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 次 更新时间： 2011-08-30 20:00:54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标签： 毛泽东 ● 郭罗基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捡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吴敏 荐稿）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毛泽东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68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相同主题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储成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李大伦：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颜昌海：林彪“死党”吴法宪视野中的毛泽东 刘明刚：毛泽东为何对张闻天怀有很深的成见 李劼：孔、孟政治理念与毛、邓时代的对称性 杨晓刚：不懂毛泽东，没资格谈宪政 姚監復：毛澤東晚年的孤獨凄凉 韩毓海：毛泽东的“强国梦”为什么会实现 李端祥：关于毛泽东城市人民公社思想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黄文治：富有历史穿透力 何新：重论毛泽东 杨天石：1945年斯大林电令毛泽东不许内战令毛大发雷霆 刘利华：搞笑的《公诉书》 方绍伟：为茅于轼辩护——“乌有公诉书”批判 丁晓宇：茅于轼辛子陵是否谤毛是否获罪将是法治社会之试金石 刘利华：我的“毛泽东观”和“马克思主义观” 王键：重审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倪德刚：我们这个大政党是摧不毁的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逝世95周年，6月5日至7日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在安阳举办第三次家族联谊会，并召开了《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研讨会》，国内不少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现将会议发言整理如下，以嗜读者。 　　主持人张华腾教授（历史学家、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的研讨会现在开始，咱们的主题还是围绕着袁世凯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主题谈，因为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由帝制走向共和这样的一个特大的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不是其他的改朝换代，其他的改朝换代就是一家一姓，一家一姓的那种制度从此就被埋葬了，被打倒了，成为了共和这样的政体、国体，这是在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一个重大转折，袁世凯这样一个人物，在这样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他起的作用，不是其他人物所能够起的作用，所以今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今天这个会是一个预演，整整半年之后，我们在这里还要举行一个盛大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这样题目的一个会，这个会是我提议，然后由马勇先生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近代史所，还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人，还有河南的几个学校，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我们一起在这里举行这么一个重大的会议，这个会议的组织情况我们正在进行，今天我们趁着我们袁氏家庭联谊会这个机会，我们稍占一个小时，关于《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这样的一个研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希望所有在会这些先生和女士参加我们12月份的会，半年之后的会，今天我们在这儿有什么心得都可以提出来，发表你们的高论。 　　马勇先生是从首都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研究员，他在近现代史上是国内的大家，在《袁世凯与辛亥革命》这方面有很多的思考，下边咱们用掌声请马先生发言。 　　马勇（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非常感谢张教授，也感谢袁氏家族联谊会！ 　　今天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袁世凯的会议，而且参加的又是袁氏家族的纪念会，今天是袁世凯逝世的纪念日，今天上午呢，你们去祭祖的时候我在房间里看书，我发了一条袁世凯的微博，我说今天是袁世凯逝世的纪念日，昨天和袁氏后人聊天，有一个感慨，袁世凯的三顶帽子已经去掉了两顶，还有一顶没有去掉，其实那一顶20年前我就开始研究了，今天早上我查了一下那篇文章大概是04年发的，应该是20年前写的，就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今天我把它转到微博上去了。我讲的就是说，和张教授翻译这本书的主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袁世凯最后走向那么一个帝制的一个过程，我那篇文章主要是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多年来就在想，袁世凯我和他毫无任何关系，但是多年来我和张教授一起研讨，就是想能够尽最大的限度去逼近真实，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在微博上可以看到，一般地认同一个道理，官方的历史一定是胜利者写的，现在很多人批评说现在的历史教科书讲得都不真实，原来给我们传递的消息，像袁世凯的卖国，窃国大盗，现在有一种被颠覆的感觉，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官方的历史，我们认同的一定是胜利都者的，从这点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当然要尽量去逼近历史的真实，这一点，不是在给袁世凯翻案，历史本身就在那儿，翻不翻都在那儿，而是我们能够怎么去尽最大的限度还原袁世凯，那么怎么能还原呢？怎么能够谈到，袁世凯从原来被妖魔化的一个历史人物还原到一个还生生的人呢，怎么把他从鬼变成人，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的一个要点，可能就是说四个字，一句话，只要能控制这四个字的一句话，可能我们对袁世凯的评价就非常简单了，就是“非袁莫属”，那么像这种概念，在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能够得到“非你莫属”的这么一个广泛认同，我觉得在中国历史转型时期，只有两个人得到过这样的认同，获得过这么一种感觉和认同。一个就是大概1975、1976年的时候的邓小平，当时国内国外也说了，中国的烂摊子非邓小平出来收拾不可，另外一个就是在清末明初的一个大的社会转折时期，国内外共识就是“非袁莫属”，那么如果扣住这四个字去评价袁世凯，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一生当中经历过鸦片战争，经历过戊戌，经历过新政，经历过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的政治动荡，在这里面，可能都能够重新获得不一样的感觉，关于袁世凯和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昨天我来正好听到骆宝善先生正在做那个报告，已经讲得很多了，我们补充的也没有多少，我刚刚出了一本书，《1911年中国大革命》，我这里面呢，肯定是不能够回避对袁世凯的看法，我比较认同骆先先的基本判断，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在过去的教科书当中，给我们的概念，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躲在这儿盘算着怎么算计南方，算计北方，拿南方压北方，拿北方压南方，向北方、向朝廷讨价还价，最大限度地索取权力，向南方是用北方的压，不行就打，今天我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在想，可能我们过去的观点非常片面了，也就是说并没有进入到袁世凯的内心去思考问题。