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确立一个理想可能就在一念之间，但真的想赢得一些自己认可的东西可能需要很久，甚至一生的时间，这之间可能不断有亲人朋友姑娘抛弃你，亲人抛弃你，如果能解释就尽量的解释清楚，然后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喜欢看结果，虽然当初阻碍你的可能有他们，但是你最终的结果如果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也就放心了，虽然他们此时可能还是没有意识到当初的阻止和放弃是多么的愚蠢。     我是怎样走出困惑的   文 / 王猛（北斗撰稿人）     曾是集体里的一员 离开义务教育已经5年半了，我已经记不清中国足球队又连续几年叉腰肌不好了，曾经暗恋的姑娘也在我的记忆中变模糊了，但有一件事情却非常难忘：高二因为上课指出老师的用词错误而被班主任和学生们投票，罪名是“接话茬”，全班70多个人，我以50多票胜出，更神奇的是第二名和第三名票加起来都没有我多。下课后几个和我平时不错的同学“安慰”我，算了，谁还没有过做错的事情……在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我像那些官员开会一样总结了两点：第一，出来混，难免有踩到朋友大便的时候；第二，在某些学生的眼中，老师做的事情永远是正确的。 初中那会儿我还不曾怀疑一些东西，学校、教师、恋爱、语文、作文，英语等等，我和班上的孩子一样，是集体的一员，傻呵呵的听老师傻讲、傻呵呵地做看似有用的笔记、很用心在背诵老师说应该背诵的课文，却不曾问为什么一定要背过一篇课文、学校不让做的事情就一定有合理的地方、老师交代的事情一定要做好、被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是被老师重视，都是好好学习的孩子、被安排到最后一排的学生都是不学习的，很愉快的生活在这样的集体中，小学生守则到现在都背诵的很流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来才知道，原来热爱一个人或者事物是不需要背的，也不需要让别人说了算的，要热爱什么，不要热爱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热爱或者不热爱，是个人的意愿，不能强加给任何人一定要喜欢什么，就像你热爱橘子，我热爱梨子，大家各有各的热爱，更不能说你热爱橘子比我热爱梨子要高尚。 高一以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优秀”的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以及团员，这个优秀的标准是：要么在班里的考试名次靠前、要么是班干部、要么会拍老师马屁、要么会帮老师做事儿、要么父母有在本校当老师的。或者干脆是主任或者校长。这个优秀无关你的人格，无关你的人品，也无关你有没有思想。我一直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做集体里最好的那个，尽管成绩不怎么样，但我总是认为：只要能和老师，同学们处理好关系，我就很牛了。只要能认真做好老师安排的每一项任务，一步一步的走，没准到大学就能成为学生会主席，将来当个优秀的管理者，这样的目标一直伴随到我高一。     翻开初中写的日记，首页这样写道“新的学期新的打算，这一学期的学习，估计我要拼了，真的，该放下的始终要放下，这个阶段不是我谈恋爱，应该懂得怎么去奋斗，怎么去努力，这样别人才能让别人看得起我，才能有所作为。”后来我用王朔的话总结这段日记要阐述的观点，什么是成功？成功就是挣点钱，让傻逼们知道，并且热衷于让别人知道我是在努力，整段日记都透着钱的味道，这是我初中对“成功”的理解。   独立意识的形成 上高一的时候我问一个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热爱中国共产党呢？那个老师一脸的不耐烦“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还吃不上饭呢，你也不会有学上，明白吗？”我当时并没有想别的，因为很多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后来才开始思考，难道中国人都是傻子？连基本的种地养家糊口都不会？一定要让共产党人来指挥？ 在没有严谨的启蒙书籍之前，我上过一年的广播电视编导课，这一年对我很重要，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土鳖，本来只有老老实实学教科书考大学的命，但当我把学编导这件事告诉我父母的时候，他们竟然同意了，这在一个处处都不尊重孩子意愿的国度里已经算是奇迹了，与之对比，我经常能听到很多父母对孩子说出类似“学这个没前途”、“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原来，在这些“成熟”的大人眼里，一个人懂什么是用年龄来衡量，一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成熟”，只是因为年龄比别人大，而成熟和年龄大是否能划等号，还有待商榷，而他们眼中的前途，竟然和我初中写的日记中对“成功”的定义颇有几分相似，在他们眼中，有前途和是否成功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有钱。 高三那一年算是我被启蒙的开始，这一年的重要性就像一个从来不做身体检查并且得了早期肿瘤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检查出了肿瘤并顺利的做了手术。那一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电影，然后看影评，写影评……在胡乱看了几十部电影和一些影评后隐约感觉这个社会并不像老师和周围长辈说的那样，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很明显，将信将疑，要知道，独立意识的形成有很大的偶然性在里面，对那些思想已经僵化的，任何启蒙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因为这种人深信爱国主义是对的，是高尚的，深信“一个男人不抽烟，他就不像男人。” 