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生命中难解的题目 　　梁文道：我们为什么谈灵魂？谈的其实是某一种灵性的东西，是很模糊的、一连串相关的东西，比如灵魂、灵性、精神，这几个词在某方面彼此相关，又不尽 然相同。坦白讲我并不关心窄义的灵魂概念，我反而会关注到我小学六年级时为什么想读哲学，因为那时候我在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念大学时，报考哲学系在 我看来是唯一选择。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看了那么多年哲学书，对很多理论问题都很感兴趣，对很多很技术的分析很好奇，可是最初想念哲学的理由是 想弄明白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但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很确切的答案。 　　姬十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时候有一次与表弟坐在老家的门槛上聊到死亡，突然浑身颤栗，感觉到无穷无尽的宇宙黑空。后来，每一年总有那么几个时 刻，突然想到死亡以及死后的世界，禁不住浑身颤抖。高考的时候，我想自己到底要去学什么才能够解开内心的这个疑团？大学就考了生物系，研究生时期念的是神 经生物学，我觉得只有研究人脑科学才能有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大脑可以支配我，让我认为我是我？多年来我一直还是关心这个话题，但是后来我偏 离研究了，我觉得至少在可见的时期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以前我觉得自己一生就应该努力解答这个问题，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心中的执念会淡一些。 　　梁文道：我很好奇，难道你中间没有怀疑过也许不是你学的东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是这是个假问题呢？ 　　姬十三：我想过，比如人没有自由意志，那么这个问题不存在。但就像您说的，没有灵魂我们依然可以过灵性生活，没有自由意志我们依然可以过灵性生活，哪怕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决定的，或者说我们根本无从自由选择所思所想的东西。 　　陈嘉映：这个世界是不是都可以由科学解释？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个人不认为都能由科学解释。我们在不同层面上理解世界，科学理解是其中一个层面。说到 灵魂、心灵、精神这些词，在我听来，它们有细微的但是挺重要的区别。我是把灵魂理解成多多少少有点独立性的东西，比如人们会说到灵魂转世，却不说精神转 世。在我理解起来，精神不是一种单独的东西，我把精神更多理解为体现在物质生活中、体现在身体中的。没有什么单独的生活叫做精神生活，挑水担柴都可以是精 神生活，精神在各种生活中得到体现，有的精神性强，有的精神性弱。 　　向京：相比你们的思考，我的东西太体验性了。对我来说，存在感的确认始终是纠结的，年轻时对身体很排斥，认为那是精神必须借助的载体而已，确知肉体 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更迷惑。我对于自己是个女人的身份确认也是非常纠结，长期以来不接受我为什么生而为女人？或许这是对生的问题的一种纠结，而它的反面 死亡我也想得特别多，以至于从小到大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主要是自杀。对我来说，更像是为了确认生的那一部分的方式，一方面是好奇，另外一方面其实特别恐 惧死，它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里面的黑洞——一个巨大的反物质。我很遗憾的是，我始终不是一个宗教徒。目前找到的可能就是艺术这么一个事，至少到目前为止，这 是可以超越现实性、让我有获得的精神活动，而作品也多少实现了对存在感的确认。我爱用灵魂这个词去形容一个东西，其实我更多相信那些是人性本身的反应。 　　焦虑与萎靡 　　陈嘉映：是，我们平常会保护自己的灵魂，把它掩藏起来，而作品恰恰要把灵魂直接暴露出来。我有一些朋友，我有时说，他们的灵魂写在脸上。我们多数人 为了保护自己会把灵魂掩藏起来，否则会很危险，把灵魂直接展现出来很容易受伤。这样的朋友，不会保护自己，让灵魂面临更多的危险，的确，不止一个终结于自 杀。向京说的存在感，这个词大概是从存在主义来的，这个词一旦这么用了之后，很难翻译成其他的一个什么词，跟灵魂不一样，跟宗教信仰也不一样，跟世俗生活 更不一样，它好像是一种富有现代特色的精神样式。 　　梁文道：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太没有精神生活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太不讲究这个了，好像也很有问题，您刚才提出来说有精神生活的人是危险的，这两方面的关系怎么看？ 　　陈嘉映：大家现在都讲普世价值，可能有一些普世价值吧，但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仍然有不同的价值排序。比如说有些民族更重自由，相对来说中国文化比较 重安全。中国的几种比较重要的思想传统，对超越现实生活的纯粹灵性追求都颇为禁忌。我个人同意一个流行的判断：中国传统中不多有纯粹灵性的追求。但中国的 社会文化是很丰厚的，灵性生活融合在士大夫的治国安邦琴棋书画里面，也融合在老百姓的日常礼义里面，中国社会不是过度世俗的社会——明朝的时候世俗的东西 更突出一点，同时，艺术家对纯粹灵性的追求也更多一点儿。现在，有精神厚度的生活瓦解了。 　　梁文道：我赞成。 　　陈嘉映：我们以前没有一个独立的灵性生活的传统，融合着精神的社会生活一旦瓦解也很难恢复。