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793 次 更新时间： 2011-11-24 11:25:03 《南都周刊》：华西村的秘密 进入专题 ： 华西村    ● 南都周刊       在华西村50年大庆之际，我们走进华西村，在核心村民、外围村民以及外来务工者构筑的三重世界中，试图揭示出这个花园锦簇的村庄底下真实具体的运行逻辑。     欢迎来到中国最富裕的村庄。     华西村，江苏省东部0.92平方公里多岩石土壤上创建的村庄，成立于1961年。这个刚刚在10月大肆庆祝成立50周年的村庄，在老书记吴仁宝的运作下，利用长期政治正确打造的典型形象，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认可，撬动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使得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庄，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独特发展轨迹。     从上海出发，驱车100多公里，你就可以到达这个魔幻村庄：     中央广场的高音喇叭里，每小时都震耳欲聋地播放着一个声音：“如果你想看到一个奇迹，请来华西。”     奇迹是显而易见的：     15年前投资上亿建成的金塔依旧高高矗立，但现在不得不让位于高达328米的中国第八大高楼，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建造花费了30个亿；     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一排排近乎相同的红顶别墅比肩坐落,住着开豪车的超富豪村民。     人人平等，共同分配，共同富裕，这里似乎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新“天堂”。这样的形象构筑，50年来，华西村一直单方输出着。     如同一只盛满蜂蜜的蜜罐。50年来，华西村的秘密就封存在这个蜜罐中，但华西村只愿意让外界看到蜜的那一面。     在过去几十年的媒体报道中，无人知晓，真实的华西村是怎样的：是否真的人人享有大宅开上豪车过上千万富翁的生活？?那么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华西村经济真实面貌又是如何？这个村子真的已经实现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吗？     在华西村50年大庆之际，我们走进华西村，在核心村民、外围村民以及外来务工者构筑的三重世界中，试图揭示出这个花团锦簇的村庄底下真实具体的运行逻辑。          天下第一村的三重世界          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王哲驾着摩托，载着人，突突突地就从“天下第一村”门岗边上窜了进去。沿着直道，他骑行了一公里，路面两侧尽皆别墅，这儿是“塔家基”。东侧是墙，西侧是水，南北大门各有两个保安，外人莫入。     骑到尽头，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边建筑风格大变，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走廊上安了铁栅栏，窗前挂着内衣裤。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四人挤作一间。     民族路走到头，右拐之后，豁然开朗，著名的超五星级“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拔地而起，这座328米的高楼，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钟”，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一边夸耀说“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     然后一路骑向东，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共享了3.5公斤黄金镀成。金塔一边是“龙凤广场”，一个“龙头”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而那个凤形建筑，由于手艺粗糙，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蜿蜒之后，骑回到民族路上。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价30块钱。然而从别墅、到厂工宿舍、到摩天楼、再到金塔，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尽头，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风格都有，于肃穆中，又显不伦不类。王哲一边收钱，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你要是仔细瞧，狮子身上写着字。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舌头上是‘吹牛’，我写的。”          转型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是条大船，抗风险能力强，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大公无私。”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先于王哲来到华西的工友，有一些已经入了华西籍，过上了集体经济下的日子。一度让王哲颇为羡慕。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索性去开了黑车。“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你干得再好，也进不了管理层。”王哲说。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也拉过外国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还能吃20元回扣。就这样，王哲的收入，刚好够全家开销。     不过，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王哲已经萌生退意。“在华西村，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学不要钱。     “今年比去年，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评论着：“老头子在还好，老头子要不在了，华西村就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吴仁宝说：“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村民们都很积极，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还到处求人说情。     有考察团的人评价说“土”，“华西明珠像是山寨了东方明珠”。而土洋结合正是吴仁宝的政治智慧。     “我们是一个小村子，上级领导比较多。有的领导说太洋了，有的又说太土了。所以，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不洋、不城、不乡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我就带他看土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我就带他看洋的。这样，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华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当晚四个人喝高后，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乐乎。“次日买单的时候，‘徐老板’一看账单，脸色都青了，”王哲顿了顿，说：“消费整12万。”     “徐老板”日子现在也过得紧。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只金塔两架电梯的收入就有300万。     “空中游华西”更是奢靡，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坐一趟飞机，票价高达1000元，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为“不管去不去，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     不过，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堂所作的红色报告，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景点”。而且，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     中心村村民贡庆丰（右）一家在2008年搬进这栋3层高的欧式别墅，花费了208万的股份。     周边村华西六村支部书记赵仁龙夫妇。赵书记2004年花费140万买了这栋400多平米的欧式别墅。          