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爱思想 |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7 16:38:41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标签: 香港 文化 ● 杨银波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北岛: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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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强奸与强拆(全版)

强奸与强拆 ( 全版 )    以下是一名強姦犯人的告白:「強姦並非我等所願,這裡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就是人類繁殖成本的問題。如果我們每回交配都要考慮對方的意願,事後還要付出大量賠償費用的話;想想看,這得花去多少時間,又得浪費多少資源呀。而為了實施人類發展戰略,強姦更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     「強姦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我們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問題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會不會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實在說,就要靠運氣了。」     「當大家都在對強姦現象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姦行為的受益者。要不是我們的雄性先祖當年用強,掄起大棒就敲暈了雌性同類,然後把她們拖回山洞;人類今天還能繁衍出今日這番恒河沙數的局面嗎?我們中國還能如此人多勢眾好辦事嗎?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強姦就沒有現代人類,沒有現代人類就沒有一個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姦就沒有『新中國』?」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覺得噁心,馬上就想衝進廁所大吐一場;也許會感到怒火攻心,忍不住罵出幾句髒話。為甚麼我們看了這段告白之後會如此憤怒如此難受,理由恐怕還不只是因為那個犯人的強詞奪理荒謬思維,而在於一種更簡單更根本的直覺。那種直覺告訴我們,強姦是種萬萬不可接受萬萬不得辯解的罪行。「強姦」這兩個字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充滿了非常負面的價值意蘊,正如「強搶」和「強盜」一樣,我們一見就無法再不動心不動情地客觀冷待。      換句話說,以上那番告白刺痛人的地方 在於那位犯人居然毫不遮掩地使用「強姦」這個詞彙。理論上,他大可以發明一個比較好聽或者至少比較陌生因而也比較能夠唬人的術語,例如「非雙方同意的交配行為」,或者「未經對方認可的主動性行為」。但他沒有;他就是這麼左一個「強姦」右一個「強姦」地寫下了這篇駭人聽聞的自白。它讓我們震驚的是,這個作者似乎喪失了最基本的道德直覺,完全沒有想到光是「強姦」二字就足以令人反感,足以摧毀他一切論點的說服力。這位作者不是一般人,而是一個失去了人類同理心與基本道德感知能力的可怕異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強姦有甚麼不對,他的辯解只是為了我們而寫的。所以,他才會把強姦看成一種後果可不可以控制,大事又能不能化小的技術問題。   放心,以上種種其實全是我的虛構,現實中並不存在這麼一個泯滅良知而且還極端理智的強姦犯。然而,那幾段告白卻又不是百分百的無中生有,它們改寫自近日一篇紅遍全中國的鴻文,我只不過是把原文中的「強拆」換成了「強姦」,將「政府」變成「我們」,同時還補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而已。我說的這篇文章當然就是首發於「財新網」的「宜黃來函」。   話說江西宜黃的強拆案透過微博的轉播震撼全中國,其中的自焚、搶屍與截訪在在顯示出公權暴力的恐怖,結果不只引起無數人的義憤,還丟掉了幾名地方官員頂上的烏紗帽。想不到正當事情冷卻結尾之際,一名當地官員竟主動投書媒體嘆不平,於是觸發更多輿論的攻伐。看完化名「慧昌」的官員所撰寫的這篇「宜黃來函」,以及眾多評論家的仔細剖析之後,最叫我吃驚的是該名官員竟然全不避諱地採用「強拆」一詞;而多位評論家雖然深入地揭示了地方政府「發展主義」思維的盲點,全面地批判了強拆現象背後各種不合法理的弊端,但也似乎都不覺得「強拆」這兩個字刺眼。   讓我們再看一眼「宜黃來函」的部分段落:「強拆並非地方政府所願。這裡涉及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就是發展成本的問題。……而地方政府為實施發展戰略,強拆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強拆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問題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會不會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實在說,就要靠運氣了」。