一眼望去，没有什么具有感召力的东西来聚拢我们的精神诉求。你要想在普通社会生活中重新培育饱含精神的生活，反倒比我们大家去信一个宗教困难得多，因为那是个慢工。 　　“我”为什么是我 　　梁文道：说到存在感，我小时候常常有一种感觉，忽然之间好像这个世界的地平线一下子拉得非常宽广，而我在其中，这个世界好像是有种很浩瀚的东西，把 你贯穿了、打通了。然后你又会忽然特别意识到“我”这个概念是多么地奇特地树立在这里。存在感或者无限感，或者日常之中的焦虑感，这一连串的感觉好像是任 何文化、任何人都很难避免的一种感应。但是我们发现今天这个社会，起码这个国家，对于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感觉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种种疑问，没有现成的很好的 答案跟方法来处理它、面对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姬十三：这几年其实有一些小实验是用来探究存在感。比如我把手搭在你的肩膀上，然后把我的眼睛蒙上，在前面装一个摄像头，让我看到你看到的东西，这个人会体验到很奇怪的感觉，好像对方的身体是我的。 　　梁文道：我见过这种实验，他们给人装上一些可以刺激大脑的东西，让你甚至觉得自己浮了起来。 　　姬十三：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存在感到底是什么？好像跟身体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它跟大脑有关系，但是跟你的躯体未必有太大关系，未来可能能够 实现的是，我的身体死了，大脑依然可以存在，甚至可以配另外的东西，有时候是配一个机器人，或者是一张桌子。可是，这对人幼年时期的体验来说依然没有解决 根本的问题。 　　梁文道：什么叫根本的问题？ 　　姬十三：为什么这个大脑是我？我为什么是我？ 　　梁文道：难道“我”这个概念现在不能够在认知科学上得到解决吗？现在很多人做这样的研究。 　　姬十三：我没看到解决，哪怕身体不是我了，为什么我还是我呢？ 　　梁文道：哲学上来说，比如一个失忆的人还是不是原来那个我？ 　　姬十三：假如说能够实现人的身体甚至大脑的完全复制（不是指克隆），那这个人是不是我？ 　　梁文道：比如决定我是我的核心点在于我的记忆，假如说记忆被置换了，或者是失去了，或者是可以整套完整地复制，那这个我是不是我？ 　　陈嘉映：“我”这个观念，还有相关的体验，大概跟死亡意识连在一起。 　　回避疼痛的时代 　　梁文道：我去看过泰国人的葬礼，基本上没有人哭，很平静。泰国人围绕在尸体的旁边坐着颂经，有人会拿些水从死者的头上倒下去，然后后面的人接住那个 水。中国人会觉得你还摸死人？我们好像很忌讳死，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去处理它，比如说当年我外公在河北老家去世，本来是很悲哀的事情，我果然也看到满村的 父老们哭，但是那个东西是如此的仪式性，到了哪个点你得哭，到了哪个点就别哭了。这是中国人很奇特的方法，好像很哭闹，但是并不悲哀，是用一连串的表面的 进退行为来处理掉死亡这个事情。 　　陈嘉映：我觉得人对死亡的恐惧要分成两个大的层面，一种是存在性的恐惧，这跟怕死差别挺大的，一个人可能对死亡有深深的存在性的恐惧，但在现实中面 临死亡的时候很有勇气。我觉得在现实意义上的怕死跟生活中的意义丧失有关。死亡在这个意义上真的是生的另外一面。一个有生命力的人，生活富有意义的人，不 会特别怕死，最不怕死的是年轻人，虽然他们的生命格外珍贵，衰老的人反倒怕死，生命已经没意义了，反而会特别怕死，因为他已经没有不怕死的生命力量。如果 人生有所安的话，他不会特别怕死。 　　梁文道：就是说安身立命的人就不怕死，现在我们是不太能安身立命。 　　陈嘉映：中国没有成型的宗教，中国人更多把安慰留在子女、家族上面，把家族、后代的事情做好了，他可以安然死去。无论从旧时的书里读到，还是从现在的农村的一些老年人身上看到，他们不是那么怕死。 　　梁文道：我很好奇，通过做艺术作品来处理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状态？ 　　向京：不知道是不是跟我是女人有关系，女人基本上是用身体思考的动物，思维方式上和男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有点像你身体上的疼痛感，敏感者这个时候会 愿意去表达，去诉说这种疼痛感，这种疼痛感也是情感的来源。在我找到艺术这个方式去表达之前，其实已经经历了特别漫长的成长过程。开始用艺术来表达之后， 我觉得挺幸运的，这个有点像救赎，可能每个人找到的救赎方式不一样。当你找到一个表达很通畅的方式，在一开始，个人经验已经足以给你一个表达的缘起，汹涌 澎湃的来源。后来，你的关注就会转移到对一个整体存在的关注，生命存在的状态有很多相似的感悟，很多困扰、不安、恐惧等等痛感都是一样的，在关注群体的时 候，更加多的问题又涌上来了，你可以不断地去做，这变成一种思考的方式，只不过我是用艺术方式去呈现。 　　梁文道：做着这些艺术品，也不会更舒服吧？ 　　向京：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光明的答案，一直就是在过程之中，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总归要从头走到尾，所以我在等待结束的那一天。 　　陈嘉映：如果把向京的话做一个类比的话，类比到精神和灵魂上挺好的。身体如果不感到疼痛，身体就会失去反应，灵魂如果不感觉到疼痛，就会萎靡，就会 死掉。我倒不是光讲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的时代一样，那么憎恨痛苦，所有的祝愿都是祝你快乐、祝你开心、幸福，我们全力逃避痛苦，痛苦成了纯粹负 面的东西。 　　梁文道：我非常赞同陈老师的想法，比如在以前，生老病死的过程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关在一个白色的干净的医院里，把死 亡、痛苦完全地从意识中隔离出去。