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他几乎每天早晨一起床就不断报告最新情况，直到深夜。 　　近期的日本连发灾难中，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先生的微博成为众多网友最为信任的即时消息来源。他几乎每天早晨一起床就不断报告最新情况，直到深夜。趁他回沪赴约的短暂间歇，《上海书评》请他详谈日本人面对灾难的表现及其所反映出的国民性。 　　您从最开始就在微博上直播地震新闻及观感，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叶千荣：是震后日本国民的自律意识。三次激烈的晃动结束后，我从酒店地下车库将车开到了大街上，看到一幢幢大楼都在“吐出”滚滚的人流，每条大街的每条车道上都排满了车，两旁的人行道上全是摩肩接踵的人群。但是，他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的那种静默和步履。虽然没有哀乐，但是所有人脚步挪动的节奏都是一致、有序的。大部分的人戴着口罩，背着包，穿着大衣，互相没有交流，也没有人抢先或插队，上百万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这一刻他们肯定都明白至少要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回到在郊外的家。但他们依旧平静地走着，车道上虽然塞车，但没有一个人试图走到车道上，尽管这样可以走得更快。当时感觉仿佛这个民族在一个巨大悲剧到来的时刻，开始了一场全民族的出征。于是，我在车里发出了地震后第一条微博，说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声电影的场面，仿佛是《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在地震之前，不可能进行过几千万人同时参加的地震演习，也未告诉大家在震后将用这种节奏步履回家。我想，那一刻，他们之所以统一在一个节奏、一种秩序里，是因为他们潜意识中有着深深的自律意识。那么，什么是日本人的自律意识呢？很多学者经常指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共性，还有学者会经常告诉大家，日本的文化都是从中国过去的。但是在日本，通过那样的场面，你可以感到这个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日本有了不同的发挥。我觉得，中国的儒家文化就像李泽厚先生说的那样，是一种“实践理性”。这个词听上去很潇洒，因为是“理性”，但也有善于计算的成分，向你点明尊儒后面的“功利”，让你懂得“损”与“得”。 　　而日本虽有外化了的儒家道德礼仪存在，但道德的目的性和中国不太一样。日本人把它的目的上升到美学意义上了，于是他不多谈这样做如何对你有用，而总是提示你怎样做才美。日本列岛位于四大板块冲撞之地，是个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和地震、台风、海啸、火山这四种自然灾害为伍的民族。这种宿命形成了生命观中的“无常”意识，人们普遍接受“人生、自然都是无常”的观念判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此前提下追求即便短暂也美的人生，让生命好似樱花一样在瞬间绽放。这种对瞬间美、短暂美的追求，以及把“有终之美”作为目标，是日本人潜意识中的一个关键，依然在影响着思维和行动范式。 　　梁文道最近在“开卷八分钟”中问：“日本是一个凡事都归纳到美的民族。这样子，道德的位置该放在什么地方呢？” 　　叶千荣：追求美，保持美，最终以美的方式结束，是日本道德意识的重要依据。道德和美互为一体。我想有读者会说，可是他们当年侵华时做了很多极其不美、极其卑劣的事情。是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在那个军国主义跋扈的时代，日本国民“富国强兵”的民族意识和政*府的对外扩张野心上下呼应，使这个民族在它自身历史上留下了极其耻辱的一页。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个年代的日本是它传统的必然延伸，相反，我认为那在日本自身的历史上也是一种异常，一种出轨，一种疯狂。由那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一个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民族，一旦吸食了国家主义的鸦片之后也会由日渐亢奋的张狂，走向政治上军事上从自大到自灭的“暴走”程序。