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韦森 | 重读哈耶克之三

2011年09月07日 09:12:42    私有财产与市场秩序 ——重读哈耶克之三      韦森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时期的后危机时代,在“国进民退”正在中国大规模发生的当下,重温哈耶克关于私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秩序乃至与公正、自由和民主政治关系的深刻洞见,似乎有着切实的当下意义。            市场分工与交换体系作为一个不断成长和扩展的经济秩序,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自亚当·斯密、门格尔到哈耶克乃至当代许多经济经济学家所共同认定的一个基本理念。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也已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这一点。西方世界近代的兴起,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乃至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从一个视角看,都是市场分工和交换体系不断扩展的结果。中国、越南等国的市场化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也均反过来说明,惟有市场经济在长历史时段中才是最有效率的。2007-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只是再次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会出问题,但反过来并没有证明还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现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一个问题总是被不时提出,且似乎总是挥之不去:市场分工和交换体系如何才能自发地成长、常规地运行和不断地扩展?换句话说,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对于这类问题,哈耶克在其数十年的著述生涯中曾留给了我们大量的论述。照哈耶克看来,为了确保竞争,必须有调规市场运行的抽象规则系统;只有在抽象规则的系统中,市场自发秩序才能不断扩展。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认为,“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       那么,能够确保和支持市场秩序自发生成、良序运作且不断扩展的抽象规则系统具体又是指什么?照哈耶克看来,这主要是确保私有财产和自由秩序的宪政和法律规则。哈耶克曾明确指出:“这种助长了个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只有在我愿意称之为专有财产(‘several property’——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Henry S. Maine用来指通常人们所说的‘私有财产’一个专门术语——韦森注)的基础上方能形成。”为了说明这一点,哈耶克进一步说:“从古希腊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这些规则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明确知道谁有权名(is entitled)处置任一特定物”。哈耶克接着解释道,这种明确界定财产安排的法律,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知道谁对任何具体财物享有支配权,这对市场交易和自发秩序的扩展尤为重要。通过对欧洲早期产权和商业制度演化历史的回顾,哈耶克得出结论说:“关键在于,专有财产的预先生成,是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对于形成前后一致的更大的协调结构,以及对我们称之为价格的信号的出现,也是不可或缺的”。       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今天说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从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奈特,到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阿尔钦(Arman A.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张五常以及巴泽尔(Yoram Barzel)等,对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都有过很多且很深刻的论述。如科斯教授在其在1962年发表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的那一经典名篇“社会成本问题”中,就提出过“ 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基本前提 ”这一著名命题。这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所说的“专有财产的最初出现,是贸易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对形成统一而又相互协调的更大结构,以及我们称作为价格信号的出现,也是不可或缺的”,几乎讲的是同一个意思。       与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思想艰深、知识广博、跨多学科且常常有着与他人不同的独到见解的哈耶克对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的认识,要比科斯教授的这一新制度经济学命题宽泛得多。       哈耶克对私有产权制度社会功用更深一层的理解,首先是私有产权制度是维系政治、法律和乃至在伦理和社会学意义上“公正”(请注意不是“社会公正”,哈耶克特别讨厌“社会公正”这个词,曾多次进行过批评和探讨)的一个必要条件。哈耶克曾指出,“要确保个人之间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political authority)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为了说明这一道理,哈耶克还专门引述了英国17世纪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人类理解》中以下一段名言 :“‘无财产之处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因为所谓财产的观念,就是对任何事物的权利,而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就是对这种权利的践踏;显然,这些观念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这些名称就是因此而被赋予的,我相信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 ”。