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特别震撼的摄影集，作者是一个摄影师，他去访问一些临终医院，给等死的人拍照，还做一些访问。有一个临 死的人看着医院外面的人，说了一句微妙的话：“好奇怪，他们好像不觉得自己会死。”向京刚才谈到女性的问题，其实我自己向来是觉得女人比男人有更多的疼痛 感，天然的各种受苦的经验，那么从一个学佛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好处。 　　陈嘉映：这个事情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侧面，当代社会对痛苦的躲避、掩饰，甚至消除，还跟当代社会的媒体形式转变有关系。在电视屏幕上，99%出镜的人 都是欢蹦乱跳的，然后就一片喝采。虽然你可以一个人躲在家里面看电视，但是电视就像是在广场上放一样，它不知道谁在看，于是产生一种公众娱乐的样式。我不 是特别同意你说女性更能够感受痛苦，我注意到女性比男性更被电视所吸引，更被商场所吸引，当然个体差异很大，但是我不觉得女性在我们的娱乐社会和消费社会 中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她们扮演的角色有可能重于男性。我甚至觉得，说到精神层面上的痛苦，男性是更易感的。 　　梁文道：我曾经在设计学院教视觉文化，我常常叫学生做一个试验，让他们在一个礼拜内把某份报纸或者杂志的所有广告剪下来，把广告上的人物框出来，最 后你会注意到我们这个世界在媒体上呈现的都是在笑的女人，全都很年轻，很快乐、很光鲜，这跟真实的女性的人生差得很远。我又想到这几年西方的制药产业有了 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出药是为了治病，但是现在的药都是为了让你幸福、快乐。痛是一个量的概念，病其实也是，它是很难界定的。病跟非病之间那条线，不是一 个能准确定义的东西，从病到不病，从不病到病是个连续起来的过程。 　　姬十三：这个社会在力图给每个人兜售大量的减缓痛苦的东西，治病的药还在生产，但是我们增加了很多缓解痛苦的药，各种媒体也都在试图向我们兜售增加 幸福感的媒体产品。所有能想到的痛苦，这个社会都在有人制造相应的产品试图缓解痛苦，但结果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每个人的幸福在增加，痛苦在减少。 　　梁文道：今天这个社会好像都在教大家快乐，但是教大家快乐的一个前提是首先给大家更多的苦。中国没有美白护肤产品以前，我们不觉得黑是个苦，但是现 在你居然会觉得需要买一些东西来处理它，医治它，但问题是我们一直这么追逐下去之后，你会觉得这是无穷无尽的，那个最终的满足在哪里？这时候很多人就开始 想，今天我们对这方面的关心不够，或者能够处理的方案或者资源不多。现在我们不是常讲国学热吗？可能也是某个程度在回应这个需要。但是传统国学里给你讲的 让你幸福的方法，它是一个需要制度来保障的，我们今天把幸福这件事弄得太个人化了，有时候个人跟社会不是那么分得开的。 　　阳光充满的上午 　　陈嘉映：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点轻松的。我有过准极端体验。一次是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从船上掉到水里面，人往下沉，大概很短的时间，那个镜头我会永远 记得——一个充满着阳光的上午，我看着水草看着鱼，感觉非常愉悦，只是在欣赏，一点点都没有恐惧感。再有一次我三十几岁了，那时候在美国，有一次攀崖的时 候，我扒着一块石头想从一个山崖悠到另外一个山崖，但是那块石头松掉了，我从山崖上掉下来，大概有个三四十米高，那块大石头追上我砸到我头上，当时看护我 的人说我晕过去了，我自己没觉得。往下掉的过程，根据自由落体公式算算可能也就两三秒钟，但是好像过了很久，眼前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清晰，看岩壁上的植物向 上飞升，那是一个雪后的晴天，阳光打在砂岩上，打在冬季枯萎的树叶上。思绪也非常清晰，我想那时候肯定潜意识里知道死亡，但是当时没想到死亡，而是在那么 两三秒钟里，平生的事好像都从脑海中过了一遍。跟小时候落水的感觉非常相似——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后编的。那几秒钟是对阳光、对生命的一种享受、一种赞叹， 挺轻松愉快的感觉，不是那种要解脱的感觉，但是很愉快、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恐惧。 　　姬十三：有一个物理学家说过，人平时的大部分思维都是沉在底下，你是观察不到的，就好像在一片黑暗的里面，你的意识就像一个探照灯一样，你始终能照 一小块，在人死的一刹那，灯全亮了，所有的意识一览无余。在活着的时候人脑大部分地方都是被抑制住的，因为你的意识只需要注意到一块，如果注意到所有东西 是不能工作的。 　　教化的力量 　　向京：人生中给我最大打击的事情是我父亲的去世，让我特悲哀的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期待有一个东西让我与他有一个连接，但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彻底断掉了。 　　陈嘉映：亲人去世之后，人这个时候想到也许有灵魂的存在，若说它是精神慰藉显得太表浅，灵魂不是涂在表面上的一层东西，它有实实在在的力量，不是在 物质世界之外的一种力量或者是感召，它就在这个世界中，就在这个事情中，它是有力量的，有吸引力的，大概是这样。灵魂是什么？是灵性的生命。我不是特别愿 意这么说，但如果一定要对它做一个最俗的比喻，我还是想把它比喻成黑茫茫中的一点亮光，这是一个比较凄苦的比喻。我相信灵魂的确有它自然的运动，它的自然 方向是向上。 　　向京：我也不相信这世上存在没有灵魂的人。 　　陈嘉映： 可能有的人灵魂有一点残缺，或者说我们都有残缺，只不过有的人残缺更厉害。如果要说到底有没有灵魂教化的更好方式，那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到更优秀的灵魂。而 如果这个社会所树立的典范都没有优秀的灵魂，那当然就会起一个跟教化相反的作用。