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袁世凯一生最受后人病诟的就是两大罪状：窃国称帝，签订二十一条。 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评价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人支持他复辟，全盘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意如此，非原文）想当初年幼无知，还真相信过，现在想想，图森破乃义唔了。纵观袁世凯一生，最痛恨的国家就应该数日本。从二十多岁在朝鲜跟日本作战，直到晚年被迫签订二十一条，真找不出哪个阶段他对日本满怀友好之心的。再说了，为了称帝签这样一个条约，那称帝接手这个烂摊子不是脑子坏掉了么？而且，已经坐上国家元首位置的人，面对这样的条约，总归是要顾忌身后骂名的，袁还没有路易十五那种“哪管死后洪水滔天”的气概。其实《建党伟业》里说的还算属实，袁是在被逼无奈愤慨不已的情况下签的，而且真正签署的和日本最初提出的还是有差异。 如果没有日本，1914年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会是舒心愉悦的一年。欧洲那边一战开打，列强们都无暇东顾了，外部压力骤然小了许多。经过最近两年的文攻武斗，各方政敌也基本被扫平，至少近期内是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民元国会被搞垮了，“大总统”权力扩张，一些法规制度逐渐被制定出来，动荡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眼瞅有机会走上正轨了。可偏偏上天不想让袁世凯过好日子，欧洲战事一起，日本就对德宣战。倭人们没胆子打到欧洲，但借宣战之机欺负中国的胆子他们还是有的，而且大得很。于是乎五万多日本远征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要从德国人手里抢夺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当时驻守青岛的德军大部分是德国海军，对于陆战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差了日军一大截。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是不辱盛名，硬是抵抗了两个多月才投降。 日军历来的传统就是胃口越喂越大，从一战到二战历来是这个样子。占了胶东的日本不甘扼守一隅，1915年1月18日，正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全部条约有5号，共计21款，所以习惯上被称为“二十一条”，并勒令中国政府必须完全保密。现大抵概括每一号内容如下：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2.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这些条约中，有些是日本实际已经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只是之前没有正式文件确认。真正最恶毒的，是第五号的七款。其实这第五号，本是“建议”条款。根据曹汝霖的回忆，当初赴日本游说疏通的有贺长雄报告说，日本的政治元老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第五号。而且这二十一条也没有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完全是大隈重信内阁私自采取的保密行为。日本人向来有“争功“的传统：大隈内阁为了争功炮制出个二十一条，不过好歹还把第五号列为劝告条款，不抱太大希望；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则更进一步，极力促成这第五号。除了武力威胁，日本人也没忘记怀柔政策，妄图双管齐下。只是这些怀柔政策仅限于“保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帮助取缔革命党活动”的程度，万没有看出有支持袁称帝的意思。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外交危机，稍不留神，不是大兵压境就是丧权辱国，将重蹈甲午之覆辙。常年混迹于官场的“老油条”袁世凯打太极的功夫甚是了得。他给当时中方谈判代表陆征祥下达的指示就是“拖”，拖得越久，就对中国越有利。毕竟要花时间搞清楚日方底线，而且这样的密约一旦有机会被透露出去，英法列强也不会坐视不理。谈判桌上慢条斯理的背后，是一连串紧锣密鼓的秘密外交行动。重金收买的日本间谍，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这些人一刻也没闲着，兵分两路，一方面打探日方底线，一方面悄悄把消息透露出去。1915年2月13日，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泰晤士报》就刊登了有关的社论，引得西方列国哗然。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国际压力却是日益增大，气急败坏的日本人终于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如果48小时内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袁世凯 如果觉得两国交涉之事太过难于理解，不妨换一种表达： 有天一群看上去像拆迁队的人端着AK-47冲到老袁家，要拆了他家的客厅和主卧。老袁在家翻了半天，能用于搏斗的除了菜刀就只剩下擀面杖了。于是老袁一面跟拆迁队嬉皮笑脸打哈哈，一面安排儿子联系拆迁办，又让老婆去天涯上发帖。终于，儿子打听出其实只要拆了主卧就行了，天涯上也是上万的回帖声援。这时拆迁队也怒了，说一个小时内不让我们拆了主卧就把你家连根端。没办法，一家老小也只能接受现实。 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不管怎样，城下之盟还是签了，不过对比最终签订的条约和日本最初提出的条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最凶残的第五号被废除；第四号被删除，改由中方自行声明，多少保全了一些面子；无限移民和日商课税“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 而签订的内容，有很多也被袁世凯以各种手腕破坏掉。想在中国租地购地的日本人发现中国的土地市场像是中了邪一样，一寸土地都买不到，因为他们不知袁有密令，对于胆敢卖土地给日本人的国民一律按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日本移民渐渐发现一走出附属地，生命就有危险，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暗中派了帮会盯着他们随时准备找茬。被请来当顾问的日本人，也觉得政府一直也没顾得上问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本来就没打算理他们。至于日本当时在山东的权益，本已是即成事实，无力改变，唯有接受。 “创巨痛深，引为惭憾，以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招侮，事非旦夕。”—袁世凯 弱国外交，平心而论，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另外必须要说的是这时候的革命党人。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人，尽管在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上，日夜面对被捕杀的危险，非但不趁机发难，更是号召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在美的黄兴写信给冯自由，让他转劝孙文“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不趁国难谋利，这是何等的胸襟大义。纵使功败身死，却也名耀青史。呜呼，读圣贤书者，当如是也。而卖国之父中山樵此时却正忙于与日本签订比二十一条更苛刻的《中日盟约》以求获得日本支持。政治操守，人格品行，高下立现。 附注：《中日盟约》相关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5349206.htm 六：窃国者乎？（上） 事情还要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说起。 其实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已经发动过若干次起义了，每次都被当地的政府军镇压。但这次武昌起义却是政府军所为，只能从外地调兵镇压。10月14日，朝廷下诏，命袁世凯任湖广总督，节制诸军，平息叛乱。