根据洛克的这一著名判断,哈耶克认为,分立财产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开端,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哈耶克对产权制度的之第二种社会功用的解释是, 私有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必要保障;而个人选择的自由,包括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显然又是任何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明确指出:“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共同目标束缚的。这种个人决策的自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个人权利(如产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宪章》一书中,哈耶克则明确指出:“ 对私有财产和专有财产的承认,是阻止强制的一项基本条件,尽管这决非是唯一的条件。……显而易见,对产权的确认,是界定那个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强制的私人领域的首要措施 ”。哈耶克还特别认同阿克顿勋爵的以下一句话:“ 大凡反对私有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由为何物 ”。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譬如,在《通向奴役之路》中,他就明确指出 :“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一点也不少。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许多多的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没有正式的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一观点说来也并不是哈耶克最早发现的。实际上这一点早就为马克思本人所意识到了。譬如,在1941年,一位叫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老牌共产主义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自由和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废除这种制度而给人以无限的自由。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人。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自由市场的演化,是我们所有民主自由演化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会随着废除自由市场而消逝。”       在全球化时期的这后危机时代,在“国进民退”正在中国大规模地发生的这当下,重温哈耶克关于私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秩序乃至与公正、自由和民主政治关系的这些深刻洞见,似乎有着切实的当下意义。        2011/8/13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于2011年8月26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笔者的 “经济学如诗”专栏,见: http://cn.wsj.com/gb/20110826/WES074903.asp?source=channel                上一篇: 重读哈耶克之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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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15]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实质上,中国的文革余孽和现阶段拉着毛思想作大旗的政治投机分子,自封为左派。以张宏良为先锋的乌有之乡作根据地。他们把支持改革开放的,拥护中国融入世界的,主张政治改革,呼吁民主人权的人,统统贬为右派。         中国其实只有左派。没人自称右派。       在选网里搅局卖楞的几个都是所谓的左派。         正如张宏良向左派发出的号召—-多宣传,少争论。 用户: 初平山人 发表于:2011-9-6 23:43:38 支持 (5) 反对 (0) [14]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真可笑。客观存在的事务,你说不存在就不存在了?还有那么多人跟在后面瞎嚷嚷,不害羞吗? 用户: xc4950 发表于:2011-9-6 19:36:48 支持 (3) 反对 (9) [13]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谁掌握了话语系统,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占领了道德高地。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内一些人一厢情愿地放弃了自己占据道德高地的社会主义核心话语系统,幻想西方及其在华信徒也会采取同样的立场,放弃意识形态的斗争。但事实证明,“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及其在华信徒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放弃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将中国演变成新自由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的图谋。 所以,中共应放弃幻想,回归得到中国广大民众拥护和支持的,以爱国、民本、公平、正义、共富、和谐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归社会主义的话语系统,对西方及其中国信徒们发动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 用户: 山人 发表于:2011-9-6 17:54:38 支持 (3) 反对 (28) [12]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划分左右派估计只是中国特色了,一个问题有两种看法是很正常的!