你通过什么教化让人产生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呢？这绝不是一件宣传鼓动的事 情，你要能让人看到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子，看到了他自然会受到吸引。 　　姬十三：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家都会提梦想、成功、满足，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找寻自己灵魂的过程，或者说在找寻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我得到了什么 东西才会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会一直去寻找，一直去修正。可能再过十年，我会对自己需要的东西看得更清晰。你最终会落定，说我得到了。 　　陈嘉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说得极端一点，要么静修，要么做事。在做事中培育精神，没有一个一揽子的办法，只不过你在做的过程中，点点滴滴，时时刻 刻不完全被世人牵着走，是你在做事，而不是事情在做你。我始终是比较世俗的，我干一个活，我对这个活可能有怀疑，但是我觉得如果它不是特别不值得干，那我 就把它尽量做得好一点。（整理/笑意）

【味覺現象】今天在中國做生意，最要緊的就是膽量，尤其要夠膽定價。前陣子認識了一個市場營銷高手，他曾經做過一家新創立沒多久的白酒品牌，如今這個牌子已經穩站市場前列，成了馳名高檔貨。他說秘訣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咬住貴州茅台不放。 無論去到那裏，不管一瓶茅台要賣多少錢，總之這款新酒就是要比茅台貴兩成。結果所有客人打開酒單，一看這個連聽都沒聽過的陌生品牌竟然比茅台還要「高貴」，當然想都不想就叫來試試。它到底是不是真比茅台好喝？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夠貴，於是請客的人有面子，送禮的人有情義。就是這麼簡單。所以我們就能明白一條取價過千的香煙，一盒一萬元人民幣的月餅，以及一份打破十萬人民幣大關的聖誕套餐是怎麼回事了。 兩年前，我聽說北京開了一家日本懷石料理，一個人最低消費是一萬人民幣，而且還要爆滿，訂不到位，便以為還是那套「中國模式」的定價在做祟，頗不以為意。後來京城一位開書店的朋友跟我說了好幾回，那家餐館的老闆汪先生是個有意思的文化人，願意大家坐下來聊聊日本文化種種。於是我便放下自己從不接受餐廳東主請客的習慣，去會一會這位住在京都，時常寫些飲食散文的同行。 雖然開在一家不怎麼樣的酒樓上，但這家店還是能在北京的高空呈現出一股濃濃的京都味，從障子到榻榻米，全是日本匠師親臨製作的上等貨。少了一方坪庭，多了一排居高臨下的窗景，也算別具特色，真要挑剔，就嫌那掛畫置花的「床之間」上竟放了一罐罐魚子醬促銷，煞了點風情。 店名「花傳美濃吉」，是京都二百八十年老字號「美濃吉」的唯一海外分店，她標榜完整無缺的正宗和風。不只搬來京都的設計和家具食具，甚至連人手也全部來自日本，服務生裏沒有一個中國人，廚房就更不用說了。但是我仍然懷疑，她真值得食客付出那麼大筆銀両？就算去到美濃吉「竹茂樓」本店，最貴的會席也不過三萬日圓多一點，才是這北京分店三分之一的價格。 「京野菜很難耐得住這麼艱難的運送過程，我們只好在其他地方下手，盡量挑選比京都本店更好的更罕見的食材」。店東汪先生就像所有在日本住得太久，而又全心沉浸彼邦文化的中國人，講起話來帶着股日本調。不是口音，而是認真說話時的神態；音量不大，但每個字都很用力，額頭下垂，眉宇輕皺，好像要強調些甚麼似的。看得出來，他是花了大力氣的，盡量不做妥協。所以他們的出品也回報了這番苦心，八寸裏的黑豆豆腐粗中有細，烤物裏的鰺魚泥工序繁複但不損原魚鮮美，的確是整個華人世界中做得最合格的懷石了（包括香港和台北）。 我喜歡這位汪先生的吐屬見識，欣賞他的堅持。只不過這一切還是不能說服我，因為我會算術。假如我要花一萬人民幣來吃一頓正宗京懷石，那為甚麼不乾脆搭一趟飛機跑去京都吃？如果買張廉價套票，省下來的錢就甚至吃得起「吉兆」了。要知道時勢不同以往，如今貴為日本懷石頂峯的吉兆也有四萬日幣埋單的機會。而美濃吉雖是歷史悠久的老鋪，但也和許多大名鼎鼎的日本老鋪一樣，不算最好，也絕不算壞，中上而已（單以食物而言）。 京都的地下水特別柔軟，此所以在京都吃到的京料理迥異他處。於是汪先生一股腦地把水都送過來了，並且不只是做菜煮飯，而是連tap water都要京都土產。這下可好，這一大筆空運費用加上可觀的碳排放，一餐晚飯不只天價，還極不環保。值得嗎？汪先生大概沒見過有人從污染環境耗費能源的角度來挑戰他，只好嘆了口氣：「唉，為了原汁原味，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話說回來，為了一嘗正味而專程去京都，豈不也是既奢侈又破壞地球？ 看來，只要想毫無遺漏地品嘗異地風情，不管是做到不必飛去京都也能吃到真正京料理的地步（以及任何不去巴黎也能吃到法國美饌之類的舉措）還是為了口腹之慾而專門旅行，都必然是奢侈的，對錢包奢侈，也對環境和全人類的命運奢侈。這筆賬不容易算清。

