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世人期待已久的对红色高棉三个在世的领导人的审判，2011年11月21日在金边开始。三名被告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被指控的罪行名单很长，包括谋杀、灭绝、奴役、监禁、酷刑、迫害和故意杀人等。 红色高棉又称赤柬，前身为柬埔寨劳动党。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由1950年代初从法国留学回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留法派，为摆脱越南共产党对柬埔寨的控制而创建，后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4月，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柬埔寨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取得当时柬埔寨政权。在其后4年统治期间，红色高棉领导人实施所谓“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极端政策，并进行党内政治大清洗，造成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因劳役、迫害、饥荒等而非正常死亡，成为20世纪最血腥暴力的人为灾难之一。 本次受审者之一乔森潘，是红色高棉前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最亲密的助手，是红色高棉第五号人物，有中国血统；他1931年出生于柬埔寨东南部的柴桢省，1950年代留学法国，期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担任高棉学生会主席。1959年回国后在一所大学任职。1960年代中后期加入红色高棉，成为其领导成员之一。乔森潘在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期间，先后任民柬总理、国家主席团主席等职。1985年，乔森潘在名义上取代波尔布特，成为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2001年，乔森潘被列为红色高棉受审名单的第三位。面临被国际特别法庭审判时，乔森潘否认了自己涉及红色高棉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曾经大肆屠杀平民百姓罪行，甚至称他当时对此毫不知情。乔森潘在其当年出版的自传书中辩称，他当年担任的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是一个虚职，没有实权。不过，他在书中承认民柬执政时期“极端的革命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恐怖与仇恨”。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夺取政权，在随后近4年统治期间，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领导人在毛泽东等人的首肯与鼓动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柬共要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份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评论指出，“毛泽东等人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说明了他们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藉口美军即将空袭金边，强迫所有金边居民紧急撤离至乡下，并以三日后可以返回为由，不准居民携带行李及财物出城。在红色高棉军队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原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三日之内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百万金边市民徒步出城，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因所带食品、行囊不多，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进行强制劳动。老弱妇儒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染病倒毙途中。 红色高棉不仅对国内各界层民众进行政治大清算和镇压，还对其内部也进行多次大清洗。1978年由西南区领导人塔莫负责对东部地区干部和军队的清洗中，半年就处决了近十万人。最臭名昭著的是S-21监狱（杜斯林监狱），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据柬埔寨媒体介绍，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泽东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国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他们培训的。 就是在这个S-21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1980年代初，在S-21监狱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据报导，在从1975年监狱成立到1978年年底红色高棉垮台的3年里，前后共有约16000人被关押在S-21监狱，除8人由于越南军队攻入金边趁乱逃脱外，全部被处决。死难者中还包括4名美国人，2名澳大利亚人，1名阿拉伯人，1名英国人，4名法国人，1名老挝人，1名新西兰人，1名印尼人，31名泰国人和488名越南人。 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这些人死于处决、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据调查，在柬埔寨发现的埋人坑就超过了两万个。 