鉴于1908年的时候，袁世凯曾受朝廷欺负，以患有足疾为名被开缺回原籍，这次老袁傲娇了一下，说老子脚还没好，不干。朝廷再催，老袁说没钱，出不了兵。最后逼的隆裕太后孤儿寡母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朝廷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再不开工就不厚道了，10月25日，袁命段祺瑞、冯国璋奔赴前线。革命军遇上北洋六镇，被叮咣五四的一通修理。段祺瑞深谙主意，把革命军吓消停了，便隔岸观火起来；而冯国璋却不明就里，拼死卖命，至11月27日，冯国璋手下军队已经攻克汉口汉阳，武昌唾手可得，袁老四生怕失去革命军这支最重要的筹码，急电令冯国璋停止作战，由此也可以看出老袁身后段、冯二人的手段高下了。老袁拦住冯国璋后，转身又跟朝廷说：军费用完了，给钱，不给钱这仗没法打！这下龙椅上的孤儿寡母可傻眼了：上回就把私房钱都搭上去了，现在从哪变出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期间朝廷里有一帮主战的大臣们不断非议袁世凯平反不力，袁滑头干脆上折子，动员这些个王公大臣们凑军费。这下那帮叽叽喳喳的老头子们全老实了。那帮王公大臣们其实是有钱的，从祖宗开始，捞了两百多年了，再怎么没落，搜遍北京城的深宅大院，凑几年的军费是不成问题的。但很显然，这帮善于捞钱的货没有毁家纾难的觉悟。毕竟天下不是自己的，捞回家的库存可是自己的。于是乎，纷纷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示为天下苍生，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所以说，“腐败让政权更稳定”这话虽不假，不过也只用于太平年间，到大厦将倾之时，呵呵，你懂的。 革命党这边，热情奔放的干革命，起义了这么多次，终于眼瞅要成功了，可这老袁一来，鼻子里明显能闻到成功的味道越来越远了。看来，中华之内，能够“驱逐鞑虏”的，唯有项城一人。早在1911年11月8日，被糊里糊涂推选为“大元帅”的黎元洪就写信给袁世凯，推举袁为大总统，袁见信笑而不语。12月2日，各省代表商议，如袁反正，则公推为大总统，袁继续笑而不语。12月9日，黄兴复电，表示如袁投奔革命，举为总统。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随即电联袁世凯，强调自己“临时”的身份，随时准备让位。1912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再次强调，清帝退位即解职。孙与袁之间，颇有点类似刘邦项羽约定的“先入关者王之”。孙这个先入关者，实力不如人，尽管心里一百二十个不乐意，也只能拱手将王位让与袁世凯。天下本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说袁公“夺权”或者“另立政府”尚有情可原，这“窃国”之罪恐怕是有点冤枉他了。以今观古，难道能说项羽是“窃国”吗？秉笔写史，历史轮回耳，不宜做诛心之论。 “革命”期间纷纷宣布独立的省份大抵上都是“墙倒众人推，起哄凑热闹”的。待到中央政府重建之时，自然会乖乖回到祖国的怀抱，重新沐浴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形势到这个份上已经很明显了，两边的命运全在袁世凯手里。而袁世凯倒向革命党人，也是意料之中。“养寇自重”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如果效忠清廷，再怎么功勋卓著，也是人臣；而倒向革命党，终结气数已尽的满清，那自己可就是开国之君，与权臣不可同日而语。 老袁一辈子善用手段，即使他已经决定推翻清廷自己坐江山，也不会玩什么跟革命党人兵合一处然后杀回中原这种评书里听起来很过瘾的把戏。用“凑军费”的理由让朝中主战的大臣们闭嘴后，他就开始给寡妇隆裕做思想工作：你看吧，仗是打不下去了，可咱们不打那帮革命党就要打到紫禁城来，到时候您老不想学前朝的崇祯爷去“自挂东南枝”吧？现在全国各省也独立的差不多了，玩不下去了，不如体面一点自动退位吧，趁着我这把老骨头还在，给你担保退位后的优待费，那帮革命党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与此同时，又暗令冯国璋部兵变威逼，段祺瑞率领北洋军诸将领向孤儿寡母发出了逼宫通电，电中甚至扬言要率北洋军上京，终于吓得最强硬的良弼和溥伟也统统闭嘴，举双手支持共和。自始至终，袁老四都不愿意撕破老脸，始终在双方之中斡旋，把黑锅全部推给部下去背，不得不感慨其手腕之高明强硬，干净利落。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 两千多年的帝制，就这样被袁世凯终结了。没有血流成河，没有火光四起，没有鸡犬不宁，就这样平静的终结了。倘不是袁世凯，换做第二个人，燕赵之地，怕是免不了一场兵灾。 按理说，袁世凯逼退清帝，革命党应该按事前的承诺推举袁为大总统。但要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真是让人浑身上下的别扭。按照辛亥年间的政治设计，中国本来是要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即大总统有至高权力。等到革命党要交出权利时，突然舍不得了，加之又不信任袁世凯，非要搞“内阁制”，即大总统是虚君，真正的权利由内阁掌握。这事平心而论孙、黄干得有点太理想化，怎么能幻想让手握重兵的枭雄袁世凯甘心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呢？再者说，中国历史上开国的皇帝个个雄才大略，哪里会有一开国就做虚君的道理呢？袁世凯心里也别扭，毕竟逼退清帝的是自己，却要接受孙、黄所立的法统，从他们手里接过“大总统”一职，真是万分不甘心。 不要小看这个“法统”问题，这可是政治继承中最关键的问题。《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通俗地讲就是法统。继承了一个法统，就要在这个法统的框架内行动，不得逾越，而袁，很明显是想自己另立法统的人。且看今日之政坛也是这个德行，每一任领导人上台后，都要提出一个“思想”“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玩的都是法统之争。立了法统，才能算得上“一代”，不再是前任的延续，不必再受前任政策的制约，可以拉起一票人单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常常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调侃嘲笑，领导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的缘故。有句话说的好，中共历来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深以为然。而对袁，这个“法统”问题，对他后来的称帝之殇，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管怎样，溥仪退位，孙中山在南京宣布解职，参议员随即于2月15日全票选举袁公继任。但这时袁世凯所担任的，还是个“临时大总统”。善了个哉，本来想逼宫后承清廷之命，开国会自立为“大总统”，不曾想到头来只是个孙中山的接班人，还是个“临时”的，另附诸多限制，这算是白忙活了。 在当时，论全国范围内的声望，袁还在孙之上。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许多人不服，章炳麟就曾说过“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袁世凯就任后第二天，孙中山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确立了“责任内阁”的政府组织原则。3月13日，袁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3月29日，组阁完成，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职。至此，经过短暂的混乱，新朝初建，南北统一。无论怎样看，袁当这个“临时大总统”都算不得“窃国”。乱世江山，有力者居之。 七：窃国者乎？（下） 孙解职后，并未出任新政府官职，而是开始了全国巡讲，宣传他那套革命理论。革命党人大多数被安排到新政府中无关紧要的衙门，甚至孙、黄也被袁世凯建议去实业救国。新政府虽然是组建起来了，内部运作却是一团混乱，莫要说袁本人，就是袁手下的重臣谁也不听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话，搞得唐只干了三月不到就挂印辞官走人。总理走了不要紧，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需要在十个月内召集国会。对新召集国会，袁世凯和革命党都是相当有兴趣：袁需要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革命党则想要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新国会仿效美国，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各省和海外有固定的席位，共有274人。