并村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觉到在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     “如果给你别墅，让你做华西人，你干不干？”记者问他，王哲一边笑着，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嗤”了一声。     10年前，华西的周边村，也面临相同的诱惑。     2001年，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华西村随后推出了“一分五统”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余巷等20个村庄。     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被命名为华西三村。华西村承诺，将投资3亿元，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     周毅还记得，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这就是‘三个代表’在基层的真正体现”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但其实，我们农民，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头上一团雾水，从没搞清楚过。”     并村那天，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10斤鱼、5斤花生、还有瓜子什么的，发了好几样，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欢天喜地，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     从此以后，村里的土地由华西村统一规划和使用，而村民则被安排去各个岗位上班。     2006年，承诺过的别墅到了。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量来量去，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4万2，“冲抵之后，你再另外给25万8，就可以住别墅了。”他们说。     在估价上，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你也可以不要别墅，继续住老房子，”村委会告诉他，“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权衡再三，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举债。“一直到现在，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周毅说，“华西三村的人，80%都欠着钱。”     不过在当时，村民还是认为，生活会慢慢变好的。华西村的塔群、幸福园、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     “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变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网名）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正是“新农村大楼”的建造基地。“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楼还没有堆几层高，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掉下来一些重物，死了七八个人。”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马上就悄无声息。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     已经把自己称为“华西人”的周边村村民，心里犯着嘀咕：“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花这么多钱建高楼，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     实际上，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周边村说“平等”，中心村的人却要说“公平”。“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你中国人到美国去，你能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福利吗？”     在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利益僵持之中，更大的矛盾爆发了。村委会搞城保，要求每个村民上交8086元。“这个钱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周毅拒而不交，他用农民特有的逻辑告诉记者，“真老了，难道连最低保障都不给我？不给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     去年，华西三村的几个农民到江阴市去查社保的情况，结果被告知，从2004年开始，华西村已经给周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办了“失地农民”。而这件事，一直瞒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所有人都一直认为，土地只是暂时借给了华西村。     2010年8月18日，在华西村西侧的幸福大桥附近，华西一二三村的人聚集了起来。“当时，有便衣警察混进了人群中，诱使人群走到澄阳路上，”周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到了澄阳路，特勤就冲出来抓人了。”     “百姓本来就是‘百心’，这么一恐吓之后，就再难以组织起来了。”华西三村村民王党告诉记者。     “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周毅感叹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     “因为村干部已经没钱了，他们成了华西村的傀儡。”王党告诉记者，华西村用年薪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周边村的管理层。“华西三村的村委书记张忠善，因为是吴仁宝的外甥女婿，华西村每年给他60万。其他村委书记一般是每年20万的收入。”     “我们村的干部，在村民当中已经没有威望了。”现在每年选村干部的时候，村里就给每个人发袜子，“他问你家有几口人，三口，好，给三双袜子。”周毅说：“选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矛盾对立中，10月8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开始了。娃娃从村外回来，发现进村的路都不让走了。协警告诉她，必须等到11点半。11点半的时候，娃娃看到一车一车的记者、贵宾，到金塔去吃饭。娃娃在华西实验中学的朋友，则统统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里去做服务员。     10月8日晚上更让人气愤，很多华西村民下班之后要回家，但因为民族宫正在表演节目，路全封了。好多村民顿时怒了，“凭什么表演节目要占了我回家的路？我现在连回家的权利都没了？”     一大群人，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现在的华西，真的没有08年以前好了，”娃娃说，“以前是同发展，村民都很幸福。现在是有名了之后，急于把面子挂出去，把面子继续保住，但是却不再是和村民共同进退了。”     华西村党委常委吴蕴芳面对媒体，总是会如此介绍：华西三村、四村、五村、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区域规划上被划分为“钱庄”，六村、七村、八村、九村、十村和十一村被划分为“粮仓”，剩下的一村、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区域被划分为“天堂”。     其中，钱庄担负着全村的经济重任；粮仓是发展旅游业和满足粮食自给自足；天堂就是为老百姓建房子。     “你到处看看，我们这哪里是天堂？”三村的周毅反问。          控制          不过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认为，华西村就是天堂。     根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已经形成了“小华西帮助大华西，大华西感谢小华西”的良好氛围，创造出“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的崭新面貌。     在百度华西村吧，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吴仁宝说：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认为“出嫁前那一个月最幸福”；而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不过，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这个“待遇”，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     贡家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奖金部分，则遵循村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都设盈利指标，超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2010年，贡庆丰全年的奖金收益是24.5万元，赵瑞芳则有24万元。