现在，有关这个残暴政权历史的材料逐步公之于世，见之于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国际研究学者认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非常隐秘，执政时国家处于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短暂，导致这一时期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阻止人们去研究它，不管其背后隐藏着多么深奥的历史机密，甚至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 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机构——包括国际、政府和民间的学者在不断收集、整理着红色高棉的犯罪证据，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清算。国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向柬埔寨提出，要对红色高棉进行国际审判，为柬埔寨受害者讨回公道。 2003年6月，联合国与柬埔寨签署了设立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协议。由国际法官和柬埔寨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在1970年代后期在柬埔寨犯下的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等罪行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 2006年，特别法庭正式成立。特别法庭在经过近10年的谈判和拖延后终于进入了工作状态。2009年2月18日，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拉开对“红色高棉”政权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审判序幕。 2010年7月26日，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S-21监狱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现在英萨利、农谢、乔森潘等“红色高棉”领导人也垂垂老矣。但就像柬埔寨出生的传奇记者迪特·普兰生前所说的：“犹太人对正义的追求从不因为希特勒的死亡而停止，柬埔寨人对正义的追求也不应该因为波尔布特的死亡而停止”。 2011年6月27日，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农谢、乔森潘等4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案。这4人被控的罪行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以及违反1956年柬埔寨刑法谋杀、酷刑和宗教迫害等罪。4名被告中，最年轻的英蒂迪79岁。对柬埔寨受害者而言，这场迟到的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但多年来审判红色高棉遭遇重重阻力。柬埔寨媒体说，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共从中作梗。中共一直都是红色高棉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共发起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后期。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当年中共全力支持红色高棉政权，向红色高棉提供了起码高达十亿美元的援助。中共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许多幸存的柬埔寨华侨表示，在红色高棉4年的屠杀期间，约有20万华侨被屠杀。一名华人表示，由于许多柬埔寨华人是因为中共占据大陆而逃离中国的；所以当他们向中国大使馆求救，不但没有得到帮助，甚至还被告知这是背叛祖国的下场。 泰国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对于所有留意这个东南亚苦难小国的人来说，法庭呈现给他们的将是一段苦痛的历史，一串令人悲伤的故事。” 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3年死亡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国际上把柬埔寨从1975年到1979年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名越南裔人全部死亡，43万名华裔死了21.5万人，1万老挝裔死了4000人，2万泰裔死了8000人，25万伊斯兰教徒死了9万人，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柬埔寨在1975年至1979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3天至1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分子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于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致死或是直接枪决。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建立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13个领导人中，有5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部长、两任商务部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10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 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6日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柬埔寨人数，让世界震惊！ 2010年7月26日，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判处红色高棉前监狱长康克由35年徒刑。康克由是在前红色高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第一个被判处刑罚的人。康克由掌管的杜斯林监狱，代号S-21机关，是外界了解最多的红色高棉时代关押和屠杀政治反对派的监狱，一大批红色高棉党政军高级干部，以美国CIA、苏联KGB和越南特务的罪名被关押在这里，并遭到杀害。