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喜爱鲁迅什么?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然而，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以毛个人的说法：“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的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海婴)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 对于毛的自托知己，鲁迅在天之灵做何感想，人们自然无法知道;但毛何以视鲁迅为知音，则可以从毛的文字中窥见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突出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很显然，毛泽东尊敬鲁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认为鲁迅虽“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最能打动毛泽东，使他引为同道的，是鲁迅的性格特征。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脾胃，与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备加赞赏，称颂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他认为鲁迅一生有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不过，在这三个特点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 如果说在建国前重视鲁迅的“斗争精神”是夺权的客观需要，那么在建立政权以后，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之，相反，更将这种“斗争精神”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扬光大，灵活地加以运用。60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的性格，认为“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可见，他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他毕生珍视并坚持青年时代发明的述志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说明他对“斗争哲学”是何等的热爱。他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如其所说，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即使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一旦被他认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彭德怀、刘少奇的惨死，邓小平的屡遭打击，都是明证。 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代，他以文艺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是新兴力量反抗旧社会势力、改造旧的文化传统的努力，所以他毕生的“斗争”都是针对旧势力及其维护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后，当然也不会收敛其批判社会的锋芒，放弃批判社会的义务。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同鲁迅一样是旧政权的反抗者;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毛泽东还是新政权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感觉需要调动全体国民参加斗争、维护其政权时，则不惜发动“文革”这样摧毁国计民生的内乱，终至导演了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而为这一切进行辩护的，是他那套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又被他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斗争的喜爱或曰嗜好，贯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于阶级斗争。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使两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斗争”主题的激情留恋。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似乎在宣告他用毕生精力发现的一个真理:“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精力显然已消耗殆尽的毛泽东触及“斗争”话题时，“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对斗争的追求变成嗜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鲁迅地下有知，该怎样评价这位将他视为知己的“斗争论”英雄呢? 　 　毛泽东的“圣人”理想与鲁迅地位的演变 一个人有醒着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要了解一个人，固然要听他醒着说的话，但梦呓也有用处，它能使人们知道他潜意识中的欲念，让人知道他清醒状态不愿告人的想法;透过他在非常状态下的表现，人们可以看到他潜意识的真实内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刘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态”之语中真实地显现出来。同样，毛对罗的回答也应作如是观。 1957年夏天毛对“假如鲁迅还活着”提问的回答，不经意间流露出新环境下其内心深处的秘密：事过境迁，毛对鲁迅已经形成居高临下的支配心态。这种情形很类似于唐太宗击败突厥，踌躇得意之际，随口说出“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云云，透露了李渊曾称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然而，毛泽东内心的这个秘密并非一时情感冲动的产物，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为其英雄主义的理想所激荡。他在年轻时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奋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言壮语，志存高远，指点江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但是，毛的理想决并不止此。他认为，“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伦理学原理批语》)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原因是曾国藩树立了将“豪杰”(事功)与“圣贤”(文教)集于一身的榜样。及至壮年，他的“圣贤”理想更显突出。在他那气吞山河，雄视百代的“言志”诗中，明言“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言下之意，这些神武圣王都不过是武功差强人意而已，至于“文采”、“风骚”则不足道哉。“略输”、“稍逊”貌似谦恭，实则是高傲的自负。对于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一句“只识挽弓射大雕”，将这位功略盖天地的世界征服者变成了一介赳赳武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人看到了一种气势如虹的雄心，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感：毛不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还要实现流芳百世的“圣人”理想。 为了实现自己摧毁旧政权的抱负，毛泽东文武兼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思想资源。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旧制度的攻击和破坏，是与自己的事业追求不谋而合、休戚相关的，所以他对鲁迅在新文化先知先觉者的地位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提高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年1月他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下了那段被后人广为传诵、视为定评的文字：“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的文字以几个“伟大”和“最”字形成一首完整的赞美诗，对他三年前(1937)提出的“鲁迅圣人论”做了进一步发挥和阐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毛泽东理想事业的一个阶段的完成。他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将扫清六合，席卷八荒，混一宇内的赫赫武功，明白无疑地摆在了世人面前。然而，这只是他事业的新起点，他要在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以思想征服寰宇，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完成他“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新功业。 为了这新的事业目标，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骇涛巨浪，不惜毁掉中国社会极为需要的数十万、上百万最发达的头脑。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50年代初拉开序幕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改造，与此相配合的是对大学的改造，将大学中的人文学科这个创造独立思想的机关解散。毛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其意甚明。继此之后，1957年，以所谓“旧文人”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全面展开，原来被共产党视为盟友的其他党派的知识人受到彻底清算，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如声称“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专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政”的罗隆基之辈大部被肃清;及至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毛的打击之下已经元气殆尽——或噤若寒蝉，或气息奄奄，于是矛头转向曾为其出力扫荡党外知识分子的党内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全被肃清之后，毛个人的“圣人”地位，以“全面专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确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以“罗稷南设问”为标志，毛对知识分子——鲁迅不过是其典型代表——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么闭嘴，要么做囚徒，在他的“圣人”事业面前，一切阻力都必须彻底清除，即使他从前推崇备至的鲁迅也不例外。不过，对于鲁迅，由于他已是不会说话的古人，不会对现政权再做批评，而且他的“斗争精神”还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毛没有必要对他展开形式上的讨伐;相反，只要将鲁迅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形象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烘托之效立刻显现。毛将历经无数惊涛骇浪而炼就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谋略驾轻就熟地再运用了一次。 果然，这一目标在“文革”初期就按照毛的愿望顺利实现了。