崇拜市场如果是右派是所谓的开放派,在中国基本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特殊利益阶层,那么所有目前的权贵和特殊利益阶层甚至贪官阶级难道也都是右派?帮底层说话要求公平和利益再分配的也不能就是左派,因为其中也包括大多失势阶层。用民主的方法让一个问题得到所有相关者或其代表进行充分的讨论是一个很简单的科学方法!左派和右派之争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在抛弃了另一半的人!给民主一个机会是比任何扣帽子打压另一部份人来造势所谓改革要好的多! 用户: 草雍巷 发表于:2011-9-6 17:44:59 支持 (9) 反对 (1) [11]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    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总代表又是谁呢?仅左右能划分的清吗?他们大多数是亲美派,资改派。。。。 用户: dx 发表于:2011-9-6 17:29:20 支持 (1) 反对 (7) [10]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中国的左右派划分,基本是以我党为标准,而不是像西方那种以政治主张、思想理念为标准。具体地说,在中国,凡是拥护我党的,凡是有利于我党政权巩固的,就是左派;凡是反对我党的,凡是不利于我党政权巩固的,就是右派。所以,同样的民主人士,在我党同国民党蒋介石斗争时,他们就属于左派,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民主主张有利于我党同蒋介石斗争;一旦国民党被推翻了,民主派就很快成为右派,因为在我党执政以后,这种民主主张显然有害于我党的政权,有害于党领导一切的极权体制,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右派。 用户: cctvcctv 发表于:2011-9-6 17:13:56 支持 (19) 反对 (0) [9]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其实无论是左派、右派的划分还是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的划分都是人为的,他们本人不一定认同。 世界上的人是非常复杂,一个人在这件事是一派的立场,在另一件事上是另一派的立场。 在一个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社会,知识分子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改革必须在利益多元化、思维多元化这个基础上进行。 用户: 武林外传 发表于:2011-9-6 16:37:45 支持 (6) 反对 (1) [8]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我是科学家君、茶神书韵君说得好,左右派的区别对待的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权谋之术。如果我们都能够彻底看穿这一点,就应该努力甩掉各人的帽子和思维定势,捐弃前嫌,尽快联合起来。 表面上,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环境中,“左派”是左派的通行证,“右派”是右派的墓志铭。 其实,左派无法自由“通行”到自己的目的地,而只能“通行”到权力集团要求他们去的地方,必然事与愿违,伤害的是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而“右派”虽然被拘囚在一块狭小的空间,但是只要他们百折不回,努力学习,当他们学会与另一端合作共赢的时候,最终总能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其实,左派不左,右派不右;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上世纪57年打成右派者事实上个个是响当当的左派,如今以红二代自居者其实个个是私心极重的右派。有破除这个左右紧箍咒,其实并非难事。中国人的智慧足以走出这个困境,只要拿起“易”学的一支鸡毛、一张太极图,在八卦阵中前后左右看一看转一转就可以。 现在所以迟迟走不出去,依然是没有看破典型的中国传统权谋之术。但我们这个网上看破了的网友已经越来越多!楼下留言者几乎人人都是。 但愿大家把这个理念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开去。左右两派界限消失之时即是公民社会和民主宪政胜利之日! 用户: 缪一轮 发表于:2011-9-6 16:35:29 支持 (17) 反对 (0) [7]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不管左派右派,只要以国家利益至上就可以了 如果以某组织的利益至上,那就完蛋 用户: suidegg 发表于:2011-9-6 15:27:15 支持 (14) 反对 (0) [6]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中国左右之争,都犯了明显低级的错误,就是以及之长攻对方之短,而忽视了对方的正确的方面。左派的短处是极力维护老猫的形象。老猫对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以及推翻极端腐败的国民党专制统治有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对弱势群体也相对做到了均贫富,值得肯定。但是老猫执政期间,提倡斗争哲学,以财富为线,划分阶级,无情斗争,斗私批修,灭人欲,大搞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给中国社会带来无穷的血淋淋的灾难和因效率低下而导致的国人大面积的极端贫穷。但是左派追求公平、均富,这是左派正确的方面。右派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博爱,追求效率,右派的观点无可指责。但是邓的右倾道路又确实造成了权钱勾结,官员大面积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尽管这不能算在右派的头上,但是,邓的道路确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左右之争,只是看到了对方的不足,而忽视了对方的长处,实在是值得反思。现实的中国,左右应该静下心来,摒去成见,换位思考,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最好的发展道路,共同努力。我想摒去极端思维,我们都可以成为为民族繁荣昌盛鼓与呼的民主战士。 