「當大家都在對強拆政策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拆政策的受益者……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為甚麼這幾段話裡的「強拆」可以拿來和「強姦」相比?答案在於那個「強」字。強姦之惡,除去性的敏感以及種種關乎人類肉身等尊嚴問題外,就是因為它用強。請注意,拆遷不一定總是強拆,因為拆遷絕對可以經過雙方同意;而強拆則是一方不情願,另一方卻堅持使用暴力手段來達成目標的結果。不管那位宜黃官員究竟搬出了多少套奇詭莫測的宏觀辯說,多少粗糙不堪的中西發展路綫比較,至少有一個事實是他自己都不能否認,甚至還從不隱瞞地掛在嘴上的;那就是當地政府的的確確搞了一次強拆。除非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用強不算錯,以暴力逼迫他人就範也不算問題的地步,否則強拆就一定是種類似強姦的罪惡,一種道德上的罪惡。   從這個角度來看,「宜黃來函」最令人齒冷的,就是一個國家官員居然完全沒有想到這麼基本的道德事實,在一整篇東西裡頭沒有半句提及居民意願,反而把罪過的後果當成運氣問題,以經濟發展解說違反人類根本自由的惡行;最後還把我們所有人拉下水,說成是一個道德錯誤的受益人與共犯。假如這篇文字真的像許多論者所言,「代表了許多地方官員的心態」,這個國家就真是有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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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酒桌

世界上到底还有哪个地方会像中国这样。街边任何一家药房里都放了一排防止醉酒和事后解酒的药呢?我去的地方不多,不敢瞎对比,但我猜这大概不是一个普世皆同的现象。要吃防醉药,当然是怕喝酒喝到神智不清的地步。既然不想喝得那麽醉,为甚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少喝一点呢?要吃解酒药,自然是因为酒精过多头晕脑胀,肝肾俱伤。既然害怕自己的身体提前报废,怎就不能不喝? 如今的中国酒文明比诸从前还真是文明了不少,强搂着你逼你灌酒,不喝就要翻脸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了。像我这样每逢饮宴应酬一坐下来便说不的人,别人不会拿我怎麽样,(我猜)也不至于伤了谁的感情。有时候人家为表尊重,甚至还会自觉地集体少喝或者乾脆不喝。本来我是不该再有怨言的了,可是说真的,我仍然很厌倦那种菜上了不到五分钟就人人起座轮枱敬酒的风俗,他们是不会逼我喝酒,但我也得站起来以茶代酒呀。结果总是弄得我一边满嘴食物来不及吞,一边勉力地从牙缝中挤出一句“多谢多谢,请!请!”,同时挂上荣幸之至的微笑。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一顿饭这麽吃下来,真是食而不知其味。 有一趟出差,我又遇到了这种场面,又要含着饭菜做那又站又坐的举杯运动,忙乱间发现我那一群娇滴滴的女同事竟然举起酒杯面不改容,不止迎战,而且主动进攻,频频向座上诸人敬酒,令我十分佩服。当地客户解释:“您这几位同事在我们这几个省已经喝出名堂来了,您不知道吗?”当天夜里,只剩下我们自己人吃饭,除了我就是这群女侠,大家推我点菜,我虽不饮,但为她们着想,恐怕还是得替她们叫酒的好。怎料她们立时劝止:“梁老师,其实我们不爱喝酒,今晚和你吃饭简直是松了一大口气。”搞了半天,原来她们也是为了业务需要才被迫成了酒桌女侠。那麽她们的酒量又是怎样来的呢?于是她们示范了一个隻合女性使用的诈术,那就是每饮一口,便拿起毛巾假装抹嘴,趁机把酒吐在毛巾上。这酒是中国白酒,毛巾是白色的湿毛巾,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人家只觉你是女子作态斯文。 然后她们还向我介绍了几种避免酒醉的法门。听着听着,我又想起那个老问题,为甚麽我们一定要这麽喝呢?明明男的女的都受不了,这是何苦? 这个千古谜团早有不少解答,我且贡献另一个心得,那就是醉酒能令人释放平常不敢释放的自大。不止一次,我看到一桌酒醉大汉高声谈笑,还要和我讨论严肃的思想问题,结果愈谈愈煳涂,你怎麽解释,他都听成相反的东西。当我放弃投降之后,他们自会顺着自己的路子说下去。说到最后,完全变成一群男人自吹自擂的游戏。某甲说:“你这算甚麽,我当年说要搞谁就搞谁,连 XXX都搞得定”。然后某乙桌子一拍:“你这就叫牛逼?算了吧,我如何如何……那才是真牛逼呢!”如此几个回合,到了最后,说不定有人就要发誓胡锦涛认过他做乾爹了。 这种事从来没有人当真,也不必当真,反正第二天没有人会记得前晚说了些甚麽,也不想记得。重点在于那一刻大家都爽了,都把自己捧到了平时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都说了想都不敢想的大话,都把自己心里最受压抑最想释放的自我放到了极大的程度。只不过,身为举座唯一一个不大喝酒的人,我为自己旁观者的身份感到特别尴尬,更为他们清醒之后意识到我没有共醉的难堪感到尴尬。世界如此荒唐,清醒令人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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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台北书市的没落