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毛亲自掌控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以《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为标题，写道：“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人民日报》则在《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中写道：“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这两篇社论精神高度一致。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将鲁迅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关系完全改变了，鲁迅不再是开一代风气的先觉者，不再是毛泽东的精神先驱，而成了热爱领袖，活学活用领袖著作的先进典型，成了毛泽东麾下“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刻听从领袖召唤，领袖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的文艺小卒。 这个格局的形成受到两个关键人物的推动。一是郭沫若。郭在历史上曾与鲁迅展开论战，被鲁迅称为“才子+流氓”，但在新政权建立后逐渐被捧为文化班头，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发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文章，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一个提交申请，一个批准申请，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位大才子笔下已经清晰地出现了。然后，郭氏又以鲁迅生不逢时的不幸及自己生逢其时的幸运托出毛泽东的伟大：“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世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最后，郭氏以设想的形式巧妙地将鲁迅置于毛泽东麾下：“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的高峰。”郭沫若不愧为嗅觉灵敏的政治家，才华横溢的文字高手，贬抑与吹捧之间做得不露声色，一气呵成，手法之娴熟，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位是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对许广平来说，她在建国以后显然已从毛对以往思想文化权威的攻势中体会到一种趋势。早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就对马克思发出了挑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对马克思：“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里的“我们”实际含义是“我”，即毛本人。在这样咄咄逼人的事态面前，许广平不可能不明白，保护鲁迅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地、知趣地让曾经被毛誉为“圣人”的鲁迅甘拜下风，以免遭遇被贬黜的尴尬。所以，1966年10月她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文章中写到：“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指引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浅显易懂的“文革”语言，表层上展现的是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恭敬与虔诚，而在本质上则是主动地退避三舍，以求保全鲁迅。中国有句古语：“识时务为俊杰”。许广平“贬抑”心爱的鲁迅当然是“识时务”之举。在当时大调子已经定下的环境氛围中，除了随着时代的音符唱下去，唱出“主旋律”，还有其他选择吗?即使心有不甘，又能怎样?但在客观上，许广平以鲁迅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贬抑鲁迅，以烘托毛的权威，其效果是他人难以比拟的。 依靠出神入化的谋略，毛泽东为“圣人”理想所做的奋斗迅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结出了丰硕成果。林彪给毛戴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顶桂冠，标志着“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伟大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对于这速成的“圣人”之业，毛的心中仍然萦绕、盘桓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觉。1970年12月18日，他接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针对这四顶桂冠，心情复杂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虽然将四桂冠之一“导师”改成了“教员”，但对这“教员”桂冠的钟情是显然的，因为这Teacher与“圣人”的本质相同，那就是：抚育苍生，参天地之化育。当然，他所要教化的绝不是几十个孩子，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训育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就在这次会见中，毛谈到“文革”和个人崇拜问题，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毛的这个问题，从他的“圣人理想”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圣人与教主都需要个人崇拜。但对于斯诺，这一点似乎并不能理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个人崇拜与邪教是一致的。所以他向毛指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道理时，毛木然未有任何反应。(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文汇报》2007年8月18日) 不过，毛泽东即使已被捧为神，显然也隐约地感觉到，实现他的“圣人”理想，决非易事，绝没有他从事政治和军事斗争老本行所具有的那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从容，更没有驾轻就熟地施展阶级斗争艺术时所具有的那份“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读《鲁迅全集》，似冥然有所感悟，于同年11月20日对相关人员说：“我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这话说明，他此前确曾自视为“圣人”，但同时也说明，时到此刻，他不得不承认，“圣人”并没有做成，他的“圣人”梦想并没有圆满实现。 然而，不管口里怎么说，他内心深处却一刻也未放弃“圣人理想”;而只要毛的这个梦想一日未了，他人就不敢颂扬孔子和鲁迅，即使后者曾被毛称为“现代圣人”。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对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在主席面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想当英雄!林彪不愧为一代枭雄，对毛的了解显然高出他人一筹。后来林彪出事，孔夫子被无辜地与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对象，似乎向人们说明，在毛泽东面前，任何人都不要称“圣”，就是孔子也不例外;鲁迅的“圣人”地位虽是毛泽东本人“封”的，但其现代“圣人”的称号只能出自毛泽东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着对鲁迅“圣人”地位的公开承认，构成对毛的威望的威胁。可为佐证的是，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鲁迅的胞弟周建人还不得不继续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说，从建国之始以至毛故去，鲁迅始终是领袖政治棋盘上的鲁迅，一个被现实政治作为棋子使用的鲁迅。 　 　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必然成为囚徒 在中国几千年演化的历史上，每一个新生政权都面临巩固政权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的首要条件，自然是解决整个政权赖以存在下去的物质生产问题。如果没有起码的物质基础，任何政权都必然不能持久。取得物质资料生产者在生活资料和精神道义上的支持，至为关键。解决之道，千头万绪，要害是与民休养生息，恢复民生。在这个基本条件之外，最棘手的问题是解决对新政权构成(显然的或潜在的)威胁的社会力量问题。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当权者必须妥善安置为新政权出力、立下巨大功勋的武将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据长期追随毛、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李锐研究，毛从马克思那里只学到四个字：阶级斗争;对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让人家说话”，对别人的恩赐而已;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无法律观念。(李锐：《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权如命，公开对人讲，“我是不让权的”，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时迷信自我，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郭宇宽：《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这些特点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因此，他为巩固新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专制传统的藩篱。 在处理“武”的力量方面，鉴于政权已经易手，原来敌对阵营的投降将领，即使心有不轨，在失去民心的处境中已不可能再兴风作浪，所以，即使对于他在理论上认为是一切反动势力代表的清朝末帝溥仪，以及在战争结束前列为“战犯”的傅作义、杜聿明等蒋介石集团的得力干将，也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相反，对于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在民众中有着崇高声望的战友，却是处处设防，稍有不满，即行严惩，毫不留情。 治国从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业，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政策，从根本上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毛当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书生，思维能力就相对发达，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倾向，不管其从前立场如何。尤其是20世纪初叶以来，经新文化运动对启蒙思想的传播，成为现代思想标志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已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虽然这一启蒙过程为外敌入侵造成的民族救亡所打断，但其影响仍不可小觑。尤其是，海禁开放以后，大批中国学子负笈海外求学问道，回国后成为一股冲击中国皇权专制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国以后，精于国情的毛对于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对于书生一直坚持非经改造不可使用的态度。