代号中的“S”在柬埔寨文里可以是“学校”，或者“安全”一词的第1个字母。由于监狱原址是学校，而监狱属于安全机关管理，所以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执政后的红色高棉3年不到，就在1979年1月7日被越南支持的韩桑林-谢辛推翻。经过12年的艰苦战争，柬埔寨最终走上和谈之路。红色高棉终于成为巴黎和平协议签字一方，但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除红色高棉外，柬埔寨其他19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于是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大选后柬埔寨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自此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1994年7月7日，柬埔寨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国际上向洪森提出，要对红色高棉进行国际审判，为柬埔寨受害者讨回公道。1997年6月21日，时任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同意为审判红色高棉提供帮助。1998年7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委任三人专家小组，对审判红色高棉相关问题进行评估。11月，专家小组访问了柬埔寨和泰国。 1999年3月15日，专家小组建议成立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6月17日，洪森建议联合国帮助起草一项允许外国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审判红色高棉的法令草案。随后，提出建立混合法庭的建议。8月2日，柬埔寨重申审判红色高棉必须用柬埔寨现有的法庭审判，希望外国帮助起草法律草案和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审判红色高棉。8月26日，联合国首次派特使到柬埔寨，提出法庭应当符合国际标准。9月20日，洪森提出了联合国参与审判的三种选择：一是派法律专家组参加柬埔寨现有的法庭；二是派法律专家组，但是不参加法庭工作；三是不参加建议中的法庭。12月20日，柬埔寨将审判红色高棉的法律草案，连同一份时间表送交联合国。 2000年2月8日，在给洪森的回信中，秘书长要求柬埔寨政府保证逮捕被告并送交法庭；不得减刑和赦免；任命独立的国际检察官；国际法官人数要多过柬埔寨人。然而双方没能就赦免、检察官及其权力等分歧取得一致。4月19日，秘书长致函洪森提出一项建议，旨在解决联合检察官和联合法官在判决前出现的分歧。 谈判反反复复，直到2001年1月9日才有了转机。柬埔寨提交审判红色高棉的相关法律的高棉文译本。柬埔寨国会在2月2日通过了这个草案。6月26日，柬方在给联合国代表克莱尔的信中说，柬埔寨内阁重新审定了法律文本的第3条，以便与宪法委员会的意见一致，草案将再送国会和参院审定通过，最后送国家元首，成为正式法律文件。12月18日，克莱尔通知柬方，等柬埔寨与外国法律专家合作问题工作组的工作、建立审判法庭的工作都完成后，将给他一个内容广泛的回答，并将按照联合国的意见重新评估。 2002年2月，联合国退出与柬埔寨政府关于审判红色高棉的谈判。 2003年1月，联合国与柬埔寨的谈判再次恢复。2004年10月柬埔寨国会通过了柬埔寨与联合国达成的协议和审判红色高棉法。 2006年2月，联合国工作组进驻柬埔寨，开始组建审判红色高棉法庭班子。2006年5月8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签署王令，批准了由柬埔寨最高法官理事会提出的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29名法官和检察官名单。他们中间17人来自柬埔寨，其余12人由联合国提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新西兰、波兰、斯里兰卡和美国10个国家。柬埔寨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组成，标志着审判红色高棉准备阶段工作的结束，审判红色高棉从此进入法庭取证、指控和审判的实质阶段。 2007年6月12日，特别法庭通过了内部规则，标志着法庭开始运作。2009年2月，法庭正式开庭对前红色高棉成员进行审判。据美国《商业周刊》称，柬埔寨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特别法庭，是由国际捐助人捐助成立的。最大捐助人是日本(2160万美元)和法国(320万美元)。特别法庭的运作成本之高，远远超出了组织者的意料。特别法庭的最初预算为5300万美元，计划在3年时间内审理完毕。现在，审理期限已经延长到5年，预算也飙升至1.7亿美元。法庭审理开销巨大，比如特别法庭的审理文件就需要同时翻译成英文、法文和高棉文；每年用于前红色高棉5名领导人的医药费12万美元，这其中包括法庭上24小时的医生和护士看护，救护车急救费用等。此外，特别法庭还要为国际名医的到访埋单。尤其是82岁的前红色高棉外交副部部长英萨利，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但审判成本再高，国际社会也要将审判进行到底，因为这是对高棉的毛氏王国最后审判。而且，还要体现人道主义，哪怕为恶魔耗费再大的物力。 这就是国际正义。与红色王国的杀人为本对照，更显尘宵之别。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些 “ 被失踪 ” 、 “ 被自杀 ” 等词汇，主要指一些人在官方的各种压力下非自愿的一些行为、状况或者活动，比如 “ 被失踪 ” 其实不是真的失踪，而是被非法秘密关押。近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对党员干部的调研工作提出要求时，也使用了一个 “ 被 ” 字打头的词汇，希望领导干部防止“被调研”。 据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讲话。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官员下基层时应该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避免出现“被调研”的现象。习近平表示，官员在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也应该有“自选动作”。