用户: hongjian 发表于:2011-9-6 14:49:30 支持 (13) 反对 (5) [5]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左”、“右”只是一种分界,其实“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理念中,“左”是可以大张旗鼓拿“棒子”打人的,右只能是小声说理的。 用户: Aant 发表于:2011-9-6 13:59:33 支持 (20) 反对 (1) [4]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回查了素材资料,错一字,更正: 王家权理    原为“王家料理” 用户: 茶神书韵 发表于:2011-9-6 12:53:28 支持 (4) 反对 (0) [3]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一楼所言,已然接近了国情死穴。 通览茅术泛滥的世纪折腾,凡帮主是门客,皇权神授可随心所欲地“左右开弓”,但不合孤寡心意,朕与众太监浦江上去,随即胡搝捏摸,说你左可痛打板子,说你右可上镣铐。孤独唯历届帮主,龙种奇中? 20年前,在大西北就有春节对联:     说你左你就左  横竖是左     判你右你就右  反正都右             王家权理 用户: 茶神书韵 发表于:2011-9-6 12:50:52 支持 (14) 反对 (0) [2]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姓社姓资之争是贴标签的问题,并未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实质利益。选择坚持和发扬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还是把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条件下采取的专断措施拖延和发展下去,甚至走向专制独裁道路,这是代表人民利益还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实质性问题,推动还是阻碍改革朝向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向发展,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用户: 扬之水 发表于:2011-9-6 12:42:26 支持 (6) 反对 (0) [1]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我从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的派别划分,就像秦晖教授在“中西方问题置误”演讲中所说的:西方的左右派是左公右婆对仆人的关系,中国的左右派是左奴右佃对主子的关系。现阶段人为的区别、夸大,甚至使左右派敌对的作法,以我之见,这是某些人的有意为之。就是视情况而定,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典型的中国传统权谋之术。 用户: 我是科学家 发表于:2011-9-6 11:07:54 支持 (29) 反对 (1) 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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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摇光>制度不能改变中国——回答一种“制度崇拜”

分权制衡其实不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恰恰相反,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本身才是一个结果。相互制衡的并不是纸面上的不同权力,而是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不同群体,你可以叫阶级,可以叫阶层,可以叫利益集团,反正都差不多。     制度不能改变中国——回答一种“制度崇拜”   文/ 丁栩翔(北京大学)     很偶然的在北斗网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制度才能改变中国》,此文的中心思想这里就不阐述了,有兴趣的诸君可以自己去看。总之,这篇文章体现了当今一种很流行的思想:制度崇拜。也就是说,把当代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制度问题,把制度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就有一些人四处兜售他们抄来的制度,仿佛中国只需要把美国宪法转换成word文档,ctrl+f把“美”字替换成“中”字,便海晏河清,天下太平。     这种思想不由得使人想到了古希腊斯巴达人的故事。虽然后世史家推崇民主雅典而刻意把斯巴达贬低到莽夫的地位,但实际上,当时的希腊人对斯巴达制度的评价相当之高,因为斯巴达城邦内部和谐稳定,对外战无不胜。斯巴达人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制度就那么给力,于是虚构出了一个值得迷恋的传说哥——莱库古,认为自己的制度都是因为莱库古灵光一现的创造。 现在,我们一些人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莱库古,仿佛只要中国的莱库古生出来,写出一部法典,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当然,还有更多的人,总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莱库古式的人物,这里也不展开来了。这些人和斯巴达人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把制度当做是原因而非结果,倒果为因。 实际上,只要翻开中国的宪法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其民主化、自由化程度并不亚于什么西方民主国家,再查阅一下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可以发现,关于方方面面的具体立法,同样是不太落后的。既然莱库古已经定出了制度,为什么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完全走样呢?比如说宪法规定的各项民主权利上哪儿了呢?于是有些人又开出了另一个药方:民主的本质在于分权,在于制衡。对于这个观点,其实不用太多的反驳,只要翻开宪法就能看到,中国在制度设计上其实是有分权制衡的:检察院、法院都是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行政、司法官员是不能在立法机关的常务委员会任职的。但在执行中,这些制度设计却很容易就被规避了:法官、检察官都是党员,于是在行事上无干涉,在人身上有依附,分权制衡自然无从谈起。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分权制衡其实不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恰恰相反,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本身才是一个结果。