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时代周报:“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李活妙 发自北京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 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 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 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 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 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 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 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 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 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 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 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 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 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 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 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 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 (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相关日志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8 — 《求是》资深媒体人士解密:司马南、孔庆东等为何力挺薄熙来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23 — 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一个老红卫兵眼里的左派右派 2012/03/19 — “乌有之乡”网站之前世今生 2012/03/18 — 红色文化:制造者最后让自己无路可走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3/16 — 司马南被封杀 讲座取消节目查封 2012/03/16 — 明报:薄熙来去职 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无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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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人眼中的“重庆探索”

  关于重庆,最近似乎成了网上最热门的词之一。对于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伴随它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默默无闻如夏日骄阳中的黄桷树,居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虽然不是重庆人,但在重庆的这么多年里。不管是它夏天的火热和冬春的阴雨,都潜移默化地融入我的生命中。我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重庆人,并以此为荣。“我早想写一些文字”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我也很想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记录下来,希望这些真实的字可以让你认识一个城市的变迁,或许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那个城市就是我所深爱的——-重庆。   我是想到哪说哪。首先说说重庆的黑社会,论坛里面说到的那个李俊(也就是跑到英国喊冤那位),也算是重庆的知名人士了。他开的金龙玉凤大酒楼就在沙坪坝区天星桥到石碾盘之间,靠近沙坪公园。开了应该有20年左右吧?我也曾经去吃过,菜品一般,巨贵。酒楼后面是洗浴城,这就是全沙坪坝都知道的“娱乐场所”,小姐很多,这个地方就没去过了。原来周末的时候那里简直生意好得不得了。停不少公车,警车,甚至军车都有。后来据说李为了洗白,开发房地产去了,有个“龙凤云州”就是他的楼盘。据说李很有背景,一直平安无事,直到10年,王才将其拿下。具体大家可搜索重庆“金龙玉凤”,好像沙坪坝某副区长因此锒铛入狱。所以,李为货真价实的黑货,喊冤?我呸。。。   关于重庆模式。我个人认为,应该叫“新加坡模式”更恰当一些。因为重庆的公租房制度就是借鉴新加坡的。而且重庆的严刑峻法的措施也是借鉴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法律之严格,去过的人都知道。不信你去新加坡随口吐痰试试?法律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强制措施。重庆还有一点,也是借鉴新加坡的,那就是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这点网上说得很少,不知道是不是有规定?所以我也不好说明白,有网友形容重庆是“官不聊生”,这点我是赞同的。   关于李庄,怎么说呢?