众议员席位则依据各省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既然有了议会，就必须有政党。想要入朝做官，不加入一个党派是不行的。一时间中华大地大大小小的政党遍地开花。唐氏内阁解散后，宋教仁光荣下岗。于是这位老兄高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开始了轰轰烈烈建党伟业，最终于1912年8月25日在同盟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随后的大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参众两院841席中的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股东。高层方面，唐绍仪和赵秉钧也都被说服加入国民党，真可谓是盛极一时。 国民党选举获胜，依法应由作为党首的宋教仁出任总理并组阁。袁对宋并非在一开始就动杀机，本是想先加以笼络，如果能相处安好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如果实在不能为我所用，再除掉不迟。一上来就想着杀人，那是麻匪，不是政坛老油条的做事风格。袁虽有心重用宋，但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可是有点坐不住了，如果等到宋教仁到京城入阁拜相，就没他什么事了。可能是知道了袁本有除掉宋教仁的腹案，赵秉钧就自作主张的张罗起这事来。但这个笨蛋事办得太不利索，找了个失业军人当杀手，杀手行刺完后也不知道保密，要不说业余选手靠不住呢。事情败露后，警方本着替杀手界清理门户的想法，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笨蛋雇这么个杀手办这样大的事。一路上查，终于查到赵秉钧头上。一般说来出了这类事情，就算是受袁指使，自己死扛下来就好了，后台老板铁定是不会动真格处罚你的。可这个笨蛋竟然宣称是“受上意”，那就活该你倒霉了，最后也未得善终。真是活活笨死的。 宋教仁案至今仍是民国著名的疑案之一，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孙中山陈其美密谋主使的。如果当真是袁世凯下的暗杀令，以老袁一辈子做事滴水不露的风格，警察全然是没有机会查到赵秉钧头上的。但不管是谁的主意，这帐算是妥妥的记在袁世凯头上了。但换一个角度看，既然这事能一路查到内阁总理的头上，没有抓几个无证电焊工当替罪羊，可见当时司法还是相对独立和公正的。黄兴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一直主张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宋教仁遇刺案。但近代的职业“革命家”普遍法制观念淡薄，都觉得法律不是挡箭牌。等孙中山3月25日从日本回来，一怒之下，要来个“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当时国民党高层，除戴季陶附和起兵外，大多像黄兴一样主张走法律渠道。当时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政治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袁投鼠忌器，多半不敢背负主动开战的恶名。 当时虽然全国表面统一，但实际仍是各地割据。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省是全国最大的藩镇，袁也有意趁着镇压“二次革命”之机在全国内削藩。既要用武力压制国民党，又要让对手先开第一枪，为此老袁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先后将江西部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和皖督柏文蔚免职，又大捕地下党，同时军队也是步步紧逼。终于，7月12日，李烈钧公开布檄反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这时国民党尚没有自己的军队，能够调配的只是慕义投靠的新军，和一些当兵吃饭的杂牌民军。加之补给不足，军纪不整，战斗力着实有限。不足两个月，孙军一败涂地，孙中山本人被迫远走日本。其他军阀，有些像蔡锷一样被解职，剩下的如黎元洪张勋阎锡山张作霖唐继尧等人，在袁恩威兼施之下，也暂不敢有二心。如此看来，“二次革命”真是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袁公只赚不赔。 武力平定“二次革命”后，袁发通缉令，对人不对党，只通缉孙文、黄兴、陈其美等“匪首”，对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只因当时国民党仍旧是国会第一大党，袁世凯如想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变为“大总统”，还需国民党议员手中的选票。由此看来，选票真是个好东西啊，（呃，不能说得太细，此处省去八千字）。当时袁世凯自我扶正面临一个先选举还是先立宪的问题。主张先立宪的人认为如果没有一部宪法，选举出来的“大总统”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主张先选举的人则认为立宪为大计，不可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先选出总统，将国家带入正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两派意见之争早在孙文主政期间就有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宪法会议”里也是吵得不可开交。经过“二次革命”袁世凯权柄徒增，自然是倾向于先选举，选上大总统后在操控立宪，而“两会”也在袁的压力下变为附庸。 4月6日，国会开“总统选举会”，选“大总统”。其实袁此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二次革命”本就是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意气用事，很多党员并不认同，被平定后袁也没有难为国民党议员，此为一“恩”；藩镇已削，国家大体统一，军队和国家实权全在袁手里，此为一“威”。如此恩威并重，竟还是在第一次投票中没有获得法定当选票数，使袁大为惊讶，也意识到自己专权招致不满。但事已至此，于“里”于“面”不正式当选袁都不甘，袁再一次使出自己的“聪明”，暗令组织流民、地痞、流氓、乞丐甚至妓女，组成“公民请愿团”，围攻国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选出大总统。此一事，民间流传诸多艺术桥段，个个描绘的绘声绘色。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袁果然当选。在袁看来，这次只不过时自己生平使用过的无数手段之一，并不足为奇。却不料在他人看来，实在太过不堪。诚如唐德刚先生的评价：“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一生聪明，却最终因为这份聪明，身败名裂，为后世病诟百年。 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诚如是焉。 今日回首，重看那段历史，会发现那时国会尚不是橡皮图章，有其尊严。那些围攻国会的流氓乞丐，至少是看的见的肮脏。而如今动辄“全票通过”“一致赞成”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仔细想来，真可谓是百倍不堪于当年。 “大总统”被选举出来后，果然得到列强承认。偌大的一个中国，也算是有了一个“话事人”。既然选举完毕，就该着手制定宪法了。1913年10月，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所谓的“天坛宪法”。有趣的是，这部“天坛宪法”对袁的约束，竟更甚于“民元约法”。然而袁只有兴趣做大总统，对于“宪法”一类的东西，是没有兴趣的。所以“天坛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纸空文。不过袁跟其后的领导人比起来，还算厚道，至少没有让人甩着《宪法》打内阁总理的嘴巴子。 大位既正，理所当然的要搞一搞“三反五反”之类的运动，打击一下“走非袁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上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未逾月，11月4日便宣布解散国民党，勒令国民党机关三日之内一律解散，国民党议员一律上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一夜间，国会中半数议员遭解职，这国会就彻底瘫痪了。