战后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并不是说日本所有的个人和团体都已否定了当年，但毕竟绝大部分人都认为那是极其丑恶的。用日语说那是日本的一个“耻部”。然而，正因为是“耻部”，所以你不揭他，他也清楚那是恶，但你揭他一下，他往往就会因为“耻部”被触而反弹，乃至强词夺理。这就是“耻的意识”的另一特点。但是今天，在这个有各种声音存在的社会里，尽管还有肯定当年军国主义的声音，但绝大部分人是清醒的，于是基本的局面很难撼动。这就像那天震后人们都一律有序地移动脚步一样，其实可以断言，他们中一定也有人想抢前想走到车道上来，但是如果有七成*人保持自律的话，其他人便会在这个整体中随大流也自律起来。这也是日本人行为范式的一个特点，日文叫“横並び”（Yokonarabi）。这其中“美”与“不美”和“耻辱”的意识相互制约着——不美则耻，知“耻”近乎美。所以，追求美、避免被认为不美，是对自律的一个诱导。大部分的人并非不知道自律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损失，或者说并非不知道摆脱自律的话会得什么便宜，但还是超越了合理和功利的计算去自律。这是很多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日语里有个词叫“けじめ”（kejime），说的是武士或者领袖用一种美的方式来做一个不追求苟活的自我了结，这在过去是自杀，在今天则往往是辞职或引退。对这种“美意识”，他人有时会觉得很不合理，很不合算。可是在日本人的思维中，这些东西不可轻易放弃，你无法用利益计算来说服他，因为他们会告诉你“那不美”。当然，现实中并非如此的日本人也很多，苟活的、浑浑噩噩的到处都有。目前东京电力在核泄漏上所暴露出的一连串的过失正是一例，这家养尊处优的大公司在危机面前的丑态如同当年号称精锐的关东军的溃败。这些也是一个侧面。 　　很多日本人到中国来之后，换了环境，行为也会自然而然放松起来。您认为他们的自律到底是血液里的，还是会根据环境进行调适的？ 　　叶千荣：是啊，很多派驻中国的日本人，住着比日本的家要宽敞很多的高级公寓，虽然回到东京后是只能挤地铁的级别，却在中国坐着由公司司机开的轿车，享受着在本土无法享受的优越感。这些人虽然也会不断诟病“中国人欠缺公共道德”，但并不希望回日本，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回到那个大部分人都自律夹起尾巴做人的地方，他也要随大流，否则就很不美。这一点，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会调节，会给自己找借口说“为了入乡随俗”或“首先要融入中国社会”。这也因为，刚才我说的日本人的“美的意识”、“耻的意识”以及自律心等等，都不是宗教水准的坚固信仰。那么，日本人的宗教意识何在？其实这恰恰是个有意思的切入口，就此，日本人多半会和我们谈日本的佛教或神道，但我却关心在那之外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准宗教意识。 　　什么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意识？ 　　叶千荣：中国有“书法”、“武术”，都从“法”和“术”的角度构建了一套有目的有技法的系统，但到了日本，则一一变成了“书道”、“武道”，乃至“花道”、“茶道”。为什么非要上升为“道”？为什么非要再神圣化？实际上，“道”，是一种准宗教的境界，它的特点是将一个日常行为——比如插花或喝茶——加以反复的排练，即所谓“お稽古”（Okeiko）。相信这个追求“道”的过程会潜移默化从而净化内心。这一无止境地追求“道”的排练过程中，既没有对彼岸的描述，也没有偶像崇拜，更没有圣经般的史诗故事，只是把一个个动作像京剧一样程式化后反复排练，反复鉴赏。但他们相信这个去除杂念的动作过程一再反复后会对内心起作用。这就是类似性宗教体验。这一切仅仅是追求美，衡量的标准也只是美。排练本身超越了该行为原本的目的，写字本来是为了达意，武术是为了防身搏斗，上升为“道”之后，就不再追求这些实用层面的功能，于是武道不再是防身技法，不再是对抗输赢，而是尊敬。西方人看日本人的茶道，起初很难理解它的目的是什么，当最后总算喝上那口茶时，有人问，既然最终目的也是喝，为什么不直接喝？的确，日本发明了最便捷的解决口渴的方式——“自动贩卖机”，一投币就可买饮料，但恰恰又保留了世界上最繁琐的饮茶方式——茶道。茶道要求从跪着打开和室拉门的动作、眼神开始，到最后端上茶杯时的头部姿态和视线，都一点一滴地练，很多人都练了一辈子。