自从李庄出事,法律界一片哗然,连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也在帮李庄说话。其内幕据公安的朋友说,李庄出事是李庄大意了。原来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时候是不能有公安的人在场,更不能录音录像。但当时由于案情重大,公安的人装了监控(当然这也许有点违法),结果李庄教犯人怎么怎么翻案的内容被逮个正着。遇到王,李庄立马倒霉了。   关于王,他应该是个传奇。开始绝大多数人都没关注到这个人。没想到就是这个外来的人居然掀起了打黑的高潮。其贡献其实不在于消灭了多少黑社会,而在于摧毁了一个制度 ,一个警匪一家的制度(或者叫潜规则?)。在重庆,不要小看警察。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酒吧,洗脚城,夜总会,没警察罩着你敢开?不是黑社会砸场就是警察查房,弄死你。重庆黑老大里有个陈坤志就是警察出身。我旁边一派出所的。王在警察中不太受欢迎,首先,据说他有失眠的毛病,经常睡不着觉出来夜访,查到谁不在岗谁立马就地下课。还有他建立的交巡警制度,几乎所有的原来坐办公室的警察都改了交巡警,交巡警平台是露天的,重庆夏天那才叫一个热哦,我们看着都受不了,还必须全副武装。交巡警真是很辛苦的,当然老百姓都很满意,夏天经常有市民去送饮料啊什么的,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说一件真实的事,我一个熟人的孩子在老家突然肚子痛,县医院处理不了,只好连夜往儿童医院送,到了主城找不到路,只好去问交巡警。结果交巡警立马警车开道把孩子及时送到了医院。那个熟人说起这件事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只有两个字,震撼。所以我逐渐的开始关注警察,关注打黑,关注王。如果没有王,警民关系像现在这样近是不可能的事情。   关于“五个重庆”,五个重庆的提法大概是09年提出来的。网里有很多人反对重庆,我觉得反对要有反对的理由,请哪位反对者帮我把“五个重庆”先说全了我再说。毕竟你连反对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还反对个“铲铲”啊?(重庆话,不算骂人的)。   关于薄总。我和同事现一般都习惯称呼他为“薄总”。薄总刚到重庆时,影响也不算大,虽然知道他在大连很受欢迎。估计官场上大多数官员的看法也一样,“舞照跳,马照跑”。后来的几件事情彻底地震动了官场。首先是一次薄总给某局局长打电话,问他在哪,在干什么。这个局长据说当时正在吃饭还是在夜总会,随口撒了个谎。薄总说:限你一分钟内用最近的座机给我打过来。这个局长回拨的电话号码被查实后,立马下课。   关于文强,“二哥”的故事已经流传很广了,大家可以去搜索搜索。说几点别人没说的。二哥发迹于巴南,也就是原来的巴县。其实二哥在巴县名声很不好,早在我在巴县读书的时候就有人大代表举报他贪赃枉法。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却越升越高。估计是跟对了线。先简单说一下重庆的地理划分。重庆有主城和区县的说法。主城是指:渝中,江北,沙坪坝,巴南,九龙坡,大渡口,渝北,高新区这些地方。北碚也算主城,但离主城远一些,算主城和区县的结合部吧。而江津,万州,涪陵,合川这些就属于区县了。说也奇怪,原来在主城的官员中,区县的却很多。我个人觉得,区县官场的风气很不好。我有个同学,在某区县当镇长。该县副县长是他老婆的哥哥,检察院的检察长是他老婆的弟弟。一个县的官员里面十之七八沾亲带故。你说说,这个县岂不是他们家开的了?地方势力极其强大。薄总来的时候,估计要面对的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空降了王。从打黑的角度看,主城基本完成了,但区县还没怎么开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广大老百姓觉得很遗憾的一个地方。   关于民生,这是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生之艰难,在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先说说医疗,08年有了孩子以后,感叹医疗费用之昂贵,也找了几家保险公司,想给孩子买个医疗险。可一谈之后才知道,医疗保险也不便宜,一般都要2000元一年,而且赔付条件也很苛刻,纯粹属于盈利性质的。刚好重庆市推行城乡合作医疗保险,也给孩子保了一个。全年缴费120元,每年还返还几十元(50还是80,是我妈办的,不确定),未成年人最高可报 85%,而且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等大病也包含其中,每年最高可报20万元。原来一个病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现在参加医保,几十元就解了后顾之忧。你说老百姓不支持吗?当然支持。我老婆家里06年的时候她老爸和婆婆都没有医保,看病都不敢去,现在都有了医保。而且现在社区医院都不收挂号费,服务态度也不错,基本每个社区都有医院。我小孩出生到现在,所有的儿保和强化免疫的疫苗都是免费的。只需要到社区领一张卡,到指定医院,全部免费。不花一分钱(当然也有收费疫苗,自愿的,我没有选)。这是医疗方面我感受最深的地方。   刚才有个朋友说道领低保打麻将的事情,确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你要知道,低保不过280元左右(好像,各区县不同),有目标有追求的人会这样做吗?据我所知,经常打麻将的无非下面几类人。一是原来城中村的农民,由于城市改造,他们全部转成了居民。但是原来土地和乡镇企业的收益按年发放。这些人一年坐在家里,什么不做,分红人均也有好几万(多的据说有7-8万,少的也有2万以上),而且家家都有房,房屋出租的租金也足够生活,他们没有生活压力,文化素质也不高,不打牌怎么打发时间?二是转户的农民,重庆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区县的农民都进城了。他们的土地补偿好像是10万元一亩,也就是说每户都有几十万。为了稳定,大部分都办了低保,同上的理由,打牌也是打发时间。三是部分年龄偏大的人员或者不想干的人员,哪里都有这样的人,不管怎么样,给他们低保还是必须的吧?总不能让人饿死,对吧?总之,这些人是少数,大多数重庆人还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为家乡的变化添砖加瓦。   