但村里有一条，叫“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     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7万元现金，其余八成须参股。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华西村的现金是控制的。但尽管如此，村民拿的现金，一般不会低于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类收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各项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价是两元一斤，就等于村里给出了三百元的口粮款。”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这部分股份，能参与分红，但贡家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价135万，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 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此外，股份还在每年累积，“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说了半天，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贡庆丰说。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华西村村民郑发（音）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部队中，实行多劳多得，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多杀敌多发钱，那么国家安全角势会怎么样？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     “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郑发告诉记者：“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大家都在问‘个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幸福”的问题，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他说：“在这里（幸福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好》红色歌曲，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有点无聊，又有点恍惚。僻静的晚上，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澳大利亚法兰西……你说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细一听，却什么也没有。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听觉残留”。而在每个人的心里，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会残留多久？（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周毅、王党为化名）          作者：沈玎、杨雄、季天琴、温克 等     来源: 《南都周刊》2011年第45期         进入专题： 华西村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07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南都周刊》：华西村的秘密 南都周刊：“不明生物”乔布斯 南都周刊：别了，老兵乔布斯 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 甘肃夹边沟农场记事：“右派”劳改营50年 安元鼎：北京截访生意经 官员的达摩克利斯剑——官员与网民的暗战 南都周刊：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让人民不受骗 相同主题阅读 华西村政治败象的启示 《南都周刊》：华西村的秘密  

        编者按：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更为亮丽的是，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1月，他和钟家仑、伊林、涤西等人一起，将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追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镇压群众的法律责任等标语，贴到了新华门、天安门、王府井、三座门等地，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真实的心声。此事被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定为反革命重案，北京市委将此文件传达到家喻户晓。李冬民等数十人随即被捕入狱。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至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事情，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足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米鹤都 　　 几度风雨几度秋 　　李冬民口述 　　                                                 采写： 阎阳生 米鹤都 　　                                                 编辑： 阎阳生 米鹤都 　　     李冬民，河北唐县人，1947年生于河北。文革前为北京市第25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曾跳两级参加高考。文革初期，他以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起家，发起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67年中学红卫兵分野，他是北京中学多数派，即四四派红卫兵的领袖。文革中，他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有密切接触，曾被江青赐名，改“李冬民”为“李东民”，寓上随泽东、下连百姓之意。1968年被放逐张北的部队农场， 1970年加入中共。1973年复员到北京当工人。1977年1月8日，他率人在天安门等地公开贴出 “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标语，因而被中共中央列为重案，被捕入狱。后查清，此案纯粹是由北京市的“父母官”们为制造虚假的政治形势、胁迫中央决策而导演的假案。1980年由中共中央平反，获释。此后，李冬民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所。不久，组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的民意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著有《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价值分析导论》、《社会指标运动论》《社会管理》、《社会调查概论》等著作。 　　 总部的小政变 　　当时在兵团内部，也有点分歧，分歧还是在对血统论的认识上。我们其实都反对对联，但龙江和另外几个人一边反对联，一边也心有余悸。 　　我爹原来是老区的，干部调动到北京来的，40岁的时候当了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1966年文革运动一开始就整北京市委，他当办公室主任得罪人也比较多，很快就给打倒了。因为老区来的，他们找不着他特务嫌疑，他过去也没机会进监狱，当不了叛徒，就打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线人物了。我自己当然知道我父亲不是坏人。可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暗下知道我父亲倒了，说你父亲也黑了，你也就长不了了。 　　那次是66年10月份的事了，我们既然成立了组织，也得有活动啊。你建了这个庙，就得要烧香啊。我们就召开了一个革命性不强、但有社会公益的，欢迎中国石油1211英雄钻井队的大会。我们租了个会场，搞了一个向英雄致敬，向毛主席致敬的一个会。 　　