独立意识的培养只对那些思想处在游离状态的人管用，因为思想没有被固定，还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但一时又不清楚到底哪边是对的，这一点很重要，我高三思想就处在这种游离状态，这个时候绝对需要一些文字的东西帮忙解答一些疑问，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刚好碰上了，读了第一本书，韩寒的《通稿2003》，这本书给了我一些帮助，产生的那些无法总结的，半信半疑的疑问都解答了，高三，我毕竟不曾接触过太多事儿，又没有阅历，问题都是关乎我周围的，学校里的那些琐事，所以这本书可以解决我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一个普遍“你这是叛逆期，很正常，过了这个时期就不这样了。”的环境中，我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怎么了，其实这是折磨精神的，因为当意识到自己可能和别人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又无法自我判断是对是错，真是折磨的，于是开始问那些大人们，问那些长者，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直，“你这是叛逆。”长期在没有理性可言的环境中成长导致的结果是，我到16岁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对错意识，更不要谈理性的看待一件事情，甚至对什么是“叛逆”，什么是“批判”都无法分辨。记得高三玩手机，外边下雪了，我在学校的贴吧发了一个帖子，写的是“今年第一场雪，你想起了谁？”，结果不到30分钟班主任就气哄哄的直冲我的座位，让我把手机交出来，我当然不承认自己带了手机，要知道高中是严禁带手机的，然后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看贴吧，问这个有你头像的号是不是你？我有个“坏”习惯，填写很多网站资料都用真名和真头像，这个“坏”习惯到现在我都没有改掉。结果手机被没收，我被押送到年级主任那里接受教育改造。这样的经历迫使我想知道学校政教处是怎么知道我上贴吧和学校凭什么不让学生带手机的，其实说白了最初的独立意识是跟自己利益有关的，就这样查了几个小时的相关内容，其实这个时候独立思考已经形成了，当然，不是查了一次就形成的，而是对那些你发生在你身边并且认为对自己不公平的事情的不断自问和查阅。 高三下学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逃课，上网，找自己想要的资料。现在每当有弟弟妹妹问我高三是怎么学习的时候，我都努力在这些逃课记录中搜索一些我认为在努力学习，并且他们也在认为我努力学习的桥段说给他们听。上学和学习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没有确定他们的确能分清楚它们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做，第一是不掉面，第二总不能告诉他们我在逃课，上网，在高三这么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些词汇在他们眼里就跟“不务正业”“不学习”，甚至“坏孩子”挂钩，而当他们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又会觉得你不可能是这样度过的，这会让他们更加矛盾，而父母经常又会在这么一个“重要”时期里不断的提醒他们，“你想多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别的都不要想。”实在不想让这个事情的弟弟妹妹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我宁愿他们顺利结束了高中生活，再花时间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对我而言，高三下学期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独立意识的开始，这个意识的出现很重要，没有这个意识，也便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虽然那时我不清楚这是独立思考意识，更不清楚什么是批判性思维。这段时间主要就是看一些文章，我记得我上百度查的第一个词就是“叛逆”，什么是叛逆？然后把这个词的解释放到自己身上对比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叛逆，发现有点像，但也有点不像，像的地方是都有反叛的思想和行为……但不同的地方是我并没有强烈的表现欲，也不想标新立异，我开始怀疑那些长辈们告诉我的那句“你是叛逆。”     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18周岁，来到北京，进入了所谓的大学，不断有长辈告诉我“大学是一个小社会，你要懂得适应，这样到了社会中你才不会吃亏。多和老师同学们搞好关系，他们都是你以后的关系网。”就在这几句话不断在我耳边环绕的时候，无意中在网上知道到了罗永浩，那是大一上学期，看了他的演讲视频，听他讲自己的经历，我就把他演讲过程中看过的书名都记下来，我记得他推荐过王怡老师的书单，于是也开始找那些书，却发现很难看懂，那些难以下咽的文字总让我犯困，干一件事情总是处在“硬着头皮”总不是好办法，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文字里的东西热爱程度并不强烈，只是认为牛人都是多读书的结果，并幻想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牛人，后来同样是在罗永浩的演讲视频里知道了牛博网，这个网站都是一些精短的文字，篇幅都不长，却很精髓，那些牛逼的作者，那种感觉会让我感觉非常过瘾，读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很庆幸自己在没有读过成功学，言情小说的前提下就读了那些优秀的文章，少走了很多冤枉路，这个时候我再反过来去看一些成功学大师写的成功学书籍已经很难下咽了，那些穿越小说，那些内容空洞的风花雪月，着实让我难受。越是看那些文章，越是容易对一些问题提出疑问，而有一些问题总不能让我顺利想通，并且不断有人在你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打击你，这些人多数是一些有一定阅历的长者，在理想破灭之后转而打击有理想的人，“中国的现状就这样，你改变不了的，你看国外就一定好吗？，一定要学会适应环境，要不然你会吃大亏的，像你这样愤世嫉俗的人，走到哪都不会成功的。”