　　辑者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友人发来一副幻灯片，其中有许多喊向执政者的谔谔之言。笔者不揣冒昧地将其辑录下来，但愿那些赫赫然、骄骄然却昏昏然、盲盲然的官员们能够阅览，能够警醒，能够三而思之。 　　茅于轼：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这使我想起托马斯.潘恩曾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吴祚来：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不是没钱，不是民怨，而是整个中国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想象力!邓小平时代无论怎样，是有想象力的。白猫是想象力，黑猫也是想象力，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想象力，深圳与一国两制是思想，也是想象力。现在呢，只剩下维稳力和无限敏感力。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谁是下家? 　　马英九：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马英九：搞经济是国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能通过政策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方利益，而不是赤膊上阵去搞经济。否则的话，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能不腐败吗? 　　雷日科夫(苏联原总理)在反思苏共执政期间的实际状况时说：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我们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梁文道：我真是太佩服北京的领导人了，全国各地发生暴乱、爆炸，他们依然是每天笑得“合不拢嘴”地接见外国所谓的贵宾。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唱的唱，该玩的照玩不误。请问，世界上有那国领导人有如此坐怀不乱的境界? 　　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 　　左拉：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国家尊严，国家惟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尊严和荣誉可言? 　　林肯：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茅于轼：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但是，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苏格拉底：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里，欺骗和暴力掠夺就是法律。 　　茅于轼：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 　　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 　　把国家利益看的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过来。 　　托马斯.杰斐逊：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马丁.路德.金：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系无可逃遁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处的直接影响，对他处便是间接影响。 　　鲁道夫：在20世纪前的90年里，大约有1.7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 　　索尔仁尼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掩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陈独秀：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没有自由和民主，吃得再好，穿得再好，无异于一群饲养得精美的牲口。 　　米奇尼克：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梅德韦杰夫：绝不应该为(斯大林)屠杀自己人民的做法辩护。至今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为这些屠杀的辩解，称这种屠杀是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我要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发展和强盛都不能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比人的生命更可贵的了。 　　艾因.兰德：流氓政府的性质在于，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是依凭法律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而是由官僚机构任意决断和侵占。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做事必须经过政府的同意和批准。由此种流氓政府统治的国家，只能处于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梁启超：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普列汉诺夫：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 　　克雷洛夫：要是我们看到了丑恶，却不用愤怒的手指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离丑恶就不远了。 　　崔永元：怎样爱国家呢?我们过去的公民教育是：不要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拣好的说就是爱这个国家，家丑不可外扬。