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批右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彻底解决，将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赶到乡村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本质是文盲化和愚昧化——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目标只有一个：显见的动机是钳制舆论，巩固政权;深层的动机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业。 不过，正如乌龟可以随时将脑袋缩到脖子里面逃避外面的危险一样，知识分子可以随时将思想隐藏在脑袋壳里，以表面上的言听计从掩藏内心的不服与对抗。所以，毛对于自己多次发动的改造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并无十分的信心，以至为后世留下两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愚民策略的“精髓”，与孔孟圣贤之徒的一贯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一句则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时所表现的无奈和妒恨之情。 毛在建国之初面对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来追随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邓拓等，二是天下纷争过程中处于游离、超然状态的中间文人，如梁漱溟、陈寅恪等，三是敌对阵营中倒戈的文人。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经由延安整风，对毛的谋略和手段早有领教，已成驯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第二部分人数最多，这些人多数饱读中国典籍，同时又多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承载体。由于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义传统教育，与毛的“圣人”理想相左，所以成为毛的思想改造事业的主要对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对较小。 毛对这三部分力量进行打击的次序有先后，但态度和策略则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称臣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种类型以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郭沫若在建国不久的国庆庆典上，代表党外人士向毛献礼致辞中，已有“您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永远跟您走”之类的称臣之语，后来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学生”之类的谦卑之词表示臣服。冯友兰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后一类型，一部分人选择可杀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邓拓等，一部分则选择沉默失语，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说家沈从文改行研究中国服装史，史学家陈寅恪三叹“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后，选择“颂红装”——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过，由于这些书生在政权易手之前已经成就大名，在读书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数人对毛的意志明确表示不服，也没有遭到杀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发生争论，遭到毛声色俱厉的痛骂，被毛骂作“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与蒋介石的用枪炮杀人相提并论，但仍然能苟全性命，最后寿终正寝。由此看来，鲁迅如能活到当时，大概也不过如此。但以鲁迅惯有的与当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屡屡抗上的举动，甚至写出类似“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那样痛快淋漓的骂人文字来。如此说来，他活着的话，大概只有进监狱做囚徒一途。 其实，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对于自己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测到了。他在1928年发表的演讲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已经将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的职业本能却使他对现状永远处于不满状态，总要批评社会，与政治不断冲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其最终结局不是被排挤出去，便是被杀头。对文学家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逃到国外去，逃不掉便被杀掉。鲁迅一生坚持与当权势力不合作，以其特有的凌厉风格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抨击，虽遭当局压迫甚至通缉而不至陷于灭顶之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租界的存在——他那《且介亭杂文》可以为证——为他提供了逃身之处。 更富有寓意的是，鲁迅对历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学家命运的观察：“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这样的话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预测未来的谶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结局。 　 　“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虚拟命题的意义 “历史不能假设”，是很久以来许多人信奉的原则之一，而“假如鲁迅还活着”却正是以不存在的“鲁迅还活着”的假设为历史推论的前提，因此，在许多人眼中，这似乎不应是一个史学研究认真对待的命题。 其实不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个原则只是指已经生成的历史事实的不可改变性。若就历史所具有的实用性的借鉴功能——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而论，“假设”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为这种“假设”正是人们借鉴经验、避免错误的必要条件。“鲁迅还活着”，当然属于“假设”，但由此虚拟的“假设”所得到的“要么闭嘴，要么坐牢”历史解答，却显示出极为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人们从这个貌似简单的回答中看到的是，历史在彼时走向了一个延续旧传统弊端的错误方向。这个错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其恶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本应得到彻底改造，却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复燃。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犹如一盆污水，熄灭了新文化运动先觉者们历经艰辛才点燃起来的思想启蒙之火，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当时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向历史要求的正确方向?怎样才能走向正确方向?后来走向错误方向，原因何在?能否避免?如果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难道说中国人民活该遭受那“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折磨?活该要历经十年人为浩劫的苦难?如果说，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历史研究还有何意义? 中国人历来强调“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思想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需要考虑“假若鲁迅还活着”条件下，怎样才能使他既不沉默又 不做囚徒的问题。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难题。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大问题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是“假若鲁迅还活着”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旧例的“假设”所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导读]在“八大”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表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 张道一（1926年出生）云南人。1948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研究生，北平地下党学委干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调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干事、组长、办公室副主任、处长、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职。1959年至1966年，张道一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前后长达7年。跟随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本文系对张道一的访谈实录。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问：您从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边工作，前后共7年多，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您能先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吗？ 答：“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人之多，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么多的人云集北京开会属历史罕见。1962年是什么情况呢？1962年是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开会是想总结经验。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毛主席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我作为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刘少奇和彭真是那样讲的，林彪却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失败。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林彪阿谀逢迎的这番话，明显地是另一种调子，但毛主席爱听，果然受到了称赞。“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这应该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 问：“七千人大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认为刘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以后对经济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是冲着他来的。