其后袁授意熊希龄组阁，史称“熊氏内阁”。后经各省代表召开的“行政会议”，袁指定成员参加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以及一些列运作，一部完全符合袁世凯意图的《中华民国约法》终于在1914年5月1日问世。臭名昭著的“大总统终身制”和“父传子”也存在于这部新宪法。 至此，袁世凯权利到达顶峰。但若说是“窃国”，也太冤枉他老袁了。辛亥革命后，天下未稳，能够占据河山的本来就是袁，而非孙。袁逼退清廷后，若执意全灭革命党，不肯接受“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恐怕“民国”在历史上也就是个短暂存在的地方割据政权。如此一来，遭苦的还是天下苍生。袁接受民国的称谓，放弃做开国“国父”，不论怎样讲，数万生灵免于涂炭。至于后来上位后专权独裁，平心而论，他做过的哪件事后来的独裁者没有做过呢？只因其接受了孙、黄所立的法统，便谤之为“窃国”，未免有失公允。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叶大宽的最新更新： 重评袁世凯（下） / 2011-08-17 15:24 / 评论数( 2 ) 重评袁世凯（上） / 2011-08-17 15:13 / 评论数( 2 )

于2001年重新整修的“尼木烈士陵园”，被设为“拉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然坚持“尼木事件”属于“叛乱”。 1970年大开杀戒时被当作“叛匪”枪毙的藏人，名义是被“人民处决”的。 我的这篇文章，是2006年由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及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合办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书面论文，并收入《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唯　色 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需要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摘自我的采访笔记。〔１〕 一，背景 自从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红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于是风起云涌，震荡无宁日。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于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造总”是当然的造反派，“大联指”被视为保守派，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亲不亲，派来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严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并非真空的军营。由于“造总”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国华，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远远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甚至在军队内部的高层中也是这样。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着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能够超然物外的很难做到。 从1967年5月起，西藏两派的武斗正式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为了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国家机器恢复运转，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并且深入到广大农牧区，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从许多事实来看，军事管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军队的推波助澜，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２〕 二，疑问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面对面的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见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520：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于这之前的武斗中死的只是平民。北京为之暴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925：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次“叛乱”），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的。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那次“叛乱”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随之出走。那么，十年之后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文革时期认定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叛乱”与“暴乱”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改做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的理由之一是： “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属于尼泊尔的仆从国，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那几百个人（1959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地藏人），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 他的另一个根据是： “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另外，某县气象台台长是‘造总’成员，虽然他是一个汉族，但也被定名为‘叛乱分子’遭到枪毙。这不仅说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也说明了当时的派性冲突。”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经大大缩水： “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800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那么，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还是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无论在当时还是至今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造总”。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不过轰动一时的“尼木事件”的领导人主要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据说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一位在“文革”后离开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的说法是： “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的，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们的思想水平太低。