父親)心中,法國菜應該是過去酒店頂樓『比埃羅』那種派頭,又跟他女兒回想的浪漫的藝術家的紅酒乳酪不同。世伯懷念那些銀器閃閃的排場,我卻想像亞洲熱帶的芒果混合薑汁粗野的辣味端上枱盤,名正言順地與高貴的鵝肝平起平坐。大家圍坐同一張餐桌,卻是各自想像不同的食物」。 同桌異夢;一起吃飯是人類彼此溝通的特殊形式,食物則是我們交流對話的媒介;可惜就算坐在同一張桌子分享一模一樣的食物,早存腦中的想像還是拉開了大家的距離,撕出難以逾越的鴻溝。熟悉也斯的讀者大概會曉得,這種溝通的無能,符號的失效,乃是他畢生關切的主題之一。今年香港書展以也斯為年度作家,十分明智,因為他最能代表香港某種文化感性。總是在語言中發現破綻,總是不信任大而化之的定論,總是對一切簡易的判斷保持距離,總是懷疑常見的想像與偏見,這種冷冷的理性和客制就是我心目中最為香港的態度。 何況也斯寫了一輩子香港,常常辯說香港不是這樣,不是那樣;不像西方人眼中的蘇絲黃,也不似大陸人口中的殖民沙漠。但香港到底是個甚麼樣子的地方呢?坦白講,我見也斯質疑了這麼多年,駁斥嘲諷過那麼多的俗見和大話,甚至見他愈寫愈不平愈寫愈孤憤,卻始終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會不會是因為三言兩語道不盡香港?會不會是因為語言文字根本就連接不上事物的本質,正如他早年在《剪紙》所說的那樣? 也斯愛吃,可我懷疑他更愛寫吃,為了食物比文字更不確定,更富岐義;同時卻又更加具體更為物質。把食物當成溝通符號要是不管用,以不太靠得住的文字去書寫它又能寫出些甚麼呢?也斯的辦法就是甩開過多的想像和比喻(猶如他甩開關於香港的種種想像和比喻),試圖用他自己都不無懷疑的文字去接近食物的本性。這是項巨大的挑戰,且讓我們一起欣賞他挑戰的成果: 《釀田螺》 「把我從水田撿起/把我拿出來/切碎了/加上冬菇、瘦肉和洋葱/加上鹽/魚露和胡椒/加上一片奇怪的薑葉/為了再放回去/我原來的殼中/令我更加美味」 「把我拿出來/使我遠離了/我的地理和歷史/加上異鄉的顏色/加上外來的滋味/給我增值/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為了把我放到/我不知道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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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梁文道:西班牙的歷史課

【蘋果日報】過去幾天,我一直覺得自己既幸福又幸運。不是因為曾蔭權終於走了,也不是因為才上台不久的梁振英也給人一種他很快就要走了的感覺;而是因為我在電視機前看見西班牙再度奪得歐洲國家盃的冠軍,我看見一個王朝的興盛,我看見了歷史。 很多人正在爭辯這到底是不是史上最佳國家隊,有人說是,也有看過1970巴西隊的老球迷說它不是。我不夠老,沒有資格加入這場論戰,但我肯定這是一個王朝。在運動上界定一個王朝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看大家怎樣談論它。當年公牛主宰 NBA,媒體的焦點是怎樣阻止它贏下去;過去幾年「宇宙隊」巴塞隆那橫掃歐洲,每個人都在期盼地球救星的出現;如今這一刻,國際足壇的熱門話題是如何擋住西班牙邁向2014世界盃的道路。 足球好比戰爭,光是打贏還不足以留名青史,你必須贏得有格調。西班牙的格調基礎是荷蘭米高斯的「全能足球」,可荷蘭人未曾擁有過西班牙的團結與效率。西班牙的球風一向有「歐洲拉美」之稱,但拉美還未見過有那支球隊能夠打得如此整體如此嚴謹。甚至連「六四無鋒」的怪陣也不是西班牙人想出來的,巴西老教頭佩利亞早在十多年前就曾提過這個構思,然而它一直只是構思,直到現在。 曾幾何時,政治家也被認為是要有格調的,如今這支西班牙隊倒是能教他們一點關於格調的學問。老帥博斯克就和他手下的巨星哈維和恩尼斯達一樣,永遠謙遜低調。勝了,他不會志得意滿的吹口哨;大戰之前,他更不會狂言「要同大家玩鋪勁」。他只是冷靜微笑。門神卡斯拿斯在比賽打到垃圾時間的時候,提醒裁判補時適可而止,他說:「要尊重對手,尊重意大利」。失意的意大利上台受領亞軍,西班牙兩邊站開列隊致敬,這是國際賽上的罕見風度。他們不耍手段凌辱敵方,更不會為了自己的正選位置而同室操戈,這是一支對得起對手更對得起自己的真正團隊。 許多年後,再也沒有人會記得梁振英、唐英年,以及曾蔭權,可我一定還能告訴下一代我所知道的歷史:「你都未睇過舊陣時嘅西班牙,嗰啲就真係足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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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梁文道:惡性循環

【蘋果日報】其實不必僭建醜聞,梁振英也早就註定做不了「強勢特首」。不單單是他心目中的班子七一之前湊不齊,甚至也不是之前的「豬狼」惡鬥撕裂了建制派,而是因為人所共知的「深層次矛盾」。因為香港特首不能是任何政黨的成員,所以他的團隊根本不算團隊,反倒像是電影裏頭那種聚在一塊幹件大案,幹完之後分錢散伙的江湖組合。因為他不屬於任何政黨,所以一切政黨也都不用給他面子,又如電影常見的場面,黑社會講數鋪鋪講完鋪鋪清。請問這樣子的特首又怎能強得起來?想當初曾蔭權以能吏的形像上任,聲言要「打好呢份工」,七年下來,他有「強政勵治」過半年嗎? 當政府在立法會拉票要費盡氣力,說妥這幫,那幫又不爽,最後弄到沒人把它當回事的時候,誰有能力站出來懾服四方?當特首連他那所謂的「團隊」都團結不了,人人卸責搶功,彼此勾心鬥角的時候,又有誰能一拍桌子大家閉嘴。想想這個問題,就不難明白近年「西環治港」的說法是怎麼來的了。為什麼老是有某議員接到「西環」電話就回去乖乖投票的消息?為什麼總有人看見官員走進「西環」溝通溝通?因為這才是今天特區的最高權威。 政府勢弱,只好乞靈「西環」;這招果然有效,它就會上癮一樣地依賴這劑藥到病除的妙方。反過來看,政客要接到神秘電話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去「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官員要聽到訓導主任「勸告」才肯好好做功課,這個政府又還有什麼權威可言?它肯定還要繼續沉淪,就像個中毒甚深的道友。循環下去,就很難怪大家要有做好迎接「第二班子」的準備了。 因為制度設計,特區政府註定是無能的;因為政府無能,西環就會漸漸成為現實的權力中心。無論倒梁還是挺梁,恐怕誰都擋不了這股結構形成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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