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樊纲，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城市贫民窟在中国出现的原因不是户口制度，那又会是什么呢？我认为城市严重贫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土地制度。 　　用城市居民数量占人口百分比来衡量，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按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是48%。考虑到30年前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8%，这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进步虽大，但仍不能让人满意。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在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时候，城市化速度都快于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却落后于工业化，用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百分比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目前约为70%。户籍制度没有阻止农民工入城。但我们现在城里的户籍人口是贵族，给他提供东西远远高于农民能够得到的东西。所以它里面的价差非常高。农民工市民化，这个是大趋势。要在资源配置基础上做这些事情。其实根本就是怎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讲公共品供给。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个显著差别：中国城市不论大小都看不到任何重大城市贫困人口或贫民窟的迹象。人们往往把这现象归因于中国的户口制度。中国人一出生就被户口制度区分为城市特权和农村贫困两类。然而，这一制度虽然让农村人口享受不到一些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比如公共教育、医疗服务和失业保险等，但却从不阻止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 　　事实上，政府一直在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这就是为何在过去30年，超过40%的中国劳动力，即约3亿人脱离农业进入日渐向城市集中的工业和服务领域。结果，在中国城市中持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总数量已经超过了持城市户口的工人。 　　如果防止贫民窟在中国城市出现的原因不是户口制度，那又是什么呢？我认为，防止严重城市贫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土地制度。 　　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发轫于将生产土地租给农民家庭的所谓“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意味着在改革初期，集体生产方式便已土崩瓦解，由私人取而代之。 　　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虽然仍归“集体”所有，但家庭可以获得土地产出的所有“剩余价值”，这就给了农民有效利用土地的诱因。如果家庭成员在城市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还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别的农民。 　　家庭可以在承包期内保留转包的权利，但他们并不拥有土地权。如果农民工出现财务困境，他们可以更努力地寻找新工作或向政府求助，但土地却绝不能被出售或抵押，土地的用途也不能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转作其他商业用途。 　　这一特殊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如果农民工失去了城市的工作，他们还可以从地租中获得一些收入，也可以回到农村重新靠承包土地生活。在家庭承包制度下，农村家庭获配的一小片土地虽然不能致富，却可以发挥作为最后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土地制度造成城市化滞后且不稳定。 　　这就有力地解释了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独一无二的土地所有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似乎不可能复制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储备留在农村，而不是留在城市贫民窟。 　　这安排虽然让城市化得以较平稳推进，但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性而非永久性制度。农民工仍然感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因为他们的社会安全网还是由其农村户口决定。事实上，由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分隔，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社会差距。 　　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中国人口的高度流动性，让中国的城市化极度不稳定。要实现“永久城市化”，中国必须引入新的社会安全网。宣布废除户口制度或许并非难事，但若没有可以缓冲农民工在城市所面对风险的制度，这样做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让农民工也能享有公共服务，如教育和正式的社会安全网，这才是城市化进程成功的关键，即使囿于资源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能够做到这一点，农民工就会争相变成城市居民。从获得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也会变得更平等。 　　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或许将较有效的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为建立全国性、普遍性及可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努力。“十二五”规划也可能规定城市政府增加提供给不持户口的长住居民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和最低工资保护。试点工作已在重庆和成都等城市展开。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是，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和犹豫之后，高层决策者显然已经做好了采取新方法，迈入城市化新阶段的准备。 　　城市化的主要挑战并非基础结构和城市设施，不管它们有多重要。成功的关键，是让农村移民在城市里成为平等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机会和公共服务。这个目标需逐步实现。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中国经济学家呼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降低美元大幅波动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学者是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提出这一设想的。他们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步骤。 *戴相龙：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他们举例说，美元既是美国的本币，又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而当这两种功能发生矛盾时，美国政府总是从美国本身的利益出发实行其货币政策，从而带来国际资本的非正常流动，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震动。 前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说，这是1997年产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2008年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他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大量地储备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8万多亿(美元)，比97年翻了一倍，还在增加。为什么？它要应对这个体系。另外，新兴经济体资本项目开放就非常害怕，所以它非常慢。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这么大，所以它有贬值的趋势，2002年以来已经贬值了40%，所以给一些国家造成了资产损失。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越来越不适应。” *戴相龙：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 他认为，国际货币多元化，是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选择。他说，人们提出过不同的改革方案。有人主张设定非主权货币，有人认为应采取国际货币与黄金挂钩的做法，有人希望推行美洲、欧洲和亚洲地区货币，有人则主张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 戴相龙说，他赞同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方案：“我认为，这个‘(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理解是，继续承认和发挥美元的作用，更加发挥好欧元的作用，同时推动其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可能这个方案比较现实。因此，我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又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戴相龙：人民币国际化要15-20年* 戴相龙解释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那就是，人民币全面可兑换、人民币全面履行国际货币的五项功能、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体系中占有较大比例。 他认为，中国有条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使其成为稳定而坚挺的货币。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升至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占全球10%，外汇储备高达2.85万亿美元，是世界对外最大的金融债权国。 现任中国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的戴相龙，在星期天举行的中国经济年会上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步骤是：完全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可兑换、基本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先发挥人民币的计价、结算、投资功能，再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储备货币。 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先在中国周边国家实行，然后扩大到东南亚、东亚地区和新型经济体，最后扩大到全球。他预计，人民币真正国际化要经过15到20年的努力。 *李向阳：人民币要走制度化的国际化道路*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也谈到人民币“走出去”的问题。他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虽然刚刚起步，但未来势不可挡。 李向阳说：“长期内，我们认为，可能人民币必须要走一条制度化的国际化道路。什么制度化？比如说，我们的国内债券市场，乃至整个证券市场，需要国际化，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的 交易就是一个世界的交易。” 这位曾经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过课的中年学者说，中国需要在汇率机制、国内利率机制，乃至经济发展模式上进行全面调整，以便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建设提供良好机遇。 *樊纲：人民币国际化标志中国经济全球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最终标志就是货币的国际化。 他说：“就是我们资本帐户的开放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等等。” *郑新立：美元、欧元、人民币将三足鼎立* 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币的跨境投资使用，稳步扩大国际化金融市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对人民币国际化充满信心。 他在接受《了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扩大人民币的海外市场。他表示，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未来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将是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