而胡平的《犬儒病》却是一个例外，这是为数不多的让我能突然就明白了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感觉，就好好像有人给了我一个耳光，而我又不想躲。 神奇的国度，总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而总有一些疑问困扰着自己，强制拆迁，城管施暴等等，梁文道的《常识》帮我解决了一些疑问，《常识》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一个优秀的时事评论员总会给我意外的收获，在看了众多的评论员写的时政评论后，然后由自己来分辨哪个是合乎理性的，这样默默的关注了一年多,这个时候再去翻阅一些系统的书籍就容易的多了，因为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因为文字写的有却而喜欢，而是文字里的思想和那些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和最求，最先接触的就是王小波，最先读的就是《黄金时代》，在一个人性受压抑的时代里，处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心态，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不断的盘问“性爱”的本质，一层一层的盘问下去，然后开始读王小波全集…… 在不知不觉中，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已经形成了，已经不再是独立思考的意识有没有的问题了，只是这种能力非常小，独立思考能力多数是被我们的教育剥夺没了，或者就没想让你有这种能力，如果想用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要看看央视的新闻联播，有多少是你觉得很假的，就能基本判断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了。 后来，当我想了解美国的制度，美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和易中天的《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又给了我新的启示，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华盛顿打跑了英国殖民者又跑回了种植园，3年后才回来当了总统，这才是那句“不是我想当总统，是大家选我当总统。”真正的解释，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运行，一件刑事案件的诉讼和审判过程，然后又是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等一些介绍美国的书，和教科书里的说法截然不同，甚至是颠覆性的。 我俗称是文科毕业的，在充满谎言和广告的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中，实在不敢称呼自己真是文科生，即便这样，学文的也应该都知道，高中历史教科书里关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笔带过的，只给出了两个人名，两个书名，殊不知，这两本书里的内容才是值得阅读和学习的，即便是国人翻译的，也是值得一看的，在阅读一些有关“主义”的书的时候，出现大量的关于“主义”的词汇，这个时候，维基百科就派上用场了，帮助我提前了解各种主义的基本定义和特征，我高中那会是用百度百科的，但在做了很多搜索后发现百度百科是给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使用的，维基百科才是世界性的百科。前面说了，我对于这种怀疑的意识已经形成了，只是并不知道有批判性思维，反正知道这不是“叛逆”，在查了大量有关“主义”的词汇后，逐步开始分辨他们的区别，这个过程同样很重要，不用担心，你在搜索维基百科有关“自由主义”这个词汇的时候，下面会有各种别的“主义”的链接，什么“保守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是成串出现的，为了弄清楚这些东西，我曾经痛苦了很久，这个时候再去王怡老师推荐的书单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因为一种神奇的力量，导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对于类似“批判性”伴有生理上的反感，只要一提“批判”就自动跟“愤青”、“愤世嫉俗”联系起来，当我提到“批判”一词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们在皱眉头，足可以看出他们对“批判”一词的误解程度。这逼迫我不得不换了另外一个相通词性的词，我们也可以称这种思维方式为“明辨性思维”，或者叫“严谨的思考”，当对方真的理解并且看过了这本书后再回来使用“批判性思维”效果要好很多。很多父母经常给孩子说，“你要听话。”这里有个疑问，难道只要是父母说的话就一定要听？我们到底是要听父母的话，还是要听从父母口中说出的正确的话？《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这本书就是在培养这种分辨能力。而“要孝顺”这句话也就不攻自破了，孝怎么理解？顺又怎么理解？难道孝就一定要顺着父母？不顺着他们就一定是不孝吗？ 虽然有时候父母总是不能理解我在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他们喜欢让你按照他们认为“幸福”的路走，回家考公务员，做一个为高墙填瓦和小人有关的人，我一直都在努力用通俗的济南方言让他们明白人们对“幸福”定义不同，路应该怎么走要问我，这是我的自由和权利，在努力做了很多次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隐约明白，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做主了，虽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不是由年龄说了算的，但总比他们整天逼迫我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要好一些。 