另外，我在历史的研究当中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也就是说用我们的小人之心去猜测古人的胸襟，用我们的阴谋论去看待别人都是在做阴谋耍手段，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没办法去理解当时的一种真实的处境，所以回到四个字“非袁莫属”，一定有它的道义支撑，除了他的政治手腕、政治经验、理论的认治，他一定有道义支撑，如果像我们过去的认知的话，讲他在算计朝廷，算计南方的话，那么我想那他一定是个小人，不可能是个正人君子，那么不是正人君子，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认同者，甚至更不可能在帝制结束之后，仍然可以享受这种待遇，我从这样的思路判断，我回过头来去琢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确实在他的幕僚班子当中，不像我们今天的领导人，是一种单轨战略，是单边压制的战略，我们现在遇到了事情，我们的领导基本上是单边项目，没有幕僚了，我们不会做多轨战略，但是我在研究晚清幕僚体系的时候，无论张之洞的幕僚还是李鸿章的幕僚班子，他们遇到重大的事件，一定会做多轨战略，会做出各种的判断，那么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紧接着荫昌往南方走，走到这儿来拜访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的部下和幕僚都开始向这儿汇集，当时他的幕僚班底就做了多轨的判断，第一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请复朝廷，尽快地兑现君主立宪的承诺，这是第一位的选择，没有犹豫的，那么在袁世凯的判断当中来说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选择，这是一个幕僚班底中的主流的判断；第二，如果朝廷还不能够做君主立宪的这种事件的话，走到这一步，当时胶着的是什么呢，一个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整个武昌起义的前提就是原来清廷承诺的就是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当时袁世凯的幕僚班底就要改变皇族内阁，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可能这样的话，武昌新军的哗变就容易平息，因为新军的哗变，并不是一次原来意义上的索饷、提职等等，不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次的哗变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要求，为什么有这种政治要求呢？我早晨起来刚发了一篇文章，我们那个时候的军队没有国家化，它不是一个政治中立的一个国家机器，军队里上上下下都在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要关心立宪，关心新政，关心政治进步，南方的军人们就觉得，朝廷这边的责任内阁争执不下的时候，武昌的新军发生哗变，袁世凯的幕僚班底中的第一判断就是利用南方的哗变要求朝廷尽早实行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朝廷还不能做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就应该和南方联手，和南方联手去做朝廷的工作，至于我们讲的就是说。共和这个思路，幕僚班底里持这样看法的非常少，包括唐绍仪，唐绍仪是在南北谈判当中就说“兄弟我是赞同共和的”，上来他就讲赞成共和的，但是他谈判的使命和底牌仍然是君主立宪，这个就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要把袁世凯还原成一个人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他对清廷没有什么道德的亏欠，他出山就是为了要实现原来没有实现的君主立宪，为什么我们100年来，我们觉得会有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一百年来我们会觉得袁世凯不是这样的，袁世凯出来是报仇啊，因为冷落他三年，要打回来，摄政王给赶回老家，这个故事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明白，那么我今天发表的一篇论文，这几天可能出来，就是1908年袁世凯究竟是怎么给开爵了，这是一个观念，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袁世凯被我们渲染成那个样子，1908年离开北京的时候差点被害掉，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从天津往这儿跑，为什么后来三年在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北方的朝廷大臣们很多人到这儿来，并没有软禁他，并没有限制他和政界的活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里面关键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 　　第一个，袁世凯有没有在1898年的时候，发生过康有为、梁启超直到今天为止所指责的出卖维新派，陷害皇上，有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有这个事情，那么摄政王为了哥哥报仇要干掉袁世凯，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就不存在公报私仇，如果袁世凯没有告密，没有出卖维新派，那么就不存在嘛。这几年我在做的另外一个课题研究，1898年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否认袁世凯背叛维新派的这个问题。我有两本书，一个是《1898年中国故事》，一个是《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这本书刚出来，我还没拿到样书，我里边解决的就是，1898年的时候那一天，谭嗣同是去找过袁世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谭嗣同找袁世凯讲兄弟你帮我，你的新军带过来，把颐和园给包围起来，把老太后抓起来，让老太后把权力交给皇上，我们支撑皇上进行政治改革，袁世凯说你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因为新军枪和人是分离的，我们现在的军营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军队的管理也是，我们的枪和人是绝对分开的，袁世凯说，你让我把军队调动起来就能立马调动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上面还有荣禄。第二个，袁世凯就告诉他，你根本就不知道朝廷的格局，你根本不知道皇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当天晚上谈判是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里面，但是我们过去100年来不信戊戌日记，我们就认为戊戌日记是袁世凯的幕僚后来编造了一个假的东西，这样的话，过去100年我们就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20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基本上证明所谓告密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情，是康有为的一个假说，但是康有为的假说也不是他的编造，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说袁世凯的好话，就回头去诬蔑康有为，也不能这么讲，那么这种事情呢，我100年后我能公平地去讲，因为我看的材料比较多，袁世凯、康有为当时看的材料都是一个角落，康有为当时不知道全面的东西，我并不认为康有为是编造的，但是100年来我们就是这么讲的，那么这样就可以证明，1898年不存在袁世凯告密这个事情，我在书里面有很详细的内容，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网上也会发表很多。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1908年，袁世凯为什么被开缺，这是一个关键点，为什么政治发展最好的时候，1908年，《钦定宪法》颁布，袁世凯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清廷的政治发展最好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了，立马就把袁世凯给开缺了，撤销了一切职务了，这是袁世凯近代史研究当中一个很难解读的问题。