关于制度问题,说老实话,我个人是倾向于两党制的。毕竟两党之间互相监督比一党执政,什么都藏着掖着好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韩国,台湾都有这样的例子。我曾经跟美国的友人谈到这个问题,她居然说,别学台湾,那叫一个乱哦。那么,新加坡怎么样呢?为什么我老提到新加坡,因为我觉得所谓重庆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加坡模式。我们期盼公正、民主、自由。同样我们也期待共产党的自我更新和完善。当然好的制度还必须有好的人来执行,否则一切还是空谈。香港的公平公正在世界上是排名靠前的吧,那你看看廉政公署产生的历史。最好还去看看《雷洛传》,刘德华主演的,完全真人真事改编。看看当时香港警察的黑暗。对比重庆,你会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雷洛远遁台湾之后,一个崭新的制度出现在香港人的面前。今天虽然我们已经出发,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这是我始终觉得遗憾的地方。   关于教育,因为孩子读幼儿园的事情也了解了很多。原来读幼儿园,特别是好的幼儿园都要收赞助费的。多了要1万多一年,少的也要几千元一年。后来江北区政府出台了一个“普惠制”幼儿园,好像第一批批准有几十个幼儿园(具体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不收赞助费,保教费450封顶。政府每年每个孩子补贴1000多元。现在这个制度已经在全市推广了(我的孩子早读了一年,没有享受到)。关于外来人口入学的问题,重庆不存在。因为重庆各个区县都指定了农民工子弟学校,指定的学校很多还是重点学校,比如渝中区的人和街小学,农民工子弟可以就近上学,还免受学杂费,更没有什么赞助费的说法。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还有择校费的问题,据说,重庆市教委已经指定了一个目标,在2015年全面取消择校费,如果真能实现,这将真是民之大幸。而且现在学生还有什么蛋奶工程,每天一个免费鸡蛋,一盒免费牛奶。农村学生更是全面取消学杂费,书本费,也就是说真正的免费教育。而且据说贫困学生更有免费的营养餐,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的现状。据说江北区教育预算率先达到4%的目标,而且全市将在两年内达标。这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关于重庆的“官不聊生”,好多朋友不了解。我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暂时不说。说说可以说的。薄总主政这几年,重庆落马的贪官可以说是最多的,比前几届的总和还要多,几乎各个区县,部门都有人因贪腐落马。另外还有许多内部规定,比如:逢年过节,生日宴会不能收受礼物,酒宴不能超过多少桌,宾客的数量,哪些人不能请等等,很细,能够量化。如果违反,一经举报,下课那是必须的。所以有次重庆市发了个文,要求所有官员在限期内上交“红包”,期限内上交,不算受贿,超过期限必受严惩。结果,两天,上交了6000万,想想看,没有逗硬的决心,下面会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吗?当然不会了。而且重庆市处以上干部都是24小时待命,受纪委监督。没有哪个城市会这样。另外,据我所知,重庆市还发了个文,准备试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估计一旦实行,举国震动。但现在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公布,内部还是纪委在搞。另外还有公车制度改革,已经在搞了,很多部门的公车都被收回由专门的部门统一调度,文件网上看到过,如果违反,其下场是一样的—–下课。   关于住房,这个重庆是被提及最多的地方。我也就不再多说。根据自己个人的体会说一说。重庆的房价在全国比起来,应该算是很低的了。有外地的朋友来重庆,谈及房价时,经常惊呼:哇,你们重庆的房价好低啊。我笑笑,不说话。因为重庆位处西部地区,收入也是很低的。我个人认为,一个地方的房价和收入比才是衡量房价高低的标准。外地房价虽高,但当地的收入水平也高很多啊。我是07年买的房,当时房价在3500元左右(套内,重庆房价当时都是算的套内面积),如果换算成建面,大概2900多,接近3000元这个样子。而我当时的收入一个月可以买一个平米。而现在重庆房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而我现在大概要接近两个月才能买一平米了。从这个角度看,重庆的房价还是高了。但从我了解的情况看,重庆的房价不仅低于成都,更低于贵阳,昆明等西部城市。这样对比,重庆房价也算是低的了。对于调控,据说已经使很多地方的财政出现困难。因为房地产,土地收入在这些地方财政所占比重很大。但重庆不一样,重庆房地产土地的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于20%(好像是15%不到,不确定),所以重庆的调控还是照常进行的。更何况,由于政府公租房的大量上市,重庆的房价基本是稳中有降。从这点看,重庆的住房政策市成功的。   还有公租房,好多外地的朋友不清楚。其实重庆的公租房不仅是可以租,而且是可以以成本价购买。现在购买的成本大概在3000多的样子。基本是市价的一半不到。对于低收入群体,夹心层,甚至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来说,这简直就是福音。公租房的政策大家可以搜一下,看完你就明白了。   最近网上争论最凶的就是“重庆模式”。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叫“重庆探索”好,毕竟所有的这些才刚开始起步,要形成一个完完整整的模式还为时过早。我现在所希望的是,大家不要再提什么重庆模式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炒得这么厉害的结果是,王走了,薄总也要走了。至于什么乌有,我到他们网站去过一次,再也不去。所谓五星论文全是关于毛的。毛是伟人不假,但如果什么都要按毛的所谓思想办,那就太假了。WEN GE是错的,大跃进也是错的,无需讨论。