确立一个理想可能就在一念之间，但真的想赢得一些自己认可的东西可能需要很久，甚至一生的时间，这之间可能不断有亲人朋友姑娘抛弃你，亲人抛弃你，如果能解释就尽量的解释清楚，然后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喜欢看结果，虽然当初阻碍你的可能有他们，但是你最终的结果如果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也就放心了，虽然他们此时可能还是没有意识到当初的阻止和放弃是多么的愚蠢。 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才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做成了，你爱看不看。 努力实现自己认为正确的理想，朋友抛弃你，可能他们本就不是有理想的人，也理解不了你在做的事情，但我相信总是会有有理想的人愿意跟你顺路，做你的朋友，一起去实现理想。 当我坚持不下一件事情了，就会看看上面的话，理性并且激情的为理想活着。 做不了陈光诚，但也不做为高墙添瓦的小人，这就是底线。     （采编：徐毅磊   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你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故乡民俗杂记

本來不想再說唐英年了，免得人家以為我是梁振英的「支持者」(「支持者」，多麼奇怪的說法，他倆用得著我們的支持嗎？)不料唐唐活得燦爛，自動奉上源源不絕的話題以解市民永日之困悶。最新一則自是轟動全城的緋聞事件。 婚外情到底會不會影響一個政治人物的前途呢？這得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講原理，另一方面是講現實。講原理，我們看的是他的私生活與其政治判斷和決策能力的關係；講現實，我們看的是他所身處的社會，尤其是人民百姓對這類事件的看法。單說原理，我不以為政治人物一定得是從不犯錯的聖人，甚至連「不貳過」都用不著(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那是孔子最鍾愛的弟子顏回的境界)，原因已有他人講述，毋庸贅詞。 值得討論的倒是涉及公眾觀感和情緒的現實面向：香港市民會不會接受一位有過婚外情紀錄，而又永遠保持「住家男人」好形像的特首呢？我們有沒有意大利人那麼開放，笑看領袖搞完一個接一個，直到「衰十一」才勉強把他送上法庭？照理說，以香港人之保守，TVB傳統教育之成功，唐英年是萬萬選不上特首大位的了；就算上得了，那也定是歷盡艱辛，危機重重。 只不過這個所謂的「選舉」其實和絕大部分香港人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我們信不信任唐英年也好，他有沒有私生子也好，都根本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半分。所以我完全不以為這次緋聞是趟嚴重的「危機」。你看《阿凡達》，總不會以為片子裡頭那顆星球原住民的「滅絕危機」是真的危機吧？這就是當看客做觀眾的幸福了；不管戲裡頭的地球是否快要完蛋，不管主角的命運是否九死一生，戲一完，我們出門照頭就是明媚春光，世界依然運轉如常；所有的緊張所有的激動都是假的。

【 明報專訊 】一九八九那一年，中央電視台以六集《河殤》震動了不少大陸青年。就連香港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受到感召，熱熱鬧鬧地談了一陣子「黃土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分別。回想起來，那套紀錄片的主題其實簡單得很，無非就是指出中國人總是背對海洋，面向平原，一天到晚念念不忘黃河這條「母親河」，結果閉關自守，困處黃土之中，成了一個封閉保守的內陸文明。 只要轉身一看，我們不難發現大海之外別有洞天，那便是開放大膽，冒險進取的歐羅巴「藍色文明」了。我還記得其中一集談到了深圳，稱讚這個新生特區的實驗精神，宣稱鄧小平的偉大眼界總算「終結了幾千年來背向大海的歷史」。 說來奇怪，當時我們一群香港年輕人明明天天對著蔚藍色的無敵海景，怎麼也會相信《河殤》的誇誇其談，真以為自己是又封閉又保守的「黃土文明」的一分子呢？ 這就和某些可能一輩子都沒在黃河流域生活過，但又動不動就把可黃河掛在嘴上的香港人一樣，覺得自己身上流的血全是黃河水，卻，渾然忘記了自己身處南海之濱的現實。 二○○九年，香港導演陳德森推出了《十月圍城》，這部電影被許多香港影評人推崇為辛亥革命的港式解讀，因為片子裏犧牲掉的許多英雄都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抽象理念而捐軀，卻是捨命於主僕之情、朋友之義等江湖味十足的庶民倫理。換句話說，它的「港味」就在於它印證了那種似乎十分悠久甚且十分真實的香港傳說﹕香港人不懂也不在乎民主共和等「假大空」的政治目標，只知道做人要講義氣重感情，而且為了義氣感情可以放棄平日腳踏實地的經營生活，做出驚人的非常之舉。 再一次地，我們忘記了自己是誰，也忘記了自己曾經有過的歷史。那種「港味」的自我理解，就像這部電影在每一個人倒下時都以文字打出死者籍貫，強調他們來自全國各省，好營造出八方豪傑會香江之氣勢的做法一樣不真實（事實上，當時在港參與革命活動的幾乎全是廣東人）。回顧當年，如果說連香港人都不懂得什麼叫「革命」什麼叫「民主」，恐怕全中國也就沒有第二個地方的人會曉得這些名詞的意思了。 「中國不能說有一個好的政府，它與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國家相差很遠。中國當權者有成千上萬，據說，從最高層到最基層，只有極少人在履行官職時誠實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並公正地對待百姓……公認的意見是﹕從最高級到最低級的官員，全都是敲詐者。勒索他們能抓到的每一個人。如不給他們行賄，幾乎無一人能掙脫他的手指頭而滑走」。 上述這段話出自一個十幾歲少年的作文，他是1840年代位於港島摩利臣山的「馬禮遜學堂」的學生（「摩利臣」就是著名傳教士「馬禮遜」的港版翻譯）。舉目中國，除了香港和澳門，當時不太可能還有他處少年能具如此見識膽氣。 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孫中山、楊衢雲等革命家的故事已經不用贅言追溯，這批革命家和香港的關係也早有太多人說過。我不是歷史學家，只能在這極有限的篇幅裏面大膽地簡化歷史，提出一種角度甚或偏見去激活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的討論。