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就是相信将一个日常行为美化、程式化后反复排练的过程可以净化内心，可以脱俗，从而变得更美。 　　这种对美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中好像有些格格不入了。 　　叶千荣：凡事都有利弊两面。我常会感到这个民族头脑僵化，拘泥形式，尤其是事无巨细一律遵从习惯的思维定式。这种乏味感无处不在，小到婚礼前的一次枯燥致辞，大到一次会议的繁文缛节，乃至许许多多应该改革、应推陈出新的，都仅仅因为两个原则而不作任何改动：一个是“此地独有”，一个是“古已有之”，即具有本地性与历史性的东西是不可改动只可恪守的。虽然传统中很多来自中国，但文化守成主义的空气比“本家”要浓厚许多。通过在日本的生活，我能感到“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范畴的不同。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技术，人类出于渴望更舒适、更便捷和更合理的本能，会不断发明出新的技术手段。因此，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无法抗拒这股潮流，只要它的确比原先的更合理便捷舒适，所以文明的潮流是超地域的，评价文明的尺度则是合理主义。但文化则相反，它常常是以不合理而具存在意义的。日本到处都有“祭”的活动，类似于中国的庙会。每年很多小镇、乡村都会举办“祭”。有时在这个日子里，男人们会半赤裸着在厚厚的雪地里去抬一根形似男人阳具的木雕。这些活动完全不会给GDP带来任何增长，也并不会使人们的生活更方便，但他们一定年年花大力气去认真做，他们做这件事只是因为一点——心里快乐。正如和服是那么不合理、不方便甚至不舒服，却无法废止一样，因为它是本地独有的，而且是古已有之的，所以它是美的，美的就是能满足内心的。因此，日本在“文明”和“文化”上分得很清楚。在追求或评价文明的时候，他们用“更舒适，更便捷，更合理”的尺子，不怕引进，不拒模仿。在西方文明强势到来的时候，是“尊皇攘夷”还是学习引进曾是关系存亡的大问题，结果所谓“洋不分东西，是好的就拿来”的思维胜了，用这种态度解决了维新与否的论争。鲁迅的“拿来主义”就是受了这个影响。但另一方面，在文化范畴里，依然并不一切都是拿来主义，并不使用合理主义的、唯物的尺子，而是用关注内心的唯心的尺子，认定只要是古已有之并是日本独有，就是美，就能充实内心。所以，他们是一个既追求科技文明又坚持文化守成的民族。 　　我记得司马辽太郎演说里引用过这么一个例子，日本作家代表团一行从尼泊尔回日本时，飞机正好在正午时分飞过喜马拉雅山上空。当时他们发现正副驾驶员都离开了驾驶舱，在驾驶舱与客舱的那块小小的空间里跪下祈祷，这令日本作家们都大惊失色，于是立即让翻译去提醒他们，但驾驶员答复说没有关系，说飞机正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上。作家们就很不理解地说：你们至少得留一个人守在那里吧，都离开岗位不妥吧？但对方不予理睬。司马辽太郎说：现在才知道，对尼泊尔人来说，在正午时分跨越那个山峰，是一种神圣，是一定要祈祷的。然后他说：“其实我们是根据文明的准则在判断他们的行为客观上是否合理，而他们是根据文化的准则在主观的世界里作祈祷。”司马辽太郎觉得对此应该理解，因为日本人自己也是这样的。总之，日本很追求这种文明和文化的两全其美。当代很多新技术诞生在日本，他们会把录音带做成盒式带，又会发明投币饮料机，不遗余力地追求更为便捷。但同时他们又极其重视传统和内心。日本的文化守成主义在整个东亚地区是很明显的，不论是精华还是糟粕，他们都守护着。中国人常说”扬弃“的概念，要去其糟粕，而对日本人来说，文化没有合理不合理，只须守住。 　　日本的媒体在地震中如何反应？ 　　叶千荣：这次不但是大地震，还是大海啸。在这种将一个民族逼到困境的时刻，你可以获得平时不易发现的观照。但你会发现，这场大悲剧并未被引向高喊加油和捐款的运动，并未推演成一场多难兴邦的精神高潮，媒体也似乎不考虑如何引导人们激昂。但是，到3月24日，已有了三百五十亿日元捐款。有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叫久米宏，捐了两亿日元，这件事还是别人发现的。有记者问他是怎么想的，他说：无可奉告，没有什么要说的。他为什么不说？因为知道说了就不美。 　　再有，电视台镜头始终对准灾区和灾民。菅直人在震后的早上6点，乘直升机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高辐射的厂区。