错了，真正的公民是有责任的，不光是说这个国家好叫爱国，指出这个国家和政府运作过程中的毛病也是爱国，一定程度上讲是更爱国。我们应该想办法容纳这种声音，让这种声音出来。 　　白岩松：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依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的。 　　希特勒：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希特勒的这个治国之道，不禁使人想到我国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 　　奥巴马：上帝赋予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压制不同意见等手段巩固权势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撒切尔：你们根本不用担心那个“大国”，因为它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英拉：像中国那样，以牺牲底层群体利益来发展证券市场的事情，绝不会在泰国发生! 　　白岩松：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政府官员不能;在美国，谁的财产都可以保密，但政府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开;在美国，谁的隐私权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员的隐私不受保护。 　　蒋经国：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马英九：我们愿意支持一个最终的一个中国统一的理想，但必须在自由、民主、均富下。什么时候条件达到，我们才觉得统一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最好维持现状。 　　戈尔巴乔夫：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马丁.内莫勒：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帮我说话了。 　　布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胡适：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 　　艾森豪威尔：自由活在人们的心灵、行动及精神中，因此必须天天去争取、去充实。否则自由就像花朵被剪掉了生命之根一样，会凋零和死亡。 　　昂山素季：我们这代人必须为儿孙们结束“被代表”的耻辱时代!否则我们将有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胡耀邦：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接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吴敬琏：我为什么喜欢读资中筠和陈乐民 ——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进入专题 ： 资中筠 陈乐民 资中筠自选集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我从个人的感受来讲一讲为什么喜欢读陈先生和资先生的文章，也可以从我一个人的感受来看资先生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意义。因为我是从自己的感受，所以不一定能够代表很多人。我跟资先生是同一代人，岁数也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过去的文化教育、家庭背景也很相似。资先生的文章我是很喜欢的，资先生的各种言论，还有很多交谈，参加讨论会，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我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喜欢？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经过了曲折和劫难，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重归正统，所以觉得跟大家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所以把他们作为知己。     用陈先生的话来说叫启蒙，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我是1950年参加新民主义青年团，1952年入党，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共产党能够带领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光明大道，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或者社会主义者，就让自己能够称得起这个称号。在1950年，我们那个时候的党团都不是有专职人员的，都是由学生自己兼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全部文化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除了学文化、学专业知识，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文学的、音乐的、中西文化。但是后来就发现不对了，人家说“你们的方向完全错了，你们歪曲了文化。”