那么我这篇文章，我是从几个方面去解读的。 　　第一个理由，袁世凯是当朝当中的重臣，袁世凯这时候大概是50岁的样子，1908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重臣，这个时候接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班底就是摄政王和他的嫂子，摄政王这个时候的年龄是28岁，隆裕皇太后是40来岁，摄政王是一个没有战功和其他的威严的一个年轻的亲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看到袁世凯被开缺，被撤职，我们没有注意到，和袁世凯同时有三个重臣都被开了，一个是岑春煊，在这之前稍微早那么一点点，还有一个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开端方的理由也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看来很荒唐的，也许当年照相的技术刚传入中国不久，但是端方可能也就是照相的发烧友，他在慈禧太后的丧礼上，不仅作为一个大臣的身份参加丧礼，而且是拿着照相机到处乱照，这个时候，开他的理由就是，你作为当朝大臣不严肃，那么把他开掉了。三个大臣前前后后被开除，那么开除的原因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我解读的一个理由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王朝政治的一般的规律。我们往前看的话，从来清朝几百年，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定在这个小皇帝上来之后，会解决前朝的历史问题，一般而言的话，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这个体制已经变成一个，上面怎么换，下边的干部是稳定的，过去传统的王朝政治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我解读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袁世凯的开缺和政治变局有关，和重臣地位有关。 　　第二个理由，1908年发生一次清政府说不明道不白的一个外交大失败，而这个外交大失败又恰恰和袁世凯有着直接的责任，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归属问题发生了问题，日本到了1908年的时候，日本和宿敌俄国建立了一个同盟，不仅是他两家结盟了，而且把英国和法国拉起来了，就是日、俄、英、法四国同盟，他们控制了对东北的开发的权力。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就引起了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引起了东北亚格局的变化，这个时候德国就很郁闷，德国找到了袁世凯，说我们可以帮你一下，怎么帮呢？说我们找美国，我们成立一个中美德三国同盟，用中美德三国同盟去抵消日俄英法四国同盟的问题，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觉得这个思路当然是对的，袁世凯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朝廷去讨论，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还在，那么就在1908年的九月份、十月份的样子，就派了吉林巡抚，也是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1908年到美国，出使美国，就是一个秘密外交谈判，就是谈中美德三国同盟。这个外交是非常机密的，当时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外传的可能，就怕四国同盟从中间捣乱，外交的保密做得非常严密，但是仍然泄密了，仍然被日本和英国知道了这个消息。唐绍仪出使美国，日本是他的必经之地，到了日本唐绍仪就走不掉了，就被日本政府缠在了这个地方，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日本人说你就留在这儿，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谈，唐绍仪就说，那你把孙中山他们都赶出去，如果人说好啊，这些事我都给你们办，所谓讲的革命进入低潮，就和唐绍仪这次出使日本有很大的关系，日本都答应了唐绍仪的要求，日本的目的就是把唐绍仪扣在日本，用这种软禁的办法扣你，结果等放唐绍仪到美国去的时候，唐绍仪到美国的前一天，美国和日本达成了一个新的妥协，日本人同意把东北的权益让给美国一部分，拉近了美国共同开发东北的问题。那么唐绍仪到了美国之后，唐绍仪讲我是专门来谈中美德三国同盟的事情，美国人讲你谈什么东西呢，没有这个事情，美国人就否认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不好办了，但是唐绍仪本来就是留学美国的留学生，他觉得应该有办法，接着在美国谈判，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亡的消息。美国这种实用主义外交的国家，美国人就讲，中国的未来前景政治上是不可测的，那就没法谈了，作为一个外交家的话，作为一个留学美国的外交家也没办法谈了，唐绍仪就灰溜溜地回来了。回来之后，紧接着袁世凯就被开缺，当然袁世凯开缺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出，1908年他被开缺之前的两三个月，说举报袁世凯的折子至少有六个，说他结党营私，说他是政治上对朝廷的一个危险，至少有六份盐官的举报信，朝廷在这时候就顺水推舟，把他开缺了。 　　所以这种开缺的话，中国当时即将进入一个立宪国家，他是承担着一个外交失败的一个责任，从这里面我们才可能解读出来，在老家的三年，他能够那么悠闲的能够和政界自由地往来，否则我们就不能够理解，这种状况能够解读了这个问题，才能再解读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所以我讲到这儿，我是绝对认同昨天骆先生讲的，他是坚守住了君主立宪的这个原则，一直和南方谈判到最后状态，实在不行的时候，他才顺势而为，顺水推舟，走向共和。如果这样解释我觉得才能够把历史解释得接近于历史真相，就是史实和逻辑才能达到比较的一致。所以我先讲这么一点感想，谢谢！ 　　张教授：谢谢马先生的高见，更深刻地来解读袁世凯出山的那个形态。袁世凯忠君，我还是比较赞同的，体现了袁世凯忠诚的性格；后来皇帝退位，优待条例是非常明确的，后来我们搞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案》，袁世凯把这个约法废了，自己搞了一个约法，他就主张把退位优待的条例写到约法上。这一点，如果当时的人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封建和怀旧这些东西联系起来的话，现在我们再分析这一招是非常高非常高的，从袁世凯品德上来说，当年我给你优待，现在我掌权的时候，我说话是算数的，这是一点，更深刻的一点就是名出问题，名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袁世凯不算数的话，那么就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离心力，所以这一招是维系中华民族这个观念是有的。所以对新的约法你怎么去批评，包括把退位条例引入到新约法里去，我现在悟出了这么一点新的体会，就是他对清室的忠诚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点在封建那个时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作为故主，再说得大一点，我袁氏几世都是忠于朝廷的，就在辛亥革命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走向共和，但是他是说话算数的。但是辛亥革命谈判的时候，我们承认答应你的条件写到宪法里，让他永远算数。从小的方面说，表现袁世凯的政治品德还是忠于故主的，从更深远的意义，对当时的民族大团结是非常有利的，这个绝对不能从封建的角度来看。 　　当然我这个解读有的人可能还不认可，我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文字，但是给我的博士和硕士讲课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讲了。下面接着说。 　　张耀杰（历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是请教一下骆先生，骆先生昨天说当年的诏书，有张謇的诏书，其实还有一个诏书骆先生没说，这个诏书是一个叫洪述祖这个人写的，唐绍仪还没有南下以前就写了，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爆发没几天这个诏书就写了，这个诏书写完，洪述祖就给唐绍仪出主意了，说你去谈就要谈共和，谈共和以后，袁世凯是大总统，你就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推动力，就是他想当内阁总理。