他们去哪里的话，一般由各村的代表从村里选人跟去。这些代表都是最早时候的造反派。我们村有尼玛次仁和格桑普卜。他们两个是我们村红卫兵的正副队长，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但后来斗争的性质变了以后也很积极，加上很多人在没有人动员下自动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德朗这样描述：“阿尼（藏人对尼姑的称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里。她当时好像是30多岁的人，我自己没有见过阿尼。听说1959年之前她就是尼姑，1962年组织学习班时，把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她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那时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这个阿尼带到两个喇嘛那里，这两个喇嘛给她开了气脉，于是阿尼开始降神。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阿尼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她后都说她能讲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 在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德朗回忆： “他们去尼木县攻击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1959年由藏东康地藏人组织的反抗中共的游击队伍）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反正那天他们冲进了县武装部。他们向县政府和武装部攻击了两次，第一天就是这么发生的。是先在尼木区政府里开会，然后去县政府的。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造反派攻击过县政府一次，那时他们获胜了。但这次打着民族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后果大不一样。当时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是确布村的人。 “他们没有现代武器。‘文革’开始时，从拉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演出队，他们给热群送了一把手枪，这是唯一的自动枪。还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另外，乡里的铁匠们打了很多长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里的农民起义一样。听说他们到县里时，公安局的楼上架着一架机枪。后来汉人说是没有直接向人开枪，但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攻进去之后，我们达热村的一个叫次旺的人，他说是他爬上墙把这个机枪夺过来的，枪管很热，把他的手都烫伤了。这个人后来被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但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活着，在达热村。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听说当时武装部没有让他们带枪。”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镇压非常残酷，正如德朗所讲： “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当时在那里的主要人物中，只有一个人后来没枪毙，不知道是嘎单还是赤列。但到我们村时无人抵抗，因为那时敢于抵抗的人都已经死的死、抓的抓了。这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扎西次旦的人，大概20０多岁，他平时胆子比较大，据说攻县政府时，他是冲着机枪撞过去的，因为身上带着护身符所以没中弹，但最后子弹击中了护身符，他就倒下了。 “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里等了三天还不见人，以为扎西次旦受伤躺在什么地方，就在背兜里装了一点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县城时，县武装部的排长好像是姓高的，一个长着兔唇的汉人，他挡着玉珍不让走。阿加玉珍哭着吵着一定要进城去找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几步后，那个排长从她背后开了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女人被高排长打死的情景，很多人亲眼看见了。 “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第一批在尼木枪毙十几个人时，在拉萨枪毙的人数要少一点，但第二批在拉萨杀的时候，尼木好像要少几个。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阿尼的那个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藏族记者巴尚（化名），曾经跟随平息“尼木事件”的军人参与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动。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解放军围剿所谓“叛匪”的经过： “……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后来进山沟围攻尼姑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尼木的一个区，羊八井往南）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０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后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抬起来埋了吧，于是就挖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30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进攻吧。于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里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40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正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军人，当地的一些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如“剿匪”时在赤列曲珍的住处发现：“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被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 “这个尼姑30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么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后，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老百姓展示被杀的军宣队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以示阶级教育。后来还建立了“烈士纪念馆”。西藏的藏族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图片讲解宣传员，二十出头的女军人。我在2003年3月采访她时，提起这段往事，她依然气愤难平，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 “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唉呀很厉害。那些图片我全看了。那个杀害的场面相当吓人，有的人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拿石头砸，拿刀砍，惨不忍睹。