这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为，他穿着一身工作服，具备一切“秀”的要素，但是没有一个电视台去追踪拍摄，这并未给他带来一部电视专题。这是因为，这不构成新闻要素，因为谁让你是首相呢？可就在那天下午，富士电视台实况转播灾区的节目在航拍中发现了一列失踪三天的火车。主持人惊呼：找到火车了！不知道旅客们是否还活着？看了报道后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结果全部旅客都生还了。如果那天他们去追踪菅直人的话，火车就不会被发现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基本是对峙的，但这种对峙迫使政*府要不断公开信息，即便公开得比阪神大地震时进步了很多，也还是要敲打，在这种敲打和对峙中政*府不得不发布负面信息，反而带来了平静。所以，虽然这个国家的核电站发生了这么大的危机，而且所有的国民都从电视上看到了爆炸的画面和滚滚的浓烟，但并未引发一场大逃难。试想一下，如果这发生在别的国家大城市，人们看到距自己两百公里的地方发生了这样连番的核电站爆炸的话，会不会有几百万人大逃难?虽然现在日本超市里很多东西断货了，有些人坐飞机去国外或到大阪等相对安全的地方了，但平心而论，总体上大部分民众依然是平静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媒体的作用。在震后信誉扫地的东京电力一度曾希望将一天四次发布会改为两次，但记者们当场谴责拒绝，结果只好继续一天四次发布。就这样，一个是平时被市民和媒体批得几乎体无完肤的政*府，一个是因为核泄漏而信誉扫地的大企业，两者天天被媒体抨击，但抨击并未带来混乱，曝光并未导致失控，不断发布的信息稳定了局面遏制了谣言。这种大灾大难时的稳定，不是用强力维持出来的结果，在“稳定”这个形容状态的宾语前不需加一个动词。 　　在未来的重建中，日本的这种国民性将会如何发挥？ 　　叶千荣：以前日本在灾后也产生过很多混乱，1928年关东大地震时就发生过相当悲惨的混乱，那是日本政治史上非常耻辱的一页。当时很多在日朝鲜人被杀，因为谣言说朝鲜人要抢东西。这次地震，很多中国人说日本民族是冷静的。其实我始终感到日本人是极其情绪化的，他们很感性，只是那种对美的追求和对不美的回避所带来的自律、控制产生了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冷静、节制的状态。我平时很不欣赏日本人的情绪化思维，不欣赏他们动辄整体行动的范式，每每看到这种集体性的情绪化反应，我就要在自己的节目上抨击。我会提起当年“庆祝南京陷落”时日本全国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举着灯笼行游的丑陋场面，这就是我常常在节目里谈到的“历史的延续和非延续”，要触及这个“耻部”，并提醒一种曾带来悲剧和耻辱的习惯不可延续，这是负的一面。但是也应看到，大灾大难之后，日本的这种集团心理会给这个国家提供新的动力。 　　近代史上，日本两度遭遇国家存亡的危机，一次是明治维新，一次是二战战败。但两度危机居然带来了两次大发展，这也是少见的。今天它所遭遇的这种打击，在日本国内被认为是第三度危机，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说现在可以和战后荒废期匹敌。那么，直面这第三度的大危机时，那种曾经将大危机化为大发展的集体性会不会再度释放？这是关注的焦点。历史上，一到逆境乃至绝境，他们便会在一种巨大的悲怆感袭上心头后形成仿佛要走向最终诗篇的凝聚力，然后散发出一种他们认为美的光辉。这时哪怕是赴死，他们也会觉得能显出“有终之美”便在所不惜。那些进入福岛核电高辐射区作业的人，是知道那里面的辐射量的，但是他们不具国家、人民之类的意义认识，而是在一种由悲情带来的力量下去做这件事。这既是他们的感性思维使然，也会使他们和电视机前的国民都有内心情感的升华。 　　3月21日，在东京消防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三位在现场灭火的消防队长也出席了，他们都不善言辞。记者问其中一位：“你觉得最危险的是什么？”他像高仓健一样沉默后说道：“是队员们。”然后是一个十秒钟的大停顿，如话剧关键台词中的大静场，接着就看到眼泪从他眼眶涌出，随后咬着下嘴唇轻轻说道：“我觉得对不起队员们……的家属。”以往我们看到三船敏郎、高仓健的表情，会觉得他们在演戏，但这时你会发现，那，有时是他们民族的集体表情。 