重庆沙坪坝公园里还保留着一个目前全国唯一的“文革墓园”,里面埋葬的全是文革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建议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如果有机会来重庆,可以去看看。重庆在WEN GE中是武斗最厉害的城市之一,血的教训下,如果极左想在这里复辟,门都没有。但是为什么重庆人这么拥护薄王呢?这就说明薄王搞的根本不是极左的那一套。我个人觉得其更接近于“新加坡模式”。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给薄(当然最好还有王)黄以充分的时间和极大的支持,让他们把这些探索制度化。那么,重庆模式才是真正的模式,有制度保证的模式,才是更具生命力的模式。从这点看,自认为右派的功萧教授是值得尊敬的。   另,据最新消息。重庆某区原教委主任因贪腐被双规。这说明重庆的反腐倡廉工作并未受到王事件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期望的制度保证下的重庆模式。   那天我乘坐公交车,在沙坪坝天星桥制药三厂附近临街两旁的房屋,工人们正在做外墙清洗或者美化工作。在我后面的两位50岁左右的大妈就开始讨论:这些年重庆确实漂亮了许多了,还是薄书记和黄市长有魄力,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啊!另一个大妈接着说:这么好的一些人,不知道怎么老是有人说别人这不好那不好,我活了几十年,都很少见到这么好的官!   我本人在重庆生活了十年,也有切身感受,环境变美了,治安变好了,交通更加畅通了。唱红打黑,很得民众支持,为什么这么好的政策总有些人要乱说呢?什么叫WEN GE复辟啊?你知道什么是WEN GE吗?我相信,某一天薄书记升迁的时候,肯定有很多老百姓自发的去送行!   评语: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重庆,我也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份子,这些我都有真切的感受。希望多一些人来写真实的重庆,不要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妖魔化重庆,借此来打击为重庆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金融时报:重庆人看今天的重庆 (2012年3月31日)        在重庆市人民公园内,一段树荫掩映的台阶顺着陡峭的山坡延伸向上,俯瞰着长江。路旁竖起了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大声喧哗”。此外,你还能看见其他一些提倡文明行为的标语。   对于重庆市民来说,这些标语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免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波的一个缩影。这起事件在过去两周震撼了整个中国,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提出了20多年来最为严峻的问题。   在公园与朋友闲聊的龚立斌(音译)老人说:“这说明唱红歌的活动结束了。”   “红歌”(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提倡的宣传歌曲)和政治宣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薄熙来的一大标签,也是更大范围的重提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内容。这些活动在为薄熙来打响知名度的同时,也促成了他的垮台。   3月15日,北京方面宣布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此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一直在讨论,薄熙来受到整肃是否涉及了一场权力斗争,抑或属于一场更大范围、有关中国未来道路的党内意识形态之争。   “他走了我们都舒了一口气,但关键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麽。”当地的一名律师说,“问题在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党手中。一旦市委书记滥用权力,事情就会变成一场噩梦。”   重庆的知识分子们说,薄将重庆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在人们眼中,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并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一级的官员。   薄的另一个标签是“打黑”。在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活动中,数千人因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定罪。尽管“打黑”活动为薄赢得了“打黑斗士”的贊誉,但律师和学者指责其滥用司法,迫害政治批评人士,打压竞争对手,并打击企业家。   法律学者童之伟在一份关于“打黑”的报告中指出,“重庆地方党委及其所属机构与官员强力介入了具体司法过程,在打黑中的活动明显超越了宪法和法律容许的范围”。   重庆新任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本周表示,要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还敦促公安机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   法律学者和维权主义者表示,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允许警方大量使用不经审判就关押公民等手段。一位法律维权人士称:“这属于行政措施,可以利用行政手段轻松撤销,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此类案件被重审。”   