后来我听说，那个万人大会，我穿一身蓝衣服，戴一红袖章，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那几个负责人嫌我太扎眼了。他们就指使人，给我写了一个条儿，说：你不要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影响不好。他们怕人家抓我这个黑帮子女的小辫子。 　　接着，他们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派人到二轻局去调查了我父亲的问题，开始排斥我了。因为这些事，我把另一个首都兵团元老秦喜昌调到兵团总部，就去黑龙江串联了。结果我到东北不久，首都兵团的内部矛盾就爆发了，一直延续到12月，我就赶回来了。 　　那时，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也腐败了点，不懂事，出门就爱坐个车，前呼后拥的，还有女秘书。秦喜昌是个绝对清廉的平民子弟，眼里不揉沙子，干事拼命，痛快利索。他去了立马对兵团这些非革命化作风进行各种抵制，而且他明着为我鸣不平，说我是学毛著积极分子，而且落实在教育革命上。后来，他坚定地为我主持正义，最后决定采取具体行动。 　　秦喜昌那次带人包围了兵团司令部，他到会议室说：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这事不能说是我策划的，应该是我们大伙商量的，最后我也同意了。我们没有要打的架势，但是说得很明确。秦喜昌很文明，让他们走了就完了。这就是小政变。不过不是夺别人的权，是别人先把我排挤走了。事实证明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错了，于是我们就做了个决定，从路线上要清理他们。清理完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出去了。 　　 靠上中央文革 　　有一次，因为兵团下面的人惹了点事，关锋、戚本禹找到了我们首都兵团。他们到我们这里了解以后呢，就向中央文革报告，说刚刚发现北京中学生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机构，这么成系统的一个组织。这时正好老红卫兵垮台了，其他各派还没有成势的青黄不接的时候，而我们就显得地位很重要了。 　　1966年12月11号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去人大会堂开座谈会。我们这一群人谁都没见过中央领导，乱哄哄的。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群人，有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往下是张春桥、姚文元、谢镗忠、李曼村，穆欣，还有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央文革都是一身军装，江青也穿军装。只有总理穿一身灰衣服，康生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 　　那次是我和中央文革的第一次见面。你想想那个场面!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其他人都来了。那么大一个阵容接见的对象，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帮小孩子。据记载我们去了19个人，我叫大家都坐下。中央文革也10多个人，还有总理。他们在中学发现了这么一批新人，很好奇。当时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谈得也比较轻松。 　　寒暄完了以后，他们就了解中学的这个形势，了解全市18个区县的中学和我们的组织情况。当时有我，刘龙江，还有臧振彪等，我们这19个人是代表全市18个区县的。我们没有发言次序，大家都说了几句，我不记得了,可能我说的多一点。那次会上，他们问的问题，是想了解中学里的一些情况，接着就是听听我们兵团的情况。 　　当时大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是工作组问题，工作组打击学生算一个问题吧;再一个，就是搞红色恐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在这时候已经变了味了。我们是把血统论制造的红色恐怖这些错误，称之为文革当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老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已经垮了，但是理论上还没清算呢，大家还在告状。 　　当时我们正筹备一个会，就是批判老红卫兵用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控诉中学里打人、伤人、害人的这些劣迹。这个会呢，定在12月16号，会场定在工人体育馆。和中央文革见面以后，我就正式邀请他们参加12月16号的大会。总理、江青当场就答应了。 　　12月16号首都兵团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中央文革也是全体到场，这就把过去说的所谓出身问题的阴影一扫而光。 　　 江青为我更名 　　1966年12月11号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我们首都兵团，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 　　当我招呼大家都坐下后，江青这时候就假装熟悉似地看了看我，问：哎，你是谁家的孩子?江青可能还想套用以前和老红卫兵打交道的方式，因为她对这些高干子弟家庭都熟悉。但是我们这里不一样了，按我父母这个官对她而言也就是老百姓家庭。 　　我坐下跟她说：首长，您以前没见过我。江青就挺好奇，她问：那为什么?我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没见过您啊。康生和戚本禹两个人觉得我答得挺有意思，笑了，江青也一笑。她一笑我就给她加了一句：因为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我们大家都想见到您。您呢，见过的人比较多，不一定记得住。但我们见没见过您，我们印象会很深刻的。这是我见江青的第一面。 　　这次见面不像光明日报的记者后来在书里写的那样。在文革结束10周年的时候，这位记者曾问过我这次交往的情况。他后来写到：江青见到我的时候，还讨好似地问我，你是谁家孩子?文中写道：李冬民非常有立场，非常冷静地驳斥江青：我没见过你。那意思好像是说我当时对江青不屑一顾，所以对江青说：我没见过你。这个细节他记载得不对，我那时对江青非常尊敬，细节应当是我上面说的这样。 　　我和他们接触，我感觉我比较自然。既然说事嘛，和大人说事，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的也都是具体的事件和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他们也在听，当时我也很坦然。 　　后来我们的活动都是对中央文革负责，直接接洽的是戚本禹、张根成。在上面对江青负责，但不对陈伯达负责。我们那时候都有点大人气了，而且我不是那种高干子弟，所以没叫过“江青阿姨”，而叫“江青同志”。不过江青倒是给我改过名字。我叫李冬民，有时候也用“李东民”三个字，在一开始的宣言啊，《团结大多数》等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李东民”。一些小报也用我这个名字，我开始的组织也叫东风战斗队，一是象征着咱们东方民族主义的色彩，又是共产党的革命色彩。东风总代表共产党嘛，有革命意义。当然最主要还是代表毛泽东，这种领袖的身份。 　　江青看我有时候用冬天的冬，有时候用东方的东。196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见面，她就说：你就把名字就改成“东方”的“东”吧。这样呢，这个“东民”是上跟毛泽东，下联系人民群众。江青还有这么一个解释。 　　 后来我的名字就改成“东民”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像文革初期时的改名风潮，有点俗套，所以也就是在发表文章时用，我有几篇文章是用这个名字发的。户口本上没改过来，一直是冬天的“冬”。 　　从1966年底到1968年，和江青在会议上接触的次数比较多。最后一次见她是1968年的五一节，是在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当时最荣耀的是总理啊，也把老帅们请出来了。那时候像朱德，陈毅等那些老帅、老领导好久没在公众场合出现了。而中央文革的有些人，像关锋、戚本禹已经不见了。那次印象很深是对于老帅们的位置安排，从位置上也是在右边儿上，可能是中央文革做的这种安排。那时跟江青已经好长时间不见了。吃饭的时候，我们上去给她敬酒。那次江青表现出来，还把我当孩子似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你长高了。我就问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很好。那一次她没有穿军装，是一身灰色的西装，有件灰色的披风。江青的形象还是可以称之为婷婷玉立的一个人，很有风度，言谈举止很潇洒，很自如，谈笑风生。她对我很亲切，那个时候像个女人看孩子似的。那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也从此就再也没见过。 　　 总理不把我当孩子看 　　文革中，我们和上海的一月夺权不谋而合，也在一月占了北京市委大楼。1967年1月，我在北京市总工会参加了两次会议，是由北京工人造反派一个头头召开的。他们认为，李雪峰在当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实际上也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他跟着刘少奇改组了彭真的旧市委以后，给各地派工作组，等于在路线上也错了。 　　