相互制衡的并不是纸面上的不同权力,而是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不同群体,你可以叫阶级,可以叫阶层,可以叫利益集团(中国有些人挺有趣的,你说“中国有阶级”,他们就横眉竖眼骂你文革余孽;你要说“中国没有利益集团”,他们又会怒目圆睁骂你五毛党),反正都差不多。 比如说作为民主宪政的源头的英国1215大宪章,划定了国王和贵族的权力界限。而这一大宪章本身绝不是某个立法家天才的成果,而是反映了国王与贵族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英国膨胀的王权触碰到贵族的底线,于是贵族愤然逼宫,以大宪章的形式把双方的边界固化下来。 英国的大宪章让一些人很是痴迷,比如说作为一个方面代表人物的贺卫方几乎言必称大宪章,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一部“大宪章”。于是,有一个后来拿了诺奖的反动分子,煽动了几百个文人学者写了一个宪章,结果抛开用词等不论,内容实质上居然和现行的宪法大同小异:你要的宪章,不是早就有了吗? 其实在欧洲历史上,颁布类似于英国大宪章的文件划定国王与贵族的权力边界并不是英国的专利。比如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4世纪颁布过“黄金诏书”,这不是造成,而是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局面,因为皇帝的势力已经不能使境内的封臣完全臣服了。 更为典型的是,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创者米哈伊尔沙皇被缙绅会议选立时,也颁布过类似的诏书,对沙皇的君权做出了约束。但正如前文所述,制衡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罗曼诺夫家族的米哈伊尔在需要贵族拥立的时候颁布了诏书,等到他的子孙坐稳了江山,虽然有些沙皇上位时仍然会在形式上颁布类似的诏书(例如女沙皇安娜•伊凡诺夫娜继位时颁布的诏书对权力限制极大),但很快这些限制便名存实亡了。更有甚者,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时,作为伏尔泰的忠实粉丝,她组织法学专家编撰了《圣谕》,核心观念便是“人人平等”,但在现实面前,叶卡捷琳娜写出了《圣谕》却根本不敢下发,只能在高级官僚中间传阅,进行纯粹政治哲学层面的讨论。可见,社会基础没有准备好,不用说出了莱库古,即便是出了蒋经国又有何用?     当然,制度并非全然无用的。作为一种斗争的结果,制度所能够代表的只不过是制度制订时的力量对比,当各方面的力量发生变化,制度自然就变得对新兴的集团大不利,而对衰落的集团很有利。这就产生了一种以制度为导火索的矛盾:新势力变激进,旧势力变保守。矛盾的演化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一种情况是掌握政权的旧势力基于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愿意坐下来接受谈判,并根据新的力量对比,做出一些让步,这样,一方面虽然让出了部分权利,但相对于力量对比,看似不利,实则有利;而另一方面不战而胜,善莫大焉。比如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来,英国国王的势力不断衰落,以至于在力量对比上,英国人民要弄死那个号称女王的老太婆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国王拒绝抵抗保留了虚位,现在还能混吃等死;而英国各阶级也避免了流血牺牲,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其实也是有利的,甚至于等到人家的国王都被杀光了,他们还能把王室当稀有的吉祥物供起来,其实算下来,比中国养一群大熊猫性价比还是要高的。 另一种情况,旧势力在错误的形势判断下,拒绝谈判或者谈判了却拒绝做出适当的让步,结果新势力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愤然反抗,笔杆子签不了的字就用枪杆子来签,话筒说不清楚的事情就让炮筒去说,这就是革命了。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反复出现的,清末全国要变法,要立宪,满清贵族错判形势,先杀维新派,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后搞“皇族内阁”,也就是太子党当权了,结果很明显,武昌一声枪响新的国家便出现了。 以上两种情况分别是旧的自认虚弱和自命强大,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旧势力错判形势,明明还很强大,却妄自菲薄了;新势力错判形势,明明已经变强,同样妄自菲薄了,这两种情况暂时能够避免冲突,但日后随着意识觉醒,矛盾终不免日益尖锐的,最后的结果还是回到上面两种情况中去。     以上的政治几种情况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尽管民主本身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在民主国家中,各个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是比较清晰的,信息的不对称性相对较小,各个群体的政治参与程度也相对较大,也就是说提供了更多的谈判机会,有助于达成妥协。对民主国家最大的威胁也许在于现代传媒的发展使得民主制度下的利益表达失真,也就是说,表现出来的各势力力量对比也许只是对媒体的控制力的力量对比,而不是总的政治力量对比。失真就会造成误判,误判就会带来冲突,一个《太阳报》的读者一定想不到那些墙角里的小孩比温莎堡里的王子更有力量吧。 而在专制国家中,各种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是不清晰的,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也往往表现为“赢者全得”,制度的设计权操于某一个集团之手,它只能通过不断的政治试探来模拟民主国家中的政治谈判,进而在自身利益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对制度不断做出修补,以符合力量的对比,这就是执政党一直在喊的“与时俱进”。     但是这一制度设计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正因为“赢者全得”的存在,控制政权的一方所采取的最为有利的策略显然就是保持对其他势力真实力量的了解,同时却要想方设法让其他势力做出误判,使其他势力高估执政一方的实力,以维持政局稳定。而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由于矫枉过正,更有可能发生的结果却是,由于执政方总是通过控制媒体、检阅军队等一系列手段炫耀实力,结果使其他势力不是高估,而是低估了执政方的力量:故作强大可不就是虚弱的表现么? 于是,在狗血的国度总能产生一些小概率的狗血的情况。