那個偏見便是﹕辛亥革命其實是一場南方海洋中國的北伐。 我所謂的「南方海洋中國」（或者「大南洋」）是一個和《河殤》裏的「黃土文明」截然不同的歷史世界；它北起福州，包含了廈門、泉彰、台北、台南、潮汕、梅縣、珠三角、港澳、海南、馬尼拉、河內、芽莊、會安、檳城、吉隆坡、新加坡、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泗水、萬隆，然後一直去到仰光等不同地區和港埠。這片區域裏的華人不止親近海洋，而且習慣異族。他們在出海即被視作「奸民」的年代裏就視王法於無物，冒險泛舟。他們周旋於日本、占婆、暹羅，以至於荷蘭、西班牙和英國、法國等西方各殖民帝國之間，靈活機變。而且這些碼頭彼此往來密切，形成了一大串從中土至海外的流動網絡。今天香港的《星島日報》、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以及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其創辦人皆為緬甸的胡氏兄弟。港大「陸佑堂」紀念的是馬來亞錫礦大王陸佑，廈門大學則是新加坡的陳嘉庚。在東南亞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以前，這些人來去穿梭，輕鬆得就像《花樣年華》裏的梁朝偉，說去新加坡便去新加坡，今天買票明天上船，彷彿它沒比大嶼山遠多少似的。 華僑「愛國」的笑話 今天說起這片區域的名人，很多人都仍然習慣地加上「愛國華僑」這四個字。具體談到辛亥革命，在分析「華僑」何以為「革命之母」，孫中山的革命經費又何以有八成來自海外華人的時候，大家也還是不經思考地就說那是「因為他們愛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愛國會愛到要不就君主立憲，要不就乾脆革命的地步呢？當時的北京人或者山西人會用這種方式來「愛國」嗎？為什麼革命的財源幾乎盡出南洋？像陳少白、胡漢民、汪精衛這些最早發動革命的領袖，為什麼全是廣東人？就連溫和一點搞改革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還是我們廣東老鄉。 至於說這一大片地帶的人有「向來愛國的傳統」，那就更是笑話了。首先，宋元之後，福建廣東兩省出海討生活的百姓從來就被中央王朝敵視，鄭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件小差事就是順手抓捕這些人回去治罪。西方帝國支持自己的商人海外拓殖，明朝官員卻教佔據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放心，當地經商的華人死活不關北京的事，你們愛怎麼對待便怎麼對待。其次，歷史上這些人也一直沒有太重的國家觀念，唯一重視的只是原鄉宗族之情。他們在海外以語群和地方為基礎的會黨械鬥，其慘烈尤勝於與異族相爭。直到近世民族主義興起，他們才一一愛上遠在北方的中國（妙的是，他們也很可能比北方華人更早形成民族國家的觀念與認同）。 「私通外國」有一手 最後，這些人「私通外國」的歷史特別。唐朝如此開放，皇帝還要下令番禺（即今之廣州）刺史得看好野性難馴的廣府人，別讓他們老是和住在當地的十二萬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通婚生雜種。更精彩的是明代的倭寇，表面上是所謂的東瀛浪人，主事者卻多半來自閩南，所以深入內地破城劫掠的時候特別熟路。倭寇以後，海盜繼續幹着這種勾結外人的事業。例如鄭成功的老爸鄭芝龍，手下艦艇三千餘艘，是控制整片華東及南洋水域的海盜霸主。他的艦隊裏就有日本人、朝鮮人、新畿內亞人，甚至非洲人。在澳門上學，受過天主教洗禮但又崇拜媽祖的他，會說一口流利的日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此外，他也是日本劍道的高手，興致一到還能在海上來手西班牙結他，與眾同樂。鄭芝龍的夫人（即鄭成功生母）是日本人，但他也曾和另一位大海盜李旦（洋名Andrea Dittis，又號Captain China）有過同性伴侶的關係。鄭芝龍一會兒歸順明朝一會兒歸順清朝，當然說不上愛國；可他又打劫荷屬東印度公司，逼得後者退避三舍，回頭則救濟福建百姓，號稱中國東南的「海上長城」。你說這是一個「黃土文明」的產物嗎？這種角色，北方人大概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 到了清朝，與南洋聲氣相通，而民間自主之風甚盛的東南地區更是中國的造反大本營，先有組織擴及整個東南亞的天地會，再有孫中山的偶像洪秀全（閒話一句，影響洪秀全思想極深的梁發，也是馬禮遜的廣東弟子）。同時這一帶又是引進西學的思想震央，出過福州嚴復和珠海容閎等力圖革新以挽大清國運的文士。請問，革命如果不從這一角發起，又豈有他處？特別是海外華人，其中固然不乏保守的傳統士紳，但比起中原北方以為造反就是換人當皇帝的老實百姓，無論是君主立憲抑或民主共和，你和這些南洋客一說，他們馬上就明白，理解毫無困難。畢竟他們真的活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見過其他的制度選擇；甚至在婆羅州上自己建立過一個比美國還要早的「蘭芳共和國」，自治共和。 於是，正當北方義和團還在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從南洋傳到廣東福建的觀念新潮已經一浪疊一浪地往上衝了。再加上後來江浙湖南等地的留日青年生力軍，南方革命之勢遂成，不可退卻。清帝退位前夕，袁世凱在發給張謇的一封電報上說﹕「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日的《民國日報》在回顧武昌起義時也提到﹕「倡義者多南人，而作梗者多北人」。直到國民黨北伐，這種「南新北舊」的印象仍是時人共識，所以才會有許多滿腔熱血滿腦理想的北方青年成天到晚喊着「去南方」。 「去南方」！今天我們活在香港，南方之南，每天卻見群丑一時「勸退」，一時又要「等北京祝福」。念及前賢往事，怎不叫人惆悵？又怎能不思作為？