这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实际上，这些人所以提意见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而不是反他，但他心里好像是有点不平衡。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他在北戴河开始反击，提出：经济建设没搞好，是因为没有抓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的因，引出了“北戴河会议”的果，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从“北戴河会议”开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领域大发展的时期。 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抓阶级斗争，江青就嗅出了此中的味道。她马上抓出《李慧娘》这台戏来做靶子。她和康生一起说《李慧娘》这个鬼戏就是要反党的。于是到上海找人写文章批这个戏，批这个戏附带就批了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写戏人孟超和廖沫沙关系很好，廖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江青和康生就把这《有鬼无害论》抓住做靶子批。实际上，康生是最喜欢鬼戏的，记得几年前他在紫光阁一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他说：“鬼戏也可以演嘛，将来你们如果不演鬼戏，我就不看。”他忘了他曾支持演鬼戏，而且孟超写这个戏也曾受到康生的称赞和鼓励。 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抓阶级斗争之后，康生就180度大转弯，翻脸不认人，批孟超，附带批廖沫沙。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下来了，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北京市委要廖沫沙写了一个应付性的检讨。实际上，从这时起，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就展开了。江青和康生这是第一次点北京的名。发展到后来就是批《海瑞罢官》了。本来，海瑞是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中提到的，提倡海瑞精神。彭真是紧跟毛主席的，在中央全会后马上就叫我找吴晗借明史书看。吴晗送来明史，经我手转给了彭真，他还真翻看了，可见毛主席讲的这些话彭真是很重视的。《海瑞罢官》的戏，胡乔木也很重视，是他听毛主席讲后找吴晗谈，建议他写的。谁料后来竟造成了一大历史冤案！ 问：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第一次是1963年12月，第二次是1964年的夏天，1963年12月的批示是直接批给彭真、刘仁的，是介绍柯庆施在上海开展文艺工作的一个简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1963年12月的批示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毛主席批示，一向不直接批给刘仁，这次特别批给彭真、刘仁，是批评北京跟不上。第二个批示就更厉害了，矛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江青在那一时期借口病后调理身体，听了北戴河会议的风，就调了许多电影片看，从中找阶级斗争动向，就找出了现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问题。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上海是受到表扬的，他们提出要大演大写解放后的13年。 问：北京对毛主席的批示有什么反应？ 答：北京接到这个批示确实感到了压力，市委常委赶快开会讨论怎么办。从那时起，彭真、邓拓、李琪等就大抓演现代戏的问题，北京就此产生了一批现代戏。像《箭杆河边》等戏都是1963年1964年抓出来的。1964年8月9日，周总理、董必武、罗瑞卿等都去看了《箭杆河边》，给予鼓励。 彭真曾亲自要我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赵起扬（党委书记）请到家来，表示希望人艺创作表现北京的现代戏。刘仁随着就安排赵起扬等去京西矿区体验生活。这以后，他们赶写出剧本《矿山兄弟》。此剧彩排时我去看过，回来后向彭真汇报说此剧不错，彭真很高兴。这说明当时北京市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彭真同志还提出了口号，叫“写北京，演北京”。这个口号，李琪曾在大会小会上广为宣传。北京市在那个时期创作和演出了《向阳商店》、《背篓商店》等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所以说，北京一直在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北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我参加了。会后，李琪要我参与起草市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讲：北京市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的，多年来北京市是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的，总之，不承认北京是一条黑线，而认为北京市是一条红线。江青和康生看了这样的评价，当然会极不满意的，毛主席也不会满意的。 问：听说，因为沪剧《芦荡火种》，彭真和江青曾发生冲突，您当时在场吗？ 答：这得从头说起。 1963年，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批示，要北京京剧团也试演现代京剧。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即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对京剧团排成的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李琪把这个情况向彭真反映后，彭真把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几个人找到家里来开会。我回忆，这一次彭真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说服李琪、赵鼎新给买了票的观众退票道歉。 可是，江青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看到这个戏底子不错，她要插手了。她提出要到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随着又把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并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了两场，她认为少了，不给她面子。为这个她到处吵，和李琪吵，和赵鼎新吵，最后直接找到彭真家里吵。第一次来是为安排剧场的事，那次我正好在场，看到江青很横的样子，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还直呼人的名字“彭真”。 ?后来江青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工人俱乐部作为她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为了把她的试验田搞好，她竟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到她的试验田。而有些尖子演员是别的戏的主角，抽出后其他戏就没法演了。因此，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有意见，李琪有意见，协调来协调去，不那么痛快地调给她。李琪向彭真反映后，彭真也有看法。江青为此又第二次直接找到彭真家里来吵。这次彭真不让步了，她又气呼呼地走了。她走后，彭真对我说：“我不管她什么人！我要到中央去告！” 我虽然是个小干部，但当时对江青的这种作为也是愤愤不平的，因此我曾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骂过：江青“她算老几？”这曾成为“文革”中我的一条罪状。 江青在提出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后，就直接插手《芦荡火种》的改编。在《芦荡火种》改编成《沙家浜》的过程中，江青管的特琐碎，细到演员衣服上打几个补钉打在什么地方都要管，唱词也是反反复复地改。改得太多，赵燕侠唱半截就记不准是旧稿是新稿了，颇有怨言。那时因为彭真特别交代我注意一下文艺方面的事，我就常去看彩排。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和剧团的人谈话就在剧场的小客厅，我自然要去了解，去听谈的什么，好回去向彭真汇报。江青在“文革”中说她在进行革命现代京剧改革时市委派特务跟踪她，“盯梢”，指的就是这个事。我把赵燕侠等的反映向彭真同志汇报了。彭表态说：“我们作为领导，管的是政治方向，是方针，至于艺术上的事，细节上应让艺术家自己去处理，不应干涉过多。”彭真的这些话我曾向市委宣传部传达过，李琪同志等也同意这一方针。这些后来都成为我们反江青的罪状。 赵燕侠对江青所作所为无法不流露出不满，使江青十分生气。江青觉得赵燕侠所以这样，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就不再用她了。赵燕侠本人为此在“文革”中也吃了许多苦头。 后来在京戏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戏搞得不伦不类，把京剧的传统唱腔改得面目全非，像“话剧加唱”。我反映后，彭真明确指出说：“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这和江青主张破传统程式，大破大改的干法是不一样的。彭真对江青主张将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方针更是明确地不赞成的。他认为：主要应提倡反映现实，但是历史戏，好的也可以演一些。用新的观点编写的优秀的历史戏，对人民也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娱乐作用。他的这一观点，也反映在他为1964年京剧现代戏汇演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报告前他口授，由我记录整理了个提纲；报告后，又根据大会的记录稿予以整理，由彭真亲自修改审定，在《红旗》上发表。他还说过：像马连良这些人也要给条路走嘛，也得给碗饭吃嘛！ 北京市委当时那样对待江青，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按原则办事，不能因为你是主席夫人我就要对你如何如何。当时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江青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只是早年曾经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个副处长的名。她到北京来，刚来时市委还是比较重视的，派市委书记邓拓陪她看戏。只是因为她随意指指点点，随便议论人、随便批评人，才引起大家不满。邓拓至终只陪了她两场，就是因为看不惯她的作风，借口有偏头痛就不陪了。江青因此更觉得受冷落了，因为她去上海是柯庆施场场陪她，而在北京，不仅彭真不陪，刘仁不陪，连邓拓也不陪，她便觉得太降格了，心里老大不高兴。 彭真和北京市委在处理和江青的关系上坚持原则，不愿苟同，不愿屈从，使江青大为光火。这也许就是造成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种“枕头状”的一个因素。 京剧汇演大会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一个通栏大标题，说顾问康生、江青到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我看到后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发议论：江青又不是中央领导，怎么能在《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通栏发她的消息？这是违反常规。“文革”中这也被揭发，成为罪行。 我在当时曾把我在京剧改革中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向彭真同志讲了。彭真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听各种不同意见，所以我在他面前无所顾忌。 问：关于彭真同志能听各种不同意见，和他接触较多的同志似乎都有这个印象，您能再具体说说吗？ 答：我讲几个小故事：三年困难时期，他派我随副市长赵鹏飞去怀柔一渡河农村蹲点，研究农村的体制和分配关系怎么个搞法。我们俩人回来就向他汇报吃食堂不行，那时吃食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标志”啊！取消食堂就是反社会主义。