其实这个人一年以后就是参与杀宋教仁的人，二次革命也是这个事引出来的。这是一个诏书，但是罗先生的评点袁世凯的书里面，我没有看出有大的瑕疵，但是关于宋案是不成立的，你的说法是不对的。洪述祖是唐绍仪的人，不是赵秉钧的人，唐绍仪回头当总理的路上，还没回到北京，洪述祖已经到赵秉钧的内务部去要当秘书长了，这个申报上是登出来的，当时申报的说法就是，赵部长说了，这个人是唐绍仪的人，居功行赏，他有功了，就是写诏书干这件事有功了，所以后来杀宋教仁，不是因为他是赵秉钧的人，更不是因为他是袁世凯的人，就是因为他和应桂馨有联接了，因为这么一点证据就证明，宋教仁是袁世凯和赵秉钧参与了，是不构成证据的。实际上大家都不说应桂馨是什么人，应桂馨是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中山的卫队司令，黄兴的兵战助理。在杀宋教仁前一个星期，从黄兴那儿就拿出了六十万，给宋教仁五十万，他自己拿了十万，应桂馨不是光从中央政府那儿每月领一千块钱，黄兴一下子就给他十万，你说他是谁杀的。你那个结论太草率了，这是第一点。 　　但是你这个诏书很有意义，你说出来了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袁世凯当总统的合法性要远远大于孙中山当总统的合法性，因为袁世凯当内阁总理是资政院推选的，就相当于人民代表大会，是有权力选举总理甚至大总统的。南京的都督代表会议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它不代表民意。习近平说的“权为民所服”，都督代表怎么代表民意，你凭什么选大总统，权为民所服，服的是袁世凯，不是孙中山，北方政府的合法性远远超过南京政府的合法性，这是合法性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历史局限性，我们现在给袁世凯平反，我们还要承认他的局限性，不能说原来是冤枉他，他后来就什么都好，窃国是不成立的，爱国也不成立的，误国不是他一个人误的，他肯定也误了，你去看，他没当总统的时候，慈禧活着的时候，他搞过宪政，天津的咨议局做得最好，咨议局主要是省市来选举的，他当总统的时候选了吗？他推行各省自治了吗？没有。合法的参议院他给解散了，你说国民党叛乱，解散，可以，那你重新组织啊，没组织，原来的咨议局、参议院他都没再搞了，为什么？不就是你想专制。那个时候人家当皇帝了你都想干这些东西，你自己当总统你为什么不干。我觉得当皇帝，从中国的农民开始他都想当皇帝，谈判的时候，君主立宪的时候是真的，后来当皇帝也是真的，他不是不想当，不想当，我跑到美国去，跑到国外去，跑了不就行了吗，他没有嘛。中国需要的是华盛顿，他不是，中国需要的是明治，他也不是，中国需要的是伊藤博文，他也不是。#p#分页标题#e# 　　你说的“非袁莫属”，1913年就又改了，“非去袁莫属”，他当皇帝的时候，就更进一步非去袁莫数，你当皇帝了，那当然大家压推翻你，当初你信誓旦旦当大总统的时候你不当皇帝，你发过誓的。我们中国传统要讲信用，你发过誓，你后来又当皇帝，不管什么理由，你发过誓，你不可以当，毛泽东那么厉害，他都没敢当，你为什么要当，皇帝是不能当的，这个是有局限性的。现在我听说马永老师有个想法，要给他当皇帝要给出一个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肯定没办法解释的，袁世凯当内阁总理肯定是合适的，一流的，当皇帝他不合适，他也没资格，而且当初谈判的时候，张謇已经说过，如果非要当皇帝，蛮族不行，我们找孔家，还有孔家呢，怎么能轮到你袁家了，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内阁总理，凭什么你要当皇帝，这是要合法性的。你后来当美国总理是有合法性的，当皇帝你没有合法性，这是很简单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也说了，权为民所服，不管是真的假的，这个道理是可以解释的。 　　还有张老师说的“走向共和”了，什么叫共和，君主专制不是共和，民主宪政才是共和，一党训政叫共和吗？一家人当皇帝不可以，一个党就可以当皇帝吗，孙中山可以搞一党训政吗，历史证明，一党训政比君主立宪、比一家人当皇帝更邪恶更坏。当皇帝的时候，能一下子饿死几千万吗，没有，就是一党训政，一党专制，还是专制，你不是没有皇帝了吗，还是专制，就是要专制，你不让大家选，不让权为民所服，你就是专制。 　　张教授：刚才的说法对之前的说法有了一定的质疑。 　　张永东（历史学者、甘肃社科院研究员）： 　　我没什么说的，我主要介绍一下我这个书，我这个书是由国外明镜出版社出的，名字挺吓人的，大家看看啊，叫《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够吓人的吧，咱们谁都不敢写这样的名字吧。 　　我把这个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七八十年代进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我为什么会写这么本书呢？我最早受的教育也是咱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我家里也有一本陈伯达写的书叫《窃国大盗袁世凯》，你听这个名字也够吓人的，这个名字就定了袁世凯是个什么人，我也受到了这样的教育。但是随着我后来进了省社科院以后，当时我拿到这么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农民起义究竟是推动了历史发展，还是阻碍了历史发展”，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就面临着什么问题呢，20世纪咱们中国也同样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究竟国家是和平过渡到一个宪制国家呢，还是通过暴力进入到民主国家，这就碰到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两个人，这就引起了我对袁世凯的兴趣。 　　刚才袁氏后人问我，你写这本书，你是不是跟袁氏有什么关系？我说我姓张，我们张家人替你们袁家卖这么多力，我为你写这本书，我一点科研经费都没有，因为我搞的也不是这个科研，我们地方社科院，你连一分钱都领不上，最后我这本书出了才拿了一万块钱，我说连我的喝茶的钱都不够，我到香港去讲一堂课也比这本书挣的钱多。其实我这本书写出来的时间很早，90年代就出来了，我当时找了几家，我也就是去碰碰，我也知道他们不会给我出。到2005年，有一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讲课，讲课的时候，我在马路摊子上找到民进出版社，我把地址抄下，完了以后我拷了一个电子本，我在国内的印刷部印了一份，出版社在皇后大道的一个小楼上，我把书稿给了他了，我说你们看吧，我这个书跟国内不一样，我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给了他，他没有半个月，他这个出版社就出“胡锦涛传”“温家宝传”，这个出版社在国外是相当有名的，他就给我来信说，您这个书我们觉得对中国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给你出。这个书就是这样出版出去的。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想讲个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书，我这个书里究竟写了什么，我简单讲几个问题，首先我觉得袁世凯是咱们中国历史上人们泼的脏水最多的人，实际上他干的好事最多，泼的脏水也最多，那么这个脏水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前三个我主要说说。 　　第一个就是出卖戊戌变法这个问题，大家知道，袁世凯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变法派，实际上他为什么当时突然变卦了呢，这里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原因，这个书里面我已经详细讲了，当时康有为，英国大使跟他曾经有个协议，他曾经制定了一个和英日合邦的协议，在康有为之前，伊藤博曾经到咱们国内来，慈禧太后早在光绪的边上埋伏了好多人，她早就把光绪的好多事情都知道了，慈禧太后她担心什么事情呢？她担心光绪皇帝和日本人联合，担心这么个问题，这个事情我们看得很清楚，作为袁世凯我们想想，袁世凯只是一个手握兵权的人，只是手握一万新军的人，他在皇帝和皇太后的面前怎么办呢？他怎么处理呢？他不可能鼓励他们俩去打仗，伊藤博曾经来的时候光绪召见过袁世凯，袁世凯其实就暗示过，不要听康有为蛊惑，这时候袁世凯给他表明了他的态度，你们要和平解决，所以我们讲，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袁世凯早就跟他讲了，你挑动国家打内战我肯定不是同意的，所以他早早就走了。为什么大家老说袁世凯出卖革新派，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一直在保持一种和平的态度，他希望皇帝和太后不要打仗，这是袁世凯的中心思想。