储建国：让悠久的中国走向新的人民共和 ——评刘源、张木生的大实话 作者：储建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3 0:18:00 阅读量：157次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张木生，讨论他的《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点击 这里 查阅刘源上将为此书写的序“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 ”）。这个题目挺雄伟的，好像我们在文化的小道里走着走着，突然路旁杀出一位英雄，大吼一声，你们走错了，得重走。大家茫然，那怎么走呢?他说要走李零的路。李零是谁?我们普通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好像挺大的，搞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几个古就足以吓走很多人。但他写的一些文字倒是挺平实，也挺活泼的，普通人都能读，只是造化不同，理解的深度就会不一样。然而，这个老头子也挺滑头的，很多意思不明说，就好像在打谜语让你猜，有的好猜，有的不好猜。这可能也是他成为有创造力的思想大师的某种障碍。张木生好像是个急性人，就想把他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说实话，我挺喜欢这样的人，李零搞的专业东西，我不大明白，但的确想知道他的东西能够对我们所想的，所做的改变什么。张木生说，这些东西能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其实，更主要的是改造我们的政治观。 　　“改造”这个词不一定准确，也许用“回归”比较合适。也就是说，大概要我们回归一种平实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根本是由两个道构成的，一个是不变的道，一个是可变的道。一说“道”，又会让人云里雾里。其实，道就是道理，通常指那种根本的道理，也就是最大的道理。这个东西存在于生活之中，也存在于历史当中。李零说，生活是小道理，历史是大道理，小道理通着大道理。这话不准确。其实，小道理、大道理同样地存在于生活与历史当中。那些不变的道，可变的道都存在于生活与历史当中。强调不变的道，古代中外都有，可以消除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这些东西既包括所谓的西学，也包括所谓的国学。西方学者本能地认为他们弄出了一些大道理，别人都得跟着学，跟着做，我们得用自己的眼光来识别。如果的确属于不变的道理，譬如说人活着，首先要吃饭，那我们就得接受。如果不是那种不变的道理，我们就得选择，如果是歪道理，那就得拒斥，譬如说，西方人应该吃饭，非西方人应该吃屎，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对于那些古代的道理，也是如此。强调可变的道，李零的主要目的是强调生活是活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自然就是当代中国活人的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当下生活是中国活人创造出来的，只要中国人活着，就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创造生活，能够创造好的生活。我们得开动自己的脑筋，平和地面对外国人和古代人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思考，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好生活，生发出属于自己的好思想。当然，这生活，这思想，一旦出来了，也就成了世界的了，成为别人和后人的参考材料。 　　受了李零的启发，张木生就开动了自己的脑筋，尤其是政治的脑筋，说了一些震撼(不少人追求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是大实话。而且很多话以前有人说话，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的这些话，有点不简单的原因，不在于话语本身，而在于支持这种话语的力量。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为他的书作序，并带着六位将军出席这本书的讨论会。这个待遇，以前是没有过的，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我们这些搞政治学的，当然不可不察。但很多聪明人，察后不言，因为他们要观测风向。其实，作为学者，没必要有那么深的城府，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还是直接说出来为好。除非真的觉得没有想成熟，而不是没看清政治动向。 　　对张木生的话感兴趣，想写点什么，是因为对他的一些说法有点共鸣，或者叫心有戚戚焉。 　　最主要的，鄙人觉得，中国人对历史，对文化，尤其是对政治，确实要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中国人也是五花八门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很自然。首先要敢于怀疑，要怀疑马克思的历史观、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之不足，他们的共同错误是西方中心论，傲视其它文明。李零、张木生的这个观点是对的。这个中心论跟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中心论在根本逻辑上是一样的，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中心论，而臣服了西方的中心论呢?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西方枪狠，钱多，这个东西当然是个诱因，但人类文明不能只讲谁狠谁有理，否则，文明就不成为其文明了。现在中国人的钱也开始多了，于是文化的底气也开始起来了，国学热就是这种底气的表现。但把老祖宗的东西神圣化，当作不可质疑的真理，那与西方中心论又没有什么两样了。其次，要建设性地怀疑，如果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性，那只能陷入不可知的状态，徒增自己的迷茫。有的人说西方的不行，古代的不行，那么什么行呢?他也说不出道道来。结果呢，也许他们并不迷茫，他们不再认真地思考，就在当下直接地活着，跟着感觉走，甚至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就是对的，不容别人说三道四。哪怕抱着个火药桶，也要说成是一堆鲜花。 　　然而，这个“建设性”空说起来容易，真说起来很难。张木生就感觉到这种困难。在分析当前中国问题方面，他跟很多左派右派一样，都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只是表述的语言不一样。