但我们仍然和他说，办食堂把树砍光了当柴烧，没有柴时，就拆房子，把檩条拿来烧，农民吃饭又吃不饱。后来我随他去山西，他让我出去转转，看看自由市场，我回来和他说，在自由市场上能买到鸡，买到猪肉，当然价钱贵一点，但是能买得着。这是在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背景下向他反映的情况。他是愿意听真话的。 大跃进时期，东北大协作区计委下边有个处长叫李仲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是在庐山会议之前），他的基本看法是：这几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我看了这个材料后专门挑出来给彭真念了，可以明显地感到我是同意李仲云的意见的，当时彭没有说什么。庐山会议之后兴起了反右倾运动，李仲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并没有一句批评我的话。所以我有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讲，他是能听得进真话的人。 1960年有一次，他问我：你拿过碉堡没有？我说，我没当过兵怎么会拿碉堡？他说，这次我让你去“拿碉堡”，改造“三类队”。我给你请个老师－－赵鹏飞，我让他带着你去。赵带我去了通县牛堡屯东永和屯大队。赵把我介绍给公社的几个头头，请他们介绍了情况，对我说，过几天再来看我，他把我在大队安排好以后走了。后来又来过几次，帮我分析情况。我在东永和屯吃食堂，交粮票，吃豆腐渣子、酱渣子掺和着做的窝窝头，每天给我一个大窝窝头，里边就是麸子、米糠等这些东西。农民还吃不到那么多。我为了让他知道农村的贫困状况，特地拿了一个我们在大队食堂吃的窝窝头回来给他看，说这就是老百姓每天领到的“三两八钱一”的粮。彭真看了后直摇头。这时老百姓的生活已贫困到了极点，北京地区有许多村也出现了浮肿，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在村里住了些日子也浮肿了，腿上一按一个坑。彭真见我回来了，让我和他一起吃了顿饭。当时他有特供，当然，肉已大大减少了。我心里很热乎，知道他关心我，也愿意了解下面的疾苦。 问：“文革”前夕，批“三家村”时您在哪里？ 答：1966年春天，我在通县农村正搞“四清”，突然接市委组织部电话，让我回来，说组织部佘涤清部长找我谈话。我赶回来，佘部长说彭真发话了，分配你的工作，要你去《北京日报》。我心里老大不愿意去报社，我跟老佘说，我能不能找范瑾谈谈，他说可以。范对我说：“现在要批判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市委考虑要找一个熟悉市委情况的人，在《北京日报》内部成立大批判组，市委决定让你负责这一工作。”范瑾转述万里的话说：“现在三个秀才（指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掉下去了，我们这些人在旁边看着干着急，没办法！”确实，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形势已经十分紧张了，要赶快筹备大批判。但我在乡下四清，对形势的紧张并无感觉，我还是不愿意去，就又找了刘仁。刘仁正养病，他说他不清楚这件事，就立刻用电话把佘涤清找来，打听出是市委常委讨论定的，刘仁说：“常委讨论了，你就去。”我只好去了。出刘仁的办公室后，碰见刘仁的秘书张天泰，我说要调我去报社，我不愿去，他说：上海市委已组织了理论队伍，北京市委也要组织，你就去吧！我得先回通县村里交代工作。范瑾打电话催我，我没有立马回来。这是3月底4月初的事，这一下就错过了《北京日报》“4·16编者按”这件事。我当时不愿去，倒并不是我已经嗅出了点什么，想故意推脱，只是不喜欢去《北京日报》，拖延其事，碰巧就错过了北京市委被迫仓促应战的这些准备。“文革”中我才了解到：在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主席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于是，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上以3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按语是由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这后来被江青、康生斥为“假批判，真包庇”。配合着编者按，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以上这几批材料，都没有应和毛主席的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到《北京日报》后立即就着手组稿了。与此同时，李琪同志在市委也组织了一个大批判组，拼凑批判内容。我当时感觉到，市委领导内心有矛盾，真是很苦的。毛主席既然已讲话，只好按指示办，但是心里并不相信邓拓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当时已被逼得步步后退，但是，彭真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丢车保帅”。我后来琢磨，他当时也还没有感悟到：毛主席为什么要批“三家村”。 过不几天，范瑾找我，说“康老”（康生）已组织了一批人在搞材料，“我们慢慢发”。5月8日，《光明日报》登了何明、高炬的文章，那是江青、关锋的化名。这两篇文章登了后，《北京日报》第二天就开了我的斗争会，说我是彭真派来的什么什么，会上有些人喊：“张道一滚出去！”我说我还不愿来呢，和有关人士打了个招呼，拿上我的水杯就离开了《北京日报》。 问：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曾委托总理和彭真主事？ 答：庐山会议彭真是后去的。本来彭真是在北京留守，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彭德怀写信之后，毛主席让打电话把彭真紧急召上山。中央委托总理和他管这件事。他走前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就只带着张彭一个秘书匆匆去了，到那里才知出了大事。因为要看大量的材料，又要找许多人谈话等，他才又急忙叫张彭给我打电话，叫我连夜去南苑机场，坐军用小飞机于清晨赶去庐山。 彭真和总理在庐山会议主事期间，有一件事值得谈谈。当时同情彭德怀的人中有四个秀才，即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吴冷西。本来也要批判他们，彭真对我们说：最后是总理、彭真为他们讲了一些好话，说他们是属于思想问题、观点问题，才算没有多计较，没有批判，没有划什么分子，保下来了。 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一个人敢不积极。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形成一个民主风气。特别是当毛主席的威信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神时，他讲什么别人都不反对，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认识到他在长征中正确，发展到认为他一贯正确，到不敢怀疑他有什么不正确，这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1934年所以有长征，是反“围剿”的大失败，实际是逃跑了，在苏区呆不住了。在长征途中，大家体会到毛主席是正确的，是他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因而在遵义会议上确认了他的领导。大家从实践中真正体会到毛主席是正确的，全党一致信服他，以致后来形成毛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彭真敢于在某些场合讲点不同意见，实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彭真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虽是紧跟毛主席，但我的感觉并不特“左”。据我的体会，彭真同志对干部是很爱护的，完全不是随便整人的那种坏领导。延安整风时期搞极左、搞抢救干部，康生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因为高级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彭真又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因此，有他一定的责任。“七大”时选他的票不是很多，但还是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说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 话说到这里，我还要插一段文艺整风的事。1964年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第二次批示下来后，文化部和各文艺协会都展开了整风。文化部党组整风中，齐燕铭（党组书记、主管戏曲改革工作）几次检讨过不了关，他很紧张，竟在会上痛哭流涕，说自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文化部的整风简报上反映了这个情况，我看到后，把简报送给了彭真。彭真很重视，接着就通知文化部党组几个成员夏衍、齐燕铭、徐平羽、徐光宵等到他家里来。我招呼他们都坐下后，在一边作记录。彭真对他们说：现在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大家都缺乏思想准备，身子进了社会主义，头脑没有进来。这不要紧，这就要加强学习。这就好比，我们都是要去天安门，有的人走得快点，有的人走得慢点，但大目标是一致的。文艺整风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家有了错误，好好检查就是，没有什么紧张的。这一番话，显然使文化部的人感到温暖。与江青、康生之流非得要揪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而后快的态度成了鲜明对比。可见，彭真是反对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动不动就乱上纲乱打棍子的。也许，这也是他从延安整风中吸取的教训。 彭真一向提倡实事求是。大跃进中间，大家头脑都很热，什么一亩地打1万斤稻子等等。邓拓调来北京后办了一个理论刊物《前线》，《前线》发刊词是彭真写的，其中有很精辟的话：“更不要像风筝、氢气球，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这就是针对大跃进讲的，提倡的是实事求是。不仅彭真是这样，包括刘仁。刘仁从来不讲虚的话，所以彭真很信任刘仁。这两位市里主要领导的作风都不是那种浮夸的、哗众取宠的，吹牛拍马的、阿谀奉承的。所以，在整个市委干部中，风气较正。我们叫彭真都是称彭真同志，没有叫彭市长、彭书记的。 问：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他回了趟山西，主要是去做什么？ 答：是看他母亲去了，但主要目的是沿路考察农村的情况。我们从北京出发，走保定、石家庄，先后找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开会，谈农村经济形势。当时彭真想的是怎样尽快恢复农村经济。他的具体想法是，从分配政策上着手，要让农民有余粮，他在探索从政策上规定“三包”：包工、包产、包公粮，征购定死，三年不变。如果征购后还有余粮，余粮怎么办？除完成征购数外，还可卖余粮。怎么卖？他提出1：3：3的比例，就是国家拿一成，公社拿三成，农民留三成，或采取其他比例，可以商量。他这次出去是按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讲的，要恢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后来去了太原、曲沃、侯马，他想听听老家的人讲真话。他回了趟村里，住仍是住在火车上。他把老妈接到火车上，吃吃饭。他也去土窑洞看了看，看了他二弟、四弟；又叫安排和村干部、村民见面，他被安排在一个大房子里和约200个村民见了面。彭真讲话说，几十年没回来了，回来看看大家，又讲了经济形势、政策等。在讲话中他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因为我们犯了错误。他接着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马克思犯过错，毛主席犯过错。他说：“谁不犯错误？毛主席自己讲，我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我彭真犯过的错误就更多了。”他在多种场合这样说过。他说，这几年搞的不好，大家吃了苦，我们有责任，党中央有责任。以后会好起来的。这一次，他又讲了他正在考虑中的征购政策。在他讲对错误他也应负责时，态度是真诚的。 他四弟在村里表现不好，欺负人，他当面批评了他弟弟，找到县委书记，要求他们严格管他弟弟，不让他胡闹。他家里人真是一点也没沾他的光。他母亲小脚，快80岁了。窑洞还是原来的，旧的。 彭真从老家出来后又去了运城、曲沃，除了和地、县干部座谈外，还抽空去看了大槐树、苏三监狱。最终从太原回来，直接回北京，沿途了解了不少民情。从火车上看到人拉犁。 问：在中苏两党论战中，彭真和赫鲁晓夫面对面地争论过吗？ 答：是的，他作为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有时是副团长）去了苏联几次，参加中苏两党会谈，我没有随同去，但他回国后往往会和我们聊起在苏联吵架的事。