后来都是编小说的人编的，说袁世凯又回到了天津，其实慈禧太后早在光绪身边安排了人，怕他和日本人合伙，所以就把他弄起来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学术界早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没人再怀疑袁世凯出卖了戊戌变法，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所写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再说说刺杀宋教仁这个问题，也是不成立的，为什么是不成立的？咱们大家可以想想：第一，袁世凯刚当总统，我干吗要把国家搞得那么乱，我为什么要把屎盆子端到我身上砸，难道他就不知道宋教仁是什么人，他就不知道宋教仁在国民党的地位里是什么，他非要杀宋教仁，我是个大总统，我可以采取各种合法的办法去杀宋教仁，我干吗要采取这种下三滥的方法杀他呢？这是绝对没道理的。这是我们讲袁世凯绝对不会自找这个麻烦，袁世凯还用很多办法笼络宋教仁，这个大家都清楚，这说明袁世凯不会主动去杀宋教仁。那么有些人讲，那就是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杀了宋教仁，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大家想想为什么不成立？你们想想，袁世凯是总统，赵秉钧当时是内阁总理，那么我们知道，当时民国的这个制度，内阁总理是由总统来提名的，当时袁世凯最早提名的是宋教仁，他让宋教仁当总理，宋教仁不当，最后没办法，就让赵秉钧当总理。你们想想，宋教仁他自己不当，你怎么能说赵秉钧他们两个争总理，总理又不是争来的，总统是经过国会选举的，总理是由总统任命的，这就不存在争的问题，你怎么能说赵秉钧杀了宋教仁呢，这个道理是不成立的。 　　那么究竟是谁把宋教仁杀了呢，我们大家回去细细想想，我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绝对不是他俩杀的，我翻了好多历史，我发现宋教仁和孙中山在内部天天两个打架，一个是议会派，一个是暴力派，他俩天天打架，民国一成立，宋教仁得势了，宋教仁进了议会了，孙中山连议会都没进，气得他就跑到日本去，他本来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他把东西都给了宋教仁。孙中山很生气，我临时总统让给了袁世凯，现在又把国民党的理事长丢给了宋教仁，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很心领神会的就是陈其美，他和孙中山穿一条裤子，为什么？他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暴力派，他曾经有一次，民国初年，他杀了陶成章，就是因为孙中山和陶成章在建立同盟会的时候，两个人内部闹矛盾，他去把陶成章杀了，陶成章是蒋介石杀的，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吧，实际上他就干了这个事。咱们大家想想，宋教仁死在上海，上海是当时什么地方呢？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在上海，陈其美在那里当都督，袁世凯是在北京，杀害宋教仁的人都是国民党的人，哪一个不是宋教仁手下的人，杀了宋教仁一举两得，既给袁世凯抹了黑，又给孙中山出了一口气，一举两得，我这个书把这个问题也说得很清楚。 　　我们再说第三个问题，所谓《二十一条》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成立，大家仔细想一下，当时袁世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咱们很理解，1898年中日打了甲午战争，当时中国的海军是全军覆没，是不是这样的，刚刚过了两年，甲午战争刚刚过了两年，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闹得八国联军干涉北京，干涉北京，结果八国联军进到中国，慈禧太后都跑到西安了，中国那点军队能成什么气候。日本人咱们看得很清楚了，日本人在1900年，八国联军初到北京以后，到了1904年，过了四年时间，跟俄国人打了一仗，在东北打了一仗，俄国当年的海军也是很厉害的，它把俄国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这就说明日本人当时的军事实力已经升到什么地位，就是说除了英国和美国的实力以外，日本人可以说在当时的军事实力已经升到了第三位。 　　咱们中国是什么样子呢？我刚才已经说了，袁世凯在1914年的时候签下的条约中，中国革命党刚刚搞过辛亥革命，国家乱七八糟的，你说他敢打这个仗吗，所以我觉得袁世凯这个人特别高明，他考虑到了国家的利益，他权衡利弊，他说这个仗我们根本就没法打，日本人只要山东，山东那么一点地方，如果你要跟日本人打了，那就把半个中国给了日本人，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已经把台湾给了日本了，下一步日本人的口味可不是你山东那一点地方，得把半个中国给人家了，所以我觉得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太英明，他权衡利弊。我的观点得到了胡适支持的，胡适是中国的大学问家，他认为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又拖又拉采取这个办法，为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这个里面我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咱们国家老讲俄国列宁搞的《布列斯特条约》，大家说《布列斯特条约》是怎么回事，当时俄国在1918年建立俄国的时候，当时俄国只有莫斯科那么一小块地方，德国人当时要跟俄国人打仗的，列宁就把周围的地方都给德国人了，四分之三的领土都给了德国，在咱们的教科书上写的说，这是列宁最英明的决策，可是反过来说袁世凯，袁世凯为了咱们中国绝大部分的利益，就给了那么一点地方，就说他是卖国的。 　　咱们再想想，在这个地方我又想起来一个人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恰恰在袁世凯签《二十一条》的时候和日本人签了条约，他让日本人去打北京，你打败北京，我把东三省都给你，这是有历史可查的。 　　那么我最后讲一讲称帝这个问题。我觉得袁世凯的问题，我们现在都讲袁世凯称帝，我觉得咱们是绝对犯了错误的，我觉得这个称帝问题是不成立的，我有三点理由，我在这个书里也写得很清楚：第一点，我认为袁世凯的洪宪改制是一种和平和理智的产物，咱们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刚才咱们都讲了，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改朝换代，秦末的陈胜吴广到现在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秦末的动乱死了两千万人，西汉末年的动乱死了三千万人，东汉末年死了三千万人，到了隋末的农民战争死了五分之四的人口，就是说当时中国只有五千万人，就死了四千万人，大家想想，我们花这么大的代价搞了个改朝换代，袁世凯的这个改朝换代没花任何代价，他只不过就是议会里的人，通过请求的办法，让袁世凯来改制，这个有什么错呢？咱们大家都知道称帝只有在暴力的条件下才叫称帝，如果不在暴力的条件下不叫称帝，这个称帝的结论是不成立的，这是第一条理由。 　　我们再讲讲第二条理由，我认为袁世凯的这个改制，他符合当时的国内的情况，他为什么符合当时的国内情况呢？大家知道，世界上的立宪制有两种，一种叫共和宪制，一种叫君主宪制。那么现在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宪制国家是什么呢？共和宪制是美国和法国，君主宪制就比较多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和日本，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英国的君主宪制，它最早也是一个君主宪制，它也经过一个简单的共和时期，经过简单的共和以后，他又恢复了英国的王室，就是英国的查理王又当了国王。最近我们看了英国威廉王子的盛典，全世界5亿人在观看。英国首相叫做卡梅伦，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我们不是为了宣扬英国的摄政行为，我们主要宣扬英国这种制度的优越，你们看看我们英国人多高明，这就叫绅士”，你们中国就是农民小人，人家就是绅士制度，就巧妙地解决了这种制度，让英国和平过渡，没有死人。到了现在，还有好多国家都赞同这一点，好多国家都有从共和制回到了君主宪制，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西班牙，西班牙在二次世界战争佛朗哥搞过一次共和，我们叫做佛朗哥共和专制，后来在90年代，西班牙又经过选举回到了卡洛斯国王时代，回到了远处。 　　我们再讲一个最近的，比如说柬埔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搞了一次什么共和，最后又倒回到西哈努克的君主宪制，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外国人多高明。