习近平鼓励官员去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做安排的随机性调研，以了解真实情况。 对此，河南民间组织腐败行为观察的创办人安均说，中国各地领导视察所看到的场面多数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不是真实情况，在现有体制下，官员这种“被调研”现象不可避免：“这个官僚体制它本身就是一个下级对上级负责，它不是对人民负责的一个机构。他不是民选出来的。上级也必须要通过下级。官员除了信任下级之外，他不可能再去信任老百姓。”文山会海，报喜不报忧，逢迎讨好，互相吹捧，中国官员走过场式的调研方式早已为老百姓所痛恨，习近平在这次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些问题。安均说，既然习近平了解干部这种官僚作风，不知道他是否会在接任国家主席职位以后，允许省以下官员通过民众直接选举；“我觉得习主席这个想法倒是很好的。中国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就是建立在上下级他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上。不是有句话吗，乡骗村，村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如果说能够打破这个官僚体制，所有的官员现在肯定不可能马上走得中共中央的主席去搞直选，但是省级以下的搞直选可不可以？官员都由投票来选举产生，选票控制官员，这个官僚体制就被打破了。上级下来调查，他们可以向选民调查。” 中新网一位江苏网友看了有关习近平此番讲话的报道后发帖子说，我们的村官们为了迎接上级领导所谓的调研已经准备 20 多天了，声势浩大，搞得全村鸡犬不宁，就会拍马屁。还有一位网友评论说，现在的官员 99•9% 都是贪官，都是为了捞钱。德国的费良勇说，中国的大部分官员都热衷于搞工程项目，很多都是为了通过项目搞腐败捞钱，各部门各地方多年来弄虚作假的官僚作风从未改变：“中共历史上假大空一直存在，总是在搞假象，下级为了应付上级也一直是搞假象。上面有些人是知道你搞假象，它下面做假象做得很漂亮。他觉得下面报假象报得好，那么也是政绩好，对他也好，这情况一直是存在。” 费良勇以中国的环境问题为例说，环境恶化不管怎样作假，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的，官员不需调研也知道：“奥运之前整个国际社会在监控北京的污染，所以就让很多工厂停产或者减产，这样使北京的空气清新一些。污染度就降低了。奥运结束以后，现在整个北京污染又很厉害了。就是因为有外国检查，为了要搞好奥运它必须要排除污染，这是一个例子。而其他各个地方都有污染，很多河流、山区都污染得很厉害了，平常到处都看得见。”在费良勇看来，“真正想把中国搞好，要想办法让那些当官的去看，看哪个地方老百姓冤屈太重，也要解决一下，否则要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了。” 据一份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指出，习近平尽管具有太子党的身分，但有不贪污的条件。 这份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于 2009 年 11 月 16 日建档的电文表示，一名大使馆的长期线人暨习近平前密友曾与大使馆官员分享他对习的所知与第一手资讯，包括家庭背景、教育、青年时期和政治生涯、以及他对习的印象与其个性和政治观点。这名消息人士在一所学校担任政治学教授，这些讯息是他于 2007 年至 2009 年间多次与大使馆官员谈话时所透露的。电文指出，该教授与习同样出生于 1953 年，同为中共第一代元老的后代，也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同样经历过文革。尽管两人的工作和生活有所不同，却维持了 15 年的交情。该教授的父亲与习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都被关押过，在邓小平掌权后也都被平反。在面对文革的苦难时，该教授与习走了截然不同的路。该教授与好友们沉溺于爱情、饮酒、电影和西方文学，作为精神上的解脱。他后来决定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攻读学位并展开新生活。习却选择以“变成比红军还红”作为存活下来的方式，并在 1974 年加入中共，当时他的父亲还在坐牢。在该教授眼中，习是信心十足和非常专注的人。习在青年时期就显露出其对政治的专注。该教授指出，习沉默寡言、不带感情、很难摸透，他有很强的意志力，也了解权力，但“从一开始就不显露身手”。电文引述该教授的话说，习不像社交圈的其他人，他不会谈论女人和电影，也不喝酒和吸毒，女人会认为习很“无聊”。该教授表示，习毫不在乎钱，他也不贪污。该教授还挖苦地说，习因为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所以有本钱不贪污，但他有可能“被权力收买”。 该教授认为，习是相当务实的人，不受思想意识驱使，习的太子党身分和早年与中共第一代元老在北京生活的经验，对他的世界观产生最长远的影响。该教授称，习早年对佛教中的神秘事物着迷。他曾前往福建厦门拜访当时在该地任职的习，习显露出对佛教圣地五台山以及佛教武术、气功和其它有助健康的神秘力量的迷恋。 由于习的个人经验，他对于西方十分熟悉。他的姐姐在加拿大、前妻在英国、弟弟在香港，还有很多朋友在海外，他本人也去过美国。该教授认为，习希望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无意与美国对立。该教授还表示，习曾在福建工作超过 20 年，所以对台湾也很熟悉…… 而海外媒体认为，资本家进中央、习近平主政、党的最高层世代更替，这些是明年召开的中共 18 大的一些看点。但中共改革多年依旧打左灯向右转、理论实践相背离，还有 “ 世袭 ” 等现实，在中国特别是党内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最近，湖南民营企业家、中国首富梁稳根有望明年 18 大进中委的消息，很是流传了一阵。与此同时，若没特殊情况，现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时接替胡锦涛执掌大权，也几近板上钉钉。中共 1878 年改革、特别是 2002 年中共 16 大正式允许资本家入党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一直是双轨道运行。宪法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在邓小平 “ 不争论 ” 指示下而束之高阁。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 “ 两张皮 ” ， “ 打左灯向右转 ” ，理论实践脱节。而坚持马列毛基本思想和教义则被斥为教条主义。 