比如说在一个历史时期,在国际大气候作用下,某国的旧势力先是妄自菲薄了,对新势力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但新势力同样误判了形势,妄自尊大了,要求更多的权利。最后旧势力忍无可忍了,放狗咬人了,结果却发现看似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家伙们放狗一咬,喊的最响的跑的比狗还快,很傻很天真的被咬的血肉模糊,剩下的一看苗头不对,果断扔骨头买命。而放狗的一看狗力无边,从此认清了力量对比,原有的让步也就被收回了。 这样的事情过去发生过,现在也正在发生。     (采编:薄然;责编: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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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2011年09月06日 18:11:34   《兴盛与危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老版本我书架上就有,新版本悄悄将“封建社会”改成了“社会”,摘掉了“封建”的帽子,这是时代变迁的痕迹。在续篇《开放中的变迁》最后,作者有这样几句话:     “很多人甚至相信,我们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重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那种历程。新一体化结构迟早会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扩展下瓦解,那时,中国将再次出于类似于第六格那样的多党制和民主宪政尝试,并碰到日益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                        上一篇: 林昭生前喜欢的《各国民权运动史…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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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 | 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2011年09月06日 15:38:14       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______一种另类解读                 许锡良           因为开学之初事多,题目写好了好几天,今天才动手写。     要解读这个问题,其实从两个视角就不难看清。第一,中国历代反儒角色几乎都是法家,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儒事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然说那个坑儒,其实只是坑了四百多的术士,儒生不是主要角色,但是,毕竟那次儒生确实也受到了牵连;第二毛泽东在整个“文革”时,批孔是借助重新抬举秦始皇来进行的,“批林批孔”,毛泽东大大赞扬秦始皇,并且自比秦始皇,并且要胜过他百倍,因此,在全国重新倡导法家的统治之术。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批孔其实就是传统的儒法争斗的现代延续。虽然,儒法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更主要的是合作关系,是一种“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关系,但是,正如人的舌齿关系,一个负责咀嚼,一个负责搅拌,虽然主要是相互依存,互相配合的关系,但是,牙齿与舌头互相伤害的时候还是难免。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争斗也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间公开争斗主要是两次,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次就是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虽然所使用的借口不同,原因也不相同,但是性质却是一样的。     现在,有许多人在说到反思儒家,批评孔子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会想起“文革”时,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历史事件,那场闹剧本来就够令人恶心了,突然又来这么一下子,令人不知所措。毛泽东在“文革”时为什么会突然心血来潮地来这么一场运动?具体的起因是他亲手指定的二号人物——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东窗事发之后,在翻检林彪的文件时的,发现,林彪仍然热衷于孔孟之道,无论墙上挂的,还是日记本里,以及家里的藏书,都离不开孔孟的圣人之言。这个事情的发现,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权威的极大讽刺。一个亲手送给自己“四个伟大”称号的接班人,骨子里其实并不是真的崇拜自己。这样一件事情对毛泽东的打击有多大?毛泽东在“文革”时对林彪的欣赏,除了联合利用之外,关键之处还在于,林毛有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密切交往,彼此之间实在是太了解了。林顺着毛的嗜好,投其所好,送给了毛“四个伟大”,而且还把“伟大的导师”,放在了其他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首。毛后来的反映也私下对人讲,他最喜欢的就是“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因为,自古作为皇帝,哪个不是领袖、统帅与舵手?但是随着短暂的生命结束,这一切便结束了。无论是什么领袖、统帅与舵手,在思想精神上都要拜孔子这个“大成至圣先师”为师,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但是,毛泽东不甘心只做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帝王,这是他的一贯个性。我们可以从他十几岁的诗作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想成为帝王,充满霸气,而且有强烈的思想与精神控制的欲望。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楊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十分狂妄,霸气十足。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一些诗词里有着同样的表达。