相关日志 2011/0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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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新《新世紀》 2011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11年3月28日 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事故以來，不只政府當局和東京電力公司的發言前後不一，就連名牌學府的專家也都互有矛盾。一般百姓就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樣建立在一些我們大部分人都並不懂得的技術之上，所以謠言的流行也是正常的反應了。 我想說明的其實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在核電問題面前，任何言論都該慎之又慎，特別是主事者，特別是在這麼巨大的危機發生之後。就在福島核電廠發生洩漏之後的第二天，就在德國幾萬人舉行了反核集會的同一日，中國有位環境管理的官員公開表示：中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發展核電的安排不會改變。這番話後來也被官方的新聞網站刪除了，大概發言人和政府自己也覺得不太妥當。我無意追究這番話的言責，但我非常好奇：他為什麼會說得出這樣的話？以時間來看，他和環保部的一眾專家官員，應該來不及在一天之內就得到福島核電事故的完整資料，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完全成了中國核電計劃的相應檢討。換句話說，這番言論發表得一點也不科學，極可能是在資料不足、分析不周的情況下的「第一反應」，是理性研判之前的純粹表態。 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拿出來談，是因為我時常在各種領導（包括商界領導）口中聽到類似的話，比方說「我們堅決……」「我們有決心……」「我們的意志不動搖」。這些話的共通點在於一種堅決意志的表達、果敢決心的展現。 好玩的是這些話往往說了沒多久，那些要用決不動搖的意志所達致的目標卻已經悄悄生變，我又聽到他們又以同樣的意志和決心，追求另一種和之前幾乎全然相反的目標了。早知收集情報和思慮研究的工序不夠精詳，當初又何必硬是要表達出一副勇往直前絕不退縮的樣子呢？ 我發現當下似乎有種迷信，迷信意志的勝利，迷信愚公真的可以移山；因為許多人（尤其領導）都很喜歡把意志和勇敢掛在嘴上，而且說的時候氣勢雄壯，惟恐別人覺得他軟弱怯懦。 假如這種現象只是侷限在官場和商界，也就罷了，畢竟那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光是叫人覺得自己身上帶傷，就已足夠致命。 有趣的是，就連某些平民百姓也會在一些事例上顯現出類似的情緒傾向，而且還是一些幾乎完全干涉不到己身利益的事。 去年8月，朝鮮忽然炮轟韓國延坪島，朝鮮半島局勢處在一觸即發的危急關頭。我在新浪微博和各大網站的時事論壇上走了一圈，發現除了憂心中國會被拉下水，或批評朝鮮當局不夠理智的主流意見，原來還有一些網民相當讚賞朝鮮主動挑戰的態度，而理由居然是「朝鮮好樣的，說打就打」，甚至感慨「還是朝鮮人厲害，敢打，不像某些國家光說不練」。 這種言論有趣的地方在於它並不關心整場炮戰的是非，不追問到底是誰先挑起戰端，也沒興趣追究它會帶來多壞的影響；它惟一的重點就在於那個「敢」字。這些網民似乎覺得開戰的意志要比任何牽涉到戰爭的倫理問題還重要：你不必過問戰爭的理由，也不必在乎戰爭的正當性，你只需要關注戰爭中的意志和勇氣。 意志堅定是不是好事？當然是。勇敢是不是種高尚的品德？當然也是。然而堅定的意志與勇敢卻不是一種可以孤立判斷的價值，它就像形容詞一樣，其對錯是非，端看你要用它來形容什麼行為。 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認為一幫光天化日之下打劫銀行的匪徒是「勇敢」的吧？在明明知道有強大警力佈防的情況底下，依然毫不動搖地打劫目標，這又能叫做「意志堅定」嗎？就算我們把「勇敢」和「意志堅定」當成中性的形容詞，堅持使用它們去形容一群悍匪，我們也不大可能同意搶劫是種美善的行動吧？ 在我看來，仍未摸清核電安全問題便宣稱發展核電的意志絕不可動搖，與不打算理清事件原委便稱賞朝鮮開火的勇敢，都是一種對意志和勇敢的過度抬舉。今日我們面臨的恰好就在這種美化意志的傾向，勇敢和意志被過度放大到了一種比它們所要應用的對象還重要的地步。彷彿一場沒頭沒尾的戰爭電影，觀眾不曉得雙方都是些什麼人，也不曉得他們血戰的原因，卻被那些嘶啞的怒吼和堅毅的目光深深打動，覺得這些戰士真夠勇敢。這是種風格，是種超乎善惡的意志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