他说，“我们的党搞战争和革命是强势，现在搞经济建设也是强势。强势的结果必然出现奸商搭台，贪官唱戏，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的政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的资本化，权力的市场化，执政的产业化……而且还带来了黑帮化。” “左派和右派里头都承认有‘权贵资本主义’，而且认为是坏资本主义”。更进一步，他认为对当前社会性质的主流表述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不恰当。“你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原来马列他们所设想的那个社会主义，你哪怕找到给我找到一条共识，有吗?没有!恰恰是所谓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所能有的，我们今天都有。” 　　那么我们该如何界定当前的社会性质呢?这就暴露出中国文人创造性不足的毛病来了。张木生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回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一点得到刘源的高度欣赏和大力支持，而且高呼要“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特别推崇关于新民主义理论与制度的三部经典文献，那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的确，这三部文献的思想逻辑和制度设计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个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新民主主义的过去，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其实清楚地表达过，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和政策方面，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多大的差别，关键是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这个领导，跟现在不一样，张木生用毛泽东的话阐释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并且说要参考外国的经验，把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都搞好。新民主主义的现在，就是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义不管理论上如何表述，它的现实运作的确是从质的方面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区别了开来，而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比后者更多地容纳了资本主义因素。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现在的各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替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服务，包括私人的资本家和公家的资本家。有的地方领导公开提出，政府要为企业家提供保姆式的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源、张木生说要回归新民主主义，一方面含义要剔除意识形态中更多的虚假成份，承认现实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要节制这些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因素，发扬新民主主义中的“民主”因素，让那些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陷入困顿(说是水深火热也不过分)的老百姓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善于看出问题本质的吴思也强调这一点，认为要有新的拨乱反正，把搞歪了的思维正过来，最根本的是不能把人民当作党的工具，而应该把党当作人民的工具，同时承认党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所担负的领导责任。他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特别强调“正名”的工作，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民主主义”这个名号毕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是毛泽东为了团结更多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那个时候，国民党是强势，共产党是弱势。新民主主义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共产党，对强势一方进行斗争，并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而提出来的口号。现在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重新捡起这个口号来，有些困难。更重要的是，刘源、张木生相对于革命一代来说，是年轻人，但相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又是老年人。他们对老爸一代搞的东西记忆犹新，但年轻一代未必清楚。因此，捡起这个主义，尽管有前面所说的那些合理性，但给人以用旧膏药治新伤疤的感觉。因此，在建设性主张方面，不仅内容需要创新，名号也是需要创新的。