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看见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多的战士英勇地牺牲，我觉得义愤填膺。在作讲解的时候，我边讲边流泪，气愤得很。老百姓也是边看边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动的只是少数人。有不少喇嘛，还有些个别老百姓。大多数人不知道，结果一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就被交出来了。尼姑跑到山里去了，怎么被抓着的呢？还不是老百姓给交出来的。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我记得据说她常年躲在山洞里边。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还是一个有点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这样，还是她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同时跟西藏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有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对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而且要用党的政策。对他们正常的信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那我们必须要识破。而这个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纪倒不大，可能40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当时这个尼姑的行为震惊了整个西藏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离了她的教义。 “他们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那些跟随尼姑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虽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动了的。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６９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巴尚的看法也是，“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没有‘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不过巴尚还是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么，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像那么多“翻身农奴”，竟能做到义无反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惨剧。那么，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7年－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当权者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也是当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意外地看见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随者们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名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如同神秘莫测却充满杀机但又深含当地文化的预言。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对立的现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宗教习俗中疯疯癫癫的神谕者的角色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时，或许正是调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原始方式杀戮外魔的绝对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无疑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西藏民间的无数宗教信仰者怎样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至于其中出现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许正是出于将民族反抗混淆为派性冲突的考虑： 宗旨：神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征服魔鬼这个敌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对于多财或者吞财的，对于这种人的裁判，是没有发言权的神。住在属于自己房子里的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坚决自卫还击。旦增加措（指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国家被罪恶的喇嘛（指与中共合作的活佛）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神界。过去因为没有发言权，肚里有火，嘴里不敢冒犯。求神从比如（指该县境内一个地方。）一带来了一千多人，对他们说：“不要贪婪，不要忌妒，对厚恩的父母不要顶嘴，要与邻居亲近，要尊从党的话。”在求神的人当中，其中有三十多个好人，其余的以后再详究。用一个藏戛戛布（藏语，小银币）做一个渡母佛像，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整个的国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国家，而是我们神的国家，虽然你们不乐意，但是，从属羊的那年（指的是1967年）起，就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内有好戏看。谢谢你们俗人叔叔们，你们已恩将仇报了，佛益西诺布和护法神神们可以慢慢地报答给你们。一千个僧众请来了尼姑，孔林加母尼姑住在山上，过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我是按照伟大的毛主席指示前来的。俗人叔叔们，你们的寿命好象烟囱里见到的光线。有的人心胸狭窄，对俗人叔叔们造成了灾难，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来细判。俗人叔叔们，你们想得倒好，你们想用一个藏戛戛布做一个渡母佛像。神没有造过谣言，对于俗人叔叔们进行了教育，奉上来的哈达，也各自退还。尼姑孔林加姆对于黑心的俗人感到愤怒，罪大恶极的九十个人已经到手了，还有有待于落到手里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四，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 “实际上起因还是派性武斗。边坝县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分的有两大派系，从县机关发展到整个农牧区。边坝县虽然牧业不多，但也是农牧业并存，它有二十四个乡，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文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么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有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份。总而言之，乡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都有造反组织。 “刚开始不是到处都在夺权嘛，拉萨夺权，昌都夺权，县里面也有小型的夺权活动。这一夺权就有争斗，先是文斗，然后是武斗，连县里面也有很小的武斗。边坝县也是如此。