这些工人农民比较务实，他们不往上看，就瞄上了北京市委，认为新市委也错了，一直还没清算呢。工人农民啊，就在这两个晚上开会讨论这事。一个是市委有哪些罪状，一个就是调兵遣将，准备要占北京市委大楼。那两次会上，大学生只有韩爱晶一个，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很瘦，穿一身棉的黄色短大衣，实际上是他们北航的工作服。等到研究占领北京市委大楼的时候，只剩下韩爱晶跟我们讨论这件事，但他也调不来人。那时候城里的中学生就有个好处，人多、交通便利啊。第二天下午我们打几个电话，呼啦一下来了几百人，好像600人。以后第一机床厂又找了些工人，就这样把北京市委大楼给占了。 　　当时我也去了，在里面待了两天。二楼是机要室、电话室，有小会议室、小礼堂，就动用几个学生看管住。我们去了三楼，三楼是核心部门。后来北京成立了革委会后，三楼是领导办公的地方。中学生对这些知道的不太多，也不懂这个机要那个档案的，所以都没碰。这时候，接了一个电话，中央文革通知我开会：去听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宣讲。那时候中央文革已经知道首都兵团了，也有电话了，有这种会一般都通知我。 　　这样我就去了人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开会应该是晚上7点半，那时我也不知道忙乎什么，到那儿已经9点了。那天晚上挺热闹，那些上海的工人代表正在讲，之后才知道是王洪文。他们介绍“上海公社”，介绍一月风暴的夺权经验。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这些人都在台上。我急急忙忙地到最后边，要了张纸写了个条子。给总理和江青写的，当时我就认他们俩。我写：“周总理、江青同志，昨天晚上，北京的革命群众已经进驻北京市委大楼，造了北京新市委的反，夺了北京新市委的权。”最后写上我的名字。 　　那时总理正主持会呢。一会儿他就说：请李冬民同志上来。我赶紧从后面跑上去了。总理说：你来给报告一下情况。我就现场报告了一番，说我们多少工人，多少学生，怎么把整个北京市委大楼占了。当时正在讲上海夺权，我这么一个报告挺呼应的，也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东西。 　　我讲完下来，总理就专门走下台，对我说：你去打电话，告诉这些革命群众，我们支持你们夺权。进去了就要坚持住，不要再出来，要抓好全市的生产，管好人民的生活。后来我也挺奇怪，北京市委被占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人往上反映。外界还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偏偏就是我去报告这些事。而且总理还让我去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我也像个大人似的，跟他的秘书一样，赶快去通知传达。 　　我经过这一次和总理的接触，就觉得很随便了。像他这个年龄的人，能够不像家长和长辈那么和我谈话，在我接触的人中，总理是最早的。我感到他比较和蔼，而且他喜欢听具体的事情，我跟他交谈，说的都是具体的事情。 　　还有一次，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开什么座谈会的时候。我就告诉总理，北京饭店的两派要打架，一派要封门，一派要找外边的造反派冲进来。这些造反派都是已经工作的职工。因为我一直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所以消息比较灵通。我得知这情况后就告诉总理了。 　　总理听完我说的，特别认真。他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外事单位不能乱!这是北京饭店，是北京进行外事活动的地方，不能叫造反派进来，更不能封门。然后他马上对我说，你去给他们打电话，不要封门。我说：好，我马上去。他一边讲一边让服务员去给我找电话，把我领到小礼堂后面，让我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 　　总理跟我交谈的时候，做特别安排的时候，从不把我当成一个中学生，而拿我当个可以依靠的人。你给他讲这个事儿，他就委托你办这件事。总理没拿我当个小孩子，这是第二次。 　　 吃面条谈“三结合” 　　1966年底前后，兵团里有一个景山学校的女生被人报复打了。江青听了很气愤，就指派谢富治查办这事。当时我在场，跟谢富治就是在这个场合认识的。谢当时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负责抓人查案子的是谢富治。这事最后也没查到，但是谢富治很认真。 　　此后一个时期，组织这种大、中学生座谈会时候，都由谢富治出面。我们见了多次，也比较熟悉了。而且他对首都兵团呢，应该说比对别的学生组织更熟悉一点。 　　1967年1月，具体哪天我不记得了，谢富治单独找我。他打电话把我叫到人大会堂，我到那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从南门进了江西厅。在小厅里，只见谢富治正弄着一碗面条，在那儿吃。我说，谢副总理，您还没吃饭呢。他说没关系，你坐下谈。又问我吃饭了没有?我也如实说：我也挺辛苦的，也没吃饭呢。他就让服务员也给我弄了一碗面条。清汤肉丝面，我对味道倒没感觉，解饿嘛，还是跟副总理单独吃饭。 　　我们边吃边谈。他说：是这么回事，毛主席现在有个意见，要北京市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是三结合的原则，第一，要有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第二，当然解放军要有一点;再有呢，就是这些地方干部，也参加进来。这就是三结合。 　　他说：你看我们北京也成立这么个权力机构，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他问，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他说那我们就按这个三结合的原则，你们革命小将准备着，按这个原则去把自己的组织建起来。作为一个方面，作为这个权力机构的支柱。他也没说我是头儿，也没有提具体的名单，但是当时中学生里，他就找了我一个人。对于我来说这是最早的一个通知。 　　接着，谢富治有次召集工作会议的时候谈北京的运动形势，捎带着讲准备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机构。他说，有这么一个原则，通知你们一下。党中央和主席指示我和戚本禹两个人，抓北京市的权力机构建设。我们给你们当联络员，给你们做服务。再往后，就是在2、3月份，正式通知我：大学组织了个红卫兵代表大会，然后你们中学呢，因为人多，再单独组织一个。当时北京的大学几十所学校，大约有16万人。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是500多所，大概有50多万人。 　　江青在多种场合下，表扬过谢富治。她说谢富治同志是个好人，多次说到他是好人。谢富治总是很憨厚的，喜不自禁地笑笑，发出那种非常欣喜的、呵呵的笑声。他对毛主席特别忠诚，然后就是办事可靠。谢富治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看得出他们的关系很好。 　 　筹建中学红代会 　　谢富治和我谈过之后，就没再找我，而是中央文革和我具体谈。筹备中学红代会的运作体系大致是这样的，上面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牵线，具体联系是张根成，他们负责提出指导意见。负责组织工作的是卫戍区负责军训的李钟奇，具体办事的是防化处的处长刘丰。他非常精干，做事也细致，跟我个人感情也很好。我们经常一起到处跑。 　　文革中的北京中学生比较特殊，不像外地的中学生基本都是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北京的中学生一是政治上相对成熟，而且从八一八开始，实际是中学生在主导着北京的局面。二是人多，而且大部分都在城区，这是大学生没法比的。所以北京的中学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也是中央文革之所以那么重视，还专门接见我们的原因。这时候老红卫兵已经倒了，其他派别还没有成气候。中央文革要具体联系中学的时候，除了我们找不到别人。首都兵团，一个是批判血统论，在这点上站住脚了。一个是搞毛主席号召的教育革命，虽然没吹起来但也有影响。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有个遍及北京城郊的组织系统。这样，一个是谢富治，一个是卫戍区，再就是中央文革，他们几头找，都是找到我们。 　　那个时期，革命左派就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一些中学生便投靠了他们。“三司”在下边也弄了个中学中专部，设在现在民革中央的地方。“三司”就此野心勃勃地想把北京的中学生都管起来。但是由于有首都兵团的存在，而且大学红卫兵还有“一司”、“二司”两派，这使他们未能得逞。作为我个人，认为“三司”太左，也从心里不喜欢“三司”把手伸到中学、想把我们也一统天下。可他们偏偏碰上了我这么一个人，我当时要是已经上了大学，北京可能就没有中学红代会了或者就是“三司”的傀儡。 　　筹备初期，中央文革找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并点名推荐了几个人：首先，戚本禹建议把“三司”的中学中专部纳入红代会。第二，他确定了清华附中要有人参加，先找个代表人物，戚本禹让他的秘书张根成推荐了刘X，让我去联络。第三，红代会里光是学生不行啊，戚本禹又推荐了一个朝阳区的一个老师杨XX。第四，张根成又按照戚本禹的意见，推荐了101中学的任XX，说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开始筹备时，确实有三司中学部的人参加。