他说：有一次和赫秃子面对面地站着，赫用一个手指指着彭真的肚子问：“彭真同志，你这肚子里装了多少东西啊？”显得很佩服彭真的样子。赫吹捧苏联有多少多少坦克，彭对应说：“赫鲁晓夫，我告诉你，共产党员从来就不会被坦克压垮的！”令人感到一副大义懔然的气势。 有几次他也聊起1945年在东北的情况。苏军要我军撤出沈阳，当时他面对的是苏方远东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也曾用坦克吓唬人，说如果不撤，苏军有多少多少坦克，彭真也是这样顶对方的。 问：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一个是苏区党，一个是白区党。而在“文革”中，各省的地下党都挨了整。对这一现象，您有什么解释吗？ 答：党的“七大”时，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白区组织代表团参加“七大”，彭真是白区代表团的主席。从历史渊源讲，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深：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彭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这是30年代中期的情况。北方白区党的基本骨干有一批是“12·9”运动时的一批学生干部，再有是薄一波、刘澜涛等61个中央批准办了手续出狱的那批干部。这些是白区党的基本骨干。“12·9”运动的那批人中，有姚依林、黄华、蒋南翔、李昌、黄敬、陆平、郑天翔、荣高棠等。我寻思，毛主席对刘少奇产生看法以后就累及了整个的白区地下党。他可能怀疑白区工作这批干部都是刘少奇这个“司令部”的。他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可能就多了个心眼。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毛泽东要搞彭真的。“文革”前他似乎很信任彭真。比如，1961年各国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任命彭真为团长；60年代中期，有个时候要批判朱德有野心，毛主席是让彭真去和朱德谈话的。又比如，直至1966年3月，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中央就把周总理的一些工作交给了彭真代管。 问：毛主席曾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很可能主要是听了江青的小报告，另外就是北京市委扣发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并追查文章的背景。周总理就说他并没有感觉到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从总体上来说，北京市委积极地、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在开展某些运动，如实行某些新政策上往往是先走一步，或者当作全国试点的。至于一些中央机构在和北京市打交道时，可能采取比较客气的态度，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彭真毕竟是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如果说，当年北京市委是很有权威的，倒是可以那么说。举个例说，50年代北京市搞卫生运动，一些街道工作的小脚老太太去检查卫生，一些中央机关大院不让进门，彭真听后很生气，马上召集各中央单位（包括军队各大总部）的负责人来市委，要求大家支持卫生工作，所以那时北京市的卫生搞得很好的，一时有“无蝇城”的美誉。 北京市委在有些事情上是和中央有的同志在认识上、做法上有着分歧，也可以说对有些事情“顶”了。举些例子来说：城市开展“四清”运动时，北京有几个点是由中央机关派人来搞的。像北京大学、朝阳医院、北师大等等，都是中央机关部级干部率领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搞出许多“问题”，北京市不同意，看法上有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原因之一。 北大搞“四清”（社教运动）时，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是“四清”工作队队长，他拿陆平开刀，说陆平是坏人，说北大已经烂掉了，等等。彭真知道后，把我找去，派我去北大了解情况。他对我说：“你到北大去看看怎么回事！说陆平是坏人，别人我不了解，陆平我还不了解？”工作队说，北大被一些坏人钻入党内篡夺了领导权，根据是许多中层干部、总支干部出身都不好，是“阶级异己分子”，彭真问我：“你什么出身？”我回答我家庭出身还不坏，是自由职业。他说：我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不少人家庭是地主、资产阶级。我们是“有成份论”，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有许多人是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而参加了革命的。北大技术物理系当时有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控诉总支书记让她搞实验，是用射线杀伤她，是“阶级报复”。我听后向彭真汇报，说这个问题难说，这可能是由于对使用放射性元素没经验造成的，是否是故意的需要有关部门鉴定一下，彭真表示同意，要我找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研究一下。彭真向小平汇报了北大“四清”的问题，后来在国际饭店召开了会议，邓小平讲了话，拍了板，说应给那些搞错的同志平反，北大社教搞极左，搞过了。 以上，是属于“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独立王国？还是属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当然，北京市也不是样样事情都顶得对，也有属于北京市做的不对的时候。如开放自由市场，陈云打过几次电话，让北京开放自由市场，北京就是不开。彭真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助长单干。刘仁专去看过三河县的自由市场，回来后持否定态度。 问：听说彭真同志曾和您们秘书谈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关系，提倡“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阐发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有过这事吗？ 答：对！彭真确实不只一次引用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这是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到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的关系时讲的。彭真说：共产党人尤爱真理。他在大小会上都说过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他说，谁不犯错误呢？他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七千人大会”时，他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发的言；批《海瑞罢官》时就更是。他对毛主席一方面是非常尊崇的，同时又是清醒的，不是盲从的。 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就是要扯到为彭德怀翻案的问题上。而彭真坚持认为吴晗与我党关系一直很好，是爱国知识分子；应当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 彭真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处理问题，要分清是和非的界限、对与错的界限、罪与非罪的界限；一定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把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二月提纲”的中心思想。 就我个人和他接触所见，彭真有几个观点比较突出：一个是讲法制，要依法治国，而不是讲人治。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法学家张友渔等人的关系也密切。另一个是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再一个是他非常重视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这位首长，在向干部作报告中，常会讲点哲学理论。他教育北京市干部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自己很注意理论学习。彭真有时让我帮他查阅理论方面的书。除了在和苏修论战期间他有时要我帮他查书外，记得60年代初期，他曾让我帮他查阅马克思有没有关于个人迷信的说法。我从马恩文选中找出《论权威》这篇文章给他，还在文中划出一些重点。这本书肯定还存在彭真同志办公室，可以找得到。他是个有创见有新思想的人，他写东西也很严谨。 拉拉杂杂谈了这许多了，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我认为“文革”中说彭真反党反毛主席纯粹是诬蔑。彭真并不反毛主席，有力的证明就是：1989年，彭真在受尽了“文革”的诸种折磨之后复出，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他在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不能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不容否定的（大意如此）。这种话出自他这样受了莫大打击的人之口，是特别使人感动的。这说明，他处理问题、思考问题一向不从个人恩怨出发。我们常常习惯以不赞成党的领导人的某个观点就认为是反党，这是党内缺乏民主传统的一大弊病。我以为，彭真那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李逊达短评 张道一在访谈录中这样直率地把当时最高的权力层，对毛的一些意见如实表述出来，说明当时党内已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他个人的思想，是不能代表党的集体思想，否则混淆一起，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为了避免类似重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也说明了，当时毛泽东虽在党内已树立了一定权威，并有盲目崇拜的倾向，但还没有达到盲目崇拜的顶峰。所以当时修改党员的报告应当是一件明智的政治民主大事，如果这一步党内达到了共识，也许不会出现文革的造神运动。 也正因为党内高层中某些人追求民主动向，才引起毛的极大疑心，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当时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后来一一都被打倒了，首先是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后来就轮到打倒刘邓，毛的排除异己的步骤是非常清晰周密的，他一不做，二不休，决不允许任何人向他挑战，要害是担心他死后让人鞭尸，他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总有一天他的过错是无法盖棺定论的。 毛泽东晚年明白得很，他在北京已不是多数派，权力已受到威胁，还有被架空的可能，他完全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所以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一提上万言上书，他就确准这是彭要反对他的一个强烈政治信号。但他不能一棍子把反对派全部撩倒，只得一步一步走，拉一派打一派，各个击破。他善亍发现高干中命哲保身的人占极大多数。他玩弄这些马列主义者是有一套“高明”政治手段的，彭德怀显然不是他的对手。谁掌握中国文化谁就是胜利者。 林彪在这场党派斗争过程中，他头脑更加清醒，充分认识到毛的威望是建立在下面被愚弄的民间中，暂时还不可能被对手边缘化，于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就要伪装，只要达到被毛宠信，一旦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强大权力，就能伺机反扑夺权。他的狡黠和毛的狡猾可说不分高低。一个愿意被利用，一个善于利用别人，于是彼此利用成了亲密战友，你万岁我永远健康，一场活脱脱的党内权力斗争妙戏，就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拉开序幕，总策划者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江青。 