那时候边坝县有一个群众代表，‘造总’的一个小头头，还是一个喇嘛，在拉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被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被认为支持‘造总’）说成是‘红色喇嘛’，回去以后他大肆宣传，到处说曾司令、曾主任接见我啦，这是对我们‘造总’的肯定等等，这就为边坝县‘造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久，县里的‘造总’通知下面的各个造反司令部，说是某月某日到加日来参加群众大会，要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什么来着，这样那些乡里的司令、政委都来了，在大会上把那个王书记斗了几下，然后就打起来了。” 至于是不是“再叛”，普卜说：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不过这里面，我想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是有的，比如说要杀“甲突日嘎嘎”。这个“突日嘎嘎”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扬青稞的工具，分叉的，两个叉叉，被比喻成汉人，穿裤子的汉人。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７年还是８年。这是真事。实际上当初的确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也借机混进去了个别的坏人，围攻了一些区，打死了一些人，抢了一些东西。” 但是，无论这里面有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当时边坝县二十四个乡，乡乡有“造总”，尤其是那个“红色喇嘛”的宣传使“造总”的力量更加壮大。不过老百姓听他的话跟他是不是喇嘛应该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因为他是自治区“革委会”领导高度表扬的“造总”小头头。据说整个边坝县都成了“造总”的天下，“造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被认为当众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个大会在日后成了一个分水岭，当天参加那个大会的二十三个乡后来均被划为“再叛”，只有一个在怒江边上的乡，乡长和书记没等大会结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无恙。但大多数被叫来开会的老百姓很听话，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对那个大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明白，结果连怎么进的监狱也不清楚，可就因为参加过那么一个大会便有了“叛乱分子”的嫌疑。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内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在“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几个女人勒死一个解放军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真的是确有其事。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30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结果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自1973年之后，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 “可这有什么用，杀都杀完了，包括那个‘红色喇嘛’。除了杀错的，还有太多的关错了的，像边坝县县长就被关在监狱里，是巴塘藏族，叫向于华（音），后来当昌都地委秘书长，党校校长，现在退休了。我一听就说他妈的，怎么会连县长都成了‘叛乱分子’！他当时被说成是‘叛乱’政委，其实他只是边坝‘造总’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说成是‘叛乱’司令的竟然还是一个汉族，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是邮电局的一个一般干部，边坝县‘造总’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杀了。哈！一个汉族搞什么‘叛乱’！　……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五，人民公社 就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新华社记者巴尚提出值得关注的因素——人民公社： “日喀则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销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并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来，让群众富裕起来以后再说怎么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内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着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吃了很多苦头。” 是的，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来说，“人民公社”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关系的象征。“人民公社”恶化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如“破四旧”粉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959年之后，对西藏农村和牧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的一次革命，使“百万翻身农奴”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成立。然而，“人民公社化”却颠覆了这一“翻身”成果。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这无疑是革委会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现了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来改造自然、把穷山恶水变成人间良田的一个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从1970代初期开始，毛泽东一声号召——“农业学大寨”，使得全中国所有农村投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高潮中。西藏也和中国内地的所有农村一样，要把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当年的农牧民们恐怕一生中最记得中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大寨。 如何学大寨呢？除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一些并不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最适宜在高海拔地带生长的农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这块绝对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西藏人并不喜欢吃小麦，而且在西藏种植出来的小麦品质之差简直无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并不轻松，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 与此同时，在公社化的进程中，还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精通藏语的美国藏学家ＭＣ戈德斯坦，在1980年代对西藏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 “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论理的认同。” 