中共 17 大代表、当今中国首富梁稳根在 2007 年 10 月一次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批这些教条主义者为“与时不进。”而马克思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习近平就是在 17 大召开前的几个月，突然以极快的速度 “ 杀出 ” ，一下子成了第五代领导人的领军人物。 17 大闭幕，习近平成了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父辈被打成黑帮后，习近平文革中在北京和后来的围棋大腕聂卫平、上将刘震的儿子刘卫平 ( 现总后大校 ) 等人结为好伙伴、 “ 铁哥们儿 ” ，这三个 “ 黑帮 ” 子弟 “ 为伍 ” 人称“三平”。如今，这位当年到陕北插队的黑帮子弟已经成了中共权高位重的接班人、中共理论掌门人——中央党校校长。作为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习近平在今年两会之后中央党校讲话，要求 “ 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与学习《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 。显然，习近平是与时俱进了。但经常在 “ 毛泽东旗帜网 ” 发表文章的中共老干部、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资本家入党提出强烈批判，认为这根本就是 “ 歪曲 ” 和 “ 篡改 ” 党的性质、理论和历史使命。李成瑞在该网站发表文章说，中共从创建起就一直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这些年来，有关方面 “ 公然篡改党的性质，让资产阶级分子合法加入中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先锋队变为 ‘ 全民党 ’ ，是极其卑鄙的叛卖行为。 ”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极大促进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实践，但改革开放后到底 “ 姓资还是姓社 ” ？邓小平深知这个问题是个炸药包和导火索，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提出了 “ 不争论 ” 主义，将各种思想思潮一概压下，起码求得一时和谐，给改革争取时间。 路透社曾根据 “ 维基解密 ” 的消息说，习仲勋曾反对 1989 年的镇压；达赖喇嘛也表示，对习仲勋很有好感。 1950 年代初，达赖喇嘛曾到北京，而当时习仲勋是国务院秘书长，同达赖喇嘛多有接触。习仲勋和万里是那个时代中共高层的 “ 名嘴 ” 。网络刊物《中国数字时代》引用维基解密传出的消息说，中共 17 大推出的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将决定中共今后 15 年的方向和路线。习近平之所以在最后一刻成为接班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他获得了党内更广泛的支持，中共好多元老及其后裔都更买习仲勋和习近平的账。维基解密的消息说，对于党内的 “ 老同志 ” 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习近平。 美国“国家利益”刊物今年 9 月底曾发表布鲁斯 · 吉利的文章，题目是“见识新毛泽东”。文章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习近平是个新 “ 毛泽东 ” 。文章说，随着其主政日子的接近，有很多迹象表明，习近平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是个民族主义者，习近平的崛起对凡是派和改革派的斗争来说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围绕改革开放的斗争将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建国初期的斗争——那个年代信仰马克思社会解放理论的先进人物同更认同列宁政治管控理论的抗日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香港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说，不久前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到四川都江堰青城山中学参观，习近平对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一段毛泽东 1957 年在莫斯科对中国留苏学生的讲话。林和立说，没有证据显示习近平背诵毛泽东语录是想让拜登难堪，但很多方面都显示，这位第五代领导人是个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林和立说，今年早些时候，习近平到中央党校讲话，要求学员努力学习马克思理论，确保政治立场坚定。习近平还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原著， “ 抓住重点，掌握精髓 ” 。 长期观察中国事务和北京官场的林和立认为，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接掌大位，其中如空军司令许其亮上将、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总后政委刘源上将、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张又侠上将都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林和立说，许其亮父亲是已经去世的原空军少将许乐夫 ( 这一点，中国军事观察人士和网友还有争议 ) ；马晓天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大校 (55 年 ) ；刘源父亲是文革中被毛整死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张海阳父亲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张又侠父亲是元老将军张宗逊上将。许其亮有望在 18 大之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马晓天有望成为空军司令；刘源和张海阳都可能成为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张又侠有望成为总装备部主任。 