我一看，什么三司中学中专部!我没有小算盘，但我很明智：你不能跟我们中学的首都兵团来对抗。后来，几个三司的人很明确地被我踢出去了。 　　中央文革推荐清华附中的刘X，看来也是蒯大富他们的意见。我先派人找了刘X。然后大冬天的自己跑到101中，在学生宿舍里找到任XX。这是戚本禹很欣赏的，极有口才的一个人。他瘦高个，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我再找了中央文革推荐的杨XX。另外我推荐了刘龙江。在筹备会之前，我们几个凑到一起，在宣武师范学校住了十天左右，搞集训。中央文革派来几个北师大的学生，类似辅导员，帮助我们工作。 　　接着又召集了各区县的人，这些人主要是秦喜昌提供的名单。说到这，不得不说几句秦喜昌。上学的时候，有一阵大家迷数学，一套数学竞赛辅导书有三千道题。他能没日没夜，一个人把三千道题全解一遍!他身体素质很一般，走路还外八字，而且家里条件差也没有什么体育投入，各种球类等活动都不会。后来他就找最省钱的办法，练长跑。他能够从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外八字，练到连续两年在全校运动会长跑比赛中夺魁，我们可是有3000名学生的男校啊!他就是那种不辞辛劳的拼命三郎。组建首都兵团的时候，他曾经跑遍了北京郊区。这次筹备成立红代会的时候，他又一个人下去跑。那时候我们也有车，大家都抢摩托车骑。他没有，就是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十八个区县他都跑遍了，奠定了红代会在区县的基础。 　　中央文革的张根成跟我说：你不能都弄成你们首都兵团的人啊。我说，对，面还得大一点。不过其他这些红代会的基础骨干，特别是区县的，别人提不出代表来呀，全是秦喜昌搜罗来的。所以，最后还是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为核心。 　　人选最后的审定，实际上是由卫戍区和下面的军训团负责。由他们几个人和我决定中学红代会的核心成员。最初根据中央文革的推荐，我们内定的核心组成员是5个。我一个、刘X一个、任XX一个、刘龙江一个、还有杨XX，一共5个人。[1]这个过程中，我和任、刘的关系都还是好的。对于这个机构将来怎么设置啊，也听他们意见。任跟我个人关系非常亲密，关系极好，他发誓要跟我并肩战斗。我也确实欣赏他有口才，他也承认我有组织能力，也知道工作组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这些事情。那时候我们编《兵团战报》，觉得他嘴行，我笔快，互相还是挺欣赏的。 　 　内定者落马 　　再往下一步走的时候，遇到麻烦了。我们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下边还要听取学生意见。你这人物社会上有点影响，你还得在原来单位过得去才行。解放军是正规照章办事的人，下去一调查，发现问题了，中央文革点名推荐的3个人都有些问题。 　　朝阳区的那个中学老师，一调查说他有男女关系问题，这肯定不行。中央文革又介绍了一个地院附中的老师，叫薛玉峰，也很有才。他那会儿30多岁，跟我和刘龙江还嘻嘻哈哈的。 　　任XX呢，他在学校没有群众基础。很多人，包括和他一派的一些人也并不认可他。他的家庭呢，他爷爷在苏联，见过列宁，是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的成员。据说，后来俄罗斯还真承认他这段历史。按共产党的算法，他们家应该是老革命。当年不知道为什么，解放军外调的结果，说他家是伪官僚。也可能是说他爸，没说他爷爷。我其实挺喜欢他，但解放军不愿意惹这麻烦。结果在3月份要成立红代会的时候，把他拿下了。任得知这消息找我激动地长谈，他说我一定会跟你好好干。我没法说话，最后我说这个没办法改变，咱们以后还多合作。他非常气愤地离开了，日后他成为我的对立面—— 一个铁杆的“四.三派”。 　　刘X原来也内定是中学红代会的核心组成员，因为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吧。清华附中那些人，说她和蒯大富来往密切，老泡在清华大学里，整天不在学校。没有什么其它正当理由，就说她没有群众基础。她被替换不是我宣布的，而是清华附中军训团要换人。她也跟我翻脸了，后来也成了“四.三派”的干将。 　　我承受的这些，都无缘无故啊。最后凑了一个班子，一共37个委员吧。核心组就是5个。军训团外调后，把101的任XX换成了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必须要有一个，于是换了一个工人出身的程金香。她是军训团推荐的，很老实一个人。核心组最后就是：我，二中的刘龙江，清华附中的程金香，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教师代表是地院附中的薛玉峰。 　　在成立区一级红代会的时候，我还推荐过女4中的罗雪柯，她家是文联的吧，家里藏书巨多，这是我一直很羡慕的。实际上我们有点少男少女那种朦胧的情感。那些解放军看我对她挺认可的，让她当了朝阳区红代会的头。她后来成了女作家、影视创作者，后来嫁给了101中的鲍国路(后改名为柯云路)。大名鼎鼎的柯云路背后，应该说有不少罗雪柯的心血。 　　首都大学红代会首先成立，中学红代会紧随其后，是1967年3月 25号在人大会堂成立的，当时除了主席和林彪，总理以下的都去了。开幕词是我写的，我读的。总理，陈伯达都讲话了。红代会的权力机构叫核心组，我是核心组组长。 　　中学红代会成立后，接着成立了工人代表大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这样革委会的四大支柱表面上就搭起来了。这四个会开完了以后呢，就在这四大支柱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9人主席团，谢富治为主任。军队上的是郑维山、付崇碧。地方干部是吴德，再往下呢，就是有一个学部[2]的人，还有就是四大支柱各出一个人，大学红代会是聂元梓，中学里是我，代表工人的是刘锡昌(音)，代表农民的是邓万田(音)。我们9个人组成了主席团。 　　1967年4月20号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谢富治是主任，几个副主任有吴德、聂元梓、付崇碧、郑维山。中学生里只有我一个常委，其他的是委员。这个名单是中央文革决定的，当然最后都是毛主席的意见。当年对我们的任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那时，我身为中学红代会的头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似的，也没什么权力意识。不过，代表着北京500多所中学，几十万中学生也觉得挺自豪。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栏杆上右数第三人为李冬民。 　　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兵多得很哪”!我诚惶诚恐地赶紧对他老人家说：“我们都是您的兵!” 　　 “四.三”起烽烟 　　好景不长，随着中学生中思想认识的分歧以及中学红代会中的矛盾，中学很快分裂成两大派。 　　1967年初，军队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派出宣传队进驻中学，对学生军训，实际上是接管政权。接着，各学校成立了一批革委会。在军队派来干部的帮助下，东城区50多个学校，纷纷把革委会建立起来了。我们25中的军训团是铁道兵的，二中来的是工程兵的。 　　这时一部分不安分的学生，又开始活动了。大学里的一些人也与他们有联系，鼓动这些中学生冲击刚成立的学校革委会。这批后来成为“四.三派”的学生呢，就和来学校执行军训的解放军之间发生了矛盾，和学校里的“老兵”以及后来成为“四.四派”的学生都发生了矛盾。当初我们首都兵团批判对联的时候，他们中有些和我是朋友。在1966年9、10月份，我们这些后来的“四.四派”，认为对联不符合党的政策，自来红的思想是不对的。怎么老子英雄，儿子就一定是好汉呢?怎么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就一定不好呢?我当时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再说就是自己弄不清楚，也不会去迫害别人，而且我们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是有帮助的。但其中有些人到了1967年初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激进，反过来批判我，批判我们这些曾经帮过他们的人，说明确点就是要夺权。 　　这些学生闹起来，矛头首先是对着解放军的，因为在学校执掌大权的是军训团。他们逼着来军训的解放军，让人家表态支持他们。有的学校还把人家小战士逼到屋顶上，不表态就不让下来。这是极不合理的一些事。当时弄得很乱，他们就上访告状，并通过大学的一些渠道捅到了中央文革那里。 　　1967年4月3号晚上，红代会成立还没几天，正在有条不紊地做事的时候，我突然被叫到人民大会堂。我去了以后，先见到蒯大富，我问他开什么会啊?老蒯洋洋得意地说：你听听就知道了嘛。我到会场上一看，都是中学一些比较激进、不满意军训的人，其中有与老蒯关系密切的清华附中的，有27中的、28中的、6中的、地安门中学等学校的一些人。一会儿，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戚本禹，应该也有陈伯达，就都到了。还有负责军训的解放军也去了。 　　学生和解放军坐在下边。一开会，这些学生就开始控诉军训的解放军，批判军训团，说解放军支持“联动”，是反动的啊，不支持他们革命派。他们在会上说的话，有些是很极端的，不符合事实的。 　　有学生说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有个首长还说什么什么了。他们一告状，江青很激动，问：是哪位首长啊?有学生说是周依冰。