为此，他的总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其实，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农村和牧区激起强烈的反响。当年在昌都一个区里当区干部的霍康强巴旦达说，当时农区已经完成了公社化，接着在牧区办公社。他所在区里的文书在大会上表示异议，说牧民们不愿意办公社，因为他们对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现在要把牲畜都交给生产队，他们的心里很难受。就因为这句话，县公安局的员警连夜抓人，这位文书被关了整整３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同上）。也就是说，在1969年的一系列混杂着各种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曾经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事实上，反而是“尼木事件”被平息之后办起来的人民公社多少救助了当地的农民，正如介绍过“尼木事件”的尼木农民德朗所说： “……记得造反派成立的那年（1968年），我们大都没有缴税（交公粮）。但第二年，也就是反抗的那年，尼木受灾，可是在镇压之后，县里逼着我们把两年的税（公粮）一起缴。这么一来，家家没有糌粑吃，生活非常困难。1970年开始在尼木大搞人民公社化。西藏很多地方的人说，人民公社建起来之后生活很困难，但是在尼木，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话，可能很多人都饿死了。人民公社其实救了我们，至少公社建起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分到一点点粮食。”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元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说，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再叛”之名是成立的，至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 六，大开杀戒 的确如巴尚所说，“实际上这些事件很复杂”。而且，参与者“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以“叛乱分子”来处理。但在这一点上，巴尚的结论显然有误。他说：“后来对‘尼木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触及到一般群众的，无论公审、枪毙和判刑，处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干分子。”事实上，军队在“平息再叛”或者说“平息反革命暴乱”时，采取的是以一儆百、大开杀戒的手段。如“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所说： “像69年的事情，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被认为支持‘大联指’）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这里面有大量很生动的材料。当时军队要来了，有的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汉族，其中县委书记居多，下台了，没有权了，但是看到解放军来，群众说要跑，县委书记就大声疾呼，你们不能跑啊，你们要跑的话，解放军真的会把你们统统都当成‘叛匪’来杀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么可能相信你一个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跑，结果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所谓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她是因为“再叛”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的１８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位于南郊一带的流沙河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么，她当时还活着吗？”他说：“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被枪毙的人中没有“尼木事件”的另一个首领热群，他在军队“剿匪”时与几个“叛乱分子”逃掉了。据说军队一直在追捕他们，还勒令热群的妻子背着孩子，满山遍野地边走边喊热群的名字，解放军则在暗地里跟着，但始终没有寻见他们的踪影。人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印度，可是流亡政府那边也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下落。或许，热群几人早在逃亡的路上丢了性命。 此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蔓延全中国，正如后来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结论，实际上是搞残酷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可谓是“文革”时期所有运动中最为残酷的运动。与中国各地的情况相仿，西藏也同样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其打击面之大，不但两派中的“造总”土崩瓦解，更导致许许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场新的运动“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开始了，其残酷程度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除了枪毙“叛乱分子”，还要枪毙“叛国分子”，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而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其中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而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有三人，两人被枪毙，一个女孩被判二十年徒刑。曾因与中共合作而在1058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竟然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却救不得，内心不知是何感受。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却被一位名叫格桑强久的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名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16岁，被判刑20年，后来获释之后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 据说有这么三个被枪毙的人算得上很荒唐。一是河坝林居委会的一位疯了的尼姑，大概60多岁，其罪名是因为将毛泽东的画像倒贴在墙上；二是在五六十年代担任拉萨市参事委员会委员的群觉，因于1940年代期间，在当某个县里的秘书时，将当时担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手下的一个违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而这本属历史事件，却也被翻腾出来，莫名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三是在1960年拉萨穆斯林要求划归外籍而举行的“拒粮事件”中，一位甚为活跃的回族穆斯林也被当作“叛乱分子”而遭处决。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便由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未到刑场就已被铁丝或绳索活活勒死。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沙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