中国的文化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用文化来析释，不管你如何去透析，都逃脱不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劣根性决定了这个民族是无法摆脱封建主义枷锁的束缚；当西方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中国的农民还在为分得三分地血战。中国无产者本身从雇农中脱胎而来，他们也只求得一天三餐就满足了。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民造反，用暴力取得了政权，没有先进思想可言，只能采用阶级斗争的暴力统治来巩固政权。所以必须要排除一切外来先进思想，就必须关紧大门，勒紧裤带过苦日子，而统治者享受特供，老百姓无权干涉。当改革开放后，权力者又必然吸收外来的糟粕文化，去腐蚀大众思想，而所排斥的恰恰是西方的先进文化的精华，今天创建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其实就是封建文化和外来的腐朽文化杂交的一种低俗文化，在这样文化薰陶下，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不但不可能被根除，而且被统治者充分利用，导致这个民族从低俗再走向堕落，变得无药可救的腐败一代。 张道一今天再说彭真当年并不反毛主席，说这话我认为是违心的。所谓有力的证明就是：1989年，彭真在受尽了“文革”的诸种折磨之后复出，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他在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不能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不容否定的（大意如此）。 然而这些理论根据我认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当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发动时，彭德怀等人就已经质疑毛泽东思想给党所带来的危害性是致命的，更何况在文革结束后，对毛泽东的错误有了进一步认识后，就必须对他的错误思想作深刻认识，加以彻底批判。否则毛的现象永远消除不了，他的影响将折腾中华民族无限地延续下去。

 编者声明 前段时间，网上广为转贴的“岁月流沙——蒯大富口述历史”，是由米鹤都主编、由香港中国书局出版的《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中的一篇口述史作品，其知识产权属于本书编委会所有。但是，在丛书尚未刊印之前，该文的草稿、整理稿和征求口述者本人意见稿等几种版本，甚至有被他人修改过的版本，未经允许而被不负责任地转贴到网上，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名、时间、史实以及署名等诸方面的错误，一些词句也不代表作者原意。导致以讹传讹，造成不良影响。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编委会在正式出版时对该文更名为《潮起潮落》，现授权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将正本刊登如下，以正视听。 另外，在阅读该文及众多的口述史之前，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读一下《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的前言，以便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及把握口述历史这种读物的特点。 编者的话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中，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当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头看，他们有太多的倾诉和感慨。 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也是为改革事业做了铺垫和牺牲的一代。于前者，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憧憬中奉献出了青春，结果是除了“试错”之外几乎一无所获;于后者，他们的绝大多数也和三十年改革的丰厚“红利”无缘，而在社会利益的洗牌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同时，与他们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段无人理清、也无人承担责任的历史也在被集体失忆。然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历史难以割裂。他们青春的惨痛教训尚未理清，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革命”得以发生发展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已的反思留给社会。 参与本丛书创意、策划、采访、编辑、资料整理的同仁们，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那些丰富历史素材的承载者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寻找他们依稀的足迹，聆听他们内心的独白。大家期冀以一种担当的精神，以一己绵薄之力，从这些个体的视角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怎样长大?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么?以及他们今天对生命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这就是《回忆与反思》丛书的由来和同仁们的心愿。 《回忆与反思》丛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丛书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主要代表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南北，以那些深度参与历史事件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 《回忆与反思》丛书采取口述史的基本形式。为保持文体的可读性和连贯性，丛书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显然包含着众多采访者研究的成果和思想的结晶。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编者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无法拉开与历史的距离，今天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难于做到不带情感色彩的超脱，从而也就难于完全客观。这个命题是研究者们难以逾越的，还有待于历史的沉淀和升华。淀下去浓烈的情感，才能升起来超脱的理性。“历史从来不应当是由当代人撰写的，他们的义务仅仅是留下真实的素材和感受。” 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编者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口述，都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回忆与反思》丛书在对口述史的采写、编辑过程中，是参照当年周恩来先生在人民政协征集编辑《文史资料选集》的“三亲”原则，即以访谈对象“亲闻、亲历、亲见”的历史片段为依据。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倡导治史的直笔精神，倡导不溢美、不掩恶，实事求是地陈述所闻、所历、所见。另外，丛书也参照《文史资料选集》当年“百花齐放”的方针，尊重不同个人的立场视角、思想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各存其是”，可以“百家争鸣”，不求全求同。需要特别声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采取“言无不尽、文责自负”的原则。受访者口述的内容，除文字修饰整理外，编者对其观点、认识不做修正，对庞杂的史实原则上不考据订正，最后定稿均经过受访者本人的修改和认可，其内容由受访者“文责自负”。难以避免的是，受访者的某些表述可能与事实存在着出入，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更可能存在着偏激、错误的观点。但这些并不代表得到编者的认同。 另外，由于我们所从事的仅仅是民间的、业余的工作，所能征集到的口述史难能面面俱到。在实际征集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许多有着重要经历的当事人、有过重大过错的当事人以及受过严酷迫害的当事人，由于移居国外、由于身处官场、由于“宣传有纪律”、由于缺乏当众忏悔的勇气、由于恐遭非议、由于不愿再揭开伤疤、由于保护隐私等等，尽管原因不一，结果是相当多的重要当事人并不愿参与口述历史的征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我们也借此呼吁更多的重要历史素材的承载者加入到《口述历史》的行列中，丛书同时依据前述标准，向社会广泛征集这代人各方面传奇人物有价值的口述史。 我们深知，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本从书所能做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将有助于人们未来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口述史，能够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发展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还希望，通过本丛书，使我们的子女对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父母一代有更真实和更深刻的了解。 潮起潮落 蒯大富口述 采写：米鹤都 编辑：米鹤都 蒯大富，江苏滨海人，1945年9月13日生于滨海。文革前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学生。文革初期，因率先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并被在校关押。在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后被释放，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亲自找蒯大富了解情况，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相关材料，随后亲自到清华为其平反。此后，蒯大富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后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在文革中率先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公之于众，随后又挑起了清华大学的大规模武斗，并与工人宣传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的恶劣后果。1970年清查“五一六”时，蒯大富开始接受隔离审查和监督劳动，文革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获释后，他先后在宁夏、山东工作，九十年代到深圳,任一家电器公司总经理。现已退休。 我的家庭、老师和清华梦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辈属于比较殷实富有的，曾祖在海船上当老大，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就回家乡买了几十亩地。江苏那地方，几十亩地就很多了，也算比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妈小时候都读过书，那时能把孩子送去读书，还是有点家底的。不过,到我祖父一辈就不行了，他有个毛病，好赌博，而且逢赌必输，很快就把家产全输光了。没地也没钱了，他就开始贩盐。盐城出的那个盐，不是海盐，是硝盐，含氯化镁，比较苦。那时贩盐呢，一斤赚一分钱，那几吨盐也能赚百十块，利润也很大。那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了，我祖父从盐城贩盐到上海那边，在路上连人带船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兵。刚当兵就跟新四军打仗，结果第一仗我祖父就当了俘虏，从此参加了新四军。 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地因为早被爷爷输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贫农。