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亿万革命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这是河北遵化县钢铁厂工人批判叛徒刘少奇破坏地方工业发展的滔天罪行。 沈阳市小型拖拉机厂革命工人，以革命化带动机械化，多快好省的生产小型拖拉机，支援农业生产。 西藏自治区东噶人民公社广大社员，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革命统帅生产，农业生产在连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又夺得丰收。这是公社革委会成员与社员一起精选良种。 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下，新疆伊犁河谷哈萨克草原上的各族牧民，更加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畜牧业生产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又夺得了七十年代的第一个丰收年，草原上处处呈现出牛羊肥壮的兴旺景象。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医疗卫生战线生机勃勃。沈阳部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230医院外2科的医务人员，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怀着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心，为青年工人李树芳接上了断臂，取得了三截断臂再植成活的胜利。 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下，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进一步加强了战备。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乌审召公社民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两个“决议”，身在鄂尔多斯草原，胸怀世界革命，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 我国工人阶级正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大连钢厂的革命工人，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解决革命和生产中的问题，提前85天完成了今年的国家计划。 革命干部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紧密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这是天津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第二毛纺织厂老工人李长茂在讲用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为了提高干部和工人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举办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流动展览，在各个车间巡回展出，学习历史经验，指导当前斗争，提供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江南造船厂广大革命工人，在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指引下，高速度，高质量地建造了两艘万吨巨轮，并同时下水，为我国造船工业史谱写了一页新篇章。这是两艘万吨巨轮–货轮“岳阳”号和挖泥船“险峰”号下水前的盛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红旗公社城关大队党支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党支部书记童赛娃（女）和党支部成员带头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三大革命斗争，使党组织真正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棉区的一面红旗–山东滨县杨柳雪大队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伟大教导，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在70年代的第一年，又夺得了棉花大丰收。这是杨柳雪大队的社员们在采摘新棉。 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河北省和北京，天津两市的广大民工，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治理海河水系“北四河”工程的战斗。这是首都东南郊治河工地上民工们正在紧张战斗的情景。 广东省大办小煤窑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小煤窑的煤产量占全省煤炭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小煤窑的发展，使广东省原煤产量大幅度增长，为扭转北煤南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南海县红旗人民公社小煤窑的繁忙生产景象。 推荐文章： 1.[二战惨遭蹂躏的苏联女兵]      2.[累死在后妃身上的荒淫皇帝] 3.[朝鲜战场上女兵用口帮助排尿] 4.[中越战争：活捉6名裸体越南女兵]  

60年代”大逃港”罕见照[14P] 历史背景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逃港原因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港英当局态度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中国政府态度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个宝安当地的村干部也告诉陈秉安，在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他心里依旧不太放心。在农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着一本花名册，让人们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红勾，每天收工后，再打一个勾。很快，这个村干部发现，这样的检查实属多余，每天出工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陈秉安的支持。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还在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那里”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阅一些”机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 书问世后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Orignal From: 60年代”大逃港”罕见照[1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