我讲的君主宪制有这些典型，现在欧洲好多国家，越文明的过程，很多都是君主宪制，越是非洲的国家，就搞共和，利比亚、叙利亚都搞共和，现在又倒过来想回去，国家天天这么折腾行吗？当然有人提出来，美国人家就没皇帝，你想想美国是什么制度，美国的本身的历史上就没有皇帝，美国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经过了独立战争，美国就没跟国王打过仗，他就跟英国人打仗，几个州联合起来推举总统，所以人家的共和是通过一个和平的办法解决的。咱们再来看看法国这个共和，也很可笑，法国的共和流血很多，杀了好多人，我看过一个小说，有些贵族的小姑娘都上了断头台了，法国大革命是什么革命不革命的。 　　我从这个里面我就觉得，咱们中国人真的要学得理智一点，我袁德袁世凯这个人很理智，其实袁世凯早早就推行君主宪制，在辛亥革命后就主张君主宪制，孙中山不同意，最后孙中山就给清王朝搞了一个优待清王朝的王室条例，不伦不类，但这个不伦不类也好，五百万两的银子买了个清王朝也值得，总比那么多人死了强得多吧。结果这么一个小朝廷，也断送在冯玉祥的手里，这是袁世凯给咱们留下的一个和平的宝贝，和平实验的最好的东西，结果让他弄得一塌糊涂，小皇帝被赶出来，这就把中国所有和平因素都破坏了。当时袁世凯就觉得，因为中国搞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因为中国的情况和英国很相似，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袁世凯的这个想法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这是第二条。 　　我再讲讲第三条，北京民国这个事情，我觉得袁世凯的共和改制，主要是为了避免中国出现争总统这个问题。当时想当总统的人太多了，孙中山想当总统，广东的胡汉民都想当总统，当时有两个大学问家，一个叫杨度，咱们现在知道，还有美国的一个人，他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会长，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就给袁世凯讲，你现在这个办法，搞一个固定的，大家都不争，这样的话国家就平稳地过渡，其实袁世凯当时也出于好心。袁世凯他是个大总统，他去当了那么个傀儡，有啥意思呢，难道他当大总统不比当傀儡强多少，我觉得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了个人的得失，为了避免中国出现争总统的问题，就采纳了这个意见，搞了这么个东西。 　　但是事实证明，袁世凯的做法是正确的，大家想想，袁世凯死了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蒋介石为了打倒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他自己讲死了一千万人，共产党为了打倒蒋介石，死了两千万人，这是共产党自己讲的，共产党自己说，我们的这个政权是建立在两千万烈士的基础上，还不包括国民党死的人，咱们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国家的宪制建立起来了没有？到现在还没建立起来，所以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个外国记者说得很清楚，说你们中国人按照袁世凯的思路建立下去，中国现在比美国都强大，你想想，中国当时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是一个什么呢？是个殖民地移民的国家，中国现在要比美国强大得多。 　　当然我总结两条，这个里面集中的一点就是袁世凯的和平过渡的精神贯穿始终，袁世凯一直主张国家不要打仗，进行和平过渡。我这本书的最后就讲这么一句话，“中华第一总统袁世凯的和平精神与功绩永存”，我也希望我们袁氏家族的人，能发扬袁世凯的这种和平精神。谢谢大家。 　　张教授：非常感谢刚才的讲话，有机会我们组织一个专场，12月份可以来我们的研讨会。 　　范泓（历史学者、南京电视台）： 　　辛亥100年了，让我想起今年1月份共识网在武汉举行的一个“辛亥百年–变与不变”这么一个讨论会，当时全国去了很多学者，这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感觉这一百年来，中国走到今天，哪些变了，哪些没有变。那么我的感觉就是说，今天来到厦门袁氏家族联谊会，讨论袁世凯的真相，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马先生的那个观点，我们尽量应该还原到历史本来的面貌，既不能因为过去把袁世凯抹黑的东西还原之后，你把他拔得很高，我觉得对于历史来说也是不客观的，但是像过去那样去做，肯定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袁世凯在千年变局之中呢，他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个人的看法，我给他的定位是什么？他是个政治强人，所以说1916年的时候，黄君死的时候呢，章太炎送了一个挽联，就认为“无公就无民国，有史必有此人”，那我觉得，实际上这个话，如果我们把它用到袁的身上，也是恰当的，就是说在民国开国的历史上，袁世凯这个人是不能忽略的，我们从历史来看我简单讲，清末是一个大变局，当时有两股，我们一般是强调两股政治势力，就是立宪派和革命派，革命派就是以孙文、黄兴、汪精卫他们这一拨人是代表，那么立宪派就是以康、梁他们为代表的包括后来的张君劢他们这一帮人。在很多传统的认识当中，把清廷的新政和清末的变法给忽略掉了，我认为肯定是有缺陷的，因为如果说没有清廷在清末时候推行新政，最后也不至于会走到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然后1912年民国的成立，我觉得对清廷的作用，我们一向有一个说法认为清廷推行新政是没有诚意的，我们今天客观来看，清廷还是有诚意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立刻开国会，立刻颁布宪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准确地说是不成熟的。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过了二十几年之后才颁布宪法，你让清廷那么快，清廷已经说九年了，那边就不断地开会进行请愿，所以说我感觉到，袁世凯这个人他在开国的历史上，他当时确实是有他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后来之所以我们考虑到中国变与不变，或者一百年来，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实际上我们有新的看法，我们认为共和并不是一个对当时的中国的一个最理想的选择，应该还是回到立宪，可能那个时候中国走得更稳妥一点。但是我们革命党，一直到同盟会成立，一直是想通过暴力的方式把清廷推翻，讲起来它带有民族性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反满，他就认为我们汉人让满族人来统治我们？所以说虽然他有建立所谓共和的纲领，但实际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直接通过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廷，清廷在当时来说，对革命党并不是太在意的，同盟会05年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将近九到十次起义，基本上都被清廷轻而易举地就给化解掉了。 　　那么辛亥革命的爆发，我们今天看它是偶然的事情，因为那一年发生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黄花岗”，第二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一直到10月10号的“辛亥革命”，谈到袁世凯，我个人看法是也牵扯到孙中山，如果不把孙中山请下神坛的话，那么对袁的一些东西，咱们就很难去充分地进行一些讨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中国百年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实际上责任最大的，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对孙中山的认识。很多问题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样，跟孙中山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 　　陈远（历史学家、《中国周刊》副总编）： 　　我非常荣幸参加这个会，我从我自己的认识方面说几点： 　　首先我觉得谈袁世凯，要有几个大方面的认识，先回到“辛亥”来谈，辛亥有几个层面，辛亥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再一个，可以把“辛亥”拉长一段时间来谈，就是从1895年开始，我把它的时间拉得很长，以前和一些朋友也有过争议，这是我自己有一些看法，从1895年到1927年南北统一，再一个从1905年到清朝的结束，我把它分成三个定义的辛亥革命，第一个层面，这个辛亥革命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这个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来的思想资源也非常少，没有什么可总结的。