比如,在他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主宰世界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如果说这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自信心还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作于1936年,公开发表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原的词《沁园春.雪》中的句子就更是赤祼祼的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里,毛不仅公开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代帝王,而且还极尽能事地嘲笑了历代的著名帝王都远不如他。     有如此强烈超级帝王情结的人,是不可能把封建帝王放在眼里,同时也不可能会把历代帝王尊重的先师孔子放在眼里的。因此,毛泽东在谈到孔子的时候,也有嘲笑揶揄的诗作: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本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秦始皇没有了踪影,而且万世师表的孔子更不在话下。毛在“文革”时的心态,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他在1936年撰写的词《沁园春.雪》里的那种状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就是说,今天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历代杰出帝王与万世师表的合一。     然而事出意外的是,他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却仍然在骨子里崇拜孔孟之道,这不仅是对他的幻想的最好讽刺,而且对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极具杀伤力。弄了半天,不仅自己的对手不崇拜自己,而且连自己选定的最亲密的接班人,也仍然崇拜孔子,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种幻灭感,那种失败感,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为什么林彪事件之后,毛一怒之下,要在全国兴起“批林批孔”的思想根源。     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的儒可以分为“反法之儒”与“反西之儒”,这样划分是很有必要的。反法之儒就是传统的儒法斗争,儒法之间,亦敌亦友,更多的时候是互相合作关系。合作的开端就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们合作的开端,争斗就开始了。董仲舒在借助汉武帝帝王权力,达到儒术独尊的同时,其实也被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此失去了起码的独立空间,而且董本人差点就死在汉武帝手中。毛泽东之反孔,其实意义只在传统的儒法斗争,毛泽东的超级帝王思想,甚至不满足于秦始皇那样的反儒,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胜秦始皇百倍。也不满足于汉武帝那样表面尊孔,实质上实权在握,他要的是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完全统一于他的个人权威之下,不仅当下要完全服从,而且今后万世师表的也不能够是孔子,而只能够是他毛泽东。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目的就是自己要成为天,成为地,成为永久性的人王。           因此,把秦始皇与毛泽东都反过孔儒的历史事实作为孔儒正确合理性的证据是严重不足的。这就像两个流氓打架,其实并不能够就证明哪个流氓就是正确的。中国二千多年独尊儒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黑暗史,贪污腐败史,吃人史,暴乱史。读中国二千多年留下的史料,几乎每一页都是恐怖电视剧。尽管这些所谓的历史,还是官家御用文人们所作的旨在为帝王将相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正史,但是,用现代人权观与普世价值来对照,仍然是充满了血腥的恐怖气氛。     因此,今天反思孔儒,不能够再用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毛泽东在“文革”时的“批林批孔”的眼光看审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秦毛式的绝对统治式的人物。在权力层面,要达到秦毛式的绝对权力尚且不可能,在思想精神层面要充当万世师表,更无可能。特别是互联网平面世界的到来,要想成为孔子式的“万世师表”,成为世代独尊的人物,那更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今天反思孔儒的目的,绝不可与秦毛批孔儒相提并论。今天对孔儒的反思,应该站在普世价值与人权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高层重新加以审视。而今天的尊孔复古者,其实也没有历史上的秦毛暴政可以反对,如果是那样孔儒还是有一点价值的。今天尊孔复古者,更主要的是想保留中国历史上专制传统,特别是用于抵抗由西而入的民主思想,法治秩序与人权观念,抵抗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道德、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学热,其实表面上是继续传统,弘扬文化,其实质却是一股逆人权,逆民主,对抗普世价值影响的阴谋。一些主张兴人权,主张中国应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学者,也不明就地跟着在后面弄起了“儒家宪政”、“儒家民生主义”的闹剧,有些是真糊涂,有些是心里明白,却为了一点私利而装腔作势,别有用心,只为攀龙附凤之需而已。           易中天先生最近在其文章《逻辑与“中国逻辑”》一文中概括得非常好,他说:“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那些企图到孔儒学说里寻找到现代人权思想与民主政治根据的人,无论是哪种类型,我以为都无异于缘木求鱼。无论是“乌贼”式,还是“疯狗”式,还是“脑残”式,一旦与崇拜孔儒沾上边,必然会成为其中的一种。           2011年9月6日星期二      上一篇: 请帮帮这位年轻的妈妈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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