我爷爷1950年复员的，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那个复员证上还是陈毅的签字，有陈毅的大印。我父亲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1944年加入共产党，我母亲1945年入党。当年盐城是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我父亲没有到部队当兵，因为识字，就在村里当钱粮员，管钱粮啊，先是给新四军、后是给解放军做事。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当过挣工资的干部，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就是因为我家里孩子比较多，他走不开。所以一直呆在乡下，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什么的，后来老了就不干了。正经说起来我父亲资格也比较老，他去年去世的时候86岁，党龄60多年了，全县也没几个这么高党龄的。 那样一种家庭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是从小培养了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的那么一种情感。当然我们家没有什么资产，生活完全靠劳动，我父亲也是一个劳动能手，什么农活都能干。我从小也干农活，后来进入人民公社了，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挣工分少，我每次放假回来，都是整个夏天放一头牛，挣好几分。水牛干活的时候就割草喂它，牛是比较乖的，让它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可以蹬在牛角骑上去了，很惬意。 我上中学不是在县城，是几个镇联合办的中学，其中一个镇叫八滩镇，所以叫八滩中学。这个中学1952年成立，在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之后，就把一批“犯了错误”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得到他们的教益太多了，当时教我的6个老师中，4个老师是“犯了错误”下来的，是右派或者右倾错误之类的。这些老师的水平真不一般，可以说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原来是南京的，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下放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跟他学习很轻松。我高考那年，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高考复习题，实际高考的试题可以说几乎一题不落都复习到了，我等于在考前全部做过一遍。这种优秀的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华工程化学系，化学考了一百分。从1963年开始，我是第一个。接着连续三年，我们那个中学有4个学生考上清华了，特别是工程化学系，一年考上一个，都是这个老师培养出来的。 等我学了化工专业以后，依然觉得这个老师的水平绝对是很高的，在全国的中学化学老师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个人中学遇到这么厉害的老师，那真是一大幸事。农村的孩子并不笨，有好老师带就容易成功。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外语老师也非常非常厉害。不然，像我们那个偏僻农村的中学，怎么可能沾清华的边啊，想都不敢想。后来这些老师退休了，好老师人家也不去我们那个地方了。以后啊，真就没有人考上清华了。 当时中学的数理化啊，我考试基本每次都是满分啊。偶尔一次不是满分，会懊恼半天。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很有信心，而且我当时很狂，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这两个志愿考不上就不想去了。考清华还有比较凑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因为一个物理现象,和老师争执起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抬筐，这个动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老师错了。争执不下，我们就给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写信，请他们评判。物理系就把信交给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真给回信了，解释得非常详细。看来还是我们对了。从这以后我们就相互认识了，这个同学是南京的，姓苏，后来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从初二到高三，我们一直通信，他就鼓励我考清华，还把清华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考了清华。其实我考得并不高，那年清华录取线是450分，6门课平均75分，我考了482分还是多少，就稍微过一点。我们班还有考540分的，很厉害的。 我从来是班里最小的，没怎么打过架，也打不过人家，但是我学习特别好，群众威信应该说相当好了。因为成绩好、学习好，老师宠着，就不让别人欺侮你。考试你考不过，那力气再大那也没用。我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发展，数理化很棒，文科也很棒，到现在我们中学的作文范文里，还有我的作文。 我们兄弟几个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个弟弟，分别叫大“富、贵、荣、华、万、年”。几个弟弟在班上也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了，两个大弟弟就没能继续读书，干农活了。再小的弟弟连高中都没赶上。不过，几个弟弟下棋都很厉害，有个弟弟在我们那个县下棋是前几名，我们那一片没人下得过他，他下盲棋都下不过他。因为我，几个弟弟后来没怎么好好念书，也是我欠的账啊。后来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们抚养。我出来后也一直想法弥补。 在中学时，我有点被神话了，一提蒯大富就什么天才，怎么怎么着……其实我天资嘛，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考上大学啊，当时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别了。当时我经常都是半夜2点多就起来，点个煤油灯看书，复习化学啊、数学啊，把所有的题整个做一遍。考上清华以后，我回到中学去和同学座谈。当时的教导主任就说：有人说蒯大富是什么天才，不看书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书非常努力，夜里经常开夜车，我就曾经逮过他多少次。我当时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嘛，所以很刻苦。一个是条件比较好，另一个肯努力的话，那肯定成绩很好了。 不过高考完了，我就觉得肯定能考上。放假休息期间，我就跑到亲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刚从亲戚家回来，我三舅住在邮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个通知书。他一路跑过来，说：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华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的。去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华北那年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我坐火车走到济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后转到烟台坐船走渤海过来，走了9天才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电灯。那个年代还很落后，这次出门一切都很新鲜。 　 　热衷于社会政治 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1958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亩产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的话，一亩地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都要堆快一尺高，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对办公共食堂啊，我也提过意见。我自己也去打过饭，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饭给打散了，把盆也摔坏了。我说集中起来吃，家家去食堂打饭，我说还不如分开各家自己做呢。于是，我就提了意见。因为这些事，学校要找我算账。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我，就护着我。最后折衷一下，给我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说我：“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中学时代对将来干什么没怎么想过，不像别人从小立志做科学家、医生、将军什么的，没想过要具体干什么。但是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想做出一番事业。高中毕业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就是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那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是谁靠组织最近、谁靠党团最近，谁就是先进分子。 我进清华后是在工程化学系。那时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边，一个专业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炼铀235，把铀提纯;一个是高分子;还有一个同位素。这几个专业都算尖端化工。我的专业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得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32个同学，到文革前有五、六个党员，其余都是团员，是个团员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为搞核工业，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有位学者那儿还保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 文革前我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参加军训，基干民兵还经常可以打枪。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剩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叽”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种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是左了，但再进一步就左了。什么事呢，就是吃红薯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要剥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才吃。我就看不惯，因为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吃红薯不但不能剥皮，就是皮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没洗干净带点泥，也不能扒皮，要连皮吃下去。结果，我也要求人家这么带皮吃，因此就跟班里的同学吵架，后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 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文革中毕业的时候，好多班因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处一室。而我们班毕业还照了个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月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曰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