第二个，从1895年孙中山创造兴中会，到国民党正式地取得天下，这个是一个革命话语下的辛亥革命，它这个时间段比较长。这个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的资源呢，我个人认为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最重要的是从05年到12年、13年这个时间段的辛亥革命，我认为它是最广义上的一个辛亥革命，就是说从清末立宪开始，到中国走向一个共和，这是中国老大帝国上千年以来，向现代文明，现代的制度开始尝试的一个蹒跚起步。#p#分页标题#e#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所起到的作用，之前也有很多先生提到，他是一个旧人中的新人，在这个变法的过程中，他的推动力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从教育改革到经济改革，然后再到政治改革，当时这个材料很充分，他所执掌的天津直隶，在各个方面都是做得最好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误解，可能大家都被费正清给忽悠了，就是说民国史上有个黄金十年，它是从27年到37年，但是我们要想，这个黄金十年的底子是从哪里打下来的，它是从北洋时期打下的。那么再归根结底地说，它其实是在袁世凯所力主的种种改革的根子在这里，如果我们简单地说这个“黄金十年”，它的表现是在27年到37年，但是它的基础是在袁世凯早期的改革进程中奠定的这个基础。 　　其次就是袁世凯“称帝”大家说得比较多，我简短说两个认识。袁世凯称帝，从理念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倒退，但是做历史研究，一方面是理念，再一方面，应该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来讲，当时从民众这个基础来看，有很多电视剧里其实有体现，可能有很多史家不太注意这一点，当时清王朝退位以后，老百姓有很多都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过，没有皇帝我怎么过日子，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民众基础。但是在精英层面，认为皇帝不能再当了，这个精英层面的大传统向社会传统的转变当中，它是有一个基础的。 　　再有一个，当时国际方面的形势，对国内也有一个压迫，我写过一篇文章，袁世凯他是想利用称帝树立起绝对的权力，然后用这个绝对的权力保证绝对的力量，来和日本对抗。我对他的称帝的认识是这样的。但是从理念上来说，“称帝”肯定是一个历史的倒退，我就简短讲这么多，谢谢。 　　张永东（历史学家、甘肃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对上面这个小伙子的发言，我还有一点看法，袁世凯是为了建立他的绝对权力，好像这个君主立宪没有他这个大总统的权力大，那么英国的女王没他权力大，英国的女王只是象征性的，这个东西我们要从制度上的权力的互相关系上来理解，袁世凯主要是当时避免国内出现战争，这是当时袁世凯最大的想法，我觉得袁世凯在这方面做的牺牲太大了。中国人都是些农民，他认识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好像袁世凯为了建立绝对权力，这个观点不成立。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权力，没有大总统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想想，袁世凯的做法的进步，中国人根本就理解不了，因为中国人习惯了，农民造了反，拉起一帮人，做个皇帝，中国人习惯这样，我是中国人，我可不愿意当奴才版的中国人，我想做一个理性的文明的有理智的中国人，我不愿意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中国人。 　　张永久（历史学家、作家）： 　　很荣幸参加这个会议，我姓张，叫张永久，参加这个会诚惶诚恐，有大家在这儿，我是不准备发言的。今天实际上我们的观点是很相近的，至少我听到目前为止的几位发言，我感觉观念确实是比较相近的，当然也有小的误差。我五前之前，是学文的，不是学史，文史不分家，本身喜欢历史，后来有个重庆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书《袁世凯家族》，已经出来了，大家也知道，后来我就写了。当时对于北洋军阀这一块是比较熟，写的过程中，也采访了一些东西，有一年，就是08年前后，我到北京去，有一个日本的学者，他想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我就跟他谈了一个观点，我说袁世凯，第一，他是个改革家，他是清末的一个著名的改革家，他和今天的一个人物比较相近，就是刚才马先生说的邓小平，非常相近，首先，他们两个都是务实派，没有什么理论的，袁世凯没有什么理论，邓小平也没有什么理论，如果你说思想是理论也可以，但是他没有很系统的理论。第二个三起三落，这是邓小平，袁世凯至少是两起两落，然后就是承受了很多不白之冤，包括邓小平，他是个伟人，但是他也犯了很多不可原谅的错误。袁世凯这个人，我觉得他肯定也是个伟人，他还是犯了错误，包括称帝问题上，就是他个人的历史局限性，为什么呢，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民智未开，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民智未开，你要是一百年以前的这么一个人做出超凡脱俗的事情，这是不可能，这是强人所难的，袁世凯做不到，袁世凯做得已经接近于完美了，但是他不是最完美的。这个问题就在于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他做得算是接近完美了。 　　我也不太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一个人一完美就全部完美，不是那么回事，有问题还是说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总结他成绩，我的发言完毕，谢谢。 　　端木赐香（历史学家、安阳师范学院教授）： 　　我是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我叫李桂枝，因为我觉得很遗憾，本来应该今天我的书也出来了，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推迟出版了，没有出版成功，要推迟一两个月，书的名字叫《为袁世凯辩护–以保守主义的视角》。为什么要写袁世凯这样一本书呢？本来我的研究兴趣不在这个范围，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些资料，直到今天，还有好多人认为我是一个江湖侠客类的写历史类的一个学者，为什么呢？因为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被抹黑的历史人物太多了，不应该那么光彩的人物也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写的这一本《袁世凯》，他是国共两党都抹黑的一个人物，所以他的冤屈应该是双重的。 　　还有一些过分光彩的，比如说林则徐，我在研究他，甚至把台湾的一些教科书，买的时候还很不容易，因为海关要给你没收，所以找台北的商人，然后把高中近代史教材弄过来，我发现台北相对客观，他只用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比如说他干什么事了，他绝对不在后面加一个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中国的历史书正好相反，没有事实陈述，直接上来就是价值判断，袁世凯就是这样，所以说在网络上晃了有十年多，有一次，我就从心理学方面，民族文化、民族土壤方面来分析一下袁世凯为什么称帝，但是有一个高深的历史老师，第二天我就发现他在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说这是卖国言行。当时我看了很悲哀，我说我要卖国，我不自量力，我能卖得起吗？国是我的吗？那么反过来，我要爱国，我也是自作多情，国还不是我的。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说，连一个中学的历史老师都在光对价值判断，不对事实判断，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把这本书的资讯已经发在网上了，好多人问我，你跟他们家有什么关系，甚至还有好多人，我要骂毛泽东的时候，他们问我你家是不是富农、地主，为什么对毛泽东那么恨之入骨呢？这些问题问得我很奇怪，我说你们智商太低了，难道我就弱智到如果我是地主被批斗过我才骂毛泽东吗，我会那么狭隘吗，我说我是六代贫农，毛泽东让富人变穷，让穷人变得更穷，让所有的人没有尊严，难道一个穷人就没有办法骂毛泽东吗？