林和立说，这些人和习近平关系都不错。 习近平今年 9 月初发贺信给在中国南宁召开的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会议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习近平表示，未来中国将“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出席会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承认，目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有评论认为，中国要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就要改变现在的政治体制。 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他承认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如何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中国十二五规划强化民生优先导向，并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习近平在发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说，中国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和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近年以来，中国贫富悬殊问题日益突出。被视为中共未来领导人的习近平提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引起关注。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表示，中国贫富悬殊日益加大，并开始危及社会稳定，已成为中共当局无法不面对的一大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已经无可回避也无可粉饰了，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否定这一点。政府也无法否定，媒体是反复报道。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是无法回避，也没有办法遮掩或者是巧言伪饰的。”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 1990 年代，中国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上升 0.07 ，到 2004 年达到 0.47 ，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严重的国家之一。随后，大陆政府不再公布相关的数据，也禁止一些非官方的学术机构从事相关的调查与研究。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大约占中国 GDP 比例的 40% 左右，比世界上通常 70% 的比例少很多。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由官僚机构和权贵资本家占据，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贫富不均也好、财富向高层集中也好，最关键的问题是大头拿走的是这些权贵阶层。这些阶层它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牢牢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这个最大利益集团它控制着司法，控制着行政，控制立法，控制舆论。中国老百姓没有均等的财物机会的情况下，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谢教授表示，中国的贫富悬殊日益加剧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现实，两极分化的结果，导致中国官民对立，冲突增加，民怨不断，社会难以稳定。“现在老百姓确实显得非常无力。我想这种无力和无奈的感觉在中国社会非常强烈地弥漫。以前还有点相信政府，现在绝对是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党。民间弥漫着非常强烈的憎恨，仇恨的心里，对上层有非常强烈的憎恨。”事实上，大陆政坛和学术界近来也提出了不少解决中国贫富悬殊的方法，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做大蛋糕”论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分好蛋糕”论。程晓农就此分析说，薄熙来提出的“分好蛋糕”，需要有一个限制和监督分蛋糕者的机制，但从薄熙来强调的方法看，他似乎在走回毛泽东的老路。“薄熙来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如果习近平要采纳薄熙来的方案，无非是中国再走一轮儿，重新走回毛泽东当年那套把戏，国有经济为主，然后不行了再恢复计划经济。这套模式是因为失败了，才走上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 程晓农认为，目前中国领导层认识到贫富悬殊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却缺乏改善这一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共产党真想要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那么它就应该去检讨。过去的 20 年贫富差距是怎么扩大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体制是谁的体制？是谁在维持这个体制？！”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认为目前中国更应该重视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过该文并没有探讨，造成过去 20 年中国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那么，将来习近平会提出怎样的具体解决办法？人们在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