当时北京各区军训有个联合指挥部。东城区负责军训的是65军的参谋长周依冰，就是后来“六.四”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江青情绪来了，用手一指，问：谁是周依冰呀，站起来我看看。周依冰当时也坐在下边，他长的还比较魁梧吧，穿一身绿军装。被江青叫起来很狼狈啊，当众羞辱，站起来搭拉着脑袋，什么也没说。 　　会上江青很激动，说：我们几天没有关注北京，北京就出了鬼啦，就闹了鬼啦!闹鬼，就是妖魔鬼怪的鬼!她真的很激动，说，这个事情，是解放军的立场问题。你们解放军军训的领导呢，要好好地听取同学们意见，改正错误。我们有些问题，还可以坐下来一起谈。但她很明确，是要让解放军改正错误。 　　江青后来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儿过，说了一大通后，江青最后又加上几句：我今天的话，是我们自己人关起门来说的话。她也明确要求：你们不要弄成中央首长讲话，不要散布到街上去。 　　这个会是中央文革组织的，只通知了中学里这部分激进的学生，叫我去是因为我有个中学红代会头头儿的身份，他不叫我不合适。[3]但是从程序上，既然有红代会，你首先应该是通过我了解情况，然后再开会才合适。我觉得，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实际是中央文革在各大学的那帮联络员和三司为首的一些大学生。他们不满意中学里的权力格局，更不满意军训团支持保守派、压制激进派的立场，于是搜集情况，串联找来这些学校的激进派，向中央文革告状。事后分析，一是三司他们把中央文革给套进来了;一是中央文革自己需要这么个形势。因为上面有二月逆流嘛，下面中学也有逆流，他要打击打击。 　　会议是中央文革和学生座谈的形式，一个个举手，随便站起来发言，但一看都是事先组织好的。 　　当时康生也说了话。他说：同学们这些发言呢，让我们感到北京情况有些不对头。前几天，我批评过李钟奇同志。李钟奇和一些联动分子谈话时说：你们的父母都为革命立过功劳。这是给这些联动分子鼓气，是不对的，所以现在造成中学出这些问题。 　　会开了4个小时，谈到半夜，我没发言。当时在江西厅可能也还有几个不同观点的人，就和他们吵了起来。快散会的时候，我找到戚本禹，我说今天你们首长谈话，听的都是一面之词，参加会的都是一派的人。我记得好像也跟江青说了这些话。我实际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说的话很片面，你应该两边都听一下。戚本禹说，行，明天可以考虑再组织一次。 　　[1] 编者注：据刘龙江回忆，中央文革指定五个人作为中学红代会的筹备小组。其中，李冬民为组长，还有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的刘刚，101中学的任公伟，还有一个姓杨的老师。”参见刘龙江：“我信 　　奉中庸之道”，《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 　　[2] 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现在的社科院前身。 　　[3] 据王宇和侯瑛回忆，当天通知他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市中学红代会组织部长秦喜昌。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之一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核心提示：就在薄熙来下令让学生和官员到农村体验生活的同时，他的儿子却开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身着燕尾服与美国大使的女儿共进晚餐。   来源：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发表： 2011 年 11 月 26 日 作者： JEREMY PAGE 译者： c.t   今年年初的一个傍晚，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停在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官邸门前，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位身着燕尾服的青年。他的爸爸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 这位青年就是 23 岁的薄瓜瓜。他与洪博培大使的女儿有个晚餐约会，因此他的出现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那辆车却着实令人意外。薄瓜瓜的父亲薄熙来当时正置身于一场充满争议的唱红歌活动之中——这个活动通过大规模重唱革命老歌来重振毛泽东思想。他还下令让学生和官员下乡到农场去工作，以便体验乡村疾苦。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却驾驶着一辆有着国旗般鲜红颜色、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豪车——在这个国家，平均家庭年收入大约是 3300 美金。 这个从若干知情人士那里得来的插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挑战：即如何在一个日益多样化、信息灵通并且诉求更多的中国社会中，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中共领导人的后代——通常被称为“太子党”——由于其商业胃口的不断扩大以及对奢侈品的明显兴趣，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与此同时，对官员腐败以及滥用权力的报道正在让公众的愤怒升温。            薄熙来与他的儿子，在 2007 年祭奠他父亲的追悼仪式中。   国家控制的媒体将中国领导人描绘成过着简朴生活的人，因为这是他们公开拥护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但是当这些政治贵族的子孙成为利润丰厚的商业角色，并且落入财富的陷阱中之后，他们的高调言行越来越引起质疑。对于依靠工农运动发家得以垄断政权的中共而言，这样的质疑让它十分不舒服。 太子党的知名度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尤为引人瞩目，因为明年国家就要进行十年一次的领导人更替，一些年长的太子党预计将要接任中共的最高职位。这种前景使得一些中国商业圈和政界圈人士怀疑，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这个政党会被一些精英家族所控制。这些家族已经控制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相当大一部分财富，并且在军队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家族政治图。动态大图请见 这里 ）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这个趋势变得非常清晰，现在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了。太子党历来都不太受欢迎，但现在他们在政治方面变得如此强势，以致目前引起人们对于‘红色贵族’合法性的严重关切。中国公众对于太子党对政治权力及经济财富的双重把持非常不满。”   现任领导集体包括一些太子党，但是由于存在着另外一类非世袭的派别（包括现任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况获得了一些平衡。然而，胡锦涛的继任者预计将是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作为一名革命英雄的儿子，他将是第一位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太子党。很多中国政治方面的专家认为，他已经和一些希望获得晋升的太子党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同盟。 他们之中就包括薄熙来，他也是一位革命领袖的儿子。据两名经常见到薄的人说，他时常谈及他与习家的亲密关系。习近平的女儿目前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薄熙来的儿子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生。 作为政治局 25 名成员之一的薄熙来，有望进入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我们通过他的办公室请他来对此作出评论，但没有收到下文。他的儿子也拒绝回应我们通过 email 和他的朋友所发出的请求。 一些官员子女的恶行在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尤其是在类似 twitter 的微博用户之中。由于微博的信息流动速度非常快，因此网络审查人员更难以监控和阻止。今年 9 月，互联网用户曝光两名年轻人用宝马车撞坏了另外一辆车，殴打被撞的司机并且警告围观者不要报警。其中一位是一位将军年仅 15 岁的儿子。 这一事件引起一片哗然。据政府媒体报道，这名将军的儿子现在被送往警方的惩教机构，接受一年的关押和教育。 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应该继承财富或者经营其他的事业来补贴自己微薄的工资。一名部长的年薪大约是 140000 元（ 22000 美元）。他们的家人只要不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是被允许经商的。实际上，这些家庭的财富来源往往无法追查。 