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写袁世凯。 　　第二个因为他是河南人，历史上有两个人，前两天我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做一个讲座，我开场白就说了两句，我说历史上河南有两个很实在的人，但是历史对他们不太公平，第一个就是赵紫阳，第二个就是袁世凯。我要写他的时候，写袁世凯的人很多，一想就是历史人物，我想把欧美的保守主义理论引进过来，在中国一听“保守”就是个贬义词、复辟、倒退，中国是没有保守主义的，所以我引进过来是欧美的保守主义。它的传统，首先就是保守自由，中国有吗？第二个保守财产，中国有财产私有制吗，直到今天，说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中国是没有的。那么我引进来这种理论视觉，我就发现中国国民性格理论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在经济学界，中国老百姓居然相信天上掉馅饼，居然相信一夜暴富，居然可以想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直到今天传销在中国，我认为一句话，中国是什么呀？傻瓜太多了，骗子太少。我就跟人说了，只要你想去骗人，那么能骗好多人，中国到今天，好多学者认为这是道德的懒散和智力的下降，这是国民性格方面。 　　那么在政治方面，没有人注意这个现象，经济上有传销大佬，但是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人去看政治学家，中国国民性格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一松就死，一放就乱。那么在中国民族性格里面就发现，中国出现了很多政治传销大王，第一个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居然跟光绪皇帝说给我权力，改革一如反掌，他以为就这么容易，哪有那么容易呢。 　　第二个是孙中山，他当时给的时间是十年，十年和欧美并驾齐驱，后面还加了一句话，“欧美称呼其”，就是十年以后，欧美就吓傻了，傻瞪眼，咱们中国就发达了。 　　第三个毛泽东也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继承人，在政治方面，他居然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且他跑到门口还不进，要在门口等赫鲁晓夫，中国人居然都相信这一点，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有这样一种情绪，如果老百姓在黑屋子里睡得太久了，你没有唤醒他，很不容易唤醒，他睡得很香，唤醒他以后，他就出于一种暴躁状态，他想一下子就冲出去，那么悲剧就出来了，中国近现代史所有的悲剧，我认为都是跟这种激进的情绪有关，也就是中国所谓的激进主义，所以这是我引进保守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到今天都认为袁世凯称帝叫复辟、倒退，叫君主立宪，试问从秦始皇开始到袁世凯的君主立宪，这在中国的政治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如果能在那儿站好，那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为什么袁世凯就不能称帝呢，中国人最信奉什么呢？胜者为王败者寇，我杀你，我把你们都杀掉，他们才听，袁世凯不就是厚道一些，没有杀那么多人吗？袁世凯用和平的方式当皇帝，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袁世凯唯一的不聪明之处就是他不知道，我可以称主席，我不称皇帝，称主席不就行了吗？如果我是他的智囊团，我就给他换个名号，为什么要称皇帝。 　　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中国直到今天，老百姓的声音，中国现在报纸上所有的东西，那是老百姓自己的声音吗？当时的舆论是国民党控制的，都说袁世凯称帝老百姓不同意，可是你看一下湖北老百姓，当时辛亥革命以后，遭灾最厉害的湖北老百姓，湖北老百姓过年都不让放鞭炮，说袁世凯和黎元洪合作把咱的张振武给杀掉了，可是你研究一下，张振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举一个细节，张振武在北京死掉了，他的一个小妾抱着灵牌到湖北下车了，张振武家里面据说有11个小老婆，而且张振武是革命一成功，据说家里的那些小妾全部是他的女学生，那群妻妾冲上来，跟那个小妾当场就打架，为什么呢？你居然有资格捧着这个牌位，这就是咱们的革命小领们，他的革命是什么呢？不就是一人一个女大学生吗，还不是一人一个女大学生，还是一个人十几个女大学生，你说这是小节，但是大的东西也很多，时间有限，我不愿意多说。 　　当时张振武他们那帮人，革命以后分脏不均，他们当时很失落，所以自己搞过自己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搞得湖北老百姓过年不能放鞭炮，所以湖北的商人叫邱志平，作为代表给政府写了一封信，上了这一封信以后，中心思想就是，“共和幸福不用亡国奴”，他们认为你共和共和，对于老百姓来讲，他管你中南海住着什么东西呢，哪怕你胡哥变成胡皇帝呢，只要老百姓过得好，他管你是什么名号呢。所以从政治历史上，君主立宪绝对是进步。梁启超就认为，中国不能直接实行君主立宪，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开明专制，然后是君主立宪，然后往前走，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老百姓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暴烈的情绪，对中国是个悲剧性的东西，到今天一句话，咱们走向共和是另一个版本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哲学方面我们需要反思。 　　我写这本书里面，我觉得针对学界对袁世凯的不公我提了好多观点，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一些学者啊似乎非得把袁世凯骂成是军阀，首先这个概念，骂得更过分的说他是个军阀世家，什么叫军阀，军阀就是地方割据武装势力，不听政府号令的，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以后，第一个就希望军队国家化，但是国民党捣乱，没有完成，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这个变乱时期，中央必须有权威，特别是在中国，你没有权威就一盘散沙，我认为袁世凯不能定性为军阀。如果要研究袁世凯，从他的叔祖父甲三开始，你会发现我用了一个词“满门忠烈”，特别是保恒，光绪四年来河南赈灾。骆宝善老先生写的很动情的一句话，“他一个人常常苦坐在办公室，神情疲惫，他说如果是天谴的话，我希望所有欠的加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要加到河南老百姓身上”，最后他自己传染上病死掉了，所以他们家保灵和保恒都是因公殉职的，所以这一点要排除掉，他们家族是满门忠烈的，甚至袁世凯本人也不能定性为军阀，老学者甚至把曾国藩、李鸿章都定性为军阀，我认为不太公平。 　　第二，现在搞历史，也不需要什么大的高深的理论，甚至平常心，做人的底线就行了，像李忠义、侯义杰，我很崇拜的两个大史学家，但是他们做的价值判断我是很不喜欢的，在他们的标题里面，居然写袁世凯叫不学无术的大草包，我一看我就着急了，你想一想，不就是高考不成功吗，邻居家的孩子高考失败了，你就指着人家鼻子说不学无术的大草包吗，这是做人的平常心，大家我们的史学家、大家都没有，所以这一点我认为很不公平。 　　第三个，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对他的评价，第一他是维新派，第二，他不是假维新，第三，他是个稳健的维新派，如果考察一下，他给翁同和两封长信，你会发现他真的是爱国爱民，他跟康有为的改革是截然不同的，康有为是从上层改革，袁世凯是从地方开始改革。我们现在不也是先从地方开始吗，这样比较稳妥。第二，康有为希望杀几个一员的大吏，袁世凯希望把他们安置好，给他们优厚的待遇，改革难道不需要这样吗？ 　　最后一个，袁世凯不叫告密，为什么呢？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咱们现在都是改革派，咱们都希望改革，你是一个军区司令，我是一个改革家，我今天半夜到你家，我让你跟我造反，这是一种道德绑架，我没有参与你们的核心机密，半夜敲门都是鬼敲门，你的袋子里面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要不就咱俩人头见，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好，袁世凯没有告密，这是过后他们露馅儿了，袁世凯为了自保，这是人的本能，我去补报一下。光绪是个牺牲品，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绝对也是个牺牲品，我认为康有为就是个赌徒，在他赌博的时候，光绪是他的牺