鄙人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能够唤起大多数人奔向新的政治前途的名号，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就是用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也就是“人民共和”。我们这个国家的性质，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新兴阶层和群体的出现，让“人民”的含义跟以前不一样了。针对这种变化，左派的思想强调过去的人民含义，强调工农大众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右派的思想强调人民的新成份，看重新兴阶层和群体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客观地说，左派(真左派)的诉求尽管看起来激烈，但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多少的落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尤其是十年来的官商公开合谋的潮流中，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各类平民被边缘化了，比西方的平民更加边缘化。因此，强调“人民共和”中的“人民含义”，尽管有肯定人民中新成份的含义，但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维护那些已经和正在被边缘化的平民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对已经脱离正轨的改革进行校正。这种校正工作要在一个明确的旗帜下团结全国更多的人来做。这个旗帜最好是“新人民共和”，那些对“人民”这个词比较反感的人其实在心里面怀有对平民的排斥，你一旦为平民说点话，他们就说你是民粹主义，他们并且危言耸听地说，如果让平民多分点利益，经济就出现倒退。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粉碎了这种吓唬老百姓的说法，他在重视民生，强调公平的政策主导下，实现了连续几年超高速度的发展。当然，薄熙来的确采取了不少人治的做法，这是受人诟病的地方。所以，他的确需要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那只能靠民主和法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民主的制度创新，将自己重视民生，强调公平的政策延续下去。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那些对毛泽东持温和态度的人，在民主建设方面，也只是肯定毛泽东有一些民主的理念，但很少肯定他在民主制度上有什么贡献。其实，毛泽东革命成功的第一步，恰恰是在民主制度上有很大创新。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总结了三点井冈山经验，一是艰苦奋斗，二是支部建在连上，三是建立士兵委员会。他说，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各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这个话，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说的，从中也可以部分地看出他的政治动机。这个动机的确具有相当强烈的民主成份。不过毛泽东也的确走错了道路。既然说全国性政治民主没有形成一种制度，那么，他就应该进行一次新的民主制度创造，而且这种创造有现成的根本制度基础，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制度来制约或反对他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呢?要知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要把它们在逻辑上串起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鄙人认为，这一方面是他没有了革命初期的那种创造力，另一方面是他没有摆脱革命动员的迷思，要把这个东西在和平建设时期延续下去。如果他预见到人民代表大会也会成为当前那样的官僚大会，这个制度达不到他的目的，那么，他也可以运用人民舆论和结社来加以补充。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也背离了他井冈山讲话中关于政治民主制度化的认识。 　　因此，我们今天要在“新人民共和”旗帜下，重温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更要研究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创造，坚定地用民主的方式来校正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消极现象，尤其是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道德沦丧。 　　我们可以对新一代领导层寄予希望，但不能将宝都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在德能上都是一些有局限的人。我们要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鄙人特别希望年轻一代，包括党内党外的年轻人，要掀起新的潮流，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国家，改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确不能为改革开放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年轻一代需要自己拯救自己，进而拯救这个民族。     延伸阅读： 刘源文章： 刘源： 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惨烈的战争划定阶段 2011-5-23 刘源：党内民主和团结是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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