二十年前,台北的重庆南路是香港爱书人心目中的圣地,甚至可能是他们去台湾旅游的唯一理由。然后诚品开张了,我们刻意在凌晨三点去它的敦南店体会一下读书不夜天的情调。如今我们仍然会去诚品,并且不时碰上一些特地香港来的明星艺人(奇怪,怎麽我从没在香港的书店见过他们呢),把它当成一个约友会面的地标,或者景点。可是变化正在发生,台北原是全球华人心目中的书城,但它已经渐渐成为一则久远的传说。不是因为北京的兴起,而是它自己的腐化崩塌。 今年的台北书展一切都好,入场人数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均有华人作家专程赶来,热闹得不得了。我佩服主办者的魄力,台湾出版业的认真,可是我很惊讶他们居然告诉我:“市面上找不到《沉思录》,大概是绝版了”。 我的听众竟然看不到这部经典?这本书在内地很红,因为总理温家宝说它是他的枕边书。我明白,台湾有自己的主体性,凭甚麽你们内地人喜欢,我就一定要跟着看呢?然而这是《沉思录》呀,一本真正的经典,从北美到日本,几乎每家书店都备有一个或以上的版本,它怎麽会在台湾沦落为一部乏人问津的断版书呢?假如连《沉思录》都可沉没在喧嚣的书海之中,我们又何必为找不着《疯癫与文明》而惊讶呢?后者曾是数年前台湾翻译学术着作里的骄傲,因为他们比英语世界更早出版这部新经典的全译本。可才不到十年,它就绝迹于书肆。 一间健康的出版社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畅销书,短期内牟取利润,可以抵销其他滞销书的风险;另一条是常识书,长期稳定局面,同时还能树立出版社的形象。要衡量一家书店的好坏,看的不是它能卖出多少畅销书,而是它能容纳多少常销书,以及它对常销书的数位定义(是一年卖50本算常销,还是一年卖100本才叫常销)。今天的台湾书市却处在常销书不断萎缩,畅销书则排山倒海的畸形状态。一本新书在大型连锁书店里只有不到两周的考核期,两周里卖不到理想的数量就要立即下架,退位让贤。难怪许多爱书人开始抱怨找不到书。 所以我说台湾的书店喧嚣,因为每一本新书都要在瞬间捉住顾客的眼球,它们看起来不再像书,却像做成书本的广告,争奇斗豔。腰封是必要的,名人列阵推介也是必要的,唯一不能要的,是昔日万有文库的朴素,与法国七星文库的典雅。 到这地步,书店终于退去它那虚玄气质的伪装,还原到最赤裸的商场本质。故此,我不只不能在台北的书店找到正常书店所该具有的基本收藏,甚至不能在里头待得太久,因为它太吵了,就像一座大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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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电饭煲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很多移民的行李裏頭都有一具電飯煲。對他們來說,電視、音響、冰箱、洗衣機和錄影機通通不是問題,但是電飯煲,美國、澳洲和加拿大會有這種東西嗎?他們實在不敢肯定。儘管親友老早就勸過他們不必擔心,就算老外的主食不是米飯,你也還是能在彼邦的市場上找到電飯煲的。千里迢迢帶去一個可能要換壓的電器,這是何苦呢? 可他們不管,仍然固執地抱著一個飯煲上飛機,不能讓它連著其他物品打包海運,是因為他們很擔心身在異國的第一個晚上就吃不到米飯。 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人真是一個吃飯的民族。工作可以在海外,求學可以在異鄉,語言風俗也都能入鄉隨俗漸漸洋化,惟獨腸胃,雖有萬里之隔,依舊緊緊地系在自己的文化裏頭,不舍不棄。而且我們還充分意識到自己那米食的文化特點。雖然這個世界已經充分地全球化了,尤其電器,幾乎沒有甚麼文化差異,巴西人看的電視機和一個越南家庭裏的電視機不可能有任何顯著的分別。不過那一代的香港移民卻很清楚電飯煲是不同的,它是一種特殊的電器,附著在一種特殊的飲食文化裏面,東亞有的,北美不一定有。 所以我常常覺得日本人對現代東亞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發明了電飯煲。它是這麼地卑微普通,毫不耀眼,可它的影響實在要比 Walkman還大還深。我們不必隨時隨地聽音樂,但我們不能不吃飯。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日本人在現代化(或者西化)的浪潮中挽救了我們米食的文化,我相信即使沒有電飯煲,大家也還是會照樣煮飯吃的,可是那種情景很難想像。煮過煲仔飯的人都知道,用火和瓦煲去焗飯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呀。如果沒有電飯煲,生活節奏急促的香港人也許會少吃一點米飯,多一點外食。 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的Yoshiko Nakano最近出版了一本研究電飯煲的專著《Where There Are Asians, There Are Rice Cookers》,它讓我發現電飯煲固然是一種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電器,而且它還會隨著地區的分別再產生出不同的細微差異。 原來日本的電飯煲就和香港的不一樣,例如蓋子上有玻璃的那種飯煲是樂聲牌專門為香港設計的產品。因為電飯煲大王蒙民偉告訴日本的工程師,香港人喜歡在飯上蒸雞蒸臘腸,必須讓他們知道米飯是不是煮到了可以加雞加臘味的地步,所以蓋子上一定要有透明的玻璃。在日本人的眼中,這個做法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們習慣了在米飯煮熟之前絕不開蓋,沒想到香港人竟然會在蒸飯的過程中再添材料。 不止如此,廣東人喜歡吃粥,把它當做日常的主食,所以樂聲牌還要適應香港人的傳統,特意發展出能夠煮粥的電飯煲。至於日本米和泰國米的不同就更叫人頭疼了,吃慣了泰國米的香港人需要一種獨特的電飯煲,工程師必須小心調整它的火力和溫度,使它能夠順利煮好比較幹身的絲苗白飯。 即使是一具簡單的電飯煲也能使我們發現一場技術的革命真不簡單,它在改變傳統的同時還要適應傳統,它統一了世界但又不能無視於世界的多元。我們今天煮飯只當它是稀鬆平常的一件瑣事,又豈料其來之不易?這個世界任何看起來很尋常的東西其實都是不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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