然而,律师对于一些知名案件被重审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薄熙来担任重庆市长期间,重庆一些最富有的企业家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他们的财产被瓜分并被充公。   “他们的罪名都包括贿赂和有组织犯罪,因此在政治上,要翻案极为困难,”一位律师表示。“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像以往的政治运动过后一样……用沉默掩盖一切然后继续前进。”   然而,薄熙来仍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好领导人,”龚立斌老人表示,“他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干凈、更安全。”这位73岁的老人所居住的楼房去年由政府出资进行了修缮,现在看上去焕然一新。薄熙来还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环保,去年在植树造林方面就花费了70亿元人民币。   作为重庆市委书记,温文尔雅的薄熙来让重庆成为了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热点,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惠普(HP)和富士康(Foxconn)等科技公司迁入这里,福特(Ford)在这里建设了其第二大工厂。巴斯夫(BASF)也正在建设一家工厂,新工厂建成后,预计该公司1000多人的外国员工数量将增加三分之一。   重庆市民特别喜欢薄熙来推出的可移动警务平台,包括穿着白色警服指挥交通的年轻、漂亮、化着浓妆的女警察。   迄今为止,这一切还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张书记是仅仅代职,最终的接任者将在领导层换届之后任命,”一位外交人士表示,“在那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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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从重庆模式反省中国模式的陷阱

从薄熙来身上反省中国模式的陷阱 —— 批判重庆模式之三 作者:冯梦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4-2 本站发布时间:2012-4-2 4:14:43 阅读量:6次   重庆模式汇集了世界经济体的一种大跃进的模式,所以,薄熙来的中国特色式的大跃进的宣传表述,代表了重庆的文化形象并没主流重庆的发展。让薄熙来闭嘴之后,重庆就继续前进了。   最近,美国纽约市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说:“那些希望取得持续成功的城市必须争夺真正的“大奖”:智力资本和人才。…预测全球经济走向并不只是国家政府的任务。那个时代早已经成为过去。”指出资本吸引人才和人才吸引资本的双向作用。肯定了人才与资本对城市竟争力的强化功能。提出了一套与薄熙来不同的城建理念,再次否定了重庆和中国某些模式。   迈克尔.布隆伯格的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城市建设现代化的视角。现代社会的城市将从社会细胞发展成一个独立器官。大量接纳移民之后,治理的理念集中于提高竟争力的焦点上。薄熙来的“打黑唱红”没有人才和资本内容,只有争权表功的虚荣,于民于国于竟争力遗害无穷,所以,重庆在国际城市竟争力排行表上连名字都没有。   今天,在评价重庆模式时,只从物资上去堆砌数字是不够的。得看它是否有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或者说重庆模式造就了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深圳人要比重庆人更受世界欢迎。。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精神变物资和打黑唱红,消灭了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增加了个人的进爵资本,说明了重庆模式没有经济的竟争力,只有争官发财的官途竟争力。   最近由花旗集团(Citigroup)委托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纽约市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城市,以微弱优势领先伦敦,新加坡、巴黎和香港则紧随其后。这些城市在哪些方面做得比其他城市好,城市又应当如何考虑在21世纪做到与众不同、培育长期竞争力呢?   纽约市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说:“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人才吸引资本远比资本吸引人才更为有效,效果也更能持续。最有创造力的人希望居住在保护个人自由、鼓励多样性、提供丰富文化机遇的地方。一个希望吸引创新者的城市,必须提供能够培育新理念、催生创新的肥沃土壤。”   重庆模式谋求依靠价格和基础设施补贴来吸引企业。这些竞争优势能够在短期内奏效,但往往转瞬即逝。并没有争夺真正的“大奖”:智力资本和人才。中国在总结摸石头过河的宣教中,不能掩盖这类大跃进的陷阱重复。   重庆模式是中国大跃进的传承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危机现象。民主制度国家大多数反应在“金融危机”引爆政选更迭内阁。非民主国家则反应在“饥荒危机”而疏散人口重新组合。古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大跃进暴政到二世而亡,后有毛泽东上山下乡,今有北朝鲜饥荒绵延不断,难民越境求生。相比之下,金融危机要比上山下乡能纾困大跃进的膨胀。   这就是老子和纽约市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表述的天之道。也是世行为中国设计的改革计划。