对旧的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要改造，这就开始改造了，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开始，那个时候还是改造别人。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努力地改造，改造来改造去，否定了全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中国文化中确实也有精华，否定的基本上都是精华。继承什么了？继承了秦始皇，继承了法家，到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就毁灭了。     我回想整个过程，用一个什么思想把我们改造了呢？以前不知道，用了很多词都是很冠冕堂皇的，后来看到了革命党人教义问答，哦，原来整个用这一套来改造我们的思想，这个革命教义问答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只要目标是崇高的，什么手段都可以。只要给你一个口头上崇高的目标，一切人类最坏的事情都可以，突破一切道德底线，否定优秀文明，都可以做。     那么，经过这些曲折以后，有了一定的觉悟以后，实际上我们从个人来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回续写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我想，这就是陈先生讲的启蒙。所以，陈先生去世以后，我给资先生写了一个E-mail，我读陈先生的文章如沐春风，就好像回到了当年19岁、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这个民族的未来满怀着信心，因为我们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最先进的知识，重新回到了这条路。当然，因为年纪已大，进步不可能很快，但是还是从中得到了知音之感，回到了青年时代，面向未来，怀揣信心，虽然矛盾是艰难的，未来也不是那么可观，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能够使我们沿着这个道路往前走。能走多远呢？不知道，但是希望是存在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对于年轻一代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下面一代或者两代也需要启蒙。所以，非常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这么好的书，鼓励我们走向现代性的中国的道路。谢谢！     杨继绳：我也写了一段话，资先生上的是清华大学，我在清华大学待了七年，清华大学我很熟悉，但是我没有上清华，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我们上学不知道有这些大师，我们从毛主席著作中知道了朱自清和闻一多，我们受的教育野蛮和文明，它是有文明的，但是我们“五道口工学院”出来的人野蛮多了一些。我感觉很惭愧，也感到忧虑，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孩子们的文明不要狼奶，要文明。     梁文道：我也觉得好像局势有点越来越悲观的感觉，这个悲观跟刚才各位先生提到的“启蒙”这个概念我有一点点不同的理解，我并不是说不启蒙，我们非常同意需要把启蒙当成一个未完成的计划继续下去。但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有狼奶的灌输，但是有许多最基本、最基础的东西是很浅易的，是每个人看得见有问题的，是不需要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才能看得到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知道，温州动车这么做是错的，铁道部这么做是错的，艾滋村卖血是错的，这些小学、中学就可以知道，这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全国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是什么问题，都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总感觉我们坐了一轮轮船，看见了一座冰山，是避得开的，但是我们一直往他去。     今天无论到哪里，一骂官员，永远是最受欢迎的话题，官员和公务员的形像如此低，但是那么多的年轻人想去做官员和公务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一切的问题是彼此环环绑架在一起的。我们刚刚提到皇帝的新衣，如果传统讲启蒙的意思是需要一个小孩跑出来勇敢地揭穿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个现实，可是我常常觉得今天中国不是这样，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我们或许不一定需要太多的启蒙，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皇帝”）自己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过去讲启蒙是揭穿事实，现在不在于揭穿事实了，现在已经揭的够多了，他知道自己没穿，我们也知道，就是坐着一轮大船开向冰山去。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中筠 陈乐民 资中筠自选集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书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0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