去年，中国公民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一名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同时也是前红军司令的孙子——在澳大利亚购入了价值 3240 万美元的海滨豪宅。他申请推倒这座百年豪宅，以便建造一个新庄园，其中还将包括两个由瀑布相连的游泳池。 6 月 29 号，薄熙来在重庆的一场红歌演唱会中挥舞手中的国旗   很多太子党是在守法经营。但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经济体制中享有不公平的优势。因为尽管这个国家已经拥抱了资本主义，但却还是由政府所统治，并且在决策过程中不允许公众进行实质性的审议。 政府拥有所有的城市土地、关键行业以及银行。其中银行将绝大部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这让政治圈内的人士得以大量获利，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私人关系以及家族威望来攫取资源，并调动同样的关系网来保护自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去年承认了这个问题。它报道了一个民意调查： 91% 的参加者相信中国所有的富有家庭都有政治背景。前中国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网络论坛上写道，官员的家庭成员财产状况是“公众最不满意的问题” 一名太子党对于认为她以及她的同僚通过“红色”背景受益的说法相当不满。 32 岁的时装设计师叶明子是一位红军创始人的孙女。她在一封 email 中说道：“来自著名的政治家族并不能带给我更低的房租以及特殊的银行资助或者政府合同。实际上，政府主要家庭的小孩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教。他们中的大多数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造成受到偏袒的印象。” 在 1949 年毛泽东革命成功以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共产党领导的孩子大多避开了人们的视线，生长于高墙大院并毕业于精英学校，例如北京男四中。薄熙来以及一些现任领导人当年就曾在那里念书。 在 1980 和 1990 年代，很多太子党出国深造，并且往往随后加入了中国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或者外国投资银行。但是他们大多数保持非常低调。 现在中国领导人家庭越来越早的把他们的后代送往海外学习，经常是在美国、英国和瑞士最好的私人学校，以确保他们随后能够进入西方最好的大学。 20 多岁， 30 多岁， 40 多岁的太子党逐渐在商业中占据显要的位置，尤其是私募基金行业。这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同时让他们与中国和国际的商界精英保持经常性的接触。 2008 年，薄瓜瓜邀请成龙参加牛津的讲座，并与他同台演唱 年轻一代的太子党经常出没于模特、演员、体育明星聚集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的酒吧一条街，炫耀着他们的法拉利、兰博基尼以及玛莎拉蒂。其他人则常常出现在就着雪茄和中国白酒谈论生意的专属会所，例如位于紫禁城附近老宅之中的茅台俱乐部。 在北京近郊，一位前副总理的孙子新开了一家马球俱乐部。近日的一个下午，阿根廷运动员骑在进口的马驹上为那些未来的会员进行了一场表演赛。 “我们在将马球运动带向大众。当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众，”一名工作人员说。“那边的那位是一名将军的儿子，另外一个人的祖父是北京市市长。”   太子党在国外也越来越令人瞩目。时装设计师叶女士最近被刊登在某期的 vogue 杂志封面。她旁边是万宝宝，一名珠宝设计师，同时也是前国家副总理的孙女。 但是在众多年轻太子党之中，最突出的还是薄瓜瓜。没有任何其他在职的政治局委员的孩子在国内外有过如此高的知名度。 他的家族地位可以追溯到薄一波那里。他曾经帮助毛泽东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在 1966 至 1976 年的文革中遭到清洗。薄一波最终被平反，他的儿子薄熙来在 1987 年是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这一年薄瓜瓜诞生。 据他的朋友说，这个男孩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成长——被警卫严密保护，被司机来回接送，学业有时候由私人教师辅导，有时候在久负盛名的北京景山学校学习。 2000 年，当时担任东北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送他的 12 岁儿子去一家英国预科学校 Papplewick 读书，这家学校的网站标明他们目前的学费是 22425 英镑（大约 35000 美元）一年。 大约一年以后，薄瓜瓜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哈罗公学的大陆人。这是英国最顶级的私立学校，其网站显示当前的学费是每年 30930 英镑。 到 2006 年，薄瓜瓜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他的父亲当时是中国商务部部长。那里的学费大约是每年 26000 英镑。现在，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花费大概是 70000 美元一年。 这些炫目的海外教育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哪里来的钱支付这些学费。以今天的价格计算，这个总数已接近 60 万美元。他的朋友们说他们也不清楚。其中有一人暗示说薄瓜瓜的母亲通过她做律师的收入支付了这些费用。她的律师事务所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中国媒体报道过薄瓜瓜自称自从 16 岁开始至今，一直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哈罗公学、牛津以及肯尼迪学院则称他们不会对具体某个学生的情况发表评论。 眼下，教育成本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热议话题，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现在中国的教学质量并不满意。但是只有相对富裕一些的人才能送他们孩子出国学习。 对于其他人而言，薄瓜瓜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是很有争议的。他在牛津大学参加社交活动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在其中一张照片上他袒露着胸膛，在其他照片上他则身着燕尾服或者其他奇装异服。 据他的朋友说，薄瓜瓜在 2008 年协助组织了一场名为“丝绸之路舞会”的活动，其中包括了来自中国少林寺武僧的表演。他也邀请了中国功夫明星成龙到牛津举办讲座，他们还同台演唱。 第二年，薄瓜瓜被位于伦敦的名为英国华人青年联会的组织授予“十大杰出华人青年。”他同时也是“牛津新兴市场”公司的顾问。据该公司网站介绍，它由牛津大学本科学生所组建，旨在探索“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和职业前景”。 今年，薄瓜瓜在西藏度假的照片流传到了网上。照片里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年轻女孩陈晓丹。她也是一名太子党——她的爸爸是中国发展银行行长，爷爷是著名的革命家。公众纷纷八卦两人关系，网上同时也批评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有着很明显的警车护卫。陈女士没有回应我们透过 email 和 facebook 发出的询问。 在今年人代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他儿子明显的恋爱关系时，薄熙来语带玄机地回应到，“我认为这是他们第三代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要讲求民主嘛？” 据薄瓜瓜的朋友们说，他最近曾考虑过离开哈佛开设一家互联网初创公司，名为 guagua.com ，但最终决定放弃这个念头。这个域名被一个位于北京的机构注册。那里的工作人员拒绝透露任何关于经营的情况。“这是一个秘密”，看门的年轻人这样回答。 他的朋友们还说，目前还不清楚薄瓜瓜在毕业以后会做什么工作，以及如果他父亲晋升常委之后他是否还能保持这么高调。据中国《南方周末》报道， 2009 年他在北大的演讲中，曾说到他希望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为人民服务”。 这家报纸还报道说，他排除了从政的可能性，但是在回答学生问题时展现了一些像他父亲一样的魅力和矛盾。当被问及他在伦敦参加派对的照片时，他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说“要严肃活泼”，并且接着谈论成为中国新贵族意味着什么。 “像类似开豪华跑车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英国贵族不会这么傲慢，”他说。“真正的贵族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而是会相对比较低调。”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