更是重庆模式敲响的文革警钟:人才比资本重要。巴菲特比雷锋重要。君子之义比小人之利重要。竟争力比精神重要。民主自由人权比社会主义重要,改革体制比大跃进重要,撒除薄熙来比抓王立军和杀王强重要。   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只是不够及时。这与中国体制有关,更说明了批判重庆模式的重要性。对症下药才能延续重庆、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 1942年2月14日出生在美国麻省一个犹太人的平民家庭,1990年他开办了布隆伯格经济新闻社(彭博资讯)。后又开设了布隆伯格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开始从政。2001年11月当选为纽约市第108任市长,2002年1月1日就职。2005年11月再次当选纽约市市长。2009年11月,第三次当选纽约市市长。   追溯Bloomberg的成长经历,就好像是一个美国梦的标准样本。美国梦也成为了纽约市的复制品。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和Bloomberg讲的就是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的道理,也是对体制与竟争力的关系表述。   美国与中国特色不同的地方除了肤色之外,社会动力和竟争力的途径应该是一样的。重庆与纽约之间,除了薄熙来用错人的择仕方法不同外,任命和撒换市长的方法也大相径庭。这是体制问题   我们从薄熙来身上应该反省中国模式的陷阱,进行政改。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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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是什么意思

最近多维掀起一股钻研党报,领会精神的热潮。现在各级官员,军内军外,都在号召讲政治,顾大局。我在此向大家求教,讲政治是什么意思。 我更喜欢讲清楚。如果中共官员们都提倡讲清楚,顾大局,我举双手赞成。可是讲政治就不同了。 我的理解,是锦涛同志不敢讲路线,或不懂如何治国,或智囊秘书学养有限,或采用糊涂治国方略。才搞出个不伦不类的讲政治。党政机关,军内军外,天天都在盯着官位,人际关系,谁大谁小。这全是政治。大家本来就天天讲政治,还要讲什么政治?反共是政治,拥共也是政治,到底要讲哪个政治? 军队要讲纪律和军事,严格遵守党中央的领导,苦练保卫国家的本领。政法要讲法律,依法行事,建立法治社会。国务院要专心治国,研究怎样搞好民生。各个山头地盘,把自己个本分工作做好了就谢天谢地了,讲什么糨糊政治? 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领袖,如果号召本国或本党人民讲政治,就不是一般的笑话了。奥巴马号召讲政治,那是多么滑稽的事情。可是偏偏在中国这个大国,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冠冕堂皇的讲政治。 中共讲政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说白了,就是讲听话,讲统一,讲维护政权,讲不当薄熙来。这里唯一不讲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责。 对中国的问题,胡主席总是没有方向,总是下糊涂药。讲政治就是一例。另一个例子就是三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些糊涂药,任何理念的政党组织都可以用,比如希特勒可以用,斯大林可以用,蒋介石毛泽东都可以用。更不用说党内的左派和右派了。谁听了都不反对。 是高层政治使然?不知所措使然?还是糊涂哲学使然? 但愿是糊涂哲学使然。若如此,胡总不是一般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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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始祖李劫夫惨死文革!

李劫夫(1913年11月17日-1976年12月17日),原名李云龙,笔名劫夫,吉林省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系列为毛泽东的语录谱写的“语录歌”,此外较为有代表性的就是那首曾经脍炙人口的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然而这位红歌始祖由于卷入毛林政争而惨死于文革一片红之中。以下文字引自大陆新民网。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在北京谱曲语录歌   因为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与黄永胜的往来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这是导致李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的事情,使劫夫在后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见”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按理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被弄成了罪证呢?   所谓“学习班”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尽管只有一个题目),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因为,毕竟劫夫并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另类处理的。   歌曲解禁,结论照旧   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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